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教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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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古代史教案总

中国古代史教案21

中国古代史教案21.txt11生命是盛开的花朵，它绽放得美丽，舒展，绚丽多资;生命是精美的小诗，清新流畅，意蕴悠长;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宛转悠扬;生命是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第一章 中国的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主要特征：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极端贫乏，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压迫，也就没有阶级国家。

孔子《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对原始社会作如下分类：

根据社会组织：血缘家族、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

根据考古学：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铜石并用

根据人类学：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 新人(晚期智人)

根据婚姻发展状况：血族群婚、族外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根据人类文明程度：蒙昧时期(从人类社会开始，到制陶术发明)、野蛮时期(从制陶术发明到文字使用和标音字母发明为止)、文明时期(文字使用和标音字母发明之后)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血缘家族时期

一、猿人——血缘家族的早期主要代表：

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

特点：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头骨上窄下宽。外形轮廓呈楔形;脑壳较厚，脑量较小，约780CC 。

蓝田猿人(距今80万年)

北京猿人(距今40—50万年)：

特点：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无明显下颏，鼻子宽扁;头骨上窄下宽。外形轮廓呈楔形;脑量1059CC(个别达到1225CC)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猿人(直立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时期的初期，其工具制作非常粗糙;从婚姻状况看，为血族群婚，即年龄相近的男女之间的群婚;从社会组织看：为血缘家族(血族群团)，这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从经济生活(以北京人为例)：采集和狩猎为主，其工具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等。能使用天燃火。

总的说来，猿人的生活极其艰辛。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的极端贫乏，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外部环境的凶险，使这些人类的祖先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北京猿人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不到14岁就夭折了。但正是他们人以极艰苦的劳动，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他们创造了原始文化，积累了经验，繁衍了后代，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地发展。

二、古人——血缘家族的解体

主要代表：大荔人(距今20万年)

特点：头顶低矮，眉脊粗大，骨壁较厚，嘴部不很突出，脑颅最宽所在位置比北京猿人所在的位置高得多(即头部的楔形减小)，脑量为1120CC。以上说明，原始特征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比起猿人来有了明显进步，已近于现代人了。

许家窑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距今约10万年)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古人(早期智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时期的中期，仍是打制石器，但制作更为精细;从婚姻状况看，为族外婚，排除了旁系亲属间的婚姻关系，形成不同族群间的群婚关系，这就为同一家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家族的一群姐妹之间的群婚创造了条件。这种新的更高级的群婚形式，即后代一度相当盛行的族外婚。人类排斥了血亲婚配，从而大大地加快了人类自身体质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家庭婚姻史上又一次重大进步，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萌芽了。

;从社会组织看，为血缘家族(血族群团)，但族外婚导致其趋于解体，从经济生活看，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学会了人工取火，古人在打制石器时，两石对击冒出火花，或在砍砸树木时，较长时问的摩擦生热而引起燃烧，这样就导致了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这种方法，到古人时代大概已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古人时代用火的遗迹和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是掌握这一人工取火方法的反映。

以上可见，古人的社会生活 古人的体质比猿人有显著进步，劳动经验和技能逐渐有了提高，活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们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继续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

第二节 原始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的特征：

第一，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族外婚为前提的社会生产、生活单位;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说：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有共同的宗教仪式，共同的墓地，而且一般实行共同的土地占有。氏族成员之间禁止通婚。”

第二，氏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对任何一个人的欺侮就是对他氏族的欺侮”(同上书)。

第三，同一氏族有共同的特定名号和共同信仰，表现为图腾崇拜。图腾制度的特点为：一个氏族一种图腾，认为本氏族为该图腾所生;对于图腾有一整套神圣的崇拜仪式或禁忌;起到限制婚姻的作用;随氏族的分裂而分裂

母系氏族公社的特点：

第一，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

第二，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

第三，实行母方居住制，男子是配偶，每一个人都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而不是父亲所在的氏族;

第四，妇女是氏族的管理者;

第五，男女地位不平等，女尊男卑。

一、新人——氏族社会的形成

主要代表：山顶洞人(距今约1.8万年);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距今约5万年)。

从人类学分期看，为新人(晚期智人);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旧石器晚期，其工具类型增加，出现了复合工具、骨角器等;婚姻状况为族外婚，即“普那路亚”婚。恩格斯说：“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了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婚姻制度的产生，使社会组织逐渐出现了氏族公社;从经济生活看，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具代表性的狩猎武器为石球和弓箭;同时，此时出现了了装饰品，说明人们有了审美观念，原始艺术开始萌芽。

二、母系氏族的繁荣 距今约

六、七千年到四千多年，母系氏族达到了全盛和繁荣，也是整个氏族社会和整个原始社会的全盛和繁荣。这一时期，原始村落星落棋布，氏族组织如雨后春笋。如今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期(包括母系和父系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已有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地。

主要代表：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代表遗址：西安半坡村)、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

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

从考古学分期看，为新石器时期，不仅工具数量、种类增多，而且磨光石器在这一时期普遍使用;此时农具陡增;制作更加精细、锐利;形状更为端正;从婚姻状况为对偶婚，即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的比较固定的偶居，是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这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一种婚姻形态，是群婚向一夫一妻过渡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男子)不管他在家庭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通常包括几个女儿氏族，组成一个母系大家族(即胞族);此时的经济生活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出现。

第三节 原始社会的解体——父系氏族公社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母系氏族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

一、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点

主要代表：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婚姻状况为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是建立在丈夫统治之上的，比较稳固和持久，女嫁男方，子随父姓;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依然是氏族，但由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即一个父系氏族包含了若干个父系大家族，而父系大家庭的成员由同一男性繁衍的若干个体家庭构成;从经济生活看：农业：工具得到大大改进、农作物品种增多;畜牧业：六畜俱全(马牛羊鸡犬豕);手工业：制陶术进一步发展、制铜业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导致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

由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财富增多，因此出现了私有制财产，贫富分化由此产生，阶级因而出现，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两次社会大分工起到了促进作用，导致原始交换的日益频繁，促进了贫富分化的产生。

(二)原始社会末期特有的制度——军事民主制

原始社会末期实行于部落联盟的行政制度，即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出某一部落的首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军事首领。它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民主性：军事首领选举产生，死后禅让，重大事件由他召集各部落首领共同决策，故没有太大的权力。

第二，军事性：军事首领负责率军作战、担任主祭，故有一定的权力。

军事民主制反映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

三、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

1、关于黄帝与炎帝的传说

2、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第二章 夏、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一、夏朝的建立

1、各种资料表明，夏朝已初具国家规模，各种公共权力(即国家机器，如军队、监狱、刑法)的建立起来。

《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百官。”这说明官僚机构阵容的庞大。《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可见其地方行政区域出现了;《汉书·食货志》： “禹平洪水，定九州。”也说明了这一点。《左传·宣公三年》：“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说明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出现。而《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说明夏朝有了刑法;《史记·夏本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说明出现了监狱。《越绝书·卷十一》：“以铜作兵。”说明夏朝建立了军队。而《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说明夏朝已出现了经济剥削

2、从二里头墓葬看明显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二里头的墓葬分为三类，可以看出其贫富分化的明显，进一步推论其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严重。

第一类：随葬品丰富、高级，墓穴宽大，有棺有椁，朱砂垫底。属贵族墓;第二类随葬品不多，1—21件，墓穴体积减小，约前一类的1/5到1/3。属平民墓。第三类：30余付骨架散见于墓中，尸骨相互叠压，有的手腕相交，象是被捆住活埋。无随葬品。属奴隶墓。

二、夏朝的经济

1、农业

一些资料表明夏朝对农业的重视。

《论语·宪问》：“禹、稷(即后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泰伯》：“(禹)尽地力乎沟洫。”另外，从考古发掘来看，农具的品种和质料都大大超过以前，同时，夏代饮酒之风极盛，说明粮食有一定的富裕。

2、手工业

陶器业和青铜业是其主要代表。

三、夏朝的灭亡

(一)夏前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

(二)夏后期的阶级矛盾及其灭亡

少康——季杼，夏朝达到鼎盛，持续

六、七代，到第13代王孔甲时走向衰落，(孔甲)好方鬼神事，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到第16代王夏桀王成为末代国王。《史记·殷本纪》:“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第二节 商朝——奴隶制国家的发展

一、商朝的建立和发展

商代始祖为契，传14代-到汤。商汤王任用伊尹、仲虺为相，国力大大发展，随后便向向夏发起了攻击。首先灭了夏的属国，最终灭夏建商。商汤王，国力强盛，版图大有所增。

《诗经》：“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商人多次迁都，从契到商汤王迁都达8次，从汤到盘庚(第20王)又迁都5次，直到盘庚时，迁殷终成定局，从此商朝迅速发展，第23王武丁时期，商朝达到极盛。《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

二、商朝的国家机构

在夏代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商代的国家机器有所加强并趋于完备。

商代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王权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总代表。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表明是至高无上的。由夏到商的王位继承，基本上是父死子继，并辅之以兄终弟及。

商王之下，由各级官吏组成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在商王之下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是尹。以下还有分掌各项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如管理耕作的有“小糟臣”等。武官有亚、服。官吏中有以王室为中心的众多贵族，他们有的是许多“旧邦”的首领，而更多的是王室近亲不断建立的新宗，他们是商王朝的支柱，也是奴隶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法制度在商代有了初步发展。

其地盘分为：内服(王畿)——中央直接管辖的内地;外服(方国)，少数民族所在的偏远地区，

有大规模的军队;出征时少则

三、五千人，多则上万。甲骨文：“王作三师，左中右。”兵种不仅步兵，到商朝后期，战车已成为作战主力

刑罚：《左传·昭公六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吕氏春秋》：“刑三百。”

三、商朝的经济

(一)农业：在甲骨文中，有很多与农业相关的字，均可说明商代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受到极大的重视。其耕作方式为奴隶制的大农业。甲骨文曰：王大令众人曰，协田!

(二)畜牧业：六畜俱全，数量大增

(三)手工业：青铜业;商代文明的象征，其特点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数量多;种类多(礼器为主，尤以酒器最多;另有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是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形制雄伟，为世界同时代所仅见。 此外，制陶、丝织、建筑、骨玉器等也有发展。

(四)商业： 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很多来自海边的产品，还出现了大量的货币——海贝(单位：朋)，同时还出现了大量殉贝现象出现均说明了商代商业的初步发展。

四、商朝的灭亡

(一)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

在商代，奴隶地位极为低下，他们普遍使用于各个劳动领域，受尽剥削压迫，完全是“会说话的工具”。最能说明其地位低下的是人殉人祭，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祭祀场，面积约有数万平方米。在发掘的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了191个祭祀坑，每坑埋有人牲1至10人不等，共发现1178具用作人牲的遗骸。据研究，每次杀祭人数多寡不等，最多的一次竟达339人。人牲中一部分是被砍去头颅的男性青壮年，未被砍去头颅的多为成年女性和少年儿童，年龄最小的仅有六岁，都是被捆绑活埋的。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和武官村一带的商王陵墓里，所清理出来的人祭的遗骨，每一墓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最多的达千人以上。

(二)尖锐的民族矛盾

武丁时期对四周少数民族进行了系列征战，特别是连续三年征讨鬼方。而商纣王集中兵力征讨东夷，使民族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武丁死后，儿子祖庚、祖甲相继即位，商朝由盛而衰，而到商代的最后两个国王帝乙、纣王时，政治腐败残暴达到高峰，社会动荡不安。《诗经·大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尚书·微子》：“小民方兴，相为仇敌。”摇摇欲坠的商王朝在周族的进攻下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第三章 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盛

第一节 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化

一、西周的建立

(一)周初的发展

西周始祖为弃(后稷)，此时约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居邰(陕西武功县西南);后稷3代到公刘，居豳(陕西栒邑县西)，营建居邑，发展农业，建设宗庙，为周族进一步发展和周王朝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刘传9代到古公亶父(太王)，居周原(岐山南)。设官分职，兴建城廓，初具国家规模。古公亶父传2代到姬昌(文王)，迁都于丰(西安西南)，控制了整个关中平原，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二)武王伐纣

周文死后，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居镐(西安)，建立西周。经过几年准备，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向商王朝发起进攻，即武王伐纣。他组织八个民族、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45000人，从关中出发，会师于孟津，发兵到牧野，攻打至朝歌(商之行都)，消灭了商纣王，商朝灭亡。

(二)周公东征

武王去世，儿子姬诵(成王)即位，尚在襁褓之中，周公(姬旦，武王弟)辅成王。此时武庚(纣王之子)和周武王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在殷旧地发动叛乱。于是周公继武王伐纣之后第二次东征，彻底摧毁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控制了整个东方，周王朝的灭商事业得以最后完成。周公东征，是第二次灭商战争。

