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人诗

东汉文人诗（共5篇）

篇1：东汉文人诗

第四章

东汉文人诗、五言诗与七言诗：从模仿到成熟 1.1 班固

五言诗最初兴起于民间，东汉开始有文人仿作。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全诗如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全诗按时间顺序叙述缇萦救父故事，只在最后两句发表议论。语言也很质朴。锺嵘在《诗品·序》中，就说它“质木无文”，反映出文人初习五言诗还不够熟练。

班固也有七言诗，今存《竹扇赋》残篇，就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应该是附在赋的正文后面的，现在赋文散佚了，只留下诗，遣词造句也是质朴无华。

1.2 张衡

张衡的五言诗，模拟民歌的色彩也很明显，不过风格和班固不同。先读《同声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莞（wǎn）蒻（ru ò）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dī）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鞮芬以狄香：鞮芬、狄香为同一物，西域所出之香料也。通篇设为新婚女子口吻。先写其惊喜羞涩之情，再以铺陈手法表达对丈夫的爱恋。最后写房中之乐，大胆而直率。吸收民歌的成分，主要是铺陈的手法；文辞则华丽绮艳，表现出文人化的倾向。旧注每谓寄寓臣子事君之意，恐怕是站不住的。

张衡又有《四愁诗》，借与美人的阻隔，寄托政治上受排挤后的思慕和向往。以美人喻君王（或君子）的手法，显然受楚骚影响，诗体也是骚体。它还是七言诗的雏形，成为后代七言歌行体的先声。

从班固到张衡，虽然拟作的痕迹还很明显，但文人化的程度提高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辞华美；二是从叙事转变为抒情。从此以后，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又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1.3 秦嘉

秦嘉活动在桓帝时，生平参见p275注6。他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这组诗最早见于陈代徐陵所编《玉台新咏》。

赠妇诗三首并序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 获面别，赠诗云尔。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其一）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邱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蹰。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其三）

——[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

序。掾，一作计。上计，汉代各郡每年要派遣官吏到京师报告郡情，称上计。行前，其妻徐淑因病住在娘家，未获面别。写了三首诗相赠。

其一。屯蹇（jiǎn）：本《周易》中二卦名，指困顿，不顺利。寻环，即循环，形容忧思不绝。“匪来”句，《诗经·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愁思无尽，不可收拾。前四句，说人生多艰而欢会不足，以慨叹发端。“念当”四句，叙述即将奉役远行，他派车去接妻子，妻子未能如愿归来。最后八句，抒发读信后悲伤惆怅的心情。其中有直接抒情，也通过细节描写展现内心世界。平铺直叙，显得朴实直率。

其二。前六句，仍以感叹发端，说他与妻子少小孤苦，婚后也很少有欢乐的日子。“念当”四句，说在离别之前，想到徐淑处见一面，终因相隔遥远，路途艰险而没有成行。“临路”六句，写临行而眷恋不忍离去。最后四句抒发悲伤之情。说从此以后，将要离不开针药了，因为太多的愁苦会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守志不移的人，感情的深厚是有始有终的，恩义岂可不长久地继续下去？（属音主，连续也。）讨论：评价此诗。

“浮云”二句，写景真切，有助于渲染感情，堪称佳句。全诗的构思却乏善可述，特别是联系写作的背景来看，更觉得乏味——徐淑生着病，你能想到派车接她回来，自己却因为路不好走，就不能看望她？去不了也就罢了，又在诗里絮絮叨叨地交代为什么去不了，多少让人觉得矫情。由此想到孔子的一段话：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唐棣四句，是逸诗（《诗经》时代的作品，而没有被收到《诗经》里去）。大意是说：唐棣花开，翩翩然地摇动着。我心岂不思念你？但我们的居室相隔太远了。孔子说：只是没有想念罢了，（真想念的 话），还有什么远的呢？《赠妇诗》的第二首，和孔子所批评的逸诗如出一辙。暴露出文人诗的矫饰的一面来。

其三。肃肃，急速的样子。和铃，系在车前横木上的铃。前四句，写清晨整装待发；“顾看”四句，临行前回顾空房，不胜惆怅。最后十二句，赠物以表情。

总的评价：1，还有民歌的风味：朴素的比喻和铺陈。2，文人化的程度更高了。首先，是完整的抒情诗；其次，用典、对仗、甚至局部的意境创造，显示了技巧的进步。最后，咏叹人生苦短而欢会不足，在中国文人诗中，第一次表达了一种贴近世俗人生的亲切信念：爱情乃是艰难人生中的珍贵的慰藉，客观上使夫妇之爱获得了比功名追求更高的价值。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3，然而同时，也暴露了文人诗的矫饰的一面。根本原因，恐怕在于还没有完全摆脱“礼义”的约束。

2、汉末文人五言诗的繁荣

以上所述三位作家，其作品反映出从叙事到抒情，从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发展。在审美趣味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汉末文人诗，就没有这么温和，而是锋芒毕露，慷慨尚气。

2.1 郦炎

郦炎是灵帝时一位著名的“狂生”，多才多艺而性格桀骜不驯（参见p279注8）。有五言诗《见志诗》二首。今读其一：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 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前八句，抒发慷慨自任的抱负，自谓超尘绝俗，才具在众人之上；“贤愚”六句，感慨事不由己，表现出对压抑人才的现实社会的不满。最后以陈平、韩信自我鼓舞。诗人毫不讳言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体现出对安贫乐道的传统教条的反叛；自负之情，又迥别于东汉一朝所倡导的经明行修的人格理想。这些，都反映出个性解放的精神，因而，它的艺术风貌也不再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而是凌厉慷慨的气势。

2.2 赵壹

《疾邪诗》，见于《刺世疾邪赋》（作品选p358），托为“秦客”所歌：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用几组鲜明的对比，揭示社会的黑白颠倒，表现出彻底的绝望和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不遇的牢骚。怀才不遇与愤世嫉俗交织在一起。和赋一样，都是“径直露骨”之作。

2.3 蔡邕

翠鸟诗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 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

首二，写庭中若榴树。中四，写翠鸟在此振翅修容。后四点醒题旨，依托得所，愿保久长。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

2.4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思想和风格

思想：贯穿着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体现了离经叛道的个性解放精神，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风格：慷慨激扬，锋芒毕露，下启建安文学悲凉慷慨的特点。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

