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的渊源

第一篇：中国茶文化的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流长

中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充满智慧的儒释道思想，包罗万象的文史哲三科，和谐统一的天地人三学，都集中地显示出人文精神的内涵，可谓是殊途同归。

人文精神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精神追求，是指向人的主体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其实质是对人生存的关怀与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深深根植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其内涵和精髓给予后人以深深的思考。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能引领我们树立崇高的思想境界，认识、了解并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位于“群经之首”的《易经》集结了古人的智慧，蕴含了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则，它所承载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相依共存、审时度势、诚信待人、和悦出世等思想，对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更是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想。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仁”其实就是博爱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老子的《道德经》则以其独特的视角，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唯物主义命题和自然无为的天道观。老子强调的“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思想同样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吸纳圣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会使更加我们懂得人之为人的根本。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助于能培养美好情感，修养自身的情怀，提升人格魅力。司马迁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崇高理想铸就了贯穿古今的通史《史记》，他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吸取儒家、道家之精华，在书中表现出积极的进取精神。从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信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可见司马迁爱憎分明的勇气与深厚的人文情怀。脍炙人口的唐宋诗词更是一个人类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地方，它谱写了人性中最相通的情感，呈现着文人们的人格、气质和风骨，能够引起现代人的思想共鸣。如李白的《望天门山》表达出积极进取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杜甫的《望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出救治天下的责任意识。苏轼的《水调歌头》、李白的《赠汪伦》、孟郊的《游子吟》等则表现出有诚挚友爱的情感体验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则表现出追问生命内核的终极关怀。唐宋诗词的神韵成为后人巨大的精神盛宴。

第三，在现代教育管理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实施更科学更人文化的管理，实现科学和谐发展。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作为领导和管理者，学习吸纳《孙子兵法》的智慧策略对于提高管理水平大有裨益。《孙子兵法》是竞争的哲学，更是管理的科学，虽然通篇都在论战，却处处都在讲“和”，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必以全争天下”、还是“尚谋”和“五德”的主张，其主体思想均在于“止戈谋和，以和止战”。这一切都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人文价值观。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以补天平地的远古神话作为小说的序幕，追本溯源地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以木石前盟作为引子，体现了《中庸》中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和谐观。他以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基石作为小说的思想基础，将儒家思想定为主流思想，释家和道家思想定为非主流思想，体现了自汉朝以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思想。他以历代各种不同的文化载体如汉赋、唐诗、宋词等作为小说的骨架，成为真正的文备众体。他以民族语言和地方语言作为小说的皮肉，将古人语言、民间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等融于一炉，体现了华夏民族语言的丰富。他以一个内涵丰富的 “情”字作为小说的血液，囊括了爱情、亲情、人情、友情等人间所有的真情，突破了老庄哲学的生死观，突破了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束缚，超越了活在当下的人生追求。《红楼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给现代人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 传统文化决定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决定人类的情感，所以说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因素就是文化。这个文化体系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本命脉所在。要想改变人类生存的现状、改变人类未来的命运，最根本的途径是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将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企业文化的渊源

——《中国企业资本——动力之源》序(中)

苍狼

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文明往往是伴随着物质文明而产生的，企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个基本原理。

企业文化是从西方文明中延展而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911年，美国的泰勒经过对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科学管理学说，创立古典管理理论，导致企业管理开始由经验管理阶段进入科学管理阶段。科学管理理论实施人类在企业管理上的首次系统化、科学化尝试，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较之经验管理有了较大进步。

30年代，美国学者梅奥创立了以“社会人”为主线的人际关系学说，以此为基础，40年代以后又在美国形成了包容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的新的管理理论---行为科学;二战以后，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兴学科的相应产生，以组织管理为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奠定企业文化的发展基础，由于企业文化逐渐渗透在企业管理和生产力发展之中，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新的技术发明涌现，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美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头号经济强国。

进入70年代以后，以石油危机冲击为契机，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于1973年戛然而止。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

美国企业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成为现代企业跳跃发展的关键。

1980年以后，美国人终于明白，日本企业的成功固然与资金、设备、技术等诸多因素有关，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日本企业在管理实践中能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框架，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于其在借助欧美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国实际，着力实现管理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导向的企业文化。用日本人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