二、西周的各项制度

(一)分封制

内容：天子留下一部分土地作为王畿后,把全国土地划分为若干，连同劳动者分给下一级奴隶主诸侯;诸侯留下一部分土地后,把诸侯国内的土地划分为若干，连同劳动者分给下一级奴隶主大夫;大夫也把土地划分为若干，让下一级奴隶主士具体管理。

分封制导致了奴隶制的等级层次的产生，所以，分封制从行政角度确立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奴隶主的权限：各级奴隶主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诸侯的义务：缴纳贡赋、率军助战、镇守疆土、朝见述职。

周初受封者：同姓(姬姓)、功臣、古帝王之后。周初分封71国，姬姓占53人。主要有：

齐——吕尚(武王岳父);今山东半岛北部;

鲁——伯禽(周公长子)，今山东半岛南部;

燕——召公奭(武王弟)，今河北北部;

晋——叔虞(成王弟)，今山西及河北、河南地区;

卫——康叔(武王弟)，今河北南部;

宋——微子(纣王之兄)，今河南中部;

吴——太伯、仲雍(文王之兄)，今江苏南部。

(二)宗法制

宗法即宗族之法，也就是宗族内部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宗族内部的组织法、继承法和等级制。宗法制的内容：

第一，确立宗族内部的尊卑秩序,区别大宗和小宗——族人尊奉宗主，小宗尊奉大宗;

第二;确立嫡长子继承的继统原则，称宗主。

作用：

第一，宗法制与分封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成为构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两大重要支柱，使政权和族权紧密结合。

第二，分封制从政治角度确立了奴隶主政治首领的地位，宗法制则从血缘宗族的角度确立了统治者的宗族首领地位。

(三)井田制

井田之名，或说阡陌划分田地如“井”字，或说古代同饮一水井者构成一个耕作单位。

周天子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单位的。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可见井田制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得到高度发展。

(四)西周国家机器的强化

1、周王朝的统治机构

西周王朝的统治权力较之商代更为强化，国家的统治力量加强了，统治机构比过去更为庞大、复杂。周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自称“余一人”，表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周王左右的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是太宰。太宰拥有总揽一切政务的大权，是政府机构中的首脑。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是被称为“三有司”的司土(徒)、司马、司工(空)。三司之外还有司寇。司徒除管土地垦辟、井田划分和有关农田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都是比较高级的政务官，一有战事，又是重要的统兵官。他们都有很多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还有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诸侯国大都仿周室而设立相应的官职，有些诸侯则兼为王室卿士。

2、军队

中央直接控制宗周六师(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每师约1万人;除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外，地方诸侯国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数量也极为庞大，另外，从记载的一些出征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军队规模的庞大。

《禹鼎》：“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

《孟子·尽心》“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

《诗经·小雅》“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3、礼乐制和刑罚制

礼乐制：

五礼：吉、凶、军、宾、嘉。奴隶主贵族内部表现其等级观念，体现其时代文明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军旅朝聘、祭祀等方方面面。因实施于奴隶主贵族内部，故曰“礼不下庶人”。在举行上述礼节仪式时须演奏音乐和表演舞蹈，即“乐”。

这些礼乐制度，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既能使人恪守符合等级观念的各种规范典则，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文明，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礼乐制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表里，共同支撑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分封制确立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宗法制指导实施了奴隶制的等级制;礼乐制则把奴隶制的等级制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刑罚制：

五刑三千条：墨(1000)、劓(1000)、剕(500)、宫(300)、大辟(200)，刑罚是用于奴隶主外部，故曰“刑不上大夫”。

第二节 西周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水利灌溉系统比前代有所发展;金属工具较多地使用：《诗经·臣工》：“令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其劳动形式依然是奴隶制大农业。《诗经》：“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懂得了休耕;选种、施肥的知识超过了前代;农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

二、手工业和商业

特点：工商食官。依然是青铜业、制陶业、纺织业这些传统手工业较为突出

第三节 西周的衰亡

一、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从昭、穆王开始，西周走向衰弱。厉王残暴，导致国人暴动。

《国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弥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山西霍县)。

前841年，国人冲入宫中，厉王逃往彘，太子静藏入召公家中，被国人围住。召公交出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被杀。此后，召公、周公临时主政，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揭开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

二、宣王中兴和西周的灭亡

宣王中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死后，子幽王即位，西周衰弱达到顶点。前771年，犬戎之乱，攻进都城镐京，幽王被杀;前770年，周平王(宜臼)东迁至雒邑，东周开始。

第四章 春秋——奴隶制国家的衰亡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一、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

总体形势：王室衰弱，诸侯坐大。王畿仅存洛阳周围

一、二百里，诸侯则动辄方圆数千里。

《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礼仪制度遭到破坏——虢太子墓用七鼎;朝聘、受命之事越来越少，变成了“请命”、“锡命”;天子私求财——数典忘祖;君臣交质现象产生，甚至发展到了君臣交恶，如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

周天子此时的作用：不仅不能制止战争，反而成了各国战争的借口。

二、大国争霸的经过

1、齐桓公的霸业

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第一，士农工商分居;第二，作内政而寄军令;第三，相地而衰征，国力迅速发展。于是开展了进攻其他诸侯国的争霸活动。以尊王攘夷的旗号赶走了北方少数民族，并联合中原各国阻止了南方楚国觊觎中原;前656年，齐楚“召陵之盟”(河南偃师东)，齐桓公取得霸主地位;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霸业达到顶峰。

《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2、晋文公争霸中原

前636年，晋文公辗转数国后回国即位，随后任用狐偃、赵衰进行改革，军事力量大大加强;前635年，平定周王室“王子带之乱”，在诸侯中威信大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山东濮县)，晋国大胜;同年，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齐、秦、宋、郑、鲁等八国结盟，周天子亲自参加，晋文公中原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3、楚庄王问鼎中原

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任用孙叔敖进行改革，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革内政、训练军队，国力由此大增;前606年，楚庄王北上至王畿，观兵于周郊，问鼎之轻重;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河南荥阳)，楚国大胜，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4、秦穆公霸西戎

秦国地处西陲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秦穆公(前659—前621)即位后重用“客卿”，如蹇叔、百里奚等，国力大大发展。前627年，秦东进欲称霸中原，但“殽之战”大败于晋，转而攻击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对关中及其以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盂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盂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5、弭兵之会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

第一次：前579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地点宋都商丘，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帮助，救助危难，共同讨伐违命反抗的诸侯的盟约。晋楚之间的暂时休战，正是为新的争夺做准备。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撕毁了盟约。随后晋楚双方多次展开大战。

第二次：前546，由宋大夫向戍主持，地点宋都商丘。有楚、晋、齐、秦、鲁、郑、卫、宋、许、陈、蔡、滕、邾、曹等14个国家参加。达成协议：晋楚双方停战，晋楚共为霸主，其他各中小国要向两国同时纳贡(秦、齐及其属国不贡)。

弭兵之会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此后40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得到喘息的机会，客观上为生产的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弭兵之会后，晋、楚争霸局面接近尾声，北方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顽固的旧势力之间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越，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

6、吴、越图霸——吴国

前515年，吴王阖庐即位，任用伍员(伍子胥)掌政治，孙武掌军事，国力大增;前506年，与楚五战五捷，攻占了楚都郢，吴国走向最高辉煌;前496年，吴越“檇李之战”(浙江嘉兴)，吴军败，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前494年， “夫椒之战” (今太湖椒山)吴军大败越军，夫差随后两度北上打败齐国;前482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成为霸主。

7、吴、越图霸——越国

前494年越险遭亡国，于是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前482年，越军乘吴军黄池之会时攻吴;前473年，越灭吴，夫差拔剑自刎。勾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

三、对争霸战争的评价：

1、加速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为全国统一起到了奠基作用。

2、不同程度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旧贵族集团，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

3、促进了中原华夏族和周围少数民族的民族大融合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业

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牛耕的普通使用和水利的兴修。《齐语·国语》：“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

(二)手工业和商业

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郑国商业最为发展;前524年周景王造大钱

二、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封建生产关系是发生在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地租剥削的方式。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耕种井田之外尚有剩余时间和劳动力，于是，奴隶主将这些剩余时间和劳动力用于开垦荒地，并在新垦地上采取的新的剥削方式(地租剥削)，过去的过去的井田因此荒芜。《诗经·齐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国语·周语中》：“道路不可知，草在田间，野有庾积，场功未毕。”于是，奴隶主只好在井田上也采取新的剥削方式，井田制由此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越来越广泛地产生。

(二)赋税制度的变化

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

前645年，晋国“作爰田”、“作州兵”。

前594年，鲁国“初税亩”。

前548年，楚国量入修赋。

第三节 奴隶平民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一、奴隶平民的反抗

随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走向腐朽没落，奴隶主对奴隶平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暴。

《左传·昭公二十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之过朝。”

《左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反抗的两种表现形式：民溃、直接暴动

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主要表现形式：“私家”(即大夫)对“公室”(即诸侯)的斗争

1、田氏代齐

前532年，田桓子打败栾氏、高氏;前489年，田乞打败国、高、弦、晏四大贵族;前481年，田常(即田恒、田成子)打败监止和齐简公;前476年，齐之政皆归田常;前386年，周天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

2、三家分晋

晋国主要有六家大夫(六卿)：韩、赵、魏、智、范、中行;前493年，韩、赵、魏、智灭范、中行;前453年，韩、赵、魏灭智;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三家升为诸侯，但晋国依然存在;前376年，韩、赵、魏灭晋国。

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意义：加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

第五章 战国——封建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各国的变法运动和封建政权的建立

一、各国变法的原因

1、为了进一步革除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夺权斗争已基本掌握政权，但封建制度不甚完备，奴隶制旧势力还有较大影响。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必须进一步革除这一旧势力，完备封建制度。

2、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的专政。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已转变成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和剥削，必须进一步完备封建制度。

3、为了谋求富国强兵之策。战国时期战争不断，各国为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通过变法来谋求富国强兵之策

二、各国主要的变法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变法时间：魏文侯在位时(前455—前396)，约前400年左右。

主要内容：

1、废除奴隶主世袭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由此吸引大量的人才。

2、“尽地力之教”：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1)规定粮食亩产1.5石，鼓励达到3石;

(2)杂种各种农所物，以防某种农作物因病虫害而颗粒无收;

(3)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加紧抢收;

(4)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之地植树种桑，并多种瓜果蔬菜。

以上措施的意义并非仅在于经济收入，更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

3、平籴法：以“取有余以补不足”来平衡粮价，以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稳定小农经济，也就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4、制定法经六篇：盗法(制裁盗窃)、贼法(制裁杀伤)、捕法(捕亡之法)、囚法(断狱之法)、杂法(一些罪名的规定)、具法(量刑的规定)，这是我国现在可考的第一部封建法典，集各国法律之大成，为后代所沿用。

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早的变法，魏国经济由此迅速发展，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力迅速强大，一跃而为战国初年的第一大强国。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卫国人，变法时间为前382年，楚悼王在位时(前402—前381)

主要内容：

1、凡封君传三代而收回爵禄，并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还把一些旧贵族迁到荒凉之地，因而从政治和经济上都大大削弱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

2、捐不急之官：精简无关紧要的官职，削减过高的官吏俸禄，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训练战士。

3、整顿吏治：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

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大有起色。前381年，楚国大败魏军。《史记·吴起列传》：“(楚国)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吴起变法着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缺少经济方面，特别是经济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加之时间不长，故效果与影响都不如李悝和商鞅变法。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前385年秦献公掌权，进行一系列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准备。

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又名卫鞅。变法时间：前356年和前350年共两次，秦孝公在位时(前361—前338)

主要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把土地分给私人，可以自由买卖，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废除了井田制，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2、制订秦爵20级，奖励军功，根据战场上立功的大小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以此作为获得田宅和劳动力的依据。

3、废除宗族世袭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4、重农抑商

(1)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2)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别居，独立成家，女子适龄后也必须出嫁;

(3)加重关市商品税收，不准商人贩卖粮食，商人奴仆必须服役等

5、推行县制：全国设41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每县设县令、丞，由中央直接委派，与分封制迥然不同，加强了中央集权。

6、订户籍，实行连坐之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人藏奸，什伍同罪。

7、统一度量衡： 1尺≈今23cm、1升≈今0.2升，此制成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标准。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法，秦国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力量迅速加强，因此而一跃成为时代强国。第一次变法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第二次变法后，“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同上)。

尽管变法导致商鞅的个人悲剧，但“商君虽死，秦法未败”，秦国的后继者遵循此法，遥遥领先于别国，终使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举统一中国。

