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金融观分析论文

2022-04-17

摘要:20世纪90年代,金融“功能观”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机构观”在既定金融组织条件下进行研究的局限,揭示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稳定性,为重新审视与思考质性和量性相统一的金融发展,以及以此为目标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更为优越和准确的视角。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功能金融观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功能金融观分析论文 篇1:

基于金融功能观的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贡献研究

摘要: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中国现存的五大互联网金融模式,在实现金融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能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和衍生功能,但不具备经济调节功能。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明显地衍生一些新的金融功能,因此目前还没有明显地推动中国的金融发展,大数据金融作为联接金融各层次功能的一种模式,最有可能促成互联网金融功能演进,从而推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功能观;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其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贡献有哪些、程度如何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尝试站在金融发展的金融功能观角度,分析一下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贡献,期望能对互联网金融的作用给出客观评价。

一、 金融发展的金融功能观视角

关于金融发展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其对金融发展的解释,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两个方面。由于结构观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金融相关率的国家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也无法解释国家对金融危机抵抗能力的差异而受到质疑,而后以Merton为首的金融功能观受到重视。

所谓功能就是功效、效用、效应或作用。Merton(1995)指出:现实中的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机构的功能才是重要组成部分,同一经济功能在不同的市场中可以由不同的机构或组织来行使。在Merton看来金融功能远比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功能也优于金融组织。根据金融功能观,首先要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功能,然后才可以设置和建立能最好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按Merton研究,金融系统主要有六大功能,即:(1)为货物或服务的交易提供支付系统;(2)为从事大规模、技术上不可分的企业提供融资机制;(3)为跨时间、跨地域和跨产业的经济资源转移提供途径;(4)为管理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提供手段;(5)提供有助于协调不同经济领域分散决策的价格信息;(6)当金融交易的一方拥有信息而另一方没有信息时,金融系统提供了处理不对称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方法。

按照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功能的演进,或者说金融发展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二、 金融发展框架下的互联网金融的界定及主要模式

关于互联网金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念界定。谢平、邹传伟(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宫晓林(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依托现代信息科技进行的金融活动,具有融资、支付和交易中介等功能。本文认为,站在金融发展的角度定义互联网金融较为合适,毕竟一种金融领域新生事物是否能够被政府认可和支持,最终都取决于其对金融发展的贡献。为此,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

中国互联网金融起源于1996年第一家第三方支付组织“首信易支付”的建立,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五大模式,即:(1)第三方支付,这是一些和各大银行签约、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在银行监管下提供交易支持平台。市场上有两类运营模式:一是仅为用户提供支付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不具有担保功能的独立第三方支付模式,如快钱、汇付天下、拉卡拉等。二是依托自有电子商务网站提供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2)P2P小额信贷,这是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利息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其客户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生产性活动或小本经营的微型信贷,以及普通人群的紧急资金需求。目前以宜信、红岭创投、人人贷、拍拍贷、E速贷等为代表。(3)互联网金融门户,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产品销售以及为金融产品销售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平台。以淘宝理财、融360、91金融超市、格上理财等为代表。这类门户普遍采用“搜索+比价”的模式,即采用金融产品垂直搜索方式,将各家金融机构的产品放在平台上,用户通过对各种金融产品价格、特点的对比,自行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4)大数据金融,是指集合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以云计算为信息处理基础,通过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挖掘来掌握客户的消费习惯、并准确预测客户行为,从而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或平台在营销和风险控制方面提供有效指导,包括拥有海量数据的电商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也包括一些搜索巨头、社交网站基于庞大数据可能提供的金融服务。在中国,大数据金融进入实践运营的主要是两类:一是以阿里小贷为代表的平台模式,其只统计、使用自己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真伪识别,以“封闭流程+大数据”的方式开展金融服务,发放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及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二是京东、苏宁为代表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其以电商作为核心企业,以未来收益的现金流作为担保,获得银行授信,为供货商提供贷款。(5)众筹融资网站,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如点名时间、淘梦网、众筹网等。众筹利用互联网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能否获得资金除了取决于项目的商业价值外,更主要的是网友的喜欢程度,网友的回报不是资金上的收益,而是实物(如产品)或媒体内容(如视频)。

三、 基于金融功能观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功能评价

1. 中国互联网金融具备的金融功能分析。根据白钦先(2006)的分析,金融功能可以划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衍生功能四个层次。本文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这四个层次功能的完成情况,总结为表1。

具体功能完成分析如下:

(1)可以更加便捷地履行金融的基础功能。金融的基础功能是指能提供清算、结算的金融服务及资金融通功能。

互联网金融能够通过第三方支付组织完成金融的基础清算功能。目前,第三方支付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支付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支付需求,逐步成为清算结算的重要媒介。从表2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并未受到影响,截止2013年末,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5.8%,第三方支付的普及率也达42.1%,按此比例推算,中国每4人中就有1人在应用着第三方支付。随着熟悉互联网的青年一代的成长,第三方支付对传统支付的替代将会更加明显。

