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案

教案不仅是实施教学流程的起点,而且是教师实施课堂教学的“蓝本”。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案》，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篇：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资本-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了解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来侵略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了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资本-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 3.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录像 计划课时：3课时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一)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

五次大规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

三次入侵：沙俄侵入新疆伊犁，日本进攻台湾，英军入侵西藏 奇怪的战争：日俄战争 血腥屠杀：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即杀，有的被砍去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或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四天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沙俄还在中国东北海兰泡等地进行血腥屠杀，至少有25万多人惨死在沙俄的屠刀之下。

(二)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签订不平等条约：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总数达几百个之多。 主要有：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侵占中国领土：

英国：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葡萄牙：1849年，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人在明末就已经开始用欺诈手段借居澳门)。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划分势力范围：

日本：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

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设立租界(录像：瓜分之局)：

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租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 《南京条约》，中国赔款2100万元;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向英国、法国各赔款800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是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三国干涉还辽，索取“赎金”3000万两白银。 《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年息4厘，39年还清，本息共计9亿8千万两白银。 北京两次遭受浩劫：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联系圆明园的被毁、三兽头的拍卖，进行情感教育。 设问：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理由如何?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水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二、政治控制

(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南京条约》中，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了列强逼迫中国割让土地的先例，在后来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国又强迫中国割让了九龙司、俄国割占了中国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破坏。

甲午一战，割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2、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从1861年起，根据《北京条约》规定，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进驻北京，设立使馆。按国际惯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应互派使团，本来是正常的事，但外国公使以征服者的身份驻京，经常干预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如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在英公使授意下，向清政府递交说帖《新议略论》，建议中国“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切实保护列强在华的、一切权益，并威胁道：清政府若不按侵略者旨意行事，那么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7页)。这篇《新议略论》，赤裸裸地暴露了列强企图操纵中国内政外交的野心。

3、享有领事裁判权

《南京条约》附约《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耆英照会中的第八条：“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白白地将中国人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送出。

中美〈望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增添了犯罪美侨须由美国领事逮捕，以及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由美国领事审理，“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等内容。

4、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主权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即片面最惠国待遇——破坏中国的贸易主权

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由5个增加到16个，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便于列强进一步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废除公行制度等，破坏了中国贸易自主权，使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吸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基地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1、直接动用陆海军镇压太平天国

列强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

2、镇压义和团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

(三)扶植、收买代理人

1、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列强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

2、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府

3、扶持各派系军阀首领，导致连年混战

三、经济掠夺

(一)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南京条约》取消了“公行”制度。规定英商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践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权，便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买办势力。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

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 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

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 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

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1861年1月，总理衙门任命英国的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卸任后由赫德接任。赫德接任后，竭力巩固和扩充总税务司的权限，使其合法化，并制定了一整套由洋员把持关务的管理制度。这大大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此后40多年，赫德一直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大权，有清政府的尚书衙门之称，成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顾问。

(三)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霸占市场，践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南京条约》等规定的五口通商，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以有易无，经济互通，而是以“协定”关税为前提，是在丧失海关自主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掠夺贸易。所以，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就为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列强霸占了中国市场，用商品重炮摧垮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也践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之夭折。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并且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外资利用取得的特权控制中国市场，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经济的根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列强的支持下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通过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开设银行、发行纸币操纵中国的金融与财政。189

5、189

6、1898年，清政府向英、俄、德、法3次借款3亿两白银，不仅回扣大、利息高，还附有苛刻的带有奴役性的政治条件。如：英国就从贷款中取得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和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特权。

思考：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向列强大借外债同今天我国向外国贷款，二者有何不同? 提示：

①态度不同(被动、主动) ②目的不同

清政府是用来偿还赔款和“赎辽费”;今天我们是利用外国资金来发展我国的经济。 ③权利上不同

当年不平等，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今天平等，本着互利原则。 ④影响不同

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大了其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而今只能是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四、文化渗透

(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一)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并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忍无可忍，与敌力搏，当场打死几名英国士兵。为预防英军报复，三元里人民在北郊三元古庙集会，决定立即武装抗击，以三星黑旗作指挥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闻讯后义愤同赴，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军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诱敌军至预设的包围圈牛栏岗，经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英军逃回四方炮台。牛栏岗一仗，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英军惨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义勇也闻讯赶来助战，达10多万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武装反侵略斗争。

2、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

3、1900年始的义和团运动 (录像) 还有诸如：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天津保卫战、廊坊阻击战等

(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1、镇南关大捷中的爱国官兵 (1885年)

1885年3月24日 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

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行伍出身。1884年，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参加抗战。法军攻占谅山和镇南关，广西为之震动。年近70岁的冯子材受命为关外军务帮办，率部赴关迎战。他到前线即被诸军将领推为前敌主帅。冯子材大力整军，激励将士，联络边民，部署战备。在关前隘口抢修了一条三里半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岭上建了五座炮台。自己率部扼守，独挡中路前敌。3月23日，尼格里率法军2000余人，分三路扑向镇南关，凭借优势炮火，攻陷了东岭三座炮台，居高临下，向长墙进攻。冯子材沉痛大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人?”乃率众将奋勇拼杀，终于遏制了敌军的攻势。24日黎明，法军乘雾猛扑长墙，所用炸弹，不下千计。当长墙几处被轰塌，法军先头部队已经爬上长墙的危急时刻，冯子材下令各军：凡临阵败逃者，一律杀无赦。自己则“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身先士卒，率两个儿子和大刀队千人，跃出长墙，冲入敌阵。诸军无不感奋，皆作殊死决斗，在关前隘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众将挥军奋击，七上七下，夺回东岭三座炮台。此时，越南义军、边境各族人民也赶来助战。法军三面受敌，全线崩溃，被追杀20余里，丢下1000多具尸体和无数辎重，仓惶南逃。这就是震撼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此后，清军乘胜收复了谅山等地。是役，扭转了整个战局。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

2、黄海海战中的爱国官兵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一)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至1899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1、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第三节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一) 社会制度的腐败

1、吏治的腐败

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如一些朝廷重臣的苟且偷安，骄奢昏聩，妄自尊大，无知之极。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说明，腐败的清政府是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要取得反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推翻清王朝，寻求新的阶级和新的领导力量 。

2、军队的腐败

100多年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八旗子弟已不是进关时的劲旅铁骑。八旗、绿营不仅武器落后、原始，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他们武备松弛、军纪荡然无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八旗兵成了手提鸟笼雀架游手好闲之徒。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战守不足，扰民有余。已经失去了抵御外辱，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

(二)经济技术的落后

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另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抵御外敌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这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发愤自强。 战争中表现为武器装备的落后：

在武器装备上，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冷兵器指的是矛刀弓箭。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朗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士兵在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射程约100米，射速为1—2发/分钟。

清军武器：枪身太长，点火装置落后，射速慢，射程近，无法再装枪刺，清军鸟枪并无定期修造报废更换制度(有用166年尚未更换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

清军使用的大炮，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的加农炮系列，到19世纪鸦片战争时，与英军相比，在式样及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而差别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上：

1、铁质差(冶炼技术落后，铁含杂质多，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裂，解决办法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因此有数千斤的巨炮，但十分笨重，威力小。二是使用铜炮，数量非常少。

2、铸造工艺落后;

3、炮架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很多炮是固定的，不能灵活转动，很多炮架为木架，大多数炮无瞄准器具，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4、炮弹种类少，质量差，多为实心弹，英军已有实心弹、散弹、爆破弹等几种。

火药，均为黑色火药，但清军火药中含硝量过高，容易吸潮，不便久存，爆炸效力低。

舰船，英军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木制，夹板船，包铜，双层，两桅或三桅，军舰大，安炮多)。清军时称“水师”，主要有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而其任务并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缉、守卫海岸，主要是针对海盗的，相当于海岸警卫队。水师的主要兵力，主要并不再舰船上，而是驻守于沿海、沿江的众多炮台、城寨、要隘，许多海防要地、陆上防守全由水师负责。清军水师最基本的特点是船小，并不是中国造不出远洋舰船，而是根据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工部军需则例”、“户部军需则例”，限制了式样和修造军费，因此在鸦片战争中中英敬爱耐穿水平差距悬殊，清军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一)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在鸦片战争中国被战败的情况下，林则徐、魏源、姚莹等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外形势和中国失败原因，认识到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西方入侵国的强大，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的落后，并且提出了要开眼看世界的政治主张。

1、林则徐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2、魏源编写成《海国图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根据林则徐留给他的《四洲志》及其它所能够搜集到的中外文献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综述了各国的历史、地理概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原来国人知之甚少的外国的基本情况。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

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其设议院、兴学校、开工矿、废厘金等主张，成了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的理论先导。对孙中山、毛泽东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极大。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严复在1895年就写了《救亡决论》—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

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思考题：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有什么意义?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重要参考文献 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2.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 人民出版社, 1947. 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 6.荣孟源：《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1954.

第二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六章（燕山大学）之二]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一)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六章(燕山大学)之二。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二)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主要的战役战斗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o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

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削弱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2、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 600多次，毙、伤、俘敌54000人。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3、敌后军民抗战的民族英雄

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等的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1、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

3、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1、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2、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3、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1939年7月，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一)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由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时，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二)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所属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10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中学、专科学校迁往西南的重庆、遵义等地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六章(燕山大学)之二》。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1、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满足于书本理论，脱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本本出发，毛泽东把这类人称为思想上的“懒汉”。教条主义在党内有流行的基础，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学习十月革命经验的神圣化;党内理论水平的低下，尤其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经验主义者尊重经验而轻看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埋头日常的具体事务，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把这类人称为“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都有害于党的思想建设，尽管两者的表现不同，甚至相反，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一，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的局部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开始。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当英、美、法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

第二，中国抗战开辟了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场，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起点，中国战场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第三，中国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北进、南进的侵略图谋，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赢得了战略反攻的时间。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苏联元帅崔可夫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第四，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坚持反法西斯战争长达14年，中国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时间最长、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五，中国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一)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军队和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和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也为反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许多苏军官兵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美国对日本一度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还曾组建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

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4.为什么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的范例?其基本经验是什么? 5.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是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年5月) 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4.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5.《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第三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了解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从而正确认识无论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地主阶级的洋务新政，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都不能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真正指明出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教学重点

三次早期探索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主要内容

一是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企图用武装斗争和农民改革方案改造社会;

二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官僚进行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自强和求富; 三是资产阶级中的改良派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视频录像 计划学时：2学时

第一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农村社会变动与太平军起义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动

1. 农村经济更加残破

(1)

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加速了劳动者的破产。

(2)

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如江浙一带的的漕赋，原需交米1石的，战后竟需交米2石

5、6斗，(10斗=1石，一石=120斤)甚至达

3、4石之多;湖南的地丁税则从每丁银1两变成了每丁几两。这些都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3)

地主、官僚、贵族也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

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土地兼并已经十分激烈，官僚、贵族占地的规模最为惊人，如道光时期的大学士琦善占地竟达25600顷(1公顷=10000平方米)以上。满汉大员有地几百顷、数千顷的很多。一般地主占地规模也相当惊人，以致广大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至于佃农的境况就更加恶劣了，他们需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并且常常受到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终岁勤劳，难得一饱。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4)

