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教师禁毒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云南民族地区处于中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形势十分复杂。本文主要针对云南民族地区泛滥的毒品形势，提出合理可行的禁毒政策。具体从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创建“无毒社区”三个方面展开，为云南民族地区禁毒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
第一篇：教师禁毒论文范文
论我国禁毒工作的缺失及其完善
【摘要】禁毒工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前我国禁毒工作中存在一些缺失，表现在禁毒工作理论研究缺乏、禁毒立法工作滞后、对禁毒工作重点的认识存在偏差、禁毒配套工作落后等。针对当前禁毒工作中存在的缺失，我们应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并在逐步推进禁毒工作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关键词】禁毒 缺失 完善
我国一直把禁毒工作当作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长期的战略任务，并在禁毒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禁毒工作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出现一些疏忽或不足之处，从而阻碍着我国禁毒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禁毒工作机制的完善。对当前我国禁毒工作中存在的缺失，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逐步深入推进禁毒工作的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我国当前禁毒工作中的缺失
我国的禁毒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受国际国内诸多涉毒因素的影响，依然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禁毒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以来，我国禁毒工作仍存在一些缺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禁毒工作理论研究的缺乏。一方面，我国对禁毒工作在宏观上少有专门的研究，未将禁毒工作涉及的内容予以系统化，也未将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科学化、理论化的研究。初期的禁毒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性和调研性的，对制定法律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缺乏科学的分析研究，许多重要问题的法律规定缺乏理论论证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禁毒工作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对吸毒成瘾行为、戒毒工作的基础理论等缺乏理论上的探索研究。理论研究的缺乏势必影响实务操作的有效性和我国禁毒工作的系统性、长远性发展。
禁毒立法工作的滞后。我国一直比较重视禁毒法制建设，坚持依法禁毒。近二十多年来，针对不断蔓延的毒品问题，我国更是加快了禁毒立法的步伐，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毒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刑事法律为主、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为开展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总体的禁毒立法工作相对于实际工作的发展变化还是比较滞后的。如：《禁毒法》实施三年多来，与之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却迟迟未制定，从而影响了实际工作的效果;另外，《禁毒法》共七章四十六条的规定，大多属于原则性的条文规定，缺乏现实操作性的细节。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也造成了先进、超前、理想化的立法理念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脱节。
禁毒工作重点的认识偏差。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的禁毒工作基本都是实行“禁吸、禁种、禁制、禁贩”的“四禁并举”方针，这虽然抓住了禁毒工作的矛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却未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突出预防的重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禁毒工作的成效。在实践中，对于“四禁”中重点预防哪一方面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甚至一直把“堵源截流”作为禁毒工作的重点。事实也充分证明，将“堵源截流”作为禁毒工作的重点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还是起不到根本性和关键性作用，对于整个禁毒工作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不大。
另一方面，由于对毒品知识和戒毒经验等方面认识的不足，直接导致我们在禁毒宣传教育上的偏差，并进而影响禁毒立法和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如：不加区分地将吸毒行为界定为违法行为并严加惩处，不仅造成社会上对戒毒人员的歧视，而且不利于吸毒人员完成戒毒重返社会，更导致目前法律法规对戒毒人员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的缺失。
禁毒配套工作的落后。一方面，在禁毒宣传工作中，仍存在形式单一内容空洞的情形，使禁毒宣传工作未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虽然《禁毒法》将原来强制隔离戒毒为主的模式调整为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戒毒康复相结合的模式，2011年6月国务院通过的《戒毒条例》也用最大篇幅对社区戒毒进行了规定，然而仍未改变现实中公安机关的强制戒毒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戒毒同时并存的状况，社区戒毒体制与机制也尚未真正建立和运转。
