文人相轻（精选十篇）
文人相轻 篇1
所谓“文人相轻”就是在文人内部存在的相互排斥、相互歧视的一种现象。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文人相轻”呢?
一, 历史原因。由于长期受封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 有些文人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狭隘利己目的, 常常有意贬低其他知识分子。另外, 中国长期的封建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 造就了小生产者眼界狭隘, 自私自利、投机取巧、封闭自得、夜郎自大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文人身上就是“相轻”和“窝里斗”。对别人总要采取贬低的态度, 即便比别人差, 也造成一幅比别人强的假象来, 排斥同行、欺下瞒上, 成为喜欢用的手法。
二, 文人所处环境的影响。某些文人由于受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 比较重视个人作用, 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任何事情超越“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文人们的思想认识深受当时社会价值 (入仕做官) 取向的影响。读书是为了做官, 即便仕途失意也要投靠个大人物来做后盾。他们把有没有做官, 官做到多大, 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那么, 为了保住项上乌纱, 在权贵面前争相邀宠也构成了他们彼此永远相互嫉妒的根源。
三, 文人自身的缺陷。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嫉妒心理作怪。日本学者诧摩武俊认为:嫉妒就是自己以外的人占了比自己优越的地位, 或是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被别人夺取, 或将被夺取的时候所产生的感情。这是一种极欲排除或想破坏别人优越地位的状态, 含有僧恨的一种感情。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有改善现状的愿望和不愿输给别人的思想, 嫉妒就会不断发生。文人更是如此。对此, 清人章学诚见解颇深, 他在《文史通义·知难》中说:凡受成形者, 不能无殊致也;凡票血气者, 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 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 则抉恐见破、嫉忌低毁之端开矣。由此可见, “文人相轻”的本质:由“争心”而引起“嫉忌”, 由“嫉忌”而引发“诋毁” (这是“相轻”的主要形式) 。
由嫉妒而引起的“文人相轻”事件不胜枚举。焚书坑儒, 与其说秦始皇是毁灭知识和文人的刽子手, 不如说是那些不争气的文人互相揭发来开脱自己所造成的恶果。你说我不忠, 我诬你谋反。平常高谈阔论, 不可一世, 遇事就乱了阵脚, 推却罪责。另外, 越是位居高官的人在嫉妒、诋毁他人方面越是表现突出。宰相李斯因嫉妒韩非的才华而将其毒死。他们还同为荀子的学生呢!听说韩非入狱后问狱卒, 我犯了什么罪?狱卒回答, 一个鸡笼里容不下两只公鸡。权势文人碰上超越自己才华的人, 就是置于死地而后快, 哪管犯不犯罪?李斯又演了孙膑、庞涓的老戏。
其二, 中国文人缺乏人格自尊。在极权时代, 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 无法做一个正常的人。为了保护自己, 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文人的所作所为, 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高压下, 人格高尚的可以拒绝名利而保持沉默, 人格低下的人为了名利, 反而会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在高压下, 人难免违心地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不必谄媚、曲意逢迎, 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文人竟没守住这个底线。另外, 中国人擅长博闻强识, 不善于合作创造真知, 脑袋里塞满了可以永远自我炫耀的历史典故, 所以总以为自己最了不起, 别人是一塌糊涂。最无知者最狂妄, 这就是中国文人相轻的奥秘。
为彻底克服“文人相轻”现象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解决:
首先, 应该提高文人的思想道德修养, 这是解决“文人相轻”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道德水平提高了才会有行为上的自律。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 采取得力措施, 使广大无德文人以积极的精神状态树立团结协作的精神,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文人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的种种欲望的诱惑下能够抵制社会的阴暗面, 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
其次, 文人应该学会“审己度人”。要正确认识自己, 认识别人。不要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去比较, 也不要袒护自己的缺点, 嫉妒别人的优点。当然做学问少不了学术争论, 但不要以揭短为目的发展成恶意的攻击。文人之间应该改建立有原则的相亲相敬的关系, 坚持实事求是, 抱着使人进步的思想进行学术探讨。
最后, 端正态度。文人敢于相轻是因为有相轻的资本, 但相轻也要注意方法及态度。文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 不能要求千篇一律, 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应该是一百朵不同颜色的花竞相绽放而不是一百朵相同颜色的一起开放。在尊重各个文人创作成果的前提下, 杜绝从个人意气、个人私利、主管臆断出发, 作出有碍于文学批评的正常论争。以平常心看待,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能真正消除“文人相轻”的陋习, 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