(四)其它各国的改革

1、赵国：赵列侯(前408—前387在位)任用牛畜等人进行改革。

2、韩国：韩昭侯于前355年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

3、齐国：齐威王(前387—前343在位)任用邹忌进行改革。

4、燕国：燕王哙任用子之进行改革

三、对战国时期变法的评价

1、变法是一场伟大的封建化运动，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加速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通过变法，各国土地私有并自由买卖已成为正常、普遍和合法的现象

2、通过变法，强化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了封建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到战国时期中后期，各诸侯国封建中央集权政体已初步形成。

(1)地方上郡县制逐渐产生、发展，地方官员不再世袭而是任免。

(2)中央封建官僚制度开始建立，将相文武分治，官员实行俸禄制。

(3)“上计”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4)军权的集中：玺符制度的推行(公文用玺、发兵用符、出使用节)，意味着中央行政任免和军事权力的集中。

第二节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

1、水利的发展

都江堰

河渠的大量开凿——郑国渠

西门豹治邺

堤防大量建筑，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2、铁器和牛耕的进一步推广

北起今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都有战国的铁器出土，包括七国的广大地区，其数量种类也大大增多，如犁铧、鲤、锄、雷、镰、斧等

3、生产技术的提高——深耕熟耨、辨土施肥

4、粮食产量的提高

亩产1.5石，上熟四倍(6石);中熟三倍(4.5石);下熟一倍(3石)

二、手工业

特点：其性质包括家庭手工业、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四种

主要种类：

纺织：新丝织品出现，如罗、纨、绮、锦、绣、绢帛、缣等

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农业家庭中普通存在纺织业(缫丝为主)，即“男耕女织”

除纺织业外，其它行业也有发展

三、商业

《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1、富商大贾出现

2、城市规模和数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

《战国策·赵策》：“(春秋)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盐铁论》：“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战国策·齐策》：“(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民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太平御览》：“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

3、货币大量流通

齐：刀币;韩赵魏：布币;秦：圆钱;楚：铜贝;楚：郢爰、陈爰(金币)。

第三节 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一、战争概述

1、武器的进步

铁兵器：剑、矛、戈、戟

新武器：弩机、望山、悬刀、连弩之车、 云梯、钩拒

2、战争方式的变化

车战为主转为骑战为主。《通典卷149》：“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聚;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

3、关塞、长城大量修筑

《盐铁论·险固篇》：关塞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

4、战争规模扩大

(1)兵员增多：春秋时期以城濮之战为例，约2万人，而战国时期的秦魏伊阙之战斩魏军24万;秦魏华阳之战斩魏军15万;秦赵长平之战，坑赵降卒40万。

(2)时间延长：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均

一、两天结束，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常常是“旷日持久数岁”。如长平之战打了三年之久。

(3)异常惨烈：《孟子》：“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

5、战争性质的变化

兼并战争不仅仅是争霸，在完成霸业的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兼并战争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二、战争经过

1、魏国的强大

魏文侯时李悝变法，国力迅速强盛，到魏惠王时，霸业达到高峰;前354年，齐魏桂陵之战(山东荷泽)，魏败;前344年，魏惠王逢泽会盟(河南开封市南)，率十二国诸侯朝见天子，从此称霸天下;前342，齐魏马陵之战(山东郯城)，齐田忌、孙膑破魏军，杀魏太子申，庞涓自杀，魏霸业动摇;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徐州相王”;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魏称霸局面彻底结束。

2、秦、齐两国的对峙

配合军事斗争，此时出现了政治上的外交活动，即“合纵”与“连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

《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战国策·齐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给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是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前318年，“五国伐秦”(魏、赵、韩、燕、楚)，楚怀王为纵长，战败;前313年，秦派张仪连横说楚，破坏了齐楚“互救之约”。前299年，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前277年秦将白起破郢，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前288年，齐秦互为东、西帝;前288年，齐、秦互为东、西帝，前288(或前287年)，东方六国联军第二次合纵伐秦，后不战而败;前286年，齐联合魏、楚灭宋，事业达到极盛;前284年，“乐毅伐齐”，齐国惨败，从此，齐秦对峙局面被打破。

3、秦、赵大战

此时，秦国基本策略为“远交近攻”，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主要是秦、赵之间的较量。

前270年，阏与之战(山西和顺县西)，秦军败;前262年，长平之战(山西高平县西北)，赵军败，白起坑降卒40万;前257年，邯郸之战，秦军败;前2

56、249年，秦先后灭西、东周(王畿)，周王朝从此消失。

前241年，第三次合纵攻秦(赵、楚、魏、韩、燕)，合纵不堪一击，此后，秦已处于完全优势

贾谊《过秦论》:“(各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4、秦统一六国

前247年，秦王赢政即位(13岁)，前238年亲政(22岁)，铲除了吕不韦、嫪毐集团。

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展开十年统一战争，前230灭韩、前228灭赵、前225灭魏、前223灭楚、前222灭燕、前221灭齐，至此统一了中国。

三、秦统一的主客观条件

1、社会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相互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为统一局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民族融合的加强：由于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交往，华夏族越来越以核心民族的姿态不断扩大，与周围少数民族融为一体。这一现象使国家在统一进程中减少了民族隔阂的巨大阻力，全国性的统一由此成为可能。

3、统一是人民的要求：各国分裂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直接受到威胁，并给民众增加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因此，人民渴望统一。

4、兼并战争的作用：兼并战争使战国初年的几十个国家合并成为战国后期的几个国家，这种局部统一为全国性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5、秦国的强大：商鞅变法的彻底、东方传统文化的束缚较少、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经济、军事条件等，导致秦国在以后的百年间迅猛发展，因此有了统一中国的实力。

第二篇：中国古代史教案22

中国古代史教案22.txt我很想知道，多少人分开了，还是深爱着。ゝ自己哭自己笑自己看着自己闹。你用隐身来躲避我丶我用隐身来成全你!待到一日权在手，杀尽天下负我狗。第一章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第一节 秦朝的建立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建立制度的迫切性：

第一，新王朝幅员辽阔，东到大海，西到甘肃，北至河套，南到长江流域，必须在各种制度上重新归并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第二，各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存在，随时都威胁着秦王朝的统治;而阶级矛盾也迫使王朝必须加强专制统治。

(一)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

1、称皇帝

2、除谥法

3、自称朕

4、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

作用：称谓的改变使皇帝和常人间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由此产生了神圣感、神秘感，表现了皇帝的神圣和威严。

(二)建立官僚行政机构

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丞相，掌全国政务;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

九卿：奉常宗庙礼仪、郎中令宫廷内警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卫尉掌皇宫保卫、典客掌外交及民族事务、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皇族事务、少府掌手工业及山河税收。

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制

郡：郡守、郡尉、监御史

县：县令(长)、县尉、县丞

乡：三老、游徼、啬夫

亭：亭长

里：里正

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县制，使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都层层集中，最后集中到了皇帝那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巩固。这套制度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扩大军队

由于秦朝时间太短，没有关于军队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依然看得出秦朝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是零散的文字资料。如攻打匈奴、越族，加起来上好几十万，全国军队数目估计至少在百万以上。二是考古资料，即兵马俑。总面积为20780平米(其中1号坑14260平米;2号坑6000平米;3号坑520平米)。1：1比例的兵马好几千个，使我们联想到秦朝庞大的军队。

(四)制定秦律

秦国本来有《秦律》，是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的，后来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到秦统一时已比较完整了。《秦律》至今已失传，研究《秦律》的主要资料是云梦竹简，即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1000多支，内容大部分都是秦律及文书。从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律的几个特点：

第一、篇目较多较细，如田、工、厩苑、金布、仓、置吏、军爵、徭戍、游士律等等，近20个标题，这20个标题中，不仅有法律条文，还有关于这些条文的司法解释，甚至还有对一些案例的审讯、调查等具体记录等，这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封建法制体系。

第二、有明显的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体现阶级压迫剥削，特别是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征。可以看出《秦律》明显的阶级属性，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这一属性在当时既有进步性，也有反动性。对于强调统一，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进步性;对于镇压劳动人民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反动性。

第三、秦法极为残酷。表现在刑法名称多、量刑定罪重、刑徒数量大几个方面。就秦法极为残酷而言：至今可考的死刑多达12种：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烹、枭首、具五刑、参夷之诛等。

秦王期国家机器充分反映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其实质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的加强，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强，但客观上，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不仅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而且大大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始皇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即变异为同的措施。

(一)“令黔首自实田”

把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下来

(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

1、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为标准文字，隶书为日常书写文。对于秦朝推行法令、传播文化，维护秦朝的统一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文字发展的里程碑，对文字发展改革的意义不可抹灭。

2、统一货币：黄金为上币，单位镒(20两);圆钱为下币，单位半两(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3、统一度量衡：度(十进位)：寸—尺—丈—引(1尺≈今23cm);量(十进位)：合—升—斗—桶(斛、石);衡：铢、两(24铢)、斤(16两)、石(120斤)。

4、统一车轨：宽度为六尺

(三)决川防、毁城堑、修驰道

1、把国内城堑川防一律撤除，撤除了地方割据的凭籍

2、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3、直道：云阳(陕西淳化)至九原(内蒙古包头)，1800里。]

4、五尺道：四川南部丛山中。

5、新道：五岭中的道路

修道路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巡游，但客观上发展了交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积极意义。

(四)销毁兵器，迁徙富豪

1、前221年，收天下兵器。目的在于消除民间武力，有防止六国势力复活和防止农民起义两方面的作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24万斤)，置廷宫中。”

2、同年，迁富豪12万户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对都城的建设和落后地区的开发都起到积极作用

(五)焚书坑儒

1、焚书：

时间：前213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2、坑儒：前212年。方士侯生、卢生为秦始皇求仙药不成，引起事端，儒生460人全部被坑杀于咸阳城内。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的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朝章碣)。

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一)北征匈奴

匈奴族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迁徙，活动在蒙古高原一带，南达阴山，北到贝加尔湖，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性质较落后，战国时期处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其掠夺性很强，因而形成了北方的大患。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忙于内战，匈奴乘机侵入，占去了河套地区。前218年，秦始皇命令蒙恬率军30万进攻匈奴，当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设34县。随后，蒙恬下令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把战国时期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进行补充，形成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郡碣石(今河北昌黎)的长城，全长五千余里。万里长城阻止了匈奴的掠夺，保障了北方人民的生活安宁和生产，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

(二)南征越族 越族分布广且分散，有很多支，相互未统一，故称“百越”。大致从长江中下游一线往南直到东南沿海的整个地区。其中主要有：扬越(长江中下游地区);、於越(江浙一带);闽越(福建一带);南越(两广和越南北部);东瓯(浙江、江西)。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其风俗多为断发文身;就社会而言较为落后，约战国时期大部分刚进入阶级社会。总的说来，靠北的越人由于受楚国影响较深，不少都臣属于楚国，所以接受中原文化较多，要先进一些，而越往南就越落后。

秦统一后，立即对百越发起了进攻。前221年刚统一，就发兵征服了东瓯和闽越，建闽中郡。随后派太尉屠睢将兵50万征南越，虽三年不解甲弛弩，仍遭越人顽强抵抗而大败。屠睢也被杀。前214年，秦始皇令史禄(监御史叫叫禄)修灵渠60里，解决了运粮问题，才平定了南越。然后在南越之地设三郡——桂林、南海、象郡(加前面的闽中郡共4个郡)。为防止越人反抗，秦又发罪人50万戍守五岭(又叫南岭，包括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瘐五岭，在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广东北部交界处)。于此完全平定了越族。

秦征越族和击匈奴有所不同。征越族是主动出击，击匈奴是被迫反击，所以征越族带有侵略性质。但客观上征越族有积极意义的：迁去50万人与越族杂居，使珠江流域得以开发，中原文明得以流传。同时为征越族修了灵渠60里，把洞庭湖流域的湘江和珠江流域的漓江连接起来了)，这本是为了运送兵员粮草便于打仗，但很好地沟通了水路交通，连通了两大流域。

第二节 秦代主要阶级构成

一、地主阶级

(一)身份性地主

1、军功地主：主要出自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军功获爵而成为地主，这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上层，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如秦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恬。

2、贵族地主：主要在旧的六国地区，由原六国旧贵族转化而来，依靠宗法家族血缘关系而形成，在某一区颇有经济实力，也因家族威望而颇有号召力。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势，常受到秦王朝的打压，因此成为灭秦的主要力量。如项羽、如张良、彭越、齐国田氏等。

(二)非身份性地主

一些手工业者转化为地主

二、农民阶级

1、自耕农 秦代农民中的主要成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有自己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以自己的名义负担国家各种赋役，受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剥削，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2、依附农

