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篇：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变成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策略，而我们正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入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建设(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是否僵化理解社会主义和走回头路)都有正反经验教训。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具有民族化，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都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民族精神更加重要!失去自己的传统，放弃自己的特色，就是自毁长城。俄国反省：苏联解体绝对是历史性错误。(曾经是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中国)中国更加不能随便自我否定，否则就是乱自己阵脚。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科学体系。它们不但以新的形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科学理论总是在发展之中发挥作用和得到发展。自然和社会科学皆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并结果，就必须将其理论形式转化为实践形式，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实践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表明，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向实践形式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其他转化都以此为目的并为此服务。

第一，我们应毫不犹豫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规律的认识。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第三，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共产党对执政党的认识。

总之实践与创新都没有止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篇：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有差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改造，使其理论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使之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才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冲突、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民族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现代化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从文化视角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及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蔡心，2010)。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研究二者关系的基础。

(一)马克思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就是应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来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比如说，把内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而把形式看作是中国化。另一方面它是道路和形态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态(肖贵清，2010)。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基本特征包括内倾性、务实理性和伦理道德至上性，这些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只有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基础、途径和基本经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更加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规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再者，中国传统文化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影响，从纵向来说，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即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横向来说，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郭建宁，2010;郭华，2010;关志伟，201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巨大作用。在先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各种挫折最终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作为救国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先后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和政治建设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的生机活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都离不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上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目前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是一个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罗素，1987a)。”他曾经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罗素，1987b)”。

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的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是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和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它们的思辨结构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的、多层的渗透，并且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汤一介，1988)。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和自身的社会变迁是复杂的、尖锐的，特别是西方“坚船利炮”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近代西方文化的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克里斯托弗•道森，1989)。而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又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其传统怎样的顽强和保守，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不过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这一点在实践中显得非常重要(徐中约，1971)。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时，我们只有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以及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即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其中虽然有很多优秀成分，但与现代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存在着差距。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努力将其中的精华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相结合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的，要想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就必须有一种先进的思想作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指导下，才能对西方和前人的文化理论以及研究成果做出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并加速我们的文化研究(李培锋，2013)。

2、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传播载体

先进的中国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某些相似相通的因素，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者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就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在哲学思想与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形成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了生长的土壤。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已有的文化基础出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虽有价值，但二者并非平起平坐的关系，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改造传统文化，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黄凯锋，2010)。

参考文献

[1]蔡心.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影响[J]. 西安社会科学,2010,06:4-5+10. [2]肖贵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01:24-29. [3]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13-16. [4]郭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J]. 闽江学院学报,2010,04:18-22+30. [5]关志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D].燕山大学,2010. [6]都培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J]. 思想理论教育,2010,01:9-14. [7]罗素.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J]. 重庆出版社, 1987a: 35. [8]罗素. 中西文明比较[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b: 35. [9]汤一介. 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当今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J]. 三联书店, 1988: 40. [10]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163-172. [11]徐中约. 现代中国的崛起[M]. 台北虹桥出版社, 1971: 1. [12]李培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D].兰州大学,2013. [13]黄凯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08:65-70+87. [14]马淑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伦理的历史变迁和理论思考[D].南开大学,2013. [15]梁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D].河北师范大学,2008.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

[内容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越来越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彰显出巨大的价值。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眼光，从本源上深刻认识和把握其价值，进一步增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关键词]：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系统全面地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断或思想在我们党的理论发展史上早就有了，但是，把它们明确地放在一起，全面系统地强调，这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条件下，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进一步深刻思考，对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创新的理性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为此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深入总结中国人民的独创性经验，不断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含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时代化包括内容时代化、形式时代化、话语体系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是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有机结合。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紧密联系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把深邃的理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说明白，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进人民群众的心灵。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就是要推进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表现都带着中国的特点和特性，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紧紧围绕中国化这个核心，牢牢抓住时代化这个关键，不断夯实大众化这个基础，实现三者的整体全面推进、深化协调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一、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时代、理论联系群众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

抽象的、脱离具体时空的、凝固化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延经百年，与时俱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认为，自己的理论学说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思辨的观念”，而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总结，是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一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因此，理论必须走出书斋，走进生活，走进时代，走进群众，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必须联系时代，理论必须联系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理论联系时代，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理论联系群众，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象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革命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属性的认识。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必须联系时代，理论必须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和要求，也就是我们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为我们今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根本指导方法，但具体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要做到理论创新就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国情，结合本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在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还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动，与时代对话，直面现时代问题，从新的实践中提升时代内容，并进行新的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创新。要做到实践创新，就必须把创新理论放在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把民众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加以总结乃至上升为理论，从而实现实践创新。

