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2024-05-19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通用9篇）

篇1：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原告：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住xxx。

法定代表人：张朝霞，该局局长。

被告：王昌胜，54岁，驾驶员，住xxx。

被告：吕芳，29岁，江苏省建设银行票据中心职员，住xxx。

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住xxx。

负责人：袁雪楼，该分公司总经理。

原告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以下简称高淳县民政局)因与被告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高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高淳县民政局诉称：2005年4月 2日19时30分许，被告王昌胜、吕芳因交通肇事，致一名60至70岁无名男子当场死亡。2005年4月20日，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作出第200502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昌胜、吕芳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被害无名男子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于2005年4月4日在《南京日报》上刊登认尸启事，因无人认领，遂于同年4月21日将该无名男子尸体火化，骨灰暂由高淳县殡仪馆保管。王昌胜、吕芳驾驶的机动车辆均在被告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分别为5万元和20万元。原告作为负责救助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承担了对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工作职责中也应包括支持社会流浪乞讨人员主张权利的内容。本案中，被害无名男子的生命健康权理应得到法律保护，该男子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原告承担了有关处理事宜，故有权就其死亡向三被告主张赔偿。高淳县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构，也支持原告依法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并为此作出了宁高检民行建[2006]12号检察建议书。请求判令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66 331元。

被告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一致辩称：民政局依职责对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二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原告高淳县民政局代本案受害人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在本案中不具有诉权。本案受害人尸体的火化、保管都是有偿的，丧葬费用被告方已经实际支付，高淳县民政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本案受害人实施过救助，其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请求驳回高淳县民政局的起诉。

高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5年4月2日19时30分许，被告王昌胜驾驶车牌号为苏AQ0128的三轮运输车，沿双望线从北向南行驶至4KM路段时，将一名60至70岁无名男子撞倒在东侧机动车道内，恰遇被告吕芳驾驶车牌号为苏AAV822的小轿车由南向北驶经该路段，从该男子身体上碾压而过，致该男子当场死亡。2005年4月20日，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作出第200502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昌胜、吕芳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被害无名男子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于 2005年4月4日在《南京日报》上刊登认尸启事，因无人认领，遂于同年4月21日将该无名男子尸体火化，骨灰暂由高淳县殡仪馆保管。王昌胜的苏AQ0128号三轮车及吕芳的苏AAV822号小轿车均在被告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分别为5万元和20万元。

另查明：原告高淳县民政局的工作职责包括对社会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高淳县民政局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能否就本案被害无名男子的死亡向被告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赔偿。

高淳县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高淳县民政局作为政府负责救助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与本案被害无名男子之间仅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故不是本案适格的民事诉讼原告，无权就该无名男子的死亡向被告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据此，高淳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4日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高淳县民政局的起诉。

高淳县民政局不服一审裁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是： 1．民政局负责对生活无着的社会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这种救助职责不仅体现为对上述人员的生活提供保障，还应包括当上述人员受到人身侵害后，实施代为提起诉讼的司法救助；2．上诉人虽然属于行政机关，但在本案中实际承担了被害无名男子尸体火化等丧葬善后事宜，故与该无名男子之间不仅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3．上诉人提出的赔偿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被害无名男子确无亲属代其主张民事权利，如果否定上诉人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将会在客观上导致侵权人逃避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悖于法律基本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

被上诉人王昌胜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被上诉人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一致辩称：民政局依职责对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二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代本案受害人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在本案中不具有诉权。本案受害人尸体的火化、保管都是有偿的，丧葬费用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高淳县民政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本案受害人实施过救助，其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高淳县民政局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应当解决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能否就本案被害无名男子的死亡向被上诉人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赔偿的问题。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无权就本案被害无名男子的死亡向被上诉人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里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高淳县民政局是否与本案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加以确定。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据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权利人是依法由死亡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高淳县民政局显然不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不具备就本案被害无名男子的死亡要求被上诉人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向其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资格。其次，高淳县民政局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其支付了本案被害无名男子丧葬善后费用的证据，不能认定高淳县民政局与被上诉人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之间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高淳县民政局与本