时代发展到今天, “文人相轻”的陋习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人,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我们必须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 提倡“文人相亲”的新风。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人的合力, 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竞争创新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一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2][日]诧摩武俊:《嫉妒心理学——人际关系的隐秘因素》,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文人相轻随笔 篇2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有人对某个公众人物或是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时候，总有被批评者的粉丝在下面留言说，你看，文人相轻吧。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让人很难辩解，因为如果我们将“文人”用知识分子来理解的话，那么文人相轻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相轻”是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之一。甚至我认为，文人相轻恰恰才是知识界健康生态的.表现。
历史上文人最相轻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年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你指出我的不足，我指出你的欠缺。其实说白了，百家争鸣就是百家抬杠，或者百家互掐。这时候文人相轻的程度达到顶峰，而且知识界的这种生态极大地刺激了各路学派的灵感和创造力，造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空前的繁荣。那时的知识分子必须直面意见市场的竞争，接受公众的检验，因此只有最有竞争力的思想才能不被淘汰出局。
而在今天，为什么“文人相轻”会被大家当作一个负面词汇理解呢?原因在于今天知识分子间的竞争缺乏一个百家争鸣时代那样公平公正的平台。那个时代的特点是蔑视权威，或者说不存在权威，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把道理讲明白，规则清晰明了，就像今天的体育竞技运动一样。体育竞技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强调规则和平台的公平、公正、透明。以拳击运动为例，拳王泰森是这个项目的霸主，但如果有个无名之辈在拳击规则之下将泰森打倒，那这个人就可以获得金腰带，谁不服气就上来练练。
所以说不光是在知识界，在体育界，或是任何一个存在竞争的领域，“相轻”都是题中之义。在百家争鸣的年代，学术思想得以公平竞争，各路学者可以公开辩论，公众最后就能判断谁是滥竽充数，谁有真才实学。
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最缺乏的就是公开公平的批评环境。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呈两极化分布，要么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恶毒的政治手腕相互打压，要么是相互吹捧，你好我好大家好，颇有“小人之交甘若醴”的味道，这都不是健康的知识分子生态。
可喜的是，如今有一些健康公开的批评和争鸣正在出现，而社会上许多人将之斥之为“文人相轻”。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将知识分子当作一种需要公众检验的职业，而是将它当作一种资格或是一个标签。像春秋年代那样，真正的知识界，是需要有“相轻”的批评才能出现的。
说一说“文人相轻” 篇3
一方面,喜欢相轻的绝不只是文人,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关羽,据《三国志》载:“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另一方面,文人也有相互推尊的一面。如《晋书·陆机传》载,东吴被晋所灭后,陆机、陆云被征入洛阳,他们去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叹曰:“伐吴之役,利在二俊。”于是荐之诸公。
说到文人相轻的原因,曹丕归结为两条:“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于自见,谓己为贤。”然而,既曰“常人”,则是一般人皆有的毛病,若表现在文人之间就是“文人相轻”,那么在武人之间也当有“武人相轻”,在商业领域也应有“商人相轻”,如此类推,相轻的亦不止于文人,如何但拿“文人相轻”说事儿呢?事实上,三教九流之中,文人之所以独独给人以“相轻”的印象,不过是因为文人们总能把他们的意见与批评用漂亮的言辞吐露出来,而其他行当的人因为拙于言辞,不能将其相轻之意写成文章而广布于人口罢了。
曹丕用贵远贱近解释文人相轻,在其前其后皆有持论相近者。其前,如东汉中叶王充《论衡》亦云:“画工好画古人,不肯图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扬子云作《法言》,张伯松不肯观,以同时也。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必以为金匮矣。”在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云:“韩非《储说》始出,相如《子虚赋》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非同时则贱哉!”然而王充与刘勰的话也不尽可信。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完成《法言》与《太玄》后,“《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可见扬雄的《法言》在扬雄在世时就受到普遍推崇,张伯松不肯观,只是特例,且其不肯观,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原因为扬雄是其同代人之故。王充的说法只是他个人的揣测。再说刘勰。刘勰的说法更不通。韩非被下狱,乃是受李斯和姚贾的陷害,并不是秦嬴政知道他是“今人”而轻视了他的才学。相反,嬴政知道《储说》为韩非所作后,是通过发兵威胁韩国才索得韩非入秦的。至于汉武帝,他得知《子虚》为司马相如所作,便速召相如来朝,何尝以相如为今人而鄙夷《子虚》了呢?再以曹丕来说,曹丕自己便是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帝王,他写的诗,明钟惺《古诗归》说:“便婉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然而曹丕自己的《论文》对他同时代的作家却是颇多揄扬,丝毫不见贵远贱近、文人相轻的毛病。又如,《晋书·文苑传》载,左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也想作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陆机初不知左思才华,有些轻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及后得悉左思文采,而能一改前时之意气,又何其令人赞叹!
