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文化

第一篇：印度尼西亚的文化

印度尼西亚的婚俗

1、印度尼西亚马布尔人的婚俗

印度尼西亚邦加岛上的马布尔人结婚有年龄限制，男性须满16岁，女性最小15岁。近年来，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规定男性结婚前必须行过割礼。青年男女的婚事一般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恋人情投意合，便私下订立婚约，女子按约定日期逃往男方家。过三天或更长时间，男方派人去女方家求婚，同时与女方家定下聘金数目和婚礼日期。婚前，必须将这对青年男女送到女方家。婚礼由巫师主持，男女双方家人和亲属均在场。新郎、新娘先念结婚誓言，新郎在结婚誓言中必须说，如果妻子怀孕或病重，决不远赴外地，今生今世决不娶亲。新娘则发誓道，一定尽到妻子的责任，倘若婚后30天内不能与丈夫和睦相处，甘愿以丈夫聘金的三倍加上丈夫的全部结婚费用作为赔偿，并随即与丈夫离婚。然后互碰额头。仪式结束，即摆婚宴，以烧猪、烧鸡等上等食品款待宾客。从结婚之日起，新婚夫妇一直住在女方家，直到有自立能力为止。马尔布人禁止一夫多妻。马尔布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传统婚俗，70年代才开始受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影响。

2、印度尼西亚巴里人的婚礼

巴里人多数信仰印度教，贵族与平民的婚礼仪式大不相同。平民在婚礼前要举行“静心”和“祈祷”两种仪式。目的是要使头脑空寂明净，以便接受神的意旨，开始新的生活。婚礼前一天，新郎身穿传统的民族服饰，在家人的陪伴下，前去女家接新娘。新郎一到女家，高僧便连敲三下女家门，新娘闻声出来开门，与未婚夫互致敬意。然后，随同新郎去男方家举行婚礼。贵族结婚新郎新娘致必须穿巴里贵族盛装，由男女仆一人陪伴步入庭院，然后各自上轿，新娘在前，新郎随后，被抬到礼仪厅。沿途白布铺地，两旁有长矛队夹道助兴。婚礼仪式开始，新郎新娘并坐在专设的新人席上，两位高僧主持拜神仪式，祈求神灵降幅于他们。此时24名老者不停地唱赞歌，一位身着白衣的老艺人表演面目舞。拜神完毕，新人接受圣水洗礼。最后婚礼以踩牛头仪式结束。

3、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婚礼

中爪哇地区的婚礼仪式的主要特点是跳“抢新郎”舞蹈。婚礼在女方家举行，新郎的亲朋好友参加婚礼时要带一只公鸡，作为新郎的象征。公鸡交给一名动作敏捷、擅达印尼拳术的小伙子。新娘家亲友也要选一个与之抗衡的年轻人，双方观众在新娘家摆开阵势， 或站成两排相互对峙，或围成一个圆圈观看。对抗开始时，“新娘代表”一边跳舞，一边把大米和玉米撒在地上，以显示娘家的富有。同时他们寻找机时，趁对方不注意时，土壤冲到拿公鸡的“新郎代表”面前，用手去摸公鸡的头或“新郎代表”的头。“新郎代表”时时提高警惕，用拳术实行有效的自卫，设法使对方的企图无法实现，但不能伤害对方。倘若“新娘代表”的进攻屡遭失败，那么“新郎代表”就要巧妙露初破绽，让对方可以摸到公鸡头。跳完舞蹈，新娘家便开始大摆酒席，宴请宾客。

4、印度尼西亚巨港人的婚礼

苏门答腊巨港地区的婚礼仪式别具特色。婚礼前夜，男女两家开始为新人精心打扮，将他们的手掌、脚掌以及指甲用凤仙花染红。然后，男家的亲友们手摯火把，携带送给新娘家的各种礼品，簇拥着新郎，游行到新娘家中。这时，新娘家中载歌载舞，鼓乐声不断，但新娘躲在闺房中，不得与任何人见面。次日，新郎再次举行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带着稻米、水果、给新娘的嫁妆等礼品穿街走巷，最后回到新娘家。这时，新娘家门前，拳术师们表演起精彩的印度尼西亚拳术，迎接新郎。一位长者向新郎撒播稻谷、钱币、和花纸。围观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抢夺这些象征吉祥的物品。新郎进大门前，首先要和岳父母对颂板顿诗，直至说明来意，证明已为姑娘带来珍贵的礼物，岳父母才肯开启门帘让女婿进屋。接着， 1 一位妇女领着新郎来到新娘的闺房门口， 仍用板顿诗与姑娘对答，最后得到新娘的允许才步入闺房。新郎新娘见面后要为宾客表演象征性节目，“夫妻坐船”新郎新娘以木板当“船”，妻子坐在“船头”，丈夫坐在“船尾”“掌舵”，象征丈夫当家，妻子也有重要的地位，还有“夫妻逛街”，新郎新娘各用一只手，压在一杆大秤的同一端，另一端挂着“三件财宝”(三件不同质地的金丝编织品)，表示夫妻共持家务，权利平等。接着举行喂饭仪式，双方母亲先后为新郎新娘喂饭，岳母为女婿，婆婆为儿媳，象征亲家之间和睦友好，做事首先考虑对方。最后举行象征性的洗澡仪式，有时新郎新娘自己洗澡，有时由家人陪伴。有些巨港人的婚礼以诵读《古兰经》开始，新郎新娘同时参加两次游行。