由于政治腐败，水利连年失修，自然灾害十分频繁

1841-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决口，造成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被淹，人民死亡以百万计;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又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波及上千余州、县。尤其是1849年长江大水，汉口尽成水府，武昌水深至檐，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所未遇。同期，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总之，连年的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2. 人民反抗此起彼伏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道路。鸦片战争后，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几乎遍及全国。

其中从1843-1850年，全国各地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大小即达70余起。当时北方各省有白莲教、天理教的斗争，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有捻党活动;在南方，斋教散布于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天地会势力更是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

据统计，1847-1850年仅广西一省，天地会系统的农民起义队伍即有二三十支。每支少者数百人，多者

三、四千人不等，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2册第3页)这些斗争使官僚、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狠狠地打击了清朝统治势力。以至于地主文人惊呼：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六，第6页)这一切都说明，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持续发展，一场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

(二) 农民革命的酝酿

正当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时候，洪秀全在广西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做了舆论上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村塾读书，由于聪明勤奋，

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多篇古文。家庭对他期望殷切，希望他能取得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但是三次赴广州考秀才都名落孙山，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 1. 应试落第，去旧从新

在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读后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 2. 撰写“三原文献”，宣传平等思想

从1844-1848年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

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贤尚德的大同社会。 3. 创立拜上帝会

1847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 4. 形成领导核心

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三) 太平天国的建立

1.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金田起义后，清政府急忙调集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广西提督向荣亲至前线指挥镇压。太平军英勇作战，屡次大破清军。

2. 永安封王建制

1851年8月，太平军在平南官村击溃向荣部队，一举攻克了广西永安州。12月，洪秀全在此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这对于加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3. 转战湖南湖北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全州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6月，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太平军撤离全州后，进入湖南。在湖南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救一切中国人民谕》三檄文，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颁行诏书》，《太平天国》第一册，第16

2、164页)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8月，太平军攻取湖南重镇郴州。9月，围攻湖南省城长沙，未能攻克。萧朝贵在攻城时中炮牺牲。这是继冯云山之后，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11月底，太平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行动，移营转进。12月，太平军攻克益阳、岳州，获得大量武器、船只。同时，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新建的水师。

1852年底，太平军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 1853年1 月，太平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

4. 定都南京

2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两路，浩浩荡荡，顺江东下，势如破竹，连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和州等地。3月7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水陆连营，直望无际，既众且整，清军望之夺气。(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一)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20月，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全占领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内容的革命纲领。 1. 基本内容

(1)

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天国》第一册，第321-322页)分配的办法是：按产量的高低把田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好田坏田各一半，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分男女，凡16岁以上，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

(2)

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还规定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来组织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每25户为一两，每两设两司马一人，总管生产、分配、军事、教育、宗教等事务。分得土地的农民，除耕田外，都要参加副业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

(3) 设立“圣库制度”

在分配问题上，每两设一国库，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者，均由国库供养。

2. 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419页)《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的这种愿望，用政权的力量予以系统化、制度化，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起来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这种方案是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悖离的，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和平均主义的经济方案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实施的，而实际实行的仍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3.《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行情况

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内，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一部分地主豪绅和庙宇寺观的田产被没收，对富户课以重税和减轻农民的负担。如天京附近的农民，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同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自发地起来反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的占有逃亡地主豪绅的土地，有的拒绝向地主交租，有的则少纳地租。

据当时一些文人记载：江苏扬州附近，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纳;(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在湖北黄梅县，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舞弊名色多，是区区者(指租谷)能有几何(邓文滨：《卖脱父亲能抵课》，《醒睡录》卷七)在安徽芜湖，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所有的2000多亩土地，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徽君御寇案牍》，《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116-117页)

这都说明，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方案虽然并未实行，但是广大农民却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土地，并且由于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租，大大减轻了负担，不仅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对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支援农民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资政新篇》的提出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秀全后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形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

洪仁玕任干王后不久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他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奖励开采矿藏，设立银行发行纸币等。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提倡兴办医院、设学馆，盲哑院等文化慈善事业，禁止缠足、溺婴、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毁谤国法干涉内政。

洪仁玕的这些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是进步的。但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萌芽状态，平分土地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如何整顿正在涣散的革命力量去争取胜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语焉不详，未能切中时弊。因此《资政新篇》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成为无法实行的一纸空文。

三、太平天国由盛而衰

(一)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大兴土木，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赏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终于酿成了天京变乱的严重事件。

1856年8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火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3000精兵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又杀了杨秀清部属将士两万多人。石达开赶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被韦昌辉杀害。韦昌辉的专擅横暴，激起了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所以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的不满。

1857年6月，石达开出走天京，带走了太平军的二十万精锐部队，脱离了太平天国，走上了分裂道路。

他脱离天京后，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被消灭。石达开被解往成都凌迟处死。

(二) 力挽危局的苦斗

天京变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了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清军乘势反扑。

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上下游除安庆以外的战略重镇全失，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之下，到1864年5月，太平军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四面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1864年6月3日，天王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用炸药轰倒城墙，蜂拥冲入。守城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沦陷。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三)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其主观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其规定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自己崇高的理想坚持不渝，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只能从农民阶级狭隘的眼光出发，墨守这个完全行不通的平均主义蓝图，而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资政新篇》则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无法实行。这是单纯农民战争的致命弱点，因而最终必将失败。

其次，农民是小生产者，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拜上帝教这种宗教理论虽然在革命初期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的重要作用，但毕竟不是科学理论，其表现在对外方面，误把外国侵略者当成朋友，吃了大亏。在太平天国内部，这种宗教理论后来被用来发展个人势力，酿成了天京变乱的悲剧。洪秀全本人也深深陷入了宗教迷信而不能自拔，以致拒绝采纳让城别走正确意见而坐以待毙。

第三，农民阶级难以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散漫性、狭隘性等固有弱点，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其政权未能跳出封建专制政权模式的窠臼。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即迅速的封建化，领导集团日益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争权夺利、任人唯亲、滥封滥赏等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洪仁玕后来痛心地指出，天国的失败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从客观上讲，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强大。太平天国面对的不仅是本国封建势力，还有凶残的外国侵略者。因而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

2、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势力波及到18个省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世界农民战争世上也是罕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太平天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民政权，颁布了有利于农民的各项政策，猛烈的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极大的削弱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成为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使侵略者迅速将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遇到很大挫折。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的时代，西方殖民者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在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勇敢的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拒绝了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资政新篇》的提出反映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可贵的开拓精神，为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革命斗志，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极大的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波斯的巴布教起义等共同构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节 洋务运动

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

(一)洋务派阵营的构成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的体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传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对策，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西方新式练兵，引进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学堂等“借法”活动。这批人被人们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清朝中央则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史学家把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活动称为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的这些活动，也称为“同光新政”，清朝统治者则自诩为“自强新政”。

(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很复杂，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

所谓中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

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利用。“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65页。转引自徐凤晨、赵矢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2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一)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

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所谓火器上。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奕訢在同治年间更明确地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为始，敲响了洋务运动开场的锣鼓。

1、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这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开端。当时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仍采用手工生产，但它聚合了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仿照西法生产枪炮炸弹。

2、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并利用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县城西南的高昌庙，工人达2000多名。该局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是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后膛炮、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它在当时是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兵工厂。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联合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洋务运动破产以后，该局还继续维持，几经变革，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器厂房设备才最终被日军拆毁。 3.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夏，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局里实际事务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掌管。该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给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1875年马格里被撤职，该局改由中国人监办。该局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并入上海兵工厂。

4.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州船政局，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雇佣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不久，他调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祯总理船政。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在中法战争中，该局受到严重破坏。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然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5. 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机器局，由英国人密妥士任总管。主要生产弹药，但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该局生产军火主要供淮军与吉林、奉天、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6. 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便将原来订购建造枪炮厂的机器迁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开始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装妥。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派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到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抗日战争时内迁。

(二)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1、求富口号的提出

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一系列难题，为穷所迫; 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力事业的配合。

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 2. 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典型

(1)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次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局规》及《章程》确认招商局是在清政府督察下由资本家经营的企业，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保证招商局属华人所有。实权握在唐廷枢、徐润手中。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又是该局的股东，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买办出身，但入招商局前，已脱离了洋行，成为当时由买办向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还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或开辟航线，不仅经营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而且还开展远洋航运业务，曾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该局是民用企业中最先设立且较有成绩的一个。为了挤垮该局，外国轮船公司不惜亏本而骤然降价。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钱粮和承运官物等措施，使该局渡过了难关，并转亏为盈。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2)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燃料问题，李鸿章于1876年派唐廷枢赴直隶开平一带勘探，1878年该局正式开办，1881年开始产煤。到90年代初，工人发展到3500多人。该局所生产的煤除了供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使用外，还大量销向市场，起到了抵制洋煤进口的作用。该局也是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1892年唐廷枢病逝后，由曾经在醇亲王府做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该局总办。1900年该局被英国吞并。 (3)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1879年，李鸿章主持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陆路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担任会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分局。电报总局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451页。转引自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它不但对保卫边疆、发展商务大有益处，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侵略者攫取中国电报利权的活动。 (4)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已被革职的道员彭汝琼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察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彭汝琼与郑观应等负责筹建。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戴恒、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专管商务。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 开办之初，李鸿章为织布局向清政府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5)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被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93年底完工，计有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等大小10个厂。铁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多人。为了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1890年又建大冶铁矿，接着又开办江夏县马鞍山煤矿。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6)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吴淞铁路。1876年7月正式通车营业。两江总督沈葆祯等坚决反对洋商私自修筑铁路，认为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最后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代价赎回拆除。

1880年，李鸿章为运输开平矿产煤的需要，开始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长9公里。唐胥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因清政府禁用机车，只好以骡马牵引。1881年6月，英国人金达利用废旧锅炉改造成蒸汽机，遂开始使用机车。守旧官员上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以致清政府又勒令禁止机车行驶。后几经波折，才取消禁令。1886年铁路修至芦台，次年筑成，1888年又扩展至大沽，次年又延长至天津，名唐津路。1891年始修关东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已铺设铁轨至奉天中后所。与此同时，在巡抚刘铭传的倡导下，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省也修筑了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铁路总长计有447公里。

(三)创办近代陆军和海军 1. 陆军的改制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在19世纪六十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1)“湘军”和“淮军”

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淮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二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

(2)防军和练军

为大势所趋，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訢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的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防军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告竣后，留防的湘、淮军。湘军和淮军本属非国家正规军之外的勇营，按旧例应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完结后即要解散，但从镇压太平军当中显示出湘军和淮军的战斗力远比绿营重要，同时，由湘、淮军起家的湘、淮军势力也要保留其军事资本。这样，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只裁撤了一部分，相当兵力保留下来。

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仇创始，以后延续下来。

防军、练军与当时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注意，此时的防军、练军还不属于近代化的新式军队。 2. 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2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不过，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3. 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筹建新式水师。

1860年6月，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并建议在江北造船以进攻金陵。

1861年6月，署理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奕訢面晤，奕訢即向赫德言及镇压太平军，后由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出面，花费巨款代清政府向英国定购大小舰船7艘。1863年9月，这些舰船驶抵中国。李泰国企图让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当舰队司令，并俨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阴谋，引起了清王朝的疑虑，便解除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并将这支舰队遣散变卖。

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提出建置新式海军，奏请清政府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以为统领。清政府随即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船政轮船统领。福建船政局所造之船，均归其管辖，一支新式舰队已具雏形。