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二，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及时提供救助，不得拒绝。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提供下列救助：(一)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二)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三)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四)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五)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民政部门及救助站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的救助，是一种临时性的救助措施，救助的内容是暂时帮助流浪乞讨人员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其工作职责并不包括代表或代替上述人员提起民事诉讼。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认为其依法负有的救助职责中包括代替社会流浪乞讨人员提起民事诉讼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民事诉讼形成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高淳县民政局作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介入民事诉讼，有悖于我国法律基本原则。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的赔偿权利人应当是依法由被害无名男子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该无名男子的近亲属。本案中，虽然经公安部门在报纸上刊发启示后直至本案一、二审期间，被害无名男子的赔偿权利人尚未出现，但尚不能排除赔偿权利人客观存在的可能。赔偿权利人在知悉本案有关情况后，依法仍然可以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王昌胜、吕芳、天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未彻底免除。

综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高淳县民政局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于2007年3月27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合计 100元，由上诉人高淳县民政局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篇2：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

（2008）锡执异复字第14号

申请复议人陈建明，男。

申请复议人闵占卫，男。

申请复议人毛松林，男。

委托代理人吴中华（受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无锡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谈春华,女。

申请执行人沈超荣,男。

申请执行人张小妹,。

委托代理人杨清林(受谈春华、沈超荣、张小妹的特别授权委托)，男，江苏强盛市政公司职工。

被执行人宜兴市西溪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遍红，宜兴市西溪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中华（受宜兴市西溪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无锡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复议人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因谈春华、沈超荣、沈玉生（已故）、张小妹与宜兴市西溪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溪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执行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兴法院)（2008）宜法执异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0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7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听证。申请复议人陈建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中华、申请执行人谈春华、沈超荣及委托代理人杨清林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现查明：2007年1月27日13时20分，西溪公司驾驶员杨凤全持A2证驾驶该公司苏BS9721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至宜兴市徐舍镇经济开发区十字路口右转弯时，与同向行驶的沈杏裕所驾的未定期进行安检的苏BVH044二轮摩托车相撞，致二车损坏，沈杏裕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事发后，杨凤全驾车逃逸，至今未归案。2007年2月8日，宜兴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以锡公交认字(2007)第0016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凤全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沈杏裕不负事故责任，宜兴法院于2007年4月29日作出(2007)宜民一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确认西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谈春华、沈超荣、沈玉生、张小妹人民币358816元，并负担诉讼费人民币11532元。判决生效后除相关保险公司支付了交强险赔偿款人民币50000元外，义务人西溪公司未履行赔款义务。申请执行人谈春华等向宜兴法院申请执行，宜兴法院于2007年6月13日立案执行。

宜兴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从相关保险公司处执得肇事车辆第三者商业保险理赔款人民币20万元，扣除诉讼费、执行费后支付给申请执行人人民币177533元。剩余款项西溪公司仍未履行。

另查明，西溪公司原先是由宜兴市西溪物资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溪运输公司)于2007年3月30日变更而来，原法定代表人为陈建明，现已变更为王遍红是聋哑人，企业类型也有原来的自然人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公司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

又查明，宜兴市西溪物资运输有限公司于2003年6月30日核准设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80000元。其中股东陈建明投资348000元，股东毛松林投资116000元，股东闵占卫投资116000元。其投资款在同年6月27日验资后转入该公司开设在工商银行宜兴市支行荆溪分理处的存款帐户，并于同年7月1日以发工资的名义提取了580000元现金。

再查明，西溪运输公司的所有车辆均系挂靠车辆，财产权属不属西溪运输公司。

上述事实，由西溪公司的工商资料、银行现金支票、车辆挂靠协议、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在执行过程中，根据上述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宜兴法院于2008年2月20日作出（2007）宜民执字第1432号民事裁定：追加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为本案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西溪公司所欠谈春华等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不服，于2008年3月3日以申诉的形式向宜兴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西溪公司是经合法验资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制企业，且各投资股东均出资到位。在其公司成立后到银行取款，是为了购臵公司固定资产运输车辆，公司既有自购车辆，又有挂靠车辆，该行为属公司成立后的正常经营活动，并非如宜兴法院(2007)宜民执字第1432号民事裁定中认定的异议人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而被错误追加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法院依法审查撤销该裁定。

