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意见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义：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第313条)，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第三百一十三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4.8法释〔1998〕6号)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保证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现就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二条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第三条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
(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巳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
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依进行的;
(四)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五)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本解释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本解释第三条第
(三)、
(四)、
(五)、
(六)项规定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人员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人民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定罪判刑，先行司法拘留的日期应当折抵刑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年8月23日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唯一机关，它对各类案件制作的判决和裁定，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有关当事人以及负有执行责任的机关、单位，都必须坚持执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申诉，而不允许抗拒执行。维护这种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权威，就是维护法律和法制的权威，就是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本罪拒不执行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这里包括两层含义:(1)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判决是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裁定是人民法院在诉讼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对诉讼程序和部分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
作为本罪对象的判决与裁定，包括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经济案件等各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和裁定。但从审判实践看，主要是拒不执行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至于刑事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很少有可能拒不执行。(2)是具有执行内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所谓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而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以及终审作出的判决和裁定等。至于没有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因为尚不具备依法执行的条件，自然不会发生拒不执行的问题。
经人民法院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生效后，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种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与生效判决、裁定同等的效力，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因而从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需要上来考虑，这种生效调解书也能成为本罪的对象，拒不执行刑事自诉案件、民事案件、经济案件等诉讼中由法院主持达成并已生效的调解书的，也可以以本罪论处。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情何严重的行为。
1、要有拒绝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所谓拒绝执行，是指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采取种种手段而拒绝履行。既可以采取积极的作为，如殴打、捆绑、拘禁、围攻执行人员，抢走执行标的、砸毁执行工具、车辆，以暴力伤害、毁坏财物、加害亲属、揭露隐私、破坏名誉等威胁、恫吓执行人员，转移、隐藏可供执行的财产，命令停止侵害仍不停止侵害而故意为之等等，又可以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如对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或者躲藏、逃避等。既可以采取暴力的方式，又可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既可以公开抗拒执行，又可以是暗地里进行抗拒。不论其方式如何，只要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即可构成本罪。
2、执行义务人必须具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倘若没有能力如执行义务人本身无执行财产而无法履行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则是无法、不能执行，而不是拒不执行。所谓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人民法院查实的证
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行为人在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为逃避义务，采取隐藏、转移、变卖、赠送、毁损自己财物而造成无法履行的，仍应属于有能力执行，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3、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情节尚不属于严重，即使具有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 (1)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2)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4)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5)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要是指有义务执行判决、裁定的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l64条和第77条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某些个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人员的，依照本法第232条、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而故意拒不执行，如果确因不知判决、裁定已生效而未执行的，或者因某种不能预见或无法抗拒的实际困难而无法执行的，因为不属于故意拒不执行，所以不构成犯罪。至于行为人故意拒不执行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第二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自诉状
刑事自诉书