雇农、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存在着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役，而是直接受到地主的剥削。通常与地主有血缘关系，以此为纽带联系起来，所以被称之为“宾客”、“子弟”等等。

三、其他

1、官、私奴婢：来源于犯法、战俘、贫穷卖身或少数民族被抢到内地等等。官奴由政府奴役驱使，也包括宫奴;私奴则是地主的家奴，一般用于家内劳动。

2、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及游民。

第三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

一、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1、沉重的徭役

《汉书·食货志》：秦朝“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秦朝短短十多年，对外大量用兵，对内大兴土木，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史书上有记载的数字是：修宫殿、陵墓150万(各70余万);击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守五岭50万，共280万，加上其它杂役，不下300万。秦有2000万人口，抽去300万人，占了15%。。

2、繁多的赋税

《汉书·食货志》：“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同书曰：“收太半之赋。”唐人颜师古注说，“太半”就是三分之二，可见极为惨重。

3、残酷的刑罚

第一，刑罚野蛮、残忍。仅死刑，据史籍可考的就有12种之多。如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釜)烹、枭首、具五刑等等;另有“参夷之诛”。

第二，秦朝量刑定罪特别重。如“偶语私书者弃市”、“赴役衍期者斩”等。这样一来，人民动辄得罪，以致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

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

1、陈胜、吴广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阳城人也)和吴广(阳夏人也)率900人起于大泽乡，很快发展到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在陈县建立根据地。国号“张楚”，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张楚政权下一步便是向秦朝发起总攻。兵分三路。北路由吴广带领北上攻荥阳;中路由周文带领直逼关中，这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南路由宋留带领入从南阳入武关。

周文的部队很快就攻进了函谷关，队伍扩大到了几十万人，后被秦章邯部队打败，周文自杀。章邯军随后解荥阳之围，吴广一直攻不下荥阳，与部将田臧发生了矛盾，田臧杀了吴广，自己带兵迎击章邯，大败，被杀。章邯进逼陈胜，陈胜被迫退到下城父(安徽涡阳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南路宋留虽攻下南阳，听说其他各支已败了，便投降。

陈胜、吴广的历史功绩：

第一，虽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秦王朝，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第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思想，“削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斗争气魄，鼓舞历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2、项羽、刘邦的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9月，项羽两叔侄也起兵了。杀了会稽郡郡守，带领八千人起兵。很快渡过长江、淮河，队伍发展到了

六、七万人。前208年6月，一直打到了薜县(山东枣庄)。立楚怀王之孙名心为楚怀王，都盱台。此时刘邦前来归附。

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先后攻下了东阿(山东阳谷东北)、定陶(山东定陶西北)，并在雍丘(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斩秦将李由(李斯之子)，势力由山东发展到了河南南部。但此时，被章邯军队击败于定陶，项梁战死，义军受到第一次大的挫折，项羽、刘邦、吕臣等人只好带兵东还，退守彭城(徐州)一带。

随后章邯带兵北上攻打巨鹿城，项羽兵分两路攻秦。一路由宋义、项羽率军北上，解巨鹿之围。另一支由刘邦带领西进，直逼秦都城。项羽巨鹿之战大败章邯军，这是反秦斗争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使义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秦军由主动变为被动。此战消灭了秦军主力，为消灭秦朝奠定了基础。

刘邦西进很快攻占了南阳，南阳太守投降。随后由武关进入关中，前207年10月，刘邦进抵灞上(西安市东南)，子婴投降，秦亡。

3、楚汉之争 前206年10月，刘邦入关中消灭了秦朝。12月，项羽军也进入，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而项羽有40万人，刘邦只好委曲求全，在霸上迎接项羽。项羽进入咸阳城后大肆进行分封，把各支反秦队伍的首领，六国旧贵族后裔，甚至象章邯这种秦朝降将，都分封为王，一共分了18王，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把关中分成三部分，由三个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控制，即三秦王，将刘邦封为汉王，王汉中，都南郑。又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东回彭城。

项羽回彭城后不久，天下大乱，最先乱起来的是山东地区，项羽率军平山东之乱，此时刘邦联络了各路诸侯共56万人打到了彭城。项羽赶快回师反击，睢水之战打得刘邦大败，刘邦仅存数十骑跟着他跑到荥阳。

从此，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展开了拉锯战。前203年10月成皋之战，项军败，这是楚汉之争的转折点，汉军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而项军从此由主动转为被动。前203年9月，楚汉议和，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为汉，东为楚。但不久刘邦但毁约东进，项羽发起了全面进攻。202年12月，刘邦把项羽逼到了垓下，随后又将项羽逼到乌江(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上)，项羽拔剑自刎，楚汉之争结束。

第二章 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第一节 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

一、西汉初年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秦末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主要表现为人口剧减、土地荒芜、经济凋蔽。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才二三。”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书·食货志》：“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一)封建国家机器的重建及黄老统治思想的确定

1、建立制度

《汉书·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1)官僚行政制度：汉承秦制，但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

(2)萧何定《九章律》。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三篇，形成比秦律更为成套的汉律九章，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3)叔孙通定礼仪、张苍定历法和度量衡程式、韩信定军法。

于是，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汉朝制度完全建立起来。

2、加强军事力量

地方为“正卒”。兵种为车骑、材官、楼船，主管为中尉(王国)、郡尉(郡)。

中央为“卫士”，设南北两军，南军卫皇宫，由卫尉率领;北军保卫京城，由中尉率领。

3、黄老思想

即道家思想，汉初以此为指导思想，适应了当时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特定环境。

(二)稳定社会秩序

1、组织军事复员

“兵罢皆归家”。按军功大小及从军长短给予不同赏赐。原“大夫”(5级)以下一律升为“大夫”;原“大夫”及其以上一律加1级。

2、召民归田

愿留关中者复12年;回本土者复6年;有罪者返回本土既往不咎，并可认领原有田宅，恢复原有爵位。皇家苑囿园池和无主荒地若被开垦，承认既成事实。

3、释放奴婢，鼓励生育

因穷困卖身为奴者一律释免，未释免者加倍征口赋。 女子15—30岁未出嫁者分5个等级加征税收。生育子女复2年。

4、打击商人

对商人的规定：不准衣丝乘车;不准自带兵器;不准作官;算赋加倍。 夫用贫求富者，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繍文不如倚市门

(三)再建赋役制度

1、田租：什伍税一。

2、人头税

算赋：15—56岁，每人每年收120钱(1算);

口赋：7—14岁，每人每年收20钱。

3、徭役：

23—56岁男子服役

力役：每年在本郡服役1月(卒更)，可出钱2000托人代劳(践更);每年戍边三天，可出钱300托人代劳(过更)

兵役：一生中服兵役两年。

(四)翦灭异姓王

1、消灭异姓王：将楚汉之争中出于战略需要而分封的异姓王一一消灭(长沙王吴芮因年幼且老实除外)。

2、分封同姓王：其中7人为刘邦之子，1人为其弟(楚王刘交)，1人为其侄(吴王刘濞)。

以上措施在汉惠帝和吕后时继续采用，于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发展，惠帝、吕后时即初见成效。

《汉书·高后纪赞》:(惠帝、吕后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萧规曹随：“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文景时期政策的调整

文景之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自年六十七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 背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一，商人势力发展，农民利益遭受侵夺，社会因而出现动荡隐患。晁错《论贵粟疏》：“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阡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曵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第二，地方王国势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强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

内容：

1、轻徭薄赋

田租：三十税一(其中文帝末年12年全免田租)

算赋：40钱(此前为120钱)

徭役：把23—56岁男子在本郡服役1个月的规定由1年一次改为3年一次

2、“贵粟”政策：对刘邦“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以“贵粟”来“重农”

内容： “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优点：“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晁错《论贵粟疏》)

3、修“马复令”：民间养马一匹，复三人。

4、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在关口津梁处对来往行人的检查，并开放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

5、提倡节俭，约法省禁

提倡节俭以文帝为盛

废除秦律的严酷条文，且量刑定罪较轻

6、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之后，王国势力不断发展，文帝时，贾谊提出“分藩”，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叛军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晁错被杀后依然不撤兵，于是中央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三个月后平定。平叛后中央采取了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收回部分王国，并把大国割小;裁减王国官吏，并将其任免权收归中央;封王“不之国”。

三、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背景：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繁荣达到顶点。《史记·律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败不可食。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但在繁荣的背后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第一，豪强地主形成，大肆兼并土地，使广大自耕农破产，社会开始动荡。

第二，王国势力再度发展，形成中央王朝的威胁。

第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匈奴从西汉初年开始肆无忌惮的进攻难以平息

针对上述问题，汉武帝采取措施一系列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措施，内容如下：

(一)加强中央集权

1、削弱丞相权力

设立中朝(内朝)，排挤外朝;直接打击丞相：汉武帝在位50余年，丞相频频更换达12人之多

2、设置州刺史

全国分为1部(司隶部)和13州，掌官司隶校尉、刺史，职责：监查所属郡县，“以六条问事”。

3、订立官吏选举制度

汉初官吏来源主要为任子和赀选，汉武帝实行了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1人到中央为“郎”，随后派为正式官，这是我国订立官僚选举制度的开始。

在京城设“太学”，选50人学习，置五经博士。

征召：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

4、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史记·酷吏列传》：宁成：其治如狼牧羊。„„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史记·酷吏列传》：王温舒为河南郡守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郡中勿声，勿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5、进一步打击地方封国

采纳大政治家主父偃“推恩”对方，颁“推恩令”，使王国地盘逐渐变为侯国。

左官律：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中央，且不得到中央任官;附益法：打击王国官吏与王结党营私之法。

酎金夺爵：前112年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无为”为“有为”。这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7、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除汉初的征兵制外，实行募兵制;在兵力部署上加强中央军事力量，除保留南北两军之外，增设期门军1000人、羽林军700人(建章营骑)、羽林孤儿、八校尉(每支700—1000人，隶属北军)

(二)经济方面的政策

1、改革币制

秦朝为半两钱;汉初为荚钱，可私造;吕后时为八铢钱、四铢钱;文帝时又改为四铢钱，可私造。

汉武帝于前118年造五铢钱(上林钱、三官钱)，使货币得以统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2、盐铁官营：前120年，采纳大农令郑当时建议，盐铁收归国有，同时任命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等人专管盐铁事务，在全国设盐官30余处，铁官40余处。

3、均输法：将地方贡品转为现金送到中央。

4、平准法：在京城长安设平准官，“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5、算缗和告缗

算缗(征收财产税)：商人每2000钱财产抽1算;手工业者每4000钱财产抽1算;轺车每辆抽1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每只抽1算。

告缗：鼓励告发，一经查实，没收全部财产，告发者可得一半。

《史记·平准书》：“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廷尉)治之，„„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二章：“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代的总代表。”

四、昭宣中兴

背景：

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走向激化，社会开始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对此，汉武帝颁“沉命法”，使社会更加动荡，到前89年，颁“罪己诏”，社会稍有缓和。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怨，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昭宣帝所采取的措施：

1、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七次颁诏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六次颁诏赈贷种、食和“勿收责”(债)。

2、重视吏治：“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

3、平理刑狱：设置“廷尉平”专门平理疑案、错案，并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 《风俗通·正失》：(昭宣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宁，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第二节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

战国时期主要使用于中原地区，汉初已遍及黄河流域，而铁器更推广到了南方和东北地区，农具品种也大有增加。

2、水利有很大发展

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如龙首渠、白渠、六辅渠、成国渠、灵轵渠;主要是开渠而非修陂塘;治理黄河，前109年，武帝发数万人堵塞黄河决口，并临工地巡视，此后80年未成大灾。

3、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

耦耕、耧车、代田法、区种法

4、人口和耕地面积增加

汉初：人口约500万，汉成帝时：人口5900万 田土约827万顷

二、手工业

1、冶铁

地区大大扩展，遍及山东、河南、江苏等地，重要冶铁城市为南阳、巩县。

用煤炼铁、淬火法、低温炼钢

除农具外，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量生产

2、纺织业

代表西汉产品质量的不是民间纺织业而是官营作坊。如齐地：三服官;长安：东、西织室，其种类为绢、纱、锦、绣、绮等。

一些地方产品也以自己的特色而闻名，如齐地的刺繍;襄邑的织锦;蜀汉的布帛等。

3、煮盐业

海盐、四川自贡井盐

4、除上述行业之外，车船、铜器、陶器、酿造等业也有很大发展

三、商业

商业城市大量兴起：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南阳

商品种类增多

丝绸之路出现

第三节 西汉的民族关系

总体认识：

第一，西汉时期形成了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风俗习惯、共同居住区域和共同心理状态的人口众多的汉族。

