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特点分析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特点分析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时间： 2009-07-06责任编辑: 法律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

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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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原因看，城市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国企改制、转制未征求职工意见，不按规定程序操作，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侵害了职工民主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厂务不公开、重大经营活动未经职代会通过，职工情绪对立;三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退休金，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不落实;四是企业改制、兼并或破产后，职工下岗、职工安置、养老保险等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五是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廉洁，垮了企业，肥了自己，穷了职工;六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七是市政建设拆迁，补偿争议大;八是部分企业或施工单位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有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二是乱收费使农民负担过重;三是个别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四是集资款久拖不还，基金会等非金融机构吸纳的股金不能按期兑付;五是一些地方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偏低或补偿费用没有如期兑付或没有全部兑付到户，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六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不清，争执激烈;七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八是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九是基层选举中出现贿选、罢选等。还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原因，如地方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不慎重，不连贯，或执行政策有偏差;部分单位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办事不公;部分行业管理工作不规范，频繁发生如重大矿难等安全事故，等等。

从深层次社会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还表现为财富占有、教育不平等等方面。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表现出强烈不满情绪。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引起社会摩擦，导致矛盾增多。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引起大量职工群体性事件。在一些非公企业中，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拥有者、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普遍重生产轻安全，损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职工加班加点严重;职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签订率低。因此，造成不少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引发大量职工集体上访、罢工事件。

3.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违背科学发展观，脱离实际，不顾

民意，硬性推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一部分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由单一趋于多元。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只要权利不愿尽义务，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而我们不少党政部门和干部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有时甚至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出现的矛盾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或压制，群众开始时采取的行动是上访、投诉，但在长期上访无果、投诉无决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群体性事件。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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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有几个显著特点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目的比较单纯。虽然部分高校群体事件是由于高校学生利益受损引起，但总的来说，高校学生参与群体性事件，出发点是为了表达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作为社会未来建设者的责任感，并没有社会群体性事件那样明显的利益诉求。二是行为较少暴力性。在有些高校群体性事件中，有学生采取了打砸、破坏校内公共设施等比较极端的做法，但是总的看来，出现这些行为并不是大学生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只是高校群体性事件中的学生受现场情绪感染，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模仿、升级、并逐步失去了平时应有的辨别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一种发泄。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方面，大学生关心国家，关注社会发展，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性格和心理还不成熟，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够，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往往比较偏激，有时受网络信息的影响，易图一时之快，采取过激行动。因此，大学生尤其要提高理性认识群体性事件并合法合理维权的能力。

一是要树立责任意识。大学生是当代社会的精英，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其一举一动都受社会关注，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因此，大学生不能忽略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不能因为学业、就业等方面的挫折、或一时义愤，就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激化矛盾来维权，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高校学生还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和讲座，让自己真正了解社会，清醒地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增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为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二是增强分辨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大学生应学会辩证分析，多从建设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看待网络言论，也要学会辩证分析，互联网是个匿名空间，发言人的情绪化程度往往大于理性思考，难免会出现一些夸大其词甚至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果不加思考，让自己的现实行为跟着网络情绪走，难免做出偏激的行动。

三是要利用正式组织和社团等，表达诉求、培养民主政治意识。对于如何看待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大学生可以多跟老师、家长或同学探讨、沟通，必要时可以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据媒体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建立有“学生参议制”，大学生每月以专题形式组织参议会，配合相关职能部门、院系，对学风建设、后勤服务、学生党建、数字化校园建设等进行参议;贵州师范大学学生模拟人大常委会会议参政议政，献计建言关注民生。高校学生可以自己组织社团，通过类似做法，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和民主政治意识。

第三篇：浅谈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处置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定方针后，企业改制、社会变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矛盾自然会不断增多，由此所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也将越来越多。这不仅是现阶段，而且是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在维护稳定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其成因，寻找出一般规律性，对及时消除各种矛盾隐患、及早解决问题，有效避免其形成大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人结合近年来我局群体事件处置工作，谈谈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和新动向，并对成因及工作对策做一点个人思考。

一、当前群体性事件呈现的一些新特点

1、数量增多。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来看，呈逐年增多趋势。仅今年上半年，海陵区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145起，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4.8%，比2002年上升了近80%，可见其上升的速度惊人。