造成我国禁毒工作缺失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我国一直都十分重视禁毒工作，但长期以来，由于过于重视对毒品犯罪的“堵源截流”和对吸毒人员的打击实效，缺乏对禁毒工作和毒品问题等的理论研究热情，针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也十分匮乏，从而造成理论研究的滞后并直接影响到现实禁毒工作的缺失。另外，不管是在禁毒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的禁毒工作中，都偏重于针对毒品犯罪问题而忽视了禁毒工作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对“禁吸”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和重视程度相对薄弱，直接导致了禁毒工作的针对性不强和工作重点的偏差。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禁毒工作中，我们强调政府的责任和推动作用，而对如何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如何发挥民间禁毒的力量，却仍没有很好的措施和机制。不仅普通百姓，而且很多职能部门都认为禁毒工作是政府部门甚至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同时，在禁毒立法工作方面，我们有效借鉴了国外和国内有些地方实践中的一些先进理念和做法，但在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研究及现实措施等方面却不够重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先进的立法理念与现实情况的脱节。
针对当前我国禁毒工作中的一些缺失及其原因，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逐步深入推进禁毒工作的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禁毒工作
发展和完善我国新时期的禁毒工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禁毒工作体制，必须强调“四禁并举、预防为主、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方针，并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在实际工作中有针对性地逐步予以完善。
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禁毒理论研究工作。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禁毒工作形势的不断变化，禁毒理论难于适应社会发展、难于指导禁毒工作实践，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局面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禁毒学科理论。禁毒理论研究的开展，既要以禁毒实践工作为基础，又要在探索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动禁毒工作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在禁毒理论研究工作中，近几年，我国比较注重戒毒理论的探索，这直接推动了禁毒实践工作的突破。因此，在禁毒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的研究力度，为禁毒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完善禁毒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作为我国禁毒工作的基本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和理念，综合了我国和世界各国成功的禁毒经验，但也存在立法过于原则抽象、程序规定不够完整等缺陷。因此，我国需要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订、修改、完善配套的禁毒工作各项法律法规，以适应禁毒斗争形势发展变化和禁毒工作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客观要求。在贯彻实施《禁毒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重并继续完善以人为本、救助为主的吸毒戒毒行政、社会立法工作的开展，为我国禁毒工作打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突出禁毒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和重点难点。吸毒既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并阻碍经济的发展，也是导致毒品问题的根源。因此，“禁吸戒毒”就是禁毒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根本解决毒品问题的突破口，是开展禁毒工作的关键，是禁毒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带动其他各项禁毒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同时，戒毒康复始终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是影响和制约禁毒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当前我国和国际禁毒领域里一项重大的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减少吸毒人数，降低复吸率，关系到整个禁毒工作的成效。为此，一方面既要积极探索禁吸戒毒工作新思路，切实萎缩毒品消费市场，降低毒品危害;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的帮教力度，切实提高戒毒出所人员的戒断巩固率。只有做好了禁吸戒毒工作，不断萎缩毒品消费市场，才能有效控制毒品问题，禁毒工作的其他措施才能收到更大的实效。
落实各项配套措施。一是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中，既要广泛宣传，又要突出重点，更要讲究方式方法。在禁毒宣传教育中我们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一方面要科学地描述毒品的危害，另一方面又要让大家认识到吸毒成瘾者既是一个违法者，同时也是一个脑疾病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医学治疗、心理康复和教育挽救，从而为戒毒康复工作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在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工作中，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探索社区戒毒新模式，构建社区禁毒工作新机制。三是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中，既要对强制隔离戒毒进行合理的定位，又要对现行公安、司法相对脱节的体制进行合理的调整。《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实施以后，如何统一强制隔离戒毒的管理体制?如何在强制隔离戒毒中体现政府的职责?如何在强制隔离戒毒过程中保障戒毒人员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结语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的禁毒工作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为此，我们应当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步创新禁毒工作机制，继续推进禁毒工作的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步伐。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政法学院)