发展就是硬道理。八十年代初，西方人重新审视企业文化之时，纷纷关注日本管理模式，研究日本企业文化现象。紧接美国的沃尔格出版的开美国企业研究之先河之著——《日本第一》，1980年到1981年间，美国管理界连续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企业文化的论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四部著作以其崭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论述和丰富的例证，把企业文化牵引到一个鲜花烂漫的春天。

1990年后，本杰明·斯耐得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1997年，爱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与领导》第二版出版。在这一版中，沙因增加了在组织发展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组织文化，组织主要领导如何应用文化规则，领导组织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他还研究了组织中的亚文化。

1999年，特瑞斯·迪尔和爱兰·肯尼迪再次合作，出版了《新企业文化》。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稳定的企业文化很重要，他们探寻企业领导在使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工人作为人的需求之间维持平衡的途径。他们认为，企业经理和企业领导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和谐的企业运行机制，汲取著名创新型公司的经验，激励员工，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迎接21世纪的挑战。提出企业文化这一理论体系，成为当时全美最畅销的书目，标志了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新阶段。

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一批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逐渐达成共识：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企业文化力的较量，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企业文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出萧条的阴影。通用汽车、通用电器、可口可乐、沃尔玛等国际知名企业的规模急剧膨胀，并产生了微软、思科等驰骋世界信息市场的巨无霸。企业文化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91年3月到2000年12月，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最长的一个时期，比60年代连续增长106个月的纪录多出了11个月;在1997年以后的4年里，美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都超过了4%。这次美国经济扩张实际上

是从1982年底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0年。到2002年底，美国的年GDP已超过了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年GDP的大约三分之一!

多少年来，我陶醉在国内外的企业文化之中，我私下认为，企业文化的渊源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企业文化从“泰罗制”开始(即侧重于技术——围绕着生产力研究的文化)，飞跃到以“马遏尔式”(即不但研究生产力，而且涉及生产关系问题、人的道德情操、人的价值追求。)强化“企业心”，通过对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来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在世纪交替之时，企业文化研究已进入“波特价值链”(即将企业全部运作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人们在研究核心竞争力、核心业务的同时也在积极的探求核心价值观的构筑。

作者简介

许强笔名：谭儒、苍狼、一路等。

某日报社总编助理、产经新闻部主任。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高级经营师，中国品牌经理人协会理事，中国十大品牌经理人(提名奖)。

作品有《中国人可以说富》、《中国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厂长成功案例读本》、《大谋局》、《领导成功管理智略分析报告》、《总经理掌控商道能力分析报告》、《酒歌与苍凉》等多部书籍和数千余篇经济随笔。其中《中国人可以说富》发行量突破十万册，《大谋局》为中国图书“三大局”之一。

第三篇：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

企业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成功源于日本的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和与外部联系中的诚信。日本职员的团结、协作和同甘共苦，还有像休戚与共、甘愿为企业、团队不计个人得失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令人惊讶。在与外部的联系中，日本企业的诚信度是世界公认的。诚信来源于团队内个体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而日本企业文化的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

儒家文化的引进

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7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史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的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的人伦关系、忠、孝、诚、信等经过诠释与吸收逐渐日本本土化了。有专家说，日本文化的中心是儒家文化，这一点都不为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根基就是日本化了的儒家思想。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从字义上理解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儒学思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

武士道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为严格的教诲，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是武士最忌讳、最不屑一顾的;勇是敢作敢当、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如刚毅、不屈不挠、大胆、镇定自若、勇气等品质都属于勇;仁是恻隐之心，爱、宽容、同情、怜悯是人的精神中最高尚的东西;礼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郑重;诚是信实和诚实，高于礼之上;名誉则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义是对上的服从和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武士道最初作为武士阶层的行为之“道”，通过多种途径流传、传播开来，也向全体国民提供了道德标准。虽然平民可能未达到武士的高度，以之为中心的“和魂”却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就是因为“和魂洋才”的支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已经成为历史，如散落的樱花一样，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神根基。