金融的中介功能即资金融通,即资金赤字者和盈余者之间进行调剂,P2P贷款和互联网金融门户可以实现这一功能。P2P贷款通过互联网直接借贷,绕过银行也一样实现了资金赤字者和盈余者之间的调剂。互联网金融门户采用“搜扫+比价”的方式,联合银行、保险、基金等产品,将众多产品放在同一平台供客户选择,客户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快速贷款,也可以购买理财产品,这种多产品同平台的比价模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其渠道价值,它更利于满足客户的投融资需求,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中介功能。

(2)可以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金融的核心功能。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指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大数据金融、众筹、金融门户都可以实现资源配置功能,他们进行资源配置的特点是: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发布并匹配,供需双方直接联系和交易,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资源配置有两大优势:

首先,互联网金融进行资源配置成本更低。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消费者在开放透明的平台上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削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省时省力。金融机构可以避免开设营业网点的资金投入和运营成本,如阿里小贷单笔信贷操作成本约为2.3元,而一般银行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

其次,互联网金融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由计算机处理,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客户不用排队等候,业务处理速度更快,如阿里小贷依托电商积累的信用数据库,经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引入风险分析和资信调查模型,商户从申请贷款到发放只需几秒钟,日均可完成贷款1万笔。

(3)可以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功能,即进行风险管理与风险分散。金融系统能够提供必备的风险规避途径及手段是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这被学者们视为是金融重要的扩展功能。

互联网金融模式中的大数据金融是极好地风险分散与管理模式。风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大数据金融在化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能量远大于传统金融机构。大数据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核查和评定,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对于风险发生的规律性有精准的把握。虽然银行有很多支付流水数据,但是各部门不交叉,数据无法整合,银行从客户获得的数据零散且有限,而大数据金融的海量数据及云计算能力保证了数据的全面、及时,因此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大数据金融的风险管理能力更强。

(4)具备信息提供、激励、引导消费、带来社会效益等衍生功能。金融体系为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派生出的功能就是金融的衍生功能,如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

互联网金融具备的衍生功能包括:①具备更强的信息提供功能,中国现存大数据金融的两种模式提供的信息就已非常丰富,此外互联网金融还有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带来的大量信息,在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信息通过社交网络揭示和传播,这些信息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最终形成连续、动态的丰富信息集合;②具备激励功能,互联网金融中发生的借贷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当前由于我国的存款利率较低,加之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而互联网金融中的P2P借贷利率主要由自身的供求关系决定,使得P2P贷款收益往往高于同期在银行的存款收益,激励了民间资金的增值收益,这种更加市场化的P2P借贷利率也激励了中国加快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③具有一定的引导消费功能,相比实体企业线下生产再供货的传统供给新产品的模式,互联网金融能够更快速地将众多新奇有创意的想法提供给消费者供消费者选择,从而引导消费,众筹融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四是互联网金融利用其透明性,多服务于广大中低收入者及创业人群,从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2.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功能缺陷分析。互联网金融存在经济调节功能不足的金融功能缺陷。金融的经济调节功能主要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产业倾斜政策等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实现调节经济的目的。除此外,也包括政府专门设立金融机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经济发展。经济调节这一金融体系该有的功能目前对互联网金融还是空白。

互联网金融经济调节功能的缺失主要归因于互联网金融的自发性。当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各种模式,尤其是完成资源配置的各种模式几乎都是自发形成的,如P2P、大数据金融、众筹融资等模式,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几乎无从插手,且现存模式发生的资金金额普遍较小,即使自发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调节作用,也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无序受到很大干扰。

四、 几点结论

1. 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国主要存在第三方支付、P2P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门户、大数据金融、众筹融资五大模式,其中第三方支付发展的最早,也是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代表。

2.互联网金融在实现金融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能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和衍生功能。完成基础功能的优势体现在:清算结算时更加便捷,部分第三方的担保功能更乐于被人们接受;资金融通时能实现供需直接融合,中间环节更少,多产品同平台的门户模式更利于客户比较。完成核心功能的优势体现在可以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此外,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金融模式很好地完成了风险管理与风险分散这一扩展功能,也具备信息提供、激励、引导消费、带来社会效益等衍生功能。

3. 互联网金融的自发性导致其不具有经济调节功能,这也可以认为是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功能缺陷。因此,站在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角度必须引导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互补发展,使互联网金融经济调节功能的缺失由传统银行具有的经济重要调节渠道来弥补。

