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供给

人力资源供给（精选十篇）

人力资源供给 篇1

近年来,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与国家政策的倾斜, 云南省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在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国家“桥头堡”战略背景下, 打通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大通道建设等十分迫切, 而要发展云南大通道经济, 作为智力支撑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研究十分重要。目前云南省物流产业发展迅速, 但物流人力资源却表现出开发水平低、速度慢、供需矛盾突出等特点。根据专家估计, 云南省每年对具有现代物流理念, 精通物流业务, 熟悉物流运作规律, 能进行物流决策和规划的人才需求每年至少递增1000—2000人, 云南省今后10年的物流人才缺口将在30万人以上, 物流业已成为最大的紧俏职业之一[1]。2020年, 云南省物流人力资源的需求总量将达到40万人。

人力资源也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资源, 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是一个地区总体资源中最关键的部分。科学预测人力资源的需求和结构, 对调整物流人才培养策略,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云南省总体人力资源供给特征, 并进一步针对物流产业发展特点, 对影响云南省物流人力资源的供给因子进行了探讨。通过相关研究, 以期对云南省物流人力资源的开发和配置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推进云南物流业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

2 云南省总体人力资源供给特点

2.1 数量优势明显但开发压力较大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云南省普查登记总人口为4596.6万人, 与2000年的4287.9万人相比, 10年共增加了308.7万人, 增长了7.20%, 平均每年增加了30.9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0.70%, 人口增长幅度明显低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十年增长率15.97%和年平均增长率1.44%。人口总量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前十年增加了590.6万人, 年平均增加约60万人, 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前十年增加了308.7万人, 后十年比前十年人口净增减少了281.9万人。同时, 人口自然增长幅度降低, 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日常人口统计数据看, 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十年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十年少生160万人左右, 但与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和年平均增长0.57%相比, 云南省总人口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 云南省人口总量居全国第12位、西部第3位, 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43%。

2.2 质量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人口文化素质整体较低:云南省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 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高, 这是一个较显著的特征。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在全省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 具有大学 (指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的有265.6万人, 具有高中 (含中专) 文化程度的有385万人,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263.1万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94.4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3人上升到5778人,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6563人上升到8376人,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1233人上升到27480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44768人下降到43388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明显提高, 由1990年“四普”的4.75年提高到2000年“五普”的6.32年再到“六普”的7.60年左右。但云南省“六普”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全国2000年“五普”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持平。在全省普查实际登记15周岁及以上人口中, 文盲人口为277万人,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文盲人口减少了205.3万人, 文盲率由11.39%下降到6.03%, 下降了5.36%。特别突出的是, 女性人口文盲率更高, 与全国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教育差距。

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卫生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的健康状况和许多卫生指标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预防保健工作薄弱, 呈“一高一低”状态。即有相当州市的疾病率仍然较高, 而人口预期寿命却相对较低。联合国卫生组织相关资料显示, 1995年我国各类传染病每10万人口中为4.83人次,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低发病率国家, 但云南省的发病率却较高, 排位处于全国较前的位置, 这与预防保健工作薄弱有着密切关系。此外, 据2010年资料统计显示, 云南省的人口预期寿命比全国人口预期寿命短, 比同期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低约2.5年。公共卫生资源、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和设施方面在云南省也显得十分薄弱。2009年, 全国平均每1000人的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为3.06, 云南省为2.94, 北京最高为6.80;全国平均每1000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4.15人, 云南省为3.02人, 北京最高为12.92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以及医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较低[4]。

2.3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高价格弹性

人力资源主体是一个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完善规范的市场具有的高效价格机制将成为影响人力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人力资源供给的买方市场条件下, 微小的价格变化即会引起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的巨大变化。就数量而言, 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 所以存在着人力资源供给的高价格弹性。一方面, 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往往集中了过多求职者, 如公务员招考。近几年来, 云南省公务员招考的竞争指数高达1∶20, 有些岗位甚至高达1∶1000。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取消了农业税收, 加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许多惠农政策不断出台, 农村环境得到了大大改善, 农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纷纷返乡, 造成物流业用工紧张。

2.4 云南省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域差异[3]

地区差异:从人力资源总量上看, 2010年云南省16个州市中人力资源最多的是昆明市、曲靖市、昭通市、红河州、文山州和大理市, 人力资源总量均在300万人以上, 分别占云南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13.99%、12.74%、11.34%、9.79%、7.65%、7.52%, 这6个地区加起来占到全省总人力资源的63.04%。人力资源最少的是迪庆州和怒江州, 人力资源总量均在50万人以下, 两个州人力资源总和仅占到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1.93%。人力资源最多的昆明市与最少的迪庆州相差了近16倍。从人力资源密度上看, 人力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昆明市和曲靖市, 达120人以上/km2;迪庆州和怒江州人力资源最稀少, 不到40人/km2, 其中迪庆只有16.8人/km2。从人力资源质量上看, 2010年在16个州市每10万人所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中, 大学文化程度每10万人拥有量最高的是昆明市, 拥有量最低的是文山州, 相差近10倍;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每10万人拥有量最高的仍是昆明市, 最低的是昭通市;小学文化程度每10万人拥有量最高的是文山州。

城乡差异:云南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省份, 城镇人力资源和农村人力资源在数量上相差悬殊, 乡村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大, 城镇人力资源比重较低。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云南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618.0万人, 占总人口的35.2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978.6万人, 占总人口的64.80%。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增加了628.4万人, 乡村人口减少了267.7万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84%。对城乡从业人员进行行业分类, 2010年农业人口在市、镇、县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农林牧渔业。

民族差异:由于云南民族众多, 人力资源的数量在各民族构成上也存在着差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汉族人口占云南省总人口的66.63%;各少数民族人口1533.7万人, 占云南省总人口的33.37%。其中, 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0.94%, 哈尼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5%, 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40%, 傣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6%, 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4%, 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2%。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汉族人口增加了242.3万人, 增长了8.59%;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18.4万人, 增长了8.37%。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汉族人口的增长率, 主要是受人口迁移流动等原因的影响, 流入云南省的汉族人口比重较大, 而流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偏多。

3 影响云南省物流人力资源供给的因子分析

3.1 工资水平

近十年来, 云南省城市职工平均工资逐渐上升。由于国家《劳动法》等法律的出台, 对职工的合法权益有了更为人性化的保护, 加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因此这种平均工资仍会继续保持上升。物流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了大量人力资源向该行业的转移, 但是由于物流业本身人力资源开发的滞后性, 职工紧缺十分严重, 所以导致物流行业职工工资只高不低, 这样必然促使物流企业单位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 各雇佣主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努力降低用工成本, 云南省劳动需求的增长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 2007年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政业 (即物流业) 从业人员收入为每人每年26337元, 排名第四位。全省平均收入为每人每年20481元, 金融业最高为36774元, 电力、燃气及水的上游产业和供应者为33318元,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31461元[5] 。

3.2 劳动参与率

所谓劳动参与率, 是指参与劳动活动的经济活动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劳动参与率的公式为: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人口总量×100%;劳动参与率= (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人口总量×100%。一般来讲, 在劳动力本身的规定性方面, 中青年的劳动参与率较高, 所以劳动参与率生命周期呈倒“V”型。区域总人口劳动参与率的高低极大地影响着区域人力资源市场的最终供给, 在一定范围内, 它的影响因素决定着人力资源供给的弹性。在云南省物流业 (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及邮政业) 从业人口中, 2007年云南省物流业从业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口的比重为4.27%[5]。这说明云南省虽然人力资源丰富, 但是物流业劳动参与率并不高, 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3.3 劳动时间