作者：谢明
第二篇：云南民族地区禁毒政策的思考
摘 要：云南民族地区处于中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形势十分复杂。本文主要针对云南民族地区泛滥的毒品形势，提出合理可行的禁毒政策。具体从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创建“无毒社区”三个方面展开，为云南民族地区禁毒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毒品;政策法规;国际合作;无毒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打开国门之际，毒品也趁机涌进了我国，进入了云南民族地区。云南民族地区处于中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境外毒品的种植、生产、加工量呈大规模趋势并出现反弹，毒品“多头入境，全线渗透”。另一方面，国内制毒猖獗，毒品犯罪活动居高不下，合成毒品增多，犯罪特点复杂多变，吸毒人数众多，并出现了反复吸的现象。如此复杂的毒品形势，使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找出合理可行的政策措施，来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一、惩治毒品犯罪，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建设
（一）加强毒品犯罪信息化网络建设
在信息化的今天，打击毒品犯罪也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对于有过贩毒记录的贩毒分子，其档案要有所记录，特别完善贩毒人员的各项资料，从他们的以往犯罪情况到亲属关系网都要详尽。加大对涉毒人员信息共享和信息化管理力度，全国联网，让涉毒分子无处可逃，促进缉毒工作走向网络化、信息化。
面向社会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举报身边的涉毒人员，加大资金的投入，对揭发人员予以物质资金奖励，加强情报信息基础建设，设立奖励专项基金，并设立相应的资金监管机制，将资金流向记录在网络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力求做到公开透明。
（二）建立健全毒品犯罪相关法律体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击毒品犯罪应以法律为基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严格按法行事。所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禁毒法律体系十分重要。我国现行《禁毒法》是1998年颁布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毒品犯罪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因此《禁毒法》的修改也应紧跟形势，充分体现法的可预测性。如随着吸毒人员驾驶车辆的增多与事故的频发，我国增设了关于“毒驾”的有关条文规定。
云南民族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享有自治权，可以制定符合本地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几年来，云南民族地区从《禁毒法》的精神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很多指示、办法等，并于1991年5月在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云南省禁毒条例》，该条例的诞生，对于云南民族地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毒品犯罪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全面、具体的规定，为从根本上打击毒品犯罪违法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之后云南民族地区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在今后的工作中，在贯彻落实以往的条例、办法的同时，也要完善相关条例、办法，遵循“宽严相济”的原则，制定一套全面、完整的云南民族地区的禁毒体系。
二、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禁毒
（一）加强国际交往，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
国际合作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进行国际交往，参加国际会议，与多国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功效。国际组织分为正式的国际组织和非正式的国际组织。每一国际组织都有最全面的、最权威的当下禁毒第一手资料，参加国际会议能充分发挥各国研讨的积极性，提出问题和有效建议。国际会议中签订的各种公约、协定和条约将成为各成员国的法的基本形式，完善本国相关禁毒防艾立法工作。非政府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的基础就是平等自愿，这样可以减少大国在很多会议上的优越感，保证各国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加深禁毒国际合作的效果。另外，通过国际会议，各组织可以调动联合国和其他各国对我国禁毒工作的支援，如组织工作对我国禁毒专门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国际先进的禁毒政策;加大经济上的赞助力度并组织亚洲国家进行会议，深入亚洲各国禁毒的国际合作。
云南民族地区作为中国禁毒防艾的主力军，也应重视国际禁毒会议，派选本民族地区的禁毒人员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将国际领先禁毒措施与本民族地区相结合，保证云南民族地区在禁毒工作中的先进性。
（二）充分发挥云南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作用
在我国参与国际禁毒的工作中，主要是以中央为代表，地方与中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主体。中央参加禁毒国际会议主要是宏观参与，了解国际毒品形势，学习会议精神，保障我国相关禁毒法律、法规的出台。但这些工作真正地落实还是在于各个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要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参加国际合作，提供本地区准确的数据资料，将各种指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落实到实处。
