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相关背景众所周知，公共事务的管理最早出现在西方。在现代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通常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对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资源的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篇1：

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双重性

【摘要】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的公共事件和危机。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综述，研究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在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双重性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向党和国家或危机管理机构反应民意社情，向公众提供灾难、危机预警信息，通过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1、监督功能

大众传媒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情况。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社会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前期，大众传媒有预警和监视作用，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能及时发现诱因，并能有效促使公共部门采取措施把潜在的公共危机毫不留情地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避免危机升级，造成重大损失。

2、缓冲功能，即“社会减压阀”

舆论缓释是指为了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将以往积聚的一些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在合法的前提下得以宣泄释放，使他们的观点意见得以表达，以此减轻或消除不满或敌对情绪，从而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范式。

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正确实施倾向性传播，从负面事件中报道正面新闻，对一些产生误会和歧义的信息及时解释，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压力，平抑人们的偏激情绪，培养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3、博弈功能

大众传媒与公共部门是一种合作博弈的关系。大众传媒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接受公共部门的管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部门舆论管理的体制框架。公共部门掌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常把应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当作内部机密，使公众难以获取信息，引发猜疑和不安。大众传媒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能成为无形的压力迫使公共部门公开信息，为公众争取合法权益。

4、沟通反馈功能

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而大众传媒是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渠道。大众传媒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在第一时间向公共部门表达民意，减少了信息传递环节，实现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协调、联动，确保危机信息比例合理化，引导公众与公共部门形成一致的危机意识，共同战胜危机。

5、传承功能，即更替继承

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无限痛苦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这些历史时刻见证者和评判者的公共舆论真实记录下了那时的点点滴滴。公共舆论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如互联网、报刊杂志等，记载、抒发和颂扬这伟大的民族精神。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国人抗灾救灾的顽强乐观精神传承下去，鼓舞士气，储备了丰富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消极性

基于德国学者内尔·纽曼提出关于大众媒体所持观点和受众观点的关系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一些消极作用：

1、过滤，信息失真变形

各媒介会出于不同目的和利益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有选择地过滤，导致某些重要细节被遗漏，或是信息“把关人”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掺杂了个人情绪，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都会使信息失真变形，引发误会和猜疑。

2、麻醉欺骗公众，激化矛盾

媒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公众往往只是被动地接收。若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一味地报道负面信息，就会潜移默化地腐蚀公众的积极心态，麻醉其精神，使其麻木冷漠，或是煽动公众，诱发深藏的不满敌对情绪，导致公共危机愈演愈烈。

3、弱化社会规范

既然公共舆论的传播存在不公正，具有明显的倾斜性，那么社会也就无公正可言，公共舆论中的强势一方占据主导位置，弱势一方的利益毫无保障。

4、制造轰动效应，漠视社会责任

当今社会，有些媒体为“轰动”而恶意“炒作”，违背职业道德，违背社会规则，制造、挖掘一些社会负面新闻或隐私来吸引公众的眼球，漠视行为的后果。

三、大众媒体的消极性的应对策略

西方公共学者曾指出，政府部门积极主动的应对、媒体“第一时间”的反应和公众的自我调适是成功化解公共危机的三要素，因此本文也从这三要素入手阐述减少或避免大众传媒消极影响的对策。

1、从公共部门的角度出发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在积极打造“阳光政府”的今天，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知情的公共部门有义务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提供最新讯息，通过媒体告知公众事件的发展进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安抚社会情绪。

（2）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管理公共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一系列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3）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的判断力。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公共部门应注重媒介素养教育，开设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通过讲座、发送指南书等途径培养公众健康的媒体批判能力。

2、从媒体的角度出发

（1）明确定位，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自身管理。2001年我国互联网自律机构——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2006年4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和从业人员发出“提供文明服务，创建和谐网络”倡议书，具体提出了八项要求，与此同时，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等十四家知名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界发出了四项倡议。网络传播渐渐进入了合理规范的运作模式。