武士道精神的延伸

虽然武士道精神由上到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根本，但具体把这种精神和思想平民化的是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岩和末期的二宫尊德。

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商业资本的发达，从事商业活动的町人力量越来越强，给商人现实生活以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了町人的生活哲学——心学。心学的基础是性理学，即程朱儒学。石田梅岩是如何把心学转化为町人的实践哲学的呢? 他首先肯定商人及商业的存在意义。他在肯定士农工商这种身份制社会的同时，又主张尽管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在职份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商人既要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又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职业的存在意义。并通过解释和论证，把他普遍性的天人合一的性理学同特殊的经验世界中肯定商业的思想结合起来。

梅岩认为，正直(诚实取利)和俭约是商人之道。非法取利是商人的不正当行为，是恶德，以正当方法根据当时市场的变动取利为正当利益。正直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还表现在占有关系中。“我物即为我物，人之物即为人之物，借出之物要收回，借来之物要归还，不能有丝毫私心”。此外，在人际关系中，“行正直，则世间同归和睦，四海之内皆如兄弟”。这样，他把正直作为人伦之本，认为是行商的基本条件。俭约在梅岩那里有比经济意义更为深刻的含义，被视为是根本性的道德。不仅是治家从业的个人道德，也是治国的社会道德。俭约不是吝啬，“万事唯随法”，即根据物的性状和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它的效用。石田梅岩逝世后，在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心学运动很快扩展到以江户(今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除九州外，全国约建有200个讲习梅岩心学的学舍。通过各学舍的教育活动，给与町人、农民、武士等各社会阶层以巨大的教化，确立了以正直和俭约为主要道德条目的伦理道德观。商人根据商人之道进行正当的商业活动，不仅为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明治以后日本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现代商业企业规定了经济伦理规范，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现代商业企业文化仍然恪守着梅岩的“道”。

在梅岩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报德思想家——二宫尊德(原名二宫金次郎，1787～1856)，是日本的教育家、农学家，也是日本本土派思想家。他的报德思想在明治时期即得到了认同和推广，对普通民众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勤、俭、让的生活观，顾名思义勤即勤勉、勤劳，俭即俭约，让即推让。他的这一生活观是融合了儒学、神道和佛教的说教及自己年轻时经历而形成的信念。与武士道精神和梅岩心学一样，其基础还是儒家思想，但与传统朱子学的天道即人道、强调人应该遵守天道不同，二宫尊德区别了天道与人道，并主张以衣食住为根本的人道的独立性。在他人道作为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资本制经济的工业、农业并重、重视实践与经济发展的思想。二宫尊德的报德精神的两大支柱是“道德”与“经济”，他说过“忘却道德的经济是罪恶，忘却经济的道德是空言”。后

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经营理念与二宫尊德的理念完全一致。二宫尊德是农学家，但他的目光却不仅限于村落，而是投射到整个国家与社会。勤劳是他提倡的一种人类应有的生存方式，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勤奋努力，勤劳是报天地生育抚养之恩德。对于勤劳换来的劳动成果，要节俭，但并不是消极地节俭，而是提倡以正当的消费和积极的劳动来增加社会财富，积累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最终目的在于报德。他还认为各个职业之间没有地位差异，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应该兢兢业业、坚持到底，教导人们应该有热爱本职的敬业精神。对于商业，他认为商业的目的是为了流通商品的有无，

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同石田梅岩一样，他也强调要顺从“商道”。“商道”就是以诚实正直的心来对待商业，把经济与道德相结合。

明治时期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全面地转变为面向社会一般的报德精神。1905年(明治38年)“报德会”成立，创办刊物《斯民》，研究宣传报德思想。1912年(大正元年)改为“中央报德会”。这期间关于报德思想的文章和刊物大量发表和出版，对日本国民的教化、内政改良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报德思想及其中体现的职业伦理既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稳定了社会秩序，又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鼓励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日本商业及企业界仍然普遍适用。

