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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教师学识论文范文
金融学识：概念、测量方案和实证研究述评
摘要：在家庭金融领域，金融学识作为分析个人、家庭金融决策能力及其后果的理论框架正在不断演进之中。金融学识并不等同于金融知识，至少包含知识和能力应用两个层面。目前对金融学识水平的测量方案包括主要测量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知识掌握程度的初级方案，在金融知识测评基础上加入更多涉及金融应用能力方面考察指标的高级方案，以及用代理变量进行测量的间接方案。对各国的大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还普遍较低；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存在年龄、性别差异，并可能因族裔、地域甚至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所不同。金融教育作为提升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普遍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关键词：金融学识；金融知识；金融能力；金融教育
一、引言
在金融研究领域，家庭金融成为继公司金融、资产定价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激发了研究者对于家庭金融、消费者金融行为的研究兴趣。反思金融危机，尽管原因种种，但消费者不可持续的金融行为难辞其咎，正是大量低收入购房者无法偿还其抵押贷款，引致了美国次贷危机，进而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所以，消费者的金融决策和选择不仅事关自身福利，也与金融体系的稳定休戚相关，个人、家庭金融行为的可持续性是整个宏观金融稳定的基础。
怎样保证个人、家庭的金融消费、投资活动稳健理性，实现家庭金融财务安全？怎样才能提高消费者的金融决策水平，达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界开始从金融决策的主体——消费者个人、居民家庭自身的角度，探讨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消费者关于消费、储蓄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性条件下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求解问题，在现代金融经济中，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不仅要求决策者具备基本的计算能力，还必须对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有足够的认识，例如理解价格、通货膨胀、市场风险、名义和实际利率等概念和原理，因而金融学识（Financial Literacy）这个概念应运而生。金融学识理论重视分析消费者的金融素养、金融技术、金融能力和金融知识等在达成个人、家庭良好金融状况中的重要作用，分析阐释消费者进行良好金融决策的能力和达成家庭稳健财务状况的可能性。
与金融学识相关的理论、政策分析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也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例如，2008年1月22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令，成立美国总统金融学识咨询委员会（the U.S.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on Financial Literacy，简称PACFL），以期全面提高美国公民的金融学识水平，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Dodd-Frank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要求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并在该机构中成立专门的金融教育办公室，以有效改善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同时要求货币监理署研究如何有效教育美国民众使其更好地管理个人金融事务，并就改进金融教育提出策略和建议。正是复杂的金融世界与民众金融学识匮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迫使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行动。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对金融学识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金融学识理论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并对金融学识研究的未来进展进行展望。在一个金融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世界，在一个个人、家庭需要更多地为自身财务安全负责的时代，有理由相信，有关金融学识的研究将是家庭金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金融学识的概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看成是开启消费者金融学识讨论的时代。在当时，美国的政府部门意识到金融教育有助于消费者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和技能，避免不良金融后果，所以自1950年起将个人金融、经济学、消费者教育等纳入K-12的课程体系之中。在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或研究应该纳入金融学识这个研究框架之内，但是直到1992年，英国学者Noctor等才首次提出金融学识概念。1997年美国Jump$tart协会对金融学识进行了理论阐释，并进行了实证的测量设计。从此，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渐成大观。
在金融学识理论形成初期，研究者对此概念表述各有不同。金融知识（Financial knowledge）则是另一种最通常的提法。例如，Hilgert等（2003）研究了美国消费者的四种金融行为即现金流管理、信用管理、储蓄和投资，他发现金融行为与金融知识之间存在明显统计关系，消费者金融知识越多，就越有可能保持良好的金融行为，在此研究中，他实际将金融知识等同于金融学识。Lusardi和Tufano（2008）研究了美国消费者的金融财务经验、有关债务方面的金融知识与其自身债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他们也将金融知识当成金融学识来看待。
也有研究者将金融学识看成是一种能力。金融学识概念的首倡者Noctor等（1992）将其定义成有关货币的使用和管理进行可靠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Mandell（2007）对“金融产品种类越多越丰富对于消费者则越有利”这个假设检验时认为，很多消费者可能缺少评估新的复杂金融工具的能力，从而导致消费者在选择或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金融工具时很难做明智的判断，这便可能影响消费者自身的长期福利，这种能力在Manden看来便是金融学识。