第二，汉族与与周边少数民族始终保持了联系，虽发生过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导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各族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三，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

一、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1、西汉前期——充满屈辱的和亲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登位，是匈奴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前200年，白登山之围，此后刘邦被迫和亲，即汉室公主嫁给匈奴，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互为兄弟。但匈奴的骚扰仍然不停，前166年(文帝时)，匈奴一直打到甘泉宫(陕西淳化)。

2、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

前133年，马邑之围，撕破了双方友好的面纱，大战在即。此后，匈汉之间展开了大战，其中有三次重要大战。

第一次，前127年，大将军卫青，收复了河套地区，解决了匈奴长期以来对长安京城的直接威胁。

第二次，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的“右臂”，解除了匈奴的钳形攻势，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次，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出击。是汉朝出兵最远的一次，也是对匈奴最具毁灭性打击的一次。

3、昭宣之后——友好的和亲

汉昭帝时，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一部归附西汉;汉元帝时，前33年，王昭君出塞，双方友好达到顶峰，是时“边城宴闭，牛羊布野”。

二、西汉与西域的关系

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在天山之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区域，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塔里木河之北有疏勒、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称为北道诸国，在昆仑山北边大沙漠的南沿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称为南道诸国。

前138-126，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60年(宣帝时)，西域都护府成立，中外交流进一步畅通。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人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质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三、西汉与南方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9个郡：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

四、西汉与西南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六个郡：犍为、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

五、西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东北地区：鲜卑、乌桓、夫余、挹娄、高句丽

朝鲜半岛北部：箕氏——卫氏，都王俭城(平壤南)。前109年发兵，第二年灭卫氏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昭帝时取消真番、临屯，将其合并到乐浪、玄菟

第四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一、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一)土地兼并严重、奴婢数量增多

土地兼并：

汉武帝时期豪强地主形成，土地兼并开始剧烈;元、成、哀帝时，皇帝也大肆兼并土地。

奴婢数量：

汉武帝时期，关中流民起义人数达到200万;元帝时，官私奴婢达10万之多

限田之议(左将军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占田不得超过30顷，占奴婢不得超过30人(诸侯王为200人)，以失败告终。

(二)地主阶级荒淫奢侈、人民生活痛苦

《汉书·元后传》：“(外戚王氏家中)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

《汉书·匡衡传》：“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

《汉书·鲍宣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三)王莽改制

1、王田与私属 《汉书·王莽传》：“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

2、五均、赊贷、六筦

五均：长安城设五均司市师，每季“中平”。

赊贷：贫民遇丧、祭祀可赊(不计利息，十日内还清);工商业经营可贷，年利息10%。

六筦：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

3、改革币制

公元7年：造大钱、契刀、错刀、保留原五铢钱

公元9年：保留旧的大钱、另造小钱(新)，废除其他货币。

公元10年：废除原有货币，造“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铜(钱布)。其中金1种、银2种、龟4种、贝5种、钱6种、布10种

公元14年，再度废除原有货币，造货布、货泉。

王莽改制企图改变当时出现的社会动荡不堪的局面，但因改制的失败，本身就成了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人民已无法生活，被迫起而反抗，一场积怨已久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二、绿林、赤眉大起义的经过

1、绿林军起义

公元17年，王匡、王凤起义于绿林山，

七、八千人;公元21年，打败官军围剿，发展到五万多人;公元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队伍转移。刘縯、刘秀兄弟投靠;公元23年2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玄为帝;23年2月，围宛城(南阳)，队伍发展到十余万公元;公元23年4月，占定陵、郾城、昆阳;公元23年6月，昆阳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起义军兵分两路：申屠建从武关攻长安，23年9月入长安;王匡攻洛阳，第二年入长安。

2、黄河流域以北的起义

黄河以北有几十支起义队伍;“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如：铜马、青犊、富平、尤来、高湖等。这些起义后来或自行瓦解，或被官军打散，或被刘秀收编。

3、赤眉军起义

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率1万人起义。逄安、徐宣、谢禄、杨音加入，达数万人。其首领称“三老”，无文书、旌旗、号令等，仅以言辞为约束，可见这支起义军比起绿林军来更为纯朴。公元20年，击败官军万余人;公元22年，击败官军王匡、廉丹部十余万人;公元24年底，西进，立刘盆子为帝。此时绿林军在长安已经变质，开始了堕落腐化的生活。“日与妇人晏饮后廷，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言。”同时大肆排挤农民军将领，杀申屠建、成丹，赶走王匡，于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后汉书·刘玄传》)。公元25年9月，赤眉军攻占长安，但此后赤眉军同样开始了不思进取，堕落腐化的生活。“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

公元26年春，因无粮食供给，赤眉军自行撤离长安，西进，入安定、北地(今甘肃境内)，遭当地大豪强隗嚣袭击。公元26年9月返回长安暂居三月后，于公元26年12月，再度撤离长安东归。公元27年1月，赤眉军在东归途中被刘秀打败。

4、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昆阳之战后，刘秀受封为“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率兵三千，平定黄河以北地区，在那里很快得以立足，势力不断发展。公元25年6月，刘秀于鄗称帝(河北柏乡)，东汉建立，公元25年冬天，攻占并迁都洛阳。

随后，刘秀着手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公元29年，灭渔阳彭宠、南郡秦丰、粱郡刘永、齐地张步;公元30年，灭庐江李宪;公元33年，灭天水隗嚣;公元36年，灭巴蜀公孙述;公元40年，灭安定卢芳，至此，刘秀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第三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第一节 东汉前期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西汉末年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人口剧减、生产萧条

《后汉书·冯异传》：“时(27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粮草运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

《后汉书·郡国志注》：“世祖(刘秀)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十才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

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1、黄老思想

《后汉书·光武帝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2、解放奴婢

26—38年，9次下诏解放奴婢——6次规定释放奴婢，3次规定禁杀奴婢，包括：

释免的奴婢包括：因家贫嫁妻卖子为奴;王莽时代“不应旧法”而获罪;被掠夺为奴者;杀奴婢不得减罪，奴婢杀人不得加罪;炙灼奴婢依法治罪，被炙灼者免为庶人。

3、安置流民、减轻租税

公元39年，因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严重，刘秀下令“度田”，即检查田亩，终以失败告终。《后汉书·光武帝纪》：“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于是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土地问题。

第一，假民公田：66年(明帝)—109年(安帝)，颁“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的诏令达20余次。

第二，三令五申各地妥善安置和赈救灾民。

第三，轻徭薄赋。刘秀公元30年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四，王莽时代的苛捐杂税明令废止。

第五，章帝时下令凡生育，免女子三年算赋，男子一年算赋，给谷三斛。

4、减少郡县，裁减官吏

公元30年，刘秀规定：把州定为行政区，州刺史为行政官;裁减400多个县，约总数的1/4;裁减官吏：“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晋书·食货志》：“显宗(明帝)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粟斛直钱三十。草树殷富，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

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1、“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设尚书台。首领：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尚书六曹，首领：尚书。尚书台包揽了国家行政事务，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削弱了三公之权。

《后汉书·仲长统传》：“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

2、进一步强化监察制度

第一，继续使司隶校尉、州刺史监察各地。

第二，设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后汉书·宣秉传》：“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3、退功臣，进文吏

第一，削夺功臣政治权力：封功臣360多人为列侯，以经济优待换夺政治权力。

第二，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52年搜查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后汉书·朱浮传》：“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

第三，多方访求名儒作官。

4、提倡儒学，继续实行察举、征辟制度

《后汉书·儒林传序》：“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

察举制：更加注重儒家道德品行。(德行高妙 高才重名 明达法令)

以上措施对于刘秀及东汉前期统治者选拔人才，进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也带来负面作用。《抱朴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5、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第一，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取消郡尉，由郡守带兵;取消地方“都试”;取消地方军队

第二，加强中央军队实力：在北军之下设立五营宿卫军(首领：校尉)，即屯骑、越骑、步骑、长水、射声。另在地方上设立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

黎阳营——今河南浚县，保卫黄河以北，洛阳都城的北面屏障

雍营——今陕西凤翔，守卫关中，洛阳都城的西面屏障

第二节 东汉的经济

一、东汉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铁农具的进一步改进：短辕一牛、全铁制犁铧、曲柄锄、钩镰。

水利：陂塘为主、关东地区为主、治理黄河、水利技术提高：水碓、水排。

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到达南方的九真、庐江一带。

人口和垦地面积大增，105年(和帝)统计：垦田732万余顷，人口5300余万。

出现了人口南移趋势:

(二)手工业：

纺织业：保留了西汉的东、西织室;三服官，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地方特产，如桐桦布;产于云南哀牢地区;其特点是“洁白而不易污染”，还出现了越布(越葛)等。

(三)商业

除西汉六大商业城市外，南方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在南方，西汉已有的城市有吴(苏州)、番禺(广州)、会稽等，而在东汉新兴的城市包括丹阳(安徽宣城)、豫章(南昌)、徐闻(广西)、合浦(广东)。

由于丝路的发展，河西四郡日益重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同时，由于对外经济日益发达，丝路进一步发展;而边界上的民间合市(互市)也较为活跃，同时，东汉还与朝鲜、日本、南洋诸国有了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

二、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一)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的原因

由于刘秀本人及亲戚、功臣都是都出身于大豪强，如刘秀本人是著名的南阳大豪强;刘秀亲戚：外祖父樊氏、姐夫邓晨、岳父阴氏也是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帮刘秀打天下的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同样是大豪强，因此其措施必然是保护豪强地方利益的，这使得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东汉政权是豪强地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特点为“豪强政治”。

《后汉书·刘隆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二)豪强地主经济的表现形式——田庄经济

这种形式的基本特点是：组织结构为聚族而居，并以坞堡为中心;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单位(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即部曲、家兵，成为军事力量成为东汉后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基础;剥削对象是徒附、宾客、宗人等，人生依附关系极强，崔寔《政论》：“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由于上述原因，豪强地方往往在政治上任意操纵地方官吏，独霸一方，鱼肉百姓。

《后汉书·仲长统传》：“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伦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执(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第三节 东汉的民族关系

一、东汉与匈奴的关系

王莽时代，匈汉关系再度恶化，匈奴形成北方威胁;公元46年(刘秀时期)，匈奴单于與死，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东汉;北匈奴(蒲奴单于)继续与东汉为敌，明帝起，开始反击匈奴，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公元73年(明帝)，窦固、耿忠率兵，西攻至伊吾庐(新疆哈密)。

第二次：公元89年(和帝)，窦宪、耿秉率兵，北攻至稽落山、燕然山，共推进三千里。

第三次：公元91年(和帝)，耿夔、任尚率兵，北攻至金微山，推进五千里。

匈奴遭到以上毁灭性打击，被迫西迁至中亚细亚甚至欧洲，消失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之中。

二、东汉与西域的关系

公元73年，窦固占伊吾庐后，派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汉，班超封为定远侯;公元97年，班超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最终到波斯湾。

三、东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一)乌桓：设护乌桓校尉。地点：上谷宁城(河北万全)

(二)鲜卑

匈奴离开后，鲜卑迁到匈奴故地(蒙古高原)，从此成为北方之患;公元97(和帝)——公元133(顺帝)，鲜卑经常入侵，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是最强盛的时期;公元 177年(灵帝)，仅上半年就侵扰边疆达30多次;公元181年，檀石槐死，内部发生王位之争，出现分裂，其患自然解除。

(三)夫余

49年(刘秀)，夫余王派使者到洛阳朝贡;136年(和帝)，夫余王亲临洛阳访问。

(四)朝鲜南部

三个并立的政权：马韩、弁韩、辰韩，后来兴起了百济、新罗，吞并了三韩。

(五)日本

]公元57年，倭国使者到达洛阳，刘秀授金印、冠带;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出访洛阳。

四、东汉与西南、南方各族的关系

(一)西南

云南南部的哀牢地区也和东汉有了联系。东汉此设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郡分出的六县合为永昌郡。

(二)南方(长江中上游地区)

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蛮族：

武陵蛮，居湖南洞庭湖以西的山区，武陵郡所辖;廪君蛮——湖北西部和重庆东部一带，巴郡和南郡所辖;板楯蛮——重庆、四川嘉陵江流域。

以上蛮族在东汉时大多属东汉郡县所辖，与汉族有着直接的联系。

五、东汉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和甘肃西南一带。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羌人渐渐归附汉族，在汉宣帝时设金城属国安置羌族，而王莽时又设立西海郡(西宁附近)安置羌族。 自汉安帝起，羌族与汉族发生三次长期而剧烈的战争：

第一次：公元107到118年(安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河南西部、益州，打败邓骘、任尚的五万部众。东汉耗资240亿才平定叛乱;