申请执行人答辩称，西溪公司成立的次日，就以支付职工工资的形式提取了用于验资的58万元注册资金，实有抽逃注册资金之嫌疑。故认为法院裁定追加三位投资人(本案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向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被执行人西溪公司未作答辩。

宜兴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公司股东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交纳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得抽逃已经缴纳的出资，否则，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而异议人陈建明等于2003年6月30日刚刚注册成立西溪运输公司，却于次日以支付职工工资为名提取58万元注册资金，称其用于公司购买运输车辆，其行为明显违反常理。故申请执行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异议人有抽逃注册资金的嫌疑。对此，异议人有责任提供确实可信的相反证据加以证实，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前后互相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其主张，故对其异议不予支持。据此认定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抽逃注册资金行为成立，应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于2008年6月5日作出（2008）宜法执异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驳回异议人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的执行异议。

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对此裁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称：

1、本案的执行依据宜兴法院（2007）宜民一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错误，应由杨凤全个人承担本案全部责任；

2、西溪公司三股东出资全部到位，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提取58万元系用于购买运输车辆；

3、即使股东抽逃出资，应通过诉讼程序判决来追究股东责任，不应在执行程序中用裁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请求撤销宜兴法院（2008）宜法执异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

申请执行人谈春华、沈超荣、张小妹辩称：

1、申请复议人在西溪公司成立第二天即以支付工资的名义提取58万元现金，系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

2、申请复议人认为58万元是用于购买运输车辆，没有相应的财务帐册来证明，且与西溪公司提供的车辆挂靠协议不符，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申请复议人对于执行依据宜兴法院（2007）宜民一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不服，应通过再审程序解决，本案中对此不予理涉；关于申请复议人是否抽逃注册资金58万元的问题，申请复议人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称，提出58万元现金是用于购买运输车辆，但其不能提供2003年的公司帐册来证实，且在执行过程中，西溪公司向宜兴法院提供了该公司名下的所有车辆挂靠协议，明确该公司名下的所有车辆均不属西溪公司财产，故申请复议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宜兴法院认定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成立是正确的；对于股东抽逃出资能否在执行程序中追究股东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可以在执行过程中直接追加开办单位抽逃注册资金的责任，不需再通过诉讼程序判决。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建明、闵占卫、毛松林的复议申请，维持宜兴法院（2008）宜法执异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执行长

孙晓敏

执行员

何向东

执行员

张健彤

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篇3：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本刊讯9月7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友好法院签字仪式在太原市迎泽宾馆隆重举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启明出席签字仪式，分别代表双方法院互致贺辞并签署建立友好法院的相关协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主持签字仪式。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庭保主持宴会仪式。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任有会、段培林，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欣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姜湘凡，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国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莫正义参加签字仪式。太原市10个基层法院院长、海南省部分基层法院院长及两院部分中层领导30余人参加签字仪式。

今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互派干部挂职、工作学习交流、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友好合作，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双方领导在签字仪式上合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前排右五)，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启明(前排左五)，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前排左四)，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庭保(前排右三)，党组成员、副院长任有会(前排左二)，党组成员、副院长段培林(前排右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欣旺(前排左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姜湘凡(前排右四)，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国庆(前排左三)，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莫正义(前排右二)

篇4：法院裁定为何成为一纸空文？

2002年雄心勃勃地在松桃展开考察时，湖南商人田应东并没有预料到今天。

变卖了全部家产投入贵州松桃县准备大干一场的田应东不会想到，千辛万苦走上正轨后，经历了股份转让和承包权转移等风波，在新承包人刘益平的经营下，自己的公司会渐渐走向破产的边缘；他更不会想到，在他最终走上诉讼之路，希望找到一线生机来挽救企业的时候，本已到手的那份像一纸给死刑犯人的赦书一样令其喜出望外的法院裁定书，却因为一句“暂缓执行”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数载心血面临危机

经过近一年的考察权衡，2003年7月，田应东和朋友李仕云一起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世昌乡投资成立了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田应东本人出任公司代表人。

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得到了世昌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双方签订了引资合同书，世昌乡人民政府在土地征用、税收政策、电力、水力及原材料供应、事业性规费收取等各方面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便利。这一切使田应东更加信心十足。“我变卖了全部家产，向银行贷了款，还向亲友借了钱，我几乎把全部的财力物力都投入进来了。”

