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媒管理创新论文

[摘要]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是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的，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活动过程。探讨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主要制约因素以及实现路径，对中国政府树立新型行政价值理念，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与同构性，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视传媒管理创新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电视传媒管理创新论文 篇1：

数字技术传播下电视传媒转型研究

摘要：电视传媒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是数字信息传播技术广泛应用的必然结果，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随着互联网计算机、广播电视、电信三种信息技术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三网合一”的传播生态。从传统的“看电视”变为“用电视”，电视信息的接受主动权转移到受众手中。电视传媒业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市场格局调整形成媒体传播的新价值，达到媒介市场战略成效最大化是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在国家政策与产业规划下传媒市场走向共生共赢，媒介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营运模式与管理观念的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化；电视传媒；转型；运营

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数字信息化时代，数字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迅猛发展，使原有的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手段彻底地更新换代，产生如交互电视（IPTV）、手机电视、移动电视新兴媒体等。电视信息传播的全面“数字化”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社会与现代生活的必然选择。

数字传播技术改变电视作为单一视像传达工具的媒介观念，用户通过数字电视接收各种信息、互动选择、记录自已喜好的资讯，可以通过它进行各类增值服务足不出户地完成过去必须亲力亲为的诸多事务。如今，全球一体化与数字技术下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调整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技术标准与传播形态，同时推进监管政策的变革，并制订发展战略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大幅提升，文化精神产品市场化发展迅猛，文化产业已成为新经济的生力军。这对于电视传媒产业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电视传媒行业也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传播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广播电视电影等内容产业，已经成为了信息化的重要组成资源。

一、电视传媒业数字化转型扫描

截至2010年8月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7880.5万户，有线数字化程度达到45.30%，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我国各省份及直辖市有线高清数字电视用户规模已达129.8万户，占国内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总量的1.8%。

电视数字化转型是科技、经济、社会、现代生活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现代化、城市信息化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在电视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及电媒机构探索多种数字化转型经营模式：

1.以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参与的“一刀切”整体平移数字化转换的“青岛模式”。青岛作为全国首批数字电视试点，是我国最早全面普及有线数字电视的城市，有线电视成了集公共传播、资讯服务、文化商务与娱乐互动于一体的电视信息平台。一次性全城整性建成家庭多媒体信息终端的“青岛数字模式”做法得到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肯定。如今，数字家庭带动青岛城市走向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快车道。

2.与IP网融合提供“广播+点播”双向交互业务的数字化“杭州模式”。由于杭州在网络建设上已有良好HFC和IP网络运营，杭州在数字化电视转型中选择双模方式。其运营模式的最大创新点是新型的交互方式，即有线电视网与宽带网的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交互型增值服务。通过“广播与交互”两种方式提供资讯内容，把公共信息服务与市场化资讯服务分开经营。如今，实践证明杭州模式的成功，但其转型模式对不具备现成网络的地区不可复制。

3.采用双向互动型机顶盒电视数字化转换的“淄博模式”和一卡一费的“佛山模式”。这种模式以“一卡一费”为特点按频道销售的节目运营，并进行多元化的资金合作，分散了在整体转换时免费给用户装机顶盒所带来中的市场投资风险。同时运用的数字化频道资源大大增加，为开创各式增值业务而创造了盈利条件。佛山正是广泛引入社会资金投入数字化电视项目，降低电视台与有线网络机构投资的风险而获得转型后持续发展的空间。

此外，例如有实现从传统单向广播网到双向、交互、增值多功能电视整网转变的“深圳模式”；或将信息功用带硬盘的机顶盒实现准交互点播的“辽宁模式”等数字化转型后的电视市场经营模式。随着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推进，陆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出路和创新手段。在内容产业上下功夫让用户有更多选择的转型经营，如上海文广电视、北广传媒等开办上百个有线电视内容付费频道。近期推广的“武汉在线”模式的广电数字化转型工程，受到国家主管机构充分肯定。上海在数字化转换、网络整合、NGB（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等广电传媒推进三网融合进程的新尝试，为全国实施NGB战略，推进三网融合起到示范作用。

可以说，数字化革命已为电媒行业在制作、播出、管理、赢利及受众接受模式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传媒数字化运营的各方面影响，超乎人们的想象也难预测它未来。但从调研分析来看，数字化传播技术对国内电视传媒经营发展的影响至少有如下特性：

其一，电视传送频道数量剧增。过去频道是十分稀缺的资源，数字化后变得非常充足。信息由单一的“大众传媒”转问“小众传媒”，资讯由原来的“广播”渠道变为“窄播”。用户个性化付费电视频道应运而生，为小众化和分众化视听受众提供各种需求。电视频道资源大量增加，“内容为王”更要求注重电视内容的制作与包装。多种信息形态的涌现使观众对电视频道和节目的可看性、观赏性和独特性要求越来越高。电视频道日趋专业化和对象化，受众的选择权与主动权发生逆变。