1、时代与作者

《古诗十九首》之名，最早见于梁代萧统所编《文选》。“古诗”这个名称，是晋、南北朝人对古代诗歌的统称，萧统编《文选》时，把已失去主名的十九首五言古诗选编在一起，题作《古诗十九首》，从此就成了专门的名称。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曾是文学史上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意见的分歧在齐粱时代就已开始。按照刘勰的说法，十九首里面，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也有东汉傅毅的作品（见《文心雕龙·明诗》）；这把时代推得比较早。锺嵘在《诗品》中又认为其中有建安时期曹植和王粲的作品；这又把时代推得比较晚。

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这组诗并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它们产生在东汉顺帝至桓帝、灵帝之间，建安以前，亦即中、晚叶（约当公元120-190）。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士人。根据主要是：

一，诗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西汉惠帝名盈，说明十九首并不避惠帝讳，不可能是西汉的作品。

二，十九首中有些诗写到洛阳的繁华，如“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分明把洛阳描绘成一幅帝都繁华的景象，不可能是西汉时的作品，只能是东汉，而且是董卓之乱（献帝时）以前。三，以上只说明了是东汉，那么究竟是东汉什么时候？我们读过班固的《咏史》，是质木无文的。从十九首的风格、五言诗成熟的程度来看，很难相信这些诗会出现在班固以前或与班固同时，而同赵壹、郦炎等人的作品倒比较接近。因此判断它们是东汉中晚叶的作品。

可参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附带说一下，东汉的“古诗”，除了这十九首，还有其他的十多首，散见于其他古书，现在都收在逯钦立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

2、内容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主要写当时中下层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写宦游士子的苦闷和愤激；一类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

2.1宦游士子的苦闷与愤激 《回车驾言迈》，p401 “回车驾言迈”四句：掉转车子，向着悠远的长途行去，环顾四周，一片茫茫（广远貌），只有在东风中摇动的各种野草。四句为叙述、写景，借野草起兴，引起以下的抒情。

“所遇”四句：故物，即旧物。“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正是从“东风摇百草”引出的感叹，野草经春，便是新的，去年的草，都已不在了，所以说目之所及都没旧的；而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又进一步感到故物的不能长久，不禁感叹：“人怎么能不很快就老了呢？”以下两句说：盛和衰都有一定的时候，只恨自己没有早打主意，有所成就。四句揭出人生苦短之意，言外有怅惘与感伤。

“人生”四句：感叹人生的脆弱，不能像金石那样长久，倏忽之间就会死去，最后说，应该把荣名视为珍宝。这四句，仍有人生短暂的感叹，但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那就是追求声名来获得永恒的价值。

这首诗所抒发的感情比较接近儒家的理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今天看来也仍然称得上是高远的、光明正大的理想，但在十九首中不多见。

《今日良宴会》看起来也比较积极，不过它的格调就未必称得上雅正。P395 前面四句，先说：今天宴会上的欢乐难以一一陈述；以下再拿出两件事来说：弹筝，发出奔放的声音，演唱流行歌曲，也美妙到了神奇的地步。这是一段引子。

下面四句说，演唱者唱出来的高妙的歌辞，听曲的人应该听出其中的真意。这真意，是大家所共有的，只不过谁也不愿坦白地说出来。为什么不愿坦白说出来？看下面就知道了。

最后六句讲的就是“含意”：人生一世，短暂急遽，就像风中的尘土，何不拍打着高头大马，先把紧要的位置占领了，可不要守着穷贱，辛辛苦苦地过一辈子。意思就是抓住机会，趁早追逐功名利禄。

功名利禄，实在是普通人很难完全泯灭的一种向往，所以说“齐心同所愿”；但是在中国读书人的观念里，这是一种十分粗鄙俗气的追求。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儒家、道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教人要“安 贫乐道”，道家教人要超脱名利，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激烈地批判对功名利禄的追逐，所以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故曰“含义俱未申”。

既想要，又不能说，那就是虚伪。这首诗的价值，首先就在撕下这层虚伪的面纱，于是显出了“率真”。艺术风貌上的“率真”，来源于它的深层的精神实质：它表达的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世俗情感，而不是高居庙堂之上的神圣价值。其次，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愤激的情绪，为什么？因为这种世俗的情感不被认同，受到约束。愤激情绪，实际上就是叛逆精神——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叛逆——的表现。

世俗情感与叛逆精神，这是贯穿十九首的精神实质。体现为作品的艺术风貌，是率真与愤激。

以上两首，还可算得积极，在更多的诗里，人生苦短的感叹所引发的，是及时行乐的愿望。

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二句。上东门：汉代洛阳城东面有三个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北墓：洛阳城北有邙（mang2）山，是当时的丛葬之地。郭 北墓即指城北邙山的墓群。这两句写诗人驾车出上东门，远远看见邙山的墓群。

白杨以下六句。写间白杨萧萧（风吹树声），松柏等树木种植在墓道两旁（写墓地的萧瑟景象）。下面有死去很久的人，他们葬入墓中，等于在阴沉的长夜沉睡，永远都不会醒来。以上八句，就所见的墓地景象起兴，突出地渲染死亡的可怕恐怖。

浩浩六句。浩浩：无穷无尽的样子。阴阳，指一年四季。这几句说，时光流转，无穷无尽，但人的生命却如朝露一般短促。人的一生就如同寄居世上（极言其短暂），不可能像金石般牢固。从古到今，年复一年，圣贤也无法超越。这六句写人生无常，是从以上在墓地所看到的景象而引发的哲理性的议论和感慨。

既然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怎么来打发这一生呢？这是以下四句所要说的。他不相信服药成仙，长生不老那些说法，说：还不如喝点好酒，穿些丝绸的衣服。意思就是及时行乐，图个眼前快活。

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千岁忧，指身后的种种打算。来兹，来年。“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是说：行乐应该及时，不能等到以后再说。最后四句说：愚 蠢的人舍不得花钱，结果只是被后世嘲笑。要期望同仙人王子乔一样长生不死，也是很难的。王子乔，周灵王太子，后来被道人接引到嵩山上成了仙。

这些，离传统的道德观念，就更遥远了。却同样是坦率而真诚，悲壮而豪宕。所抒发的世俗情感更为鄙俗，反叛的精神更加激烈。

对诗中所表现的世俗情感和叛逆精神如何评价？诗中所表达的生活愿望（功名富贵、及时行乐等等），固然不值得赞赏，但是蕴藏在这些愿望之下的生活态度，却是至今我们仍在追求的，那就是把生活的权利还给个人，独立自主地筹划自己的人生，抵制一切虚伪和媚俗。他们厌倦规范、厌倦偶像，只求自己感觉合适，而不求被人认为妥当。这是不是自私自利？是不是厌世态度？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相对于“齐心同所愿，含义俱未申”的媚俗、“服药求神仙”的愚昧，这倒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严肃态度。种种这些，就叫做“个体意识的觉醒”。