全情投入令田应东看到了回报的曙光。2004年1月28日工厂竣工，并于同年3月25日正式投产。一年半以后，第一条生产线完全启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为提高生产效益，公司决定将管理体制更改为股东承包体制。2005年10月1日起，田应东完全承包起了这个公司。而就在这段期间，513.75吨的建厂以来最高月产量纪录也出现了。田应东认为工厂的未来一片光明。

但就在这个时候，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2004年初，一个名叫刘益平的福建人接受了原股东李仕云的股权转让。他虽然没有对田应东承包公司提出异议，但在看到生产效益越来越好之后，他却开始闹着要由自己来承包了。

“当时我的承包期还没有满，但是他以各种理由干扰我承包，非要自己承包不可。”田应东回忆当时的情况十分无奈。为了不影响两人间的合作，田应东答应将承包权让给刘益平。

2006年7月3日，公司和刘益平签订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令田应东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刘益平承包之后不久，公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月产量急剧下滑，公司开始长期处于半停产状态，累计亏损达到了330余万元。更令田应东无法接受的是，刘益平没有和他这个公司代表人商量，就申请了公司名称变更，公司改名为松桃三和锰业集团群兴有限责任公司。

在无法扭转亏损，第二条生产线的承包费用无处着落，并长期拖欠工厂管理人员工资的窘境下，刘益平发出了“股权转让通告”。田应东不希望自己的一片心血最终破灭，和刘益平进行了多次协商，但都无法取得共识。世昌乡政府为拯救企业、保障税收、稳定就业，也出面斡旋，希望刘、田之间能妥善解决工厂亏损的局面，但也是收效甚微。

救命符一样的民事裁定

眼看着自己的厂子一天天地烂下去，田应东再也坐不住了。他希望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挽救自己的企业。2007年4月23日，田应东向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终止公司和刘益平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并于4月25日递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将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先予执行给自己经营管理。

田应东对最后胜诉很有把握。原因在于，在当初和刘益平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乙方亏损达到乙方在甲方企业内自有原始股本80％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刘益平的原始股本金是350万元，而他造成的亏损超过了330万元，早就已经超过80％了，我要求终止合同，完全合法合理。”

2007年5月21日，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松桃三和锰业集团群兴有限责任公司（原贵州省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先予执行给原告贵州省松桃群兴锰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人田应东管理。

在这份民事裁定书中还注明：“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拿到这份裁定书，田应东一直揪着的心终于放宽了一些。无论如何，公司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尽管目前公司处境十分不利，但是起码自己可以尽情施展拳脚，争取力挽狂澜了。

然而，此后发生的一切，田应东感到完全无法理解。

全年奔走至今无果

裁定书送达后，松桃县法院民二庭通知田应东在5月26日上午8点半做好准备，法院执行局将会同乡政府、派出所等各部门一起到公司来完成裁定执行。但是，一直到中午田应东都没有等到来人。不明所以的田应东打电话给民二庭庭长熊启林和执行局局长杨光建，得到的答复却是：“上面通知说要暂缓执行。”

后来，田应东得知，暂缓执行的原因是“地区中院的领导打电话下来了。”他一下子联想到了刘益平拿到法院裁定书后，在厂内外公开撂下的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裁定书顶屁用？我只要到上面走一趟，裁定书就是一张白纸。”

田应东不相信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会等于一张白纸。他给铜仁地区地委政法委写了一份反映材料，时任地委政法委书记熊德威在他上交的材料上亲笔写道：“转送松桃县委政法委依法督促办理。”但还是没有任何音讯传来。

田应东又向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铜仁中院认为这是松桃县法院的裁定，应该找县法院执行；而县法院又坚持说是由于中院领导通知要暂缓执行。时至今日，田应东也不知道县法院所说的这个“中院领导”究竟是谁。

互相推脱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田应东只好又向铜仁地区地委政法委和督察室反映情况。9月，在经过调查后，督查组对此事件作出专题督查报告，其中特别注明：“督查组认为，松桃县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裁定应予执行。”

督查报告中还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松桃县法院于5月25日下午召开执行会作了安排部署，定于5月26日予以执行，同时通知了田应东做好执行的接收准备工作，但会后不到两小时，院长李成海便通知暂缓执行，至于为什么暂缓执行，没有说明。”