5、印度尼西亚色拉威人的婚俗

色拉威人居住在苏门答腊朋古鲁省朋古鲁县的一个小村庄。这里交通部方便，远离闹市，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婚礼。首先，小伙子求婚要“走后门”。即看准了哪位姑娘后，要先找姑娘的母亲，把心中的秘密悄悄吐露出来。然后母亲单独于女儿谈话后，了解他们的交往情况，问女儿是否同意。其过程要始终对父亲保密。如姑娘情愿，母亲便开始为女儿梳洗打扮，以讨小伙子的喜欢。“后门”逐渐开大后，姑娘家要专门准备一间房子，里面铺张宽席，点上一盏幽暗的油灯，为孩子谈情说爱提供必要的方便。其次，几个小伙子可同时向一个姑娘求爱。求爱者愈多，姑娘愈感到骄傲。小伙子之间既不嫉恨，也不打架，而是以文明竞争方式博取姑娘的爱情。夜里，小伙子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竭力表现自己，接着纷纷向姑娘递情书，打起“书信战”。姑娘一一看过情书后，作出最后抉择，然后给选中的情人回信，倾吐对情郎的爱慕之心。第三，订婚仪式必须有村里风俗监督人和地方有名望的人参加，男女两家要带有象征意义的食品。两家的证婚人须公开出面，坐在众人当中，互对板顿诗，表达男女双方的意愿和要求。对诗结束，青年人的婚礼才正式得到批准和承认。订婚仪式前，男女双方不得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否则将要受到村里风俗监督人的处罚。第四，村民合作操办婚事。婚礼日期向全村公布后，村民们便行动起来。除了给新郎、新娘家送食品、送礼物外，他们还要凑钱买牛，把牛杀了将肉分配在各家。婚礼前后一两周内，家家户户宰鸡设宴，欢庆新婚之喜。第五，举行集体婚礼。一次婚礼通常有7-10对新人参加，优势多至15对，附件村子的居民、地方官员和社会名人都来参加。新人们围坐成一个大圈，各对新人的结婚礼服和所坐的椅子都是完全一样的，装饰华贵，令人眼花缭乱。看起来没有贫富之分，仿佛是一家人。

6、印度尼西亚达雅波克鲁苏人的婚俗

波鲁苏是印尼达雅克的一个部族。其中青年男女只要互相爱慕，便可自由往来。按规定情人在热恋期间可以同居在三夜以上，以加深相互了解。此外，恋人须去森林游玩。一为加深感情。二为寻找一种鸟儿，倾听这种鸟儿的叫声，以断定他们结合的吉凶，回来后向双亲汇报。如果听见预示吉利的鸟叫，则立刻开始操办婚事;假如鸟儿的叫声是不祥之兆，这时情人便要分手。

7、印尼达雅克普南人的婚俗

东加里曼丹的普南人属达雅克族。他们从不举行结婚典礼，男女之间的结合各离异也不通过任何仪式。女孩年满12岁时，家长设法物色一个既能干有漂亮的小伙子与女儿同居，从此全家便靠这位小伙子供养。如果发现有更能干更漂亮的小伙子，便把原来的男友打发走，与新来的伙伴组成新的家庭。在普南人的家庭中，女人居于统治地位，因而生女孩是一件十分自豪和荣幸的事情。普南人在森林里生活，条件很艰苦，所以女人生过一个孩子以后，都自觉采取绝育措施。多数女人吃过一种草药之后，永远失去生育能力。故普南人妇女只有一 2 个孩子。

8、印尼巴厘岛人的婚俗

巴厘岛上大部分居民信奉印度教，该岛居民的婚礼保留着印度教的礼仪。巴厘岛上主要盛行两种婚礼习俗：先求婚后举行婚礼和先私奔后举行婚礼。如果一位青年想要某位女子为妻，这位青年的父亲便携带一篓槟榔到女方家提亲，女方父亲出面接待，当明白对方来意后，则向客人表示可以考虑对方的请求。过几天，男方父亲再带着槟榔和椰子酒到女方家，目的是探听对方的态度。如果对方同意，双方便商定举行婚礼的日期。

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受到女方家长反对，小伙子便约姑娘离家出走，“私奔”到另外一个地区，藏匿在男方某位亲戚家里。女方父亲发现女儿走失，便敲起铜锣，前村后村地寻找。时隔数天，这位青年写信给女方的父母和兄弟，说明他们相爱的情况，请求对方答应他们的婚事。男方父母也委托人带着礼物到女方家请罪道歉。女方家长通常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因为是女儿自己所钟爱的人。女方家开始筹办婚礼，一对恋人返回家里后便按照传统习俗举行婚礼。