第二次：公元139到145年(顺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打败十万官军。东汉耗资80亿才平定叛乱。

第三次：公元159—169年(桓帝时)，羌人攻陇西(甘肃)、关中，东汉派名将段熲、皇甫规、张奂平叛。

第四节 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军起义

一、外戚宦官专权

(一)外戚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一，外戚势力的强大：东汉是豪强政治，而东汉外戚大都出身于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如明帝皇后是马援之女;章帝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皇后是邓禹的孙女;顺帝皇后是梁统的玄孙女，此外，东汉很多贵人都出自窦、邓、梁三家，这就使东汉外戚专权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宦官势力的强大：宦官地位虽然低贱，但是皇帝的近臣，因此皇帝独揽大权成为宦官专权的契机。

第三，东汉中后期皇帝大都年幼，为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创造了环境。

(二)经过

外戚宦官专权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和帝到桓帝时期，经过四次反复较量，外戚梁氏掌握大权。其中以梁冀掌权为代表，历经冲、质、桓三帝共20年，标志着东汉外戚势力达到顶峰。

《后汉书》：“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第二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以宦官专权为主。公元159年，梁皇后死，桓帝联合宦官五人铲除外戚势力，从此宦官掌握了大权。宦官掌权长达20多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桓帝时“五侯”专权：五侯即单超、具缓、唐衡、左悺、徐璜这五个宦官，他们掌权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贵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

灵帝时“十常侍”(以张让、赵忠为首的10人)专权。灵帝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到东汉末年，宦官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控制了军队和监狱。如宦官蹇硕就是西园八校尉首领，还控制了监狱(黄门北寺狱)。

《唐朝诗人韩翃》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二、党锢之祸

党即集团，锢即在政治上加以禁闭。党人即由官僚士大夫、太学生等组成，他们自称为即“清流”，而将宦官集团视为“浊流”，于是这些“清流”形成“请议之士”，开展了“清流”反“浊流”的舆论活动。清议内容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也就是清议之士内部互相标榜，颂扬节操，以此贬低宦官，而直接对宦官及其追随者即宦官政治严厉抨击。于是便出现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公元166年(桓帝)：宦官集团搜逮了李膺、陈寔、杜密、范滂的清流之士。

第二次：公元168年(灵帝)：窦太后(桓帝妻)临朝听政，父窦武为大将军，与陈蕃共掌朝政，重新起用李膺、范滂等人作官，图谋诛杀宦官，于是又遭宦官的严厉打击。公元169年，逮捕李膺、杜密、范滂，杀害、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2年，搜捕太学生千余人;公元 176年，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三、黄巾军起义

(一)起义的原因

1、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黑暗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

2、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流离失所，无地自容。

3、 对羌族连年用兵，消耗大量财力、物力，人民负担不堪重荷。

4、天灾不断：桓灵时水蝗灾不断，153年(桓帝)，全国近 1/3地区遭受蝗灾，出现了“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桓帝纪》)的现象。

(二)起义的经过

1、黄巾军大起义的前奏

黄巾起义前七八十年间，已有不断的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遍及长江、淮河、黄河流域。起义虽均以失败告终，但民众并未屈服，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太平御览·政论》：“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2、黄巾大起义的经过

张角，钜鹿人，太平道创始人，自称“大贤良师”，手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治病，十多年后，信徒达几十万人，遍及青、徐、兖、豫、荆、扬、幽、冀八州，分八州几十万人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首领渠帅。原先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3月5日起义，后因叛徒告密，起义提前于2月进行。他们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展开了声势浩大，《后汉书·皇甫嵩传》：“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起义有三大主力军：

第一支由波才领导，数万人，活动在颍川地区(河南禹县)，打败皇甫嵩、朱俊4万人，后被曹操打败。

第二支由张曼成领导，数万人，活动在南阳地区，杀南阳郡守褚贡，占南阳三月，后张曼成牺牲，义军被朱俊打败。

第三支由张角领导，活动在河北地区，攻下广角、下曲阳，打败卢植、董卓等部，11月被皇甫嵩打败。

黄巾军大起义失败后，尚有余部进行了长期抵抗，主要有：

公元185年，河北地区多支起义军，泛称“黑山军”，公元205年灭;公元188年，徐州黄巾军余部起义，192年发展到30余万，后被曹操收编。

公元188年，益州黄巾军马相、赵祗于绵竹起兵;公元200年，五斗米道张鲁在汉中正式独立，开始起义，公元215年，被曹操打败。

(三)黄巾大起义的特点

1、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2、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形式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在宗教旗帜的召唤下大大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战斗力的加强和整个斗争质量的提高。

3、起义队伍纯洁，没有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故内部统

一、斗争坚决，因而能在前一阶段很快取得辉煌战果。

第三篇：中国古代史优秀教案

一、古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先秦文明

二、 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秦汉文明

三、 古代中华文明曲折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

五、 明清之际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繁盛与危机并存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掌握政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明初废丞相设内阁，强化专制皇权;清设军机处，标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清政府的“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文化上承古萌新出现新观念，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批判旧思想与专制制度，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文学艺术繁荣，出现四大小说名著。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探究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明清时期，社会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一方面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并以孕育了新的经济因素，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力图压制新的经济因素与思想观念，最终使古代中华文明没有在明清时期实现转型，走入近代社会。随着同时期欧洲成功地迈向工业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严重的危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标志、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海禁

【教学安排】

两课时

【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学案

【教学过程】

八、明清(前期)

总的特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1368-1840年)

(一)强化君主专制

1.明朝：①1380年明太祖废中书省和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丞相制度的废除使君主专制达到新的高度;②明成祖时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内阁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对皇权不起制约作用。

2.清朝：①皇太极仿明制设内阁，负责奏章票拟;②康熙帝设南书房，参与机务，以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集权于皇帝;③雍正帝设军机处，由亲信充任军机大臣，军国大事由皇帝决策，军机处行文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这种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绝对君主制度，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的随意性的特点，极大地妨碍社会的进步，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康熙帝的政绩

1.强化皇权：①清除鳌拜，总揽朝政大权②设南书房，集权于皇帝。

2.巩固统一国家和维护国家主权：①平三藩之乱;②进军台湾，设台湾府;③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④册封喇嘛教**，分掌蒙藏地区事务;⑤在黑龙江流域实行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⑥组织雅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

3.重视经济，尊崇儒学，开创“康乾盛世”

结论：康熙帝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抵制西方的殖民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其次他调整了生产关系，重视文治，缓和了民族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康熙帝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强化了君主专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与世界的交流，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

1.明清的经济政策：①“重农抑商”政策。抑商的做法有：实行专卖制度，官府垄断盐、茶等的经营，加征商税;制定歧视商人的规定;设立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影响：强化了封建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②“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做法是：禁止沿海人民与海上敌对势力、倭寇、外国人交往;对外贸易在限定地点由官方主导进行。影响：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原始资本的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2.农业的新发展：①多熟制的发展和多熟品种的培育;②引进和推广国外高产作物玉米和甘薯;③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形成专业生产的区域;④编撰《农政全书》，总结生产技术和经验。

3.手工业的成就：①瓷都景德镇在青花瓷基础上，烧制出彩瓷和珐琅瓷;②苏州和杭州是最著名的丝织中心，民营丝织业日益兴盛，使用花楼机织造精细丝织品。清中期开发出“金宝地”新品种;③造船业发达，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4.徽商和晋商的形成;由经营盐业起家，经营范围扩大到茶叶、木材、粮食等行业，还经营典当、票号等金融活动。晋商活动范围远至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

5.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缓慢发展：①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的丝织业中机户出资购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机户和机工形成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机工是雇佣工人，两者已无人身依附关系;②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表现在：机房(手工工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密，雇工数量更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和地区增多;③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总趋势，但在明清时期，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始终处在萌芽状态，整体上未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特别是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影响。

(四)明清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1.明朝中期，王X明发展了南宋时期陆九渊的学说，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程朱理学发展为“心学”，宣扬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心即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观;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儒家“仁”的思想。

2.明朝后期，李贽的“离经叛道”。表现在：他自称异端，认为是非标准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强调人的正当私欲。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3.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工商皆民生之本”。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世致用”，到实践中求得真知。王夫之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不断变化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评价：他们的思想主张是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大时代发展趋势在思想上的反映，他们的进步思想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明清时期的科技和文学艺术

1.科技成果：①明朝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对我国传统农学进行总结;②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总结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物和成就，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2.文学艺术成就：①小说呈现空前繁荣局面,《三国演义》、《水浒转》、《西游记》、《红楼梦》问世;②传奇的演唱形成昆曲一统的局面，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明传奇最出色的作品;③在徽剧与汉剧融合，兼收昆曲、秦腔的基础上形成京剧，涌现“同光十三绝”的著名艺人;④明代徐渭的《牡丹蕉石图》，清代郑板桥的《墨兰图》是写意画中的精品。

【教学反思】

第四篇：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一编 先秦文学

课时计划：54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目

录

教 学 前 言...... 2

第一编

先秦文学...... 4

绪

论...... 4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4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4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5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6

第一章 上古神话...... 7

第一节 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7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 7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演变...... 8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 9

第二章 《诗经》...... 1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9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诗经》概说...... 10 《诗经》的内容...... 13 《诗经》的艺术特点...... 19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20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20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21 《国语》的文学成就...... 24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25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6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27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27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30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 31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33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35 屈原与楚辞...... 36 关于“楚辞”...... 36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36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38 《离 骚》...... 39 第五节 屈原的其它作品...... 44

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46

教 学 前 言 (1课时)

一、古代文学课程的性质：专业核心课程;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意义：

1、传承文明，继承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基础;

2、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打下精神的底子;

3、为以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和其它工作打下基础，培养素质和能力，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1、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

2、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传承，——形成“史”的框架。

3、文学史和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作基础，而作品要从史的角度去理解。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二者的比例：先秦文学约为40：60，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约为50：50，元代以后文学约为60：40。

四、关于本课程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

(一)教学。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大体上有两种模式：

1、以文献的考据为主，重原始资料的考证、阐释;

2、以文学作品的鉴赏为主。

拟在教学中尝试着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对文史哲一体的作品要注重文献的考据和文意的阐释;对纯文学作品，要突出艺术鉴赏。同时尝试用多媒体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课堂讲授为主，兼以讨论课、自学课的形式。

(二)研究。教师要在教学中注意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对没有定论的问题要交给学生讨论。同时经常出示研究论题，介绍资料和研究方法，指导学生写好论文。

(三)学习。八个字：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所谓“只管耕耘”，就是要多读作品，多背诵作品，多读一些相关的研修书(教材后面所列)，尤其是要多背诵一些名家名篇。诵读，这是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舍此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走。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就没有吸收、消化、继承、发展。而领悟和理解只能建立在“拿来”的基础上。

所谓“不问收获”，就是说不要时时处处抱着功利和实用的眼光去学这门课，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过去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狭隘教育观中解脱出来，从浮躁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要静下心来，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要培养一种高雅的书卷气;还要有精神投入，感情投入，要把自己燃烧进去，不要隔岸观火;要用心去感受那些古代精英们的大智大慧的头脑，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才能碰撞出火花，才能在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教育。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混沌的心灵开化了，精神境界升华了，言谈举止文明了，思想成熟了，写作时文思通畅了，这就是收获。所以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不在眼前，而在以后和将来。

五、教材介绍(与其它教材比较)： 《中国文学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六、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共6章30节内容，54课时。具体教学安排见“教学日志”。

七、布置本学期的背诵篇目(在作品选上标记)和研修书目(见文学史后面所列)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

论

【教学设想】本部分的教学以介绍为主，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

重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 难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计划课时：2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传说时期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举《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的记载(教材24页)。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

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第一章 上古神话

【教学设想】作为先秦文学的起点，要把远古神话的产生、发展、流变的过程梳理清楚。注意将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比较，探讨中国远古神话为什么不成系统和不发达等问题。 重点和难点：几则神话材料的解读、阐释、理解。 计划课时：4 第一节 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见教材)。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三、《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是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古籍。这部书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或西汉初期。关于它的作者以及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它是一部地理书，鲁迅说它是一部“巫书”。不管怎么说，它里面保存了很多远古神话，其中有不少神话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山海经》的性质，见注释11)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

一、神话的类别。神话的内容丰富复杂，主要有：

1、创世神话 讲教材引《艺文类聚》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补：《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纪年历》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海，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2、世祖神话 讲《淮南子》中“女娲补天”、《太平御览》中“女娲造人”的故事。《诗经·生民》中记载的周民族始祖后稷的神话故事。

3、洪水神话 讲《山海经》中“鲧禹治水”的故事(扩展到有关“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娶涂山氏”等禹的故事)。