其二，电视信号高清传送与多媒介形式传播。数字电视与高清晰度电视是数字信息传播技术的产物。数字高清电视传输多声道、3D立体视听效果的信号，让受众在家里就能观看体验到像电影院的高保真音响和清晰画面。“电视的新境界”（尼葛洛庞帝，1997）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在数字时代下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今天你跟人说看过某个节目，别人可能不敢确认你指的是电视片、网络视频、手机视频或移功电视了”（斯蒂芬，罗伯特，2008），这段话客观地反映出数字化生存给电视媒介带来的传播竞争环境的变化。

其三，互动式收视体验与分享。数字传送技术使电视观众在观赏中变得自由、自主。电视数字化转型其目的之一是真正实现视听传收互动功能。彻底改变人们的收视、收听习惯，让信息接受主动权交给受众。彻底改变过去单向传播和去“中心化”，真正实现受众拥有点播主动权，享用提供的文字、数据、声音、图像等多媒体综合服务及可以不断升级、开发增殖服务功能。家庭数字电视机已经成为集广播电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生活信息、文化教育、节目参与和节目存储于一体的家庭多媒体信息服务终端。

电视数字化不仅是为建立新型传播服务体系、媒介运营体系和新媒体发展平台，提高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竞争力，也是为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GB）转换打下基础。电媒产业转型在开发资讯服务、游戏、健康、医疗、教育和商务等多种形式的业务，将会有更大的开发和市场空间。电视传媒生态也将颠覆式转折。因为，基于互联网或光钎传输的数字电视就是一台家庭式计算机终端显示器，形成了一种全交互式电视系统。人们从传统的“看电视”转变为“用电视”。数字化技术将计算机、电视、电信技术相互融合，使用户真正享受到电视、电影、电脑、电话“四电合一”的媒介融合带来的各种各式便利。可以说，当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的边界，令多种媒体走向融合，电视媒介的传播市场竞争者蜂拥而至，电视产业市场格局面必将重构。

二、电视数字化转型媒介融合瓶颈

数字化转变对于电视传媒行业来说，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与契机已经上升到能否生存与发展的严峻程度。“三屏合一”（电脑屏、手机屏、移动电视屏）不可避免地把原有电视业务市场分割。在转型进程与媒介融合生态环境中面临着各种的挑战，国内电视传媒产业转型与升级正遇发展中瓶颈。

其一，传媒受众市场定位仍不清晰。近年来国内电视台制作播出节目一直在计划经济思路与大众传播市场竞争环境之间摇摆不定，加上宣传政策的需要，因此，电视传媒产业定位不清是不争事实。其实，电媒内容产业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功能，信息功能与价值多样性。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市场环境中，自身市场定位模糊将成为电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瓶颈。

其二，受众资讯需求开发简单。国内电视节目内容形式上互相抄袭、模式简单、互动贫乏，基于数字传播的高清电视内容严重不足和信息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用户消费使用意欲与数字化电视工程的推广。用户的满意才是推进电视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其三，传媒市场化程度低。国内传媒市场化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发挥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促使电视传媒从内容到服务质量的不断创新和提高，才能做强做大数字内容产业，与电信、计算机网良性竞合，重塑电视受众的忠诚度。

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下，新媒介运营商不断地开创出营运模式，在“三网融合”政策规划的出台，电信运营商及互联网企业、信息终端制造业也在创新各式业务模式和新媒介。各种媒介终端技术应用对电视传媒数字化转型也无疑提供良机。这包括有：其一，IPTV（交互电视）是目前唯一覆盖通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的融合业务新媒介。其二，直播卫星电视，国家广电总局的直播卫星“村村通”工程，具有加密功能的接收终端免费发放到偏运地区民众家中。这种成本低、覆盖广也是广电传媒数字化转型差异化道路之一。其三，CMMB（移动多媒体）即手持电视。通过手机、PMP等便携式终端提供电视传媒信息内容，实现随时随地收看电视。

可见，有线、地面、卫星、移动多媒体等四种传输技术都是数字化电视信息传送工具，具有不同的分工和特色，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受众要求和市场开发需要。从传播定位上，地面数字电视、直播卫星主要定位公益性资讯传播服务与部分产业化发展，有线网络和移动多媒体的媒介可朝产业化市场做强做大。所以，这四种传输技术媒介可形成完善全方位的数字化电视覆盖体系，形成转型化传媒市场新格局，满足终端用户使用电视的需求。