2、种类繁多。从这几年我局所处置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引起上访闹事的原因几乎无所不及。大到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交通事故等引起的非正常死亡，小到邻里纠纷、小区物业管管理、环境污染等，在过去看来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如今均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如2003年8月，泰州莲花三区部分住户，因对小区物业管理质量和收费等方面不满，集体拒交物管费，最终引发了一场物管中心与小区住户之间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打架事件。此外，参与集访的人员身份也呈现多样化，既有农民，又有工人，也有教师、学生、企业军转干等。今年6月，泰州市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

三、四年级学生100余人，因对五年制高职毕业证书不满，由东风路向南集队游行去市政府上访。在众多群体性事件中，以征地拆迁、企业改制两大起因最为突出。从近年的情况来看，这两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高达整个群体性事件的34%和41%。

3、规模呈扩大之势。今年1至6月份，海陵区共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50人以上规模)27起;发生100人以上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了15起，比去年同期的6起增加了2倍多。

4、行为易于偏激。已由以往一般性的聚集请愿逐渐发展为“动作型”“偏激型”的集访活动。一些上访人员为达到自身的目的，不惜采取过激的言论和举动，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如：今年6月份，东郊某厂职工因工厂改制过程中养老保险金的问题，除连日封堵工厂大门外，还将该厂领导停放在厂内的一辆轿车车轮全部卸去。

5、组织性越来越强。目前，不少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酝酿过程，常常有为首者和活跃分子在其中策划、鼓动、串联，甚至组织和操纵。有些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今年3月份，全市开展建设施工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过程中，泰东凌窦村部分村民因对拆违工作不理解，而围攻工作组成员。派出所依法对带头闹事者进行传唤教育后，少数人鼓动该村近200名村民涌至派出所，要求放人。今年5月，海陵区塘湾镇刘庄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补偿费等问题，多次到泰州盛和花园建筑工地阻工。区政府派出专门工作组对村民们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答复、宣传、教育，收效甚微。少数为首分子，在安排村里年老体弱者及妇女儿童到现场阻工闹事的同时，组织有关人员非法集资上访、监视施工现场、明确集中信号和信息传递的方法等，这些都显示了很强的组织性。

6、越级群访增多。

仅今年以来，海陵区就发生越级上访事件119起，占整个群体性事件的81%。其中，去省级部门上访的6起，70多人次;去北京上访的有4起，40多人次。而去年赴省上访人员仅为20人，未发生去京上访事件。可见越级上访人数成倍上升。今年6月初，刘庄村因征地补偿问题一次就有30余人赴京上访。同月，泰东镇北马村8名村民因征地补偿费问题，赴北京中纪委、国土资源部进行上访，后又返回省国土资源厅继续上访。

7、处置难度增大。

由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很多，有时一件群体性事件中甚至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加上涉及的人数众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时又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其矛盾的多向性、复杂性、反复性，以及部分群众诉求的合理性，决定了处置难度将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一直被推上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最前沿，而公安机关职能的局限性和工作的规范性，使公安机关在处置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中时常感到 “鞭长莫及”，或是“爱莫能助”，群众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也往往是公安机关无法答复的。大多情况下，公安机关出动警力是以维护现场秩序、控制事态扩大为主，这种参与形式，往往使公安机关处于“领导不满意，群众有反感”的尴尬境地。

二、原因分析

1、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化，生产从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化，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前所未有的新矛盾。经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信息多媒化及人的思想的多维化等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各种矛盾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2、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与其自身的法律素质之间的异步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另一原因。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有所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事实上，一些地区存在着普法工作流于形式的状况，有不少群众对法律法规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不能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也有少数群众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3、群众的思维定势给政府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中国老百姓历来就习惯于“有困难、找政府，有矛盾、找领导”，这是基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的职能已逐步向服务转变，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均有其应有的规范，不再是“万能政府”了。而群众长期的思维定势与“有限政府”之间存在着差距。

4、少数职能部门及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良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有很多群众信访、社会矛盾，完全能够解决在基层，但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基层领导在接待、处理的过程中，方法简单，工作疲遢，致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形成“老大难”，甚至扩大、蔓延，形成群体性事件。如今年7月2日，姜堰苏陈、於溪等地300多名群众乘船到泰州“光孝寺”敬香时，将船只停违规靠在泰州船闸水域。有关部门的同志不作宣传，不做工作，草率地对这些船只进行扣押，结果造成近200名群众聚集到海陵西仓路口，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此外，少数基层领导脱离群众，主观臆断，作风粗暴，甚至出现违法乱纪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化，引起集访事件。