随着研究的进展，金融学识这个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可谓林林总总。Remund（2010）对2000年以来的理论文献梳理后认为，研究者对于金融学识定义有以下五种：（1）关于金融概念的知识；（2）对金融概念进行表达沟通的能力；（3）管理个人金融的才能；（4）做出合适的金融决策的技能；（5）对未来金融、财务的需要进行有效规划的自信。但实际上，很多研究者在进行金融学识的相关研究时，根本对此不作定义，Huston（2010）对1996～2008年间71篇涉及金融学识的研究文献统计后发现，72%的文献并没有作出定义，只有13%的文献进行过定义，而还有15%的则作过某种程度的讨论。
有关金融学识的讨论迫切需要清晰、统一、标准化的理论概念，这是所有理论分析、比较研究和评估相关政策的基础，也是金融学识研究继续发展的关键。为此，美国PACFL（2009）呼吁研究者、政府机构、私人部门和社会团体等在以下意义上使用金融学识定义：金融学识是关于经济与金融概念的基本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和其他金融技术从而为保证终身的金融福利进行有效管理金融资源的能力。
从美国PACFL的定义和研究者对此概念的探讨来看，对金融学识的定义要厘清以下这几方面的关系。（1）金融学识的含义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知识层面和应用层面。金融知识只是金融学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并非等同于金融学识；金融学识的应用层面意指，个人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和自信——能够利用其所积累的金融知识进行金融决策。（2）金融学识与认知能力、金融教育、金融行为、金融福祉等概念是相互区别的，又相互联系。以往大众媒体或学术刊物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概念混用，这也是造成金融学识概念多样化的原因。金融学识是个人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专门化的人力资本，在金融活动中得到应用和实现，它不同于数理计算等一般的认知能力，尽管数理计算能力的高低会影响个人金融学识的积累。个人的金融行为确实受制于个人的金融学识，但是影响个人金融行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包括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家庭、同事和朋友的影响，自身行为或认知的偏差，自我控制问题等等，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良好金融学识的个人可能并不必然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采取行动。某种金融行为导致某种金融后果，从而达成某种状态的金融福祉，但是考虑到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金融行为显然有别于金融后果、金融福祉。
金融教育则通常被看成是提升金融学识水平的手段或方法，OECD（2005）认为，金融教育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概念的理解得到改善，通过获得信息、建议和目标指导，培养自身的自信和技能从而对于金融风险和机会更善于识别和把握，做出可靠的金融选择，采取有效的行动达成自身的金融福祉。
三、金融学识水平的测量方案
（一）测量工作现状
对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进行测量这项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1990年起，美国消费者联盟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人口进行消费者知识调查，调查问卷中包括了消费者个人金融专题，其中涉及消费者信用、银行账户、保险以及消费支出，这是涉及金融学识最早的实证测量工作。1997年美国Jump$tart协会开始对美国中学生进行每两年一次的金融学识水平的测查，自2008年开始这种测查扩展至美国的大学生。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月度调查则更为大家所熟知，2001年底开始该调查中就加入了一组所谓的“金融智商”问题，用来检测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
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展开了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的测量工作。在澳大利亚，ANZ银行在由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消费者行动法中心等机构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迄今已经开展了4次全国范围的消费者金融学识调查（分别是2002、2005、2008、2011年）；在瑞典，瑞典金融监管局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进行了对1000个家庭的金融学识调查，至2011年，在该监管局主持下，由Svenskt Kvalitetsindex公司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金融学识调查。至2005年，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已有半数国家响应其秘书处的要求在本国开展金融学识的调查，OECD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布金融学识的比较研究报告。当然，还有更多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甚至企业，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展开过不同规模的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测量工作。在此，本文根据测量内容和方法将这些测量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别，姑且称之为初级方案、高级方案和另类方案。
（二）初级方案
所谓初级方案主要是测量消费者对于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问卷以客观题为主，前述美国消费者联盟、Jump$tart协会等的调查可归入此方案。Lusardit和Mitchell（2004）的测量方案就是一个典型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初级方案，他们在健康与退休研究调查问卷中加入三个问题以评估50岁以上美国人的金融学识水平，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假设您将100美元存入储蓄账户，年利率为2%，如果将这笔钱一直存入不取用，那么您认为5年后将取到：超过102美元，正好102美元还是不足102美元？（2）假设您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1%，而年通货膨胀率为2%，那么一年后，您用这账户中的钱能够买到比今天更多、一样多还是更少的东西？（3）您认为以下说法是对还是错？“购买一家公司股票而获得收益总比购买股票基金来得安全”。
这三个问题分别测查了消费者对于三个核心金融概念的理解，即复利、实际收益率和风险多样化。由于其问题设计简单明了，又直指金融知识的核心，所以这三个问题被国际上多个金融学识测评项目所应用，被称为金融学识测评的“三大问题”。2009年，美国的国民金融能力研究项目对美国成年人口展开了金融学识评估，在以上三大问题基础上又加入了检测消费者是否具有抵押利率和债券价格知识的两个问题：（1）抵押贷款15年内偿还要比30年内偿还每月负担更多的月供，但15年内偿还所支付的总利息要少，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2）如果利率上升，债券价格通常会：上升，下降还是不变（两者没有关系）？