4、战争神话 讲《山海经》中“黄帝擒蚩尤”的故事。

5、英雄神话 讲《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的故事

6、传奇神话 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一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以及“吐丝女”、“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的故事。 欧(呕，吐)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山海经·海外北经》)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同上》) 厌(餍，吃)火国在其南，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同上》)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演变

上古神话演变的显著结果为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

1、历史化 这可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曲解、改造神话有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后学也多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所以煞费苦心的改造神话，使之化为历史。例：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见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孔子把神话中一个具有四张人面的天帝，改造成古史中善治四方的人王了。 《韩非子》中记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的问题，孔子解释为“夔非一足也，夔有一，足矣”。

2、文学化 神话流变为寓言是文学化的主要表现。神话本身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思想家为宣言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常将神话改造为有所寄托的寓言，神话便文学化了。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尤其是“寓言十九”的《庄子》中，寓言不胜枚举，如“鲲化为鹏”、“倏忽与混沌”、“藐姑射之仙”、“列子御风而行”、“望洋兴叹”等。 《山海经·西山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山海经·中山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荛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丝，服之媚于人。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在这里，庄子把植根于原始思维的神话，加工改造为别有寄托的寓言，宣扬道家“顺物自然”、“天道无为”、“逍遥无为”的主张。

3、宗教化 神话与原始宗教有如孪生兄弟，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含有宗教的因素，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道教的仙话，就是神话宗教化的具体表现。西王母神话逐渐演变为仙话，就是其典型实例。 《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汉武帝时，献青桃，颜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 《汉武内传》：“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

西王母最初是主管上天灾厉及五刑残杀的半人半兽神，面目狰狞恐怖，浑身上下充满着原始的野性;到了《庄子》中已经成了得道的“大宗师”;到了汉代，又演变成仙女，再到后来，她俨然成了“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夫人了。 月亮神话的演变：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东汉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张衡《灵宪》：“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唐·李冗《独异志》：“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由“浴月”的常羲，变成了奔月的嫦娥，又变成了道家炼丹、仙话故事。可见神话演变的宗教化，抽去了原始神话的本质核心，也成为神话质变、趋于消亡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原始神话系统性不强，保留下的大多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以及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使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的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有的神话中所蕴含的那种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如刑天、精卫、大禹治水)，那种厚生爱民的意识，曾经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理想而奋斗。它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原始精神，又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素材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彩的作品。如《西游记》中降妖除怪的故事、《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描述等。

【思考与作业】

1、我国远古神话尤其是始祖神话(史诗)为什么是零散的、不成系统?

2、试对《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神话”与中国“洪水神话”作比较。

第二章 《诗经》

【教学设想】本章是本学期的教学重点之一。要在教学中注意：

1、了解有关《诗经》的编订，流传，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含义、区别;

2、先从训诂的角度解读有关作品，在此基础上展开赏析;

3、督促学生多诵读。

4、重点讲读《关雎》、《氓》、《七月》、《蒹葭》、《东山》、《采薇》、《黍离》等篇目。 计划课时：8 第一节 《诗经》概说

一、名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见注释4。)，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唯《豳风》和“二南”(《周南》、《召南》)尚难确指。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 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有人研究说《商颂》是商代的作品(详见注释3)。

六、《诗经》诗篇的来源和编订 诗三百来源和编订，先秦古籍无明确记载，历来有三种说法：

1、献诗说。(见注释5)

2、采诗说。(见注释6)

3、删诗说。(见注释

7、8)

《诗经》实包括了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的乐歌。孔子删诗说不可信。

七、《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关于风、雅、颂解释的多种说法，详见注释10。 补充：有关出土楚简上关于“大雅、小雅”的记载。《诗序》的作者等。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举《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也屡见不鲜(举《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孔子还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诗》遭秦火之后，因易于记诵的特点，特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后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作《毛诗传笺》作疏为《毛诗正义》，宋朱熹作《诗经集传》，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

关于《毛诗》《毛诗序》 相传荀子《诗》学承自孔子弟子子夏，毛亨承自荀子，毛亨在西汉初年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诗》，传于赵人毛苌。东汉流传的《毛诗》，在305篇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略文字，简述诗的题旨、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是列在《关雎》题解中总论全经的一大段文字，是一篇价值很高的文学理论文献。“小序”即列在每篇诗题下的文字。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众说纷纭，研究者多认为“大序”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所作。据“上博简”，其作者很可能就是子夏。

九、赋、比、兴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

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

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周民族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世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事迹。。 《大雅·生民》 ①诗中运用了人神结合的夸饰手法，将后稷英雄化，神话; ②语言简练生动，丰富多变的叠词、动词、形容词及排比手法。

二、颂歌和怨刺诗 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

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 新台有泚，

新台倒影好鲜明， 河水瀰瀰，

河水洋洋流不停。 燕婉之求，

本想嫁个美少年。 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 又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因这两篇作品在中学读过，故只作略讲。) 备：近年有人研究认为《伐檀》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 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 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 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

《王风·黍离》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简要联系杜甫《春望》和姜夔《扬州慢》)

五、征役诗 写征战、徭役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诗经》中的征役诗，开创了后代边塞诗的先河。

这首诗的心理流程就像一条淙淙流动的小河，波浪起伏。诗中的征人在向家乡顺向行进，思绪却随之逆向“溯洄从之”流动，从家乡到妻子，再到他们新婚的时候。一层层的把征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剥离出来，以小见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反战的大主题。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千百年来无出其右。

《小雅·采薇》 这首诗描写了卫国战士紧张的战斗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辛、不怕牺牲的爱国激情，是中国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先声。也抒发了连年征战战士们久戍思乡的悲苦心情。全诗六章，前三章开头都以采薇起兴，从薇菜的嫩芽初生，到枝茎坚硬，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战争还未结束，战士还不得归家，盼回乡啊盼回乡，一年到头渺茫茫!我们为什么“靡室靡家”?是“獫狨之故”!为什么“载渴载饥”、“忧心烈烈”、“不遑启处”、“不遑启居”?还是“獫狨之故”!战士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

四、五两章是描述战场上的实况，写出了战斗的紧张，军容的强盛，以及转战奔驰的艰辛。最后一章写战争结束，战士归来的悲喜交加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战士们终于盼到归家的这一天了，他们走在回家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自己又饥又渴，心中充满悲哀。回想当初出征时正值春天，新绽开的杨柳枝随风摇曳，似乎在为他们送行，又似乎在挽留他们;而现在归家时已经是隆冬时节，飘舞的雪花似乎在欢迎他们凯旋归来，又似乎对他们表示冷漠。这两句今昔对比，杨柳与雨雪对比，把士兵久戍归来的悲欢离合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后世那些折杨柳赠别的诗篇盖源于此(如汉乐府《折杨柳歌辞》、唐王之涣《凉州词》、王维《渭城曲》等)。

六、婚恋诗 《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很多，而且艺术性最高。这类诗多以女子口吻写对男子的思恋之情。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热情奔放的情歌。此类作品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可意情人的热切思念，或描绘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一派欢快热烈的情调。 《周南·关雎》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点，《关雎》是三百篇之首，又是“风”之始，所以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先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起兴，写“君子”相中了这位淑女，渴望与她结为伴侣;次以采摘荇菜比兴，兴起并比喻求偶之难;最后写热情欢快的婚宴场面。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很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里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地位的。以前把这首诗说成“民间情歌”恐怕不妥。大约是一首在婚礼上演唱的歌曲，具有礼仪作用。

首先是对这首诗的主题的理解。同时涉及到为什么编辑者把这首诗列为第一篇的问题。《毛诗序》说：“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道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有典型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老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上层统治阶级。亦即后来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如此说来，《关雎》之义大矣!所以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

其次是关于这首诗的基调。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作出具体评价的，却只有《关雎》一篇。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的理解是：第一，《关雎》虽反映的是男女爱情的内容，但不是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相见就一见钟情而不能自拔式的爱情，不是那种“如果没有你，天地日月星辰都暗淡无光”的爱情，不是那种在教室里、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旁若无人就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而毕业时就各走各路式的爱情，而是有节制的爱情。在诗中，丝毫没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就是那位采取主动的“君子”的相思，也只是在夜晚独自在家中床上“辗转反侧”。也许“君子”在“辗转反侧”时很痛苦，但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这正符合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原则。第二，《关雎》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爱情，是一种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认同。体现了一种人类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野性而进入文明社会后的进步。第三，《关雎》中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美与德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美德结合，同时又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关雎》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的、负责任的、美德结合的爱情婚姻，所以儒家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 《邶风·静女》(见文学史70页)。 备：“静”为“婧”(美好)字之假借。

(二)深沉执着的恋歌。此类作品或歌颂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展现主人公纯洁美好的心灵;或表现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着追求;或抒发求偶不得的失意、惆怅。揭示了在礼法干涉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内心创伤。 《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 这两篇写思妇对征人的思念。开后代“思妇闺怨诗”的先河。

《伯兮》 抒发了两种互相交织又矛盾复杂的感情：一是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二是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诗歌必须有真实的情感，否则不能打动人;但是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如果一味的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骄傲，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携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成对战争的诅咒和反对，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这首诗很好的处理了这个矛盾：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怨而不怒”。

《君子于役》 写牛羊归圈、鸡归窝，太阳归山，就是不见丈夫归来!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就是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最思念丈夫的时候。这里既是兴(烘托)，又是比(反比)。全诗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之情，情感缠绵悱恻。 《鄘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之!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之!

[注]①髧(dàn)，发下垂的样子。两髦，古代男子未行冠礼之前，头发齐眉，分向两边的样子。②仪(é)，对象。③之，至。矢，同“誓”。靡它，没有二心。④只，语助词。⑤谅，理解，体谅。⑥特，本义是公牛，这里指健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小伙子就是她的对象。⑦慝(tè)，同“忒”，改变。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可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姑娘感到很伤心，但决心和母亲斗争到底，把自己的爱情进行到底。

这首诗反映了《诗经》时代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婚恋自由，原始婚俗仍有继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婿，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

这首诗还接触到一个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在择偶的问题上，母亲和女儿的意见往往不能一致。母亲相中的，女儿不屑一顾;女儿中意的，母亲坚决不准带回家。母亲也曾经年轻过，为什么一旦当了妈妈，就不理解年轻人的心思了呢?这是因为年轻人往往是跟着感觉走，不顾及以后的就业、生活等现实问题;而母亲多了些岁数，多了些世故;多了些功利，就少了些热情;多了些理智，就少了些感觉。母亲老是看家底呀，文凭呀，楼房呀;而女儿只看小伙子帅不帅，酷不酷。这样母女两人意见不一致，爱情就发生了危机。怎么办?女儿要么妥协，要么就坚决抗争到底，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私奔，这也是有顾忌的。看来诗中的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之死矢靡它!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女之人公一面誓死要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啊!天啊!你为什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啊!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注]

1、将(qiāng)，请求。仲子，排行老二的小伙子。

2、里，居住之地，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里。

3、树，种植。

4、爱，吝惜。

《将仲子》同《柏舟》一样，也是一首写受到制约的男女之爱的诗篇。可同《关雎》参读。《关雎》写的是“君子”与“淑女”之爱，是受了礼仪教育的文化人之爱，所以显得平和，“乐而不淫”;《将仲子》大概写的是平民之爱，一方面从那位“仲子”身上看到原始婚恋的遗留，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舆论和礼仪的制约。全诗纯是女子的内心独白，从中又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惟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都可从诗中看到。达到了“情中见景”的高妙境界。 《秦风·蒹葭》(重点赏析)

《蒹葭》是《诗经》中写的最美，最具文学性的一首诗。表现在：

1、意境美。茫茫的秋水，苍苍的芦花，露结的白霜，萧瑟的秋风，起伏的芦苇丛，一派凄清的景象。而这一切又与诗人大河上下，寻寻觅觅的行为以及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怅然若失的心情融为一体。读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2、朦胧美。景象是朦胧的，意境是朦胧的，抒情主人公和“伊人”是朦胧的，连主题也是朦胧的。

3、音调美。迭词，对偶，押韵构成音调美。

(三)痛苦哀伤的悲歌。《诗经》中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揭露了夫权制的不合理，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倾诉了他们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这些诗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氓》 这是一首弃妇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自诉了当初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不幸遭遇。然而汉代以来，学者多以此诗为“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此说固不可取。此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那个氓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极尽巴结之能事，骗取了姑娘的爱情，婚后则喜新厌旧，“二三其德”、“士贰其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道出了氓的丑恶嘴脸。而那个女子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痴”字，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女始终总为情误”，此说可谓切中肯綮。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篇主要用赋，之中三处用比兴：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树起兴，联想到自己从被爱到被遗弃的经过，同时喻女子从年轻貌美到年长色衰。②“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③“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联想到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尽头。或说喻氓做事不讲道德，没有规矩，亦通。

3、《诗经》中较为成熟的叙事诗。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涉及到《七月》、《生民》、《采薇》、《东山》以及此后近千年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等叙事诗)。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1、赋、比、兴的手法。(见前)

2、句式和章法。《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3、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抒情诗传统。《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创作。《诗经》中多数篇章是抒情言志之作，只有少数叙事的史诗，这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风雅与文学革新。《诗经》的风雅精神，即《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3、比、兴的垂范。《诗经》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均有深远影响。

【思考题】

1、《诗经》是怎样编集起来的?它的应用、流传的情况是怎样的?