宋代文人诗画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篇4
1文人园林的兴起
文人园林是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或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对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设计,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入造园艺术中。就文献记载来看,唐宋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皇亲贵族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王维的辋川别业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的较全面的园林观。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新兴潮流。宋代私家造园活动最为突出,占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士流园林全面文人化,文人园林大为兴盛的独特现象,作为一种风格涵盖了所有的私家造园活动,其兴盛也就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达到成熟境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2宋代文人诗词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文人诗词是记录和传达他们对园林理解的一种方式。从唐宋时期就涌现出许多闻名遐迩的诗词大家,到了宋代,宋词中描写园林景致的语句更是随处可见,如:苏轼《稍遍》中的“方杏靥匀酥,花须吐绣,园林翠红排比。”柳永《黄莺儿·咏莺》中的“园林晴昼谁为主?”贺铸《西笑吟》中的“桃叶园林风日好,曲径珍丛,处处闻啼鸟。”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中的“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辛弃疾《满江红·暮春》中有道是“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张炎《满庭芳·小春》中提到“晴皎霜花,晓镕冰羽,开簾觉道寒轻。误闻啼鸟,生意又园林。”[4]等等,这些诗词句都描写了文人对园林景观产生的独特感受。但所谓宋词的园林情调绝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更多地表现在对园林意象的选择和描绘上。那么宋词中最常见的意象是哪些呢?明代杨慎在其《词品·卷三》中说:“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词之“三才”,风月、花柳都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而“歌舞”也是园林中常见的场景。具体的这些意象包括月、日、风、雨、天、夜、暮、流水、花、梅、草、柳、荷、竹、梧桐、萍、燕、莺、蜂、蝶、池、楼、堂、亭、阑、帘幕等等。宋词非常善于捕捉和应用这类意象来营造园林情调。如: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睡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红英落尽青苔院。(欧阳修《蝶恋花》)
东风荡飏轻云缕,时送萧萧雨。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陈亮《虞美人·春愁》)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苏轼《永遇乐》)
这样的例子在宋词中比比皆是。南宋皇宫凤凰山一带,官吏、衙署建造的园林数以百计,西湖成了最大的公众“园林”,苏东坡描写西湖的千古名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直来脍炙人口。他们写园、造园,这都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发展,加上西湖的人文景观,民间流传的许许多多传说,使它更为楚楚动人,富有情调。如“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流传至今。
3宋代文人画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宋代文人画的兴起,也对文人造园有着直接的影响。文人画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抒情表意之作,其风格强调对客体的神似而非形似。宋代文人园林的特点与文人画的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文人所写的画论可以引为指导园林创造的园论。
从画史上看,文人画的主要题材领域是山水、林木、竹石、花草和禽鱼。如苏轼“胸中盘郁”的枯木怪石(图1),米芾父子层层点染的“米家山水”(图2),郑思肖抒写悲愤之情的露根无土之兰(图3),倪云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山水,徐渭“笔底明珠无处卖”的墨葡萄(图4),八大山人造型突兀、亦哭亦笑的八哥,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墨竹(图5)都是借这类题材来写意的。值得深味的是:山水、林木、竹石、花草和禽鱼这类文人画借以抒情的题材,恰恰也正是园林构园的重要题材,也是唐宋元明清文人园林表达个性的重要载体材料[2]。
文人山水画是以表现自然山水为主题,画家要达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境界,就必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2]。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被推崇为山水画的至理名言。古代文人酷爱自然山水,在审美中不一定追求名山大川,只要能激起内在精神上的自娱自足,即便是小桥流水也同样令人自我陶醉,流连忘返。而园林便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以创造出自然风景的艺术景象。中国园林或模拟山水画,或取意田园诗文,或借鉴自然风景,但从本质上来说,皆以大自然的风景名胜形象为蓝本,并结合园主的思想主题而创作的。正如清初著名造园家张南垣所说:“今夫群峰造之,深岩蔽日,此盖造物神灵之所为,非人力可及而致也,况其地辄数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沟,尤而效之。”[2]因而,中国园林同中国绘画一样,既是主观的艺术创造,又无不包涵客观内容。而中国园林形象则是对大自然风景形象更集中更概括更理想和富有情趣的艺术体现。从李唐《烟岚萧寺图》到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大批山水画卷中,似乎都能看到园林最早的雏型。正如郭熙所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观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也。”[3]在这里,可望、可游、可居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深刻反映了文人造园的观点,绘画卷上的蓝图不过是在纸上,而营造园林则更可以“快人意,实获我心哉”。
中国画创作中立意为绘画之本,而园林立意在《园冶》中称之“相地”,指造园家设计构思前,对自然和造园的具体条件进行仔细观察体验,深思熟虑,然后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主题思想和各种景观的形象。无立意不园林,只有根据人们的审美趣味、自然条件和使用功能诸方面进行构思,并通过园林空间景观的艺术形象的组织,典型环境的利用,叠山理水,经营建筑绿化,依山取山景,而得山林意境,傍水得水景,而得看水意境,意因境存,境因意活,相辅相成,方能造出美好的园林艺术形象。