目前, 云南省各州市均按国家统一的标准时间进行劳动, 即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h,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0h, 不超过44h, 并且劳动者享有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这种劳动时间比以前的六天工作制的劳动时间有所减少。从宏观角度看, 经济越发展, 人们越重视闲暇, 劳动时间就有所减少。工作时间的缩短, 是社会进步的反映。此外, 人力资源供给总量, 是人力资源供给人数与劳动时间的乘积。在未来的发展中, 人力资源供给人数不断增加, 劳动时间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云南省的人力资源供给总量将随之逐渐增加。

3.4 物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云南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 长期以来物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 尚处于工业化初期。近年来, 大量的国际和国内大型物流企业不断入驻云南, 为该省的物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由于云南省本土的物流企业大多数都是从传统运输企业和仓储企业转化而来, 所以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云南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高等级公路和铁路网尚在改造中, 水运并不发达, 港口规模偏小, 缺少总体规划和区域的协调, 物流各环节相互割裂, 系统性差。物流网络系统建设滞后, 包括基础设施网络、企业服务网络、信息网络等相对落后, 缺少在区域内与区域之间开展物流网络服务的条件。目前实行的按照不同运输方式划分的分部门管理体制,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近年来,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较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业, 纷纷给予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并颁布了相应的物流发展规划。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发布和完成现代物流规划研究工作的省市有近30个。2003年后云南省开始了物流业发展的相关规划, 但仍落后于东中部许多省份, 体制建设无法适应快速的物流业发展。

3.5 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开发严重滞后、人口压力大、人力资源素质差、教育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低等原因, 致使云南省的自然资源优势难以转变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与我国的情况大体一致, 目前云南许多企业对现代物流的认识较为模糊, 大多把货物运输或货代等同于现代物流, 许多企业至今未制订发展物流的中长期规划。大部分物流企业对物流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运输的概念上, 不了解供应链和现代物流理论。此外, 由于学科建设相对滞后, 物流专业教育才刚刚启动, 物流从业人员缺乏物流专业知识和技能, 这是云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2007年, 在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行业分布中,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99% (全国的比重为2.48%) [6], 批发和零售业占0.35%, 两者相加仅2.34%。不难想象, 作为云南省十大行业的物流业, 其专业技术人才远远低于发展目标的需求。21世纪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才的较量。加大教育事业投资力度,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劳动者素质, 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建立有利于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制, 是实现云南省现代物流发展目标的关键。

3.6 相关的人才政策

云南省的物流业发展兴起于21世纪初期, 由于长期的经济边缘化, 使云南物流业的人才政策制定相对落后, 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人才政策很少。所以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 努力为云南省的物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进入新世纪,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特别召开是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 云南省委、省政府把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相继制定了《关于贯彻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关于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云南省人才发展“十一五”规划》、《云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享受政府购房补贴和工作经费资助评审认定暂行办法》、《关于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来滇创业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乡土人才资源开发工作的意见》、《人事厅关于贯彻<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云南省挂钩扶贫干部选派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人事厅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06年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人才资源开发促进条例》。这部条例的颁布实施, 是云南省继《继续教育条例》和《人才市场条例》之后出台的又一部有关人事人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在全国是第一家制定的规范人才资源开发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这部条例的出台, 为云南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培养和造就各类优秀人才提供了法律保障。

4 几点建议

4.1 加大教育、培训投资力度

就云南物流人力资源总体情况来看, 存在人口整体素质普遍较低, 人口知识结构不合理, 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问题。因此, 要有效合理地开发物流人力资源, 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①要解决教育问题, 必定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特别是要加大对高等院校、高职高专和中专职业技术学校等物流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 除了国家教育经费支持外, 应积极寻找社会资金保障物流人力资源开发。②加大培训力度, 做好职前培训、在岗培训和职后培训。积极鼓励社会组织机构开展物流职业教育与培训, 充分发挥职业资格认证考试, 将物流培训工作社会化;寻求校企联合办学的途径, 探索学校教育和企业之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积极提升物流从业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或通过委托培养、自学考试等方式提升物流人员的再教育水平。

4.2 以点带面, 实施非均衡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目前, 云南物流人力资源在开发和分布上存在着地区间、城乡间和民族间的差异。物流人力资源开发基础差、难度大, 因此要实施“重点开发, 以点带面”的非均衡开发战略。一方面, 在全省层面上立足于昆明—玉溪经济核心区为重点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基地, 逐渐向曲靖、楚雄东西两翼拓展, 进一步向周边州市延伸;另一方面, 依托各州市具有的高校、高职高专、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民族学校, 大力开展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壮大当地的区域物流人才队伍。

4.3 开发农村物流人力资源,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云南省物产丰富, 蔬菜、花卉、水果等农产品产量较大, 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物流经济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 云南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分散在广大的农村, 就业较困难, 而传统农产品的流通方式远远不能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通过对农村物流人力资源开发, 一方面可解决当地的物资流通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可解决当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实现本地就业。

4.4 完善人才政策, 吸引中高层次人才

就目前云南省物流人才缺少, 特别是中高层次人才不足的情况下, 对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显得十分重要。要不断拓宽物流人才的引进渠道, 加强物流人才储备。在进行物流人才培养的同时, 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人才市场、中介机构、涉外单位的联系与合作, 接收适应云南省物流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发挥境内外、各科领域或技术领域中的优秀拔尖人才, 重点引进发展急需的中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掌握高科技技术或先进技术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或高级技能人才, 使云南省中高层次人才形成一定的规模。

参考文献

[1]张静, 木淋英.云南省高校物流人才培养现状与对策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 2009, (5) ∶153-154.

[2]陈洛.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3]杨林, 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24-228.

[4]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5]云南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2008[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人力资源内部供给预测的方法 篇2

人力资源信息库：技能清单，针对一般人员的特点，根据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集中收集每个员工岗位的适合度、技能等情况，为人事决策提供信息

管理才能清单：反映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为管理人员的流动决策提供有效信息 管理人员接替模型：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马尔可夫模型：分析组织人员流动的典型矩阵模型，基本思想：通过发现组织的人员变动规律预测组织未来的人员供给情况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程序

分析组织结构的影响因素，选择合适的组织结构模式

根据所选的组织结构模式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门

选择部门结构，进行组织结构设置

将不同的部门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组织结构

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组织结构

制定企业各类人员规划的基本程序

调查收集和整理涉及企业战略和经营环境的各种信息

根据企业或部门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人员规划的期限，全面了解企业人力资源现状，为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提供准确翔实的数据

在分析企业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科学预测方法对企业未来人力资源供求进行预测。

制定人力资源供求协调平衡的总计划和各项业务计划，并分别提出各种具体的调整供大于求和求大于供的政策措施。

人员规划的评价和修正

员工素质测评的步骤和程序

一、准备阶段

1、收集必要的资料

2、组织强有力的考评小组

3、制定考评方案：确定测评对象的范围和测评目的、设计并审查测评指标体系和参照标准、制定或修正测评参照标准。

二、实施阶段

1、测评前的动员

2、测评时间和环境的选择

3、测评的操作程序

三、测评结果的调整

1、引起测评结果误差的主要原因：测评指标和参照标准不明确、测评人员训练不足、近因效应、感情效应、晕轮效应

2、测评结果处理的常用分析方法：集中趋势分析、离散趋势分析、相关分析、因素分析

3、测评数据的分析

四、综合分析考评结果

1、考评结果的描述：数字描述、文字描述

2、员工分类：调查分类标准、数学分类标准

整合供给资源加大品牌研发投入 篇3

随着近年来产能过剩的浪潮吹到服装行业，库存量高居不下一直困扰着品牌服装的发展。带来这些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很多服装品牌仍然在用粗放的模式进行研发，没有进行深度的市场调研，合理规划货品的数量和结构，致使一些无效SKU的产生，直接导致库存量增加。科学的研发模式应该基于市场调研的数据，调整品牌的定位、定价和定量，提高货品消化率。