至1875年罗大春担任统领时，舰船已达16艘之多。闽省这支新式水师以闽台海防为重任，除马尾军港外，还将基隆、澎湖、厦门等海口要塞辟为基地。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等下拨专款400万两白银为筹办经费。

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等三支海军，分别管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

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运到中国后，归入北洋。同年清政府颁布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又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如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第四篇：中国古代史教案21

中国古代史教案21.txt11生命是盛开的花朵，它绽放得美丽，舒展，绚丽多资;生命是精美的小诗，清新流畅，意蕴悠长;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宛转悠扬;生命是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第一章 中国的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主要特征：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极端贫乏，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压迫，也就没有阶级国家。

孔子《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对原始社会作如下分类：

根据社会组织：血缘家族、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

根据考古学：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铜石并用

根据人类学：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 新人(晚期智人)

根据婚姻发展状况：血族群婚、族外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根据人类文明程度：蒙昧时期(从人类社会开始，到制陶术发明)、野蛮时期(从制陶术发明到文字使用和标音字母发明为止)、文明时期(文字使用和标音字母发明之后)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血缘家族时期

一、猿人——血缘家族的早期主要代表：

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

特点：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头骨上窄下宽。外形轮廓呈楔形;脑壳较厚，脑量较小，约780CC 。

蓝田猿人(距今80万年)

北京猿人(距今40—50万年)：

特点：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无明显下颏，鼻子宽扁;头骨上窄下宽。外形轮廓呈楔形;脑量1059CC(个别达到1225CC)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猿人(直立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时期的初期，其工具制作非常粗糙;从婚姻状况看，为血族群婚，即年龄相近的男女之间的群婚;从社会组织看：为血缘家族(血族群团)，这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从经济生活(以北京人为例)：采集和狩猎为主，其工具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等。能使用天燃火。

总的说来，猿人的生活极其艰辛。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的极端贫乏，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外部环境的凶险，使这些人类的祖先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北京猿人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不到14岁就夭折了。但正是他们人以极艰苦的劳动，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他们创造了原始文化，积累了经验，繁衍了后代，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地发展。

二、古人——血缘家族的解体

主要代表：大荔人(距今20万年)

特点：头顶低矮，眉脊粗大，骨壁较厚，嘴部不很突出，脑颅最宽所在位置比北京猿人所在的位置高得多(即头部的楔形减小)，脑量为1120CC。以上说明，原始特征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比起猿人来有了明显进步，已近于现代人了。

许家窑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距今约10万年)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古人(早期智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时期的中期，仍是打制石器，但制作更为精细;从婚姻状况看，为族外婚，排除了旁系亲属间的婚姻关系，形成不同族群间的群婚关系，这就为同一家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家族的一群姐妹之间的群婚创造了条件。这种新的更高级的群婚形式，即后代一度相当盛行的族外婚。人类排斥了血亲婚配，从而大大地加快了人类自身体质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家庭婚姻史上又一次重大进步，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萌芽了。

;从社会组织看，为血缘家族(血族群团)，但族外婚导致其趋于解体，从经济生活看，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学会了人工取火，古人在打制石器时，两石对击冒出火花，或在砍砸树木时，较长时问的摩擦生热而引起燃烧，这样就导致了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这种方法，到古人时代大概已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古人时代用火的遗迹和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是掌握这一人工取火方法的反映。

以上可见，古人的社会生活 古人的体质比猿人有显著进步，劳动经验和技能逐渐有了提高，活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们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继续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

第二节 原始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的特征：

第一，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族外婚为前提的社会生产、生活单位;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说：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有共同的宗教仪式，共同的墓地，而且一般实行共同的土地占有。氏族成员之间禁止通婚。”

第二，氏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对任何一个人的欺侮就是对他氏族的欺侮”(同上书)。

第三，同一氏族有共同的特定名号和共同信仰，表现为图腾崇拜。图腾制度的特点为：一个氏族一种图腾，认为本氏族为该图腾所生;对于图腾有一整套神圣的崇拜仪式或禁忌;起到限制婚姻的作用;随氏族的分裂而分裂

母系氏族公社的特点：

第一，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

第二，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

第三，实行母方居住制，男子是配偶，每一个人都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而不是父亲所在的氏族;

第四，妇女是氏族的管理者;

第五，男女地位不平等，女尊男卑。

一、新人——氏族社会的形成

主要代表：山顶洞人(距今约1.8万年);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距今约5万年)。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新人(晚期智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晚期，其工具类型增加，出现了复合工具、骨角器等;婚姻状况为族外婚，即“普那路亚”婚。恩格斯说：“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了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婚姻制度的产生，使社会组织逐渐出现了氏族公社;从经济生活看，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具代表性的狩猎武器为石球和弓箭;同时，此时出现了了装饰品，说明人们有了审美观念，原始艺术开始萌芽。

二、母系氏族的繁荣 距今约

六、七千年到四千多年，母系氏族达到了全盛和繁荣，也是整个氏族社会和整个原始社会的全盛和繁荣。这一时期，原始村落星落棋布，氏族组织如雨后春笋。如今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期(包括母系和父系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已有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地。

主要代表：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代表遗址：西安半坡村)、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

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

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新石器时期，不仅工具数量、种类增多，而且磨光石器在这一时期普遍使用;此时农具陡增;制作更加精细、锐利;形状更为端正;从婚姻状况为对偶婚，即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的比较固定的偶居，是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这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一种婚姻形态，是群婚向一夫一妻过渡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男子)不管他在家庭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通常包括几个女儿氏族，组成一个母系大家族(即胞族);此时的经济生活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出现。

第三节 原始社会的解体——父系氏族公社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母系氏族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

一、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点

主要代表：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婚姻状况为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是建立在丈夫统治之上的，比较稳固和持久，女嫁男方，子随父姓;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依然是氏族，但由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即一个父系氏族包含了若干个父系大家族，而父系大家庭的成员由同一男性繁衍的若干个体家庭构成;从经济生活看：农业：工具得到大大改进、农作物品种增多;畜牧业：六畜俱全(马牛羊鸡犬豕);手工业：制陶术进一步发展、制铜业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导致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

由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财富增多，因此出现了私有制财产，贫富分化由此产生，阶级因而出现，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两次社会大分工起到了促进作用，导致原始交换的日益频繁，促进了贫富分化的产生。

(二)原始社会末期特有的制度——军事民主制

原始社会末期实行于部落联盟的行政制度，即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出某一部落的首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军事首领。它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民主性：军事首领选举产生，死后禅让，重大事件由他召集各部落首领共同决策，故没有太大的权力。

第二，军事性：军事首领负责率军作战、担任主祭，故有一定的权力。

军事民主制反映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

三、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

1、关于黄帝与炎帝的传说

2、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第二章 夏、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一、夏朝的建立

1、各种资料表明，夏朝已初具国家规模，各种公共权力(即国家机器，如军队、监狱、刑法)的建立起来。

《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百官。”这说明官僚机构阵容的庞大。《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可见其地方行政区域出现了;《汉书·食货志》： “禹平洪水，定九州。”也说明了这一点。《左传·宣公三年》：“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说明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出现。而《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说明夏朝有了刑法;《史记·夏本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说明出现了监狱。《越绝书·卷十一》：“以铜作兵。”说明夏朝建立了军队。而《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说明夏朝已出现了经济剥削

2、从二里头墓葬看明显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二里头的墓葬分为三类，可以看出其贫富分化的明显，进一步推论其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严重。

第一类：随葬品丰富、高级，墓穴宽大，有棺有椁，朱砂垫底。属贵族墓;第二类随葬品不多，1—21件，墓穴体积减小，约前一类的1/5到1/3。属平民墓。第三类：30余付骨架散见于墓中，尸骨相互叠压，有的手腕相交，象是被捆住活埋。无随葬品。属奴隶墓。

二、夏朝的经济

1、农业

一些资料表明夏朝对农业的重视。

《论语·宪问》：“禹、稷(即后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泰伯》：“(禹)尽地力乎沟洫。”另外，从考古发掘来看，农具的品种和质料都大大超过以前，同时，夏代饮酒之风极盛，说明粮食有一定的富裕。

2、手工业

陶器业和青铜业是其主要代表。

三、夏朝的灭亡

(一)夏前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

(二)夏后期的阶级矛盾及其灭亡

少康——季杼，夏朝达到鼎盛，持续

六、七代，到第13代王孔甲时走向衰落，(孔甲)好方鬼神事，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到第16代王夏桀王成为末代国王。《史记·殷本纪》:“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第二节 商朝——奴隶制国家的发展

一、商朝的建立和发展

商代始祖为契，传14代-到汤。商汤王任用伊尹、仲虺为相，国力大大发展，随后便向向夏发起了攻击。首先灭了夏的属国，最终灭夏建商。商汤王，国力强盛，版图大有所增。

《诗经》：“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商人多次迁都，从契到商汤王迁都达8次，从汤到盘庚(第20王)又迁都5次，直到盘庚时，迁殷终成定局，从此商朝迅速发展，第23王武丁时期，商朝达到极盛。《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

二、商朝的国家机构

在夏代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商代的国家机器有所加强并趋于完备。

商代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王权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总代表。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表明是至高无上的。由夏到商的王位继承，基本上是父死子继，并辅之以兄终弟及。

商王之下，由各级官吏组成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在商王之下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是尹。以下还有分掌各项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如管理耕作的有“小糟臣”等。武官有亚、服。官吏中有以王室为中心的众多贵族，他们有的是许多“旧邦”的首领，而更多的是王室近亲不断建立的新宗，他们是商王朝的支柱，也是奴隶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法制度在商代有了初步发展。

其地盘分为：内服(王畿)——中央直接管辖的内地;外服(方国)，少数民族所在的偏远地区，

有大规模的军队;出征时少则

三、五千人，多则上万。甲骨文：“王作三师，左中右。”兵种不仅步兵，到商朝后期，战车已成为作战主力

刑罚：《左传·昭公六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吕氏春秋》：“刑三百。”

三、商朝的经济

(一)农业：在甲骨文中，有很多与农业相关的字，均可说明商代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受到极大的重视。其耕作方式为奴隶制的大农业。甲骨文曰：王大令众人曰，协田!