受文人画的影响,园林艺术创作寄寓着诗情画意,“神韵”和“意趣”便成为文人园林的重要审美因素,而所谓“神韵”“意趣”的创造就要求造园家在布置园林山水花木时,要把握住山水性情,让山有环抱起伏之状,水有潆徊之势,做到“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树木栽植要聚散起伏,错落有致。廊边窗外花树一角,或梨竹一丛,山间古树簇聚或散植,都要力求枯木竹石之画意。即便是一草一木,或含笑或开或谢都要具画工之意。既要追求模拟自然的形似,又要把自然的气韵反映出来,达到“片石生情”的意趣。
4结论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造园艺术的成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载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造园,特别是宋徽宗赵佶以画家和文人的身份具体过问、参与设计了著名的宋皇家御园“艮岳”,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以皇帝为首的一批画家、显贵是如此热衷于营造一个诗画同园的人造自然空间园林。因而“文人的诗画情趣”便成为中国园林艺术的构造特点,而其核心是钟爱自然的情感,提炼自然,浓缩自然,在手段上常表现为园中有园,堆山叠石,栽花植木,依形而筑,寄情于物,尽可能把自然中一切美景以诗词、绘画的方式引入人的生活空间,立意在先,超越时空的限制,表达出自我的情感,通过某一景的“立意”展开布局,从局部的景致中展现出深邃的“意境”来,而园林的诗情画意正是当时文人诗词风骨的复现。
宋代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历史上的丰碑,正如金学智先生赞道:“这是美的荟萃,史的积淀,是祖国锦绣河山的缩影。在新的时代里,它又不断走向街头,走向室内,走向农村。它以其艺术实践证明自身不但有其灿烂辉煌的过去,而且有其蜚声中外的现在和几乎无限的未来。”因此,宋代文人园林已不单纯的仅是士大夫寄托思想、放怀释情、修身养性之地,而更因其优越的自然生态与丰饶的精神文化相结合,这也被更多外国景观设计师所认识并运用到他们的园林建设中,或是干脆单独建造中国式园林来传递这种意境。而今国内,许多居住区绿地将文人园林的意境融入到小区绿化甚至延伸到室内,更进一步接近当代人的生活。作为园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只有不断解读和继承传统,才能为后世探寻理想的生活空间做出更深刻的启示,为我国乃至世界园林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理论积淀。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吴学峰.文人画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艺术思想的影响[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5(02).231-234
[3]何征.宋文人山水画对园林艺术的影响[J].浙江林学院学报,1998(04).445-449
文人相轻 篇5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yǔ）元瑜、汝南应瑒（chàng）德琏（jiǎ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lù）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zhī）、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chóu）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lěi）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6．下列实词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3分）（ ）
A.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 能：擅长 B.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胜：尽，表达
C.于辞无所假 假：借用（别人的文辞）D.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 引：运用
7．下列各组虚词中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3分）（ ）
A. 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 有体。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B.①王粲长于辞赋。②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C. ①文人相轻，自古而然。②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
D.①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②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8．曹丕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3分）
9．翻译文中划线句子（9分）
⑴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3分）
⑵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分）
⑶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3分）
参考答案
6.B 胜过 超过
7.C 而 副词 就 副词
8.要求君子审己以度人，免于相互轻视。
9.⑴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是惧怕时间流逝罢了。（然、贱、过、通顺各1分）
⑵这四种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人有所偏好，只有全才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科、偏、体、通顺各1分）
⑶君子（我）审察自己，来度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度、累、通顺各1分）
二：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鲜：少
B．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良：很
C．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匹：这类人
D．二者必至之常期期：规定的时日，期限
2:下列哪些内容是属于作者所批评的文学现象
①文人相轻 ②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 ③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④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⑤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⑥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A．①③⑤ B．③④⑤ C．①③⑥ D．②④⑥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建安七子”，认为他们都有学问，都有创造才能，其中，对王粲的评价最高。