（2）遵守法律法规，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媒体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报道，要符合公众利益，在政府危机公关的全程中，要始终如一地与政府站在一起化解和消除突发事件诱发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履行秩序。

（3）培养媒体工作者良好的职业操守，理性客观地传递分析。媒体工作者必须严于律己，掌握好传播的情绪情感，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不遮瞒，不夸大，认真核实信息来源，提供准确的信息，杜绝虚假不实报道，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受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及时纠正一些偏见和谬误，让受众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提高公信力，树立权威。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生命之源在于实事求是，如实报道，不光只是颂扬好人好事，而且敢于披露社会中丑陋黑暗的一面，执着追求真相，对受众的意见疏而不堵，客观地表达民意，及时验收传播效果，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对消极因素积极引导、化解，逐步树立自身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3、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1）不盲目轻信跟风。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泛滥，同一事件会出现不同报道，有真实，也有虚假，公众不应轻易相信某一说法，甚至“一头热”盲目附和，人云亦云，应该冷静对待，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2）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判断分析的能力。公众是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素养的高低对大众传媒作用的发挥程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公民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开拓视野，发散分析思维，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多角度地对传播的公共舆论做出合理的分析和价值判断。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2010级研究生）

责编：刘冰石

作者：林斌

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篇2：

大众传媒与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

相关背景

众所周知，公共事务的管理最早出现在西方。在现代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通常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对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资源的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等。

我国对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主要背景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在关键问题上的关键性突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功能分化，迅速打破了原先的行政一体化结构，形成了市场—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政府由“无限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在这种背景下，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21世纪，关于我国公共事务的内涵界定，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公共事务就是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公共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①。而“公共管理是公共权力机关和非盈利社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公平分配，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②。这些定义基本概括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尽管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政府的公共管理还处于未定型和不成熟的状态之中，但转变传统的政府工作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普遍共识。

而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近年来在涉及我国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住房改革、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如何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刻认识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下笔者就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二者的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即大众传播媒介，它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传播媒介和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以及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其主要功能包括：传播和沟通信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监测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等。笔者认为大众传媒在以上诸方面的功能特点，使它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传递公共信息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大众传媒也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色彩和公共品格。这使得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价值取向的契合。如前文所述，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公共事务的理性目的是公共事务所覆盖的公众利益的最大化”③。而大众传媒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在信息传递沟通方面的需要。同时，它在监测社会环境、整合社会关系方面的职能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表明，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契合之处，即它们共同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

事实上，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己任的政府行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政府与传媒都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只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

在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运用公共权力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其价值取向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政府传媒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是直接的刚性的控制。传媒作为党、政府、人民的喉舌，要求要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维护大局，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党和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以稳定求发展，这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的现实有关，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

尽管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控制理念（如西方的制衡理念、我国的稳定理念），导致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但它们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即政府传媒应当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当是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的互补。如前文所述，大众传媒由于其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的信息枢纽，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作为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信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逐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现代社会，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程度地接触信息本身，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凭借其独特的社会角色，大众传媒作为公开庞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影响越来越显著：

一方面，大众传媒传递信息直接、迅速、公开的特点，可以弥补政府信息系统的缺陷。一般而言，虽然政府也设置了种种渠道收集民意，但行政系统内部科层制的传递渠道往往具有单向度传递的特点，即信息主要沿自上而下的方向传递，而相反方向的传递则会遇到众多的阻滞，这样就会导致基层民意无法传递或传递失真。而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特点使它成为政府部门收集信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它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所进行的广泛报道和深度分析，可以成为普通公民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大众传媒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递政府运行的相关信息，以争取公众的理解、支持。而公众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引起政府的关注，以伸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机制应是政府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有效补充，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作为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可以通过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对公众的认知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来缓解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个部分的利益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表明，大众传媒的整合机制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府应当意识到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经常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并及时化解。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应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政府调控机制（公共权力运行）的强制性相比较，大众传媒社会整合作用的非强制性，更容易为社会成员接受，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地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结点，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而且对于现代社会政府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公共管理活动引导、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释：