(二)畜牧业：六畜俱全，数量大增

(三)手工业：青铜业;商代文明的象征，其特点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数量多;种类多(礼器为主，尤以酒器最多;另有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是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形制雄伟，为世界同时代所仅见。 此外，制陶、丝织、建筑、骨玉器等也有发展。

(四)商业： 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很多来自海边的产品，还出现了大量的货币——海贝(单位：朋)，同时还出现了大量殉贝现象出现均说明了商代商业的初步发展。

四、商朝的灭亡

(一)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

在商代，奴隶地位极为低下，他们普遍使用于各个劳动领域，受尽剥削压迫，完全是“会说话的工具”。最能说明其地位低下的是人殉人祭，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祭祀场，面积约有数万平方米。在发掘的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了191个祭祀坑，每坑埋有人牲1至10人不等，共发现1178具用作人牲的遗骸。据研究，每次杀祭人数多寡不等，最多的一次竟达339人。人牲中一部分是被砍去头颅的男性青壮年，未被砍去头颅的多为成年女性和少年儿童，年龄最小的仅有六岁，都是被捆绑活埋的。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和武官村一带的商王陵墓里，所清理出来的人祭的遗骨，每一墓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最多的达千人以上。

(二)尖锐的民族矛盾

武丁时期对四周少数民族进行了系列征战，特别是连续三年征讨鬼方。而商纣王集中兵力征讨东夷，使民族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武丁死后，儿子祖庚、祖甲相继即位，商朝由盛而衰，而到商代的最后两个国王帝乙、纣王时，政治腐败残暴达到高峰，社会动荡不安。《诗经·大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尚书·微子》：“小民方兴，相为仇敌。”摇摇欲坠的商王朝在周族的进攻下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第三章 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盛

第一节 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化

一、西周的建立

(一)周初的发展

西周始祖为弃(后稷)，此时约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居邰(陕西武功县西南);后稷3代到公刘，居豳(陕西栒邑县西)，营建居邑，发展农业，建设宗庙，为周族进一步发展和周王朝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刘传9代到古公亶父(太王)，居周原(岐山南)。设官分职，兴建城廓，初具国家规模。古公亶父传2代到姬昌(文王)，迁都于丰(西安西南)，控制了整个关中平原，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二)武王伐纣

周文死后，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居镐(西安)，建立西周。经过几年准备，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向商王朝发起进攻，即武王伐纣。他组织八个民族、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45000人，从关中出发，会师于孟津，发兵到牧野，攻打至朝歌(商之行都)，消灭了商纣王，商朝灭亡。

(二)周公东征

武王去世，儿子姬诵(成王)即位，尚在襁褓之中，周公(姬旦，武王弟)辅成王。此时武庚(纣王之子)和周武王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在殷旧地发动叛乱。于是周公继武王伐纣之后第二次东征，彻底摧毁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控制了整个东方，周王朝的灭商事业得以最后完成。周公东征，是第二次灭商战争。

二、西周的各项制度

(一)分封制

内容：天子留下一部分土地作为王畿后,把全国土地划分为若干，连同劳动者分给下一级奴隶主诸侯;诸侯留下一部分土地后,把诸侯国内的土地划分为若干，连同劳动者分给下一级奴隶主大夫;大夫也把土地划分为若干，让下一级奴隶主士具体管理。

分封制导致了奴隶制的等级层次的产生，所以，分封制从行政角度确立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奴隶主的权限：各级奴隶主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诸侯的义务：缴纳贡赋、率军助战、镇守疆土、朝见述职。

周初受封者：同姓(姬姓)、功臣、古帝王之后。周初分封71国，姬姓占53人。主要有：

齐——吕尚(武王岳父);今山东半岛北部;

鲁——伯禽(周公长子)，今山东半岛南部;

燕——召公奭(武王弟)，今河北北部;

晋——叔虞(成王弟)，今山西及河北、河南地区;

卫——康叔(武王弟)，今河北南部;

宋——微子(纣王之兄)，今河南中部;

吴——太伯、仲雍(文王之兄)，今江苏南部。

(二)宗法制

宗法即宗族之法，也就是宗族内部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宗族内部的组织法、继承法和等级制。宗法制的内容：

第一，确立宗族内部的尊卑秩序,区别大宗和小宗——族人尊奉宗主，小宗尊奉大宗;

第二;确立嫡长子继承的继统原则，称宗主。

作用：

第一，宗法制与分封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成为构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两大重要支柱，使政权和族权紧密结合。

第二，分封制从政治角度确立了奴隶主政治首领的地位，宗法制则从血缘宗族的角度确立了统治者的宗族首领地位。

(三)井田制

井田之名，或说阡陌划分田地如“井”字，或说古代同饮一水井者构成一个耕作单位。

周天子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单位的。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可见井田制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得到高度发展。

(四)西周国家机器的强化

1、周王朝的统治机构

西周王朝的统治权力较之商代更为强化，国家的统治力量加强了，统治机构比过去更为庞大、复杂。周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自称“余一人”，表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周王左右的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是太宰。太宰拥有总揽一切政务的大权，是政府机构中的首脑。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是被称为“三有司”的司土(徒)、司马、司工(空)。三司之外还有司寇。司徒除管土地垦辟、井田划分和有关农田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都是比较高级的政务官，一有战事，又是重要的统兵官。他们都有很多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还有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诸侯国大都仿周室而设立相应的官职，有些诸侯则兼为王室卿士。

2、军队

中央直接控制宗周六师(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每师约1万人;除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外，地方诸侯国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数量也极为庞大，另外，从记载的一些出征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军队规模的庞大。

《禹鼎》：“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

《孟子·尽心》“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

《诗经·小雅》“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3、礼乐制和刑罚制

礼乐制：

五礼：吉、凶、军、宾、嘉。奴隶主贵族内部表现其等级观念，体现其时代文明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军旅朝聘、祭祀等方方面面。因实施于奴隶主贵族内部，故曰“礼不下庶人”。在举行上述礼节仪式时须演奏音乐和表演舞蹈，即“乐”。

这些礼乐制度，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既能使人恪守符合等级观念的各种规范典则，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文明，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礼乐制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表里，共同支撑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分封制确立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宗法制指导实施了奴隶制的等级制;礼乐制则把奴隶制的等级制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刑罚制：

五刑三千条：墨(1000)、劓(1000)、剕(500)、宫(300)、大辟(200)，刑罚是用于奴隶主外部，故曰“刑不上大夫”。

第二节 西周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水利灌溉系统比前代有所发展;金属工具较多地使用：《诗经·臣工》：“令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其劳动形式依然是奴隶制大农业。《诗经》：“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懂得了休耕;选种、施肥的知识超过了前代;农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

二、手工业和商业

特点：工商食官。依然是青铜业、制陶业、纺织业这些传统手工业较为突出

第三节 西周的衰亡

一、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从昭、穆王开始，西周走向衰弱。厉王残暴，导致国人暴动。

《国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弥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山西霍县)。

前841年，国人冲入宫中，厉王逃往彘，太子静藏入召公家中，被国人围住。召公交出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被杀。此后，召公、周公临时主政，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揭开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

二、宣王中兴和西周的灭亡

宣王中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死后，子幽王即位，西周衰弱达到顶点。前771年，犬戎之乱，攻进都城镐京，幽王被杀;前770年，周平王(宜臼)东迁至雒邑，东周开始。

第四章 春秋——奴隶制国家的衰亡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一、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

总体形势：王室衰弱，诸侯坐大。王畿仅存洛阳周围

一、二百里，诸侯则动辄方圆数千里。

《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礼仪制度遭到破坏——虢太子墓用七鼎;朝聘、受命之事越来越少，变成了“请命”、“锡命”;天子私求财——数典忘祖;君臣交质现象产生，甚至发展到了君臣交恶，如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

周天子此时的作用：不仅不能制止战争，反而成了各国战争的借口。

二、大国争霸的经过

1、齐桓公的霸业

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第一，士农工商分居;第二，作内政而寄军令;第三，相地而衰征，国力迅速发展。于是开展了进攻其他诸侯国的争霸活动。以尊王攘夷的旗号赶走了北方少数民族，并联合中原各国阻止了南方楚国觊觎中原;前656年，齐楚“召陵之盟”(河南偃师东)，齐桓公取得霸主地位;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霸业达到顶峰。

《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2、晋文公争霸中原

前636年，晋文公辗转数国后回国即位，随后任用狐偃、赵衰进行改革，军事力量大大加强;前635年，平定周王室“王子带之乱”，在诸侯中威信大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山东濮县)，晋国大胜;同年，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齐、秦、宋、郑、鲁等八国结盟，周天子亲自参加，晋文公中原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3、楚庄王问鼎中原

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任用孙叔敖进行改革，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革内政、训练军队，国力由此大增;前606年，楚庄王北上至王畿，观兵于周郊，问鼎之轻重;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河南荥阳)，楚国大胜，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4、秦穆公霸西戎

秦国地处西陲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秦穆公(前659—前621)即位后重用“客卿”，如蹇叔、百里奚等，国力大大发展。前627年，秦东进欲称霸中原，但“殽之战”大败于晋，转而攻击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对关中及其以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盂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盂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5、弭兵之会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

第一次：前579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地点宋都商丘，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帮助，救助危难，共同讨伐违命反抗的诸侯的盟约。晋楚之间的暂时休战，正是为新的争夺做准备。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撕毁了盟约。随后晋楚双方多次展开大战。

第二次：前546，由宋大夫向戍主持，地点宋都商丘。有楚、晋、齐、秦、鲁、郑、卫、宋、许、陈、蔡、滕、邾、曹等14个国家参加。达成协议：晋楚双方停战，晋楚共为霸主，其他各中小国要向两国同时纳贡(秦、齐及其属国不贡)。

弭兵之会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此后40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得到喘息的机会，客观上为生产的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弭兵之会后，晋、楚争霸局面接近尾声，北方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顽固的旧势力之间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越，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

6、吴、越图霸——吴国

前515年，吴王阖庐即位，任用伍员(伍子胥)掌政治，孙武掌军事，国力大增;前506年，与楚五战五捷，攻占了楚都郢，吴国走向最高辉煌;前496年，吴越“檇李之战”(浙江嘉兴)，吴军败，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前494年， “夫椒之战” (今太湖椒山)吴军大败越军，夫差随后两度北上打败齐国;前482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成为霸主。

7、吴、越图霸——越国

前494年越险遭亡国，于是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前482年，越军乘吴军黄池之会时攻吴;前473年，越灭吴，夫差拔剑自刎。勾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

三、对争霸战争的评价：

1、加速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为全国统一起到了奠基作用。

2、不同程度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旧贵族集团，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

3、促进了中原华夏族和周围少数民族的民族大融合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业

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牛耕的普通使用和水利的兴修。《齐语·国语》：“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

(二)手工业和商业

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郑国商业最为发展;前524年周景王造大钱

二、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封建生产关系是发生在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地租剥削的方式。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耕种井田之外尚有剩余时间和劳动力，于是，奴隶主将这些剩余时间和劳动力用于开垦荒地，并在新垦地上采取的新的剥削方式(地租剥削)，过去的过去的井田因此荒芜。《诗经·齐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国语·周语中》：“道路不可知，草在田间，野有庾积，场功未毕。”于是，奴隶主只好在井田上也采取新的剥削方式，井田制由此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越来越广泛地产生。

(二)赋税制度的变化

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

前645年，晋国“作爰田”、“作州兵”。

前594年，鲁国“初税亩”。

前548年，楚国量入修赋。

第三节 奴隶平民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一、奴隶平民的反抗

随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走向腐朽没落，奴隶主对奴隶平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暴。

《左传·昭公二十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之过朝。”

《左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反抗的两种表现形式：民溃、直接暴动

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主要表现形式：“私家”(即大夫)对“公室”(即诸侯)的斗争

1、田氏代齐

前532年，田桓子打败栾氏、高氏;前489年，田乞打败国、高、弦、晏四大贵族;前481年，田常(即田恒、田成子)打败监止和齐简公;前476年，齐之政皆归田常;前386年，周天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

2、三家分晋

晋国主要有六家大夫(六卿)：韩、赵、魏、智、范、中行;前493年，韩、赵、魏、智灭范、中行;前453年，韩、赵、魏灭智;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三家升为诸侯，但晋国依然存在;前376年，韩、赵、魏灭晋国。

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意义：加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

第五章 战国——封建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各国的变法运动和封建政权的建立

一、各国变法的原因

1、为了进一步革除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夺权斗争已基本掌握政权，但封建制度不甚完备，奴隶制旧势力还有较大影响。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必须进一步革除这一旧势力，完备封建制度。

2、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的专政。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已转变成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和剥削，必须进一步完备封建制度。