自诉人：周XX，男，汉族，XXXX年X月XX日出生，住XX省XX市XXX农场XX渔场XX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电话：XXXXXXXXXXX
被告人：宋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住XX省XX县XX乡XX村XX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电话：XXXXXXXXXXX
案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宋XX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2、依法判决宋XX履行XX县人民法院(201X)X民初字第号民XXX事调解书中未支付的执行款项XXXXX元及加倍支付拖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XXXX元;
3、依法判令宋XX赔偿自诉人因其向追索劳动报酬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证人出庭费、律师费等所有花费共计XXXXX元。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宋XX因欠付自诉人工资款61834元，被自诉人诉至贵院，该案审理完毕后，在贵院主持下，双方于2015年5月达成调解协议，贵院出具(201X)X民初字第XXX号民事调解书。
因被告人对该生效调解书的不履行，自诉人在贵院立案，申请对被告人强制执行。贵院执行庭对被告人下达了执行通知书后，被告人既不露面，也不申报财产。2016年3月1日，在贵院执行庭向被告人下达拘留通知准备拘留被告人时，被告人向自诉人支付了25000元执行款，自诉人为了能顺利拿到剩余执行款，特别授权委托河南天盈律师事务所董润桃律师在贵院主持下与宋XX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中被告人承诺剩余款项在2016年3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如到期未能按协议履行，自诉人可申请恢复(201X)X民初字第XXX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及延迟履行利息的执行，并自愿接受法院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该和解协议签订后，因宋XX依然不履行，2016年7月19日，自诉人再次到贵院立案，恢复了对被告人的强制执行申请。再次立案后，宋XX直接不再露面，百般躲赖，甚至连电话也时常拒接，他声称他银行卡内有两万八千元钱，要挟自诉人及代理律师说不给他降下来，他就无法给付。
面对被告人，依法生效的法律文书如同废纸，法律对其侵权行为似乎已无任何制约性，其肆意践踏的不仅仅是自诉人的财产权利，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 面对贵院的执行通知，宋XX有钱也不履行，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人强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判令其承担由此给自诉人带来的各项经济损失。
此致
XX县人民法院
自诉人：
2017年4月6日
第三篇：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再思考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客体的界定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体存在着三种认识：其一，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执行活动;其二，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其三，认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为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它依法审理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便具有法律强制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可更改，有关当事人包括负有履行责任的机关、单位都必须坚决执行，任何拒不执行的行为，都是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法律权威的蔑视，从而破坏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作为犯罪客体的构成要素-犯罪对象“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生效的判决、裁定”。
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客观方面的求证
犯罪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物化表现，即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特征，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它为一切犯罪所具有。较之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增加了对犯罪实行行为的叙明，即“能够执行而拒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是这样阐述的“是根据查明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和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能力”。同时列举了可以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与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是一致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后负有履行义务的人即转移、隐匿、毁损自有财产，致判决不能执行，是否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对此应作出怎样的司法评价。
三、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体的再认识
有学者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特殊的犯罪主体，只有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即被执行人才能构成本罪。但是，具有执行义务的人与被执行人并非同一概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主动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当事人应负有的义务，换言之，当事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同样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义务。因此，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体之外延似有推敲之必要。
四、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罪过形式之理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观罪过形式为直接故意当无分歧，即行为人已经明确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义务，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目的是逃避判决或裁定所确定的执行义务。这一心理态度产生于实行犯罪之时，并贯穿于整个实行行为过程直至其积极追求的结果得以实现。
综上，由于审判实践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基本构成存在着分歧，在个案的处理中亦形成不同的观点，如一案例：被告人某甲因债务关系被某乙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有效，并判决某甲负有给付义务，某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随即又主动撤回上诉，并收到了法院作出的“准予撤诉”的裁定。次日，某甲即将自有房屋(证据表明是惟一可供执行的财产)赠与了其前妻某丙，并于同日办理了公证手续。两天之后，某乙依据生效的一审判决书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在人民法院向某甲下达执行通知书后，某甲扬言：“我有三四十万，就是不给她(指某乙)。”但某甲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对某甲的行为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某甲在转移财产时并非是被执行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某甲不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特征。同时，某甲缺乏拒不执行的主观故意，其处分自有财产的行为不具违法性;第二种观点认为：某甲的行为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理由如下：