B．《典论·论文》的论述思路，先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然后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
C．作者以“建安七子”因才性不同而各有所偏的事实证明真正全才之人是很少的，从而含蓄地批评了“文人相轻”这种文学现象。
D．文章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由“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知，“气”指的是作家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表现，具有鲜明的个性。
4: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3分）
（2）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4分）
参考答案
1:C
2:C
3:A
4:（1）傅毅与班固相比，两人文才相当，然而班固轻视傅毅。（译出大意1分，落实“伯仲”“小”意思各1分）
（2）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流逝罢了。（译出大意1分，落实“贱”“重”“过”意思各1分）
参考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峰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千徐伟长、陈留人玩璃阮文瑜-汝南人应磅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对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支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篡)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圈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母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瑒(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支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起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量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李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白已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周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素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流逝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宝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文人何必相轻 篇6
关键词：文人相轻；审己度人；杨明照；王利器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4-0049-03
一、文人相轻的传统文化背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批判了这种狭隘落后的旧习气。东汉时，同朝为官，又曾先后担任过兰台令史的班固与傅毅，“伯仲之间耳”，但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说他凭着会写文章担任了兰台令史，而“下笔不能自休”。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方苞和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的李绂，同为康熙年间进士，方苞官礼部侍郎，李绂先后官工部右侍郎、户部侍郎。一天，方苞拿着他为曾祖父写的墓志铭给李绂看，李刚看一眼，就把文章还给了方。方苞非常郁闷，问道：我的文章难道你就不能看完吗？李回答说：是的。方问他为什么？李说，现在县名用“桐”字的有五个：浙江的桐乡、桐庐，河南的桐柏，贵州的桐梓和安徽的桐城。你在铭文里把“桐城”省作“桐”，将来的人怎么知道你指的就是桐城呢？方无言以对，默然良久。一向以古文自命的方苞，自视甚高，但这次却被李绂抓住小辫子，弄得十分尴尬。这个故事也有一点“文人相轻”的味道。
而“文人相轻”又是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心理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心理态度也是由来已久。汉代桓谭就说过“凡人贱近而贵远”，陆贾则批评俗人“淡于所见，甘于所闻”。这种心理态
度的形成有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原因。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深沉的历史认同感，使得“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情感，以至于“耳目所闻睹，则遗忽之；耳目所不睹闻，则敬异之”。从文化角度看，这种历史认同感又是儒家思想在文人心理中的折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古主义者，他对西周的文化制度顶礼膜拜：“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文”，具体而言就是“五经”。后来的儒生把五经看作古往今来最完美的典籍，文人则把五经视为至高无上的作品。刘勰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所以他极力提倡取法于经，认为经书的规范“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潤千里者也”。于是在文坛上，“贵远贱近”和“向声背实”成为普遍的思想倾向。
二、文人相轻在当代文人中的延续
这种“文人相轻”的习气在当代文人身上亦有相当的表现。杨明照与王利器堪称当代古籍校勘的两位大师级人物，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亦可谓《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坊间曾有传言，谓杨明照与王利器两人的《文心雕龙》校注相似之处甚多，
杨曾说过：那是王抄袭他的。近日撰文，作《文心雕龙·体性》“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条“范注”疏证，发现杨、王二人的校注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于“仲宣躁竞”，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的前身）校曰：“‘竞原作‘锐，案《三国·魏志·杜袭传》：‘王粲性躁竞、本书《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进（当为“竞”），‘竞‘锐形近致讹，今据改。”20世纪50年代，王担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重版的责任编辑，他对“范注”《体性》“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一句的校注作了如下订正：“案《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此‘锐疑是‘竞字之误。《魏志·杜袭传》：‘（王）粲性躁竞。此彦和所本。”而杨明照在1958年版的《文心雕龙校注》中，释《体性》“仲宣躁锐”曰：