2.2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有的出自游子口吻，有的出自思妇口吻。先看前一类。

《涉江采芙蓉》p397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写游子想涉江采莲、入泽采兰，赠给远方的亲人。

以下四句写游子因思乡而望远，但所见只有浩浩无尽的长路。两人同心，却长久分离在两处，我们彼此恐怕只能忧伤地终老此生了。

“采之”二句，是一层对比（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比）；“还 顾”二句，又是一层对比。“同心而离居”，是对以上两层对比的总括。这首诗的特点是善于通过主客观的对比来表达遗憾和悲伤——一种愿望刚刚提出来，马上以现实的冷酷打破它。就是这种感伤的情调，显示了爱情的真挚缠绵。

更多的是出自思妇的口吻。思妇诗的作者未必就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拟代思妇口吻写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容易打动主人公心灵的，是来自对方的体贴和关怀。

《孟冬寒气至》p402 首二句以写景起兴，通过冬夜的寒气凛冽为以下的抒情渲染气氛。接着说，由于愁多，更加感到冬夜的漫长，下面又通过“仰观众星”的细节，让读者体会思妇内心愁极无聊的感情。“三五”两句，意思是说，十五月圆，到了二十，月就又缺了。可见她经常失眠，所以对于月的圆缺观察得很清楚。言外有人物的形象，可以让人想像她是怎样在扳着手指头过日子，捱过了多少孤独的漫漫长夜。对以下所描写的场景来说，这六句成为有力的铺垫。

“上言”二句，概括丈夫书信中对自己的体贴。思妇刚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诗中省略不说，只说了这三年来，她怎样看待这封信的：“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我把这封信贴身地藏着，已经过了三年，字迹都不曾磨灭。可以想像思妇是多么珍重和爱护这来自远方的问候。那么收信当时的欢欣鼓舞、感动和甜蜜，都可以想像了。三年来，这封书信成了生活的全部寄托和力量，也可以想像了。最后两句，好比说：我心中就是这样固执地爱着你，就怕 你不知道，不懂得。

感情如此真挚、诚恳、深厚，却写得这么朴素，直白，你不感动吗？

《客从远方来》p403 “故人心尚尔”：尚尔，居然还是这样。这两句说，双方离得很远，丈夫的心竟然一点没变。流露出对丈夫托人送来这匹彩绮感到十分意外，那么读者可以想像在平时的相思和等待中，心里有多少忧虑、不安，甚至猜疑，也可以想像接到这个礼物的瞬间，从内心深处涌出来的感动、喜悦和甜蜜。语言朴素到极点，表达的感情却是千头万绪，言外意十分丰富。

下面说：我要把这匹绘有双鸳鸯图案的彩绮，裁成一床合欢被。我要把长相思填充到被子里，我还要在被子的边缘用丝缕来装饰，要结得牢牢的，永远都不会松懈。这里用谐音来表达双关的意思，又用铺陈、排比和想像，来写出瞬间的欢欣雀跃的心情。

这种无比甜蜜的爱情的感受，在最后两句得到一个有力的结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仍用比喻、双关，意思是，我们俩就好象胶和漆粘在一块儿，谁能把我们分开呢？

所描写的事由与上一首相似，但写法完全不同。写的都是收到了丈夫托人寄来的书信或礼物，上一首写的是三年来对书信的珍重和爱护，这一首侧重写收到礼物的当时欢欣雀跃，激动万分的心情。《孟冬寒气至》好比细水长流，缠绵、持久，但是你仍然可以想像片刻的激动；《客从远方来》却是刹那之间爆发出来的火光，激动、热烈，同样，你也不难想像平时的焦虑。

它们所抒发的感情却是一样的深厚。她们珍惜书札和彩绮，无非因为其中传达了温暖的问候和相思的情谊，并不在乎远别的游子是否成就了功名。

通过思妇的口吻来抒发离别感伤的作品，更多的，倒不是甜蜜，而是流露出猜疑、怨叹等等复杂细腻的心理。

《行行重行行》p394 以四句为一小节。

一，两个“行行”重叠，是为了加重口气，相当于说：“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生别离，即活生生地分开，这用《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语意。前四句写丈夫在外行而不已，两人越离越远。

二，阻且长，用《诗经.蒹葭》语意：“溯（su4）游从之，道阻且长。”意即路途艰险而且遥远。还能不能会面？何时会面？都不知道。以下两句说：“胡马南来后仍依恋于北风，越鸟北飞后仍筑巢于南向的树枝。”言外是说，鸟兽尚且依恋故土，何况人呢？这是在埋怨丈夫不知道留恋家乡。

三，这四句写自己的相思之苦，并含蓄地暗示了内心的猜疑：也许他在外已经另有新欢，被人所迷惑，所以才不想着回家吧？

四，先说：只为想念你，使我变得老多了。又说：这些话且丢开不说吧，还是多吃饭保重身体。这是思妇无可奈何，自我宽慰的话。最后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是劝勉行人的话：只希望在外的人自己保重。对远行在外的丈夫，有埋怨，有猜疑，自己又觉得十分委屈，“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口气极其逼真。

《冉冉孤生竹》p399

前八句，是两层对比。先说，孤独柔弱的竹子本应结根在高山的山坳里，而我与你结婚，却如兔丝附于女罗。兔丝、女罗，都是蔓生植物，比喻不牢靠，不稳固，这里指新婚即离别。杜甫《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即用此意。（此为个人理解。一般的解释是兔丝、女罗的缠绕比喻夫妻情意缠绵，前四句回忆新婚）以下又说：兔丝开花是有一定时候，夫妻相聚也应当有适当的时间（指夫妇相聚当及女子青春盛颜之时）。但我离家远嫁，结婚不易，婚后却马上面临离别，彼此远隔山陂。

以下两句正面抒写离别之思：丈夫远宦不归，使我盼望。焦急之中流露出埋怨。

“伤彼”四句：兰蕙是自比，故“伤彼”即是自伤。意思是：自己正当青春盛时，有如兰蕙花即将盛开，散发着鲜艳光辉，如果不去采它，过了这时候，它也就会随着秋草一起凋萎了。

最后两句，自我宽慰：“你想必是会守志不渝的，早晚总会回来，那么我又何必这样自伤自怨呢！”

这些思妇诗中的女性形象，是一群全新的形象。她们背离了自我压抑、“忍辱含垢”（班昭《女诫》语）的妇道，从自己的感情需求出发，诉说着不满和委屈。她们所向往的世俗温情，同那些追求及时行乐、功名富贵的放言一样，显示了对于正统礼教的叛逆精神。在这一 点上，它和上一类题材是相通的。

