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第一篇：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但愿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农民都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第二篇：中国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张翼 程永宏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城镇建立时间晚，发展基础弱，保障项目不全，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内容及覆盖面和待遇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长效筹资机制，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减少农村社会保障的诸多不均衡。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以集体经济为依托，主要包括五保供养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1978年后，由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瓦解，原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已不复存在。但是，农民作为我国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容忽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并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3年起，各地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试点，之后逐渐在全国推开。这一时期，五保供养制度也经发展得以完善。2007年我国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1992年开始试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却陷入困境。2009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我国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的试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大幅上升。

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误区

20世纪90年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行的一种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作法是土地换社保，即农民以耕地、林地等换取社会保障，后来在其他地区逐步推广，但实际上这一作法存在很多问题。农民交出土地所换取的社会保障权利主要是养

老和医疗方面的保障，保障项目少，且待遇水平低于城镇职工。同时，一些地方在推行“土地换社保”中，由于趸交保费数额偏高，农民把土地补偿款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交付保费，其近期生活直接面临很大困难①，尤其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面临的生活压力更为突出，因而土地换社保的实际保障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在土地补偿过程中的不规范、不透明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以非市场化的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再以高价卖出土地从中牟利，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滥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不均衡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不均衡发展的现状，即农村与城镇的社会保障不均衡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村社会保障不均衡发展和农村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相比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间晚、发展基础弱、保障项目不全，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内容及覆盖面和待遇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农村在近几年才建立起包括新农保、新农合与社会救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仍然缺失，已有的保障项目待遇水平低、保障作用有限，而且新农保和新农合都是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缺乏强制性。

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村社会保障也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进程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相对较高，一些地区正在探索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而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还比较低，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固然与地区的经济基础有关，同时也是国家政策导致的。例如，新农保在建立之初就允许各地在中央确立的缴费档次、基础养老金标准之上，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标准，尽管这是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措施，但客观上导致了新农保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

新农合自2003年重建以来，经过几年的发展完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则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发展速度快，但由于建立时间短，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覆盖面比较小。另外，在农村，除了已经建立的新农保、新农合、社会救助制度，其他诸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农村社会福利等项目至今仍是空白。

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首先，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目前实施的新农保与新农合，都体现了政府责任，但是财政投入仍然很低。就新农保而言，全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保障农民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年满60周岁的老人不用缴费就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是有条件的。对于这些由于子女不参保而导致生活缺乏保障的老年人，政府也应承担起支付其基础养老金的责任。在农村社会救助中，资金有限的问题也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加以解决。此外，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养老资源条件差，这些都限制了农村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因此除提高政府的筹资比重和社保待遇标准之外，政府还需要加大对农村诊所、卫生院、养老院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使农民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次，改农村社会保障的自愿参保为强制参保。农民本身收入不高，再加之短视心理，许多年轻人或身体健康的人群倾向于不参加社会保险，这减少了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缩小了社会保障分散风险的范围。另外，农村的低收入人群无力参保，自愿参保的原则使这部分最需要保障的人群丧失了社会保障权利。因此，需要尽快改变自愿参保的规定，变自愿参保为强制参保。与此同时，对由于低收入而无力参保的人群进行补贴，资助其参保，确保人人享受有保障的生活。

第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长效增长的筹资机制。目前新农保与新农合的筹资机制都包括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部分。其中集体补助部分，在已有政策中并未明确规定，加之许多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不发达，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集体补助很难落实。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又包括地方政府的补贴和中央政府的补贴。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

第四，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配套设施建设，提高经办管理水平。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设施短缺、经办管理水平低下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需要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一方面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卫生资源的投入，保证管理人员经费和日常工作经费;另一方面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乡镇养老院等机构的建设上吸引民间资本和慈善组织捐款。在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经办管理水平方面需要培养社会保障专业管理人才队伍，鼓励优秀人才到农村服务，对自愿到农村服务的社会保障管理经办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支持。