4. 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明显地衍生一些新的金融功能,因此目前还没有明显地推动中国的金融发展。表现在互联网金融虽然产生了一些新型支付工具,但并不能明显地进行货币创造,其交易媒介仍然是银行账户上的货币资金,这尽管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和服务范围,但还只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和延伸。

5.大数据金融是互联网金融中最有可能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模式。资源配置是金融功能的核心,而信息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大数据金融推动的低成本、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已经显现,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很好风险规避的优势也渐被人们应用,而在如何通过准确预测客户行为从而引领生产方面的优势还没有被应用。可以发现,大数据金融是最能联接金融各层次功能的一种模式,因此,未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功能创新最有可能始于大数据金融的进一步创新。

参考文献:

1. 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南方金融,2013,(5):86-88.

2.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12,(12):11-22.

3.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金融研究,2006,(7):41-52.

4.白钦先,白炜.金融功能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5):2-4.

作者简介:姚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洪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北方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王文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4-03-17。

作者:李洪梅 王文博 姚遂

功能金融观分析论文 篇2: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金融体制改革逻辑

摘要:20世纪90年代,金融“功能观”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机构观”在既定金融组织条件下进行研究的局限,揭示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稳定性,为重新审视与思考质性和量性相统一的金融发展,以及以此为目标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更为优越和准确的视角。本文从金融功能研究的文献综述着手,以金融效率为主线,分析揭示了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的客观路径,以及有效金融体系的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改革模式、改革对象和改革次序角度分析了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逻辑。

关键词:金融功能;金融结构;金融生态;金融资源;金融体制改革

自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以来,“机构观”一直主导着人们对金融发展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改革观,主要以实现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扩张和提升微观效率为主导思想。这种发展观虽然直观,且容易衡量,但容易导致对量性金融发展的盲目追求,忽视宏观金融效率以及金融体系的实质性提升,由此容易引发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甚至演化为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前后,“功能观”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机构观”在既定金融组织条件下进行研究的局限,揭示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稳定性和内生性特征,从而为审视与思考质性和量性相统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以及以此为目标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更为优越和准确的视角。

一、金融功能研究的简要综述

正式提出基于功能观的金融体系理论的是美国学者默顿和博迪(Merton,1992,1995;Merton and Bodie,1995,2004)。他们认为金融结构是变化的,而金融体系的功能是相对稳定的;从功能观点看,应首先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经济功能,然后据此来设置或建立可以最好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1997年,莱文(R.LeVine,1997)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功能做了新的诠释,他认为金融体系的作用在于消除由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存在所带来的市场摩擦,进而通过融通储蓄和优化资本配置影响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增长速度。1998年以来,我国学者白钦先在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对金融功能做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他将金融体系概括和抽象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即第一层次为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和货币资金;第二层次为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及其运行法规、金融人才与金融意识等;第三层次为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即由国家掌握的具有垄断性、独立性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同时,进一步从宏观研究角度指出,金融功能是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净结果,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稀缺性和层次性特征。金融资源论的提出不但从金融本质属性的角度支撑了前人对于金融功能客观性、稳定性和内生性的认识,而且成功地将“机构观”与“功能观”对于金融体系不同层次的认识整合在了同一个理论平台。尤为重要的是,它在揭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标,即“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的同时,也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潜在路径和逻辑,即三个层次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下文中,我们将循此线索,分析金融功能演进的路径和金融改革的逻辑。

二、金融功能演进的客观路径

金融功能的客观性和内生性决定,它的扩展和提升是三个层次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客观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揭示三个层次上金融效率共同提升的路径,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金融功能演进的客观路径。为此,有必要先对三个层次上金融效率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做更具体的说明。

(一)三个层次上金融效率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第一层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微观效率,它表现为金融体系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功能和获利能力。对货币资金而言,微观效率表现为它的使用效率,即资金的回报率;对实体性金融要素而言,微观效率间接地表现为它们对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对高层金融要素而言,微观效率则更间接地表现为它们对实体性金融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要素的功能与获利能力通常是一致的,虽然有些金融要素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比如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缺陷,但它也必须具备获利能力,才能维持运营。对于每个金融要素来说,微观效率的实现,只意味着在不考虑与其他金融要素进行协调的情况下,该金融要素能够正常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金融微观效率的加总不等于金融整体效率的实现。事实上,不同金融要素效率目标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或竞争。比如,金融工具与金融监管制度之间,金融工具的创新可以改善其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如果监管制度不能跟上其创新速度,那么监管制度的效率将降低。因此,金融微观效率只是金融总体效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第二层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体系的内部总体效率,它表现为金融体系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适应的程度。内部总体效率体现的实际上是金融组织结构的问题,即各金融要素以何种方式和比例进行协调组合,从而实现金融整体效率最大的问题。这可能表现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比例、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例、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的比例、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比例、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金融人才与金融组织的匹配程度等等。内部总体效率的实现,以金融微观效率为前提,同时也为金融微观效率长期可持续提供了保证,因为微观效率目标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协调。但微观效率与内部总体效率的共同实现,仅能保证金融体系本身是一个有效率的整体,却不能保证它的功能最大,因为金融功能的发挥还有赖于它与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契合程度。举例来说,无论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金融体系本身都可以是有效率的,但由于两种金融结构在资金配置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同,所以适合它们最大程度发挥金融功能的经济环境也不相同。