在今后的工作中，云南民族地区仍要充分发挥“金三角”国际合作主力军的重要作用，全面深入了解并研究好中国与“金三角”毒源地各国开展合作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等，提供该地区已有的可靠的数据资料，同时提出合理可行的实质性意见。在我国与“金三角”毒源地各国合作的各种机制中，充分发挥云南民族地区的优势，积极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云南民族地区也要向中央申请各种经济、军事的支持，从而保证云南民族地区桥梁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进行禁毒案件交流，积极合作办案
由于云南民族地区与多国毗邻，边境线较长，许多贩毒分子进行走私活动，流窜作案频繁。云南民族地区单边的禁毒防艾行动对于跨国犯罪是无法顺利解决的，因此为了整个东南亚毒品的减少，为了该区域的稳定，要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办案，与东南亚各国共同打击毒品犯罪。
合作办案首先要加强情报工作的交流，提供可靠的情报，让毒情曝光，使破案更加及时、彻底。其次各方都要出动警力和财力，保障国际合作办案的顺利进行。最后对于贩毒分子的惩处要充分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云南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禁毒国际合作中的带头军作用，带动全国禁毒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创新社会帮教方式，构建“无毒社区”
“无毒社区”的构建是我国禁毒委在长期的禁毒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创举，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有效途径。
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乡镇和城市中的街道、小区等。创建“无毒社区”，就是要保证社区的无吸毒、无贩毒、无中毒和无制毒，创建“四无”型社区[1]。“无毒社区”的建设就是在基层党政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长时间的工作，首先在农村中的乡镇和城市中的街道等小范围内实现无毒，然后再广泛推广，直至推广到全国，实现最大区域的无毒，构建“无毒社区”的对策可在已有的对策之上不断创新。
（一）对涉毒人员分类、分层管理
在社区内已有涉毒前科的人员，均应设置他们的档案，对于有多次犯罪的人员要重点建档，进行统一管理并按照他们的罪行种类、戒除情况、是否在逃、是否人户分离等实际情况按种类分层管理。
（二）明确责任人，调动全社会共建“无毒社区”
“无毒社区”的建设，应明确责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逐层责任到个人，层层制定出“无毒社区”构建中各自的管理目标。社区中的主要责任人要落实社区内的组织管理机制，制定符合本社区内的禁毒防艾工作方案。公安民警要积极配合社区内的禁毒防艾工作，经常进行监督考察，深入到社区内做好情报工作的收集。各社区的乡长、镇长、街道管理员也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听从上级的工作部署安排，努力落实下去，积极在本社区内举行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活动，制定本社区内的具体工作方案，掌握各人员涉毒情况，发现情况要马上汇报，及时向上级反映，将毒情火苗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进行广泛教育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创建“无毒社区”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无毒社区”的工作尤其应注重全民参与，使各行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构建“无毒社区”的意识，让禁毒工作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而行动起来，参与到禁毒运动中去。各社区要保证宣传教育工作的普遍性，利用电影、文艺汇报表演、期刊、宣传栏等方式进行宣传。社区也要积极宣传有关性的教育，免费发放避孕套等物品。对于社区内已吸毒人员，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鼓励他们戒毒并在物质上给予他们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社区和社会的温暖，同时其家庭成员也要进行帮教，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难，帮助吸毒人员早日走出困境。
（四）落实帮教责任，控制复吸率
对离开戒毒场所的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是“无毒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吸毒者在戒毒回归社会之后，其心理上对毒品还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并且这种依赖性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控制此类人群的复吸率，帮助他们客服心理障碍，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很重要。
首先，社区工作中的帮教必须是专人定期进行，对每一吸毒者都要至少一人负责，一帮到底。除了思想上的说服教育，帮助的范围还要包括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和学习等方面，加大力度帮教，帮教率必须达到百分之百。其次，帮教人员要与吸毒人员建立平等互信的朋友关系，经常进行家访，一起出去娱乐等，谈话时避免采用讯问的语气，与他们建立信任，从而更好地彻底戒除毒瘾。最后，按照规定，对该吸毒人员建档，不定期进行考核，主要通过尿检的方式，表现良好，不再复吸者，予以奖励。
创建“无毒社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并持之以恒，创建工作一定会从社区走向各县、各省，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邹杰华，郝鸣，丁小川.创建无毒社区的措施及方法[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5）.
[2]张绍民.禁毒大视角——中国禁毒历史概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59.
[3]牛何兰.当代云南禁毒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4]张义荣.中国毒品形势的悄然质变与禁毒行动变革动因[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2）.