文化渊源的意义

不论是武士道精神还是石田梅岩的心学，还有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等，其根源其实就是吸收并发扬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今天，日本知名企业中如京瓷、松下等各个企业文化的特色虽不同，但可以说基本都与传统儒学思想有关，并融合发展了神道佛教等的教诲，这也证明了传统的东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还是极具生命力的。

日本的崛起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注意，加之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和生态领域问题并由此引发的弊端也日渐突出，很多学者不断的在开始研究如何在东方传统文化上构建企业文化并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能够保持长久不衰的知名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团结内部，引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在民众对社会问题认知及判断能力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诚信式企业文化建立对企业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何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优势构建自己的企业文化以便不断提高和发展，不妨可以借鉴日本一些企业的成功之道，当然在这同时还要注意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以求良好有序的发展。

试析日本企业文化特点

日本被称之为东方的神话，其2005年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据世界第四，在200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有81个。日本自从二战后的一个战败国如何在短短的四五十年中成为世界是一个经济强国，科技强国?这是20世纪许多国家讨论的问题.企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日本的企业，企业的发展又于企业的文化理念密切相关，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企业的文化特点。

我们从日本几个富有代表性的企业出发来深入了解一下日本企业的文化特点。

一、松下电器(Panasonic)

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创业之初就定下了自己的经营理念，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松下幸之助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赚钱是企业的使命，商人的目的就是赢利”。但他同时又声言，“担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是经营事业的第一要件”，松下认为，经营的第一理想应该是贡献社会。正是这种崇高的信念支起了松下的今天，我们知道最强大力量来源于人内心一种坚定的信念。

“自来水经营哲学”是松下电器公司最基本的经营理念，相当于宪法中的总纲。他的经营信念

即在于此：“如果一切东西都像自来水一样，能够随便取用的话，社会上的情形就将完全改变了。我的任务就是制造像自来水一样多的电气用具，这是我的生产使命。尽管实际上不容易办得到，但我仍要尽力使物品的价格降低到最便宜的水准。“大抵生产的目的，不外乎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以充实生活的内容。这也是我生平最大的愿望”。让电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实际上，不仅是松下，丰田。索尼，本田，以及富士通，佳能等日本知名企业都具有相似的经营理念: 遵守国内外的法律及法规精神，通过公开、公正的企业活动争做得到国际社会信赖的企业市民。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通过扎根于当地社会的企业活动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这些共性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企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积极倡导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相统一，为企业发展培育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二、索尼公司(SONY)

我们对这个公司的第一印象肯定是-他是亚洲以至全球电子科学技术含量最高的企业之一。我们中基本上每个人购用过他的产品 .索尼公司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营销理念-’’不做客户想要的东西,而做能帮助客户的东西”,这创造需求的观念是索尼在营销上的创新.做为电子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产品创新是公司的生命，当然索尼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到了世界的前列。同样这种创新精神也是体现在日本的各行各业中，当然这同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特别体现在国家对技术研发的财政拨款上，据统计，日本创新研究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目前已经达到3%左右。其中，用于技术和产品创新的费用，仅占1/3左右，而绝大部分费用，花在了对现有产品和现有技术的改造、改进上。这也说明了日本人创新的一个态度：对于任何一个产品，一定要挖掘出其最大价值，在某一个领域中，不成为该领域最优秀的企业誓不罢休。强大的科技投入，是发展关键技术的基本保证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得出了日本企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努力做到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培育支撑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文化力量。

三、丰田汽车(TOYOTA)

我们知道丰田在上个世纪进入美国市场靠的是两个利器--价格、质量和油耗少。这三个法宝给美国的通用和福特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同时在逐步进入21世纪，资源问题成为世界性的课题，这一方面并没有被丰田所遗漏，因此丰田喜一郎认为，开发燃耗功率高、可靠耐用的汽车对日本汽车工业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因此新公司成立后，他马上就在研究开发方面为汽车技术的革新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丰田公司不惜将年销售额的6%作为攻关资金，组建起1.2万人的庞大研发队伍，开始了“绿色”汽车的发明创造。经过长达5个年头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试制，1997年12月丰田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混合动力汽车——先躯。它消耗每升汽油的平均行驶里程比一般汽油车至少提高一倍，污染物却减少了90%,这一新产品的开发给能源的节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节约意识也是与日本的历史和地理密切相关的。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位于太平洋西侧，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