3、为了谋求富国强兵之策。战国时期战争不断，各国为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通过变法来谋求富国强兵之策

二、各国主要的变法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变法时间：魏文侯在位时(前455—前396)，约前400年左右。

主要内容：

1、废除奴隶主世袭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由此吸引大量的人才。

2、“尽地力之教”：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1)规定粮食亩产1.5石，鼓励达到3石;

(2)杂种各种农所物，以防某种农作物因病虫害而颗粒无收;

(3)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加紧抢收;

(4)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之地植树种桑，并多种瓜果蔬菜。

以上措施的意义并非仅在于经济收入，更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

3、平籴法：以“取有余以补不足”来平衡粮价，以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稳定小农经济，也就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4、制定法经六篇：盗法(制裁盗窃)、贼法(制裁杀伤)、捕法(捕亡之法)、囚法(断狱之法)、杂法(一些罪名的规定)、具法(量刑的规定)，这是我国现在可考的第一部封建法典，集各国法律之大成，为后代所沿用。

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早的变法，魏国经济由此迅速发展，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力迅速强大，一跃而为战国初年的第一大强国。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卫国人，变法时间为前382年，楚悼王在位时(前402—前381)

主要内容：

1、凡封君传三代而收回爵禄，并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还把一些旧贵族迁到荒凉之地，因而从政治和经济上都大大削弱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

2、捐不急之官：精简无关紧要的官职，削减过高的官吏俸禄，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训练战士。

3、整顿吏治：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

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大有起色。前381年，楚国大败魏军。《史记·吴起列传》：“(楚国)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吴起变法着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缺少经济方面，特别是经济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加之时间不长，故效果与影响都不如李悝和商鞅变法。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前385年秦献公掌权，进行一系列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准备。

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又名卫鞅。变法时间：前356年和前350年共两次，秦孝公在位时(前361—前338)

主要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把土地分给私人，可以自由买卖，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废除了井田制，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2、制订秦爵20级，奖励军功，根据战场上立功的大小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以此作为获得田宅和劳动力的依据。

3、废除宗族世袭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4、重农抑商

(1)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2)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别居，独立成家，女子适龄后也必须出嫁;

(3)加重关市商品税收，不准商人贩卖粮食，商人奴仆必须服役等

5、推行县制：全国设41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每县设县令、丞，由中央直接委派，与分封制迥然不同，加强了中央集权。

6、订户籍，实行连坐之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人藏奸，什伍同罪。

7、统一度量衡： 1尺≈今23cm、1升≈今0.2升，此制成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标准。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法，秦国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力量迅速加强，因此而一跃成为时代强国。第一次变法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第二次变法后，“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同上)。

尽管变法导致商鞅的个人悲剧，但“商君虽死，秦法未败”，秦国的后继者遵循此法，遥遥领先于别国，终使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举统一中国。

(四)其它各国的改革

1、赵国：赵列侯(前408—前387在位)任用牛畜等人进行改革。

2、韩国：韩昭侯于前355年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

3、齐国：齐威王(前387—前343在位)任用邹忌进行改革。

4、燕国：燕王哙任用子之进行改革

三、对战国时期变法的评价

1、变法是一场伟大的封建化运动，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加速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通过变法，各国土地私有并自由买卖已成为正常、普遍和合法的现象

2、通过变法，强化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了封建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到战国时期中后期，各诸侯国封建中央集权政体已初步形成。

(1)地方上郡县制逐渐产生、发展，地方官员不再世袭而是任免。

(2)中央封建官僚制度开始建立，将相文武分治，官员实行俸禄制。

(3)“上计”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4)军权的集中：玺符制度的推行(公文用玺、发兵用符、出使用节)，意味着中央行政任免和军事权力的集中。

第二节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

1、水利的发展

都江堰

河渠的大量开凿——郑国渠

西门豹治邺

堤防大量建筑，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2、铁器和牛耕的进一步推广

北起今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都有战国的铁器出土，包括七国的广大地区，其数量种类也大大增多，如犁铧、鲤、锄、雷、镰、斧等

3、生产技术的提高——深耕熟耨、辨土施肥

4、粮食产量的提高

亩产1.5石，上熟四倍(6石);中熟三倍(4.5石);下熟一倍(3石)

二、手工业

特点：其性质包括家庭手工业、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四种

主要种类：

纺织：新丝织品出现，如罗、纨、绮、锦、绣、绢帛、缣等

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农业家庭中普通存在纺织业(缫丝为主)，即“男耕女织”

除纺织业外，其它行业也有发展

三、商业

《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1、富商大贾出现

2、城市规模和数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

《战国策·赵策》：“(春秋)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盐铁论》：“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战国策·齐策》：“(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民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太平御览》：“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

3、货币大量流通

齐：刀币;韩赵魏：布币;秦：圆钱;楚：铜贝;楚：郢爰、陈爰(金币)。

第三节 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一、战争概述

1、武器的进步

铁兵器：剑、矛、戈、戟

新武器：弩机、望山、悬刀、连弩之车、 云梯、钩拒

2、战争方式的变化

车战为主转为骑战为主。《通典卷149》：“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聚;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

3、关塞、长城大量修筑

《盐铁论·险固篇》：关塞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

4、战争规模扩大

(1)兵员增多：春秋时期以城濮之战为例，约2万人，而战国时期的秦魏伊阙之战斩魏军24万;秦魏华阳之战斩魏军15万;秦赵长平之战，坑赵降卒40万。

(2)时间延长：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均

一、两天结束，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常常是“旷日持久数岁”。如长平之战打了三年之久。

(3)异常惨烈：《孟子》：“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

5、战争性质的变化

兼并战争不仅仅是争霸，在完成霸业的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兼并战争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二、战争经过

1、魏国的强大

魏文侯时李悝变法，国力迅速强盛，到魏惠王时，霸业达到高峰;前354年，齐魏桂陵之战(山东荷泽)，魏败;前344年，魏惠王逢泽会盟(河南开封市南)，率十二国诸侯朝见天子，从此称霸天下;前342，齐魏马陵之战(山东郯城)，齐田忌、孙膑破魏军，杀魏太子申，庞涓自杀，魏霸业动摇;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徐州相王”;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魏称霸局面彻底结束。

2、秦、齐两国的对峙

配合军事斗争，此时出现了政治上的外交活动，即“合纵”与“连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

《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战国策·齐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给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是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前318年，“五国伐秦”(魏、赵、韩、燕、楚)，楚怀王为纵长，战败;前313年，秦派张仪连横说楚，破坏了齐楚“互救之约”。前299年，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前277年秦将白起破郢，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前288年，齐秦互为东、西帝;前288年，齐、秦互为东、西帝，前288(或前287年)，东方六国联军第二次合纵伐秦，后不战而败;前286年，齐联合魏、楚灭宋，事业达到极盛;前284年，“乐毅伐齐”，齐国惨败，从此，齐秦对峙局面被打破。

3、秦、赵大战

此时，秦国基本策略为“远交近攻”，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主要是秦、赵之间的较量。

前270年，阏与之战(山西和顺县西)，秦军败;前262年，长平之战(山西高平县西北)，赵军败，白起坑降卒40万;前257年，邯郸之战，秦军败;前2

56、249年，秦先后灭西、东周(王畿)，周王朝从此消失。

前241年，第三次合纵攻秦(赵、楚、魏、韩、燕)，合纵不堪一击，此后，秦已处于完全优势

贾谊《过秦论》:“(各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4、秦统一六国

前247年，秦王赢政即位(13岁)，前238年亲政(22岁)，铲除了吕不韦、嫪毐集团。

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展开十年统一战争，前230灭韩、前228灭赵、前225灭魏、前223灭楚、前222灭燕、前221灭齐，至此统一了中国。

三、秦统一的主客观条件

1、社会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相互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为统一局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民族融合的加强：由于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交往，华夏族越来越以核心民族的姿态不断扩大，与周围少数民族融为一体。这一现象使国家在统一进程中减少了民族隔阂的巨大阻力，全国性的统一由此成为可能。

3、统一是人民的要求：各国分裂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直接受到威胁，并给民众增加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因此，人民渴望统一。

4、兼并战争的作用：兼并战争使战国初年的几十个国家合并成为战国后期的几个国家，这种局部统一为全国性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5、秦国的强大：商鞅变法的彻底、东方传统文化的束缚较少、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经济、军事条件等，导致秦国在以后的百年间迅猛发展，因此有了统一中国的实力。

第五篇：中国古代史教案22

中国古代史教案22.txt我很想知道，多少人分开了，还是深爱着。ゝ自己哭自己笑自己看着自己闹。你用隐身来躲避我丶我用隐身来成全你!待到一日权在手，杀尽天下负我狗。第一章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第一节 秦朝的建立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建立制度的迫切性：

第一，新王朝幅员辽阔，东到大海，西到甘肃，北至河套，南到长江流域，必须在各种制度上重新归并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第二，各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存在，随时都威胁着秦王朝的统治;而阶级矛盾也迫使王朝必须加强专制统治。

(一)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

1、称皇帝

2、除谥法

3、自称朕

4、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

作用：称谓的改变使皇帝和常人间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由此产生了神圣感、神秘感，表现了皇帝的神圣和威严。

(二)建立官僚行政机构

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丞相，掌全国政务;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

九卿：奉常宗庙礼仪、郎中令宫廷内警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卫尉掌皇宫保卫、典客掌外交及民族事务、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皇族事务、少府掌手工业及山河税收。

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制

郡：郡守、郡尉、监御史

县：县令(长)、县尉、县丞

乡：三老、游徼、啬夫

亭：亭长

里：里正

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县制，使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都层层集中，最后集中到了皇帝那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巩固。这套制度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扩大军队

由于秦朝时间太短，没有关于军队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依然看得出秦朝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是零散的文字资料。如攻打匈奴、越族，加起来上好几十万，全国军队数目估计至少在百万以上。二是考古资料，即兵马俑。总面积为20780平米(其中1号坑14260平米;2号坑6000平米;3号坑520平米)。1：1比例的兵马好几千个，使我们联想到秦朝庞大的军队。

(四)制定秦律

秦国本来有《秦律》，是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的，后来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到秦统一时已比较完整了。《秦律》至今已失传，研究《秦律》的主要资料是云梦竹简，即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1000多支，内容大部分都是秦律及文书。从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律的几个特点：

第一、篇目较多较细，如田、工、厩苑、金布、仓、置吏、军爵、徭戍、游士律等等，近20个标题，这20个标题中，不仅有法律条文，还有关于这些条文的司法解释，甚至还有对一些案例的审讯、调查等具体记录等，这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封建法制体系。

第二、有明显的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体现阶级压迫剥削，特别是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征。可以看出《秦律》明显的阶级属性，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这一属性在当时既有进步性，也有反动性。对于强调统一，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进步性;对于镇压劳动人民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反动性。

第三、秦法极为残酷。表现在刑法名称多、量刑定罪重、刑徒数量大几个方面。就秦法极为残酷而言：至今可考的死刑多达12种：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烹、枭首、具五刑、参夷之诛等。

秦王期国家机器充分反映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其实质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的加强，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强，但客观上，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不仅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而且大大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始皇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即变异为同的措施。

(一)“令黔首自实田”

把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下来

(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

1、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为标准文字，隶书为日常书写文。对于秦朝推行法令、传播文化，维护秦朝的统一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文字发展的里程碑，对文字发展改革的意义不可抹灭。