婚礼那天，新郎在亲友们簇拥下来到新娘家，一对新人在双方亲友陪同下来到村中寺庙里举行婚礼。新郎新娘盘腿坐在一位主持婚礼的僧侣面前。僧侣手摇铜铃，口里念着佛经，随后交给新郎新娘一个椰子和鸡蛋，新郎新娘接过后摔得粉碎，并将碎片拾起扔到寺庙外面。接着新郎新娘步出庙门，绕着庙外广场上的一堆火走一圈后重新回到庙里，跪在僧侣面前。僧侣往他们身上洒圣水，并祝愿他们婚后幸福。僧侣洒完圣水，拿出一盒饭，让新郎新娘当众喂食，这叫合婚饭。吃完合婚饭，新郎新娘从僧侣手中接过两棵椰树苗，在双方父母陪同下，栽种在庙外指定的地方。至此，婚礼仪式结束。这种仪式通常要十多个小时，被称为“马拉松”婚礼。寺庙里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亲朋好友来到男方家参加喜宴。

9、印尼爪哇南安由县的婚俗

在爪哇岛北部的南安由县，人们以子女早婚而自豪。孩子刚满10岁时便由父母包办成婚。一般彩礼耗资巨大，婚礼十分讲究。婚庆之日，新郎、新娘身穿华贵的民族服饰，头戴色彩夺目的珠宝饰物，在优美动听的音乐伴奏下，绕村子一周。由于童婚以父母包办为主，加之现代思想的影响，离婚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一生中离婚多次。

10、印尼阿娜达拉姆人的婚俗

印尼占碑省的阿娜达拉姆人，人口不过一万，交通闭塞，时常迁徙，至今仍保持传统婚俗。他们的婚俗有两种，一种是内地阿娜达拉姆人的婚俗;另外一种是林区阿娜达拉姆人婚俗。内地阿娜达拉姆青年男女相爱之后，要先告诉自己的双亲。然后男方父母去女方家求亲。这时，女方不能马上答应男方家的要求，因为必须要对小伙子进行一种特殊的“考试”。“考试”方法是，在高处架起一座夷兰树做的独木桥，桥上涂上猪油，桥下燃起明火，让姑娘在独木桥的终点等候。如何小伙子能在滑溜溜的独木桥通过，下来后便可立即和姑娘成婚，通常以大摆宴席、载歌载舞的方式进行庆祝。假如小伙子从桥上掉下，则必须再练一年，“补考”通过后才有权与姑娘结合。林区阿娜达拉姆小伙子求婚须通过媒人，女方家人可在媒人面前直接问女儿是否同意。如女儿开口回答，便一定是表示拒绝;若姑娘默默不语，则意味着接受男方的要求。女方同意之后，向男方提出彩礼的种类和数量，一般是100块布和一根藤条。送完彩礼后，当即确定婚礼日期。举行婚礼前，男方家要送给女方家几头猪及海龟、蛇等，准备婚宴时宰杀。婚礼之日，男方家的成员和亲属们陪着新郎来到新娘家。新娘见到新郎后立即跑到森林里躲藏起来，新郎及其家属随后追赶、寻找、找到新娘后，大家陪着新郎新娘一起回到女方家。一路上敲鼓歌唱，欢欢乐乐。回家后，让新郎新娘面对面坐在高高在上的 3 小茅屋里，两人必须一丝不挂，膝盖压膝盖，而且一天一夜不许吃饭。此间，新郎家与新娘家的成员和亲属在下面纵情歌唱，大吃大喝。次日清晨，家中给新郎新娘带上长矛，吩咐他们出去抓鱼，新娘一边生火，一边等待。抓到鱼之后，由两个孩子负责烤鱼。新娘这时又跑入林中，去寻找倒地的大树。新郎在后面紧紧追赶，待找到躺倒的大树后，两人便可随意接触，行夫妻之礼。然后新郎新娘走出树林，和两个孩子一块品尝烤好的鲜鱼。从此这对情人便正式结为夫妻。

第二篇：印度聚焦363(中国人的户籍与印度人的种姓)

印 度 聚 焦

第363期2013年9月15日

中国人的户籍与印度人的种姓

这些年来，学界始终有两个研究热点，中国人的户口和印度人的种姓。这两者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都会延伸到工作，生活，婚姻等方方面面。1997年，中国户籍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子女可以选择跟随父亲的户籍或母亲的户籍，极大地减少了城市-农村户籍婚姻的障碍。在印度，跨种姓婚姻的子女一般都会跟随父亲的种姓，但政府也规定，子女有机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种姓。一方面是受人尊敬的进步种姓，一方面是可以享受很多“保留制度”，更有机会进大学和成为公务员，只是可能在婚姻或日常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歧视的落后种姓。印度人就在这种矛盾中摇摆。

研究中国户籍，一般落实到制度。而研究印度种姓，就要落实到行为和内心价值判断，即落后种姓人群的自我判断，以及进步种姓群体对于落后种姓的看法。曾见过有人在德里街头采访路人对于种姓的看法。一位路人表示，在印度存在各种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口音歧视，肤色歧视等等。种姓歧视只是其中的一种，甚至不见得是很重要的一种，因为种姓并不那么直观。这位印度大哥很疑惑：为什么外国人非要抓住种姓不放?