按以《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验之，“锐”疑为“竞”之误。《三国志·魏志·杜袭传》：“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据此，则“锐“应作”竞“必矣。
王、杨二位在此条校注上，所引本证材料《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所征他证材料《魏志·杜袭传》“粲性躁竞”，以及所得结论“此‘锐疑是‘竞字之误”，均若合符契。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究竟是英雄所见略同，抑或是存在抄袭之嫌呢？
我更相信这种相似之处主要源于两人相近的治学经历和相似的学术背景，是典型的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现象。
杨明照1909年生于四川大足，1930年考入重庆大学预科，在授课教师吴芳吉的影响下，爱上《文心雕龙》，并终身与之结下不解之缘。1935年秋重庆大学并入四川大学，杨在川大继续钻研《文心雕龙》，并研读“范注”，补苴罅漏。1936年夏，杨以《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为题，提交毕业论文，其论文指导教师庞石帚教授给这篇论文打了满分。同年秋，杨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师从郭绍虞教授继续研究《文心雕龙》。1939年，《文心雕龙校注》一书杀青定稿，作为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任教，1946年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
王利器1912年生于四川江津，1931年考入江津中学，师从校长吴芳吉先生，蒙其厚爱，攻读《淮南子》。1935年考入重庆大学高中部，193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听庞石帚先生讲授《文心雕龙》，并购得开明书店出版的“范注”，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同时师从向宗鲁先生，其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被推荐去参加重庆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竟然也得了满分。1940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毕业论文为《吕氏春秋比义》。1943年，《文心雕龙新书》问世。毕业后受聘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1945年受聘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文心雕龙》等课程。
可見，杨、王二位几乎在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师训传授，又有着几乎一致的兴趣爱好，并取得了同样杰出的学术成就。因此，在两人共同校注《文心雕龙》时，难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很难说一定是谁抄袭了谁。就《体性》“仲宣躁锐”条校注而言，两者在本证材料、他证材料和校勘结论等方面，虽然都惊人的一致，但是仍然不能说谁抄袭了谁。首先，我们相信杨不会抄袭王。同时，王的《新书》出版于杨的《校注》之前，再检杨发表于1937年第3期《文学年报》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其中亦未涉《体性》此注，这样看来，王也不存在抄袭杨。至于两人的校注结果为何惊人的相似？我还是认为这主要源于两人在四川师从同样的老师，接受了同样的师训。相同的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功夫上存在惊人的相似，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何必一定要“文人相轻”，一口咬定谁抄袭了谁呢！
其实，杨明照自己曾发现，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1926年发表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亦不乏佳处，且间有与余说暗合者”，如《哀弔篇》“华辞未造”之“未”字，《论说篇》“烦情入机”之“烦”字，《章句篇》“改韵从调”之“从”字是，等等。但是，他认为这些暗合之处都是正常的：“同治一书而所见时同，斯乃事理之常，无足怪者也。”（杨明照《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原载1938年《燕京学报》第二十四期，又收入作者《学不已斋杂著》一书。）惜其未以同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与王利器在《文心雕龙》校勘中的某些暗合之处！
三、解决文人相轻的途径
曹丕当时就认识到，“文人相轻”的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公正有益的文学批评，更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繁荣。他认为产生“文人相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主观上的“善于自见”、“暗于自见”，即对于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于自己的短处“暗于自见”；二是客观上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每个人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以己之长轻人所短，总是有可轻之处。解决“文人相轻”的办法是“审己以度人”，即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公正地对待别人，这才是从事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Scholars Belittling Each Other" is Unwise
LI 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belittling each other" is a bad customs in ancient China among narrow-minded scholars， which has certain trad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an still be found amo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If it is not corrected， it will influence fair and benefici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ven the creation and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should look upon ourselves objectively as well as treat others fairly.