第二，整合供给资源“降成本”。降低企业成本是帮助企业摆脱当前困境、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当前，服装行业的人力成本逐年增高，而且国内供应链鱼龙混杂，这就需要品牌企业逐一甄别，选择最优质的供应商和工厂强强联合，减少供应链的中间环节，直接面对工厂，与面料商对接，从而降低成本。

第三，加大品牌研发力度和投入。在研发源头进行深度市场调研，得到最前沿的一手资料，结合自己品牌的定位合理企划每季的产品。坚持每一季度有传承、有创新，传承品牌的DNA；坚持原创，发挥设计师的创造力，提供优质的面料供应商进行定织定染，合理規划货品的数量和结构，让货品更加丰富、多样化。VICUTU一直以来都坚持用最专业的研发模式给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人力资源供给 篇4

该国家标准来的正是时候。众所周知,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迅速成长为庞大的智力产业。

据统计,这项产业的营业额从1996年的21.85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302亿元,5年间增长了13倍。2005年的营业额近500亿元,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11%,而世界管理咨询服务平均水平为1%,发达国家为3%。可见其未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伴随着中国市场和全球化的对接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咨询服务,也越来越为市场所重视。从中国到全球,普遍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属于21世纪的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不能任由市场无序发展。否则,这一朝阳智力产业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

GB/T 32625-2016《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规范》,就是确保这项产业健康发展的国家标准。虽然这项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对于产业发展具有纠偏规范的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规则经济,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产业也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因而,讲法治、按规则、用规矩,可谓当务之急。

就现实而言,这一国家标准能够破解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产业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可以解决缺乏常态和有效市场管理的痼疾。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顺应市场而生,且呈自由发展之态,因而产业门槛很低,市场乱象频生。缺乏专业性、粗放式自生自灭。因而,制定统一的规范,管好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的机构和人,就显得十分重要。GB/T 32625-2016《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规范》作为产业国家标准,就起到了破乱为治的作用。

二是能够弥补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产业知识基础薄弱的短板。由于咨询业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是缺乏足够的人才和知识储备,从业的专业咨询师素质普遍低下。这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产业还未形成系统化的市场体系。所承接的咨询服务,也是低端层次的。因而,这一产业没有大数据的咨询案例数据库支持,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国家标准的出台,对于完善咨询业的短板有明确规定,值得期待。

三是有助于破解咨询项目开展条件不成熟的难题。和其他新型服务产业一样,咨询机构和从业人员也存在着自身能力低下但是基于市场功利而超能力接单的现象。甚至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尴尬。除了咨询业供给侧难以提供符合市场期待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消费端的咨询客户由于自身的管理理念、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咨询服务参与度也无法达到咨询服务的要求。

除了解决咨询业存在的市场难题,标准也对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以及服务质量控制进行了规范。

人力资源供给 篇5

土地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核心提示

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土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地方的实践已经展开，成效逐步显现。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土地供给侧改革如何进一步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发挥更大作用，解决供什么、供给谁、怎么供的问题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薛 亮

说起移房上坡，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村民韩根华连说了几个“好”。从“只有黄泥路，没有水电暖；污水排农田，臭气直冲天”的黄泥埂，到“绿树掩映、粉墙黛瓦、江南气足”的东湖畈，老韩一家的变迁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农村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更是浙江省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而这，仅仅是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地方实践之一。

从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一年多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蓝图逐渐步入现实。土地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资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无论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处于供给端重要位置的国土资源管理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姜大明部长在2017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明确，今年国土资源工作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将有实质性进展。

这是一场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攻坚战，如何将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发力？

供什么——

提高土地供应能力，完善供应方式

韩根华一家的变化得益于“建设山上浙江、发展生态经济”的发展理念，这也是浙江省从2015年开始的“坡地村镇”建设的基本原则。当地通过充分利用林地、园地及未利用地，依山就势、点状开发推进村镇建设，减少了对平原优质耕地的占用，减轻了对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有效拓展了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提高了建设用地有效供给。

浙江“坡地村镇”的实践，给出了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供”什么的答案之一，那就是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鼓励使用荒废土地等方式方法，稳定用地供应，提高土地供应能力，这对于提升土地配置效率，全面提升经济效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盘活存量、提高土地供应能力，就不能不提广东城镇低效用地的开发。从2008年广东先行先试，到2013年国土资源部扩大试点范围，确定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10个省（区、市）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近年来，我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实践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广东的“三旧改造”所产生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促进了节约集约用地，增强了科学发展的用地保障，更是有效带动了社会资本投资，扩大了城乡就业，刺激了消费需求，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据广东省调查统计，全省370多万亩城镇低效用地，改造后可节约的土地超过100万亩，相当于全省4年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此外，以供地结构优化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广东全省已完成的改造项目中，产业结构调整约占70%，一大批规模小、效益差、能耗大的企业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优质项目或者“互联网+”、健康医疗等新产业、新业态所替代。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更加完善，使得城市更加宜居。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也面临着土地权利关系复杂、激励措施不够、历史遗留问题多等制约因素。

2016年11月，在总结、提炼广东“三旧改造”经验的基础上，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指导意见（试行）》，鼓励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自主、联营、入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对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改造开发，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积极参与。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文件在指导思想中突出了“鼓励土地权利人自主开发，鼓励社会资本积极进入”，改变了单纯由政府主导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状况。

此外，2016年3月，国土资源部还出台了《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对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一律停止办理供地手续，同时，加快“僵尸企业”分类有序处置，盘活产能退出企业存量土地，以严控产能过剩企业用地，积极盘活存量用地。

专家指出，解决“供”什么的问题，就是要通过规划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为市场机制配置土地提供基础，提高土地配置的可持续性。同时，要通过提高市场的决定性，明晰产权主体和界定农民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保障合法权益，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除了盘活城市存量建设用地以外，在城市增量用地供应上，从2015年1月开始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也在探索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供应主体来疏导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应。

供给谁——

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助推产业结构优化

在解决了“供”什么的问题之后，就要考虑这些“来之不易”的土地应该“供”给谁。

“充分发挥农村的独特优势，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培育壮大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表述。

其中明确，允许将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作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海南在解决围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农村新业态土地供给问题上的做法，也恰恰契合了中央的这一要求。

白沙县罗帅村位于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鹦哥岭，这个黎族村庄共有52户村民，世代居住在风景秀丽的大山上，村民以种植橡胶为生。2010年5月，当时白沙县引进海南天涯驿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试图开辟一条乡村旅游和民房改造相结合的农村建设新模式，以此实现农村经济的新增长和农村人居条件的改善。

当年8月25日，罗帅村铲起了整村民房改造第一锹土。这里原有的25亩宅基地，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了重新规划，而规划后的宅基地仅占用约12亩，整理出13亩村庄建设用地，其中10亩用于企业建设汽车旅馆和休闲生态酒店，另外3亩用于建设约100个生态停车位。

研究海南省的做法可以发现，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新表述，但在实施差别化土地政策等方面，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的实践已经和此前中央部署的一系列改革目标高度重合。

2015年9月，国土资源部联合五部委下发了《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明确提出各地应以“先存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新产业用地供应，对于新产业发展快、用地集约且需求大的地区，可适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以重点保障新产业、新业态用地。

同时还指出，要鼓励对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采取租赁方式或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租赁期满符合条件拟转为出让土地的，可以协议方式办理出让手续。先租后让、租让结合方式符合企业成长期的用地特点，既能降低用地成本，又有利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这部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的重大举措，也为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供给方向奠定了基础。

在这份意见的指导下，上海市在《“中国制造2025”上海行动纲要》中提出，要加快实施腾出土地再利用政策，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土地和资源环境空间；统筹工业用地指标重点用于经认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新”经济项目用地需求，并向重点园区和重点区倾斜；实行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鼓励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和“租让结合、先租后让”。