第三层次的金融效率,是金融体系的外部总体效率,它表现为金融体系整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协调适应的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体系之间是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一方面,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运营条件、安全状况、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又以其生产并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风险管理手段等强大功能,对金融生态环境发挥着积极的互动作用。两者的协调适应表现为一种良性的发展过程,两者的失调则将抑制金融功能的发挥甚至威胁金融安全。外部金融效

率的实现体现了金融体系的内生性特点,因为只有金融体系适应了金融生态环境的需要,才能使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实现最大化,才能决定最适合发挥这一功能的金融组织结构,也才能保障金融微观效率持续的实现。因此,金融微观效率和内部总体效率是外部总体效率的基础,外部总体效率是二者的保证。(二)金融功能演进的路径分析

鉴于以上关系,要实现金融效率三个层次上的统一,总体上应遵循“先外部后内部,先总体后微观”的路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功能要适应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的特点,实现外部总体效率;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要符合功能发挥的需要,实现内部总体效率;金融要素应不断健全运行机制,实现微观效率。遵循这条路径,金融要素的微观功能和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将得以发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会为金融体系带来更多可配置的资金,并对金融体系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将为金融体系实现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创造外部条件。如此循环,便会形成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1.金融功能与金融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

在一国经济系统当中,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表现为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降低系统风险等。而其中能否有效地配置资金,又是最为核心的方面,因为很大程度上,动员储蓄和降低系统风险等功能是从属于资金配置功能的。具体来说,在任何给定时期里,金融体系只有有效地配置资金,即将有限的资金配置给经济体系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经营最好、利润率最高的经济单位,才能产生最多的社会剩余,同时资金的回报率才会最高;给定社会的偏好结构,在新创造出来的社会剩余中愿意作为积累而不是当前消费的份额才会最大,从而下一期中能够动员的储蓄才会最多。同样,只有把资金配置到满足上述特征的经济单位,经济总体的系统风险才会最小。因此,金融体系在经济体系中能否实现功能的最大化,关键取决于它能否把有限的资金配置给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经营最好、利润率最高的经济单位。而什么样的产业和企业可能最具竞争力,实现最高的利润率,则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即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特征、法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宗教信仰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最优金融功能是由金融生态环境内生决定的。

2.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适应关系。

由于不同金融组织结构在发挥各自金融功能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及体现出的优势与劣势,所以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所决定的最优金融功能,存在所谓最适的金融组织结构。由此,我们认为最适金融组织结构是由金融功能决定的,也是由金融生态环境间接决定的。

以金融组织主体结构为例,有研究表明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收集和处理信息、实施公司控制、动员储蓄等功能方面具有比较优势(Stiglitz,1985,Shleifer and Vishny,1997,Raian and Zingales,1998b等),适于为技术相对成熟、不确定性低、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看法相对一致的项目提供融资(Allen and Gale,1999)。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灵活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设计不同的金融风险产品(Hellwig,1991,Rajan,1992,Boot and Thakor,2000.Black and Moersch,1998等),更适合在投资不确定性高、对投资项目存在重要的看法差异并且信息成本较低的环境中发挥作用(Allen and Gale,L999)。

三、金融体制改革的逻辑

金融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因而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尊重金融功能演进的客观规律。

(一)总体指导思想

由于有效的金融体系具有内生性特点,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社会团体的意志,所以逐渐理顺和完善这一内生机制,即市场机制,应该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对于存在市场扭曲、金融抑制的经济体系来说,单纯依靠完善市场机制,推进金融自由化,也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导致市场扭曲、金融抑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赶超式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不调整发展模式,仅仅改变作为内生变量的金融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由于路径依赖的问题,即使政府决定放弃赶超战略,原有的许多企业也不会立即获得自生能力。如果不设法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的金融自由化很可能导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如果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则需要国内银行的扶持和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得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升高,加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不顾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而盲目追求“金融深化”,人为地拔高金融发展水平,片面地模仿发达经济的金融结构。

(二)模式选择

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渐进式的模式,通过体制外边际增量的改革实现新旧体制之间的平稳过渡。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即便采用激进式的改革在短期内建立了某种“理想的”金融体制,该体制也会由于缺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磨合过程而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此外,激进式的改革会破坏新旧制度之问的相容性,从而增加系统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三)改革对象