(一)拒不执行判决罪的客体是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犯罪对象是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某甲在法律文书生效后，执行通知书下达前，实施积极的手段无偿赠与财产以规避其应负的义务，不仅妨碍了执行活动，也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侵害了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同时，本罪的犯罪对象并非是已进入执行程序，下达执行通知书，乃至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判决和裁定，而是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
(二)从某甲的客观行为表现看，某甲主动撤回上诉并收到裁定书之时，即是一审判决生效之时，因为某甲在程序上的处分行为，就必然在实体上负担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但某甲在撤回上诉的次日即将房屋转赠他人，虽尚处于判决书所确定的自动履行义务的时限内， 但正因这种故意逃避执行的行为，造成了其后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某甲这一行为与判决不能执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就犯罪的主体来说，如果因某甲在转移财产时不具有被执行人的身份，而否定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也就等同于孤立、静止地评价某甲在执行活动中的行为表现。
(四)从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看，被告人某甲在判决生效后，即应履行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表面上他不同于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但实质上他是通过积极行为自愿地使自己失去履行能力，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从目的和心理态度上也是相同的，即逃避判决确定的执行义务。
(五)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看，该行为亦应该得到否定评价。否则，必将有败诉当事人利用立法这一盲点，积极实施逃避应负义务的行为。故此，笔者认为，对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转移财产，使判决最终不能执行，情节严重的现象作出怎样的司法评价，也应引起立法者的重视。郭海忠·佟强
第四篇：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人民法院审理各类经济、民事、行政案件逐年增加，而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执行难”的问题亦日益突出。有的当事人在法院执行中采取“拖、躲、磨”方式拒不履行法律义务，有的无理取闹，甚至谩骂、围攻、殴打法院执行人员，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程度的干扰，使不少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形成实质上的“空调”、“空判”，
客观上等于给胜诉一方当事人打了个“法律白条”。这不仅使抗拒执行者形成了对人民法院的藐视，同时也导致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利用刑罚手段全面有效地从严惩治抗拒裁判犯罪行为，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刑法虽然对原刑法第157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作了部分修改，但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中的“有能力”、“拒不执行的行为”以及“情节严重”的理解和认识仍不尽一致，争议颇大。为了全面理解和准确地适用新刑法第313条，及时惩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对本罪的修改问题
新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与原刑法第157条相比，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条文单列。原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不难看出，原刑法157条中包括两个罪名，即妨碍公务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新刑法为什么将这两个罪分别单列条文?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条文立法技术不规范、不科学，由于两罪规定在一个条文，不仅造成法学理论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概念上的争议，而且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构成认识的异同，新刑法将此罪单列，克服了以上缺陷，体现了立法者对人民法院裁判的特殊保护。新刑法颁布前众多刑法专著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表述：其一，“所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当事人以暴力、威胁或无理取闹等手段，公然抗拒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行为”。其理由是，从语法上分析，“或者”是个连词，用在叙述句里，表示选择关系。因此第157条中的“以暴力威胁方法”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的同样是紧密关联的。其二，“所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抗拒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其理由是：两个罪名用逗号加以区分，“以暴力、威胁方法”只是用来限定妨碍公务的客观方面，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不存在修饰、限制。由于两个罪名在同一条文中引起理论上的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新刑法将两罪单列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2、客观要件明确。新刑法对本罪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客观要件上，一是要求行为人必须有履行能力;二是拒不执行的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新刑法虽然不要求此罪必须以暴力、威胁方法为抗拒行为的前提，但对其客观要件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首先，行为上必须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这是构成此罪的前提，因为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能力，而法院却强制其执行，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有过错，所以，即使行为人在执行中有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能按犯罪处理。其次，拒不执行的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因为当事人即使有能力，也会因种种心态而拒绝执行，其行为往往是多种多样，程度上有轻重之分，危害也有大小之别，因此，不能因为当事人拒不执行就轻易定罪科刑。
二、关于对“有能力”的确认问题
按照新刑法第313条之规定，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刑罚。由此可见，“有能力”是构成本罪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有能力”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界定。在办案中究竟如何确认行为人是否有能力，目前，法学理论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做对“有能力”的确认上作些探讨尤为重要。
所谓“有能力”，是指行为人在客观上具备了承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书上的裁判义务的能力。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有无承担法院裁判文书上义务的能力，不能简单地从表面现象上轻易定论，应当客观全面分析判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有能力从“时”和“度”上进行确认。