铜仁地委行署专员廖国勋在这份报告上作了“同意地委督查室建议”的批示。但田应东仍然没有得到执行裁定的通知。在向贵州省高院、省人大反映情况后，田应东都得到了“将向有关方面了解相关情况，回去等候结果”的答复。

在司法救济的程序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田应东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2007年6月12日，在公证处、乡政府等各方在场的情况下，田应东和刘益平协商解除合同，并办理移交手续。“当时我们之间没有半点争执，后来他也同意了。”但一转脸，情况就变了，刘益平向松桃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以扰乱企业单位秩序为由作出将田应东及其他三人行政拘留6天的决定。而此后刘益平态度大改，再也不谈终止合同一事。

拘留结束后，田应东随即向铜仁地区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地区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县公安局认定田应东违法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办案过程中存在违法办案的程序瑕疵，决定撤销对田应东行政拘留6天的处罚决定。尽管最终得到了清白，但是田应东却气愤难平：“他这样回头就可以编造谎言报案，公安机关还真的就拘留了我，这是令我最难接受的。”

直到今天，田应东仍然在等，在等整整一年前那份民事裁定得到执行的日子。“我现在找不到刘益平了，很长时候没有见过面，他的电话好像也换了，又常年不在公司。公司从去年10月停产到了今年3月，虽然4月恢复了，但就是这样停停打打。到今年7月，他的承包期就满两年了，但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给我配给公司的监督员一分钱工资。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要延续多久。”

西南政法大学范伟红教授告诉记者，法院的民事裁定作出后，应该是立即生效的。但是在实际的裁定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受制于一些额外的因素，导致执行受阻。“如果法院没有作出具体的暂缓执行通知书，那么原来的裁定仍然是有效的，我觉得原告可以一方面请求行政机关协调办理，一方面可以向法院申请协助执行，法院是有这个义务的。如果基层法院不协助，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庭或执行局反映，再不行向省高院反映，要走正式的程序。如果法院作出了暂缓执行通知书，那么原裁定的效力暂时中止，但是法院也应该在通知书中说明暂缓执行的原因。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在程序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原告可以向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咨询。”

篇5：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2006）一中民初字第927号

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遮打道18号历山大厦33楼。法定代表人余志明，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杨光泽，广东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洪翔，广东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李彦宏，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苏静，女，1978年10月18日出生，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175号人民大学96级法律系。

委托代理人张永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06年1月4日受理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一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06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2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请求撤回对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 0010元，减半收取5005元，由原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审判长彭文毅

代理审判员江建中

人民陪审员李人久

二ＯＯ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万晶

篇6：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指令继续审理）

发表时间:2008-6-2 11:36:00阅读次数:407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08)浙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洪均等25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陈兴江，男，1964年7月26 EI出生，汉族，农民，住新昌县城关镇候村。诉讼代表人俞正贤，男，195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昌县城关镇候村。诉讼代表人石洪均，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昌县城关镇候村。委托代理人袁裕来、徐利平，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胜利西路163号。法定代表人张金如，市长。

委托代理人肖冬红，绍兴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国仁，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石洪均等25人诉绍兴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18日作出(2007)绍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石洪均等25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8年2月20日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11月30日，新昌县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因浙江江南名茶市场项目建设需要，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5年11月30日浙土宇[A2005]第10273号《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方案》批准，征收包括上诉人所在村在内的集体土地12．0591公顷。2007年8月15日，上诉人石洪均等人以征地方案经批准后根本没有看到过公告，新昌县人民政府也没有组织实施等为理由，向被上诉人绍兴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

1、责令被申请人新昌县人民政府限期公告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05]第10273号)文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

2、限期将上述征收方案组织实施完毕。2007年10月12日，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07)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新昌县人民政府在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浙江江南名茶市场建设用地项目后，已依法进行了公告并已组织实施了土地征收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驳回石洪均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石洪均等25人不服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于2007年10月1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新昌县人民政府也没有依法公告征用土地方案，原告只是在被征土地方案批准前，获得每亩1万多元的土地预征费，从查阅省国土资源厅有关材料看，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费每亩4．5万元。综上，请求撤销被告2007年10月1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绍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

1、绍兴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作出的复议决 1

定对新昌县人民政府已经公告并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予以确认，并没有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以绍兴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无法律依据。