这位印度大哥的看法代表了许多印度人的内心想法。在印度，歧视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比种姓歧视普遍得多的其他歧视。性别歧视不用多说。很多德里人认为，晚上一个妇女在没有丈夫陪同下走路或坐车，本身就是诱惑别人犯罪。有人这么解释，一个妇女如果是“值得尊敬的”，那么别人就不会对她犯罪。如果对她犯罪，那么她本身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哪些人更诚实，哪些人更善良，判断也许与本地人不同。比如，印度的贫民窟并不比外面的马路更危险(当然单身女性还是慎重)。在马

路上经常会被各种辍学儿童拦住乞讨，但在贫民窟里，正在打板球的儿童会过来high five，却没有乞讨的。因为他们在贫民窟里，平时就见不到富裕一点的人，还没有乞讨的概念。

印度落后种姓的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定自得，极少会对自身处境表示不满。这显然与印度教传统，以及印度整体的文化氛围有关。有个在瓦纳拉西恒河边烧尸体的人说，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自己的种姓很低，走到街上别人会看不起他，那很正常。但烧尸体这份活，只有他这个种姓能干。他们要是罢工，恒河边的尸体就堆积如山了。因此，他们是印度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一般人不会得罪他们。因此，对于落后种姓的人来说，他们的种姓，有时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有力的反抗武器。比如厕所不是每个人能打扫的，垃圾不是每个人能回收的。种姓导致的劳动分工已经极深地嵌入印度社会，不可动摇。贱民抓住这点，就足以使得高种姓人群不能为所欲为了。但在多数时候，贱民很识趣，不会进入一般进步种姓的生活区域，不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去上课。他们很清楚“污染”的意义，不会主动去污染别人，也几乎不会觉得这有任何不公或不当。多数印度群体，不管进步种姓还是落后种姓，都没有对种姓制度本身有什么怨言和不满。

苏黎士大学经济学家Ernst Fehr前几年在北方邦做了一个实验研究，研究不同种姓的人群，对待社会公正会有怎样的态度。当面临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是否会挺身而出?他得到的结论，在东方人眼里再正常不过。进步种姓的人，面对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小到插队，闯红灯，在地铁上吃东西，大到各种严重的犯罪)，多会主张严厉惩罚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从而维持社会正常的规范。而落后种姓的贱民，虽然也知道这些错误行为，却不敢惩罚。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是社会规范的服从者，而不应该是现代公民社会所强调的主动维持社会秩序。

所以，保留制度虽能为落后种姓提供更多入学和工作机会，也切实缩小种姓之间的收入差异，却无法缩小种姓之间的心理差距。落后种姓人群的安于现状的心态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他们的自卑心态也阻碍了印度这样的阶序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歧视或者羞辱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只有被歧视、被羞辱者承

认了这种歧视或羞辱，该行为才得以成立。

第三篇：印度的种姓制度

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印度人口众多，百分之八十二为印度教徒，其中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种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

种姓制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

种姓是世袭的。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很深，种族歧视至今仍未消除，尤其广大农村情况还比较严重。

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消除种姓歧视。首先是制定了有关法律规定。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后来宪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应规定，保护低级种姓利益。政府还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对低级种姓者提供大量帮助。

随着社会的进步，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如种姓制度中的内部通婚制受到冲击，如高种姓的女子现在也同低种姓的男子通婚了。人们对职业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衡量职业高低不再以宗教思想为基础，而以金钱、权力为基础。在城市里，各种姓人们之间加强了来往与交流。

谈到印度教种姓制度这个实行了3000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习俗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说，种姓制度是禁锢印度人民的枷锁，是限制印度现代化的裹尸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的确，当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当我们看到许多印度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狭小的职业集团内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们看到无数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爱情被残酷镇压时，我们心中肯定会升腾起熊熊怒火，从而无法对种姓制度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虽然现在印度宪法已经明确废止了种姓制度，对低种姓人民(包括贱民)也给予了优待政策，但种姓仍然在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的思想深处，是印度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种姓可能是人类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现象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它的负面意义，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为什么能够成为印度这个伟大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当然，现在已经仅仅是一种习俗)。我们只有客观、全面地认识种姓制度，才有可能认识印度社会和印度文化。我认为，种姓制度不仅仅是限制印度发展的枷锁，更是维系印度民族的磐石，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种姓制度，印度的历史会全部改写，印度文化能否存续也是一个大问题。

一、种姓制度的历史和现实

“种姓”这个词翻译的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它包含了印地语中的两个概念：“瓦尔那”(即“肤色”)和“阇提”(即“出身”)。前者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产生，当时入侵

印度河流域的、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自称“雅利安瓦尔那”，而将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原住民称为“达萨瓦尔那”。虽然《梨俱吠陀》也提到“原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生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脚，生首陀罗”，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后世婆罗门窜入，真正分为四大种姓是较晚的事情。在四大种姓中，主管神权的婆罗门、主管政权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为仆役的首陀罗则是被征服的土著(有可能是达罗毗荼人)，贱民的产生则稍晚于此。最晚到公元前7世纪，瓦尔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统治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基本确立。