三、广电传媒数字化转型运营思考

电视数字化转型，体现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新媒体传播形态与特征。从产业层次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传媒产品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彻底改变。重构产业价值链、打造电视传媒核心竞争力是冲破转型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从组织层次看，数字化使得传媒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市场结构巨变，保护壁垒打破，迫使电视传媒特殊文化商品属性和规制措施进行相应改革，数字化给电视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机遇。因此，如何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重构与升级广播电视传媒产业价值链，是电视数字化转型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比特”经济学理论认为，高流量、高带宽的业务不如低流量、低带宽的业务更具商业价值。电视传媒运营的是高流量、高带宽的产品。在网络经济发展下，电媒要发挥优势去突显主营业务市场效应，把高清交互数字电视打造成为网络传媒市场新卖点。集“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和家庭多媒体服务”为一体的互动数字电视，增加用户使用业务的便捷性、时效性、广泛性。收看选择权在用户，不同类型的终端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市场经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以制播分离、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实现电视系统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重新规划市场格局，形成媒体的新价值，以达到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成效最大化，成为媒介融合时代的新赢家。目前，尽管新媒介融合的盈利模式未能清晰界定和成熟，但在“内容为王”的市场主流化的背景下，数字转型后的电媒可免费试用推广相关资讯内容，培养引导消费者用户对数字化电视新媒介使用习惯观念。可以预见，在手机电视、IPTV、移动电视集成播控平台等新媒介业务方面，电媒将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电视传媒数字化转向全媒体方向运营及产业化进程，应冲破原有的广播宣传体制观念，广泛利用所有的传播手段营造媒介新生态。要从内容形态的制作和传播中从源头着手，逐步转变电视传媒组织结构实现扁平化方向发展，实现数字传媒产业的整体化运作。国家广电总局曾提出“鼓励发展、统筹兼顾”的原则，推动数字高清电视从制作、播出到传收等有序运营、健康发展。对于广电数字化转型，电视业务形态要向多媒体发展，整合资源去打造和延伸数字内容产业链，大力发展新媒体电视产业。同时，以价值链的重构形成产业宽度，构建现代传媒产业上、中、下游高效的运作系统，整合形成传播资源库网，从而实现各种传播资源价值最大化。电视数字化转型要从整体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统筹内容与技术是基础，统筹速度与质量是关键”经营理念。事实上，这样的关系适用于任何一种新生的数字传媒发展。在“三网融合”大背景下，探求数字电视传媒产业化的用户体验、商业模式、全媒体运营、新传播模式等，实现聚合和创新，这对超越数字化转型的传媒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我国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提出要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电视体系。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建设国家新媒体集成播控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有序运行。另外，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政策也开始实践，无疑给电视传媒数字化转型带来又一强心剂。加强电视传媒内容创新，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服务、新功能，推动各类媒介融合与竞争有序展开。电视数字化转型目标之一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转成家庭多媒体信息终端显示器，形成一种全数字化的交互式电视系统，从而实现电脑、电视、电话“三合一”数字媒介融合功能。受众成为资讯接受与使用的主人，人们从此开始“用”电视。

参考文献：

［1］彭吉象.数字技术时代的中国电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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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学良.浅谈数字化在广播电视发展中的应用［M］.科技信息，2008（7）.

［6］孙丽.数字化背景下传媒产业经济特征的分析［M］.新闻界，2010（3）.

［7］仲栋.试析电视数字化产业化进程［M］.电视工程，2009（2）.

［8］王联.广播电视全面数字化进程与政策解读［M］中国数字电视产业高峰论坛（CDTF）.2008，9.

作者简介：莫智勇，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者：莫智勇

电视传媒管理创新论文 篇2：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摘 要]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是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的，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活动过程。探讨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主要制约因素以及实现路径，对中国政府树立新型行政价值理念，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与同构性，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路径机制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

现今的社会管理创新内涵是指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执政党、政府、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为了实现新型的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促使社会原有体制、规则和组织发生变革，进而构建新的体制、规则与组织结构的社会管理活动。它强调通过思想的更新，社会实现从旧的体制向新的、更有活力的新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管理活动，是促进和服务社会过渡和体制转轨的重要操作性工具，其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新质性的活动

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新质性的特点，其本质体现在与旧体制下的社会管理活动有质上的区别：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形式上具有新颖性、独创性，这就要求在其活动中要具有创造性思维；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质的差别是整体上的区别，而不是个别社会管理方式的区别。这种突破的形式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是移植性的社会管理创新。第二是借鉴性的社会管理创新。第三是原创性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这几种创新形式的合理组合，只有这样才能支持新体制的，具有新质规定性的社会管理创新体系。

（二）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渐进性的活动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新质性活动，因此其内涵、特点、结构等信息没有充分的暴露，有关变量所构成的系统的开放性程度高。又由于人类认识、解决问题能力的有限性，那么分析者所要分析的步骤的策略次序就很难确定，这就造成了社会管理创新主体对社会管理创新体系认知的不充分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不能通过剧烈的、断裂式的方式进行推进。而这种渐进式的方式能够比较温和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节点上进行，在“变动性”与“创新性”中寻求一种平衡。能够充分体现这种渐进式的方式的优点：首先，降低了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它不需要通篇考虑所有的创新方案，而是只考虑与当前方案有微小变化的创新方案，故不用比较所有创新方案的全部后果，进而也降低了创新活动的成本。其次，渐进式的创新活动更具有可行性，是在既定方案上所做的修补，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同时也能够避免重大的失误所带来的社会震动。