1、从时间上确认。所谓“从时间上确认”，是指对行为人从什么时间开始审查确认有无履行能力。概括起来，目前有三种认识：(1)诉前说。即认为确定行为人有无能力应从诉讼前开始审查。理由是：如行为人借款后即将之挥霍一空，即使法院判决其偿还，也是一纸空文，说明行为人借款后即有借款不还之恶意
第五篇：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刑法论文(1)_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刑法论文(1)
【内容提要】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特别是近年来暴力抗法事件频频发生，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但现行法律规定在本罪的犯罪对象、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追究程序和处断上均有不完善之处，制约了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及时打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论文关键词】犯罪 刑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暴力抗法目前，法院执行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尽管我国刑法对此早有惩处规定，但现实中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数不多。由于打击不力，一些被执行人长期赖债而逍遥法外，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①在现行刑事法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为“本罪”)的规定模糊、适用范围狭窄、追究程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一、 人民法院一切生效法律文书均应作为本罪犯罪对象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作为本案犯罪对象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自无 疑义;但是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法律文书却远不限于这两种。因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有罪类推，这种机械的限制遂成了制约该项法律规范发挥其作用的枷锁。试看以下的案例——“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被告人：陈建明，男，29岁，浙江省金华市人，无业。1993年8月9日被逮捕。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一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因债务纠纷，于1989年10月在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1989年10月起至1992年11月止，陈建明分月支付赵素英本息共60400元。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建明仅在前两个月支付了2000元，以后就不再履行。为此，赵素英于1990年1月向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采取划拨陈建明所开的卤味店银行帐内存款、查封店面等强制措施，迫使其分批偿还了12630元。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陈建明仍在经营卤味店，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却无视法院的多次教育和通知，不按期偿还欠款。1991年4月，拱墅区人民法院传唤陈建明到庭，陈建明谎称近日内即支付部分欠款。然而三日之后，陈建明竟关闭店面，带妻儿、母亲举家携款外逃。其间，陈建明先后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浙江省金华市开烤禽店。直至1993年7月30日，陈建明潜回杭州时被依法逮捕。陈建明被捕后，赵素英与陈建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陈建明一次性偿还人民币3万元，其余债权，赵素英自动放弃。陈建明在其家属帮助下交付给赵素英人民币2万元，美元1000元。拱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之间的债务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既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结果的记录，又是人民法院认可和批准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法律文书。它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人陈建明无视国家法律，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采取欺骗、躲避的方法，公然拒绝执行，其行为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
(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3)项的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予以处罚。鉴于被告人陈建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催促家属支付了人民币2万元，美金1000元，可以从轻处罚，而且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宣告缓刑。据此，杭州
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6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的规定，于1993年9月17日判决被告人陈建明犯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宣判后，被告人陈建明表示认罪服法，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发生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按照修订后的法律，本案的处理反而会遇到诸多的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调解书并非本罪的犯罪对象。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困难。笔者认为：
1、调解书理应明确纳入本罪犯罪对象的范围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从性质看是法院的裁判文书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调解书的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经法院确认、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①所以从理论上讲，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与判决和裁定是等值的。无论是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还是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在达到情节严重的时候都应该受到刑事追究。否则，一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会采取假意调解的办法，一但调解书下达，其强制执行力逊于判决和裁定，且不会因拒不执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有学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已明确将法院调解列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之一，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作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的规定。②但从法律的效力位阶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上讲，修订后的刑法仅列举了判决和裁定，让最高法院在几年前的司法解释再适用于此当然不妥。尽快出台一个有权解释显得尤为必要。