①王敏、王乐夫：《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学术研究》，2001（11）。

②陈富荣：《公共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毛寿龙：《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304页。

（作者单位：新疆伊犁师范学院）

编校：张红玲

作者：曹丽虹

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篇3：

大众传媒公共性建构的困境与制度反思

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应然”表征：公共利益的目标指向

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新闻资讯、了解公共政策、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公共性”特征是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本质特征，连同“意识形态性”和“产业性”一起构成了大众传媒的多元属性结构。进一步讲，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实际上就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近用权，为公众提供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舆论平台和话语空间，使公众能够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因此，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信息的公开、资源的共享以及赋予公众的社会批判权。

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属性特征决定了其公共利益的目标指向。公共利益是指满足社会或群体中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需求、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代表他们的共同意志、使其共同受益的一类事务。事实上，西方很多国家在制定传媒政策时，除了考虑国家安全和政府利益外，都把公共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美国国会在1927年通过立法，规定只有在“有利于公众、方便公众或者出于公众需要”的前提下，“提供公正、有效、机会均等的服务”的电台才能获得执照。再如，英国的广播业从一开始就实行公共广播体制。在我国，“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是我们传媒业的基本原则，强调传媒组织必须为公众服务，满足公众的需求。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媒介是某些“稀有”公共传播资源的受托使用者，作为公共财产的使用人，它们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媒介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①因此，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利益目标指向的制约。这便要求大众传媒的活动必须遵循社会公共利益准绳，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公众监督，严格进行自律，真正承担起社会公器的职责。社会公器的地位也使大众传媒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采访权、言论权、编辑权、刊载权和舆论监督权。

混合型体制下电视媒体公共性的“实然”呈现：公共利益的缺失

公众既包括社会主流精英分子，更应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比如农村居民、老年人、少年儿童、农民工、残障人群等等。大众传媒的公共利益，应该是“媒介允许并鼓励、提升公众的参与和表达，塑造产业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间。也可以称为孕育公共生活、鼓励公共空间、提升公民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新闻体制、何种媒体所有制，大众传媒具有公共性进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都得到一致认可。

然而，在我国混合型传媒体制之下，传媒组织一方面作为“耳目喉舌”，实现政府利益；另一方面，为了谋生存、求发展，传媒组织必须成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以实现传媒自身的价值增值。这便导致中国传媒业在发展进程中明显的政府利益取向和市场利益取向，公共利益被忽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下，我国电视媒体公共性的建构遭遇现实困境。

（一）公众媒体近用权的实现程度受制于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控制

公共利益的内涵包括媒体近用权。也就是说，受众获得的不仅仅是“听”和“看”的权利，还应当被赋予观点表达权和公共事物参与权。受众不仅是“观众”，还应当是“参与者”。除此之外，荷兰学者Irene Costera Meijer又提出了新的受众概念——“欣赏者”，意即大众传媒公共服务要带给公众真正的快乐。^②但公众媒体近用权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控制。

综观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取向始终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导意志。基于国家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传媒提供给公众的自由表达空间始终被局限于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传媒时常会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与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从而导致信息的“不完全”传播、“变相”传播，甚至是“集体失语”。这些都使公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市场利益驱动下电视节目的过度娱乐化与内容单一化