相望。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小物稀，这培养了日本民族节俭的观念，“勿暴殄天物”是许多日本人的口头禅，这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国民的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是最高的。

日本首次提出了零库存的概念，开始还被西方学者视为不可能，但事实证明力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日本公司通过批量生产，对产品的事前检验，对资源的最大利用来达到低成本的目的因此，日本企业文化特点的第三个方面—低成本意识/节约意识

四、其他

19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处于缓慢增长期，即使在企业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仍然坚持以“年功制”为主的分配模式，较好地保持了员工队伍的稳定，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丰田公司注重人才的培育，也是它成功的重要方面。它提倡的企业使命是“造物、育人”，经营理念则是“造物先育人、先人后事”。丰田对人才开发的重视不亚于对产品的开发。公司通过招聘、培训、使用、评价、激励、升迁、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等方法培养人才，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创造人才辈出的局面

日本企业文化特点的第四个方面—“以人为本”与“以企业为家”的人本主义

我们一看到是日本生产,日本产品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质量有保障，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理性的消费观，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拿去年的三菱汽车的例子来说，由于设计上的疏忽使得三菱汽车由于刹车失灵而导致公司将同一批量产品回收。但这也说明了日本企业在总体形象上的设计得到很大的成功。

日本企业在宣传产品的同时开始经营“文化”。一是非常重视产品和企业形象的宣传。企业设有规模较大的宣传部门、企业文化部门或形象策划部门。二是对文化进行战略投资。 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特点之五-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把宣传产品与经营“文化”相统一

我们去分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文化特点，其目的并不在于知彼，而在于从中有所收获，虽然日本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并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故为今用，洋为中用。

1、把企业文化建设看成是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

企业文化是除人、财、物之外的第四种重要资源，中国企业要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内容，提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的自觉性。

2、把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考虑。

日本企业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积极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对当代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当前，中国企业面临构建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社会)、企业与环境、员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六种和谐关系”的难题，频繁的矿难、紧张的能源、环境的污染等都说明和谐的企业文化理念还未建立起来。因此，中国企业应更加重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不断优化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和员工身心的和谐发展。

3、处理好企业形象塑造(CI)战略与顾客满意(CS)战略的关系，提升企业的形象

许多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多已实施了CI战略，有力地提升了企业自身形象，但对顾客满意(CS)建设方面重视不够。CS战略在日本企业已经被广泛实施。有的企业在经营理念中提出“洞察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就是深入到顾客的内心深处，去发现连顾客自己也还没察觉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其变为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给顾客以惊喜，继而创造新的需求

随着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导入CS战略是一种趋势和必然。目前，中国企业应该对实施CS战略进行认真研究，择机导入广泛实施这一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品牌和形象的新提升。

第四篇：从儒家思想看廉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任城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岳秀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和主流，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形成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其中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即使从现代角度来看，也是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修身观、人文精神、功利思想、人才观等儒家思想的精华，至今仍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教益，得到陶冶，得到启迪。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研究和探索廉政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党性修养观念，在全社会形成知学好进、尚廉知耻、崇德思贤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儒家思想与廉政

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乱局非常不满，主张复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乐并非是敲钟打鼓，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而是严肃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有所谓“德音”之说，即以音乐象征政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记载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奏响象征廉正、庄严、诚信的德音，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声”，指钟、石、丝、竹、鼓鼙之声。而丝声与廉德相配。所谓“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就是说，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即可视为廉政文化的重要乐章。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所谓“政者正也”一语，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转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

2 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二、廉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其社会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绝如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廉政文化传统。这个廉政文化传统，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