2.3总的评价：

2.3.1时代性。世俗情感和叛逆精神在十九首中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对世俗情感的抒发，本身就显示了叛逆精神；同样，叛逆精神也主要表现在对世俗情感的追求。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特定年代，即世俗情感受到压抑和排斥的年代。反之，如果世俗情感被公认为合理、正常，对它的抒发，也就无所谓叛逆了。二者的结合，表现出十九首的时代性——即突破礼义的束缚，发现个人的价值。

2.3.2永恒性。为什么到今天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呢？因为背叛某些正统的伦理规范，只是十九首的叛逆精神的表现形式，它的实质在于抵制不自觉的媚俗从众这一行为方式。前者的价值可以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淡化，后者则迄今为止仍显示着它的意义。

2.3.3文学史意义。《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突出地表现在：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文学不是用来讽谏或歌颂，也不是用来教育人民——总之，文学不再是达到某种政治或道德目的的工具，文学就是文学。它只被用来安顿人的心灵。

这样，我们就仿佛看到了如释重负的文学。它有的是愤世嫉俗，流连风月，它要宣泄郁积已久的各种愤怒和苦闷，开掘遮蔽已久的种种世俗情趣。独缺少崇高的理想和担待天下忧患的情怀。这是文学的矫枉过正的时代，却不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但是他们清除了障碍。什么障碍？——阻挡着文学通往审美道路的障碍。道路铺好以后，接 踵而至的建安文人将以崭新的审美姿态，重新树立文学的崇高品格，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

3艺术成就 3.1 善用比兴

比兴本是作诗的不二法门，在《诗经》、《楚辞》中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但在汉人的诗中，不管是乐府民歌还是文人诗，比兴用得少，或者很简单。到了十九首，才把诗骚的比兴技术翻新来用。（参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3.1.1比

《诗》中的比，不管正比、反比，喻意常常是明确的，如“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十九首中的比，有的也是明白点出：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但十九首如用反比，多有言外意。即使用正比，含义也委曲婉转，喻意往往并不明确点出，寄托一层言外之意。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言外怨游子不懂得思念故乡。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先以柏和石，反比人生的脆弱和短暂。再用远行客做比，加强形容。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写一个士子听到高楼上传出的琴声，想像弹曲的是一位佳人，而产生了最 后这两句浪漫的遐想。是什么意思？有人理解为愿和她结为伴侣，有人理解为双方都是不遇的人，愿“一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箕星不能簸糠，牵牛星不能负轭拉车，比喻同门友空有其名。

“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比喻，先是说明自己青春貌美，又引申出青春不永一层意思。

3.1.2兴

3.1.2.1比较简单的是写景起兴，意在渲染气氛：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以春光明媚从反面烘托思妇的孤独寂寞。所谓“以乐景写哀情”。3.1.2.2也可以叙事写景结合以起兴，那就不仅是渲染气氛，而且有人物形象：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3.1.2.3其高妙者能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

明月何皎皎（p403）通过月光以及月光下人物的活动，构成如梦如幻的意境。3.2 铺陈排比

借助比兴达到含蓄隽永的效果，借助铺陈又显笔酣墨饱，使抒情充分而饱满。这是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所以铺陈之什每有民歌风味。

写景的铺陈：《明月皎夜光》p398，以八句的篇幅铺陈节令的变化。抒情的铺陈：《驱车上东门》“浩浩”以下六句，只是人生苦短一意。

叙事的铺陈：《客从远方来》p403 十九首的铺陈，比乐府简洁，比后世的律诗和绝句充分、详尽。3.3语言朴素而富有表现力和概括性

胡应麟《诗薮》：“诗之难，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

富有概括性、哲理性的名言警句：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富有表现力的日常口语：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痛心不已，聊作自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惊喜交加。此外，又善用叠字、双关等技巧，得乐府民歌神韵；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用典自然而不晦涩：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洛浦，代指洛水女神。此疑心游子在外，另有新欢。以上种种，均有助于形成自然浑成的风格。

思考与练习：

1、说明文人五言诗从模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2、班固、张衡各有哪些七言诗或准七言诗？

3、汉末文人五言诗有哪些主要作家、作品？

4、《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最早出现于何书？

5、试结合作品评价《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6、举例说明《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7、补充阅读篇目：张衡《四愁诗》、《作品选》中所选《古诗十九首》作品。

篇2：东汉文人诗

▲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几个重要标志（乐府诗与文人诗的区别）1.文人五言诗自身音乐性的显现

1）首先是诗句更整齐更凝练了

2）其次是诗句的节奏感更强烈更规范

3）连绵词（双生叠韵词）大量产生 ★“唱”没有了，“吟”产生了

从弦歌到徒歌，再到徒吟

原来的歌辞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乐府诗：外在的音乐性 文人诗：内在的音乐性 2.文人五言诗抒情特性的出现

乐府诗：叙事为主 文人诗：抒情为主 3.文人五言诗语言的逐渐雅化

乐府诗：口语化 文人诗：书面化

首先是比兴，其次是用典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以游子思妇为描写对象，体现了汉末游宦士人的悲哀。▲诗歌涉及人生命运的四种关系： 1.永恒与有限的关系（物长人促）

2.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思君令人老）3.忧郁与欢乐的关系（秉烛夜游，及时行乐）4.来去亲疏的关系（所遇无故物，世态炎凉）▲抒发了游子三种独特的感受 1.敏锐的节序感（东风摇百草）

2.微妙的空间感（天涯咫尺，咫尺天涯）3.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富贵易交，知音难遇）

《西北有高楼》

清越：忧悲曲调

慷慨：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慨激动

作者将所抒之情融于幻景之中，对于音乐的描写细腻生动，歌者与听者遥相呼应，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现出来了。

▲《古诗十九首》艺术特点

1.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抒情则委曲婉转，反复低回。2.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3.语言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朝民歌的特征：

1.现存南朝民歌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

2.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3.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大量运用双关语。4.代表作《西洲曲》

▲北朝民歌的特点：

1.内容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游牧生活、尚武精神、战争以及婚姻爱情。

2.风格上坦率直接，粗犷豪迈 3.代表作《木兰辞》

《西洲曲》

简介：南朝乐府民歌中篇幅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他在语言节奏上很成熟，文辞俗中有雅，明显带有文人加工润色的痕迹。▲艺术特色：

1.作者善于在动态中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篇3：宋代文人诗画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1文人园林的兴起