2、统一货币：黄金为上币，单位镒(20两);圆钱为下币，单位半两(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3、统一度量衡：度(十进位)：寸—尺—丈—引(1尺≈今23cm);量(十进位)：合—升—斗—桶(斛、石);衡：铢、两(24铢)、斤(16两)、石(120斤)。

4、统一车轨：宽度为六尺

(三)决川防、毁城堑、修驰道

1、把国内城堑川防一律撤除，撤除了地方割据的凭籍

2、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3、直道：云阳(陕西淳化)至九原(内蒙古包头)，1800里。]

4、五尺道：四川南部丛山中。

5、新道：五岭中的道路

修道路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巡游，但客观上发展了交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积极意义。

(四)销毁兵器，迁徙富豪

1、前221年，收天下兵器。目的在于消除民间武力，有防止六国势力复活和防止农民起义两方面的作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24万斤)，置廷宫中。”

2、同年，迁富豪12万户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对都城的建设和落后地区的开发都起到积极作用

(五)焚书坑儒

1、焚书：

时间：前213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2、坑儒：前212年。方士侯生、卢生为秦始皇求仙药不成，引起事端，儒生460人全部被坑杀于咸阳城内。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的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朝章碣)。

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一)北征匈奴

匈奴族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迁徙，活动在蒙古高原一带，南达阴山，北到贝加尔湖，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性质较落后，战国时期处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其掠夺性很强，因而形成了北方的大患。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忙于内战，匈奴乘机侵入，占去了河套地区。前218年，秦始皇命令蒙恬率军30万进攻匈奴，当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设34县。随后，蒙恬下令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把战国时期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进行补充，形成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郡碣石(今河北昌黎)的长城，全长五千余里。万里长城阻止了匈奴的掠夺，保障了北方人民的生活安宁和生产，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

(二)南征越族 越族分布广且分散，有很多支，相互未统一，故称“百越”。大致从长江中下游一线往南直到东南沿海的整个地区。其中主要有：扬越(长江中下游地区);、於越(江浙一带);闽越(福建一带);南越(两广和越南北部);东瓯(浙江、江西)。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其风俗多为断发文身;就社会而言较为落后，约战国时期大部分刚进入阶级社会。总的说来，靠北的越人由于受楚国影响较深，不少都臣属于楚国，所以接受中原文化较多，要先进一些，而越往南就越落后。

秦统一后，立即对百越发起了进攻。前221年刚统一，就发兵征服了东瓯和闽越，建闽中郡。随后派太尉屠睢将兵50万征南越，虽三年不解甲弛弩，仍遭越人顽强抵抗而大败。屠睢也被杀。前214年，秦始皇令史禄(监御史叫叫禄)修灵渠60里，解决了运粮问题，才平定了南越。然后在南越之地设三郡——桂林、南海、象郡(加前面的闽中郡共4个郡)。为防止越人反抗，秦又发罪人50万戍守五岭(又叫南岭，包括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瘐五岭，在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广东北部交界处)。于此完全平定了越族。

秦征越族和击匈奴有所不同。征越族是主动出击，击匈奴是被迫反击，所以征越族带有侵略性质。但客观上征越族有积极意义的：迁去50万人与越族杂居，使珠江流域得以开发，中原文明得以流传。同时为征越族修了灵渠60里，把洞庭湖流域的湘江和珠江流域的漓江连接起来了)，这本是为了运送兵员粮草便于打仗，但很好地沟通了水路交通，连通了两大流域。

第二节 秦代主要阶级构成

一、地主阶级

(一)身份性地主

1、军功地主：主要出自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军功获爵而成为地主，这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上层，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如秦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恬。

2、贵族地主：主要在旧的六国地区，由原六国旧贵族转化而来，依靠宗法家族血缘关系而形成，在某一区颇有经济实力，也因家族威望而颇有号召力。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势，常受到秦王朝的打压，因此成为灭秦的主要力量。如项羽、如张良、彭越、齐国田氏等。

(二)非身份性地主

一些手工业者转化为地主

二、农民阶级

1、自耕农 秦代农民中的主要成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有自己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以自己的名义负担国家各种赋役，受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剥削，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2、依附农

雇农、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存在着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役，而是直接受到地主的剥削。通常与地主有血缘关系，以此为纽带联系起来，所以被称之为“宾客”、“子弟”等等。

三、其他

1、官、私奴婢：来源于犯法、战俘、贫穷卖身或少数民族被抢到内地等等。官奴由政府奴役驱使，也包括宫奴;私奴则是地主的家奴，一般用于家内劳动。

2、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及游民。

第三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

一、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1、沉重的徭役

《汉书·食货志》：秦朝“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秦朝短短十多年，对外大量用兵，对内大兴土木，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史书上有记载的数字是：修宫殿、陵墓150万(各70余万);击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守五岭50万，共280万，加上其它杂役，不下300万。秦有2000万人口，抽去300万人，占了15%。。

2、繁多的赋税

《汉书·食货志》：“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同书曰：“收太半之赋。”唐人颜师古注说，“太半”就是三分之二，可见极为惨重。

3、残酷的刑罚

第一，刑罚野蛮、残忍。仅死刑，据史籍可考的就有12种之多。如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釜)烹、枭首、具五刑等等;另有“参夷之诛”。

第二，秦朝量刑定罪特别重。如“偶语私书者弃市”、“赴役衍期者斩”等。这样一来，人民动辄得罪，以致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

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

1、陈胜、吴广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阳城人也)和吴广(阳夏人也)率900人起于大泽乡，很快发展到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在陈县建立根据地。国号“张楚”，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张楚政权下一步便是向秦朝发起总攻。兵分三路。北路由吴广带领北上攻荥阳;中路由周文带领直逼关中，这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南路由宋留带领入从南阳入武关。

周文的部队很快就攻进了函谷关，队伍扩大到了几十万人，后被秦章邯部队打败，周文自杀。章邯军随后解荥阳之围，吴广一直攻不下荥阳，与部将田臧发生了矛盾，田臧杀了吴广，自己带兵迎击章邯，大败，被杀。章邯进逼陈胜，陈胜被迫退到下城父(安徽涡阳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南路宋留虽攻下南阳，听说其他各支已败了，便投降。

陈胜、吴广的历史功绩：

第一，虽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秦王朝，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第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思想，“削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斗争气魄，鼓舞历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2、项羽、刘邦的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9月，项羽两叔侄也起兵了。杀了会稽郡郡守，带领八千人起兵。很快渡过长江、淮河，队伍发展到了

六、七万人。前208年6月，一直打到了薜县(山东枣庄)。立楚怀王之孙名心为楚怀王，都盱台。此时刘邦前来归附。

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先后攻下了东阿(山东阳谷东北)、定陶(山东定陶西北)，并在雍丘(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斩秦将李由(李斯之子)，势力由山东发展到了河南南部。但此时，被章邯军队击败于定陶，项梁战死，义军受到第一次大的挫折，项羽、刘邦、吕臣等人只好带兵东还，退守彭城(徐州)一带。

随后章邯带兵北上攻打巨鹿城，项羽兵分两路攻秦。一路由宋义、项羽率军北上，解巨鹿之围。另一支由刘邦带领西进，直逼秦都城。项羽巨鹿之战大败章邯军，这是反秦斗争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使义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秦军由主动变为被动。此战消灭了秦军主力，为消灭秦朝奠定了基础。

刘邦西进很快攻占了南阳，南阳太守投降。随后由武关进入关中，前207年10月，刘邦进抵灞上(西安市东南)，子婴投降，秦亡。

3、楚汉之争 前206年10月，刘邦入关中消灭了秦朝。12月，项羽军也进入，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而项羽有40万人，刘邦只好委曲求全，在霸上迎接项羽。项羽进入咸阳城后大肆进行分封，把各支反秦队伍的首领，六国旧贵族后裔，甚至象章邯这种秦朝降将，都分封为王，一共分了18王，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把关中分成三部分，由三个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控制，即三秦王，将刘邦封为汉王，王汉中，都南郑。又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东回彭城。

项羽回彭城后不久，天下大乱，最先乱起来的是山东地区，项羽率军平山东之乱，此时刘邦联络了各路诸侯共56万人打到了彭城。项羽赶快回师反击，睢水之战打得刘邦大败，刘邦仅存数十骑跟着他跑到荥阳。

从此，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展开了拉锯战。前203年10月成皋之战，项军败，这是楚汉之争的转折点，汉军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而项军从此由主动转为被动。前203年9月，楚汉议和，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为汉，东为楚。但不久刘邦但毁约东进，项羽发起了全面进攻。202年12月，刘邦把项羽逼到了垓下，随后又将项羽逼到乌江(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上)，项羽拔剑自刎，楚汉之争结束。

第二章 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第一节 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

一、西汉初年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秦末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主要表现为人口剧减、土地荒芜、经济凋蔽。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才二三。”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书·食货志》：“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一)封建国家机器的重建及黄老统治思想的确定

1、建立制度

《汉书·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1)官僚行政制度：汉承秦制，但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

(2)萧何定《九章律》。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三篇，形成比秦律更为成套的汉律九章，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3)叔孙通定礼仪、张苍定历法和度量衡程式、韩信定军法。

于是，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汉朝制度完全建立起来。

2、加强军事力量

地方为“正卒”。兵种为车骑、材官、楼船，主管为中尉(王国)、郡尉(郡)。

中央为“卫士”，设南北两军，南军卫皇宫，由卫尉率领;北军保卫京城，由中尉率领。

3、黄老思想

即道家思想，汉初以此为指导思想，适应了当时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特定环境。

(二)稳定社会秩序

1、组织军事复员

“兵罢皆归家”。按军功大小及从军长短给予不同赏赐。原“大夫”(5级)以下一律升为“大夫”;原“大夫”及其以上一律加1级。

2、召民归田

愿留关中者复12年;回本土者复6年;有罪者返回本土既往不咎，并可认领原有田宅，恢复原有爵位。皇家苑囿园池和无主荒地若被开垦，承认既成事实。

3、释放奴婢，鼓励生育

因穷困卖身为奴者一律释免，未释免者加倍征口赋。 女子15—30岁未出嫁者分5个等级加征税收。生育子女复2年。

4、打击商人

对商人的规定：不准衣丝乘车;不准自带兵器;不准作官;算赋加倍。 夫用贫求富者，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繍文不如倚市门

(三)再建赋役制度

1、田租：什伍税一。

2、人头税

算赋：15—56岁，每人每年收120钱(1算);

口赋：7—14岁，每人每年收20钱。

3、徭役：

23—56岁男子服役

力役：每年在本郡服役1月(卒更)，可出钱2000托人代劳(践更);每年戍边三天，可出钱300托人代劳(过更)

兵役：一生中服兵役两年。

(四)翦灭异姓王

1、消灭异姓王：将楚汉之争中出于战略需要而分封的异姓王一一消灭(长沙王吴芮因年幼且老实除外)。

2、分封同姓王：其中7人为刘邦之子，1人为其弟(楚王刘交)，1人为其侄(吴王刘濞)。

以上措施在汉惠帝和吕后时继续采用，于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发展，惠帝、吕后时即初见成效。

《汉书·高后纪赞》:(惠帝、吕后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萧规曹随：“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文景时期政策的调整

文景之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自年六十七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 背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一，商人势力发展，农民利益遭受侵夺，社会因而出现动荡隐患。晁错《论贵粟疏》：“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阡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曵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第二，地方王国势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强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