广西厅也提出了“三优先”政策，即采取优先安排指标、优先保障用地、优先享受政策等措施，优先支持生态产业园区享受低丘缓坡、工业用地上山、未利用地开发等土地利用政策，提高园区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绿色化程度。

此外，近年来，各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也通过实际行动，为助推产业结构优化顺利推进添砖加瓦。例如：山东省支持各地各部门收购或长期租用符合条件的商业房、写字楼，改造为中小学、幼儿园、养老院用房；福建省允许部分商业办公用地可转商住用地，支持房地产企调整产品结构，将库存商品房转为企业总部、软件产业、电子商务、文化地产等，并享受有关政策优惠；云南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鼓励以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入股、联营发展农村产业，等等。

可以看出，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在解决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谁的问题上，坚持以改善民生供给为导向，努力通过推进改革优化民生供给结构、提高民生供给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怎么供——

差别化供地，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既有保也有压。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大任务之一，也是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群众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

怎样通过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成为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1月12日，姜大明部长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已有国土资源政策措施，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完善配套政策，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的房地产去库存工作，姜大明指出，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支持房地产库存大的城市对未开发房地产用地依法进行合理调整，用以发展社会民生项目或国家支持的产业项目。

其实，早在2015年3月，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强调要以分类调控、因地施策为指导，合理确定新增住宅用地规模，控制好住宅用地供应的规模、布局和节奏。

上述文件首次将住房供应结构、土地供应结构联动调整，提出房地产供应明显偏多或在建房地产用地规模过大的市县，可以将商品住房调整为保障房，将尚未开工建设的商品住宅用地调整为保障性住房用地、养老服务业等用地，为住房供地结构调整，消化过剩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提供政策支持。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化解房地产库存”政策的“晴雨表”。

中西部以及部分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县级市，是我国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战场。用足土地政策，打通棚改与去库存之间通道等，成为各地今年利用土地杠杆去库存的普遍之策。

安徽省将去库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落实进城落户农民住房保障政策，并强调在三四线城市商品住房去库存的同时，采取有效办法消化商业地产库存；河北省将去库存与促进人口城镇化、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起来，既要抑制投机，又要支持城镇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河南省要坚持规划引导，有序发展房地产业，加快构建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自助购买与市场租赁相结合的住房体系，支持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湖南省将实行房地产用地分类调控，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对房价上涨过为迅猛的城市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对房地产库存量过大的城市暂停新增房地产用地，促进房地产去库存。

今年两会期间，姜大明在“部长通道”回答关于建立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土地供应基础性制度时着重指出，“住宅用地是保障住有所居的，不能拿来炒作囤积”，要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遏制炒作土地的投机行为；对不同地方“分类指导、因城施策”，对重点城市“一城一策、靶向治理”，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去库存任务重的城市要减少甚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要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合理提高住宅用地比例，以市场配置满足多层次住房用地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用地实行应保尽保等等。

此外，在去产能方面，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3月出台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山西、内蒙古、河北等资源大省纷纷在过剩产能项目上严把土地关口，加大监督检查，持续抓好闲置土地处置清理等举措，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全面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

人力资源供给 篇6

1．1 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的形式。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从文本、声音、图像等容易管理的形式到由计算机创造成复杂的多媒体资源，如3D电影、游戏等；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涉及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

1．2 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的价值。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衍生品，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且其价值呈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例如，电影《阿凡达》，其价值在短期内就有投资回报。而部分文化资源的价值则体现在未来的参考价值。文化资源价值的空间分布则源于文化资源使用者空间上的分散性角度来考虑。大多数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有审美价值、历史和政治意义，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

2 影响数字化资源战略保存的主要问题

2．1 文化资源保存动机的失衡。其一是保存动机缺乏；其二是保存动机的错位。文化资源保存动机的失衡使得其可持续保存战略的实施受阻。

2．2 保存价值的不确定性。数字保存的用户需求有两个基本属性：（1）发散性。用户需求的发散性，决定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价值认可缺乏一致性；（2）预测性。数字资源本身价值决定其保存价值。数字资源的价值时间上的分布有：（1）资源价值的及时性。（2）资源价值的长远性。部分数字资源的价值体现在将来，具有很好的研究以及凭证价值。

2．3 不可逆转的损失。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收藏者决定是否继续收藏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因此，很可能出现不可逆转损失的危险。

2．4 激励机制的失衡。为了文化资源数字化保存战略的实施，我们采取了版权方面、经济方面、赋予部分机构保存资源权利等不同的激励机制，版权法保证了版权所有者对资源的法定拥有权。当用户使用资源时，用户与版权资源拥有者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

3 解决商业化文化资源战略保存问题的方法

3．1 强化激励机制。在数字保存的可持续保存战略中，应强化薄弱的激励机制。（1）修正版权法，强化版权机构的权利，命令具有权威的公共机构保存受版权保护的电子资源。如，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版权办公室要求相关机构存储电影以后，以动态图像为代表的多媒体资源保存的质量相当高。（2）对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提供直接的激励机制，鼓励其为公众利益保存资源；鼓励其移交相关的数字资源，对任何为公众利益承担数字保存责任的私人实体——无论是跨国公司或者个人收藏者，应给予一定鼓励。

3．2 制定数字资源保存政策。（1）主导的文化机构应组织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为数字化资源的选择和可持续的数字资源保存设计标准；（2）分析用户的现实需求和未来需求，及数字资源价值的及时性以及长远性，采用不同的保存策略，使用公共代理机构，比如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

3．3 公共机构与私人实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数字领域内，有效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能够达到两个目的：（1）确保合作者之间责任和角色的明确分工；（2）能够确保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必要的时候，从个人收藏者到公共保存机构的安全交接。

4 数字化的商业性文化资源战略保存的筹资模型

4．1 访问费用。数字保存所需的费用来源于用户的访问费用。这种费用对数字保存的间接收入，体现了数字保存的长远价值。当用户需要某种信息资源时，需要访问保存机构的数据库时，应支付对数字资源的访问费用。例如，美国的JSTOR、中国的CNKI。

4．2 社会保存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偿付费用。社会保存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偿付费用，是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对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的保存和提供访问服务，保存费用来自公共资金。可以通过税收等公共收入的方式分配给公共机构作为所需保存资金。

4．3 自由捐助。数字保存费用来自利益相关方或其他机构的自由捐助。

4．4 委托保存费用。数字保存费用来自委托保存的服务收费。该项费用直接来自数字资源委托保存服务，而不是间接的来自其他形式服务的收费。

5 展望以及建议

确保个人和公共机构之间的交接是重中之重。使用管理机制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版权权威机构可以建立一个资源库，对资源目前的所有权进行跟踪，提供安全交接需要的信息。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来稿日期：2011-12-08）

人力资源供给 篇7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同时又是全球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对于中国来说,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保障国家油气安全供给必须既立足国内, 把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作为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措施, 又要积极、充分地利用国际油气资源, 形成有效、稳定的国外油源。同时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 支撑油气产储量的增长, 以科技创新保障油气资源的可持续供给。

1 中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的国内保障

根据笔者的预测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观点, 中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的目标应该是到2010年和2020年, 使东部地区原油产量保持在0.89～0.96亿t和0.76～0.85亿t;西部产量增长到0.51～0.55亿t和0.68～0.75亿t;海上增至0.36～0.39和0.37～0.42亿t, 在弥补东部递减之后, 继续保持全国原油产量的持续稳定增长。

1.1 油气资源勘探现状

近年来, 我国油气勘探不断取得突破。年均新增石油储量7亿t, 在渤海海域和西部地区山前冲断带及古隆起相继发现大型油田;天然气勘探发展迅速, 年均新增天然气储量为4 200亿m3。由表1可见, 我国油气资源的发现程度和探明率较低, 且油气勘探程度分布不均, 陆上高于海上, 东部高于西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观点, 油气可采资源探明率小于30%属于勘探早期, 30%～60%属于勘探中期, 大于60%的才进入勘探后期, 因此从整体看, 目前我国石油资源处于勘探中期, 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天然气资源尚处于勘探早期, 属于快速增长期。