从“三大问题”上升到“五大问题”可以更好地估计消费者具备的金融知识，但是生活中金融决策需要的金融知识远远超过以上五个方面，所以如果条件许可，研究者通常会在测评项目中加入更多的金融知识问题。例如，“三大问题”的设计者Lasardi等在由兰德公司组织的金融学识测评项目（ALP）和荷兰DNB家庭调查问卷中加入有关股票市场、基金运行机制、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长期收益，等等更为复杂的金融知识问题。
（三）高级方案
初级方案无非就是在操作、实证层面上将金融学识等同于金融知识。然而，正如前述，金融学识应该是一个比金融知识更综合的概念，将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金融学识水平的衡量往往以偏概全。所以，所谓高级方案就是在金融知识测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涉及金融应用能力方面的考察指标，以期做到对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更为全面的考量，从问卷设计的方法看，问卷通常是由客观题和主观题构成，客观题无疑适用于金融知识的测评，而金融应用能力则根据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估进行判断，通常是以主观题的形式。
2003年美国华盛顿州金融机构局委托华盛顿州立大学对本州居民开展金融学识测量，其调查问卷包括四个方面：即金融知识、金融经验、金融行为和消费者对自身债务的自信程度。对金融知识的评估是基于12个正误判断题。对金融经验的考察则由消费者分别报告14项相关问题，比如“你现在是否开立了活期账户或储蓄账户？”、“你现在是否持有信用卡？”、“你是否购买过住房？”、“你是否查阅过自己的信用报告，以便对自己的信用评级有所了解？”、“你是否为某个长远计划进行储蓄，如购车、购房或度假？”等等。对金融行为评估是通过询问消费者15个相关问题，以判断其是否具有不良还是良好的金融行为，如“你是否经常准时支付所有账单？”、“你是否经常记录你的支出”等。而所谓消费者的债务自信程度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你是否完全或者非常自信有能力理解贷款合同的条款以及这些贷款对你所造成的影响？”。最后的消费者金融学识的得分或者金融学识指数就是这四个指标的加总，调查者认为，金融知识、金融经验和金融行为相互关联，金融经验和金融行为有助于金融知识水平提高和金融能力的获得，金融经验越丰富、越有良好的金融行为也就意味着金融学识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有效管理自身的金融财富。
OECD（2009）设计的金融学识测评问卷在考评被测者金融知识的基础上，加入消费者金融意识和金融态度等方面问题。例如，要求被测者对诸如此类的说法进行评论：“在借款以前，我总是首先要仔细考虑我是否能偿还”、“我是活在今天，而明天则交给它自己去处理吧”、“我发现花钱总比为了某个长期目标而储蓄来得更让人满足”、“钱在那儿就是让人花的”、“我对自己个人的金融事务保持足够的关心”、“我树立了长期的金融目标并设法达到目标”等。ANZ银行的金融学识调查问卷大体上与OECD的相类似，但是在金融知识评估部分增加了对于消费者加、减、乘、除以及百分比等的计算能力考查，这是大部分金融学识调查项目所没有的。对于消费者金融行为、金融态度等指标的评估方面，其中有一项也是较为特别，即重视考察消费者是否努力获取并利用金融信息。
（四）另类方案
在所谓的初级方案和高级方案之外，Calvet等人（2009）尝试了一种另类的测量方案，他们的工作是有启发性的。在他们看来，金融学识应该不是能直接测量的，他们找到了金融学识的一个代理变量——居民家庭的金融老练程度（Financial Sophis-tication 0f Households），金融老练程度越高，则表明居民家庭金融学识水平越高。而金融老练程度定义成避免错误投资决策的能力，错误投资决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投资的分散化程度不足；风险承担的惰性；处置效应。他们利用来自瑞典政府部门的数据构建了一个金融老练程度指数，并分析了该指数与家庭金融财富等的关系。
四、主要实证研究结论
有关金融学识的研究，围绕着三条主线在展开：第一，对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进行评估和测量；第二，金融学识水平高低怎样影响消费者的金融决策和金融福利；第三，金融教育对于提高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的作用。而驱动不同的研究者进行实证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群体金融学识的匮乏状态是否可以抑制或得到真正的改善？现有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共识，也有争论。
（一）关于金融学识水平
消费者金融学识水平低下是大部分实证测量研究的共同结论。2009年美国国民金融能力研究（NFCS）显示，美国成年人口中，对于金融学识的“三大问题”，只有39%的调查者能够全部正确回答。具体而言，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利率计算和复利，78%的受访者可以正确回答，对于第二问题即关于通货膨胀、购买力或实际收益率的问题，65%受访者能够正确回答，至于有关风险多样化第三个问题，回答正确率只有53%。在问卷中，前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三中选一，那么即使受访者完全仅凭猜测，也有33%的概率猜中正确答案，而最后这个问题是判断题，是二选一，那么猜中的概率为50%，所以如果考虑这些因素，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甚至要远低于问卷所显示的结果。
2005年OECD组织的金融学识调查同样证实，其成员国中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普遍低下。在日本，78%的成年受访者不懂得股票和债券投资，57%的受访者对于最普通的金融产品都缺乏了解，而29%的受访者不知道保险、养老金和税收。在澳大利亚，那些收到企业养老金账单并进行阅读的人员中，有21%的人表示根本不理解账单所列各项内容，将这样的账单出示给受访者，只有49%的受访者正确地回答了账单所涉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账单所显示的养老金的资产分配情况，29%的受访者表示不能明白，有38%的受访者无法从账单确定养老金五年期的投资收益绩效。在韩国，用美国Jump$tart协会的金融学识测评问卷对在校学生的测评结果显示，其金融学识水平也处于不及格状态。例如，只有48.7%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有关收入方面的答题，而关于财务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正确率更是只有39.2%。
（二）关于金融学识的分布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金融学识水平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分布有着明显的规律。金融学识水平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年龄特征，呈现出一种倒U型分布，即在统计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组的金融学识水平最低，而在中年人组，金融学识水平达到峰值，这种倒u型分布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学识水平随着经验而增长，因年迈而衰减。
