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投融资平台同官员晋升和审计力度的关系研究

2022-09-10

1 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差异

通过对我国各个地区的投融资平台债务率的计算, 发现我国各个地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差异巨大, 其中东部地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率为114%, 中部地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率为76%, 西部地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率为80%, 东北三省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率为104%, 其中, 有八个省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率超过200%, 两个省区超过300%。

造成我国不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增大和风险凸显, 以至于偿付能力明显差异的原因很多, 其中, 政府主导只是表面行为, 更深层次的应该是官员的内部行为。因为, 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管理者或法人, 主要由地方官员兼任, 并且拥有决策权, 所以, 本文从地方官员晋升的角度出发, 探讨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增速, 规模和风险, 以及官员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并通过审计力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的监督机制, 以影响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探讨。

2 数据来源与检测结果

本文分析变量分别为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 (GL) 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RISK) , 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并选取各地GDP增长率作为官员晋升指标, 选取审计处罚人数作为抑制债务增长指标。因为, 我国各省GDP增长率可以间接衡量官员政绩, 地方官员晋升又主要依靠政绩, 政绩的表现多为经济的增长, 所以, 地方官员晋升强度越大, 越能带动地区经济增长, 其实际的GDP增长率也就越高。而审计处罚人数作为与官员晋升交叉的数据, 可以起到对数据进行把握的作用, 一般数据选择上一阶段的审计处罚人数作为数据, 因为审计力度的威慑作用只能对于下一期领导才能起到作用, 其审计处罚人数越多, 则说明经济责任越大, 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影响也越大。

本文再以各省区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样本, 选取最近五年的省市数据作为依据, 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等作为数据来源。依据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率 (公式1) 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公式2) 。

通过统计, 我国各省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率平均值为1.64, 其中最大值为4.45, 最小值为1.05, 充分说明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快速增长且差异明显。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平均值为2.38, 其中最大值为3.97, 最小值为0.78, 充分说明, 我国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力有明显差异, 个别地区的债务风险凸显。各省市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值为10.27, 最大值为40.20, 最小值为0.71, 充分说明, 我国各省区市官员晋升的强度差距很大。而审计处罚人数的标准差为1.26, 最大值为38, 最小值为2, 也充分说明, 我国各省区市的经济审计处罚力度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际GDP增长率在我国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率 (GL) 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RISK) 的回归检验分别为0.116和0.363。充分说明地方官员晋升强度明显影响地区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规模, 晋升强度越大, 官员融资动力越强,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越快。而实际GDP增长率同审计处罚人数的交叉系统分别为-0.132和-0.29。充分说明经济审计处罚力度弱化了官员晋升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审计力度越大, 处罚人员越多, 越能降低官员晋升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程度, 进而降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 实际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正, 则说明官员晋升越快, 越有可能不顾及地方实际的偿还能力, 而大举增加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从而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加大, 而实际GDP增长率同审计处罚人数的交叉系统为负, 则说明, 地方官员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的影响受到审计力度的影响和约束很大。

3 官员晋升、审计力度同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关系

3.1 地方官员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分析

我国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 因此, 地方官员是上级政府任命的, 这是我国现有政治体制的特性。上级政府一般是通过晋升锦标赛的方式, 来选拔下级官员的, 通过竞赛后, 成绩优秀的官员获得晋升, 且竞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上级政府所有。而在现行的经济分权改革的推动下, 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成为地方官员晋升考核的唯一标准。由此可见, 我国地方官员晋升, 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 也因此带来了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盲目投资与扩张等问题。因为, 我国的地方政府每一领导班子及主管官员, 都是以五年为一届任期的, 如果地方官员想增加晋升机会, 就必须在任期内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目标, 加速地区的投资效率是在五年短期内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即投资、出口、消费, 只有投资才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推动力, 而且, 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依靠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投资, 且经济增长与基础设置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系。因此, 地方官员晋升对于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刺激作用。但是, 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 地方官员为了在晋升中获得胜利, 会大力支持本地区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扩张, 会采取任何手段, 以便获取各种金融资源。而且, 我国的地方官员对于地区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着地区金融资源的实际分配权, 并能通过各种隐形手段, 对地区的金融机构信贷加以行政干预, 其中包括地方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地区分支机构和地区的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