（三）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互动性活动

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界定为：执政党、政府、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这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第二，执政党与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出发，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增加社会管理创新的回应度，即满足社会系统中成员的需求，回应度的高低是社会管理创新成败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如果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回应度不高，即使有较高的投入，效益和效率，这也不能认定是一项十分成功的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从居于社会创新管理主导地位的执政党和政府角度来看，对社会需求积极有效回应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系统维持自己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功能。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公民的要求即“输入”，被政策输入者所接受，他们将其变为政府的决定和行动，即“输出”。这些输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公民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公民重新表达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与系统相连的重要的“反馈”，它可能改变先前的决定。“转换过程”运行的确切情形仍不透明，也就是所谓的“黑箱”。[1]，整个政治系统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它不断地输出各种公共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公民对政府的输出给予反应，形成反馈形成回路。这种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是政治系统的生命所在。

（四）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活动

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这种连续性的的活动包含着两层特定的含义：一是旧的社会管理活动的解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旧的社会管理系统在人们的心理上、行为上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而且由于较长时间实施旧体制下的社会管理活动，致使在其运行的过程中存在既定的运行逻辑链条，将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极其复杂且有缺陷的体系。这一特点决定了对其解构活动的情况之复杂、过程之艰辛。二是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形成。旧的社会管理活动由于自身系统内部存在缺点，不能满足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被人们所遗弃，为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及时补位提供了机会。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种新质性的事物，因此具有旧的社会管理活动所没有的优越性，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条件需要。这两个环节之间内在逻辑构成了社会管理创新广义上的连续性活动过程。在连续性的过程中，不断与社会公众形成反馈信息回路，形成政府与社会、公民良性互动，实现善治。在现代政治体制主张公民广泛参与决策和公共权力日益回归社会的运动中，回应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2]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制约因素

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并不是自发的，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促成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形成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必须要准确把握这些制约因素的发生时机并合理组合，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开展。

（一）利益的分化与妥协因素

利益的分化与妥协因素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中作为动力机制和最终的目的归宿，贯穿于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始终，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在这一系统中，各种社会管理的主体极力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演化成一系列的利益分化、利益扩充与利益协调等活动。正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的利益分化，导致原有的既定利益结构的松动。[3]在作用方向上，利益分化和妥协是同时发生且反向运动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二者通过共融而相互促进。最终，利益的分化与行为上的妥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作为触发机制来启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窗口”就此打开。

（二）初始设计因素

初始设计是连接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变革这两个主要因素的环节。这里所界定的初始设计包括两层的含义[4]：一是从创新活动周期的角度来看，初始设计是社会创新活动的逻辑起点。二是从社会管理创新体系的角度来看，初始设计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起点。初始设计因素其内部包含以下三部分：初始设计者、初始设计的内容与对创新行为的收益与风险预测。第一，初始设计者即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主体。在社会转型时期，初始设计者是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活动集体。当然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动机即前面分析过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妥协因素，由于利益因素的刺激，初始设计者往往也是初始设计的发动者。第二，初始设计的内容往往具有新质性。这种新质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破性。这种突破性是相对于旧的设计来说的，具有旧的设计所不具有的优越性。然而这种突破性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来完成初始实验，即在尝试突破性之前要做前奏性的试探。这种试探性方式在新旧体制的边界上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渐进性的过程。目的在于降低这种突破性活动所带来的风险代价。二是具有可仿效性。这种可仿效性初始设计一般内部结构有如下的特征：首先是初始设计的内容必须是简单、易行。其次是初始设计的内容与旧的设计内容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三是酵母的作用：它能够演化成一系列的与之相配套的初试设计内容体系。只有具有酵母功能的初始设计才能使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内容与结构完整。第三，收益与风险预测是对初始设计方案评估性质的检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初始方案的可行性，它通过对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收益与风险计算，从定量的角度解释方案的可操作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预测性的作用，从而通过对可行性的考察，决定初始设计内容的去向。

（三）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因素

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因素特指与社会管理创新活动有关的，作为执政党与政府对社会治理的规则进行履行、维护而发生的组织变革。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改变规则与组织结构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传播与发展。在这种规则和组织结构中有一定的内在要件，包括政治精英与体制装置。政治精英由于其资质、经验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导者，他们的行为逻辑为变革规则和组织结构起到导向作用，表明了新的体制的目标期许，体现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策略方案，因此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动机源泉；体制装置具体指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创新主体，使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处于良好状态运作而所使用的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支持。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专业化技能：“软技术”和“硬技术”。“软技术”对于社会管理创新主体而言是一系列的政治智慧。它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该活动中富有智慧理性，在利益的分化与妥协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一种均衡的妥协；“硬技术”是指支持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开展所具有的物化的技术资源。专业化程度是对其衡量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一个组织运作顺畅的重要保证。综上，二者的有机结合所构成的体制装置是社会管理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是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旧的社会管理体系的解构过程。二是制约因素的逻辑整合。其最终的目的指向是产生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机制，即社会管理创新的触发机制、社会管理创新的宣传机制、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机制。这三种机制在顺应时间逻辑链条的连接下构成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闭合路径，完成社会管理创新活动。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触发机制