3 《循吏传》可见一斑。例如：在治国方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人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时，有两名武将误砍了昭陵(太宗陵园)的柏树，罪当免职。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狄仁杰面奏皇上，力辩其罪不当死，奏称：“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则天称帝时，许多大臣唯唯诺诺，独狄仁杰一身正气，敢言直谏。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为了笼络狄仁杰，对狄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臣当改过;如认为臣无过错，则是臣之幸运。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武则天赞叹说：“真有长者之风啊!”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官库不足，诏令天下僧众“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以“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造佛像)既费官财，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谏，使武则天罢除此役。如此等等，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北宋初期的名相范仲淹(989—1052年)是著名的儒家改革家和廉政文化实践者。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推行了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

4 内容的“庆历”新政。他以人为本，忧患天下，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激励士气、修炼官德、坚持廉政的箴言。他以身作则，常将俸禄节余，用于接济族中贫苦之人，并在乡里购臵义田扶贫济困，成为后代许多清官学习的榜样。其子范纯仁深受乃父人格影响，在刚出仕任地方官时，遭遇地方大饥荒，他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未经奏准朝廷就开仓赈灾救济难民，深得民众爱戴。

在爱民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记录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清官廉吏，有宽政为民者，有以身作则者，有引咎请死者，更有廉正奉法、严拒贿赂送礼者。他们笔下的“循吏”，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是“奉法循理”、“谨身帅先，居官廉平”从而获得人民爱戴、使得远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以“不与下民争利”、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见《史记〃循吏列传》);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公正，“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家无余财”(见《汉书〃循吏传》)，算得上是清官。

在修身方面，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之所以在宋、元、明、清四代历经数百年而门第

5 兴盛，其治家秘诀就在儒学的“孝、义、忠、廉”四个字，他们坚持了“以孝治家，以义济世，以忠报国，以廉居官”家族文化传统。郑义门的家长们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关廉政的理论与实践事迹，足以看到中国廉政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可具体感受到历史上那些清官、廉吏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古人云“廉吏足以为民之仪表”，今人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信哉斯言!廉吏的表率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廉洁，更在于他们怀有一颗敬德爱民之心，在于他们以民为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历史的褒扬。

三、廉政传统与艰苦奋斗、反腐倡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廉者昌，贪者亡”。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士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制薄”。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总结的千古警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际实践证明，腐败是国家动荡的主要原因，坚持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条件。

6 这一规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概莫能外。

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险，饱受磨难，不坠革命之志，在艰难中成就伟业，在困苦中创造辉煌。靠着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成为井岗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部共产党人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延安时期，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缺吃少穿的生活条件，共产党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了艰苦的难关;抗日战争中，党领导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团结奋斗、消灭敌人;解放战争中，党领导人民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坦克大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创造了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西柏坡时期，土坯垒墙的农舍成为大决战的指挥所，军委作战室只有三张简陋的办公桌，就连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在一个大伙房召开的。在生活上，领袖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已掌握了大半个中国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直保持着普通人民的生活习惯，带头发起"每日节省一把米"活动，他的衣服每件都是补了又补;朱德同志

7 多次帮老乡拉耧种地、割麦插秧;任弼时同志的寝室内铺着在延安大生产时织就的破毛毯;刘少奇同志的房间里放着跟随他转战南北的旧木箱……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精神，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斗争的印记，艰苦奋斗的精神，溶入到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之中，成为崇高的风范、光荣的品质。革命的熔炉铸就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在党的历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把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勤俭建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他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勤政廉政，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然而，与此同时，在新旧体制转轨时出现的大量体制性漏洞与摩擦、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少数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意识有所淡化，认为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困难时期的事，现在再讲不合时宜;也有的认为，现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领导也应该“轻松”一下，“潇洒”一回。这些人在生活态度上，奉行及时行乐;在生活方式上，贪图安逸;在生活追求上，向往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出国旅游;有的讲排场、比阔气、比待遇，车子越坐越豪华;有的挥金如土、铺张浪费;有的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流连于软玉温香之间等等。这些决不是一般的生活小节，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如果不加强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教育，加强反腐败斗争，做好廉政工作，就可能使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并将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一再强调要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勤政廉政的制

9 度建设，如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和基本原则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查处了一批像胡长青、成克杰、李真、李嘉廷等大案要案。这些反腐倡廉措施巩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大众的、社会的廉政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头等位臵来抓，从教育、制度、监督、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逐步确立过程，新旧体制交替、新旧观念转变之中，使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着不少新问题、新情况。因之出现的各种各样利用手中权力的官员求取不正