1.2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面临的挑战

(1) 陆上剩余石油资源质量变差。全国剩余油气资源质量总体变差, 而且常规资源中, 分布于深层隐蔽目标中和沙漠、山地、黄土塬复杂地表条件的资源比例也较大。

(2) 老油区新发现油气田的规模变小。我国主要含油气盆地的勘探都长达10～50 a, 松辽盆地资源探明率已达50%以上, 渤海湾盆地陆上资源探明率也达到了40%。

(3) 新探区勘探难度加大且远离市场。新探区资源潜力较大, 但地面和地下地质条件更加复杂。从目前消费状况来看, 中长远油气消费市场仍然在我国东部地区, 中西部勘探投入和油气运输费用将远大于东部。

(4) 勘探成本将逐渐提高。近10 a来整个勘探成本平均年增长5%, 其中物探成本上升了17%、探井成本上升了11.5%。预计2010年将上升到71.82元/t。

1.3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战略的措施

未来20 a我国油气勘探开发的总体策略应该是:深化东部、加快西部、发展海上, 开拓新区, 挖潜老区, 搞好储采平衡和资源接替、用西部和海上增加的产量接替东部递减的产量。

(1) 深化东部勘探。东部是我国石油生产的主力地区。石油开采资源量84亿t, 可采资源探明率为60.4%, 处于勘探中后期。松辽盆地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实现该地区未来油气储量增长的主要勘探领域集中在长垣两侧及凹陷内大面积低渗透岩性油气藏和外围中小盆地群;渤海湾盆地 (陆上) 勘探程度较高, 但其勘探领域广, 层系及类型多, 挖潜空间仍较广阔[1]。渤海湾盆地的主要勘探领域为:渤海湾盆地浅层、渤海湾盆地下第三系以及渤海湾盆地下古生界。

(2) 加强西部勘探。西部地区是近期我国原油增产的主要地区。石油资源量为367亿t, 可采资源探明储量为47亿t, 可采资源天然气资源量为31.3万亿m3, 占全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的66.6%。与东部相比, 西部地区油气勘探处于早中期阶段, 储量可以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前陆盆地的勘探程度仍较低, 应加强勘探力度;对于尚未获工业油气流的古隆起, 要寻找古隆起与紧邻生油凹陷的时间、空间动态演化关系, 分析油气成藏、分布的主控因素, 加大勘探力度, 争取早日实现油气突破。因此今后在加强盆地区域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三叠系延长组三角洲油藏, 加大勘探力度, 保证盆地储量的持续高速增长。

(3) 发展海上勘探。我国海域总体上油气地质条件良好, 油气资源比较丰富。石油可采资源量19亿t, 可采资源勘明率为22.6%, 尚处于早、中期勘探阶段, 潜力较大。今后一段时间应围绕渤海湾海域、珠江口海域、北部湾盆地和东海海域四大地区, 深化传统近海油气勘探、加强深水海域勘探。同时应尽快在我国主权海域加强区域普查、区带评价和定探索井, 优选勘探目标, 预测油气分布。

(4) 开拓新区与挖潜老区。实现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 关键是要搞好储采平衡和资源接替。为此要加强对油气勘查程度低的陆地和海域的勘探;发展剩余油认识技术, 改善注水技术等综合技术, 提高采收率, 搞好难采储量的开发;采用先进技术、特别是改变经营方式和降低成本, 使2020年前每年提供可采储量达到0.17亿t。

2 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的海外保障

合作利用全球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发展, 是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的主要做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能源外交总体战略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通过海外开发和多元进口贸易, 弥补国内油气供给的不足, 是实现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

(1) 加大海外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不断提高权益油生产比例。从资源、地缘政治方面考虑中东、中亚-俄罗斯和非洲是我国利用海外油气资源的重点战略选区。中亚-俄罗斯不仅油气资源丰富, 而且与我国陆路相连, 是我国建立陆上进口通道, 实现进口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对中东国家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资源, 换取合作开发机会;对中亚-俄罗斯应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总体框架下, 统筹考虑和推进中哈、中俄油气勘探开发和管道项目合作。在选择重点地区的同时, 应加快向东南亚-澳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等地区拓展, 捕捉投资机会, 不断扩大规模。

(2) 实施油气进口多元化战略, 建立和完善我国石油贸易体系。中国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的状况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因此必须力求稳定中东, 发展北非与西非, 拓展中亚-俄罗斯, 兼顾其它地区, 保持和发展进口来源的多元化。首先, 积极与产油国开展互补型贸易, 坚持政府间协议、长期合同和现货进口相结合, 大力开拓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石油进口贸易, 增加长期合同买卖数量。其次, 积极研究和开辟海上陆上多条运输通道, 包括中俄、中哈油气管道, 以及除马六甲海峡以外的经东南亚至我国的第二石油运输通道。再次, 应及早规划建设一批大型原油码头、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等油气进口配套基础设施, 提高进口油气的接卸能力。最后, 积极组建远洋船队, 增加进口原油的自运量, 保障石油运输安全。

(3) 不断重组改制, 尽快使中国石油企业发展成为跨国集团公司。目前中国的石油石化企业无论规模和竞争力都还不足以与海外石油巨头抗衡。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 中国石油企业只有尽快将自己打造成跨国集团公司, 才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以适应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需要。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深化产权改革, 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以推行扁平化管理为重点, 减少管理层次和无效管理环节, 以提高企业的管理运行效率。三是实施专业化重组, 要加快石油、石化企业的重组改制, 通过技术、资本、人才、管理及服务等资源的系统性配置, 突出核心业务和竞争优势,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

3 中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的科技创新

3.1 油气科技创新与油气产储量增长

勘探开发理论和技术对我国油气资源的产储量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产储量的增长不是由单一的技术因素决定的, 但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科技创新对油气产储量增长的影响。

(1) 油气勘探技术、现代钻井技术与中国油气储产量的增长。油气勘探技术则是发现油气田的重要手段。其技术主要有重、磁、电、地球化学勘探技术、地震勘探技术、测井技术等。以测井技术为例, 建国50 a来, 中国测井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油气勘探和油气田开发效益, 为石油与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代化钻井技术在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使我国石油产储量的稳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油气田开发和开采技术与中国油气产量的增长。我国油气产储量的不断发展, 不仅得益于油气勘探技术和钻井技术的创新, 而且也得益于油气田开发技术的创新。到目前为止, 我国绝大多数油田都采用人工注水, 保持压力的开发方式, 注水开发油田产量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90%左右, 这在数量上和水平上都处于世界油田开发的先进行列。同时, 我国石油提高采收率技术在化学驱、蒸汽驱、注气等领域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 改造油气层增产的压裂酸化技术、稠油开采技术等也都为我国油气产储量的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

3.2 油气科技创新的战略对策

(1) 积极创新涉及促进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地质理论与关键技术。促进我国油气供给的可持续发展, 从油气的资源的勘探、开发、储运等环节都需要有科技创新的力量来支撑。为达此目的, 必须在地质理论和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主要是在以下理论上有所创新:地质基础理论的创新、物探技术的基础理论创新、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创新;测井技术的创新;钻井技术的创新;油气田开发理论与技术的创新。