在时间序列上，社会管理创新的触发机制是处于利益的分化与妥协和初始设计这两个影响因素之间的过程中形成的。触发机制之所以处于首要的位置，因为没有触发机制，整个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就没“开关”机制，也就不可能发生；从另一层次考虑，社会管理创新活动是由具体的过程步骤组成的，它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过程，即生长周期。这种创新周期必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每一个创新周期的结束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创新周期的开始，当然触发机制充当着关键的一环，连接着新旧政策周期。

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有其内在的结构，因此具有一定的规律，这同样也为我们认识其触发机制的结构提供认识角度。触发机制内在结构包括直接条件和导火索两部分。这两部分在时间逻辑上具有先后顺序，且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基础。利益分化的矛盾源于旧的体制的落后、无效，导致人们的既得利益得不到保障，预期利益无望。这种失望与无助必将带来利益主体间的无序竞争与合作，这是由于社会资源的相对短缺而使得行为者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阻碍其他行为者获得利益。[5]这些因素后成了社会管理创新触发机制的基础；然而要想真正的创新活动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偶发事件作为导火索。这种导火索是由于偶发事件所造成的焦虑，压力，争论所形成的。由社会管理创新触发机制的结构，我们可以得出使触发机制发生作用的策略：一是要充分利用各种偶发事件。各种偶发事件表面看是偶然发生的，但其内在实质中却隐含着必然因素，也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危机及震动的累积，其形成需要一个不断积蓄的过程，且过程符合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这就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主体要具有前瞻性，能够洞察偶发事件的发生时机，进而充分的把握，利用偶发事件促进新观念的传播及扩散，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增进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创新观念的认同感，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拓宽道路；二是要正确的对待争论和社会震荡。仅仅有偶然事件，社会管理创新的触发机制还不能启动，因为偶然事件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引起社会的争论与震荡，在这一过程中要对社会震荡的程度有预见性。也就是说偶发事件所引起的震荡幅度要与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要求相适应，如果震荡幅度太小，触发机制根本不能启动，而如果震荡幅度过大，超过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控制范围，则可能酿成“灾难”。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会遭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在培养社会管理创新的触发机制时，要正确对待争论和社会震荡。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宣传机制

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宣传机制形成于初始方案设计向社会管理创新体制的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宣传机制在时间序列上由不同的环节组成，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初始设计的传播。这个阶段处于社会管理创新宣传机制的初始阶段，大多数公众对初始设计还是陌生的，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公众只是意识到该初始设计的存在，对其所包含的内涵、结构、新质性，优越性还不了解，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在这一阶段，沟通渠道的畅通至关重要，与之相对应的主要的沟通手段应是人际沟通渠道。由于该阶段处于尝试阶段，即是群众自发的认识。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充当传播媒介。这种人际网络传播的方式易于接受，有较高的信任度，能够为大范围的传播做好铺垫。当然由于人际关系网络有一定的上限，因此传播的范围与幅度仅限于人际关系网络可触及的范围内。但这对于初始阶段来讲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二是以政治精英为主体的推广。有了初始阶段的基础，宣传机制进入大范围的宣传阶段，目的被大多数的公众所认同。这是政治精英利用自己的权威与人格魅力，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当然，政治精英可以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包括电视、电台、报纸等大众传媒手段，来充当自己的喉舌，加大宣传的力度，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社会管理创新，增加认同感。该阶段的宣传具有范围广泛，强度大的优点。最后阶段是社会公众的认同。该阶段为前两阶段的逻辑结果，可作为宣传阶段的成果检验。它能够集中的反映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可行性，宣传渠道的畅通程度，创新活动的进展程度。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机制

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展机制是处于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变革指向利益分化和妥协的过程中，这也就标志着实现机制一个回路的完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机制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经宣传机制传播的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初始设计得到延伸，出现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群或域。初始设计只是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中单方面的方案设计，这就决定了它在整个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由于初始设计有内在的新质性、优越性、合理性，使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衍生出一系列方案设计，为社会管理创新体系提供选项支持；二是将社会管理创新逐步规范化、体系化、结构化，形成合理、优良的社会管理创新结构体系。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在初始阶段往往是暂时性的，甚至大多属于不规范或规范不足的，甚至是粗糙的。要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规范性使其规范化、结构化、体系化，这必须依赖于社会法定的自治机构和法定程序，那么就必须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执政党和政府完成两方面的任务：既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又要改变社会活动规则，以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作为保障，通过法定的程序，使一些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社会管理活动合法化。