文人与山水 篇7
文人, 是人类中最富雅韵的, 而山水, 是自然景物中最典雅的, 二者有着共同的与生俱来的气质。文人, 会以优雅、潇洒的辞藻来抒情, 山水则以淳朴、淡雅的自然美与文人相适应。文人总是会散发出幽香, 山水也始终氤氲着清香的气息。文人, 有着高洁的品质, 这是因为书籍的陶冶;而山水, 有着淳朴的品格, 这是因为自然的造就, 自然的酝酿。文人与山水有着共同的气质, 这使他们紧紧相连。山水, 只有与文人在一起, 才会显出气质;文人, 只有与山水在一起, 才能散发幽香。
文人有情, 山水有意。山水引起文人的情, 文人赋予山水意。柳宗元被贬, 来到了一条小溪旁, 小溪“其流甚下, 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 大舟不可以入也。幽遮浅狭, 蛟龙不屑, 不能兴云雨, 无以利世也”。小溪的意, 引起了柳宗元的“而适类于予”的感慨, 进而又想“溪虽莫利予也, 而善鉴五类, 清莹秀澈, 铿鸣金石, 能使愚者嬉笑眷慕, 乐而不能去也”。而自己“虽不合于俗, 亦颇以文墨自慰, 嗽涤万物, 牢笼百态, 而无所避之”, 柳宗元的情加之于愚溪的意, “以愚词歌愚溪, 则茫然而不违, 浑然而同归”。
文人的灵感来自于山水。苏轼因为月的阴晴圆缺, 长江的无穷无尽, 而得出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且夫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的哲理。而山水被赋予血肉来自于文人的笔墨, 黄鹤楼因为那一句“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而由此成为名胜, 成为宝贵的文化遗址。余秋雨先生游历山山水水, 足迹几乎遍及世界, 看了许许多多的山水风景, 因此有了《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这些沉甸甸的著作。
青花·折扇·文人 篇8
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勾画着这样的画面:冷清的月光下, 宇宙都沉寂下来, 似乎在等待着奇景现世。一朵寂寞的兰花缓缓张开柔嫩的花瓣, 一层一层揭开神秘的面纱, 惊世的容颜只送给同样光明的月。月光在这一瞬间柔和了, 与奇异的兰花沉默对视, 花儿也收起心底浓浓的哀伤, 摇晃着异色的花朵, 天地间充满灵气的花朵, 与月, 用独特的语言交流着……
然而月终将散去, 火红的太阳眷恋着满园艳丽的花朵, 这颜色单调的花儿在炫目的光彩中显得那么卑微。失去了欣赏他的月, 原本的美丽便被浓浓的忧伤掩盖, 却仍潇洒地挺直腰肢, 进行着自我保护和自我安慰。
扇上的花如此, 执扇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一张一合间有说不出的风流倜傥, 道不尽的潇洒快活。折扇轻摇, 指点江山, 激昂文字, 谈笑间时光飞逝。可又有谁, 注意过夜里仰望月亮的脸上那挥之不去的无奈和忧伤。于是那把逍遥的折扇, 变成了用来伪装心灵的道具。
奉旨填词的柳永是有把折扇的吧?否则又怎么会有“都门帐饮无绪, 留恋处兰舟催发”的伤感, 又怎么会有“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的痛苦?
热衷山水的柳宗元是有把折扇的吧?否则又怎么会有“寂寥无人, 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的忧伤, 又怎么会有“海畔尖山似剑芒, 秋来处处割断肠”的凄凉?
狂放不羁的李白应该是有把折扇的吧?否则又怎么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无奈, 又怎么会有“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的寂寞?