(2) 积极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我国油气工业的科技创新有赖于各项基础研究和实用技术的不断进步, 但同时科研管理体制及相应的科技政策正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着力点的关系是否可以理顺, 直接影响着我国油气工业的科技创新进程, 所以必须加大科技的有效投入, 不断推动科技创新, 把提高科技贡献率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 同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3) 大力实施人才战略。科技的根本在于人才, 油气工业的科技创新之路更离不开人才的铺设。一是创新人才制度, 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积极构建人才战略体系。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努力提高全员劳动素质, 为参与国内国外竞争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把人才队伍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大力培养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型人才;三是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努力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用机制, 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负面影响,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四是建立科研人员岗位管理制度;五是注重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六是注重培养一批科研项目带头人。

参考文献

[1]潘继平, 金之钧.中国油气资源潜力及勘探战略[J].石油学报.2004 (2) .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篇8

政府信息资源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活跃、最宝贵的要素之一,为公众提供了解政府、社会和经济历史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知识,是确保政府责任感、管理政府运作、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信息膨胀时代,根据IDC最新研究报告《数字宇宙膨胀:到201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到2010年,全球数字信息量预计为9 880亿GB[1],政府信息也随之呈几何级数增长。面对如此浩瀚的信息海洋,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利用政府信息资源服务于民,发挥政府信息社会价值,使政府信息资源能快速、便捷、合理地通过一定方式被一般公众无障碍获取,是我们有必要进行探讨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具体情况提出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多渠道的供给模式。

1 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现状

政府信息资源是指一切产生于政府内部或虽然产生于政府外部,但对政府活动有影响的信息和用来处理信息的信息设备、信息人员和信息技术的统称。政府信息资源供给是指由各种政府信息资源拥有者提供各种政府信息产品或服务,目的在于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西方各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官僚制阶段;以“政府外包”、“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为特征的市场多元化方式;现行的以“整体合作政府”为特征的整体合作型[2]。整体合作以协同理论为基础,致力于公共服务部门的内部和外部的协同合作,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以及社会的志愿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追求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实现政策间的协调,减少甚至避免政出多门,以及政策间的撞车现象;能更好地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的短缺资源;能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共同的公共需求而联合起来,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克服市场化阶段中为公众提供碎片化服务的弊端,实现公共服务的整体系统性。如美国政府与私营企业密切合作,重点建设数据库资源;英国“电子政府”战略框架中的“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3]将数千个政府网站连接起来,且将内容按公众的需求组织起来,而不是按政府的机构设置组合,提出了以电子形式传送政府服务给公众的新型公共服务方式[2]。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状况这几年有了明显改善,政府信息资源供给主要有“原生态”的政府信息公开和“增值态”的政府信息开发两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职能和服务能力的限制,目前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官方网站、政府信息查阅大厅、图书馆的公共查阅场所等举措方式,且提供的大都是政府行政机关产生的公报文件、政策法规、经济计划、用人制度等“原生态”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信息增值服务供给模式表现为政府信息的供给是由有关主体针对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在对政府信息进行再加工、再开发与再利用的基础上,开发多种类型的政府信息资源产品并提供给有关用户的过程。由于职能与工作的需要,政府公共部门收集与积累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这些资源一方面来自政府的统计调查,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积累的工作与业务资料,这些信息资源都蕴涵着巨大的价值,可以将其加工成具有巨大附加值的信息产品,如对于汽车导航的地理信息等。

2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现有供给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现有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1)政府信息资源内容安排缺乏统一标准、内容单一、重复率较高,信息的共享差,信息供给格式没有统一标准,各部门信息系统独立,横向互不相通,数据库无法衔接,“信息孤岛”严重。(2)信息供给渠道少,平台单一,政府网站利用少、缺少信息的互动与交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网络信息资源数量的调查统计,在所有不同类型的网站中,政府网站仅占网站总体的4.4%,提供英文的仅占14.8%,面对的对象较单一,与国外沟通很少。(3)供给信息资源较缺乏。网上公开信息占政府信息资源比例较小,信息共享意识落后,部分行业各自开发自己的网上信息服务系统,信息产品重复、不足与闲置并存,不能形成规模优势。政府信息资源作为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的主体,占网络信息总量比例较低。(4)信息供给协调能力差。政府信息资源与国家各个行业密切相关,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协同作战,需要国家有效地参与,构建强有力的管理协调机构。(5)信息供给质量不足、分类差。政府供给信息多限于办事制度的公开,对决策程序、决策依据的数据和资源、官员的选任等深度信息公开较少,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公开的内容全部由政府部门自行决定,公众没有选择权和参与权;而且,由于保护部门利益的心态作祟,使得信息的质量大打折扣。(6)供给的信息资源缺乏整合,增加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政府信息系统只重视信息的采集工作,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再利用等信息挖掘工作做得少,致使要管理的文档越来越多,却没有一种工具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分析挖掘出那些真正需要的信息,导致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物资投入成本、注意力成本以及信息服务支付成本增加。

3 构建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80%以上的信息资源由政府部门掌握,政府公开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尚未完善,许多信息处于封闭、闲置状态,而且公众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由政府单一供给将远远无法满足公众的需要,因此,构建一种政府主导、多元化供给模式并重的供给体系来向公众提供政府信息资源服务已成为必要。

(1)首先建立信息资源供给制度化和信息资源标准化。公众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依法公开、公平地获取信息资源,是宪法赋予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众知情权的体现。政府信息资源政策制度在指导政府信息资源公开供给的同时,也构成信息资源供给服务的保障环境,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实现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按照条例规定公开政府信息。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各级行政机关必须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同时,在信息服务保障上《条例》要求提供公共阅览和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等形式的服务。该《条例》体现了政府信息资源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开—保密性”三方面特点的实现,从制度上对政府信息公开和公共服务供给加以保障。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准备工作包括:建立健全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理顺内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权限;加快本部门政府信息的清理,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的编制和修订,并在所有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和政府网站免费提供有用信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供给协调机制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除了要落实已公布的法律标准文件外,还应当在对信息社会的特点和基本管理规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订工作,其内容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安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电子记录管理、信息资源分类和检索元数据、电子数据交换、互操作性等。

强化政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资源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信息标准化和规范化是促进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信息编码、统计口径、技术标准若不统一,就很难进行信息交换和实现信息共享;数据信息如没有统一的规范,出现数据重复生成,无法实现对接,严重阻碍政府信息资源的供给和公共的读取。信息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建议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强制要求和规范,使政府信息资源供给实现网络化、共享化。

(2)建立中央政府信息资源网站中心,网站由分散经营转化为统一共享供给平台模式。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传输和网络通信技术,不仅可丰富信息资源供给渠道,还可提高供给信息的效率,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目前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还是一种分散经营管理的模式,不利于政府信息跨区域、跨行业地交换、传输,不利于信息资源供给和交流。因此,政府信息部门应从简单的手工操作中解脱出来,着重工作过程的信息化,全方位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同时增加高科技投入建设电子政府,在全国构建统一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网络,将政府不同部门的服务集中起来,通过统一指定的网站向公众提供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信息服务的有效性。如美国的第一政府网站(http//firstgov.gov),成功地向民众提供探索错综复杂的政府机构的新途径,任何企业和公民在该网站都可以找到美国所有政府部门提供的所有服务[4]。