三、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前提。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那样：“《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可以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要引领社会进步不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时代，理论联系群众，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前提。

三、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就要解决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说，是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根本标准。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真正信仰，才会自觉自愿地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有内在动力。而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会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认识，进一步巩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一步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就要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历史地位，就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成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武器。

(二) 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必须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必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必须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各项成果，能动地转化为谋划工作的科学思路、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力措施和领导工作的实际本领，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能力，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 要不断改进学风文风。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走群众路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最新成果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作用。理论著作是写给群众看的，是要群众接受和引导群众的，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理论研究和宣传要讲逻辑的力量，要讲思想的力量，同时也要讲感情的力量，带着对群众的感情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就一定会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就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从而用群众看得懂的文字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地疏导群众

情绪，解开思想疙瘩，并且从思想理论层面推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解决，否则，理论宣传只能是隔靴搔痒、空洞乏味、枯燥干瘪，失去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第四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

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1.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这一理论体系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3.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必然有助于全世界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努力去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从而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五篇：成立新中国70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与思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总结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走过的70年历程，是为了探明前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这种总结和思考既要面对现实，又应朝向自身，汲取思想和勇气，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从而睿智并坚毅地前行。

1.主要进展与成功经验

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建构和应用的过程。对此，可以大体概括为思想、学术和现实三个方面。

基础理论建构和新理论领域开拓。首先是形成了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建构了中国的“教科书理解模式”。尽管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这种理解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实践与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系统总结与概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改革开放后，学界除继续改进“教科书理解模式”外，又相继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批判、政治哲学等诸多理解范式与理论成果。所有这些进展拓展了思想视域，丰富了理论宝库，革新了思维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反思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研究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在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四大块”之外，实践观、价值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交往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当然，这些研究往往也具有基础理论反思的旨趣与功能。致力于从传统的抽象理论进一步推进至当代的具体理论，孕育继而孵化了大量富有活力的生长点与创新点。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进展。

历史整体梳理和文本深度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梳理，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整体历程与阶段脉络的宏观清理，更表现为对重要流派与关键人物的细致考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哲学思想的阐释，对苏东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引介，都取得显著进展和丰富成果。另外，还触及了不在以往视野之内的非主流却有价值的人物与思想。这些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与有益启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统梳理，内在要求对经典文献深入研读。精研文本的必要性和意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开展扎实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进行深度耕犁。先是对代表性哲学文本展开精细解读与阐释，进而从哲学视角与层面深入解读各类马克思主义文献，将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返本开新”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和强劲动力。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以对文本的精研为前提。

对现实的科学反思与有效引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直面现实，从理论思维层面求解中国和世界的迫切问题，积极对现实加以反思和引领，提出并论证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理念，推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反思和引领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富有成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促进了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觉醒的序幕。对于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推动了人的自省与独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对现代化的哲学探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宏观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面向中国现实问题作出有益回答，提出众多思想理念。对现实睿智的反思与引领，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价值的作为与贡献。

相对而言，在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三者中，学术性的发展最为显著。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日益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厚重的学术性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实现了大幅度以至决定性的提升，既体现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历史和成就的深度梳理，也表征为学术规范程度日渐提高。这或许可以视为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进步。当然，目前仍存有若干明显不足。比如，不少研究没有真正把握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学术规范体例尚未达到应有的统一。

在70年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若干值得珍视、汲取进而发扬光大的经验。正是得益于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的哲学取得了上述可观的进展。

同实践良性互动、砥砺前行。这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对这一经验的恰当概括。它包括三个向度：其一，相互生成。时代是思想之源，实践为理论之根。实践精神的升华形成哲学，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反思。反过来说，哲学也生成为实践，通过实践现实化。哲学“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其二，相互批判。哲学批判实践，实践也批判哲学，二者相互矫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要求破除“文革”时期流行的哲学模式，而思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偏差进行矫正。其三，相互引领。一方面，哲学引领实践。实践迫切需要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思维高度引导中国实践凯歌行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自觉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彰显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实践推动哲学发展。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总是内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实践要求从具体经验上升至系统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经验。思想之花绽放在阳光雨露的呵护之中。唯有思想包容、百家争鸣，才有希望出现思想繁荣、百花齐放的盛景。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尤为需要自由宽容、兼收并蓄的良好环境。7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开放革新、健康批评、鼓励创新的时期，我们的哲学总是能取得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发展壮大。