最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要针对城乡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层次，统筹规划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现阶段不要求城乡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一致，而是需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待遇水平，尽量缩小与城镇的差距，进行制度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提高统筹层次。

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必要性

我国加入WTO时在农业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包括市场开放、国内的农业政策、出口和动植物的卫生检疫②，其中许多承诺对于国内的农业发展形成挑战。

在市场准入方面，入世后我国已失去所有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国内市场仅剩关税这个唯一的保护措施③。但在关税削减上，我国承诺加入WTO后10年内我国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削减22.1%，虽然高于发达的WTO成员国，但却低于大部分发展中的成员国，这同样不利于我国农业的贸易保护④。在国内支持方面，中国在加入WTO协定中已经明确承诺，中国农业补贴仅仅能够利用特定基期农业产值8.5%的微量允许⑤。我国也已承诺不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中国目前的补贴政策还没有突破WTO规则范围，仍然符合微量允许标准，但与欧美国家的农业支持水平相比已是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民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方式，间接地突破这种限制，以保证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目前面临严重困境，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共识。而扩大内需，必然要重视农村这个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目前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政府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就在于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于实现这个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教授、博导)

注释

①张春雨：“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农民社会保障及‘土地换社保’问题分析”，《兰州学刊》，2009年第5期，第95页。

②程国强：“执行WTO承诺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http://.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 doc_id=126565。

③扈立家，张立富，刘强：“WTO农业保护框架及我国的政策选择”，《农业经济》，2000年第4期，第19页。

④程国强：“WTO《农业协定》简介”，

http://.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 doc_id=126830。

⑤“经济观察：中国将在WTO框架下大幅增加农业补贴”，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02/content_10752205_1.htm。

第三篇：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大约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秦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1912清帝退位 ，中国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崇尚和谐的中和理念、以德为本的文化理念、以农为本的经济理念、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它决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决策，支撑了中国封建文明的长期繁荣，同时也对制度变迁的路径进行了锁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因。同时，这些理念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内部相对稳定，对外隔绝，避免外部力量的骚扰，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导致中国近代挨打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闭关锁国，封建思想，重视经济，与时俱进

鸦片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时的中国不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科技，抑或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上，都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两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在爆发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制度

从秦至清延续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建立和巩固，隋唐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完善，宋元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强化，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空前的强化。支撑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和官僚，在政治形态上，是以官僚而非贵族为主体;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也是中央集权，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其承担着两方面的国家职能：一方面压迫、剥削、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起着组织公共事务的职能。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民

族融合，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泼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因为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戚干政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其消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

在封建王朝政策中，清政府的当值一提，闭关锁国政策推行了近二百年，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 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但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先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即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国广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反思，正是中国文化文明、民族思想

意识的觉醒。她超越了政治层面的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对中国文化文明进行的一场文化思想的革命。在这个超越政治形态左右的文化革命的运动中，许多走在前面的思想者，都是深通中国文化的，有着深厚功底的文化人。他们甚至有许多人是从科举制度中走过来的人，深知封建儒家文化对国人的荼毒，深知被统治阶级“御用”、“帮闲”的儒家封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及其亡国亡种的危害。

经济发展 经济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行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的说法。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给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以顽强的抵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狂潮面前，中国加快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传统的手工业，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开始显著瓦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它准备了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充足的货币财富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

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从而逐渐瓦解了自然经济。正是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国才深刻的意识到了要想彻底的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光是守着旧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有进步的，所以，在后来，在这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鼓励人民自己创业，进行实业救国的政策是民主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

文化思想体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中国文化思想学说中，儒家学派是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现实的人本立场出发(“儒”：人，需)，继承古代文化观念中“仁”的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提倡以德治国，实行普遍的教化。成为中华文化步入封建时代的文化现象的重要的一支，并且成为历代统治者倡导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政治正统学说的显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服务。儒家以“仁”为主的思想，对当今的领导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的。例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领导人的行为就充分体现了仁政的思想，一切以人民为核心，人民至上。正是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在国家遇难时，人民才不会感到无助，国家才不会轻易倒下，这也是儒家思想给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专制的工具，借孔子作为反封建专职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创造历史根据;再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民主和科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传统道德，它从意识形态领域深入地开展反封建斗争，以改造国民劣根性，推动了民主和科学的发展，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道德上的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科技发展