在政府网站的建设内容上尽可能体现全面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更新及时。可通过信箱、在线解答、论坛或留言板等途径实现信息供给和交流。具体可从完善网站的检索功能、增加检索途径、提高网站的链接质量、完善站外资源的导航功能、对链接进行合理地分类组织、提供区域网站群检索服务、针对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多语种版本等方面入手。信息内容上,中央政府网站中心应着眼于社会效益,采取以无偿方式提供政府信息资源产品的供给模式。在目前状况下,应提倡以该模式为主要供给模式。政府机关在信息资源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特别是在信息供给初级阶段,由政府主导构建非市场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可以弥补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且掌握80%信息资源的政府有义务提供这些信息给民众,实现信息资源的社会效益。另外,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供给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以政府供给为主体,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3)建立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供给模式。政府信息资源供给部门创建的信息系统往往只重视信息的采集工作,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再利用等信息挖掘工作做得少,致使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互动性差,形成了信息不断膨胀而有价值资源匮乏的现象,这就需要知识管理来改变这一状况。知识管理的本质是实现知识传播、共享和创新,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发挥的好坏与政府自身的知识管理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5]。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供给模式将知识的供给过程层次化,分为知识应用层、知识生产层和知识资源层等三个层次。其中,知识应用层提供知识门户、搜索引擎、团体协作、学习培训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功能和知识创新。具体来说,知识门户提供信息用户个性化的界面,协作系统提供电子社区、讨论组、电子会议、BBS等。知识创新则帮助用户从信息中挖掘知识,对知识进行特定的分类和组织,实现知识的增殖和创新,个性化服务提供个人信息存储、查询、分类、收集及共享。知识生产层主要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分类、知识编辑、工作流服务以及知识生命同期管理等。知识获取能够从数据中抽取规则,把零乱、分散的信息组织成具有价值的信息产品;工作流服务能够保证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用户发送合适的信息和知识;生命周期管理则对知识的时效性或版本进行控制。知识资源层主要包括Web资源、E-mail资源、文本资源、数据库资源、多媒体资源以及业务信息资源[6]。

(4)图书馆参与的政府信息资源供给模式。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交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办、免费向社会成员开放,全面提供各种信息的文化机构[7],这种特定性决定了其可以从事政府信息资源公众供给服务。同时图书馆具有一大批精通信息搜集、信息组织、信息加工、信息服务、信息咨询的高素质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对政府信息加工与提供服务的流程熟悉,其服务具有社会公认的可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8]。”这无疑是在政府信息供给工作中给了图书馆一个重要定位。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交流的机构,解决了人类信息产量的无限、信息内容的凌乱分散、人们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特定性三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图书馆优越的设施、丰富的服务经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获取信息,能有效地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

(5)建立政府信息资源中危机信息专用供给模式。危机信息即“应急事件信息”,是指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突发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状态[9]。“9·11”事件、“SARS”、“甲型H1N1流感”等危机接踵而至,使得应对危机成为公众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评价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不仅要看它在社会生活正常情况下的表现,更要看它在出现灾难和危机时候的表现。危机信息具有高度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信息获取的不完全、不及时以及不准确三个方面。政府各个部门虽拥有自己的信息系统、通信网络、存储中心和终端,但是,这些系统的松散可能导致信息的采集、传递、存储和应用在危机出现时各个部门很难进行及时的沟通与共享。因此,需要设立危机信息专用供给体系,建立危机信息采集制度,构建危机信息资源库和信息资源网,构建危机信息的分类体系和自动处理系统,实现危机决策部门的数据集成、系统集成和业务集成,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实现危机信息的自动交换,实现危机信息采集、供给的网络化和自动化。

(6)建立非垄断性政府信息资源的市场组织供给模式。在全球社会越来越民主化的趋势下,政府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多地处于非垄断的准公共产品状态,发挥市场化、社会化供给模式,是改进和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这种模式指政府不再直接开发和提供政府信息资源,而是将可公开开发利用的信息资源以合同外包、委托开发等形式交由市场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开发利用,以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的一种新型的政府信息资源供给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公私合资合作制。即政府和私人共同出资、互相合作开发利用政府信息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适于这种方式的政府信息资源主要包括那些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政府信息资源,如长期需求量大的政府出版物、政府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信息等。2)合同外包。合同外包指政府机构通过市场化手段,以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将部门信息服务工作转交公益部门和市场主体来完成[10],如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内容的采集、数据库的建设、信息内容的加工,以及日常性的公告、公示、通知、传单、服务项目等政府信息的制作和发布事宜等。3)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部门以特许经营合同方式将某一服务的经营和管理权授予被特许者,通过特许协议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的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4)给予补助。政府通过提供经济资助来安排公益部门和社会机构从事某一公共服务活动。这主要是当政府某一服务社会效益与私人提供者私人收益之间不对称,提供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时,有选择地予以经济资助,以确保其对全体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增殖服务工作的深入,公众服务供给的信息资源产品将不断丰富,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多层次的信息供给模式,将是今后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信息资源供给的最佳选择和公众服务供给渠道建设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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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资源供给恶化的危害与治理 篇9

1 国内农村水资源供给恶化的危害性

1.1 饮水安全

水污染分为化学污染、物理性污染、生物性污染, 国内农村目前面临的水资源污染属化学污染, 一方面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只进行低处理或不经处理则直接排放到江河现象严重, 直接造成农业灌溉用水资源污染, 同时农业生产化肥农药利用率低, 目前仅为50%左右, 有害残留在自然状态下或挥发到空气中或渗透到地表浅水层, 直接污染农村地表水资源, 该种因素是目前国内农村水资源污染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为了稳定粮食产量而农药化肥的用量不会减少, 因此农田的面源污染将会进一步加剧, 同时目前农村饮用水多数为机井取水后不经处理则直接饮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饮用水不安全的现状, 一旦由于饮用水不安全导致重大疾病产生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往往导致低抵御疾病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贫困或返贫困现象发生;同时目前国内部分农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率较低, 大型牲畜仍为主要的耕种工具, 由于饮水安全导致牲畜患病、死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一旦作为农业耕作的主要劳动力丧失则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损失。[1]

1.2 粮食安全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而目前国内农业基本上仍处于靠天吃饭的现状, 且农业用水量占总供水量的64%, 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较低, 对整个农业来说人增地减水缺的矛盾较为突出。对农村灌溉水资源造成污染主要有工业面源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两个因素后者对农业灌溉水源造成的污染更为严重, 农村面源污染主要指在农民生活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禽畜粪便的弃用以及乡镇企业的非清洁性生产等造成的农村土地污染, 其与工业面源污染相比具有污染面广、治理难度大、危害性强的特点,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地表径流是由降水或冰雪融水形成, 再经不同路径流入河流、湖泊等或渗入地下, 而地表径流则是导致农村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 导致通过地表径流发生的河流水体污染有近40%的水质处于劣V类水质, 因此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针对几大水系的污染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但近几十年来国内农药用量增加近100倍, 已成为世界上农药用量最大的国家化肥的用量也成倍增加, 同时农村禽畜粪便的农业利用则逐年减少, 目前仅为30%左右, 其余大部分则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或弃于地表最终汇集到地表径流流入水体造成污染;目前国内有效灌溉面积仅为0.625亿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46%, 其中节水灌溉面积为0.387亿hm2, 占总灌溉面积的62%,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从0.35提高到目前的0.46, 据统计到2030年, 国内人口将增长到16亿, 只有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才能保证粮食生产安全。

1.3 降低农产品附加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已成为消费者首选, 同时由于中国加入WTO以来, 国际优质、生态农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小, 国内农产品要想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提高农产品档次向生态农业发展是最佳选择而要发展生态农业, 灌溉用水水质则是首要保证, 但目前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导致水体内氮磷量急剧增加, 据统计, 从1985年到2000年全国共有14100.8万t氮肥流失[2]其对土壤、地下水、地表、空气等带来严重污染, 同时导致水体内藻类大量繁殖消耗内部大量溶解氧使水体丧失原有功能, 并最终导致国内农村水源受到严重污染, 农产品品质也远逊于国外产品, 其也只能造中低端市场获得低廉的商品价值, 而很难占据高端市场。

1.4 防洪安全

我国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家, 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同时由于淡水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部分地区频繁出现旱灾也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也给人们的财产及生命安全带来了损失, 因此近年来国家大力加强了对大江、大河堤防工程建设, 极大的提高了其防洪能力, 同时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改善了水库安全情况, 促进了水库效益的发挥。