作者：李丹
第三篇：美国早期禁毒立法中联邦权力问题评析
摘要 由于宪法所赋予的州权具有特殊且独立的特点，在早期美国联邦禁毒法的立法过程中，为了便于法案在国会上顺利通过，法案制定者多以征税之类的宪法所赋予的联邦权力来掩饰其行使地方治安权之嫌。出于推动早期禁毒法案通过的需要，涉及歧视及夸张失实的宣传手段在立法过程中也屡见不鲜。美国联邦体制的权力分配问题是美国毒品祸害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联邦体制，征税权，禁毒立法，治安权
在美国禁止类的立法史上，有两项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禁酒与禁毒。至于禁酒，在今日“无酒不成席”的时代里也许让人感觉惊诧，但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确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这场运动甚至动用了宪法修正案的程序颁布了《沃尔斯特法》(TheVolstead Act)，俗称《禁酒法》。然而，联邦层次的禁毒立法则显然没有禁酒立法来得顺坦。由于联邦政府的行为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限制，联邦禁毒立法无法公开对麻醉品的使用本身强加规制。为了避开立法上的瓶颈，早期禁毒立法内容多以曲折“借力”的手法得以通过。之后，伴随着执法的日趋严厉，联邦治安权的介入则成为争议之所在。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行美国宪法形成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在不久后的美国最初十三州特别会议上获批。1789年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由各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由联邦政府为联邦的运作服务。这样，美国国体就以联邦体制取代了过去基于邦联条例而存在的松散的邦联体制。在这个联邦体制的国家里，宪法赋予各州以充分的权力。在有关联邦权与州权划分的原则问题上，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十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凡是宪法未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均属各州与美国人民所有。纵览美国现行宪法包括一个序言、七章与二十七个修正案的内容，显而易见，联邦并不拥有直接干涉美国人民的道德、行医以及各州治安的权力。
然而，20世纪初的美国，饮酒与吸毒均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早期的禁酒与禁毒立法只能巧妙借力、另辟蹊径来解决联邦执法与行使治安权中涉及联邦管制道德等权限问题。但是，由于禁酒运动参与者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有着禁毒派无法比拟的强大力量，在经年的努力之后，禁酒派终于在1919年1月16日让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得以通过：禁止在美国国内制造与运输酒类。《禁酒法》法案虽曾一度受到威尔逊总统的否决，但最终还是凌驾于总统否决权之上在同年10月得以通过。与此相反，对成瘾性麻醉品的禁止虽然同属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哈里森麻醉品税法》(The Harrison Narcotics Tax Act，以下简称《哈里森法》)表面上却只是一个税法，而且，它的通过更多的是出于美国毒品外交的需要以及基于它是“一项道德层面上的常规性法律”。所以，与国会中沸沸扬扬的禁酒讨论声势所不同的是，《哈里森法》是在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很快通过的，甚至连1914年12月份当周《纽约时报》的新闻总结也把《哈里森法》通过的新闻遗漏了。显而易见，与高潮不断的禁酒立法相比，禁毒立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禁毒立法注定是无法像禁酒立法那样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直接推行其改革社会道德的措施。因此，以《哈里森法》为代表的早期禁毒立法只能借力宪法所赋予的其他联邦权力之名以实施其禁毒之实。
二、早期禁毒立法中联邦权力的应用
诚如大卫·马斯托所言，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由于难以确认联邦立法控制道德领域“是否合乎宪法”，而且，由“联邦控制成瘾性麻醉品的使用和医生处方被认为是违宪的”，所以，在1900年以前，联邦政府并没有努力去制定法律以控制成瘾者麻醉品的使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美国占领西班牙领有的远东殖民地菲律宾，解决菲律宾固有的鸦片问题以及远东尤其是中国鸦片问题以实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扩张则自然地进入美国决策者的视野之内。出于美国毒品外交政策所催生的现代国际禁毒运动对于联邦综合禁毒立法的需要，加之美国作为“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的倡导国及其自身禁毒理念输出的责任，以及美国本土业已存在的毒品滥用的社会问题的影响，在国内外诸要素交加下的联邦禁毒法的产生只需假以时日。