内容：

1、轻徭薄赋

田租：三十税一(其中文帝末年12年全免田租)

算赋：40钱(此前为120钱)

徭役：把23—56岁男子在本郡服役1个月的规定由1年一次改为3年一次

2、“贵粟”政策：对刘邦“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以“贵粟”来“重农”

内容： “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优点：“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晁错《论贵粟疏》)

3、修“马复令”：民间养马一匹，复三人。

4、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在关口津梁处对来往行人的检查，并开放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

5、提倡节俭，约法省禁

提倡节俭以文帝为盛

废除秦律的严酷条文，且量刑定罪较轻

6、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之后，王国势力不断发展，文帝时，贾谊提出“分藩”，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叛军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晁错被杀后依然不撤兵，于是中央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三个月后平定。平叛后中央采取了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收回部分王国，并把大国割小;裁减王国官吏，并将其任免权收归中央;封王“不之国”。

三、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背景：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繁荣达到顶点。《史记·律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败不可食。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但在繁荣的背后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第一，豪强地主形成，大肆兼并土地，使广大自耕农破产，社会开始动荡。

第二，王国势力再度发展，形成中央王朝的威胁。

第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匈奴从西汉初年开始肆无忌惮的进攻难以平息

针对上述问题，汉武帝采取措施一系列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措施，内容如下：

(一)加强中央集权

1、削弱丞相权力

设立中朝(内朝)，排挤外朝;直接打击丞相：汉武帝在位50余年，丞相频频更换达12人之多

2、设置州刺史

全国分为1部(司隶部)和13州，掌官司隶校尉、刺史，职责：监查所属郡县，“以六条问事”。

3、订立官吏选举制度

汉初官吏来源主要为任子和赀选，汉武帝实行了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1人到中央为“郎”，随后派为正式官，这是我国订立官僚选举制度的开始。

在京城设“太学”，选50人学习，置五经博士。

征召：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

4、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史记·酷吏列传》：宁成：其治如狼牧羊。„„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史记·酷吏列传》：王温舒为河南郡守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郡中勿声，勿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5、进一步打击地方封国

采纳大政治家主父偃“推恩”对方，颁“推恩令”，使王国地盘逐渐变为侯国。

左官律：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中央，且不得到中央任官;附益法：打击王国官吏与王结党营私之法。

酎金夺爵：前112年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无为”为“有为”。这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7、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除汉初的征兵制外，实行募兵制;在兵力部署上加强中央军事力量，除保留南北两军之外，增设期门军1000人、羽林军700人(建章营骑)、羽林孤儿、八校尉(每支700—1000人，隶属北军)

(二)经济方面的政策

1、改革币制

秦朝为半两钱;汉初为荚钱，可私造;吕后时为八铢钱、四铢钱;文帝时又改为四铢钱，可私造。

汉武帝于前118年造五铢钱(上林钱、三官钱)，使货币得以统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2、盐铁官营：前120年，采纳大农令郑当时建议，盐铁收归国有，同时任命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等人专管盐铁事务，在全国设盐官30余处，铁官40余处。

3、均输法：将地方贡品转为现金送到中央。

4、平准法：在京城长安设平准官，“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5、算缗和告缗

算缗(征收财产税)：商人每2000钱财产抽1算;手工业者每4000钱财产抽1算;轺车每辆抽1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每只抽1算。

告缗：鼓励告发，一经查实，没收全部财产，告发者可得一半。

《史记·平准书》：“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廷尉)治之，„„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二章：“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代的总代表。”

四、昭宣中兴

背景：

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走向激化，社会开始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对此，汉武帝颁“沉命法”，使社会更加动荡，到前89年，颁“罪己诏”，社会稍有缓和。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怨，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昭宣帝所采取的措施：

1、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七次颁诏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六次颁诏赈贷种、食和“勿收责”(债)。

2、重视吏治：“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

3、平理刑狱：设置“廷尉平”专门平理疑案、错案，并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 《风俗通·正失》：(昭宣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宁，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第二节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

战国时期主要使用于中原地区，汉初已遍及黄河流域，而铁器更推广到了南方和东北地区，农具品种也大有增加。

2、水利有很大发展

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如龙首渠、白渠、六辅渠、成国渠、灵轵渠;主要是开渠而非修陂塘;治理黄河，前109年，武帝发数万人堵塞黄河决口，并临工地巡视，此后80年未成大灾。

3、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

耦耕、耧车、代田法、区种法

4、人口和耕地面积增加

汉初：人口约500万，汉成帝时：人口5900万 田土约827万顷

二、手工业

1、冶铁

地区大大扩展，遍及山东、河南、江苏等地，重要冶铁城市为南阳、巩县。

用煤炼铁、淬火法、低温炼钢

除农具外，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量生产

2、纺织业

代表西汉产品质量的不是民间纺织业而是官营作坊。如齐地：三服官;长安：东、西织室，其种类为绢、纱、锦、绣、绮等。

一些地方产品也以自己的特色而闻名，如齐地的刺繍;襄邑的织锦;蜀汉的布帛等。

3、煮盐业

海盐、四川自贡井盐

4、除上述行业之外，车船、铜器、陶器、酿造等业也有很大发展

三、商业

商业城市大量兴起：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南阳

商品种类增多

丝绸之路出现

第三节 西汉的民族关系

总体认识：

第一，西汉时期形成了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风俗习惯、共同居住区域和共同心理状态的人口众多的汉族。

第二，汉族与与周边少数民族始终保持了联系，虽发生过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导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各族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三，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

一、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1、西汉前期——充满屈辱的和亲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登位，是匈奴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前200年，白登山之围，此后刘邦被迫和亲，即汉室公主嫁给匈奴，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互为兄弟。但匈奴的骚扰仍然不停，前166年(文帝时)，匈奴一直打到甘泉宫(陕西淳化)。

2、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

前133年，马邑之围，撕破了双方友好的面纱，大战在即。此后，匈汉之间展开了大战，其中有三次重要大战。

第一次，前127年，大将军卫青，收复了河套地区，解决了匈奴长期以来对长安京城的直接威胁。

第二次，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的“右臂”，解除了匈奴的钳形攻势，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次，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出击。是汉朝出兵最远的一次，也是对匈奴最具毁灭性打击的一次。

3、昭宣之后——友好的和亲

汉昭帝时，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一部归附西汉;汉元帝时，前33年，王昭君出塞，双方友好达到顶峰，是时“边城宴闭，牛羊布野”。

二、西汉与西域的关系

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在天山之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区域，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塔里木河之北有疏勒、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称为北道诸国，在昆仑山北边大沙漠的南沿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称为南道诸国。

前138-126，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60年(宣帝时)，西域都护府成立，中外交流进一步畅通。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人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质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三、西汉与南方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9个郡：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

四、西汉与西南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六个郡：犍为、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

五、西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东北地区：鲜卑、乌桓、夫余、挹娄、高句丽

朝鲜半岛北部：箕氏——卫氏，都王俭城(平壤南)。前109年发兵，第二年灭卫氏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昭帝时取消真番、临屯，将其合并到乐浪、玄菟

第四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一、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一)土地兼并严重、奴婢数量增多

土地兼并：

汉武帝时期豪强地主形成，土地兼并开始剧烈;元、成、哀帝时，皇帝也大肆兼并土地。

奴婢数量：

汉武帝时期，关中流民起义人数达到200万;元帝时，官私奴婢达10万之多

限田之议(左将军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占田不得超过30顷，占奴婢不得超过30人(诸侯王为200人)，以失败告终。

(二)地主阶级荒淫奢侈、人民生活痛苦

《汉书·元后传》：“(外戚王氏家中)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

《汉书·匡衡传》：“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

《汉书·鲍宣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三)王莽改制

1、王田与私属 《汉书·王莽传》：“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

2、五均、赊贷、六筦

五均：长安城设五均司市师，每季“中平”。

赊贷：贫民遇丧、祭祀可赊(不计利息，十日内还清);工商业经营可贷，年利息10%。

六筦：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

3、改革币制

公元7年：造大钱、契刀、错刀、保留原五铢钱

公元9年：保留旧的大钱、另造小钱(新)，废除其他货币。

公元10年：废除原有货币，造“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铜(钱布)。其中金1种、银2种、龟4种、贝5种、钱6种、布10种

公元14年，再度废除原有货币，造货布、货泉。

王莽改制企图改变当时出现的社会动荡不堪的局面，但因改制的失败，本身就成了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人民已无法生活，被迫起而反抗，一场积怨已久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二、绿林、赤眉大起义的经过

1、绿林军起义

公元17年，王匡、王凤起义于绿林山，

七、八千人;公元21年，打败官军围剿，发展到五万多人;公元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队伍转移。刘縯、刘秀兄弟投靠;公元23年2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玄为帝;23年2月，围宛城(南阳)，队伍发展到十余万公元;公元23年4月，占定陵、郾城、昆阳;公元23年6月，昆阳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起义军兵分两路：申屠建从武关攻长安，23年9月入长安;王匡攻洛阳，第二年入长安。

2、黄河流域以北的起义

黄河以北有几十支起义队伍;“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如：铜马、青犊、富平、尤来、高湖等。这些起义后来或自行瓦解，或被官军打散，或被刘秀收编。

3、赤眉军起义

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率1万人起义。逄安、徐宣、谢禄、杨音加入，达数万人。其首领称“三老”，无文书、旌旗、号令等，仅以言辞为约束，可见这支起义军比起绿林军来更为纯朴。公元20年，击败官军万余人;公元22年，击败官军王匡、廉丹部十余万人;公元24年底，西进，立刘盆子为帝。此时绿林军在长安已经变质，开始了堕落腐化的生活。“日与妇人晏饮后廷，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言。”同时大肆排挤农民军将领，杀申屠建、成丹，赶走王匡，于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后汉书·刘玄传》)。公元25年9月，赤眉军攻占长安，但此后赤眉军同样开始了不思进取，堕落腐化的生活。“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

公元26年春，因无粮食供给，赤眉军自行撤离长安，西进，入安定、北地(今甘肃境内)，遭当地大豪强隗嚣袭击。公元26年9月返回长安暂居三月后，于公元26年12月，再度撤离长安东归。公元27年1月，赤眉军在东归途中被刘秀打败。

4、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昆阳之战后，刘秀受封为“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率兵三千，平定黄河以北地区，在那里很快得以立足，势力不断发展。公元25年6月，刘秀于鄗称帝(河北柏乡)，东汉建立，公元25年冬天，攻占并迁都洛阳。

随后，刘秀着手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公元29年，灭渔阳彭宠、南郡秦丰、粱郡刘永、齐地张步;公元30年，灭庐江李宪;公元33年，灭天水隗嚣;公元36年，灭巴蜀公孙述;公元40年，灭安定卢芳，至此，刘秀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第三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第一节 东汉前期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西汉末年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人口剧减、生产萧条

《后汉书·冯异传》：“时(27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粮草运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

《后汉书·郡国志注》：“世祖(刘秀)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十才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

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1、黄老思想

《后汉书·光武帝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2、解放奴婢

26—38年，9次下诏解放奴婢——6次规定释放奴婢，3次规定禁杀奴婢，包括：

释免的奴婢包括：因家贫嫁妻卖子为奴;王莽时代“不应旧法”而获罪;被掠夺为奴者;杀奴婢不得减罪，奴婢杀人不得加罪;炙灼奴婢依法治罪，被炙灼者免为庶人。

3、安置流民、减轻租税

公元39年，因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严重，刘秀下令“度田”，即检查田亩，终以失败告终。《后汉书·光武帝纪》：“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于是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土地问题。