金融学识水平因性别而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女性的金融学识水平要低于男性，而且在金融学识的调查中还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问卷中金融学识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对俄罗斯和前东德的调查发现，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男性和女性同样显得金融学识匮乏。
金融学识水平也可能因族裔、地域甚至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美国进行的许多金融学识测查发现，和非洲裔、西班牙裔相比，白人、亚洲裔的金融学识水平明显要高出许多。在意大利，金融学识的测查结果表明，中部和北部意大利人的金融学识水平要高于南部地区的。在俄罗斯，城市居民的金融学识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在荷兰居民中，那些信仰其他宗教（包括穆斯林以及一些非主流宗教）的居民，其金融学识水平明显低于信仰基督教的。
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金融学识水平总体来看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这是现有的金融学识国际比较项目的结论。例如，在2009年，用“三大问题”对美国、德国、日本、智利、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消费者的测试表明，各国消费者得分差异很大，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问，德国、美国的消费者完全答对这三个问题的比例达到53%和49%，但是墨西哥和智利分别为15%和8%。在2010年用同样的问题对智利大学新生的测试表明，仅有16%的学生能够全部答对，而这些学生中有22%的人申请获得过学生贷款。
（三）关于金融学识的影响
从理论逻辑上看，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学识缺失导致不明智的金融决策，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金融损失，使消费者个人和家庭陷于不利局面，如果社会上个人和家庭普遍缺乏金融学识，那么最终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处于次优状态，市场失灵。对此，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学识水平如何影响个人或家庭的借贷、投资、储蓄、退休计划和财富积累等。
Lusardi和Scheresberg（2013）实证分析了美国的高成本借贷形式与寻求这些贷款的借款人金融学识的关系。发薪日贷款、典当贷款、汽车产权证贷款、税收返还预期贷款、先租后买这是几种典型的高成本贷款。但这些高成本的借款行为在美国非常普遍，在Lusardi和Scheresberg（2013）的26000个调查样本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过去5年中寻求过前述的某种高成本贷款，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中产家庭（家庭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按2009年不变价格计算）有过这种借贷经历。研究者为了说明这些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年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以及影响家庭财务状况的其他指标，如是否经历过失业、是否持有医疗保险、是否拥有房产等。在加入众多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的金融学识水平与高成本借贷行为显著负相关，金融学识水平越低的家庭越有可能寻求高成本借贷，而相反，金融学识水平越高的家庭寻求高成本贷款的可能性越小。
Behrman等（2012）利用智利社会保障调查的微观经济数据，借助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手段，分析了金融学识水平对家庭财富积累（包括养老金资产、房产和其他净资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学识、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积累水平显著正相关，利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显示金融学识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Rooij（2011）等也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论，他们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时认为，金融学识水平高的个人或家庭提高了股票市场参与的可能性，从而这些家庭可以享受股价溢金的好处；还有则是金融学识水平高的个人通常能够进行退休计划和储蓄计划，这导致了家庭更多财富积累。金融学识水平高的个人能够利用成本低的投资，从而有助于财富的积累，例如Hastings等（2008）的研究发现，在选择共同基金进行投资时，他们能够选择费率更低的基金。
（四）关于金融教育
应对金融学识的匮乏，金融教育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许多国际机构、政府组织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因此，在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的金融教育活动在不同层面展开。例如，既有针对青少年学生的长期化金融教育，纳入其课程体系，也有目的比较单一的短期教育培训，如旨在鼓励消费者养成良好储蓄习惯的教育培训；既有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也有针对一般的消费者大众的，学校、工厂、图书馆、报纸、媒体、互联网，等等都可能是金融教育的场所和载体。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11）所言，“在我们这个动态而又复杂的金融市场里，金融教育必须是一种终身的追求，这样才能使我们不同年龄、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消费者去面对他们变化着的金融需求和经济环境，利用好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然而，金融教育的有效性并非没有受到任何挑战。Jump$tart（2006）以及Mandell（2008）通过分析Jump$tart的金融学识调查资料后认为，美国高中生的金融学识水平与其是否完成金融教育课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Willis（2011）更是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美国存在着一种金融教育谬误：如果美国的抵押支持债券的投资人或者雷曼兄弟的高层接受更多的金融教育，他们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以致避免危机；现在让普通消费者接受金融教育，就能设想他们对抵押贷款做出更好判断以及积累起充足的预防性储蓄以抵御经济的衰退。后者与前者在逻辑上是一样，前一种说法一般不会让人接受的，那后者为什么可以接受呢？Willin（2008）对于那些支持金融教育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后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在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测量方法，也可能在研究设计思路上存在问题。