10 当利益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关键是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俭的浓厚氛围，发挥廉政文化的作用。

所谓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文化素养。

当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但我们从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上，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是精神，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即建设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鞭挞制度。第四是风俗，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以贪渎为耻的良好风尚。第五是文化素养，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识，做到“行己有耻”、“三省吾身”，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一个格高行廉素质的从政人才。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要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对公民的社会公德和家

11 庭美德教育，增强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文化功能的重要性，并大胆实践，把先进文化建设与党风廉政宣教工作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加强“三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崭新载体。

廉政文化建设在突出加强对领导干部教育这个重点的同时，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着眼于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腐耻的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奉公的道德风尚。宣教不等于说教，提高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艺术性，做到寓教于乐，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题中之义。

拓展延伸廉政文化建设层面。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领导干部如果搞“自己生病群众吃药”那一套，把自己变成教育的“免检”对象，迟早都会出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是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应学以致用，带头上党风廉政教育课。要积极运用现代传媒，唱响廉政文化主旋律。现代传媒对于传播廉政文化、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激励、导向作用和社会认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12 农村，扩大廉政文化的辐射面。廉政文化只有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认知、感受、参与并积极付诸行动，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

第五篇：浅析探析楚辞渊源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承

论文关键词：楚辞;古典文学;浪漫主义

论文摘要：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春秋的《诗经》、秦汉的辞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以时代标名。这说明它不是某一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独树一帜，恰恰是以产地命名的。楚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乐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鉴神话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仍保留着那种纯朴、自然的本来面目，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伟大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

《楚辞》收诗25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屈原所作，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对楚辞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其代表作《离骚》的评论和研究。“骚体”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离骚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其内容包含对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及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洁高大、血肉丰满、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1]，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显赫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2]是颇能说明典范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的。

首先，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汉初，遭遇和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安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另外，还有多少离谗忧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无限敬仰之情。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屈原是永远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诗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主张，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的喜怒哀乐全系于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别”也是爱国主义诗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由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汉唐到明清，悼骚、感骚、拟骚之作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借注解楚辞作品表达他对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对屈原也是无比钦慕、推崇备至的。鲁迅认为屈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他甚至将屈原的辞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作品题记。郭老写过十多篇屈原研究论文，对屈原评骘极高，其剧作《屈原》更是体现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楚辞作品的影响。王逸说：“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屈赋宏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式，运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的形式与韵律，创造了一套句法参差灵活的新诗体，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长。”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学习屈原、继承屈原衣钵的突出例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等以下作赋者凡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233篇，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楚辞屈赋的直接影响的对象是在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汉赋。

汉代的赋不论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骚体赋，还是以描写都邑繁华、宫苑富丽、物产丰饶、汉天子的声色犬马来歌颂在国威势、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为能事的散体大赋，以及反映现实、讥讽时事、咏物述怀的抒情小赋，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上承楚辞衣钵的拟骚之作。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杨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张衡的《鹦鹉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无不与楚辞一脉相袭，而且有的赋文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

楚辞不仅对汉赋影响深刻，对建安诗赋也有一定影响。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楼赋》情景交融，具有浓郁诗意。在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上都颇具楚、汉辞赋之遗风。朱熹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堪与“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就是仿离骚之作，字字血声声泪，对不幸命运发出了呼天抢地的控诉，诗情汹涌，感人至深。

在赋的体制外，楚辞的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有极大的影响。借用香草、虫鱼、鸟兽、风云、雷电等物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无不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情怀，深受屈辞作派的影响。楚辞的民歌因素对后人的创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引言》里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风联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则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刘氏的诗歌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新的源泉并获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于屈原的。

实际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李白、李贺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诗歌，《西游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就连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时楚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而发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也不例外，古风犹存。

楚辞宗教色彩浓厚，神话传说特多，更由于诗人善于幻想，使作品充满新鮮怪异的题材。这給后来的作家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取材于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新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总之，楚辞和它的伟大作家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切优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