……
多少个世纪以来, 似那兰花的文人墨客在月的离去后, 潇洒地玩着折扇, 在这群花竟艳的红日下, 倔强地挺立, 心底却痛得颤抖, 低下卑微的头颅, 无助地依偎着与自己不离不弃的另一朵花——手中的笔, 笔下的文, 文中包裹着脆弱的心。
文人画小议 篇9
宋代时期由于皇上的喜爱, 建立了皇家画院, 并由宋徽宗亲自主持, 讲求“形似”和“法度”, 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因此形成了被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的写实艺术。但是, 物极必反, 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求变, 艺术更是如此。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因此宋代的一些艺术文化修养深厚广博的理论家和画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文人画这一理论。而苏轼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并且对后世中国文人画的体系形成起到了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画家。他把“士人画”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提了出来, 并把它与“画工”对立起来。在他看来, 士人画是取意气而非形似, 画工画只是形似而无意味, 所以他说“论画以形似, 见于儿童邻”[1]。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 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 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元代时期异族入侵, 在一些汉族文人的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悲愤, 他们大部分人放弃仕进, 疏于人事以隐居的态度表现对宋的忠贞。比如郑思肖, 他所绘制的无根兰花就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抒发情感的媒介。在画中渗入了他们对于现状的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赵孟頫认为由于中国绘画书法所用的工具材料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提出了“书画同源”的理论, 并且提倡“作画贵有古意”, 这些都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元四大家中的倪瓒更是提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聊以写胸中逸气”的文人画论。[2]至此, 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便形成。
明代文人画是以“吴门画派”的画家为代表的, 他们继承了元人奠定的文人画的水墨风格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他们对仕途的险恶深恶痛绝, 于是淡泊名利, 以诗文书画自娱, 在书画里表现自己的品格以及清高的情怀。晚明时期著名画家张宏更是拓展了文人山水画的新境界, 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 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 加以创新, 回归自然, 到大山里去写生, 师法自然, 从而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的写生论以及师法自然的绘画实践, 也哺育影响了明清时期的一大批山水画家, 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清代“四僧”, 而又以八大和石涛为其中的翘楚。八大和石涛都是明末皇室后裔, 都经历了国破家国亡之痛, 却又无以言表, 于是他们寄情书画, 借以抒发胸中的闷气, 尤其是八大的作品, 画中动物皆白眼向天, 以表达他与清政府的不合作以及他的孤冷高傲。
近代以来, 由于西方绘画的传入, 使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中国画坛上关于中国画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论争。在论争中, 陈师曾等国学大师全力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 并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 对中国文人画从理论的高度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释, 并提出了文人画的四要素:一为人品, 二为学问, 三为才情, 四为思想。认为这四点才是文人画的精髓所在, 文人画家都应该在这几个方面努力下大工夫。
纵观文人画的发展, 可以看到他不以写实为能事, 追求似与不似之间, 甚至有像八大等人的狂怪, 但是无论文人画狂怪到什么样的地步, 它总会保持着总的格调, 即:清雅、简约、平淡。这正是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显现, 也是儒家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 更是画家深厚的文学修养的表现和中国传统文人画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文人趣事 篇10
邹韬奋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文课时, 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 被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 罚上台上去站。第三次答不出, 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
老舍某次讲演:“青年作家们应该有创造心理, 不能模仿。比如说今天人家说‘祖国’, 我也写‘祖国’, 明天人家说‘大地’, 我也写‘大地’, 这是没有进步的。诸位请看, 我老舍的文章里, 就没有一个‘大地’, 也没有一个‘祖国’。如经发现, 我愿罚银一元。”听众哄堂大笑。
1945年, 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 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如郭沫若、宋云彬、王琦都应邀前往, 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 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 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 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 哈哈大笑, 说:“噢, 我明白了, 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 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26年的一天下午, 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沈雁冰 (茅盾) 、郑振铎、夏丐尊及周予同等人吃饭。酒至半酣, 章锡琛说:“吃清酒乏味, 请雁冰兄助兴。”沈雁冰酒兴正浓, 便说:“好啊, 以何助兴?”章锡琛说:“听说你会背《红楼梦》, 来一段怎么样?”沈雁冰表示同意。于是郑振铎拿过书来点回目, 沈雁冰随点随背, 一口气竟背了半个多小时, 一字不差。同席者无不为他的惊人记忆力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