5、一些政策、规定的不合理性也易于引发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在出台的征地补偿、拆迁补贴以及企业改制中的“买断工龄”、养老保险金标准等政策规定，存在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不统一性和前后规定的不一致性，或是在制订标准时，忽视群体的利益，补贴标准就低不就高，造成群众反感，而导致上访闹事。

三、处置工作对策

1、政策制定要透明。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重大决策前，要认真组织调查研究，摸清实际情况，倾听群众意愿。特别是在出台事关群众利益的有关政策、规定前，要召开市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全面征求各方面建议，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及时调整修改不合理的内容，通过透明过程，群众参与，加强监督，以保证政策规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宣传工作要深入。

一是对制订的相关政策、规定，要超前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消除盲区，不留死角，使每个群众都了解内容，吃透精神，自觉执行。二是积极开展现场宣传教育。对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的同志，向现场群众宣传解释政策，解答他们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引导他们依法、有序地上访。三是强化日常普法工作，加强对《宪法》和法律的宣传，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权责意识，推进全社会法律素质的提高，这是减少和消除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3、化解机制要健全。要切实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建立矛盾纠纷缓冲化解机制。公安机关要积极依靠党委、政府，加大治安信息员队伍建设，层层构建情报信息网络，广泛排查、收集，及时发现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一些易扩大、易激化、人民群众反应较为普遍、较为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要做到超前发现，及时掌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想方设法钝化缓解，努力将矛盾消除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始发阶段。切实防止矛盾纠纷的扩大、漫延和伸级。我局目前积极依靠区委、区政府，将各级基层党政组织充分调动起来，整合司法、治保会、调委会等部门和组织的力量，在各派出所分别成立了“调解中心”，既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公安机关“治安纠纷缠身牵制警力”的问题，又为及调处各类民事纠纷、消除治安隐患落实了专业的力量和固定的场所，解决了群众有矛盾解决无门的问题。同时，又可从所受理的大量矛盾纠纷中及时了解社会信息，定期加以分析研究，得出前瞻性的可用信息，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实践证明，在社区建立“联合调解中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4、工作作风要转变。各级政府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尤其是各级信访部门的同志，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认真对待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情，热情接待每一名上访的群众，积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看上去很小的事，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和钝化，小事也会变成大事、拖成难事，甚至发展为影响很大的群体性事件。要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层层级级明确和坚特执行“领导接待日”制度，充分利用领导干部的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其所特有的综合协调功能，努力把矛盾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上访过程中。我局自去年6月份，重新明确了“局领导及所领导接待日”制度，并严格执行。由于领导亲自接待、处理、协调，使一大批“老大难”信访问题得到了解决。自去年7月至今年6月份一年的时间中，通过“领导接待日”，除及时办结了市局交办的15起疑难信访件外，还化解决了长期未能得解决的6起“老大难”问题，有效消除了隐患，避免了新“上访老户”的及群体性事件的形成。

5、查处打击要加强。

作为公安部门，要不断完善处置群体性工作预案，为及时处置群体性事件做好各项准备和保障。要提高处置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讲究工作方法，防止因处置措施不当而使事态扩大，造成矛盾激化。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要坚持宣传教育与调查处理相结合，公开疏导与秘密取证相结合，对少数别有用心、挑头起事、策划煽动、蓄意破坏，以及冲击党政机关，殴打领导干部、堵塞交通要道、蛊惑实施打、砸、抢行为的为首分子，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予以打击，以起到法制震慑、教育多数的效果。

第四篇：浅谈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和处置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能否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能否实现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纵观我市近几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

一)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共同的目的性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基础，也因此他们更容易共鸣，同气相报，同声相应。

(二)数量及规模日趋增大。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升幅较大，人数多、规模大。少数在外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出现了跨地区串联行动的情况。

(三)组织性日益增强。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的较松散型向相对有组织的群体性转化。

(四)明目张胆的公开性。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都自认有理，因此他们毫无顾忌，以公开形式聚集、演讲、串连、打横幅、呼口号，甚至不惜违法使用暴力。

(五)危害后果日趋严重。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独立，一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且对抗性倾向明显，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要道、械斗等过激行为。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说，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聚合激化的产物。随着新旧体制的转轨，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不断加大，加上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在巨大的差距面前，一些人难免心理失衡，产生对立情绪，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群众的利益诉求受多种因素限制难以满足。一是土地征用、拆迁安置过程中，群众损失得不到及时弥补，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决策不科学、不民主，损害群众利益;三是一些干部贪污挥霍、以权谋私或作风不民主、政务不公开导致群众利益无法保障。