1906年通过的《纯食品与药物法》加强了对食品与药品制造业对其产品的成分进行标示的要求。尽管它还称不上是一部联邦禁毒法，但是，作为联邦立法的一项内容，负责拟定该法的哈维·怀利博士(Harvey w.Wiley)依据宪法第一章第八款所授予联邦的州际商业管理权力而促成了该法的成功通过。这种在立法过程中借力宪法赋予的联邦权力去迂回性地管制药品的技巧，无疑对于《哈里森法》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示范效应。
1909年末，素有“美国禁毒法之父”之誉的汉密尔顿·莱特(Hamilton Wright)决定以美国联邦宪法第一章第七款所规定的联邦征税的权力为据，通过立法控制成瘾性麻醉品的贸易。即使如此，莱特起草的《福斯特法案》(The Foster Bill)还是因未能均衡各方面的利益，且在地方州对于联邦干预州权疑虑尚深的情况下被否决。1909年，众议员J·盖恩斯(J.H.Gaines)在其国会辩论中的一些发言就代表了国会对于联邦治安权力的怀疑态度：“如果能铲除的话，铲除吸食鸦片需要有绝对且完全的权力。我们的联邦政府并不拥有这种权力。”1911年2月，《福斯特法案》遭否使莱特意识到联邦权力的局限性，感觉到以明显而直接的联邦政府权力来限制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消费行为将使禁毒立法遭遇不必要的阻力。于是，在《福斯特法案》基础上提出的《哈里森法》，除了在法案内容上对利益集团做了必要的妥协之外，法案起草者莱特还强调了它仅有的税法功能。1914年4月21日，莱特在国会上所做的为法案辩护的内容中，核心就是反复说明该法案只是以税收的形式加强对成瘾性麻醉品的管理，以求减少国会议员对于联邦干预州权的恐惧。在多方工作的基础上，《哈里森法》终于在1914年12月14日得以顺利通过并经威尔逊总统签署而在17日成为法律。即使如此，在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韦伯案”等多起相关判例使该法得到更多的治安权力之前，诸多的法院判决还是使它时常陷于不利或者微弱优势的境地。
1937年的《大麻税法》的形成与《哈里森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麻税法》问世之前，美国联邦麻醉品局(FBN)本欲以《哈里森法》修正案的形式添加大麻管制的内容，但这个想法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之后的《大麻税法》法案由于担心最高法院对《哈里森法》的合宪性问题的攻击，因此采用
了稍有不同的法理依据内容。《大麻税法》效仿了1934年通过的《国家火器法》(The National FirearmsAct)中联邦对于火器贸易进行征税的法理内容。1937年4月14日，在充分的舆论条件下，由联邦麻醉品局专员哈利·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起草的《大麻税法》法案经众议员罗伯特·杜顿(Robert L.Doughton)递交国会，在众、参两院通过后，8月2日，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字而成为法律。193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之后，被《哈里森法》排除在外的大麻终于再次被列入了美国联邦禁毒法管制之内。从此，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与大麻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全部被打入了非法的行列。
即使是1970年所通过的、将之前所有美国联邦层面的禁毒法融为一体的《综合药物滥用与控制法》，依然采用了六十多年前《纯食品与药品法》所依据的州际商业中的联邦管理权力。只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法律的不断解释和改进后，美国州际商业中的联邦权力较前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扩大。所以，该法中所涉及美国毒品控制过程中的警察权力的介入，无需如早期禁毒法那样要凭借税收方式来加以伪装了。
三、实现联邦权力过程中的种族歧视
在早期美国禁毒法的形成过程中，由于无法像禁酒法那样直接使用宪法所赋予的联邦权力去实施治安权力的介入，为了使法案得以变为法律，除了借用联邦征税权之外，早期的毒品活动家诸如莱特与安斯林格等都采取了如凯文·莱昂(KevinRyan)所评述的“习以为常的”传统“树敌式”的手段以制造声势去促使法案得以通过㈣。这种为了让禁毒法通过的另外一种“借力”手段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夸大少数种族在毒品使用上的危害则是早期禁毒立法宣传中的共有现象。
