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兼治”的传统与现代

2022-09-10

一、传统意义上的“德法兼治”———对立中并存

“德法兼治”古已有之, 这是从两者“在对立中并存”的状态而言, 而非一种治国理念或治国方略。这是有其原因的。

(一) 传统德治与法治皆为人治

德治思想作为治国方略进入统治阶级的视野由周公而始, 儒家深知民心得失于治国安邦的意义, 欲求通过一整套的德政之措来引导民心之向背, 然而民心远非一个依赖于君主的道德体系所能左右的, 奴隶专制和封建专制的剥削一旦背离民心, 德政就只能沦为统治者进行剥削的手段。

法家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 而是和古代“德治”一样, 是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商鞅谈论法治时也没有离开过“明君”、“德君”, 《商君书.靳令》) , 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规范就是为了“治人”。事实上, 所谓的“严刑峻法”根本上已经脱离了“法制”, 而只是对违背统治者意志的老百姓进行镇压和报复的专制手段而已。

当然, 古代的德治和法治都是人治, 并不是说人治就是因为施行德治或法治而导致的, 而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 无论是道德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都要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专断。重视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亘古不错, 问题在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不受外在规则的约束;严格施法也没有错, 错就错在立法非从民众出发, 本身即非良法, 因而难以长久运行。

(二) 二者对立但不互斥

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似乎一直是对立难容的, 而实际上, 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 他们都没有相互排斥过对方, 而只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

孔子的“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 的思想就说明儒家的德治并未排斥刑罚的作用, 而其“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民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的思想, 则又说明儒家偏爱德治而轻视法治。荀子强调的“德主刑辅”、“阳儒阴法”、“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更是说明儒家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亦是深刻。

从法家的法治思想来看也同样如此。即便是对德教的反对最为彻底的商鞅, 也没有绝对否定和排斥仁义道德。只不过, 基于性恶论, 商鞅认为只有通过“恶”的手段才能真正达到善的目的。其“德生于刑”的理论足以说明商鞅对德与刑的态度———刑主德辅, 法先德后。不过, 如果从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来看, 这一结论似乎就不大适用了。因为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大大发展商鞅“任法不任德”思想的同时也正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 中世竞于智谋, 当今争于气力”, 德政已远远不合时宜。然而, 韩非子的立场所在———有用与无用也正说明其并非对德政本身的否定而只是由于它不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了。换言之, 如果时局变换, 法治也不能适应当时的统治, 韩非子也同样会对其予以否定的。在当时诸侯相争的大环境下, 韩非子有着他自己的道德观。

二、现代意义上的“德法兼治”———互进相依

德治和法治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课题, 并非仅仅关乎道德和法律。依法治国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在这一过程中, 无不融贯德治的思想。

从立法上来看,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道德是成文的法律。法律是对某种道德规范的肯定, 一项法律的制定必须考虑道德因素才能成为良法。传统法治中, 诸法合体, 以刑为主, 法治往往表现为严厉而残酷的刑罚制度, 尤见于各种死刑。进入到现代社会, “生杀予夺”的权利必定要由法律来赋予, “死刑存废”的议题已为人们广泛而深刻地讨论。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刚刚推出的刑法修正案 (九) 中, 九个死刑罪名被取消, 便是对法律中“恶”的方面进行的修正。

从执法上来看, 古代是不存在独立的执法机构的, 立法、用法全在乎君主。现代则不同, 执法权交由政府行使, 要求政府执法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我国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因其于法无据一直未社会所诟病, 在刑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政府竟然“自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有的甚至与徒刑无异, 这在古代或可理解, 在今天, 确是公然违法。在法治社会中, 这一与法格格不入的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为法律所抛弃。当然这不是说法律对于这些违法之士就“网开一面”, 不予追究, 将这些违法行为纳入社区矫正制度, 实际上正是很好地发挥了道德感化的作用。

从司法上来看, 法治和德治相互结合映照于现实中集中体现于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在涉及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 法律与道德的契合尤其重要。当法律出现空白时, 法官需要运用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道德规范进行裁判。以近期发生的我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案为例, 在我国现行法律对胚胎的法律属性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基于伦理、亲情和特殊利益保护的考虑, 法院最终判决沈某、刘某父母享有涉案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可见道德于法律补充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