生产力是社会的功能，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结构，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见，科技功能的发展将推动和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科技与封建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具有强烈

的封建特征，表现为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有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封建社会的对待科技发展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近代科技落后。

(一)社会转型迟滞，影响近代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比较重视总结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概括和抽象，因此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忽视抽象科学的研究。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学、农学、医学成就比较突出，就反映这一特点。近代科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并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迥然不同。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由于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整体转型的迟滞同时导致科技思想转型也没有跟上世界科技思想的发展潮流。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

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儒家讲求入世主张“学而优则仕”，大量知识分子醉心于科举考试对科技发展不重视。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对科技的发展重视不够，直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依旧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称为奇技淫巧，即使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也只是对西方的部分实用技术感兴趣，对西方的科技缺乏全面的认识。政府对科技的漠视使中国古代的科技人员社会地位低下，历史上能够青史留名的科技人才寥寥无几。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早在1624年英国的议会就通过“专利法”鼓励和保护私人发明。这极大的推动了近代英国的科技发展。

(三)落后的教育体制制约科技的发展

宋代程朱理学产生，它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很大程度上压制人的个性发展，不利于科技进步。从明代开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学校讲授四书五经，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目的，自然科学一片空白。相比之下自从1810年西方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柏林大学开办以来，很快成为全世界的大学样板。中国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校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于

维新变法时期。单从学校建设来看我们就比西方落后将近100年，教育体制的落后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动荡影响科技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清朝晚期虽然有大批的有志青年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试图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政局不稳，吏治腐败报国无门。尤其是清朝结束后中国长期陷入战乱之中，中国的科技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科技的发展。

古代科学理论确立的一套体制和运行机制适应并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早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却没有进化到新的社会形态;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以领先世界多年的成果积累，也没能够向近代科学转型，近代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在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国多年的西欧。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仍然是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并且很快失败;外国资本主义设备的引入，反而通过战争和资本输 出在中国继续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第三次科技革命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封锁、包围，中国没有发展科技革命的和平环境，也缺乏正常的交流;建国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左”倾思潮泛滥，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发展经常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好机会。 中国自古以来在科技方面就有突出的成绩，至今为止，仍影响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让中国深刻了解到要想使本国的地位在世界上有所提高，就必须注重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所以，要大量的发展科技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就要注重教育的发展，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行“科教兴国”的政策。正是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冲击，才让中国有所觉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若想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得先从科技教育入手，这是进步的根源。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才能从封建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中有所改变。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统治者们对皇权和中央政权的的不断地加强，重农抑商政策随着各朝代换汤不换药的实行着，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科技从发达到远远落后于西方。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沦为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从鸦片战争、洋务

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了一个新中国。在这期间，中国不再是泱泱大国，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东亚病夫”。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带给我们令人骄傲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堪回首的百年沧桑历史。唐太宗曾经说过：“与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更应当以史为镜，珍惜和平，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第四篇：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后感

古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自古有之，其目的决定了其注定要追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更而改变。因而，随着一国历史的更演，其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若想研究一国的法律，去读读他们的法制史，了解当时社会与法律的适应状况，对于解决当下法律在施行时所遇到的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我自己而已，选择瞿同祖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加强对中国法制史的了解之外，也看重了本书在引经据典之外的“趣”，本书丰富的例子让原本有些呆板沉闷的历史骤然间活跃起来，解决了许多学习法制史时的疑思，竟能让我手不释卷，真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一体的好书。