具体来说,金融体制改革的对象主要分成以下四个方面:

1.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治理结构等。

2.金融监管,即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方法等。

3.金融制度与政策,比如利率政策、汇率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

4.金融生态环境,其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局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包括政府、立法、司法、社会保障环境等;二是区域与中微观层面上的生态环境,如信用环境、企业竞争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及商业文化等。

(四)改革次序

改革总体上应遵循从金融生态环境,到金融制度与政策,再到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这样一个顺序。其中的逻辑是,如果没有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没有市场机制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也没有金融机构效率的根本改善。举例来说,如果政府不放开对资金价格的控制,如对利率、汇率的控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银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对风险进行定价,因而金融资源将主要流向有着政府信用担保的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且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资金配置不但将加剧银行自身的风险,导致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还将加大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导致系统风险的累积。从金融生态环境的角度,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改善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中介组织的发展,就不能有效克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导致即便利率限制放开,银行也很难对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提供与他们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贷款利率。

但是,由于金融主体对金融生态环境也具有反作用,所以上述逻辑有时反过来也成立,即没有金融机构微观效率的提高,金融政策的效果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将受到制约。仍以上面的问题为例,在银行业务没有建立起资本充足的硬约束下,货币政策的价格信号、数量信号的传递,将是低效的。同样,在银行尚未培育出针对利率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资产定价能力时,贸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将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

总体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各方面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很难给出它们之间的最优次序。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中,应通过把握成本-收益相当原则,加强对金融改革边际增量上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责任编辑:姜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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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 智 陈 阳

功能金融观分析论文 篇3:

金融发展视角下金融功能的定位

摘要:金融功能观的提出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对认识现代金融的本质作出了新的尝试,也令“金融功能”这一范畴正式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事实上,对金融功能本身的研究远不止于此——不仅要上溯到金融发展理论乃至金融经济学的丰富阐释,还要纵观金融发展实践的历史演进。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功能的层次加以剖析,进一步对金融功能作出定位;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金融功能的两种错位进行分析,即表现为金融财政化的功能越位和金融市场化的功能缺位,指出复位于资源配置功能才是金融发展和金融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功能;功能定位

自货币产生之后,经济体系便从纯粹的实物经济运行逐步演变为实物经济和货币金融交融运行,因此,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传统理论的研究视现有的金融机构和组织为既定,金融要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必须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因此后来被概括为“机构观点”(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1993年,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提出了“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ctive),对研究金融经济关系尤其是认识现代金融的经济本质作出了新的尝试,也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一、金融功能观视角下金融功能的价值

对金融功能观的分析依赖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二是金融机构的功能比其组织结构更重要,只有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其关注的焦点是理解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的演进。静态上,机构和市场作为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处于竞争态势中,但动态上,二者又是互相补充和促进的。特定的金融机构在技术进步和竞争推动下总是不断进行特殊设计和金融创新,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随着产品规模扩大,以致逐步为市场所接受并实现标准化后,该产品就会从中介移向市场,因为这样更有规模化成本优势。默顿将之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它推动着金融体系朝着一个更为有效的金融结构演进。默顿和博迪还将金融的核心功能归纳为六类:(1)便利资源在不同时空和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2)提供清算和结算支付的途径以完成交易;(3)为储备资源和在不同的企业中分割所有权提供有关机制;(4)提供管理风险的方法;(5)提供价格信息,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决策;(6)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问题。[1]

功能范式与机构范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分析金融系统的目标和外部环境出发,从中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的功能需求,然后探究需要何种载体来承担和实现其功能需求。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导致金融面临外部环境的改变,对金融的功能需求与原有金融机构所能履行功能间的差距也随之变化,这就要求对金融制度安排、组织形式和市场形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因而,在功能范式下,金融形态包括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的变迁必然内生于经济增长机制和条件变化,由此就可以解释各国金融体制间的差异。同时,在金融形态变迁过程中,由于金融功能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在金融变迁和动荡的环境中,运用功能范式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化趋势,使金融体系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对其功能要求的变化,因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金融体系比机构方法更加准确和全面。[2]况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国际化和金融证券化风起云涌,在金融机构观下传统意义的两种金融结构(以银行中介为主和以金融市场为主)和两种银行制度(专业银行制度和混业银行制度)已出现趋同融合趋势。因此,使用功能分析视角,围绕金融功能的发挥来展开对金融发展的研究,才能够将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统一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

对于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以功能分析方法规划本国的金融发展和稳定战略,就可以更好地利用金融的功能实现制度转轨,促进其经济增长和稳定,从而这一范式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更有效地改革金融组织结构和体制指明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实现金融功能的良性发挥。