2、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亦应纳入本案犯罪对象人民法院的生效决定、通知和命令，均是体现法院审判权的重要法律文书。其中一些因其解决的问题的特定性，甚至不允许复议和上诉。象人民法院的决定，具有即时执行的法律效力。①事实上，无论是判决、裁定，亦或是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律文书，均是司法权的有形的载体，其作出和执行，均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均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和挑战;无论是对法院作出的哪种法律文书拒不执行而未受到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行为的社会公信力。对一般公众而言，并不能完全地知悉在人民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产生约束力的介质是一份判决书、裁定书，还是一份调解书或其他法律文书;他们只需要知悉体现在各种文书上的人民法院的意志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就足够了。一但这种意志被推诿、阻碍甚至暴力抗拒，而人民法院又不能对此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司法权威已然受到损害了，这与法院生效文书是何种类没有直接关系。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有关立法解释，已将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明确下来，按照这个精神，对其他法律文书作同样对待，应在情理之中。从外国立法例看，亦未将此类犯罪的对象局限于判决和裁定。如最早出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刑法立法——1810年《法国刑法典》。该法第209条规定，“对于法院附属人员，田野森林之看守人、官兵、赋税征收人员、强制执行人员、海关人员、诉讼两造相争物之保管人、行政警察及司法警察官员，于其执行法律或政府机关之命令、法院传票、拘票或判决书时，实施攻击或以暴力抗拒者，依据情况，构成抗拒政府之重罪或轻罪。”明确包含了对暴力抗拒执行法院判决——甚至包括拘票和传票——的行为予以治罪的内容。②
二、单位应当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争论不休的 “协助执行义务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所作的立法解释画上了一个句号。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败诉的当事人;二是协助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三是其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包括两类，一类是虽非当事人但却与判决、裁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再一类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而是败诉当事人的亲友、同事、邻居、单位领导等，出于对败诉人的庇护而实施妨碍执行的行为)。③但是单位主体并未明确规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典第三十条对单位 犯罪明确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故认为本罪可以由单位构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且情节严重，对行为人也只能按自然人犯本罪论处。④所以现在对单位(包括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和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还不能对单位判处刑罚。从概念上讲，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或者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⑤从我国刑法典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大多数的类罪当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所属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也不鲜见，共涉及23条33个罪名。笔者认为，对本罪，也应当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职务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履行法定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时，无论是银行行长及其他负责人，还是临柜职工，都是在履行单位的职责。在通常情况下，拒不协助行为的发生动机，往往是考虑到银企关系，出于对被执行人的一种短视和狭隘的保护。有的企业认为，如果开户银行没有能尽到保护自己存款安全的“职责”，即为服务不到位。个别银信机构为了拉拢客户，遂不惜以身抗法，有时能够造成裁判无法执行的严重后果。
2、 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个人决定或单位领导的集体决策来对抗法院裁判的执行，较之自然人主体的对抗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单位领导的公开决定、支持、怂恿或默许下，法制观念不强的职工极易产生过激行为，暴力抗法、冲击法院、围攻党政机关，诱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3、 可以提高单位员工，特别是单位领导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确规定本罪为单位犯罪，会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威，促进执行义务单位的履行行为。
三、“软抵抗”和“硬抵抗”都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屡见不鲜的暴力抗拒执行事件，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种常见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但该罪更多的情形体现为一种“软抵抗”。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疾风暴雨式的对抗，以其明显的反社会性，无疑会受到相对迅速的控制和制裁;但如果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措施来抗拒执行，其手段和方式的隐匿性使其更易得逞。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的，认为“情节严重”：
(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这是两种常见的非暴力情节。类似的情形还有：
1、 转移财产的行为早在诉讼之初即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扩充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表述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取消了最高法院解释中“发出执行通知”这个时间限制。但还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被告(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甚至在预感到诉讼不可避免之时，就开始了“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致使判决和裁定无法执行。在这个时候，行为人还不是“被执行人”，也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如果将“被执行人”变更为“当事人”，似更合理。至于诉讼进行前的类似行为，还不宜规定为罪，对于行为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受害人可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
2、 协助执行单位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串通(或在特定情形下未经串通)的实行行为。这种行为在当前甚难查明。就以金融机构协助执行为例，当前金融机构已基本普及微机办公，在被执行人与之串通的情况下，临柜职工可以进行简单的操作，将被执行人的存款余额只剩一个零头;如果执行人员未要求进一步查看其帐簿和凭证，就很容易被蒙骗。更有甚者，即使执行人员要求查看凭证，金融机构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支票或其他票据(空白票据存放于开户的金融机构，可由金融机构职工临时填写应付法院执行)。这种串通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为