总之，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实现机制是以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节点连接起来的，有其内在的逻辑过程是：首先利益的分化与妥协通过触发机制产生初始设计，而由初始设计指向社会管理创新体系的变革必须借助于宣传机制完成其过渡，社会管理创新体系的变革指向利益的分化与妥协需要有发展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来完成。需要特殊强调的是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每一个创新周期的完成也将意味着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利益的分化与妥协作为新旧创新的连接点，同时也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公众需求的无限性，要求社会创新的主体要有与时俱进的态度，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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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

作者：吴子靖 井一龙

电视传媒管理创新论文 篇3：

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摘 要】文章在对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制主体、规制机制、规制内容三个方面切入构建我国现有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的框架。文章通过对此规制框架的分析，指出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中存在规制主体难以应对产业融合带来的挑战、法律规制体系不完善、规制内容松紧失度等问题，并从拓展规制主体、重塑政府规制的法律维度、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三个方面探索我国电视传媒产业规制新思路。

【关 键 词】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数字融合；规制重构

【作者单位】黄先蓉，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常嘉玲，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电视传媒产业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依托科学技术制作、生产、播出电视节目与广告等传媒产品的一项产业，其基本构成包括内容制作市场、播放流通市场以及消费市场。与西方国家相似，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同样具备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强调其在引导舆论、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但在如此复杂的属性条件下，仅依靠市场的配置和调节作用，电视传媒产业难以维持有效运作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此外，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往往会出现市场权力过度集中、垄断性力量过强等问题，从而妨碍公平竞争，扭曲资源配置。因此，在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引入以政府为中心的规制主体进行管理就成为必然。

一、对电视传媒产业进行政府规制的背景

政府规制行为的实施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所处的技术、社会环境等背景因素。现阶段，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的大背景表现为数字融合、传媒全球化以及放松规制。

1.数字融合

数字融合在技术层面上是指电信、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络的整合与互联互通，表现为各类数字产品可跨平台流动、多终端接收[1]。数字融合不仅是物理上的结合或除旧布新的一种抉择，而且指原来独立设计的电信、广电、互联网络在技术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业务层的相互交叉，比如手机可以接收数据、视频，电脑可以收听广播，电视可以上网冲浪、实现个性化点播等。数字融合打破了语音、数据、影音等内容专用性传输的产业藩篱，使得信息与服务能够通过一种更加开放的终端平台传递给消费者。但本质上而言，数字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技术支撑与发展动力，在此环境中，广电业和电信业在业务经营层面产生了一种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对传统的政府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针对相关行业的管制逐渐趋向统一。

2.传媒全球化

20世纪后半期，随着卫星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化在传媒领域拉开序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传媒全球化即媒体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的一种竞争过程，传媒机构通常以节目直接出口、产品或节目授权、直接投资、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2]。在此环境中，各国出于保护本国传媒产业及文化传统完整性的目的，均制定了自己的传播政策——保护主义抑或媒体开放。各国虽有权利对传媒产业发展的规制模式进行选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商业化趋势的加剧已成必然，规制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这一变化，建立在政府有限规制上的尽量开放应是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走向。

3.放松规制

放松规制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的普遍潮流，其实质是政府与规制客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表现为政府减少行政审批、缩小规制范围、降低规制力度，让市场机制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3] 。传媒领域放松规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突出表现为广播电视产业发展中竞争机制的引入、垄断的解除、非国有化以及融合趋势。放松规制倾向于在引入多元规制主体的基础上，将“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变为“激励协商型”规制，从而提高规制主体的效率与信誉度。西方国家传媒领域放松规制的目的依然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只不过是将多元化、平等、接近权这些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更多地交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去完成，即通过微观实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促进公共利益的最终达成。这种逻辑使得传统以公共利益作为传媒规制前提的论断受到质疑，加之政府规制中高成本与低效益导致规制失灵现象的出现，进一步掀起了传媒领域放松规制的浪潮。

二、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框架及规制现状

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的目的在于实现一个规制框架内社会利益与产业经济效益的协调一致。从规制主体、规制机制、规制内容三个要素切入，可构建我国现有的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框架，如图1所示。

1.规制主体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考虑到电视传媒产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在定义“传媒规制”一词时均倾向于将规制行为的实施主体设定为政府，认为好的传媒规制应该由政府执行。我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明确了政府作为电视传媒产业规制主体的身份，电视传媒机构的设立、总量、布局及市场运作均由政府宏观掌控。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建设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视传媒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但由于受制于信息、激励和政治博弈等规则的约束，政府这一规制主体依然未能實现理想的市场绩效，甚至滋生“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从而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2.规制机制

规制机制，简单而言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规制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规制主体通过某种运行方式协调行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们针对“对于给定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如何通过规制机制的设计，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相一致”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只有良好的规制机制才能保证规制目标实现”的结论[4]。我国传媒产业规制机制是政府监管者针对现有的经济环境与电视传媒产业特点而设计的，具体表现为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对电视传媒领域进行管理和监督。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各个方面对电视传媒机构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行政手段是指政府依靠行政权威，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做出行政决定等方式来进行规制。经济手段的目的在于调节电视传媒产业各环节不同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主要采用价格、税收、补贴、罚款等方式。