在《哈里森法》的立法过程中，莱特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固有的种族歧视思想，大力宣传万恶的鸦片源自华人说。1910年，在莱特写给国会的报告中，其排华言论溢于言表。他曾引用当时华人男性与白人妇女之间因吸鸦片烟而同居之事来说明抽吸鸦片烟现象对所谓美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威胁。这与他在同一个报告中以种族歧视十足的口气抨击可卡因之于黑人异曲同工。《哈里森法》草案提出后，虽然南部各州对于州医疗权与治安权被联邦触犯尚有诸多踌躇之处，但他们还是同意“比起威士忌，可卡因的后果更为暴力”的说法㈣。这种说法在南部各州有广泛的支持者。为获得南部各州议员的支持，莱特极力附和他们的意见，将可卡因与所谓的黑人暴力犯罪行为糅合在一起。当时，莱特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有意识地把可卡因与鸦片等麻醉品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以讨好南部各州的议员。莱特指出：“误用可卡因而直接导致犯罪是每一个州与诸多个体一直以来就有的担忧……可卡因可能是所有犯罪关联因素中唯一一种不断扩大着的成分……使用可卡因的消极效果比起美国其他任何一种毒品带来的都更为可怕与恐怖。”在南部诸州的黑人可卡因使用者中，多数人出身贫寒。莱特认为，这种因素更加深了可卡因使用者的暴力倾向。在他看来：“黑人的可卡因使用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需要高层政府机构予以处置的复杂问题。事实上，南部的许多州已经在立法层面上去努力面对这问题了。”在该报告中，莱特还不忘指责那些尚未立法禁止可卡因的州，批评他们不负责任，指出由于他们对可卡因不予限制，致使南部诸州的可卡因问题更为严重。莱特再次将女性吸毒问题夸大化，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蔓延，那么全国的许多大城市将会有更多的“年轻白人女孩因使用可卡因而颓废，进而成为卖春一族”。莱特的报告表面上有板有眼、正气十足，但事实上其内容含有极大的策略成分，他无非只是想得到南部诸州国会代表对其法案的支持罢了。
在《大麻税法》立法过程中，较之莱特高明的是，安斯林格有效地动用了媒体和一些支持团体的力量，从而使媒体在对他及“联邦麻醉品管理局”极尽歌颂之时，也配合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取缔大麻的宣传活动。只是这些宣传充斥着太多的非科学的虚夸内容和意图性的种族歧视成分。《纽约时报》的一些文章甚至毫无根据地夸大大麻的毒性，将大麻的毒性描绘成足够毒死马匹以及使人精神错乱。还有的干脆将臆测的50%的暴力犯罪数字加之于使用大麻的墨西哥人等外来者身上。就安斯林格个人的言论而言，虽然他不像莱特那样公开地在其著作以及国会证词中表述其种族主义倾向，但是，正如杜丽丝·普罗文(Doris M.Provine)所言：安斯林格只是更为慎重地挑选其词汇表达类似的问题而已。事实上，安斯林格在国会作证时以及在其个人著作中，总是不忘提醒人们毒品来自外来者，并时时将吸毒及犯罪行为与低收入阶层及有色人种联系在一起。这种安斯林格式的表述方式，无疑是他心中自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姑且不论早在19时期中期就开始执行的地方禁毒立法，仅《哈里森法》通过至今，美国所走过的联邦毒品控制历史已近百年。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无法摆脱毒品之害且时有毒祸连绵之势。如果说，中国近代的禁烟运动由于国弱民穷而中途夭折且致国运衰微，那么，从20世纪初联邦禁毒开始时期就是世界新兴大国并进而崛起成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利坚帝国，为何以其昌盛之国力、齐全之法律，围追堵截毒品长达百年之久却依然望“毒”兴叹?究其原因，固然因素繁多，但联邦体制所导致的联邦与地方的权力分散、各自为政却是毋庸置疑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早期禁毒法中由于联邦权力与州权之间的冲突而导致法律的执行不力、甚至为了立法的需要而不惜牺牲少数族裔与低层阶级利益的做法，就已经充分暴露了禁毒法在其立法与执行过程中的阴暗部分。时至今日，尽管大麻依然位居美国联邦禁毒条例中“最高级别”的危险毒品之一，但是，即便是在“毒品战争”(War on Drug)如火如荼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还是先后有12个州对大麻或实行了合法化、或明显减轻了惩罚力度，以至于联邦层面上的大麻取缔措施陷入空转化状态之中。而就在2010年11月3日，出于增加州政府税收的需要，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次全体州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将大麻“升格”为如同香烟一样的嗜好品。虽然州民投票的结果否决了大麻合法化的提议，但是，在大是大非的禁毒问题上，在地方与联邦措施的南辕北辙达到如此惊人地步的美国，其禁毒之路无疑是漫漫且修远!
作者：陈新锦 林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