文人园林是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或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对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设计,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入造园艺术中。就文献记载来看,唐宋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皇亲贵族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王维的辋川别业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的较全面的园林观。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新兴潮流。宋代私家造园活动最为突出,占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士流园林全面文人化,文人园林大为兴盛的独特现象,作为一种风格涵盖了所有的私家造园活动,其兴盛也就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达到成熟境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2宋代文人诗词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文人诗词是记录和传达他们对园林理解的一种方式。从唐宋时期就涌现出许多闻名遐迩的诗词大家,到了宋代,宋词中描写园林景致的语句更是随处可见,如:苏轼《稍遍》中的“方杏靥匀酥,花须吐绣,园林翠红排比。”柳永《黄莺儿·咏莺》中的“园林晴昼谁为主?”贺铸《西笑吟》中的“桃叶园林风日好,曲径珍丛,处处闻啼鸟。”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中的“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辛弃疾《满江红·暮春》中有道是“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张炎《满庭芳·小春》中提到“晴皎霜花,晓镕冰羽,开簾觉道寒轻。误闻啼鸟,生意又园林。”[4]等等,这些诗词句都描写了文人对园林景观产生的独特感受。但所谓宋词的园林情调绝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更多地表现在对园林意象的选择和描绘上。那么宋词中最常见的意象是哪些呢?明代杨慎在其《词品·卷三》中说:“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词之“三才”,风月、花柳都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而“歌舞”也是园林中常见的场景。具体的这些意象包括月、日、风、雨、天、夜、暮、流水、花、梅、草、柳、荷、竹、梧桐、萍、燕、莺、蜂、蝶、池、楼、堂、亭、阑、帘幕等等。宋词非常善于捕捉和应用这类意象来营造园林情调。如: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睡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红英落尽青苔院。(欧阳修《蝶恋花》)

东风荡飏轻云缕,时送萧萧雨。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陈亮《虞美人·春愁》)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苏轼《永遇乐》)

这样的例子在宋词中比比皆是。南宋皇宫凤凰山一带,官吏、衙署建造的园林数以百计,西湖成了最大的公众“园林”,苏东坡描写西湖的千古名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直来脍炙人口。他们写园、造园,这都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发展,加上西湖的人文景观,民间流传的许许多多传说,使它更为楚楚动人,富有情调。如“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流传至今。

3宋代文人画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宋代文人画的兴起,也对文人造园有着直接的影响。文人画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抒情表意之作,其风格强调对客体的神似而非形似。宋代文人园林的特点与文人画的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文人所写的画论可以引为指导园林创造的园论。

从画史上看,文人画的主要题材领域是山水、林木、竹石、花草和禽鱼。如苏轼“胸中盘郁”的枯木怪石(图1),米芾父子层层点染的“米家山水”(图2),郑思肖抒写悲愤之情的露根无土之兰(图3),倪云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山水,徐渭“笔底明珠无处卖”的墨葡萄(图4),八大山人造型突兀、亦哭亦笑的八哥,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墨竹(图5)都是借这类题材来写意的。值得深味的是:山水、林木、竹石、花草和禽鱼这类文人画借以抒情的题材,恰恰也正是园林构园的重要题材,也是唐宋元明清文人园林表达个性的重要载体材料[2]。

文人山水画是以表现自然山水为主题,画家要达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境界,就必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2]。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被推崇为山水画的至理名言。古代文人酷爱自然山水,在审美中不一定追求名山大川,只要能激起内在精神上的自娱自足,即便是小桥流水也同样令人自我陶醉,流连忘返。而园林便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以创造出自然风景的艺术景象。中国园林或模拟山水画,或取意田园诗文,或借鉴自然风景,但从本质上来说,皆以大自然的风景名胜形象为蓝本,并结合园主的思想主题而创作的。正如清初著名造园家张南垣所说:“今夫群峰造之,深岩蔽日,此盖造物神灵之所为,非人力可及而致也,况其地辄数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沟,尤而效之。”[2]因而,中国园林同中国绘画一样,既是主观的艺术创造,又无不包涵客观内容。而中国园林形象则是对大自然风景形象更集中更概括更理想和富有情趣的艺术体现。从李唐《烟岚萧寺图》到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大批山水画卷中,似乎都能看到园林最早的雏型。正如郭熙所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观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也。”[3]在这里,可望、可游、可居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深刻反映了文人造园的观点,绘画卷上的蓝图不过是在纸上,而营造园林则更可以“快人意,实获我心哉”。

中国画创作中立意为绘画之本,而园林立意在《园冶》中称之“相地”,指造园家设计构思前,对自然和造园的具体条件进行仔细观察体验,深思熟虑,然后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主题思想和各种景观的形象。无立意不园林,只有根据人们的审美趣味、自然条件和使用功能诸方面进行构思,并通过园林空间景观的艺术形象的组织,典型环境的利用,叠山理水,经营建筑绿化,依山取山景,而得山林意境,傍水得水景,而得看水意境,意因境存,境因意活,相辅相成,方能造出美好的园林艺术形象。

受文人画的影响,园林艺术创作寄寓着诗情画意,“神韵”和“意趣”便成为文人园林的重要审美因素,而所谓“神韵”“意趣”的创造就要求造园家在布置园林山水花木时,要把握住山水性情,让山有环抱起伏之状,水有潆徊之势,做到“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树木栽植要聚散起伏,错落有致。廊边窗外花树一角,或梨竹一丛,山间古树簇聚或散植,都要力求枯木竹石之画意。即便是一草一木,或含笑或开或谢都要具画工之意。既要追求模拟自然的形似,又要把自然的气韵反映出来,达到“片石生情”的意趣。

4结论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造园艺术的成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载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造园,特别是宋徽宗赵佶以画家和文人的身份具体过问、参与设计了著名的宋皇家御园“艮岳”,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以皇帝为首的一批画家、显贵是如此热衷于营造一个诗画同园的人造自然空间园林。因而“文人的诗画情趣”便成为中国园林艺术的构造特点,而其核心是钟爱自然的情感,提炼自然,浓缩自然,在手段上常表现为园中有园,堆山叠石,栽花植木,依形而筑,寄情于物,尽可能把自然中一切美景以诗词、绘画的方式引入人的生活空间,立意在先,超越时空的限制,表达出自我的情感,通过某一景的“立意”展开布局,从局部的景致中展现出深邃的“意境”来,而园林的诗情画意正是当时文人诗词风骨的复现。