当前不少电视媒体出现新闻娱乐化、娱乐低俗化倾向。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从而吸引广告主投资，一些节目不惜降低品位，以“星、腥、性”为标签吸引公众眼球，而忽略真正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信息传播。公众需求是多元化的，公众能分享到多元化的媒介内容也是公共利益的题中之义。反观现实，电视节目内容同质化、单一化倾向明显，针对少年儿童、老年人、农村居民、残障人群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的专门性节目少之又少。这部分人群的知情权、受教育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如何满足？其公共利益何以保证？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很简单。产业化发展凸显了传媒的经济属性，使大众传媒在经济活动中带有明显的趋利性，从而沦为“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使“经济人”的思考和行为趋于在既定的约束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媒体以收视率为导向，主动放弃那些社会效益好但制作成本高、经济回报少的公共服务类栏目，转而投向成本低、见效快、能赢利的娱乐类节目，即使是严肃的新闻报道也趋向娱乐化、煽情化。

（三）公共频道的“伪公共性”

对电视媒体而言，公共频道应该是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舆论平台和话语空间。在我国，“四级办电视”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国内电视台的“散、滥”格局，政府于1996年12月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展开了以“控制总量、调整机构”和“治散治滥”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省广电厅率先提出了“公共频道”的概念，得到了行政管理高层的认可。1998年1月1日，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开播。之后，许多电视台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家广电主管部门也对公共频道的建设进行了政策倾斜。

但是，这些公共频道基本上名不副实。国内现有的公共电视频道，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不是出于关注社会公益事业、提供公共话语空间的目的，这与西方公共电视的理念相去甚远。目前国内的公共频道尽管在服务百姓、关注民生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而言，还存在很多问题，节目设置没有突出公共性。有的公共频道进行专业化定位，却只注意到不同层次受众的收视要求，抹煞了公共频道的公共性，有碍于公共利益的广泛表达，造成部分层面民众利益的缺失。^③节目内容也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公益性。影视剧、娱乐节目占据了较大比重，广告投放丝毫不亚于其他频道。一些公共频道甚至成为又一个综合频道，完全没有体现出公共服务的特点。另外，目前我国公共频道建设基本上都是依照传统的电视频道运作模式进行操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使本应具有制度突破意义的公共频道建设变了味。

我国大众传媒公共性建构的制度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看，我国的传媒体制改革起初立足于政策宣传与舆论引导，凸显传媒的意识形态性；随着市场开放，传媒业沿着企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轨迹展开传媒产业制度改革，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是改革的主流；近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又提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两分开的媒介政策，旨在分类发挥传媒的宣传、公共服务及产业功能。由此可见，传媒改革的主线始终围绕着传媒的意识形态性、公共性和产业性展开。政府、公众、传媒组织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成为传媒业未来发展的主题。在这个利益体系中，市场利益是基础，政府利益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是核心，也应成为传媒组织的最终利益指向。

就当前整个中国传媒业而言，大众传媒不仅承担着喉舌工具的宣传职能，同时还肩负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更为特殊的是，大众传媒组织的资产绝大部分是国有资产，即“全民所有”的财产。因而，中国传媒业还承担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任，这也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上，政府是强者，传媒业必须服从政府；而在公众与传媒的关系上，传媒业是强者，公众似乎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这个“消费者至上”的信息传播时代，公众绝不是传媒体制改革的“旁观者”，而是传媒的主体，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公众也应当参与到传媒制度的建构中来，更为重要的是要参与政府利益和市场利益的博弈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体制改革，最终将是政治派别利益、媒体产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博弈”。^④同时，“我国媒介再制度化如何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三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制度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⑤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②卢迎安：《欧美近年公共服务广播研究述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③张军：《公共电视频道“公共利益”的缺失》，《传媒》，2007年第5期

④夏倩芳：《公共利益界定与广播电视规制——以美国为例》[J]，《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7期

⑤胡正荣 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J]，《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资 讯

12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系年度研究成果《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在“2013年动画产业前沿论坛”上发布。

报告指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中，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总量不断提高，但单片票房均值不增反降，进口动画电影单片票房是国产片的3.65倍。报告显示，我国电视动画产量稳居世界第一，5年中，制作完成电视动画片达1786部、过百万分钟。产量持续增长多年后，2012年发展目标首次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

（来源：光明日报/2013-12-18）

作者：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