但是，金融教育的有效性还是得到了大多数研究报告的支持。Hogarth（2006）对23份有关金融教育、金融咨询及其相应效果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对金融教育的效果表示谨慎的乐观。Martin（2007）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后也表示，有关金融教育有效性的证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这些证据还远非最终结论。Collins等（2010）分析了41篇针对成年人进行金融教育及其相关结果的研究文献，发现大部分文献都报告了金融教育有利的影响，只是与有效的比较组对比后，这些影响不是很大。
金融教育的支持者认为，有关金融教育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应该探讨如何提高其效率，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寻找何种时机、确定什么样的地点，这些都可能影响到金融教育的有效性。总之，很难有一种普遍适用的金融教育计划或方案，因为消费者可能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并来自不同的阶层或群体。
五、简要评论
（一）金融学识研究的兴起、家庭金融成为新的研究时尚，这些所谓的潮流实际上完全是由现实问题所驱动
40年前，美国人的退休生活完全依赖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则是基于雇主担保的固定给付养老计划和医疗保险，在这样的体制下，美国家庭要做的金融安排和财务决策，恐怕至多也就是决定在退休时全额领取养老金，还是逐年分次领取。但是随着“婴儿潮”①出生的人们走上工作岗位，固定给付养老计划开始让位于固定缴费的养老计划，社会开始将更多金融决策、财务责任交还给了个人，人们需要决定在自己的个人退休账户存人多少，购买何种保险产品，而这一切都需要个人的金融学识为后盾，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学识、金融教育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研究潮流的根本动因。
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居民储蓄低下，消费者金融学识匮乏，面对变化着的经济金融环境准备不足。反观中国，中国居民家庭金融学识水平也难言乐观，但这种准备不足却以另一种景象在呈现：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提高，储蓄增加，中国家庭需要为不断增加的财富寻求增值的渠道，但正是金融学识的匮乏，导致人们投资行为跟风，非理性甚至投机行为蔓延，从2007年的全民炒股到2013年“中国大妈式”的黄金抢购，这些现象足以证明在中国同样迫切需要金融学识研究工作的开展和金融学识的提高。
（二）金融学识研究工作既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也需要目标更加明确的应用分析。
金融学识研究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金融学识要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无论是在理论含义，还是操作层面上。冠以金融学识的研究文献可以说蔚为大观，但是不同研究者所指含义都有不同，或为能力，或为知识，或为经验，这种不统一不利于形成共同的研究方向，最后甚至可能导致这个研究主题的没落。二是指需要将金融学识这个新的理论范畴与主流经济学、金融学理论进行衔接，或者说置于已有经济理论的框架之内，这样金融学识的研究才可能走的更远。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作，传统的金融学理论在研究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决策时，假定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选择最优的储蓄决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如果将金融学识水平这个变量加入消费者最优化决策的过程，消费者最优化过程涉及更多变量，也可能是对原有理论的重构，这有待理论研究者的努力。
除了注重构建理论基础，金融学识研究应该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甚至这种研究设计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金融学识研究工作的开展，有针对性地提高受访者、被调查者的金融学识水平。
（三）金融学识在个人、家庭金融问题中尽管重要，但也只不过是个中间变量，真正重要的是家庭金融的最终结果和金融福祉
研究金融学识是为了提升金融学识水平，使得消费者家庭能够获得更好的金融福利。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让消费者获得更高金融福利，并非只有靠消费者自身改善金融学识水平，通过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加强监管，使其更加透明，消费者的选择也能受到更好保障。所以，通过加强监管还是通过金融教育提升金融学识水平，这是一个选择，这里有成本收益的考量。因此将金融学识研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其研究结论才能不失偏颇。
（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李丹）
作者：陈三毛
第二篇：视野·功力·学识
优秀学术著作的完成不仅是写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更是学科视野、专业素养和学识能力的综合呈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学术热点的追踪与跟风，对文学“现象”的层累式的挖掘和解读，对以文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为代表的迷恋和阐释，几乎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场域最具“在场”感的研究范式。相比较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较为边缘化。学院派的精英立场从“人的发现”开始，往往止于“成人”的发现与解读，不屑于对人类进行溯及童年的哲思，漠然于中国儿童文学参与塑造人的“主体性”、改造国民性的深意。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理论批评的善用，鲜有耐住寂寞、深耕于此的力作诞生。张梅博士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不仅对这一阶段的儿童文学史做了“论从史出”的全面梳理、条分缕析，更以跨学科的锐意方式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童年”想象。