第一，假民公田：66年(明帝)—109年(安帝)，颁“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的诏令达20余次。

第二，三令五申各地妥善安置和赈救灾民。

第三，轻徭薄赋。刘秀公元30年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四，王莽时代的苛捐杂税明令废止。

第五，章帝时下令凡生育，免女子三年算赋，男子一年算赋，给谷三斛。

4、减少郡县，裁减官吏

公元30年，刘秀规定：把州定为行政区，州刺史为行政官;裁减400多个县，约总数的1/4;裁减官吏：“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晋书·食货志》：“显宗(明帝)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粟斛直钱三十。草树殷富，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

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1、“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设尚书台。首领：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尚书六曹，首领：尚书。尚书台包揽了国家行政事务，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削弱了三公之权。

《后汉书·仲长统传》：“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

2、进一步强化监察制度

第一，继续使司隶校尉、州刺史监察各地。

第二，设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后汉书·宣秉传》：“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3、退功臣，进文吏

第一，削夺功臣政治权力：封功臣360多人为列侯，以经济优待换夺政治权力。

第二，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52年搜查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后汉书·朱浮传》：“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

第三，多方访求名儒作官。

4、提倡儒学，继续实行察举、征辟制度

《后汉书·儒林传序》：“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

察举制：更加注重儒家道德品行。(德行高妙 高才重名 明达法令)

以上措施对于刘秀及东汉前期统治者选拔人才，进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也带来负面作用。《抱朴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5、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第一，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取消郡尉，由郡守带兵;取消地方“都试”;取消地方军队

第二，加强中央军队实力：在北军之下设立五营宿卫军(首领：校尉)，即屯骑、越骑、步骑、长水、射声。另在地方上设立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

黎阳营——今河南浚县，保卫黄河以北，洛阳都城的北面屏障

雍营——今陕西凤翔，守卫关中，洛阳都城的西面屏障

第二节 东汉的经济

一、东汉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铁农具的进一步改进：短辕一牛、全铁制犁铧、曲柄锄、钩镰。

水利：陂塘为主、关东地区为主、治理黄河、水利技术提高：水碓、水排。

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到达南方的九真、庐江一带。

人口和垦地面积大增，105年(和帝)统计：垦田732万余顷，人口5300余万。

出现了人口南移趋势:

(二)手工业：

纺织业：保留了西汉的东、西织室;三服官，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地方特产，如桐桦布;产于云南哀牢地区;其特点是“洁白而不易污染”，还出现了越布(越葛)等。

(三)商业

除西汉六大商业城市外，南方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在南方，西汉已有的城市有吴(苏州)、番禺(广州)、会稽等，而在东汉新兴的城市包括丹阳(安徽宣城)、豫章(南昌)、徐闻(广西)、合浦(广东)。

由于丝路的发展，河西四郡日益重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同时，由于对外经济日益发达，丝路进一步发展;而边界上的民间合市(互市)也较为活跃，同时，东汉还与朝鲜、日本、南洋诸国有了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

二、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一)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的原因

由于刘秀本人及亲戚、功臣都是都出身于大豪强，如刘秀本人是著名的南阳大豪强;刘秀亲戚：外祖父樊氏、姐夫邓晨、岳父阴氏也是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帮刘秀打天下的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同样是大豪强，因此其措施必然是保护豪强地方利益的，这使得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东汉政权是豪强地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特点为“豪强政治”。

《后汉书·刘隆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二)豪强地主经济的表现形式——田庄经济

这种形式的基本特点是：组织结构为聚族而居，并以坞堡为中心;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单位(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即部曲、家兵，成为军事力量成为东汉后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基础;剥削对象是徒附、宾客、宗人等，人生依附关系极强，崔寔《政论》：“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由于上述原因，豪强地方往往在政治上任意操纵地方官吏，独霸一方，鱼肉百姓。

《后汉书·仲长统传》：“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伦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执(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第三节 东汉的民族关系

一、东汉与匈奴的关系

王莽时代，匈汉关系再度恶化，匈奴形成北方威胁;公元46年(刘秀时期)，匈奴单于與死，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东汉;北匈奴(蒲奴单于)继续与东汉为敌，明帝起，开始反击匈奴，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公元73年(明帝)，窦固、耿忠率兵，西攻至伊吾庐(新疆哈密)。

第二次：公元89年(和帝)，窦宪、耿秉率兵，北攻至稽落山、燕然山，共推进三千里。

第三次：公元91年(和帝)，耿夔、任尚率兵，北攻至金微山，推进五千里。

匈奴遭到以上毁灭性打击，被迫西迁至中亚细亚甚至欧洲，消失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之中。

二、东汉与西域的关系

公元73年，窦固占伊吾庐后，派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汉，班超封为定远侯;公元97年，班超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最终到波斯湾。

三、东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一)乌桓：设护乌桓校尉。地点：上谷宁城(河北万全)

(二)鲜卑

匈奴离开后，鲜卑迁到匈奴故地(蒙古高原)，从此成为北方之患;公元97(和帝)——公元133(顺帝)，鲜卑经常入侵，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是最强盛的时期;公元 177年(灵帝)，仅上半年就侵扰边疆达30多次;公元181年，檀石槐死，内部发生王位之争，出现分裂，其患自然解除。

(三)夫余

49年(刘秀)，夫余王派使者到洛阳朝贡;136年(和帝)，夫余王亲临洛阳访问。

(四)朝鲜南部

三个并立的政权：马韩、弁韩、辰韩，后来兴起了百济、新罗，吞并了三韩。

(五)日本

]公元57年，倭国使者到达洛阳，刘秀授金印、冠带;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出访洛阳。

四、东汉与西南、南方各族的关系

(一)西南

云南南部的哀牢地区也和东汉有了联系。东汉此设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郡分出的六县合为永昌郡。

(二)南方(长江中上游地区)

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蛮族：

武陵蛮，居湖南洞庭湖以西的山区，武陵郡所辖;廪君蛮——湖北西部和重庆东部一带，巴郡和南郡所辖;板楯蛮——重庆、四川嘉陵江流域。

以上蛮族在东汉时大多属东汉郡县所辖，与汉族有着直接的联系。

五、东汉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和甘肃西南一带。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羌人渐渐归附汉族，在汉宣帝时设金城属国安置羌族，而王莽时又设立西海郡(西宁附近)安置羌族。 自汉安帝起，羌族与汉族发生三次长期而剧烈的战争：

第一次：公元107到118年(安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河南西部、益州，打败邓骘、任尚的五万部众。东汉耗资240亿才平定叛乱;

第二次：公元139到145年(顺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打败十万官军。东汉耗资80亿才平定叛乱。

第三次：公元159—169年(桓帝时)，羌人攻陇西(甘肃)、关中，东汉派名将段熲、皇甫规、张奂平叛。

第四节 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军起义

一、外戚宦官专权

(一)外戚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一，外戚势力的强大：东汉是豪强政治，而东汉外戚大都出身于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如明帝皇后是马援之女;章帝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皇后是邓禹的孙女;顺帝皇后是梁统的玄孙女，此外，东汉很多贵人都出自窦、邓、梁三家，这就使东汉外戚专权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宦官势力的强大：宦官地位虽然低贱，但是皇帝的近臣，因此皇帝独揽大权成为宦官专权的契机。

第三，东汉中后期皇帝大都年幼，为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创造了环境。

(二)经过

外戚宦官专权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和帝到桓帝时期，经过四次反复较量，外戚梁氏掌握大权。其中以梁冀掌权为代表，历经冲、质、桓三帝共20年，标志着东汉外戚势力达到顶峰。

《后汉书》：“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第二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以宦官专权为主。公元159年，梁皇后死，桓帝联合宦官五人铲除外戚势力，从此宦官掌握了大权。宦官掌权长达20多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桓帝时“五侯”专权：五侯即单超、具缓、唐衡、左悺、徐璜这五个宦官，他们掌权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贵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

灵帝时“十常侍”(以张让、赵忠为首的10人)专权。灵帝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到东汉末年，宦官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控制了军队和监狱。如宦官蹇硕就是西园八校尉首领，还控制了监狱(黄门北寺狱)。

《唐朝诗人韩翃》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二、党锢之祸

党即集团，锢即在政治上加以禁闭。党人即由官僚士大夫、太学生等组成，他们自称为即“清流”，而将宦官集团视为“浊流”，于是这些“清流”形成“请议之士”，开展了“清流”反“浊流”的舆论活动。清议内容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也就是清议之士内部互相标榜，颂扬节操，以此贬低宦官，而直接对宦官及其追随者即宦官政治严厉抨击。于是便出现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公元166年(桓帝)：宦官集团搜逮了李膺、陈寔、杜密、范滂的清流之士。

第二次：公元168年(灵帝)：窦太后(桓帝妻)临朝听政，父窦武为大将军，与陈蕃共掌朝政，重新起用李膺、范滂等人作官，图谋诛杀宦官，于是又遭宦官的严厉打击。公元169年，逮捕李膺、杜密、范滂，杀害、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2年，搜捕太学生千余人;公元 176年，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三、黄巾军起义

(一)起义的原因

1、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黑暗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

2、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流离失所，无地自容。

3、 对羌族连年用兵，消耗大量财力、物力，人民负担不堪重荷。

4、天灾不断：桓灵时水蝗灾不断，153年(桓帝)，全国近 1/3地区遭受蝗灾，出现了“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桓帝纪》)的现象。

(二)起义的经过

1、黄巾军大起义的前奏

黄巾起义前七八十年间，已有不断的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遍及长江、淮河、黄河流域。起义虽均以失败告终，但民众并未屈服，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太平御览·政论》：“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2、黄巾大起义的经过

张角，钜鹿人，太平道创始人，自称“大贤良师”，手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治病，十多年后，信徒达几十万人，遍及青、徐、兖、豫、荆、扬、幽、冀八州，分八州几十万人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首领渠帅。原先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3月5日起义，后因叛徒告密，起义提前于2月进行。他们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展开了声势浩大，《后汉书·皇甫嵩传》：“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起义有三大主力军：

第一支由波才领导，数万人，活动在颍川地区(河南禹县)，打败皇甫嵩、朱俊4万人，后被曹操打败。

第二支由张曼成领导，数万人，活动在南阳地区，杀南阳郡守褚贡，占南阳三月，后张曼成牺牲，义军被朱俊打败。

第三支由张角领导，活动在河北地区，攻下广角、下曲阳，打败卢植、董卓等部，11月被皇甫嵩打败。

黄巾军大起义失败后，尚有余部进行了长期抵抗，主要有：

公元185年，河北地区多支起义军，泛称“黑山军”，公元205年灭;公元188年，徐州黄巾军余部起义，192年发展到30余万，后被曹操收编。

公元188年，益州黄巾军马相、赵祗于绵竹起兵;公元200年，五斗米道张鲁在汉中正式独立，开始起义，公元215年，被曹操打败。

(三)黄巾大起义的特点

1、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2、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形式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在宗教旗帜的召唤下大大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战斗力的加强和整个斗争质量的提高。

3、起义队伍纯洁，没有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故内部统

一、斗争坚决，因而能在前一阶段很快取得辉煌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