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这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品格。哲学是自我批判和超越的智慧。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与结果。一方面，从“教科书理解模式”的建构，到多种总体性理解范式的提出，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体现为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理论、从宏观整体到生活世界等多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再停留于抽象现实高度，而是深入具体现实层面，进至更为具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切实把握人与人的现实问题。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对自我批判和超越所作的自我批判和超越。任何现实具体的批判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自我批判亦如此，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秉持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总是将在一定阶段实现发展的自己再次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审视，从而在自我超越道路上不断前行、行稳致远。

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秉守崇高、追求卓越，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心系天下，守护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成果，积极拓展理论视野与现实视野，始终具有方法论自觉等，是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发展成就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2.当前研究局限及其超越

真正的哲学总是真切而深刻地批判和超越自己。梳理已有进展和经验固然有益，但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揭示当下研究局限，进而探索自我超越之道。通过揭示若干整体性不足，引发学界对这些困境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破解，会有利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繁荣。

一是思辨压倒实证。思辨性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性质，也是哲学的优长所在。但哲学研究如果缺乏实证性基础，就会成为玄思建构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实证向度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实证科学，并且是“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实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从目前情况看，同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性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仍须继续提升。思辨有余、实证不足的情况并未明显改观。研究者们更注重或更有能力、更为习惯运用思辨方法，有限的实证方法往往囿于个人的观察、了解。不仅实证方法运用不够，而且对实证科学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也不足。

正确处理思辨性与实证性的关系，总的方向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目前的重点应是，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一些适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方法。有研究者提出，哲学上的实验方法，如保留思辨性质的思想实验、引入计算技术的仿真试验、采用测量仪器的真实实验等，很可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在需要以实证结果作为坚实基础才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研究中，应当自觉利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基石展开哲学反思与建构。当然，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必须批判性地考察和对待，并同思辨研究方法与结果相结合。

二是反思强于引领。反思和引领是哲学的两种基本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之双重形象。反思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但引领对于哲学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应有的担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品质。真正的哲学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承担起在反思中引领时代前进的使命。

在洞悉时代本性与逻辑的前提下，哲学有能力引领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创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哲学这种理论思维的引领。对现实的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主体自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因此，在深厚的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引领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关键在于，自觉在反思中拨开各种迷雾或荆棘，敞开前进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矫正和调适。这是哲学思想引领的主要方式。当然也不能忘记，正是深刻的反思为理性的引领提供了条件。

三是批判盖过建设。反思有余，引领不足，从另一角度看即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引领是总体的思想引导，建设性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人类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哲学及其批判力不可或缺。不过，仅有批判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没有立新的破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只是“上篇”，建设构成“下篇”。不仅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要进而创造和建设新世界。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的问题。我们激烈批判资本逻辑，但对如何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并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优点和缺点时常相互转换。批判性过度强化，同时就意味着建设性相对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而且思索了理想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实现路径。我们的哲学既是“批判的武器”，更是“行动的指南”。建设和创造是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此，应当积极针对现实及其变化，提出富含智慧与力量的规范性理念和建设性方案。这种建设性不仅体现在现实中，而且彰显于理论上，需要在新的思想理论创造中实现出来。

四是阐释多于创造。在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地位时常“轮转”。总体而言，21世纪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热衷“论”，较欠缺“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哲学创造还是相当丰富的。不过，由于学术支撑不够充分和坚实，这种创造的水准在总体上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鉴于此，学界开始着力提升研究的学术性，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学术性的强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进入21世纪，人们变得过多重视“史”，而较为忽视“论”。学界当前最为注重的是对他人思想的阐释，研究往往围绕古代、西方和当代思想家的热点思想展开。人们通常不是尝试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学术、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多路径地充分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并主要考察和征引以往学者的论说。学术阐释成为当前研究的主导方式。“重阐释，轻创造”的格局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旨趣，而应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新的思想理论。诚然，在哲学发展史上，学术阐释往往构成主流和常态。但在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能够回答新问题的原创性哲学出场。当代中国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生发与凸显的现实课题，基于变动的现实与长远的愿景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五是观念重于现实。与其他哲学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现实性是最具本质性与标志性的向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必须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落脚点，既作为目标与前提又构成过程与结果。现实性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是优越于其他哲学的关键点。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哲学现实化命题，期冀哲学成为现实。后来，他还严厉批判“意识形态家”们“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正是由于从真正的、根本的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主义才决定性地超越了全部非现实的观念论哲学。然而近年来，即使在这种高度注重现实、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哲学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的倾向。许多研究似乎不仅没有赶上现实，而且愈发远离现实、陷于观念。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或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剖并非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希望切中进而变革现实，但碍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真正深入和改变现实。