二、金融发展理论视野中的金融功能衍化

随着金融功能观的提出,“金融功能”这一概念也正式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然而事实上,由于金融功能是指金融相对实体经济而言所起的功效和作用、是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实质,因此对金融自身功能的研究远在此之前便已展开。追根溯源来看,金融发展理论乃至金融经济学都对金融功能作出了丰富而深刻的阐释。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先哲们主要是从金融的某一项功能出发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以认识的。如亚当·斯密强调金融的媒介功能,熊彼特从金融的信用创造功能、格利和肖从金融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功能、帕特里克从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希克斯从金融在提供流动性以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等不同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而戈德史密斯则强调金融的动员储蓄和配置资源功能。这些研究为后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对金融体系的功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麦金农和肖分别从“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两个角度论证了发展中经济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过分干预金融、进行金融抑制,“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使实际增长率下降,并使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相对于非金融量)下降。在所有情况下,这一战略阻止了或严重妨碍了发展过程。而具有‘深化’金融效应的新战略(还有其他效应)——金融自由化战略——则总是促进发展的。自由化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3]在论及金融体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时,麦金农提出了“渠道效应论”,认为货币当局改善货币供应条件、提高货币的实际收益率后,货币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贮藏手段,从而使资本积累过程借以进行的这种“渠道”得到扩大,促进经济发展。肖则提出了“债务中介论”,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债务中介而非社会财富,金融中介的任务就是吸收储蓄,并通过引入各种金融资产拓展储蓄者对投资机会的选择空间,使储蓄转化为投资。

麦金农和肖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金融的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功能机理给予了详细论证,并强调了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有效发挥金融机制的功能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睹金融自由化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理论和实践的困境促使一些经济学家突破了麦金农-肖的分析框架,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的发展及其作用,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包括金融约束理论、内生性金融发展理论等,以及前面述及的基于内生性金融发展理论提出的金融功能观点。赫尔曼(Hellmann)、默多克(Murdock)、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把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理论引入金融发展理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1996)。这一理论认为,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深化具有极大的社会福利效应,因此应当鼓励银行积极开拓新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性体系会使银行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性(信息问题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且银行在开拓新市场方面的相关信息具有公共品性质,所以不仅银行没有动力,而且自由竞争也达不到社会的最优结果。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利用一组金融政策如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限制资产替代等,将实际利率控制在竞争条件以下的水平,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制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这些部门在追逐租金机会的过程中把私人信息并入到配置决策中,缓解那些有碍于完全竞争的与信息有关的问题,以此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金融约束理论充分认识到金融部门在处理信息不对称方面功能的长处和劣势,重视在金融配置资源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再停留在任由金融功能的自由发挥,而是进一步主动运用金融机制的有效部分、弥补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化金融的缺陷部分、以暂时的约束作为培育金融功能发展的过渡性手段。

内生性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中介作为宏观模型的内生部分,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研究:一是解释金融体系的内生生成,二是论证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突破了仅在资本积累和资本效率上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解,将金融与经济之间作用的微观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中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和相互作用关系。其代表人物莱文提出,在改善交易和信息成本中,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便利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这一主要功能又可分解为五个基本功能:(1)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2)配置资源(主要是指信息揭示功能对资源配置的作用);(3)监管经理人员,促进公司治理;(4)动员储蓄;(5)便利商品和劳务交换。[4]莱文通过检验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论证了每一种金融功能均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即金融体系通过影响资本形成的比率和改变技术创新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重新兴起的金融发展研究,本身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肯定了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功能分析范式,对金融功能进行归纳分类和验证;但是,在理论上尚未能对金融为何具有这些功能、功能的作用机制、功能的发挥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改进功能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因此,有必要吸取前人对金融功能作用的有关研究成果,使之成为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金融发展进程中的金融功能演进

纵观金融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形态的变迁不断对金融发展状况提出客观要求,引起了金融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金融功能则随之不断演进。

第一阶段: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经济活动贯穿了整个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直到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制造业崛起之前,农业无论在所占比重还是实际作用上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货币和信用的相继出现,成为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货币产生及使用范围的扩大,不仅大大提高了商品交换及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特殊力量。人们得以突破了维持自我生存需要的低水平生产,转而以积累货币的方式去积累自己的财富,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信用的出现解决了商品交换在买者和卖者之间时间的不一致,保证了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也为再生产的扩大提供了必要条件:信用使生产者能够超越自己的资本积累去从事扩大生产,并且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此时金融发展(严格地说是货币和信用的发展)处于极低的水平,主要功能是提供货币媒介,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的交换需求;信用活动局限于数量并不很大的高利贷性质的生活需要范围内,而且主要贷款对象是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与生产活动关系不大,能够进行融资的手工业和商业更是十分有限。