2、2005年11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了浙土字[A 2005]第10273号征地方案，同年12月8日，被告发布2005第9号征用土地公告，该公告对批准文号、用途及与被征用土地所有权人、位置、面积、征收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异议时间等均作了公告，该征用土地公告在原告所在村进行了张贴，被告已履行了公告义务。

3、2001年8月7日至2003年4月10日，征地单位新昌高新园区已支付了征地款297万元，其他各项措施也按约履行，新昌县人民政府征用土地方案已组织实施完毕。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石洪均等25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石洪均等25人向绍兴市人民政府提起复议申请的请求是责令新昌县人民政府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征用方案。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绍市府复决字(2007)27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为新昌县人民政府在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浙江江南名茶市场建设用地项目后，已依法进行了公告并组织实施了土地征用方案，该复议决定的基础性具体行政行为是新昌县人民政府是否履行了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征用方案的义务。从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来看，该复议决定确认了新昌县人民政府在复议程序中提出的已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征用方案的行政行为，故本案应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现原告起诉复议机关绍兴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属诉讼主体不当，且经告知后拒绝变更被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石洪均等2 5人的起诉。

石洪均等25人上诉称：

1、驳回复议申请，相当于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对于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当事人可以起诉复议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是没有争议的。

2、《行政诉讼法》第2 5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此条文中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包括从形式上判断，复议决定可能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或者说，当复议决定是否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诉讼也可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是否确实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往往需要经过法庭审理，才能作出正确的认定。被上诉人在复议决定中认定新昌县人民政府已经公告征收土地方案，并已足额支付征地补偿费。这一认定是否是对新昌县人民政府实施的行为的确认，即该县政府是否确实已经公告了征收土地方案，并将征地补偿费足额支付给上诉人等，需要经过庭审才能确定。

3、本案中，被上诉人并不仅仅对新昌县政府实施行为的确认。新昌县政府根本就没有公告过征收土地方案，也没有按照省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征地补偿费足额发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这一点。

4、上诉人诉讼请求是撤销被上诉人驳回复议申请决定，要求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被告怎么可以变更为新昌县人民政府呢?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绍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

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改变新昌县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所作的复议决定书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定并清楚告知上诉人新昌县政府在省政府批准浙江江南名茶市场建设用地项目后，已依法进行

了公告并已组织实施了土地征收方案，这是对新昌县政府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肯定，而非变更新昌县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根据上述法条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这是对复议机关作为被告的法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改变新昌县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没有不作为，所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

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1、被上诉人作出的复议决定并不是不予受理，而是受理并经审查后认为新昌县政府已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2、复议机关是否已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决定中可以明确看出，根本无需经过法庭审理。

3、如上诉人认为新昌县政府实际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应当以新昌县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因为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实际上是对新昌县政府已履行法定职责的肯定。

4、法律只有规定在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或不作为时，才可以将行政复议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在告知上诉人变更被告主体后，上诉人拒绝变更，一审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据此，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能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对复议决定提起诉讼。本案石洪均等人以新昌县人民政府没有公告并实施征收土地方案l为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新昌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其已公告并组织买施了相关征用土地方案。绍兴市人民政府采信新昌县人民政府的该答辩意见，作出驳回石洪均等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并不属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之情形。根据法律规定，石洪均等人认为新昌县人民政府没有履行相关法定职责，既可以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现石洪均等人选择了申请行政复议，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了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石洪均等人对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应当以作出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绍兴市人民政府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的，可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并并不意味着除这两种情形之外就不能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若要对该项权利进行限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该复议决定确认了新昌县人民政府在复议程序中提出的已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征用方案的行政行为，故本案应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作为被

告’’的观点，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审裁定以石洪均等人应当变更被告而拒绝变更为由驳回其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至于新昌县人民政府是否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绍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篇7：人民法院裁定书

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裁定书(受理申诉后不予确认用)