3.规制内容

我国政府对电视传媒产业的规制内容纵向上可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种。

经济性规制通常是指在自然垄断或信息不对称领域，政府以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方面的规定来对企业实施强制性制约，目的是防止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确保使用者的公平利用[5]。政府对电视传媒产业采取经济性规制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有效竞争，即将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这两个互相排斥的路径合理协调，平衡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相互转化，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政府对电视传媒产业经济性规制的重点在于进入规制与所有权规制。进入规制即政府通过核发许可证控制电视传媒产业中的相关经营者在一定地域或市场各环节的进入，具体限定进入的主体资格、数量、范围以及经营主体可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类别等。所有权规制是针对电视传媒产业经营的特殊限制，不仅包括纵向的不同电视台网间的并购规制、横向的媒体交叉所有权规制，还包括国外资本对电视传媒的控股规制。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对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规制有所放松，但相比英美等国对经济性规制的大幅度放松，尤其是在跨媒体所有权方面的放松，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的经济性规制依然严格。

社会性规制是政府为控制负外部性、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健康、增进社会福利而采取的措施[5]。电视传媒产品和服务在群体认知、价值认同以及社会协调方面具有强影响力，这种影响会扩散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基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政府对电视传媒产业的社会性规制深入到经营活动产品本身，主要包括内容规制、节目质量规制两个方面。

针对电视传媒产业的内容规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促进内容多元化的规制，即为了避免表达的单一化，对节目类型、议题、信息来源等方面的多样化做出规定；二是基于抑制淫秽色情、暴力等不雅内容的规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道德和保护未成年人；三是基于维护文化主权的规制，这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政府防止外来节目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而采取的措施。节目质量规制则是建立在内容规制实现基础上的再优化，是针对收视率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出现的节目低俗化、平庸化、翻拍泛滥现象的规制，这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中心两层级”的关系。我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提高广播电视质量，增加优秀节目数量，并列举出七项禁止制作、播放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原广电总局于2010年3月发布的《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第五条详细列举了电视剧不得载有的十一条内容，具体涉及国家安全、民族歧视、宗教信仰、未成年保护、传承优秀文化等方面。

三、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政府规制面临的困境

在对我国电视传媒产业规制主体、规制机制、规制内容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中存在规制主体难以应对产业融合趋势的挑战、法律规制体系不完善、规制内容松紧失度等问题。

1.“竖井式”多重管制与产业融合的矛盾

从传统产业分立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倾向于针对不同产业特性设计规制内容，通常会形成一种“竖井式”的分业管理体制。而产业融合通常是发生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边界或产业交叉地带，产生的新产品与服务往往是跨媒体、跨产业的[6]。因此，融合视域下的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与政府传统的“竖井式”管制之间存在矛盾，具体表现在多重管理、规制重点不一两方面。首先，广电业和电信业有各自的规制体系，管理部门多且职权分配相对分散，类似IP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这种横跨多产业的融合型媒体服务就会受到不同产业规制者的管理和许可，产生多重管理与重复许可的现象。如《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规定》要求经营者要向广播影视主管部门申请许可证，同时也要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如此规定不但增加政府规制成本，而且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费用。其次，不同产业的规制重点不同，电信业的规制重点在于传输服务的市场规制，对内容的规制相对宽松，而广电业的规制重点在于市场准入和节目内容监管，二者对融合产品就会产生差别化管理，不利于新型产品服务市场的培育。

2.法律规制体系不健全，规制随意性大

西方规制经济学强调规制是基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的监督管理，所有正常有效的规制行为应以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对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尤其重要。目前我国电视传媒领域只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等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是法律层级和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或者命令、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如《电视剧管理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审批管理办法》《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等。总体而言，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体系还不健全，具体表现在缺少法律层级较高的专门法，未涉及产业融合带来的新型媒体产品和服务规制，规制的随意性较强，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颁布与规制主体利益相挂钩，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等方面。

3.规制内容松紧失度，有待完善

我国传媒业发展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从“行政管理型”向“规制服务型”过渡的階段，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中“放”与“管”的问题依然复杂，规制内容存在松紧失度现象。

市场准入过高，影响投资与创新。为了确保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我国政府倾向于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资格的限制来达到内容规制的目的，以至电视传媒市场准入规制日趋严格。电视台设立方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详细罗列了设立电视台应具备的人员、设备、资金、场所等条件，并对电视台的设立主体资格做出严格规定，更是明令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电视台。在网络电视传媒领域，按照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类核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2010年出台的《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管理规范》《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管理规范》两份文件表明政府对互联网电视采取集成服务与内容服务的双牌照管理，且内容服务平台与集成服务平台必须绑定。而目前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牌照仅颁发给中国网络电视台、上海文广等数几家公司，表现为严格限制的少数进入许可[7]。在这样的市场准入制度下，通常会形成寡头垄断型的市场结构，阻碍电视传媒领域的投资与创新。