本书共六章，每章分三到七节不等，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以及封建社会道德礼制观念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在法律制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去。而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是法治社会，除春秋时期以及秦朝，推崇法治平等以及重刑的法家思想盛极一时，得以在百家之中谋得一席争鸣之位，自汉代以后，法律便逐渐儒家化。中国古代社会人治化，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个人来自不同的家族。在中国，“家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的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而由于中国古代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即使是小到一个小小的家庭之中，也是有统率与服从之分的。而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中，父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包括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经济权决定了父权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妇女子孙是没有财产的，即使家长去世，也是由新一任家长行使财产的继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父权统治下的家庭成员因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很难得以违背父权意志。法律也对于父权给予相当的承认与保护，元明清的法律规定，若是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已呈送发遣的权力，只要子孙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父母在剥夺儿女的生命权时，法律常常会给予宽宥或是免罪处理，子孙的忤逆则有可能导致父母对他们自由权的剥夺。父权对于子女的婚姻也有决定的权力，子女个人意志在婚姻中是忽略不计的。而在宗教权方面，则主要体现于家长的祭祀权，家祠私祭由家长主祭，岁时族祭由族长主祭。在中国，家族观念很大的来自于对父祖的崇拜，家长的祭祀权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使父权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正是由于父权的如此不可侵犯，在刑法的规定上，也具有着对子孙更为严格的规定。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置都采取加重主义，这便是法律维护父权的体现之一。而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实则是严格制裁了子孙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中国自古重孝悌之义，因而对于父权的法律化是符合当时社会常理的。

家庭是一个最小的拥有权力阶级之分的单位，而家庭的成立源于婚姻的结合。“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是为了宗族的延续和祖先的祭祀，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包含其中，较之当下的婚姻自由，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的意志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如此，才会有梁祝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使世人叹惋不嗟，才会有红楼梦中宝黛情缘惨淡而终。而在父母意志之外的法律意志，主要规定的是关于同姓不婚以及婚姻期间对于触犯刑律者采取何等的定罪量刑。同姓不婚的禁忌虽在法律中有具体的规定，然而往往是采取不干涉主义，因为到后世姓氏渐渐失去血缘的意义，同姓不婚也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此时法律成为具文。在婚姻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要低于男子的地位的。也就是夫妻之间并不平等，妻是要受到夫的统治的，并不能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所谓夫为妻纲，妻作为一家的主妇，子女的母亲，定然是要行使一定的管理权的，如子女的教养权和主婚权，家事的管理权和财产权。然而，对于家事的管理权而言，实际是现代民法中的代理权。妻的管理权必须在夫的授权范围之内，超越了授权，便是无权代理，是无效的。财产权也是如此，妻并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越权处分除非经追认，否则是无效的。夫告妻不成立干名犯义，妻殴夫则教常人加重处罚，都体现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低于男子的。而在婚姻的解除方面，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也说明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是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不过，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论的一夫多妻。虽然一个男子可以与很多妇女共同生活，然而妻只有一个，剩下的女子或媵或妾或婢，都不是嫡亲的。