篇8：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如何坚持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提升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是摆在法院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太原中级法院新一届党组班子在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带领下，作出了加强法院对外宣传的重要决策, 成立了新闻宣传工作领导组, 由院长任组长、两位副院长任副组长, 同时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 由一名副院长担任新闻发言人, 并于今年2月组建了新闻宣传处, 具体负责全市法院对外新闻宣传的组织、协调、联络和日常管理工作。短短几个月来, 国家及省市新闻媒体刊发了有关太原法院的报道800余条次, 为全市法院各项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太原中院在实践中认识到，以网络、报纸、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所拥有的信息传播力量、广泛社会影响、舆论监督作用，正在支配着公共的话语形成，也对司法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只有主动出击，利用现代媒体宣传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以“看得见”的方式将正义传送给每个人，让全社会在司法信息透明的环境下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和消除各种扭曲和炒作。为此，在年初他们就制定了《全市法院2009年新闻宣传工作要点》以及有关激励办法，明确了年度工作任务，并在全市法院选拔了49名通讯员，形成了法院内部新闻宣传队伍网络和信息沟通体系;邀请国家、省市主流媒体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组织召开了全市法院首次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任务，加强沟通，展示了全市法院主动宣传、公开透明的决心和信心，营造了强大的宣传态势，受到了各新闻单位的广泛欢迎和赞誉。

今年以来, 太原中院紧紧依靠各类新闻媒体, 主动扩大合作范围, 搭建更加宽阔的立体宣传网络, 切实做到了重视媒体、善待媒体、借助媒体。在与省内各主流媒体保持长期新闻合作的基础上, 加强了与新华社、人民法院报等国家级媒体的合作, 并同时与新华网、山西新闻网、太原新闻网等网络媒体合作, 开展网络新闻信息传播;与《市场导报》联合创办了《太原法律文化周刊》;与山西电视台《公民与法》栏目合作创办了《法苑视界》;与山西交通广播联合创办了“阳光法庭”广播栏目;太原中院内部刊物《太原审判》停办6年之后于今年3月恢复办刊;太原中院官方网站——太原法院网于5月中旬开通试运行，成为传播法院工作动态、公开审判流程、普及诉讼常识、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援助、宣扬反腐倡廉、展示法官风采的重要窗口，标志着太原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司法宣传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还广泛开展“司法保护进校园”活动，受到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度关注;大力宣传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篇9：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发生，确保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应符合哪些条件？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是受害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姓名、通讯地址或单位；

（三）有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有一定证据表明曾遭受家庭暴力或正在面临家庭暴力威胁；

（五）可以在提起离婚诉讼前、诉讼过程中以及婚姻案件诉讼终结6个月内提出。

对前款第（五）项，诉前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经人民法院送达后15天内未起诉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自然失效。

三、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有效期是多久？

诉讼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有效期为离婚诉讼期间。

诉讼终结6个月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保护期限为6个月；有特殊情形需延长的，经院长批准，可以延长至12个月。

四、如何确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管辖法院？

诉前提出入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的，由受害人经常居住地、被申请人经常居住地、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初受理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诉讼中提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的，由正在审理该婚姻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婚姻案件诉讼终结后提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的，由审理该婚姻案件的一审人民法院管辖。

五、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证据审查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应当提交的证据包括：（一）证明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证据；（二）证明存在家庭暴力或正在面临家庭暴力威胁的证据。

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证据的可以作为符合前款第（二）项证明标准的依据：伤照、报警证明、证人证言、病历、法医鉴定、社会机构的相关记录或证明、加害人保证书、加害人带有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等。

未成年子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可不出庭作证，由审判人员单独进行询问。

六、人民法院应如何审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是否成立？

人民法院接到人身安全保护申请后，应当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

经书面审查，确认申请人曾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正面临家庭暴力威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书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确认存在前款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进行询问或作出举行听证的书面决定；未经询问或听证，人民法院不得直接作出驳回人身安全保护申请的裁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调查证据。

七、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主要内容有哪些？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

（一）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子女及特定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用骚扰、跟踪等手段，妨碍申请人或者其子女、特定亲属的正常生活；

（三）中止被申请人对其未成年受害子女行使监护权或者探视权；

（四）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经常活动场所附近进行威胁、恐吓等活动；

（五）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有效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

（六）责令被申请人暂时离开双方共同的住所；

（七）为保护申请人及其特定亲属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八、当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不服的有何权利救济途径？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或驳回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复议裁定。复议期间不停止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执行。

人民法院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前已经举行听证的，复议可不再进行听证；没有举行过听证的，应当进行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