2 治理措施

2.1 生态安全

解决国内水污染问题宏观上需要发展绿色经济, 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调整经济产业结构, 中观层次上要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防污型社会, 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微观层次上实施清洁生产。目前国内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退化, 生态恶化, 河道淤积而加剧了江河下游的洪涝灾害, 因此近年来国内一方面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实现生态的自我修复, 对生态脆弱或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水域加强水资源配置, 实施生态调水, 保护、改善和修复生态等措施, 有效的改善了河湖生态环境及农村水资源供给安全。

2.2 节水防污型社会

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淡水资源的现状是严重短缺并且时空分布不均, 时间分布不均主要靠修建水库的方法, 空间分布不均主要则靠跨流域调水, 但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而建设节水型社会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措施, 节水型社会本质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 其核心内容是制度的建设, 应明晰初始水权, 建立和确定水资源宏观控制和微观定额两套指标体系, 完善水价形成机制, 建立水权交易市场, 同时应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

3 结语

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是目前国内水资源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 因此要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必须从不断完善并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围绕水资源配置、节约以及保护等方面严格控制总水量;明确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等方面入手, 才能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农村水资源供给质量恶化严重威胁了人们生命及生活质量, 文章从多方面分析了水资源供给恶化带来的危害, 并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水资源,恶化

参考文献

[1]王小兰.衡水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J].河北水利, 2006, 7.

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改革研究 篇10

关键词：农村水资源,供给体系,市场化,改革对策

2012 年我国通过拍卖、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对农村水利工程开展产权制度改革,其中对于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陷入发展困境。特别是市场化机制的导入,对于私商在水资源管理中的经营权、所有权问题,反而不利于水资源市场化模式的有序进行,降低了农村水资源供给效率。如水价机制缺乏制度化规范,给农村用水户带来更多矛盾; 农村水资源管理体系涉及多层面制度及法律关系,在水资源供给市场化实践中,对于供给主体、水权、治水权,以及各类权利的行政、参与、管理、监督等缺乏细化,不同层级间的管理制度衔接不到位,不利于农村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1 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困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颁布,为涉水制度及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参考依据,不同层级管理部门要结合水资源管理法律来制定相关制度。对于农村水资源市场化供给工作来说,引入市场化配置机制,却出现了水资源供给困境。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化供给中的水权问题,如水所有权、供水权和用水权; 二是市场化供给中的治水权,如水的行政权、参与权、管理权及监督权等。 《水法》明确了水资源的所有权为国家,水利部制定的 《水权制度建设框架》,以及 《水权转让若干意见》也对相关权责进行了明确。但在水资源的融资、分配、监督、制裁等机制上,各层级关系在嵌套中又因制度细化不完善而带来衔接阻碍。如农村集体组织中的水塘、水库,其所有权应属国家,在使用上不需要国家许可,也不需要征收水费,而对于从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的开采,虽然不需要向水行政部门提交许可,但水资源的使用权也是国家赋予的。也就是说,对于集体治理的供水权,以及在水资源管理权执行中,用水组织或个人虽然获得了水资源经营权或所有权,但对水利工程所承载的水资源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因此,政府在水资源供给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用水组织及个人在提升水资源供给效率上,可以从水资源的配给、收取水费以及监督水资源管理上进行参与,以保障供水权、用水权的实现。然而,在农村水资源市场化供给体系中,由于政府、私商、用水户三主体间的层级关系出现衔接不够,导致水资源市场化供给陷入困境。其主要因素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政府与私商在水权转让及协议方式上缺乏细化与明确,私商在获得水资源管理权后,应该接受政府的监督; 二是私商与用水户在交易中,因协议中涉及用水权、参与权、监督权,导致水资源相关权利在执行中的矛盾产生。

2 农村水资源市场化供给问题表现

2. 1 供水权得不到保障

从政府与私商在水资源供给体系中的地位来看,由于自身利益的影响,对于私商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导致农村水资源供给主体关系不明确。一方面,私商在政府水行政权的支持中得不到保障,在失去政府可预期的支持中,私商对水资源供给体系往往会存在不稳定情况。如政府同意私商以收取水费的方式来获取水资源开采等成本,但对于水价的制定、保障供水的顺利实施缺乏明确; 由于政府与私商之间协议的模糊性,对于私商在水资源供给上的不确定行为,私商会滥用其管理权,提高水价而损害用水户的权益,从而激起用水矛盾; 另一方面,水行政权对水管理权的干涉,也会降低私商对供水权的管理效率,特别是政府的任意介入,导致私商与用水户之间无法达成一致,对于私商的违规行为,以处罚处理反而抑制了私商的管水积极性,弱化了私商在水资源供给中的供水权。

2. 2 用水权难以获得保障

对于私商与用水户之间的关系协同,用水户对水管理权的参与及监督是保障嵌套关系和谐的关键,而对于政府在水行政权、私商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断裂,必然导致用水户与私商之间矛盾的加剧。一方面,用水户的分散性需求与私商供水的集约化矛盾,加剧了私商供水难度,也增加了私商的供水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水资源在供给中存在时序性,如果用水户错过用水时间,则会丧失用水权利,由此带来的用水户的多样化需求与私商供水的单一化矛盾,不利于农村水资源供给体系的完善。市场化供给体系制约了私商的供水能力,而单一采用统一收费、统一供水难以满足用水户的实际需求。从用水户与私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用水户因受到参与权的限制,无法从私商与用水户的双方利益上进行权衡,也难以形成共同协作的局面,在私商与用水户监督关系上,因用水无法有效保障而带来用水矛盾,如私自提升水价,对私商滥用水管理权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督,政府在水资源供给市场化中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而带来更多的管理难题。

3 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水资源供给市场化运行机制

3. 1 构建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主要供给主体责任

对于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管理,政府作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参与主体,要从保障农村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上,积极树立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供给责任。依据中央、省级、县级政府的建设主体要求,从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明确各项责任和权利,如水利工程建设投入组成、比例及方式,依据 《水法》来细化各级管理制度,并从年度部门绩效管理及考核中来加强水资源供给市场化管理。

3. 2 构建政府导向下的多元供给主体参与机制

政府在建设农村水资源基础设施中,从投资主体上吸引多方参与,特别是对于一些有收益的风险较低的农村水利项目,从投资者选择及多种融资渠道上来拓宽参与主体,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水利工程建设中; 同时,利用政府贴息或者其他政策优惠措施,来鼓励和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到农村水资源项目建设中,并从水资源管理权上分配相应的收益;明确农村水资源供给工作的公益性和准公共产品概念,对于公益性项目政府要加大投资比例和贷款额度,对于准公共产品工程,可以从多种供给主体中来丰富和优化水资源管理机制,为农村水资源的供给提供市场化保障环境。

3. 3 构建政府导向下责任追究机制

针对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改革工作,要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进行职责划分与明确,并引入责任追究机制,强化责、权、利,特别是对于相关责任所承担的义务,对于相关管理问题、监督缺位问题、不作为问题进行监督。农村水资源管理在水权、治水权的明确上,要根据各层级治水权结构,从内在逻辑上明确各管辖范围、防范政府在各项责任的监督权缺失,对于私商滥用管理权问题,要从水行政权、管理权嵌套关系上进行明确,特别是对水资源进行开发、管理、配置、利用、保护、节约上,要从水资源供给体系稳定性上,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监督作用。

3. 4 构建农村水资源供给市场化环境

市场化机制的导入,从农村水资源管理实践中,构建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从水资源供给制度上,围绕国家利益、农民意愿来梳理需求导向机制,确保农村水资源供给满足用水户的需求。在构建农村水利工程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突显对水资源的配置合理性和高效性; 在建设主体投入上,以市场化来增强投资主体的效益目标,避免垄断、寻租、腐败、滥用问题的发生; 在产权明晰上,引入产权制度,保障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积极协同解决好水资源供给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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