瓦尔那制度具有种族、社会和宗教的三重含义。它首先是由于雅利安人对达萨人的种族压迫而起的，它的本义就是“肤色差异”;此后雅利安人内部也开始分化，各种社会地位被世世代代地固定下来，这就超出了种族压迫的范畴;最后婆罗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性地位，又将瓦尔那作为吠陀教、婆罗门教的基础教义，在宗教意义上确定了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在人类古代史上，种族压迫、社会地位分化十分普遍，但在种族内部再进行严格的社会分工并不多见，将这些社会分工以宗教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更是罕见了。瓦尔那制度之所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宗教紧密结合，不仅在肉体上统治被压迫者，更从精神上摧毁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

作为婆罗门教基础的瓦尔那制度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强力挑战。这两种新兴宗教都主张种姓平等，反对婆罗门至上，抬高刹帝利、吠舍的地位。婆罗门教是根植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维持稳定的瓦尔那制度也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而此时印度的商业尤其是外贸得到了很大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对瓦尔那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毕竟是不彻底的。首先，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瓦尔那制度，也不可能否认瓦尔那制度。

刹帝利和吠舍支持佛教、耆那教，主要是想否定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首陀罗和贱民仍然是受压迫的，刹帝利也决不可能允许取消瓦尔那制度。其次，印度商业虽然发展，但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奢侈消费品，对农村自然经济构不成根本性的威胁，印度社会从整体上看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就使瓦尔那制度能够得到维持。第三，吠陀教-婆罗门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广大北印度人民(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达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随着雅利安人和土著的交流融合，瓦尔那的种族意义有所淡化，社会和宗教意义则越来越强，这使得雅利安人之外的民族也支持瓦尔那制度。

随着希腊人的入侵和统一的孔雀帝国的建立，瓦尔那制度遇到了不少新的麻烦。对于外族入侵者和南印度、东印度的各民族来说，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无疑是歧视性的、令人生厌的，即使是异族的统治者，在瓦尔那制度中也只能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而遭到歧视，因此皈依佛教倒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孔雀帝国在印度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显然既不利于民族团结(虽然瓦尔那的种族意义已经有所淡化，但毕竟还存在)，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阶层的物质文化交流，“婆罗门至上”的说法也不利于帝王的权威。阿育王采取大力鼓吹佛教的方针，虽然婆罗门教并未受到限制，但毕竟地位不如以前。随着提倡瓦尔那平等的佛教的蓬勃发展，瓦尔那制度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许多规定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严格了。此后的贵霜帝国和南印一些小国的统治者也崇奉佛教，尤其是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本身就是异族人，他们更不会大力提倡瓦尔那制度。因此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瓦尔那制度面临着中衰时期，虽然婆罗门编造的《摩奴法论》中仍然竭力强调瓦尔那的区别，但在现实中已经大打折扣。当然，只要印度的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只要印度文化没有被彻底改造或同化，瓦尔那制度就会根植在印度社会的深处，不可能消亡。

当瓦尔那制度有所松动时，另一种更严密的种姓体系——“阇提”制度却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阇提虽然是从瓦尔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立足点却和瓦尔那不同，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瓦尔那。由于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原先的四大瓦尔那已经

不能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因此从瓦尔那内部又产生了种种更小的职业集团——阇提，甚至连某个地区的某种职业者都可以组成一个阇提。社会分工明细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但阇提制度却力图将社会分工通过血缘、姻亲等关系固定下来，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必须从事同一种职业，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这样，虽然瓦尔那制度的大囚笼有所松动，人们却又把自己关进了阇提制度的小囚笼里，受到更严重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与瓦尔那相比，阇提的种族意义很弱，社会意义却很强，它是与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印度的经济在孔雀帝国及其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分工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印度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地区各阶层的交流还很少，即使在少数大城市里，各个职业集团也带着强烈的内敛倾向，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有尽量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这样，社会分工最终发展为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且与原先的瓦尔那制度相辅相成。随着阇提制度的发展，婆罗门教上层也开始将它和瓦尔那制度相提并论，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公元4世纪笈多帝国建立后，婆罗门教重新开始兴盛，后来经过6-7世纪商羯罗等人的改革，终于发展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自7世纪戒日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佛教逐渐失去了活力，印度教则如鱼得水，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时的印度教在哲学体系和教规、仪式上都已经大大改善，更容易得到从统治者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强大的统一帝国不复存在，商业急剧衰落，刹帝利、吠舍对婆罗门地位的威胁减弱了，人口流动也减少了，种姓制度的基础更加稳固了(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在其《大唐西域记》中确定了“种姓制度”这个称谓，此时瓦尔那和阇提制度实际上已经融合)。婆罗门以及部分刹帝利趁机对低种姓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种姓压迫，在过去几百年中本来已经松动了的种姓差别此时又被大大强化。然而，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民间以宗教手段对这种强化种姓压迫的行为进行了反抗，性力派、虔诚派、林伽派等印度教非主流教派都强调种姓平等、男女平等，虽然它们不可能改变种姓压迫的现实，但也为广大底层人民提供了另一种信仰选择，使他们在种姓制度的囚笼中多少有喘息的余地。