宋代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历史上的丰碑,正如金学智先生赞道:“这是美的荟萃,史的积淀,是祖国锦绣河山的缩影。在新的时代里,它又不断走向街头,走向室内,走向农村。它以其艺术实践证明自身不但有其灿烂辉煌的过去,而且有其蜚声中外的现在和几乎无限的未来。”因此,宋代文人园林已不单纯的仅是士大夫寄托思想、放怀释情、修身养性之地,而更因其优越的自然生态与丰饶的精神文化相结合,这也被更多外国景观设计师所认识并运用到他们的园林建设中,或是干脆单独建造中国式园林来传递这种意境。而今国内,许多居住区绿地将文人园林的意境融入到小区绿化甚至延伸到室内,更进一步接近当代人的生活。作为园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只有不断解读和继承传统,才能为后世探寻理想的生活空间做出更深刻的启示,为我国乃至世界园林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理论积淀。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吴学峰.文人画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艺术思想的影响[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5(02).231-234

[3]何征.宋文人山水画对园林艺术的影响[J].浙江林学院学报,1998(04).445-449

篇4：简论东汉士风与文人诗思想内容

摘 要：学术界现存的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却是古代诗歌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东汉时期的特殊背景影响了士风的形成，同时士人士风和文人诗的创作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它极大地影响了诗歌的思想内容，这些在文人诗中都具有比较典型的体现。

关键词：东汉；士风；文人诗；思想内容

东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然而在政治军事经济都衰落混乱的时期，文学却展现出巨大的创作成就。而在文学变革的过程中，士人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在东汉社会上积极活跃的阶层和群体，士人的创作风范也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感染，从而体现出时代特有的精神心态，并对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歌在东汉虽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但却处于一个关键位置上。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东汉初年出现了文人所创作的五言诗，为诗歌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语言形式。随着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大动荡，一些文人在创作时越来越感觉四言旧形式不能适应，文人五言诗就大量产生。东汉文人五言诗与士人士风具有紧密的联系，并充分反映了士人的思想意识。

一、复杂特殊的社会背景

（一）外戚宦官争相专权的政治风云

东汉是汉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的新王朝，在洛阳重新建立刘氏政权的封建王朝。东汉初期，朝廷对豪强势力有一定的控制力量。在光武之治到明章之治的前60年里，东汉进入全盛时期，期间社会较为稳定，政局比较和缓。然而自东汉和帝开始，即位的皇帝大多年幼，而且东汉的太后大多还不是皇帝的生母。因为东汉皇帝大多又喜于纵欲导致早年短命，所以造成了下一代继任者年龄普遍偏幼。而且皇帝年龄尚小，比较容易控制就不能掌握权力，太后又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这样就极大满足了外戚的利益，外戚专权在所难免。这一时期皇帝废立、官员任用全由外戚做主，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干预政权长期存在。如外戚梁冀先后拥立三幼帝，把持朝政大权达18年之久，还敢毒死皇帝，无法无天。

皇帝们对外戚势力早已心怀不满，桓帝时期借用宦官铲除了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力，然而外戚势力的衰退又导致了宦官专权的恶劣局面，以至于“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宦官在干预朝政的同时还干预察举，此时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并且还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这就严重侵犯了士人的权益。在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之下，一般中下层阶级的士人很难步入仕途，他们往往四处游学或穷居野处，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

（二）多种灾难频发的天灾人祸背景

中国历史素多自然灾害，而东汉时期自然灾难频发尤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为痛苦的打击。据《后汉书·五行志》统计，东汉年间发生雨灾12次、水灾29次、旱灾19次、地震58次、山崩12次、地裂12次、虫灾23次、瘟疫11次、风灾13次、寒灾2次、雹灾15次，还经常出现一年内发生数种自然灾害的现象，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东汉末年，黑暗的统治和严重的灾难使人民苦不堪言，国家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边界游牧民族也常常侵犯，对人民的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诗人曹操《蒿里行》中的诗句：“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便是那个时代苦难的真实写照。

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使下层人民大量死亡，也给东汉的士人阶层带来了极大的厄运，曹丕在《与吴质书》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可见在自然灾害的魔爪下士人们也往往难逃一死。由于死亡时刻威胁着士人的生命，此时士人的心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士人对生死问题和生命的价值问题就有了更多的关注，所以在文人诗里对于生命观念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表现形式。

（三）从宫廷文学到士林文学的文化氛围转移

东汉前期的文学作品仍以辞赋和散文为主，多带有温文儒雅、富丽堂皇的文学特点，大多数作品都是对朝廷歌功颂德。此时的文学主要是宫廷文学，像东汉前期著名文学家班固、崔骃、傅毅等人都具有宫廷经历。不仅在宫中创作作品的文人多，而且在东汉宗室中亦多有擅长文学创作的诸王，譬如刘苍、刘京、刘复，创作诗赋相当丰富。此外，朝廷也往往支持鼓励文学创作，还有文人因为辞颂华美而被赦免罪刑的经历，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宫廷文学的创作。

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东汉士人游学盛行，而且无论官学和私学都很繁昌，所以士人不但数量多，还成为社会上一个异常积极踊跃的阶层。另一方面外戚宦官专权干预察举、任人唯亲又阻塞了大批中下层士人的仕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使得怀才不遇的士人对现实愈加不满，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也由歌功颂德演变为愤世嫉俗。这个时候文人诗也呈现新的局面，五言诗取代四言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如郦炎、赵壹等诗人都以五言诗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现出了沉重的压抑感以及强烈的抗争意识。

二、东汉时期士之际遇

（一）兴盛的游学之风

游学之风产生于春秋晚期，至东汉时期更为盛行。东汉朝廷在洛阳设立太学，地方上也有官办学校，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汉私学尤为昌盛，规模已远远超过官学规模。很多教授私学的老师都是门徒数百甚至还有“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的隆重规模，可见出游访学已成为士人具有的风气。这些游学的士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龄也大小不一，黄发垂髫皆为了游学的目的四处奔波。由于独尊儒术倡导儒学教育，因而全国各地的士人数量大大增多，所以游学的地域也不再局限于传统上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一方面齐鲁、河北等儒家文化发达地区继续吸引士人求学，另一方面南方的会稽、襄阳、豫章等郡又异军突起，荆州的襄阳郡还成为了东汉末年重要的学术中心。同时一些饱学之士虽然处于落后地区，但他们的声望却往往使得很多士人慕名前来求学。在这些游学的士人中，离家千里之外的访学者大有人在，“积十余年”功成还乡也是司空见惯。长期游学的坎坷与困顿为士人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也促使诗歌情调趋于悲情。