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当经济进入工业化阶段,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工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货币和信用相互融合渗透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合力,金融范畴正式形成。自此,金融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由适应性从属作用(主要是指货币与信用的便利交换和贸易功能),逐步转化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促进资本形成和重新配置,向产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工业发展初期,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尚能够通过银行信贷完成,但在进一步发展中,大规模、长期的融资则需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来满足。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为了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远期价格变动风险等,外汇掉期、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及其市场应运而生。资本市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仅承担了聚集资本的职能,还成为兼并收购等资本重组活动的重要场所,起到了调整资本存量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其资源配置功能。

第三阶段:工业化进程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微电子技术的成熟和石油美元的回流促成了金融自由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要求金融体系打破地域限制,在全球开辟新的金融业务、新的金融市场和新的金融组织结构,证券投资的机构化、融资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样化成为新一轮金融变革的趋势。兼并收购市场更加活跃,各类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由于实体经济进一步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科技的创新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和科技创新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市场等随之崛起。知识和信息的含量增高,金融体系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解决企业融资和经营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管理等问题,促进信息的创造和交换。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在任何阶段,金融最终的功能都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引致的各种需求促使金融规模更扩大、结构更复杂,全方位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功能更为丰富,金融功能发挥的质量在提高、影响渐深渐广。而优化资源配置越来越成为金融体系最本质最核心的职能。

四、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

在对既有的文献进行理论梳理、对金融功能的演变进行历史回顾之后,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寻求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有效地实现各项金融功能。因此,有必要对金融众多的功能加以概括、划分层次,进一步明确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

考察金融功能的参照系是实体经济,根据金融对实体经济作用的不同途径和发生先后来分析其各类功能,则便利交易和支付结算是金融体系在萌芽时期就已具备的初始功能,并至今仍作为其他功能实现的基础渗透于经济生活各领域各环节之中。而作为融资中介、动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随后出现并不断发展,使得配置资源日益成为金融诸多功能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本质功能,并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促进资本形成、促成资本及资源转移与重组、推动技术进步。在以资本积累为后盾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又拓展出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和监督公司治理等衍生功能,当然其最终的意义也在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调控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有助于矫正“市场失灵”,还能够战略性地引导资金流向新兴领域。因此这些功能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无论从历史演进还是作用机制上都处于不同的逻辑层次。现将本文对金融功能层次性的理解加以简单概括如下表:

狭义资源配置指物质财富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再配置以实现更高的福利水平,广义的资源配置不仅包括上述过程,还包括其他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根据上文述及的理论文献中有关提法以及金融功能的历史演变归纳整理得出。

可见,一国金融发展战略的目标应当定位于对金融功能加以培育,尤其是要让现代金融体系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试图使金融系统达到某一种所谓的“标准结构”或“理想状态”,则至多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手段和途径,其本身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判断某国的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的主要标准,不是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有什么样的差距,而是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应的实体经济结构是否相适应(林毅夫,2006)。[5]我国要制定能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金融发展战略,也就是要深入研究当前金融体系应当发挥哪些功能、存在哪些妨碍其功能发挥的因素、如何能更好地实现金融功能等一系列问题。

五、转轨时期我国金融功能的错位与复位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力量日益增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转轨时期我国金融功能尚未找到正确的定位,其角色错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作为“第二财政”的越位和作为资源配置枢纽的缺位。

(一)“财政化”金融功能的越位

中国在转轨时期财政能力迅速下降,是货币发行收益和民间金融剩余的收集为国家提供了可供支配的财力,以应付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成本与挑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扮演了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双重角色,改革开放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储蓄主体实现了由财政主导型向居民主导型的转变,并完成了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分离。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仅为210.6亿元;而到2005年已达14.1万亿元。这样,如何有效地配置居民部门的储蓄,动员这些储蓄以供企业和政府有偿使用,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速度十分关键,这就需要有力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担当此项职能。事实上转轨时期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如1996年居民储蓄存款的92.5%)都是进入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账户而被国家所掌握,即便是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有的存款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仍高达70%以上。

在动员金融资源的过程中,金融制度替代了一部份税收制度的功能,提供铸币税和金融剩余;在随后进行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它又进一步替代财政制度的功能,金融资源被用于平衡预算赤字、对国有经济和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平衡地区经济差距等,因此被视为“第二财政”。据有关研究,财政支出的地区平衡作用在整个改革期间一直在下降,20世纪90年代下降更为显著(由50%下降到25%),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平衡作用有30%左右,在80年代末略有下降后,90年代又持续上升,在1995年甚至超过了财政的平衡作用,由代行财政平衡功能变成了主导财政平衡功能。[6]金融系统财政化的“这种替代既是促使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未来改革困境的根源。”(张杰,1998)[7]