一、视野：晚清五四时段的选择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世中国的“千年未有之变”引发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过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一时段文学现象的考察研究，已然是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时段，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由传统童蒙读物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嬗变期。这一嬗变与现代启蒙精神照耀下的儿童观、童年观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儿童的发现”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发端，也是中国儿童文化的建构期;对现代文学的思维观念、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儿童”的位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是就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而言，无论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新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展开，都对晚清以来现代传媒兴起下的儿童读物的新兴，表现出疏离与否定。这一表达方式、认知模式和研究范式，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史既定话语体系中。既漠视了晚清以来儿童读物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筚路蓝缕之功，又忽视了儿童作为儿童文学阅读主体的意义所在，更阻碍了对中国童年现代化的多元表达与探索。这也正是张梅博士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全面梳理考察的意义所在。正如她在书中所言：
本书在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建立大儿童文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把晚清五四以来的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都囊括进来，从中抽取典型文本诸如《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进行深度扫描，力图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图像叙事能有一个清晰的史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现代传媒的兴起是其重要的载体，诚如梁启超所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可以说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缘自时代变局，更直接缘自这一历史境遇中儿童读物的兴起，并带来“读者”的出现，“儿童”开始成为“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由此，从1874年出现的《小孩月报》到1922年创刊的《小朋友》;从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儿童刊物的创办，到以“启蒙”为关照的本土各类画报的尝试，再到以“儿童”为“期待视界”的刊物的兴盛……《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资料广采博取，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梅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有着清晰自觉的学科意识，并没有因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汇聚，而将其视为简单的线性进化式发展路径;而是谨慎又敏锐地辨析了影响深远的传统童蒙读物与现代儿童读物间相生相斥的张力关系，进一步论证了儿童文学现代化、合法化的历史图景。如晚清时期传教士创办的《小孩月报》，能够成功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传统蒙学与西方儿童教育的衔接点”。传统蒙学绵延千百年的成熟模式，使得传教士所致力的“童蒙教育”，放棄了用《圣经》与儒家经典对抗的方式，而转向为“对现实生活进行规范的俗世伦理中找到与其对接的衔接点”。正是通过大量的案例、翔实的资料，将上述问题一一论证，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功力：对原始资料的爬梳剔抉
著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必须牢靠地植根于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这是治学之常识。这本近四十七万字的著作依托于系统、全面、扎实的资料基础，从容驾驭理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发展图景做了精到的分析，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路径的追溯。
面对这项具有严密的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张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从传教士主办《小孩月报》的“西学东渐”与“中学为体”的相斥相生;到《蒙学报》《启蒙画报》中传统蒙学思想与现代儿童观的杂糅;再到《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刊发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读物。所有研究对象的选取，都没有现成的文献集成资料，都需要作者在国内外各类各级图书馆中对原始资料进行爬梳剔抉、一一甄别。这份苦功夫实在来之不易，也成就了该著作的截断横流、自成一家。为我们全面认知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历史全貌、发展脉络，提供了极好的注解。
该著作的大量资料考据和挖掘工作尚属该领域首例，如《小孩月报》的版本即有福州版、广州版和上海版三种，对他们的创办缘起、发展态势、传播影响均作了细致的辨析和考订。如从雕版印刷、凹版铜刻、石印技术等技术革新来论证《蒙学报》《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等的印刷品质、图像特色，以及从传统蒙学读物到现代教科书的转型，这一系列的考订、论证的过程既深入细微，又切中要害。又如以《儿童世界》为文献基础，探讨了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也令人耳目一新。
张梅考证功力的严谨细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某些“常识”也起到了极好的弥补和完善作用。如人们习惯认为1923年集结出版的《稻草人》，均源自叶圣陶在《儿童世界》发表的23篇童话，并将该童话集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实绩的开端。经张梅仔细核对，《稻草人》23篇中有2篇《花园之外》和《小黄猫的恋爱故事》并没有发表在《儿童世界》上。对叶圣陶1923-1924年的童话创作和发表情况，也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甄别。
三、学识：图像叙事中的儿童文学理论实践
该论著的纲目，是以晚清五四时期重要的儿童读物为独立章节的。其提纲挈领的主线即是“图像叙事”在这些刊物中的形式变迁，以此统摄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的过程性。