在东汉前期，士人游学还是为了通晓经学和求学知识。东汉中后期起，游学又不同于以往的风气，它呈现出在游不在学的状况。士人们都是想“学而优则仕”的，然而国家大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还任人唯亲干预察举，中下层士人几乎无法通过常规途径步入仕途，所以往往干谒权贵和游学名士，游学就成了他们入仕的重要途径。东汉的很多名士都是亦官亦师，士人一旦步入名士门下求学，便通过师生关系和名士们形成了休戚相关的织网。凭借着权贵或名师的关系，士人们就更容易获取声望、步入仕途，游学更倾向于结交权贵和名士，目的就越来越倾向政治化了。

在游学过程中，士人也往往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同门结为好友。如果能够结识名士为友，对提升自己名气甚至入仕都是大有裨益的。而为了政治目的去结交的名师和同门，也往往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团体，游学又成为士人们结党的途径，构成了东汉特有的士人群体。

（二）士人团体和党锢之祸

士人不仅在古代的文化方面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在古代政治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活动中，议论政事是必不可少的，《后汉书》中叫“处士横议”。东汉后期，士阶层出现了一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品评人物和政事的风气，被称为清议。这个时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和士人们产生了严峻的对立。而对于外戚和宦官，士人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很多士人依附的权贵也包括外戚，外戚专权他们还大可接受，但身为阉人的宦官权倾朝野、祸乱朝纲，这就引起了所有正直士人的蔑视和不满。清议成为了士人打击宦官势力的手段和武器，士人和宦官的矛盾斗争也愈陷愈深。

通过游学，士人们营结成了庞大的党派，而士人的清议又深深触及了宦官的利益。随着士人和宦官的矛盾加深，党锢之祸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因为皇帝是凭借宦官的势力夺回的皇权，所以皇帝又往往和宦官狼狈为奸。从公元166年到公元169年，宦官多次诬告士人结党营私和诽谤朝廷，接连发动了两次党锢之祸，数以万计的士人受到牵连而遭受迫害，对士人的心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政治理想受挫和长期飘零的艰辛，使得士人们更加苦闷和失意，在文人诗歌中都有很好地体现。

（三）东汉士人的爱情观念和婚姻状态

东汉中后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大一统格局的破坏，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地位也发生动摇。在儒家礼教制度动摇的同时，崇尚自由的老庄思想又重新兴起，使得东汉士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古代婚姻里青年男女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阶级的家长丝毫不考虑儿女的感受，同时还鼓吹父母之命不可违、夫权至上、三从四德之类的迂腐言论。东汉时期这种落后观念虽然仍旧决定着士人的婚姻，但在士阶层里已经出现了尝试自主婚姻和反抗封建礼教的迹象。如《后汉书·逸民列传》里记载梁鸿举案齐眉的故事，就反映了东汉士人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封建礼教的有力斗争。

在崇尚自由的同时，汉代的贞洁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儒家礼教十分强调贞洁观念，而对于所谓的“贞妇”统治阶级还往往大加赞扬和鼓励。但随着东汉统治秩序的礼崩乐坏，儒家礼教的动摇，所谓的节烈观也逐渐松散。《青青河畔草》中的“倡家女”也能成为“荡子妇”就说明了士人的贞节观念已经变化。《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恶婆婆赶回家后，“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可见在人们眼中被休再嫁也不是羞耻。而汉光武帝为姐姐刘黄向宋弘提亲、曹丕娶已为人妻的甄氏为妃、蔡琰三次嫁人等事例则有力地说明在统治阶级中都不再限制妇女再婚。

自由恋爱的崇尚和贞节观念的变化让士人们对于爱情不再死板，他们往往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伴侣。自由的爱情观婚姻观往往使得夫妻双方相敬如宾、琴瑟和鸣，因此夫妻的感情就更为深厚。所以当士人长期漂流在外时，各在一方的夫妇就不断怀念自己的爱人，并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强烈抒发出来。

三、东汉文人诗的思想内容

由于受到士人生活风气与思想精神的影响，东汉文人诗也表现出各异的文学主题，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生短暂的感慨与愁思

东汉中后期，随着外戚宦官专权和天灾人祸的大动乱，士人和其他中下层人民一样经受了极大的创伤。严酷的党锢之祸、战乱以及自然灾害随时可以夺走人民宝贵的生命，现实对士人的心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他们往往感慨生命的短促，而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抉择也成了士人所思考的一个话题。比如标志着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古诗十九首》，将这一话题表现得显著和突出，在其中的代表作《驱车上东门》里诗人就做出了“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的感慨，可以看出诗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短暂人生的思考，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诗人找不到更为积极的出路，因此他仅仅找到一种只图眼前享乐的方式去感悟生命，呈现出悲凉和消极的心态。对于短促的人生，士人们都做出了不同的思索与感悟，如何更好的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也成了士人们关注的共同话题之一，既有《驱车上东门》里饮美酒、穿华裳的消极心态，也有《生年不满百》里诗人对人生的旷达心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同时如《今日良宴会》中还体现了含蓄的哲理：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面对短暂的人生，诗人反而更加激励驱策自己及时建功立业，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情感心态。

（二）乡土情结

离家的士人对故乡总有一种依恋之情，每当出门在外，对故乡都难免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怀念。东汉的很多士人都是离家千里外出游学，有的甚至十余年才返回故乡，因此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情怀就更为强烈。思乡之情在月夜尤为鲜明，如《古诗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中：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通过短短几句描写，就可见诗人的深切孤独。客居他乡的感伤和无人关怀的孤独，使诗人不禁泪水沾裳。此类诗歌中又如《去者日以疏》中结尾二句“思还故里闾”即是希望返归故乡，然而“欲归道无因”却点明了诗人欲归乡却归不得的辛酸和失落，也许是因为战乱回乡的道路不通，也许是自己宦游无成无颜回乡，也许诗人心中还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在这里诗人不仅饱受羁旅的苦痛，还要承受有家不能归的苦楚，它们都是那个时代士人苦难的真实表现。

（三）对爱情的抒发

东汉文人诗还表现了士人们的情感，爱情观念也是影响士人心态的重要因素。由于东汉时期皇权衰落，其倡导的儒家思想地位也随之动摇。自由恋爱的崇尚和贞节观念的变化让士人们对于爱情不再死板，他们往往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伴侣。自由的爱情观婚姻观也使得夫妻双方更为情深意笃，因此士人们长期游学在外，爱人却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会产生思念感伤的情绪。如秦嘉《赠妇诗》三首，叙述了诗人奉役离家，与爱人分离的离愁别绪。其诗句语言朴实自然，感人至深，表露出夫妇间真挚的情爱。如云：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而在《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妇诗数量多达9首，将这一主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类的诗歌大多都以思妇的口吻写成，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等，其诗长于抒情，语言浅切自然、感情真挚，多呈现出悲凉的风格。从这一类诗歌占了大部分的比重看，东汉时期的“游子”数量绝不在少数，而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所经受的痛苦也可想而知。