内容规制标准模糊，规制形式单一。现行的内容规制均以列举式的原则性规定呈现，而具体的执行和判断标准并未提及。因此，哪些内容属于危害国家统一？哪些内容属于扰乱社会秩序？哪些内容有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目前而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此情况下，规制行为的实施就会带有实施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从而造成规制过度或者规制不足的现象。此外，随着数字融合环境的进一步扩大，电视传媒产业市场参与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电视传媒机构，电信机构、以综合性门户网站和专业性视频网站为主的互联网在线服务公司以及个人用户均参与其中，而内容规制并没有考虑参与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规制难题，仍然依托政府相关部门颁布部门规章、行政命令以及技术封锁等方式来实施内容规制，对行业自律和用户自我约束等内容规制形式未加利用，规制形式过于单一。

四、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政府规制重构的新思路

针对上述发展困境，本文从拓展规制主体、重塑政府规制的法律维度、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框架的建议。

1.建立独立统一的规制机构，完善外部监督机制

考虑到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存在管办不分、规制独立性弱、易受部門利益影响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数字融合背景下电信业与广电业在多个层面的融合趋势，过去以行政为主导的分业监管体制应逐渐向行政管理与独立规制相结合的监管体制转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第三方独立规制机构来配合政府在宪法框架内对媒体的市场进入、频率使用、市场行为、服务质量、社会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监管。独立规制机构，是独立于政府但拥有一定行政权限、准立法权限、准司法权限的专业监管机构，政府对其监管方向拥有控制权，其在具体监管中可以独立自主地制定各种政策，如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英国的通信办公室、法国的最高视听委员会等[8]。独立规制机构成员通常是所规制领域的专家，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既独立于被规制者，亦独立于政府，能够更好地应对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规制挑战。此外，建立针对规制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是完善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框架的必要一环，主要是防止规制者滥用职权、随心所欲干预市场、人为寻租等现象的出现，具体可组建社会性监督机构，鼓励行业组织、社会群众积极参与其中。

2.重塑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的法律维度

政府规制的目标在于为市场主体建立行为准则，确保市场有序运转。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法律维度的构建。首先，建立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认真考虑传媒规制的数字融合环境，尽快出台相应的电视传媒专门法，使政府规制行为有法可依。立法过程中也要注意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实行立法工作者、行业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从而规范立法程序，防止部门意志法律化。其次，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政府要做到依法规制，具体表现为职能分离、职权法定、规制合法。政府规制的立法、执法和监督机构必须独立，打破行政垄断，还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制机构的职责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力，最重要的是政府规制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保证规制程序正当合法[9]。最后，消除“权大于法”意识，完善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做到违法必究。

3.规制内容要做到松紧有度

在放松规制的大背景中，我国电视传媒产业政府规制也应做到松紧有度，才能保证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放松经济性规制。放松经济规制的重点在于放松电视传媒产业的进入规制，形成有效竞争格局，实现多元化投资。修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适当放宽对电视传媒的总量、结构和地理分布的控制，对进入企业实行资格审核制，并按照分类管理的办法，从服务类、专业类、综合类逐步放松对电视传媒市场主体、资本准入限制，形成整个市场的开放式竞争格局。其中，在对融合型电视传媒产业的管理中，要进行许可证制度改革，建议降低对许可证注册资本的要求，降低许可证发放门槛，减少许可证发放的对象种类，如非经营性的、个人的视频网站就可以实施登记备案制。考虑到融合带来服务提供的交叉性，许可证的发放应该更具兼容、灵活性，即打破传统的以业务和技术为划分标准的许可证发放办法，改为发放技术中性、业务中性的许可，即规制者许可市场主体在实施经营活动时可自主选择所用技术或者在一定市场范围内自主选择运营某种业务[7]。

加强社会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的重点是在制定内容规制标准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控制+自律约束”的内容规制框架。内容规制标准的建立要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电视广告播放、互联网视频播出等领域内容规制标准的建立更要明确，不能笼统概括，使之形同虚设。“政府控制+自律约束”的内容规制模式，其本质是政府、市场主体、个人用户三者的合作规制，目的在于丰富规制形式，形成一种协作式的内容管理机制，减轻政府规制负担。政府可以作为规制的仲裁者，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协调内容规制准则的制定，对市场主体、个人用户的自律规制过程进行监察和促进。与此同时，市场主体与个人用户在进行自律规制的同时，也可通过形成外部监督机制对政府仲裁者的角色扮演进行审查和监督，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内容规制效率。

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虽有助于电视传媒产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传媒的社会属性被忽视，人们的精神需求让位于市场主体的物质欲望。因此，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政府规制之上。但基于我国国情以及电视传媒产业发展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构建完善的政府规制框架还需一个循序渐进、灵活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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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先蓉　常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