图像和文学的互文关系一直是不断探寻、追问的话题。图像的出现早于文字，图像思维早于抽象思维，并不意味着后者更优越、更高级。图文互补、以图载文的共享文本模式，实践了儿童的文化参与意识、满足了大众的公共需求。事实上，从晋代的《山海经》插图本起，国人就初涉了想象力的视觉化和文学的空间化的尝试。而图像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是机械复制时代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表征。现代社会的初创带来了现代民众的新生，未来主人公的现代公民意识也正是通过这一图文互补的方式进行培育的。[2]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存在物的诸多儿童读物，一方面受到晚清以来“各种文类界限模糊，边界松动，文类之间对话活跃”[3]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世界畅销儿童读物的图文并茂的趋势同步。由此，以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中图像叙事的变迁为切入点，来辨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在微观把握与宏观驾驭中，构建“大儿童文学”史观。张梅逐一分析了传教士主办的《小孩月报》从“画图示义”到“画图示戒”的本土化策略与调和色彩;《蒙学报》图像中所折射出的“崇实”思潮、爱国主旋律下的图像趣味;《启蒙画报》中白话与图像的双叙事方式，以及图像中的游戏观念对现代兒童观的影响;《儿童教育画》和《儿童世界》中图像所呈现出的现代“童年”想象和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小朋友》的文图之间的华洋杂错与雅俗共赏。在这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交错、缠绕的过程中，儿童读物的特殊性和针对性越来越凸显，儿童独立的社会位置也愈加清晰。这一过程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现儿童的过程。
张梅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对儿童读物“图像”独立意义的探寻。苏珊·朗格认为：“形式既为空洞的抽象之物，又具有自己的内容。艺术形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达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明确表达情感的符号，并传达难以捉摸却又为人熟悉的感觉”[4]。儿童读物中图像的存在，从围绕文字为中心的“插图”式注解，逐步出现了“图画故事”式的独立叙事功能，甚至有了以“图像”为基础的文体实验。由此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所彰显的“现代性”的另一种面孔做了有趣的探寻。
图像的“叙事”功能，还表现出某种未完成性。正如伊瑟尔认为文本的存在只是“图式化的结构”，存在着“空白”“空缺”和“否定”，只有通过读者介入其“召唤结构”，进行双向交流，文本才具有意义。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不仅肯定了“儿童”具备应对“召唤结构”的能力，还以多种形式“召唤”儿童读者参与到图像叙事中来。如《儿童教育画》中的“悬赏画”的出现，不仅具有视觉启蒙的重要开创性，更开启了儿童参与图像叙事的文本与读者间的对话模式。这既是一种刺激读者参与的营销模式，也是儿童与成人的主体间性通过图像叙事功能尝试进行多元对话的初始阶段。
结语
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启蒙运动、市民阶层的兴起、妇女与儿童的解放运动，都对“儿童的发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儿童的发现”;诸多儿童读物中折射出的中国“童年”想象的多元性与图像叙事之间是否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仍是我们可以继续探索的话题。《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对这一领域的全面开拓，让我们看到了文学通过图像媒介进行传播的可能性。可见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不仅需要探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维度表达，也需要尝试在不同媒介载体中进行儿童文学的理论实践。
诚如朱自强评价“张梅的这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它明显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张梅以她的勤勉和刻苦、领悟力和驾驭力，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经历了艰苦而精彩的跋涉，将散落于书海、零碎不成片段的历史元件，进行了富于灵气的整合，重塑七宝楼台。证、据相依，史、论交融，学、识辉映，此乃学术著作之佳境。
注释：
[1]周宁、金元浦译，罗伯特·汉斯·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姚苏平：《语图叙事中的一种现代中国童年想象——论<儿童画报>(1922-1940)》，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3]陈平原：《“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刘大基等译，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姚苏平 江苏南京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210013)
作者：姚苏平
第三篇：书生侯伯：沙孟海的书法艺术与学识
摘 要： 沙孟海书法集诸家之长，碑帖融合、恣肆力沉的行草尤为出色，被称为“沙体”。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除名师指点加业精于勤外，还融合了敦厚的个性，真正做到了字如其人，并得益于其自身深邃的学识和故乡人文氛围的滋养。
关键词： 沙孟海 书法艺术 深邃学识
书法历来讲究名人效应，沙孟海这位浙东大儒，相比大多数书家，书法以外的效应并不凸显。其父只是一位乡村中医，自身勉强有点事迹，亦无非是在陈布雷推荐下，做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并参与撰修蒋介石家族的《武岭蒋氏宗谱》而已，沙氏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四个弟弟均是革命家，可谓“以书法而名”。
一、沙孟海的书法艺术
沙老恣肆力沉的行草书风朴拙，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就是所谓碑帖融合——行草碑化的“沙体”。纵观其书法历程，大致分四个时期。
（一）甬城——彷徨寻索期
沙老幼年从父学习篆书及篆刻，后学真行书，主临王羲之一路。1913年父亲过世，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时曾携《集王书圣教序》，见时人临《郑文公》、《瘗鹤铭》等，颇觉震撼，亦希望“笔力矫健，气象峥嵘”，于是勤加临习《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以及吴大澂的篆书《孝经》、《论语》、《说文部首》。师范未毕业时就在篆书方面小有名气，为补贴家用开始卖字，常写屏条、楹联、墓志铭等，还为乡贤代笔，可对自己的行楷依然不满。