(二)市场化金融功能的缺位

我国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功能,提供结算和支付手段、动员储蓄等功能显著,提供信息、风险管理和解决激励等功能发挥不足。金融体系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项目筛选机制,不能通过提供信息引导资金投向,也疏于监控企业经营者按债权人的利益管理企业,以减少风险,从而不能确保资源的配置效率。

提供结算和支付手段、便利商品和劳务交易,这是金融体系最原始最基础的功能,也是中国金融发展中作用最为显著的功能。不仅经济货币化比率迅速上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由1979年的36.11%至2005年达到161.70%,而且其中货币结构也不断变化。M0/M2和M1/M2的比重都逐渐下降,分别从1978年的23.83%和80.33%,下降至2005年的8.04%和35.91%。[8]这是货币总量中各类存款大幅度上升和银行结算效率提高的结果。我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功能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不高。国有商业银行在储蓄的构成形式及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储蓄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造成了过于集中的风险隐患:一方面居民债权多而债务少,不易抵消掉通货膨胀损失等风险,在经济呈现较大波动时或有明显通胀时可能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企与国有商业银行割舍不断的体制联系使得二者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约束软化,实体经济的风险逐渐向金融体系倒逼,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低下,1995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占全部贷款的22.3%。此后随着银行商业化运作要求的加强,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质量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又出现较为严重的“惜贷”现象,致使大量居民储蓄资金沉积在银行体系内,而没有顺利地转化为现实投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的比例较低。我国自1995年开始出现存差,至2005年已达93370.07亿元,贷存比仅为0.6890。当然,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银行体系资产趋于多元化,存差的形成机制和内涵日益复杂,“存差”并不直接等于银行资金闲置;但是,参照较高的储蓄率、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以及金融机构单位贷款的资本耗费等指标来看,银行体系资金闲置、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非银行机构,特别是诸如住宅储蓄机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发展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因此虽然大量以购房、养老、子女就学或预防失业、疾病等为动机而形成的居民储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征,但由于有关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滞后,未能将之从一般商业银行存款中分离出来,有效地用于长期投资。

二是资本的有效产出率较低,有效投资不足。从资金导向机制看,无效投资过度而有效投资不足,低效部门投入多、高效部门投入少的倒挂型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经济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银行体制而言,资金商品化的观念尚未完全确立,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也未实现市场化,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还不成熟。就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言,其融资功能被过分夸大和强调,而相应的对企业的监控机制与功能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企业信息披露失真、过多的政府行为和利率的非市场化等诸多原因决定了市场价格失真,投资者更关心短期的资本利得,市场上逐渐排斥长期投资,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另外,机构投资者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我国的发展仍很滞后,其长期理性投资、专注于某个产业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作用也收效甚微。

三是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较低。我国的金融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银行放款一般更注重短期收益和贷款的安全性,对于风险大、周期长的技术开发项目支持热情不高,即使能够提供贷款,也往往由于缺乏调查、评估、筛选和监控机制,不能有效地选择比较有发展前途、预期收益较好的项目予以支持,贷款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与高科技的融合更多是通过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市场完成的。目前,我国沪深股市两个主板市场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微弱,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块只是作为主板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其要求的发行上市条件和程序与主板市场也完全一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够理想。

(三)在金融发展中实现金融功能的复位

财政与金融理应各司其职,财政要实现公平的目标,兼顾效率,而金融除了政策性金融外则应当主要着眼于经济效率和发展,其中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其核心功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促进了我国的金融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大法及其配套条例规定的出台,金融制度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对政、银、企关系进行了调整,金融业不再仅仅发挥筹集资金的功能,其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渐得到发挥。在新世纪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期间,潜在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金融业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改革举措,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先后成功上市,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将使市场化金融的功能不断得到更大的发挥。

然而,从金融发展的质和量来看,我国在金融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质量方面的发展还不够,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远未完善。现在,我国已由忽视金融发展和金融功能进步到重视金融功能的发挥,但是一方面,对如何培育金融功能、令其更好地发挥还没有形成自觉意识,还未彻底从“汲取金融”思维转变成“建设金融”思维;另一方面,还没有完全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风险防范”意识仍强于“功能培育”意识。今后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改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执行方式,使二者有机结合,既要防止国家过度干预造成的“金融压制”,也要避免无节制的自由化导致的“金融脆弱”,在建设中防范金融风险,在发展中利用金融功能;要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公共政策,包括法律体系、会计制度、交易和清算组织、监管机构等,这样才能保证金融体系更有效率地行使金融基本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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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毅夫.CCER中文讨论稿“经济发展中的最适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财经,2006,(13).

[6] 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 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8] 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作者:王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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