（四）对世间黑暗的批判

东汉文人诗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不仅艺术手法上有所继承，在批判社会的精神实质上亦有发展。典型的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在描写胡姬时用大量笔墨突出了她的艳丽与华美，从服装、饰物等多方面极写胡姬貌美，夸张的手法不难看出借鉴了《陌上桑》的蛛丝马迹，同时后文中胡姬以忠于爱情为由断然拒绝恶奴的无理调戏，则将诗歌表现得更有批判性：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此八句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严厉斥责了封建势力横行霸道、卑鄙无耻。在这里，无论叙事手法还是人物形象，《羽林郎》都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诗歌不仅突出胡姬坚贞不渝的形象，还以此写出了下层人民对封建权贵压迫的反抗，表现出高度的批判。

同时，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黑暗扭曲，士人们的遭遇也愈加悲惨。这些因素极大影响了士人的文学创作，他们的诗作与前人表现出迥异的风貌，对社会现实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如郦炎的《见志诗》二首，其一以“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自比，同时以“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自勉，抒发了远大的志向。然而在黑暗腐朽的现实中，胸怀大志的诗人非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屡受打压。在其二中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以芝兰比兴，抒发了诗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诗中引用贾谊遭贬的史实，反映了时代排挤打压贤才的事实。诗人以璞玉和千里马自况，却感慨伯乐难逢的悲哀，两首诗以巨大的感情落差表现了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同时期的另一位诗人赵壹《疾邪诗》二首中所控诉的感情则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其诗如云：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

此诗正如其题目一样刺世疾邪，以辛辣的语言揭露和鞭挞了时代的黑暗与腐朽，充满愤激情绪严斥社会的丑恶与不公。这一类批判现实的诗作，正是士人们遭受政治社会压迫与排挤的真实反映，表现出黑暗现实对士人的沉重影响。

四、结语

东汉文人诗能够表现出诗人的内心活动，通过对诗歌的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士人对于现实而产生的不同思想意识。可以说，东汉文人诗正是展现东汉时期士人思想的最好材料，虽然有的诗歌作者并未留下真实姓名，但他们心中不同情怀却深深烙入了诗歌中。同时可以看出由于诗歌作者大多都是中下层文人，他们的思想就更能代表那个时期失意士人的苦闷意识。作为文人诗歌的新形式，东汉文人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细细研读，以挖掘其中更深层次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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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轶群.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D].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2.

篇5：东汉文人诗

一.仕不遇

“仕不遇”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种普遍而且绝对的现象, 几乎无一人幸免。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就反复咏叹:“怀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文人多数奇, 诗人尤命薄”, 生动地概括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 有志难酬的共同命运。

“治国平天下”是文人们的最高追求, 然这一追求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只有实现“仕”之愿望后才能得到。可是, 现实是残酷的, 封建君主专制所需要的不过是驯吏顺民;才愈高愈遭恶, 志愈大愈多灾。历代怀才不遇, 忠而被谤的悲剧层出不穷。愿望与追求因同现实的矛盾幻灭了, 诗人的苦闷由此而生。特别是象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等这样对自身期望极高, 理想抱负极为坚定之人, 其满腔热忱与满心的理想与现实矛盾之重, 失望之大, 在诗中更表现出沉重的悲哀与感伤。

民族的自觉性和封建专制的强制性, 决定了每一个古代文人之于国家、民族、政权的伤痕累累的赤子之心。诗人在作品中, 将个人情感同社会现实紧紧相连, 无论外敌入侵, 或是政权更迭, 还是才不得用, 诗人们在黯然神伤、怨叹现实不公之时, 却从未忘弃过家国。文人们对于个人命运的多舛, 对于社会现实的残酷, 其哀不幸、怒不争的怨恨, 皆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执着。被尊奉为“诗仙”的李白与“诗圣”杜甫, 便是在这样的执着中, 过着悲怨的一生的。在他们的诗中, 无不洋溢着对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对权贵的愤慨与蔑视, 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与忧虑。在诗中, 文人们或拍案而起, 或音噎低唱, 或捶胸自问, 或茫然四顾……在包容万物的山水中, 诗人们毫不吝啬地袒露了自己的赤子真心, 即便世事再艰辛, 仕途再困顿, 身心再孤苦, 他们也不忘为给自己留下遍体伤痕的国家祈福。从体味痛苦, 到超越痛苦, 字字句句无不吟成啼血杜鹃。

二.精神世界

在封建社会里, 大多数士才得不到任用, 或是得用却不能施才, 于是, 芸芸儒生便尊奉孔圣人的教诲, 过起了隐逸生活。陶渊明的“归田”, 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 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然而, 尽管陶渊明努力使自己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乐趣, 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 “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 却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感激遂弹冠, 安能守固穷?”孟浩然也是在山水中游放其羡鱼之情的。

衍生于道教的道家竭力主张遗世隐逸, 在清净无为中顺应自然, 对尘事抱逍遥超然的态度。“道”无所不在的老、庄思想不仅指点给人们一条实现精神自由的道路, 也为世人无拘无束的想象思维提供了无限的活动空间。那些厌倦了世事纷扰与黑暗, 向往山水田园宁静奇妙的诗人们, 便在这种思想中, 远离人间烟火, 于灵山秀水中寻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达到与天地万物浑一、“物我两忘”之境。且看李白在《夏日山中》的样子:懒摇白羽扇, 裸体青山中。脱巾挂石壁, 露顶洒松风。好一个无丝无挂、逍遥自在!在道家理想中的黄金时代, 人无伤害万物之心, 与禽兽自然相处, 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令李白向往。在《夏日山中》, 我们可以见证李白远离尘世羁绊, 忘却心灵苦恼, 与自然和谐为一的真诚。

当文人士大夫将自然山水看成知音, 他们被扭曲的灵魂找到了归宿。无论情感的细腻与粗犷, 心灵的崇高与卑微, 包容的大自然都将之纳入其广袤的胸怀。而文人们回报给大自然的, 便是歌咏它, 礼赞它———这便是千百年来, 我们能吟咏那些烂熟于胸的名篇诗句的原因。

摘要：山水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仕不遇”的遭遇, 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及隐逸行为三个方面, 来揭示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并稍加探究了中国三大思想——儒、释、道在诗人隐逸行为中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