(三)参与人员法制观念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且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不少群众遵规守法和以法维权意识差，往往一碰到问题就想通过上访、闹事等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四)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调控能力不足。一是基层组织的威信相对减弱;二是有的基层组织消极、不作为;三是有的基层干部本身就是闹事的支持者、组织者、策划者。

三、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处置

(一)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多管齐下，分化瓦解。群体性事件真正起带头作用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带有很大的盲从性和随意性。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必须认真调查，摸准缘由，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采取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开展说服劝解工作的同时，准确把握处置时机，而不能一概而论动用警力强行处置。

(三)周密部署，强行处置。在强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加强调查取证;二是要分工明确，措施得当，防止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扩大或久拖不决;三是要把握政策，果断处置。

(四)立足长远，防止反复。必须认真分析、准确估测群体性事件在初获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心研究预备针对性强、实效性强的新方法、新举措。既要积极协调督促有关单位真正落实跟踪回访制、领导接待日制度，又要进一步完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复杂形势下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强化措施，创新方法，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五篇：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应对

【提要】：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的事件。首先随着科技发展，网络的兴起是必然趋势。其次，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对政府极其职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因而，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对政府避害趋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网络 群发性事件 政府 应对策略 【主体】： 绪论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网络在民众生活的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兴起。从“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表明：网络对于社会、政府、民众的影响愈见巨大。而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的掌握，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成为谣言萌发传播之地，为不良用心之人所利用，还可以使网络成为信息发布、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型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然后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探讨政府实际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正文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具有一般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异变性、利益性、突发性、群体的情绪性等特点，同时，基于其运行载体的特性，它还具有高度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复杂的结合体几个特点。网络从出现之日起就具有其他传媒难以企及的传播优势：传播参与主体多元性、传播环境宽松性、传播资源的永续共享性，以及跨国性，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事件讨论的“网中人”。[1] 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网络更具草根性、平民化。从而使得政府对其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难以进行直接有效的控制。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其传播途径、形式基本固定，发布的内容也受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以及上级部门的多方审查和制约。虽然现在市场化下，其自由度相对扩大，但基本上可以说还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此情形下，其信息传递是单向的，即由上达下，民众是被动的接收者，而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比之下，网络的监督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媒体，这使得传播内容庞杂，有时甚至传递谣言。同时，网络参与主体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从事的职业的异质性，使得网络在主体构成上具有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立场、利益的各个群体。而网民身份的匿名性，最大限度的淡化了网民的现实身份，包括性别、职业、地位等分层，使得网民在发表意见时较少有顾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2]

此外，网络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单独进行的。它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相互制约，互为依托，共同对社会形成影响。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 “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事件，在网络形成热点和高关注度、高点击率后，无一例外的又进入报纸电视，形成第二波热潮和争论。[3]这种交互性作用，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

案例分析

首先，我们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这个案例虽然比较老，发生在2009年，但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以关键事件为结点，钓鱼执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害者张辉以“善良的被骗”为名在网上发帖，揭露交通执法大队一“钓鱼”手段，非法取证。此后被各大论坛转载推荐热评，各电视台、报纸也相继跟进。而上海政法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及时的回应及应对。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8岁小伙子孙中界在面对钓鱼执法时，愤而断指以证清白。天涯社区的帖子“上海又现钓鱼执法”一文，再次引发网友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和抨击。同时，传统媒体较大规模的介入迅速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使其成为了全国性的关注狂潮和社会焦点。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开始正面回应媒体，表明态度。第三阶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该调查报告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件再次升级。第四阶段，10月，浦东新区政府宣布重新组建一个包括各界代表在内的调查组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最终确定原南汇执法大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原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制度，追究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众诉求渠道的缺失。事实上“断指”并无“证清白”之功效，对此，孙中界向媒体的解释是，因遭执法机关诬陷，且辩解无效、投诉无门。[4]这其实是表现了孙中界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在面对执法机关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时，出于极端的弱势地位，通过自残的方式，吸引网友与民众的关注，形成一股舆论力量以抗衡政府权威。追根溯源，国家、民族、社会、政府的形成都有着通过团结以求生存的原因。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时候，人通过组成团体的方式追求力，与危险相抗衡。因而网络群体的产生也有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力的结合，以保障自己权益的成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则是诉求过程中的极端表现。