突厥人的入侵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突厥人建立德里苏丹国起，印度主要地区一直处于突厥、阿富汗、莫卧儿穆斯林征服者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对印度社会带来了全面深入的影响，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韧性和包容性，印度始终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穆斯林在印度始终是少数。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已经根植于印度社会的最深处，穆斯林王朝不仅不能消灭印度教，反而必须借助印度教才能有效地实行统治(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伊斯兰教“信士皆平等”的观点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一些比较开明的印度教思想家在吸收伊斯兰教的神学和社会纲领的同时，开始反思种姓制度。但是，虽然有许多人提倡“种姓平等”，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取消种姓制度，而仅仅是希望在种姓制度内部进行改革而已。在广大农村，种姓隔离、内婚制、种姓歧视等依然非常严重。甚至伊斯兰教本身也染上了种姓制度的色彩，在印度的许多清真寺中，穆斯林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分开礼拜，各个种姓“井水不犯河水”，这种把信徒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具有强大同化力的伊斯兰文化和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印度文化互相碰撞、渗透，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种姓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但其根基并未动摇，最终适应了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漫长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仍然是落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统一的，种姓制度依然在下层占据统治地位。许多有识之士也并没有全盘否定种姓制度，而是认识到了种姓制度对印度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性。“圣雄”甘地就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为我信仰种姓达摩。”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世俗主义的”共和国，印度教不是印度的国教，种姓制度(包括贱民制度)被明文废止。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经基本看不到明显的种姓歧视现象;但在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解体，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深，种姓制度的残余十分严重。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没有彻底改观，只要印度的自然经济没有完全让位于商品经济，只要印度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进程，印度教种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将继续发挥影响。

二、 种姓制度既是枷锁又是磐石

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频繁地遭到入侵，与种姓制度不无关系;然而印度能在屡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也离不开种姓制度的功劳。种姓制度像一副枷锁，限制着印度政治经济的统一，使印度人在外敌面前无法形成凝聚力，从而一再被外族统治;但种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体系的一块坚固的磐石，它维护着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续。

在印度历史上，凡是统一帝国大都是短暂的(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已经是延续最长的了)，其统一范围也十分有限，这固然与印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种姓制度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不利于统一。瓦尔那制度首先把人们为四个大的等级，阇提制度又把人们分为成白上千和狭小的职业集团，在各个小集团之间缺乏交流，也缺乏凝聚力。以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为例，当突厥人带着伊斯兰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时，他们面对的是战乱频繁的诸多小国，以及缺乏统一组织的民众，因此很容易就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最正统的种姓体系下，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刹帝利才可以当兵，占人口多数、一贯吃苦耐劳的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反而都没有资格当兵，这无疑是在外敌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在高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及其内部本来就经常争权夺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统治阶级之外，缺乏反抗外敌的能力和热情;长期被压迫的首陀罗和贱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与外敌作战。这样，只要印度教上层王公贵族被打垮，诸印度教国家就像纸糊的墙一样倒下了。但任何一个外族征服者很快就会发现，想要征服印度教国家非常简单，但想要征服印度教文化就难上加难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层的政权机器，而恰恰在于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印度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基层行政体系也是以种姓为框架，如果没有种姓，政府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也无法收税。种姓制度之于印度人，就好比教区制度之于欧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国人一样，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需得先融入这个框架，然后才可能对印度实行统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种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承认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体系，将本族上层变成刹帝利，下层变成吠舍或首陀罗——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从此以后，外族征服者就被纳入了印度民族的体系，他们一样信奉印度教，一样实行印度的习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统治。

在站稳脚跟后，外族统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种姓制度自有它的妙处——首先，它从精神上和肉体上给予下层人民双重束缚，使其既不想反抗，又无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印度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使他们始终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族统治者往往会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受到其他婆罗门和刹帝利的鄙视。不过他们也可以用贿赂婆罗门编造家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与其他刹帝利一样纯净，这也促进了他们与本土贵族的融合。这样，过不了几个世代，征服者就会在宗教上、文化上、习俗上乃至血统上都与本地人融合为一体，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判断他们的祖先究竟是外来人呢，还是本地人的一支?而外来民族的下层也与本地的吠舍、首陀罗乃至贱民融合为一。

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诀。

到了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情况又有不同。此时的穆斯林入侵者拥有了自己的

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级”的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不仅有强大的哲学理论，还有完备的教法学、行政学理论和经验，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体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不是没有想过消灭印度教，但只要他们触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础，各个种姓就都会拿起武器还反抗，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权的危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危机。穆斯林征服者最终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彻底铲除印度旧有的基层结构，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种社会模式，否则消灭印度教就是不现实的。他们最终与印度教达成了妥协，在歧视印度教的同时宽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种姓制度作为它们统治的根基，自己则满足于只控制上层建筑。但这也在印度上层和基层之间制造了越来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层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样的统一无疑是不稳固的。