由此可见, 地方官员在晋升的激励下, 存在投资的冲动, 为了能突破地方财政资金的约束, 可设立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 以从金融机构获取大量资金, 直接加大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因此可以认定, 地方官员晋升强度越大, 就越有融资动力, 也就使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规模增长速度越快, 风险越大。从而确定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举债行为, 属于实质性的官员个人行为, 应深挖官员晋升对地区经济和债务的影响, 以丰富地区债务机制的研究。

3.2 地方审计力度对于地方官员债务行为的监管约束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条例》明文规定, 我国地方领导干部因晋升等原因, 离开现有任职岗位的, 需要依法接受经济责任的审计。现阶段, 我国各省市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范围, 已经从县级以下, 逐步扩大到省市级, 标志着我国经济审计对象正在按照职级提高, 审计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2007年《关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 应该是政府财政负债, 尤其是我国地区的县乡两级政府, 包括债务结构、规模、形成原因、偿还能力等情况。2010年《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提出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主要应包括政府债务的管理, 形成举措, 使用情况。因此, 在我国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过程中, 地方官员的受托经济责任审计, 一般应该包括债务的偿还责任、合规的使用责任、经济的效益责任等, 所以, 地方官员应该保证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及时偿还, 有责任应用合理方法、规范程序来确保债务过程遵守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并确保债务资金使用的高效率、促经济和实效果。然而, 我国有些地方官员不能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 为实现官员晋升的目标, 盲目扩大经济增长, 不顾地区财政收入状况, 大规模扩大地区投融资平台的债务,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凸显, 因此, 我国的地方官员投融资平台债务, 应该成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经济审计监督的重点。

可以看出, 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 可以作为我国地方官员考核与提拔的重要依据, 应该记入地方官员的个人档案中, 应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的直接原因, 以此对地方官员的投融资平台起到威慑作用。把审计处罚最为我国地方官员经济责任认定的重要机制来保障, 根据我国《审计法》的相关规定, 地方审计机关, 有权对地区的官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对问题官员进行处罚, 将可能违法违纪官员移送纪检、检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自21世纪之初开始, 我国的审计机关, 累计对地方43万名官员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 查出领导干部的经济金额达20多亿元, 移送检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的七千多人。因此, 地方审计机关, 可以通过审计监督的处罚发挥威慑作用, 便地方官员出于前途与惩罚的综合考虑, 规范地方官员的融资行为, 抑制官员的融资冲动。

由此可见, 地方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处罚力度越大, 就越能降低地方官员因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从而降低地方投触资平台的债务增长速度, 降低债务风险。并通过经济审计的力度, 监管地方官员投融资平台的机制, 加强审计力度对于官员晋升的作用, 丰富了地方投融资平台审计的监管, 为我国地方经济的审计力度和监管力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4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以最近五年的我国省市地区年度数据为依据, 检验了地方官员晋升同地方审计力度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研究丰富了以往的官员晋升理论, 确定了地方官员晋升强度越大, 就越具有强大的融资动力, 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债务风险凸显。但是, 地方官员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受到地方审计监管的约束较强。地方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处罚力度越大, 就越有可能降低官员晋升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缓解程度, 进而降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和规模。

通过本文研究结果最终表明, 地方审计机关通过实施审计处罚力度, 以加大对地方官员的警示和威慑作用, 能有效减少地方官员违纪的心理成本, 使地方官员面对前途和惩罚的危险, 抑制因晋升而进行的过度融资行为, 有效降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

(1) 根据本文结论, 提出三点政策性建议:第一, 地方政府应以任命书或者责任书的形式, 明确地方官员任期内在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使用, 偿还和举借责任, 为地方的审计机关提供审计监管的依据。第二, 加大地方官员审计处罚的公开透明度, 推行地方审计公告制度, 详细披露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在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履行情况, 更好地发挥出审计监督作用。第三, 整合地方审计资源, 地方官员的审计, 应该结合金融审计, 财政审计, 绩效审计等多种审计, 以科学的评价地方官员在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方面的履行情况。

摘要：本文以我国各省区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样本, 选取最近五年的省市数据作为依据, 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等作为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了地方官员晋升强度和地方审计力度, 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 地方官员晋升强度越大, 就越有融资动力, 其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性也越大, 但其受到地方审计监管力度的约束, 地方审计实施的处罚力度越强, 越能降低官员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程度, 进而缓解债务风险。本文深挖了地方官员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 丰富了地方投融资平台理论的研究, 同时探讨了审计力度对于官员晋升的作用, 丰富了地方投融资平台审计的监管, 为我国地方经济的审计力度和监管力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地方投融资平台,官员晋升,审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