反观政府部门的应对。在事件前期，即张辉阶段，政府出于消极的不作为态度。这其实是错过了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时机。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是突发的，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普遍性的。如在张辉阶段，其实就已经表明了钓鱼执法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由此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预示和反映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功能。而在孙中界阶段，执法虽然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却做出了“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的调查结论。这实际上使得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降低，及至后面重新立组调查，推翻了原先结论，可谓是一败涂地。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见识到网络舆情对政府、社会的影响力之大。因而，政府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如何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而取得民众的信任，以恢复加强政府公信力是首要及关键。

当然，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厦门px事件。就海沧PX化工项目，政府首先在网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虽然投票一度被中止和撤消。但最终通过市民座谈会的形式圆满结束。厦门地方政府在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疏而不是堵，选择向民意靠拢而不是与民意对抗，选择把民意纳入地方治理，鼓励市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媒体最大限度的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所有这些正常渠道才能真正启动，才能最终起作用。起于网络，终于座谈会的px事件可谓是榜样之作。

在前两个案例中，网络媒体，公众舆论都显示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网络也会成为谣言滋生之地。如先前的抢盐风波即为一例。民众对网络传播的信息真伪度不加判断，盲目跟风，以谣传谣，成为笑谈。即使是在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也应当警惕网络舆论会演化为一种民主暴政，以自由民主为名扼杀自由民主。

对策探究：

为应对网络群体性，政府应该建立敏感政策领域的预判预警制度。委派专业人员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确定网络敏感领域的问题，形成实时监控，及时反映、及早预防，做出科学判断，在预判预警的过程中及时做出调整，降低由网群事件引发危机的概率。

其次，政府要增设新的诉求通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制造新兴的诉求，使得民意得以汇聚，公众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则借助电子政务建设，发布讯息、公布统计数据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平台，让网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5]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弱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比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计公众网络参与评比到市民座谈会，大规模地自由讨论促成政府与网民有效互动，推动事件的解决，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同时，政府还需要实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同步。以抢盐事件为例，借助传统媒介，如电视、电台、报纸，可以有效的去除虚假信息，澄清真相。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应将网络平台视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利用网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对话，。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恢复政府形象基层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国家强制力进不去，应对网群事件的法则应是以疏导为主，在基于信息公开与交流互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坚持原则，耐心劝说，注重策略和方式的灵活性主动融入到网络虚拟世界中，使政府角色与网络社会产生互动，与网民形成共鸣。

【结束语】：

在信息社会，网络作为新生的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会产生“一点发信，多点感知，交互传递，滚动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目前，政府在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和方法上，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没有完善的信息预警机制、对网络含有怀疑抵触的情绪等。因而难以有效的制止谣言、规避群体性事件发生。在新形势下，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网络平台打造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以疏导为主，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交流互动、平等对话;要求实时监控，及时反映、科学预防等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问题，本文受条件经验所限，只能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希望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变挑战为机遇。

注释

[1]李金龙 黄峤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1) 第31页

[2]姜胜洪 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 理论月刊 2008 (4) 第22页

[3]叶匡政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众舆论的法庭 青年记者 2009，(07)第35页

[4]翁文斌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2) 第27页

[5] 廖芳玲 顾金喜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浙江学刊 2011(1)第44页

参考文献

1. 李金龙 黄峤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期刊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1) 2.王智军 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须有新思维 [期刊论文] 探索与争鸣 2011,(05) 3.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社会蓝皮书—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姚伟达 网络群体性事件 : 特征、成因及应对 [期刊论文] 理论探索 2010,(04) 5. 叶匡政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众舆论的法庭 [期刊论文] 青年记者 2009，(07)

6. 贾宝林 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0 0 9 ( 3 ) .

7. 姜胜洪 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 [期刊论文] 理论月刊 2 0 0 8 ( 4 ) .

8. 刘雅静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期刊论文] 福州党校学报 2011 (4) 9.凯斯-桑塔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M]. 黄维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10. 翁文斌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 [期刊论文]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27(2) 11. 廖芳玲 顾金喜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期刊论文]浙江学刊 2011(1) 12.Kropp, T. System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 J ] IEEE Power & Energy Magazine 2006, 4(2) 13. Weihui DaiXiqiong Emergency Event: Internet Spread,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 J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1, 6(8) 14. Kumar,S ;Yogesan,K;Hudson,B ;Tay-Kearney,ML Constable,IJ Emergency eye care in rural Australia: role of internet [ J ] Eye 2006, 20(12) 15. 孙培军 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 2011(2) 16. 肖文涛 治理群体性事件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期刊论文]中国行政管理 2009(6) 17. 李松 理性把控网络舆情， [期刊论文]瞭望新闻周刊 20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