事实上，德里苏丹国时期充斥着叛乱、起义和政变，莫卧儿帝国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的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如果印度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伊斯兰教或许真的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改变印度的下层社会结构，使《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完成整个印度的伊斯兰化。遗憾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采取缓和矛盾、促进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数君主除外)，而是力图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对印度教采取敌视、限制的态度，这样就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也使印度教下层民众不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盘伊斯兰化，种姓制度也不会消亡，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下去。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种姓吗?毕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会体系，要比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容易的多。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种姓制度“枷锁”和“磐石”的双重作用更加显露无遗：它使印度民族无法一致对外，而是分为许多王公、许多亚种姓、许多小集团，即使在征服者已在家门口的时候仍然争执不休;但它也唤起了整个印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因此当甘地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他强调自己“信仰种姓达摩”，种姓制度成为了划分印度人和殖民者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印度有60%以上的人口是低种姓，他们平时也饱受高种姓的歧视和凌辱，但在共同的敌人——西方殖民者面前，种姓制度恰恰成为了他们与高种姓一致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是最能够将整个印度民族联系、团结起来的社会因素，它在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印度的有识之士也深刻认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古老的印度需要有新的价值观、新的社会模式来达到新的胜利。持续3000年的种姓制度已经接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印度人民先是在法律上、然后在行动中慢慢消除它的残余影响，寻求新时代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印度这个伟大的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四篇：中国同印度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11年3月)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交往密切。1959年西藏叛乱后，中印关系恶化。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总统文卡塔拉曼1992年、总理拉奥1993年、副总统纳拉亚南1994年、总统纳拉亚南2000年先后访华。国务院总理李鹏1991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3年、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2002年分别访问印度。

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取得全面、快速发展。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制定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8月，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10月，辛格总理来华出席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胡锦涛主席会见。

2010年是中国印度建交60周年。201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韩启德访印，会见印度外长克里希纳。2月，杨洁篪外长在出席第46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3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访印，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同印度环境与森林国务部长拉梅什举行会谈。4月1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杨洁篪外长就中印建交60周年分别与印度总统帕蒂尔、总理辛格、外长克里希纳互致贺电。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访印，会见印度联邦院副议长拉赫曼·汉和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卡兰·辛格。5月，印度总统帕蒂尔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分别与帕会谈、会见。习近平副主席简短会见帕并与帕共同出席中印建交60周年招待会。7月，温家宝总理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特使、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访印，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印度人民党主席加德卡里，集体会见印度左翼政党领导人，出席第二次“中印关系研讨会”开幕式。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会见印度总统帕蒂尔、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印度人民院反对党领袖斯瓦拉吉，出席中印建交60周年暨“中国节”闭幕式。2011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三亚同印度总理辛格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期间举行双边会见。

两国外交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2010年2月，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班浩然来华举行中印外交部官员磋商，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会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燕怡同其磋商。4月，印度外长克里希纳访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外交部长杨洁篪同克举行会谈，两国外长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国总理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议》。9月，印度外交部政策

规划司司长比哈拉来华举行中印第4轮外交政策磋商，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见，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乐玉成同其磋商。10月，中印俄三国外长会晤在湖北武汉举行，外交部长杨洁篪会见印度外长克里希纳。11月，第四次中印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杨洁篪会见印度外秘拉奥琪。

中印边界谈判继续向前推进，边境地区总体保持和平与安宁。11月，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在北京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4次会晤，温家宝总理会见梅。

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速，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10年中印贸易额617亿美元，同比增长43%。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钢材、肥料、电话机、医药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家具等。中国自印度主要进口商品有铁矿砂、棉花、塑料、汽车零件、宝石及贵金属等。

2010年1月，印商工部长阿南德·夏尔马率团来华出席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小组第八次会议，温家宝总理会见，商务部长陈德铭同其举行会谈。双方举行了中印经贸投资合作论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印度共和国商工部联合经济工作组关于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9月2日，第四次中印财经对话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与印度财政部财政秘书阿夏克·朝拉共同主持对话。

2010年1月，印度国防部秘书普拉迪普率团来华出席第三次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与其举行会谈。

2010年4月，印度总理辛格和外长克里希纳就青海玉树强烈地震分别向胡锦涛主席、杨洁篪外长致慰问信。5月，温家宝总理、杨洁篪外长就印度卡纳塔克邦严重空难事件分别向印度总理辛格、外长克里希纳致慰问电。

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2010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两国举行了包括互办“国家节”在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4月7日，“印度节”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文化部长蔡武和来访的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共同出席。4月20日，“中国节”开幕式在新德里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印度住房、城市扶贫和旅游部长赛莉娅出席。 5月，中印建交60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副主席和印度总统帕蒂尔共同出席。6月，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基尔率领百名青年代表团访华。10月24日，“印度节”闭幕式在四川成都举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卡兰·辛格出席。11月，百名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印度。12月17日，“中国节”闭幕式在新德里举行，温家宝总理和印度总理辛格出席。

中印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识，保持良好的合作。两国在中印俄三方合作、发展中五国、“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多哈回合谈判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就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