在表面上金融机构对法院执行公务采取的是积极协助的态度。有时虽未经串通，金融机构也会想方设法为开户单位“保全”其财产。当然，以上的情况极其个别，但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
3、 逃匿行为。为避债举家消失，法院的判决、裁定形同白纸。这种情况绝非少数。本文前述“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即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但确知被执行人下落且其有履行能力者，均应视为“情节严重”而治之以本罪。
四、关于诉讼程序某法院在执行一宗案件时，被执行人黎某拖欠150多万元债务拒不清还，并在诉讼前大量转移其个人财产，使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数次落空。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从黎某家中搜出的财务账册和单据里发现黎某在法院执行期间还向他人借出现金40多万元。鉴于黎某的行为已涉嫌犯罪，该院在对其进行拘留后，将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报请检察机关批捕，但检察机关却以行为人的行为不属情节严重为由一直拒绝批捕，结果黎某在司法拘留期满后即逃去无踪，使该院对此案一直无法执行。类似黎某行为的例子在法院执行中并不少见，但由于法网太疏，很多赖债者从其不法行为中尝到了“甜头”，对其所负的债务能拖得拖、能逃得逃、能抗得抗，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①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之悖论，学界的文章已经很多见了。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学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不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不能有效打击犯罪，客观上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对赖债和抗债的被执行人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这使得法院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侦查和批准逮捕中扮演了尴尬角色，且产生一些实践操作上令人困惑的问题：法院在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中处于什么地位，充当何种角色?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同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时，法院是半途而废，还是据理力争?在公安机关、检察院询问证人、被害人的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是否以证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调查?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是由法院以决定的形式作出的，那么，法院的意见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来说是公文还是证据?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在一般情况下，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但就本罪来说，机械地坚持和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现在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6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
(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的规定，自有其合理性，可使司法活动的阻碍和浪费最小化，效果和支持最大化。
五、对本罪处断的几点建议我国刑法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刑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教育。屡禁不止的暴力抗法事件和执行难的不可缓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也许就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效果是不明显的。笔者认为，目前对本罪的法定刑宜加重，特别应当注意重典惩治暴力抗法行为，保持刑罚适用的严肃性，确保刑罚效果。
1、 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暴力抗法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与严重的暴力抗法事件，特别是聚众围攻冲击型的抗法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处罚太轻，对行为人来说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难以达到，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目的就更谈不上。对此类行为，应当参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行为的规定定性，以本罪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进行数罪并罚。
2、 规定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单位应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本文前面已经论及，对单位犯本罪的，应按一般原则，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3、 对于拒不执行以给付财产为内容的判决、裁定的，一律并处罚金。罚金刑的基本功
能在于通过一定数额财产的所有权的剥夺，形成一定的制裁结果，藉此强化行为人的规范意识，以期达到抑制、预防犯罪的目的;或者通过财产的剥夺杜绝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罚金刑并不具备类似自由刑持续作用于犯罪人人格的强制功能，也不直接剥夺犯罪人的行为自由，属于“非设施化”的刑罚方法，一般适用于较轻微的犯罪以及以财产为目的的犯罪。①但单纯适用罚金刑远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对于拒不执行以给付财产为内容的判决、裁定的，应一律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有助于发挥罚金刑对这类贪利型或财产型犯罪的反动机功能。①潘建国《维护一国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到执行——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难的原因及对策》，载 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② 赵俊梅《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载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① 魏俊哲 王培历《拒不执行调解书行为的处理问题》，载2009年6月30日《人民法院报》。 ②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页。① 参见马原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祝铭山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②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4—295页③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26页④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谢望原撰稿，《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61页⑤ 苏海澍《试论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问题》① 这个案例转引自：潘建国《维护一国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到执行——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难的原因及对策》，载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② 何永刚 谢阿桑：《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辖权》载2009年7月1日《人民法院报》①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