“封建社会中贵贱对立极为显著，为封建社会所必备之基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生活方式是互不相同的。即使是有钱的商贾，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便不得在吃穿用度上随意消费。这样的制度，无疑加固了等级区分，使得贵财有别，下不凌上，维持了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这种区别在法律礼法上规定的无比详尽，从饮食衣饰到房舍舆马，颜色，形态，材质，大小，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适用，不得僭越。而且，僭越之人，不仅会有社会制裁，还会有法律制裁，因而这些绝不是一些散乱的风俗习惯，而是制度化了的成文规范，礼与法。古人动辄则说，于礼法不和，其目的便是维护阶级差异的稳固性。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至高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使得其与常人不同，必须要在其日常用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才能维护其作为统治者的尊严。细微的生活末节尚且规定的如此之严格，分野如此之明确，且不论关系到家族血亲的婚姻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各阶级间的通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若阶级的分野极固定严格，阶级的升降完全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时，则阶级间的通婚更难容许而形成阶级内婚。”而且不仅择偶有阶级上的限制，连结合的仪式，不同的阶级也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不同。至于丧葬，从叫法名称已然不同，用器仪式都显示出了地位的差异。作为家族任务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也自然会将阶级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阶级的差异和不平等在生活中仅仅只是体现而已，也许并无给下层阶级者带来特别的压迫感，毕竟，很多下层阶级的人们并无丰厚的物质财富，贵族的消耗用度也最多引致羡慕，若是承担恐怕是难以消受的起。可是，在法律上，阶级间的不平等，就更容易让下层阶级体会到阶级的压迫性。最初的贵族为了适合其彻底统治的需要，总是设法垄断法律，这样一来，法律变保持着神秘性，他便享有无尽的威权，因为法律在他之手却不为人知，所以他的意志便可以代表法律的意志。而后法家提出将法律公布，旨在刑罚确定不移以致百姓有所趋避，达到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目的。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阶级依然会有关于刑罚上的特权。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法律仍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小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且一旦一人为贵，他便可荫庇其子孙，家族的福荫也来自于此。阶级间的不平等除贵贱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良贱间的不平等。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此不一一论述。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以及封建社会的强烈的阶级性。封建社会的法律的特点便是强调贵贱不同，良贱不同，在于一个“异”字。而当代意义上的法律则强调人人平等，在于一个“同”字。两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故而法律的确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和历史色彩的。

第五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施嘉恒1130074000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于1939年瞿同祖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这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籍此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全书不仅是一本中国法制史，更是一幅中国社会白描。

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容概述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和婚姻，中间两章写阶级，最后两章，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体现了瞿老“要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生、发展和影响，就必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的历史观。

瞿老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在正文中，瞿老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或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再交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家族重视亲属关系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推重名分，尤重伦常。身份即是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如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反过来，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法律。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密，不厌其烦，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

第二章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时婚姻的意义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它是完全以家族为中心的。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无婚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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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即使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妻子是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在夫妻相殴杀的情形中，对于妻殴夫的，则加重处罚;而夫殴妻的，则减刑处罚。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没有一项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的，全部是关乎家族的延续，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此外，古代婚姻的禁忌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

第三、四章都是对于中国古代阶级的研究。封建社会依照“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这三个维度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层级，并且贵贱对立极为显著，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有等差。这些差异不仅规定于礼中，而且规定于法中，采用法律制裁来惩罚僭越的人。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王法”，它们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贵族却独立于法律之外，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皇帝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上。此外，古代特权阶级的家属也受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如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法律对于阶级的不同规定还体现在良贱间的不平等，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并且，官吏与平民在司法待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上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诉讼，无论士为被告、原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也不能当面控诉他。

第五章解释了巫术与宗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官吏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与神，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执法官因个人福报观念而影响司法判决等等，都可以看出巫术与宗教和法律的功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全书的最后一章瞿老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儒家和法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主张。儒家和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社会应有分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礼便是维护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而法家所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儒家却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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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法家则更重视客观的工具，以规矩拟法，主张治国以奸民为对象。秦汉的法律是由法家制定的，魏以后儒者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儒家思想开始支配古代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老引用的历史文献、法律条文(《史记》、《唐律疏议》、《刑案汇览》、《现行刑律》、《明会典》)的级别中不难看出，瞿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时，仅仅将目光放在官府制定的国家法上，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民间习惯法，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自治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他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就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而言，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似乎更为主要地调整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它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其次，社会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学问，当我们用西方的、现代的理论框架支撑下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时，许多值得争辩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遮蔽掉。

三.结语

瞿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将中国法律史自汉以来的变化发展，置于一个广瑈的社会背景之下，然后加以分析论证，并对法律史以往忽视的一些研究对象，如婚姻、家庭、宗教乃至巫术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功效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实现了重大突破。正如瞿老在该书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其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变化，而是蕴涵于条文变化背后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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