沙老后来见到梁启超临《集王书圣教序》、《褚遂良枯树赋》中使用的方笔，又追学黄道周。实际上沙老在宁波时，已亲见“碑帖融合”得较好的先例，如钱罕由帖学入门，博采诸书家，后偏好《石门铭》、《张猛龙碑》一路，并结合黄庭坚字体体势写大字，给沙老留下深刻印象，其实二人在人品、学识、性格上确有不少共性。另外，此时的沙老还常在铺有沙子的操场上用竹竿写大字，锻炼臂力与文字布局能力，为中老年时书写榜书打下了基础。
（二）海上——风格孕育期
1922年沙老随屠康侯前往上海（1921年起任屠家家庭教师）。寓居上海期间，对其书风影响较大的要算沈曾植、吴昌硕。沙老虽未亲见沈曾植（1922年刚卒），但非常欣赏其铿锵豪迈的作品，沙老赞：“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沈曾植《题黄道周书牍廊坊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更加深了沙老对传统的理解，还追黄道周的根，直接向钟繇、索靖及相关书家学习。
1924年吴昌硕在好友况周颐寓所见到沙老的印作，题赞：“饶有书卷清气。”其后三、四年间，沙老更有缘获吴昌硕亲授，并列为门人，听其言论，看其挥毫，对沙老精神层面上的触动极大。不仅在书法的笔法、结体上有所提高，还一改早期临习集字成篇的《集王书圣教序》所造成的缺乏整体观的缺憾，在章法上有了很大飞跃。此时沙老写件极多，其实是一种锻炼，书体由较“平正”的书体逐步转向多样，个性化书法风格正在孕育成形。
（三）博采——碑帖融合期
1928年沙老往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科员，1929年任中山大学预科教授，随后为了整个大家庭的生计，多次辗转各地。30至50岁，沙老大量临习历代书家作品，远宗汉魏，近取明清及当时诸家各体，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丝毫松懈。而且这种学习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有的书家甚至研究几十年，沙老30年代就好颜真卿，1941年还临《祭侄文稿》，而《颜真卿行书蔡明远刘太冲两帖》一文则是于1982年撰写的。
由于书法境界的提升，沙老并不厚古薄今，亦不人云亦云，学篆书不仅取法邓石如。学隶书时就曾称：“明以前不足学。”而钟爱伊秉绶、吴昌硕。行草除苏轼、黄庭坚、米芾外，祝允明、王雅宜、黄道周、傅山、王铎等均爱。此外，沙老的书风与其朴实敦厚的性格相符，其性格更像个“过滤器”，但凡所学书风与其性格有悖的，沙老均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改造吸收，博习专精。如1948年行草《临王雅宜诗翰（并跋）》就融入很多自己的笔意。
中年后，沙老书法技巧日臻高超，加之阅历丰富，意境亦至“心手达情”。书法融帖学之“尚韵”与碑学之“尚势”。不仅行草多，而且各体皆工，真正做到“既知平正，务追险绝”。从蝇头小字到擘窠大字具佳，1940年行书《辛稼轩寿词抄本》尽显写小字功力，1947年楷书《修能图书馆记》则显得气定神闲。此时期行草气势磅礴，特别适合写榜书。
（四）复归——从容入朴期
学术界普遍认为沙老书风真正形成的临界点约在50岁。但50至80岁间，沙老平时工作繁杂多样，1949年后曾任职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浙江文管会、浙江美院、西泠印社、书法家协会等，花在教学与文物工作上的精力极多，创作在“文革”期间又受到严重干扰，1961年行草《题天一阁六言联》是此时期的代表作。80岁后的作品反而相对较多，由于视力衰退，书法多行草，偶有1985年楷书《王国维先生墓碑记》这样的作品，匾额、摩崖、条幅、楹联数量可观，擘窠大字作品至今随处可见。行草朴厚真率，“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当然，此处“平正”则指不刻意安排的书法境界，这就是大家最熟知的“沙体”。1955年沙老曾书写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自谓：“写此匾如牛耕田也”，而在1987年重写时书风更为从容入朴；同年书写的《孙绰兰亭集后序》，笔力苍辣遒劲，收放自如，将高超的技巧隐于无形。
二、沙孟海深邃的学识
真正的书坛巨擘，仅痴迷技巧是不够的。苏轼：“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沙老深邃的学识极大丰富了书法的神采，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飞扬而气格不凡。
沙老就读师范时师从冯君木先生，精读了《左传》、《礼记》、《说文》等，为其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底子。1921年还随冯先生往访赵叔孺先生，后常拜谒赵先生，时受亲炙。1923年冯先生在上海任修能学社社长，期间更是随时候教。并受吴昌硕、朱孝臧、况周颐的多方教导与提携，结识了康有为、沈尹默、章太炎、马一浮等诸贤。因此，沙老众多学科起点极高，除了周知的书法学、金石学、印学方面的造诣外，对古典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器物学）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沙老做学问从不完全面向故纸堆，盲目迷信前人，其对原始资料考证极严，且能提出不少真知灼见。1952年调任浙江文管委员会任常委，同时兼野外调查组组长，更常接触第一手文物资料。
沙老一生笔耕不辍，除《沙孟海书法集》、《中国书法史图录》等集子外，其理论著述自成体系，且自认为“客观七分，主观三分”，不囿于旧说，喜欢穷源竟流。1928年在杭州所著《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论》，1930年发表后还受到顾颉刚的关注。60年代初期著有《印学史》等，《海岳名言注释》、《碑与帖》、《书法上的若干问题》、《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古代执笔法初探》、《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重要论述，相续发表于有关刊物，后绝大部分收入《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1949年沙老任浙大教授时，所授课程为“古典文学”和“金石学”，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金文诂林》就收录了沙老六篇文章，显见其论著质量之高。陆维钊曾说：“一般人只知道沙孟海先生的字写得好，哪里知道他学问醇厚才有这样的成就。”
另外，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息息相关。沙老故乡浙江的书画之风历来极盛，“20世纪书画四大家”中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源于浙江。浙江众多书家尽管风格各姿，但整体脂粉气较少，重视文化底蕴，讲究在传承的基础上变革，沙老的书风与此极为契合。
1992年4月“沙孟海书学院”在东钱湖畔成立，沙老同年10月辞世。1999年末沙老被评为“20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2010年举办“‘沙孟海年’系列学术与纪念活动”以缅怀沙老。“为金石与书画一代传人”原是沙老为吴昌硕所写的挽联中的一句，正是其本人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沙孟海.沙孟海书法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2]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3]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
[4]沙匡世.沙孟海年表[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
作者：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