许多学者希望通过转向学术性研究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严与独立。但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不意味着应该退回书斋。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学术阐释也蕴含现实关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现实。一些进行学术阐释的学者也试图以学术方式切中现实，这种努力值得钦佩。然而学术阐释毕竟不等于现实研究，它距离现实更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怀有比其他哲学更为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现实感。对于我们的哲学而言，“朝向事情本身”，就是朝向现实特别是根本现实本身。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切中和引领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即便是对思想的学术阐释，也应有必要的现实感，注意把握其现实基础。

六是分化胜于整合。分化和整合均为科学研究的经常性现象。不过，在特定阶段，二者皆容易被过度突出。在现代学科中，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的倾向较为明显，甚至现代学科制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过度分化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分化有余、整合不足的情况也日益蔓延开来。研究者们各有较为独立的问题域与方法论。经典形态研究和再生形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阐释、思想建构和现实解剖，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群雄并起”，派别林立。这本可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的契机。问题在于，不同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交流很少，并且往往认为自己的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为优越和重要的。

“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我们应自觉把握分化和整合的尺度与分寸，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整个研究的格局与进展。哲学当然可以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从特定视角具体回应人类发展需要哲学做什么和怎么做。当前，迫切需要在分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强化综合研究、协同“攻关”。既要持存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也要保有跨(超)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开放发展中的“求同存异”原则，同样适用于哲学界。心平气和的沟通交流与抱诚守真的互学互鉴，会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我们应围绕当代中国和世界重要问题，整合各方面学术和思想资源，形成研究共同体，强化研究的公共性，协同创新发展。即使是思想阐释，也不能局限于对某个人物或思想的研究，而应同时兼顾整个流派或特定问题的思想史。

3.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应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纵观走过的70年不平凡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对若干关乎前途乃至命运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顺利向前;处理得不好，就会遭遇困境。前述的当下研究局限之所以出现，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一直在处理而没有处理好，有的是有时处理得不错有时又处理得不好，还有的是日渐凸显，迫切需要予以重视。唯有深刻澄明进而正确处理这些总体性、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持续阔步前行。

首先是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在新时代，必须更加合理地解决这个一直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总的立场当然是实现三者内在融通、有机统一，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规定性，并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在总体意义上，这种关系可以标示为：现实性——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从现实尤其是现实问题出发，发掘和运用已有学术资源，生成有助于破解难题的思想与方法，最终落脚于对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对实践的科学引领。如此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当前，迫切需要在继续强化已经逐步得到发展的学术性基础上，再度加强和突出现实性和思想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是面向现实、建基学术的创新性思想理论。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者是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职业，还是应视为事业乃至志业?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激荡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秉持的立场与情怀。马克思不是职业哲学家，却是志业哲学家，他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作为毕生事业，矢志不渝、热烈追求。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从业者把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我们的哲学不再是理想和担当，而是越来越被变成谋生乃至谋利的手段。当然，研究者也是“现实的人”，也必须“生存”。在合理范围内，功利性目的也同理想性目的一样，可以被正当地追求，但必须摒弃那种将我们的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事业以至志业的心诚志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我们应向怎样的目标迈进?这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指针与准绳。在特定意义上，目标就是方向、道路和前景。应确立并一经确立“就用以指导整个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奉献智慧与力量。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全力追求和完成的目标或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是富有成效的。一旦发生偏离，就必须及时调整或矫正，以确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确道路上前行。以上所说涉及的只是在理论上反思的结果。这个果实亦即种子要在现实中生根发芽，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唯有实际地自觉贯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才是可能的。相对于理论自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更需要强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思想的壮丽重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复兴中的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构成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与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需要高度自觉反思、超越自身和批判、引领现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运用成功经验、奋力克服研究局限、合理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在面向现实、立足学术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开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实现更加辉煌的理论进展和现实成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