2010年1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赴印度出席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印度总理辛格集体会见。5月，印度环境与森林国务部长拉梅什来华出席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 6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意

大利罗马同印度环境与森林国务部长拉梅什举行会谈。

第五篇：印度种姓制度的评述

古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的评述物电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105班2011112030555胡光辉

摘要：种姓制度，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印度的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的泛称。玄奘又称它为族姓制度，西方称为喀斯特制度。1种姓制度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社会根源，同时，种姓制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自身的调整，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尽管如此，种姓制度，还是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印度 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后期吠陀时代，但是在早期吠陀时代的末页就出现了社会等级的划分。早期社会等级划分是由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征服当地的土著居民。而雅利安人则以征服者自居，根据肤色将居民分为两个瓦尔那：“雅利安瓦尔那”，“达萨瓦尔纳”。雅利安意思是“高贵”、“富有”，雅利安人则以高贵者自居，瓦尔那本意是颜色的，而由于后来种姓制度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瓦尔那也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的意思。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称为瓦尔那制度，即社会等级制度。

最初只有“雅利安”和“达萨”两个等级，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瓦尔那又派生出三个等级集团，分别：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武士阶级)、吠舍(平民)。而当地的土著居民则称为首陀罗，它的前身是达萨瓦尔那，但是与达萨瓦尔那也有不同之处。他们不在雅利安公社以内，首陀罗大部分也不是雅利安人，由于没有公社成员的身份，也就不具有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从开始的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一分为二，到雅利安人内部中将平民与氏族贵族一分为二，贵族阶层又将军事贵族与祭祀贵族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等级集团，初步具有了瓦尔那制度的雏形。①

到后期吠陀时代，形成了四瓦尔那制度，他们的地位不同，同时他们享受的权利和要承担的义务也是有明确的区分的。第一个瓦尔那是婆罗门，他们主要掌管祭祀，他们具有超自然力，可以和神交流。同时婆罗门的教义也为种姓制度提供了理论解释，当然只是一种欺骗性的解释，在维护王权的统治。第二个瓦尔那刹帝利，国王一般是刹帝利，刹帝利是掌握着军事和政治权利。第三个是吠舍主要从事农业、商业和牧业没有政治特权，但是也是雅利安人，属于“再生族”第①《世界古代史 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版 主编 吴于廑 齐世荣 95页

四个瓦尔那是首陀罗，他与前三个等级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属于“非再生族”是社会最低下的，同时也饱受以上三个等级的欺压。

种姓制度正式形成虽然是在后期吠陀时代，但是种姓制度的形成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后期吠陀时代是印度从世系部落向国家转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也是古印度宗教婆罗门教的发展时期，而婆罗门教的社会实践就是种姓制度，同时种姓制度也维护了婆罗门教在国家和社会的地位。2笔者认为种姓制度的形成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后期吠陀时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这就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而这种分化，不仅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化，同时也带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等级的特权往往掌握在社会上层手中，使得社会等级，流动性差，各等级基本固定在原有的社会等级上。

在吠陀雅利安内部刹帝利和吠舍的分化和对立构成了瓦尔那制度的核心。而这个分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部落成员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弃平等权利的。难免与即将成为统治阶级的集团抗争。而在瓦尔那制度中，最高的阶层却是婆罗门，他们掌握着与神交流的祭祀活动，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能力。对于王权，他们从世俗王权那里得到大量的财富，而他们要做的是位王写赞歌，辅助王权。

瓦尔那等级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各阶级的人口不得流动，各阶级间不得通婚。界限严格，不得逾越，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瓦尔那地位高的男子取地位比他低的女子为妻是允许的，而地位低的男子娶比自己瓦尔那地位高的女子则是绝对不允许的。3各种姓有不同的职业，人职业是世袭的，这就固定了社会等级，各阶级的人不能随意的流动。

而到了列国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个种姓的人都有贫富分化的现象。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去从事农业或者商业，而有的吠舍则通过经商或者放高利贷，成了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首陀罗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经商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大部分的首陀罗都是生活的十分艰辛。但是，在种姓制度中，是不以其拥有的财产多少而变化的，即使是贫困的婆罗门也是属于最高等级的，即使是富裕的首陀罗仍然是低下的。显然，种姓制度，到了列国时代已经成为了奴隶制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 ①饶鑫贤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3 《世界现代史 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主编 吴于廑 齐世荣 96页

印度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善、最持久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古印度的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后来的印度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种姓制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调整，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种姓制度从产生后，便与宗教、法律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统治者的重要工具。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联系在一起，在维护王权的同时，也发展了婆罗门教。①而种姓制度也与印度法相联，成为印度法的依据，使古代印度法完全成为种姓的法律，成为对各种姓间不同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这种法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而印度种姓制度的独特性，说明它必然产生于一个独特的历史环境。它是吠陀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产物，是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转变的产物。种姓制度从它产生开始有它的积极作用，即稳定了社会各阶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同时，种姓制度的消极作用则日渐明显。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于印度的影响却是十分的深远，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印度的政治、法律，最重要的是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这种等级制度。所以在印度独立后，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了，种姓制度还是在影响着印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