2、课外阅读《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作比较，谈谈你对《诗经》弃妇诗的认识。

3、各举三例，说说赋比兴的特征和艺术效果。

4、解释：风、雅、颂、变风、变雅。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是先秦史家之文的开端和重点。虽为一章，实则是好几章的内容。教学中要弄清：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战国策》集大成的特点。要以作品的讲解为主，因为文字艰深，所以在讲解中不能赶急图快，要首先将作品读懂，不能吃夹生饭。 重点讲解《晋公子重耳之亡》、《崤之战》、《召公谏厉王弭谤》、《冯谖客孟尝君》等篇目，余则布置学生课外阅读。 计划课时：12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趋繁的发展情况。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1、《尚书》。《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原名《书》，后称《尚书》或《书经》，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2、《春秋》。《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大事纲要。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和记述历史的“春秋”，至今流传的《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它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尚书》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春秋》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它所用的是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和笔法对后代文学家、历史家有极大影响。《春秋》之后，以散文形式写史，相继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作，历史散文的成熟，已很成熟了。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多对此说有疑义。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史书。(资料：见注释

3、4)

《左传》全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左传》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左传》比较重视人民的意志、力量，肯定赞扬忠良正直之士，揭露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统治者，这是它的进步之处。

二、《左传》的叙事特征：

1、《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资料：见注释3)

2、《左传》的叙事特征：

(一).《左传》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运用了运用倒叙和预叙的手法。《左传》还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二)《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并注重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经常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三)《左传》叙事详密完整，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强;

(四)《左传》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一些细节描写，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三、《左传》的记言文字：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类记言文字简洁精炼，委曲有致，栩栩如生。《左传》的叙述语言简练含蓄，词约义丰。 【讲读】《晋公子重耳之亡》、《秦晋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

(一)、《晋公子重耳之亡》分析：

重耳出亡的原因：晋献公宠幸骊姬，王室发生内乱，申生遇害，重耳受牵连，不得不出亡。

重耳出亡十九年，历尽艰难，备尝冷落，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逐渐锻炼成为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胆识才干，气量恢宏、性格坚强的一代霸主，教案《中国古代文学教案》。文章真实生动的记载了这一流亡过程和重耳性格的成熟过程。 艺术上，这篇文章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多，作者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匜、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

(二)、《秦晋崤之战》分析：

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

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

(三)《烛之武退秦师》分析：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它记载了公元前630年发生在秦、晋、郑三国之间的一段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形。当时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秦国是西方的大国，晋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与晋国是邻国，郑国比较弱小;而秦、晋在晋公子重耳亡命各国时就已经建立了联姻关系，世称“秦晋之好”，当时秦伯曾给重耳“纳女五人”，“文嬴(穆公之女)与焉”;但秦、晋之间虽表面上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在争夺中原霸权上明争暗斗。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之争。秦、晋围郑，即得利益者是晋国，这一点秦穆公应该是清楚的;但贪得无厌的秦穆公经常做出利令智昏的事来，一旦晓之以利害，秦穆公会幡然醒悟的。而老谋深算的郑国老臣烛之武正是利用了秦、晋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这也是烛之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穆公退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章首先交待了秦、晋围郑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是十足的霸权逻辑，狼吃小羊总得找个理由，实质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欲兼并郑国寻找的借口。老臣烛之武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捐释前嫌，勇敢地以弱国使者的身份担负起“退秦师”的外交使命。他“夜缒而出”见秦伯(秦穆公)，要劝说秦国退军。怎样开口呢?从哪个角度进入说辞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个开头太费斟酌了，如果一开口就低三下四地乞求秦国退军，太有失于国家的尊严，秦穆公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果一开口就数说秦、晋围郑的“不义”，反而会激怒秦穆公，——因为春秋时期的那些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如果一开口就说晋国的坏话，离间秦、晋联盟，这样太直露了，可能让秦穆公一开始就觉得烛之武是“说客”而拒之于门外。烛之武不愧是外交经验丰富的老臣，他深知此行干系甚大，于是一开始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先用肯定语气承认郑国“既知亡矣”，也就肯定了秦国必定胜利，以顺应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一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亡郑而有益于君”，但谦卑中已经露出了锋芒，已经触及到了秦国的利益问题。但此时还不能挑明，因为正处在利令智昏状态下的秦穆公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烛之武恰当而适时地用一个“若”字由肯定语气换成了假设语气，先旁敲侧击一下，让秦穆公想想帮晋国攻打郑国是否对秦国有益。然后才挑明其利害关系：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烛之武指出：灭郑，对晋有利，而对秦不利;相反，不灭郑，从长远利益看，对秦只能有利。烛之武从正反两方面把这个利害得失说穿了，说透了。可以想象，此时秦穆公肯定已有了松动。烛之武此番来的目的，一是要说服秦穆公退军，二是要瓦解秦晋联盟。第一个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烛之武乘势进逼，要达到第二个目的。要瓦解秦晋联盟，也就是要挑拨离间秦晋友好关系，于是接下来烛之武说了一些晋国的“是非”：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既说晋国的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秦、晋间难以共事;又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并且指出晋国有“肆其西封”“阙秦”的野心。句句说到了秦穆公的痛处，处处为秦国考虑打算。终于说服了穆公退军，又瓦解了秦晋联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使命，而且又有意外的收获——秦国反过来与郑国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又成了之后秦晋崤之战的前奏)，不但是一箭双雕，而且成了“一箭三雕”，真可谓“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烛之武退秦师的这段说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外交辞令。其绝妙之处在于：首先，烛之武是郑国的使臣，代表的是郑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要挽救郑国，但整个说辞没有一句是站在郑国的利益上替郑国着想，而是处处站在秦国的利益上替秦国着想，所以能打动并说服秦穆公退军;实际上处处为郑国利益着想，这种迂回策略太高明了。其次，说辞的三层意思前后关联，层层深入，步步逼近。第一层先作谦卑态，以获得秦穆公的好感，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站稳脚跟后接着摆出灭晋使“邻之厚，君之薄”的利害得失，使秦穆公不得不警惕;最后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和野心，这样就彻底瓦解了秦晋联盟，达到了退秦军的目的。第三，整个说辞棉里藏针，柔中有刚，平和谦卑中露锋芒，曲折委婉中显气骨。而且每一层说辞都先用肯定语气再用一“若”字引起的假设语气，从正反两方面去陈说利害得失，所以说理极为透彻。烛之武不愧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他的这段外交辞令，在当时曾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疑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绝妙言辞，经过《左传》作者的润色、加工、锤炼，于是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跟《左传》中其它精彩的外交辞令一样，代表了《左传》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及体制：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实则成书大约在战国初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人物的言论，反映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 《国语》在思想方面主要体现了儒家崇礼重民的观念。

二、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差异。

《国语》记言多于记事，但也有些篇章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相当出色，但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及《左传》。

《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物的言行，这种方式已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向。

《召公谏厉王弭谤》分析：

1、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而以记言为主的写作手法。先简要叙述形势的严峻和厉王的自鸣得意，再详记召公的谏辞，最后以冷峻的几笔写出厉王一意孤行，终于垮台的下场。

2、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召公的谏辞颇有特色。其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贴切的比喻，也有引用历史的论证，继而再谈民言不克壅的道理，既打比方，又引证，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

3、文章漫画式的勾画了厉王这个暴君的形象。着笔虽不多，但“王怒”、“王喜”、“王弗听”，一个残暴专断、轻浮浅薄、顽固昏聩的暴君形象跃然纸上。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史书，杂记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包括了自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天下约二百四十年的部分历史。《战国策》是由战国末期至秦汉间人收集的一部史料汇编，西汉刘向重新整理，分为三十三卷，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记叙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言论及其纵横捭阖的斗争，从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大事和多种矛盾。全书侧重记叙了纵横游说之士急功好利，朝秦暮楚、玩弄权术的行为和耸人听闻、放言无惮的辞令，突出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多有鲜明生动的描绘，尤其描写了一系列的“士”的形象。《战国策》已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时还运用虚构的手法。

《战国策》体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唯一任务为中性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三、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就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文章风格是：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战国策》文章的特点还体现在：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词的说服力;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增强文章的气势;长于铺张渲染。

《苏秦始将连横》分析：

本文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士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写法上：

1、文章极力夸饰、渲染苏秦的说辞最典型的体现了《战国策》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风格特点。

2、对比手法：苏秦前后形象的对比，嫂“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对比，揭示当时的世态炎凉。 《冯谖客孟尝君》分析：

本文通过冯谖给孟尝君作士过程的叙写，反映了战国时期权贵善养士以及士为知己者用的社会风气。写法上：

1、故事情节曲折：冯谖作客、收债于薛、经营三窟。

2、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者很懂得用文学手段来刻画人物，例如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冯谖与孟尝君、冯谖与众人)等手段刻画了冯谖藏而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行为，表现知恩图报、远见卓识、果断善谋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孟尝君宽容大度、善于养士、知错就改的长者君子风度。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在体例上，《史记》纪传体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体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书》、《资治通鉴》直接继承了《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例。在叙事技巧上，《史记》对《左传》《战国策》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或不加改动直接录入(如《荆轲刺秦王》几乎是全文照录)。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即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写史传统和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特点。在语言上，《左传》的简练蕴藉，《战国策》的辩丽横肆，对后世文学均有影响。

2、散文创作的楷模。《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均推崇先秦叙事散文。

3、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表现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中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按时间安排情节，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重人物言行、细节的刻画，而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这正是先秦叙事散文写人的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左 传》：曹刿论战 郑伯克段于鄢 城濮之战 郑子产相国 《国 语》：句践灭吴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邹忌讽齐王纳谏 鲁仲连义不帝秦

【复习思考题】

1、简述先秦叙事散文的产生、发展、流变。

2、举例分析《左传》中外交辞令的精彩、绝妙的特点。

3、比较《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异同。

4、翻译《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并分析烛之武是如何层层深入的说服秦穆公退军的。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的重点是《孟子》和《庄子》，难点是《庄子》的《逍遥游》。教学中要注意：

1、明确诸子散文总的文学特点和各家的不同风格及文体特点。理清先秦说理散文体制逐步成熟的过程。要结合作品体会。

2、文学史中所引的一些篇目，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要结合原文学习，深入领会。对于诸子生平，只作简单介绍即可。

3要求学生能背诵一些重点篇目和名言警句。 计划课时：14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韵散结合体

(一)语录体——《论语》：

1、孔子生平(见注释1)。

2、《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著作。它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3、《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分析：

本篇中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动作，首尾圆合，基本上具备了篇章的规模。孔子及其几个弟子的形象、性格也比较鲜明。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率直，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小心谨慎，曾皙的从容不迫，高雅清华，深不可测，都各具特色。 难点：为什么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一“哂”，而对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写曾皙回答一段，绘影绘形，绘声绘色，很有文学色彩。南怀瑾先生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论语别裁》527页)打个比方，子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莽张飞，曾皙就像庞统。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件事情，这就要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庞统屈才当了县长，整天喝酒，不理政事。张飞去视察，见状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旁等着，一会就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案件处理完了。之后庞统就升任副军师。你看，孔子和其它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的鼓瑟。当孔子点到他时，他从容不迫的弹完这支曲子，站起来回答。从这一段描写看出，别人讨论时，表面上曾皙在搞他的音乐，实际上大家谈的内容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曾皙回答的一番话描绘了一幅“春暖图”，这跟“志”有什么关系呢?孔子为什么赞成曾皙的话?南怀瑾先生说：“曾皙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孔子与曾皙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子路等人的政治抱负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南怀瑾《论语别裁》)

2、《楚狂接与章》

本章写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去楚国途中与楚国隐士接与的一次遭遇。隐士与儒者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消极因世，后者积极入世。但本章只是表达了瘾者的态度。双方没有展开思想上的交锋。

文中着重刻画了接与的“狂”：他敢于“歌而过孔子”，很快又“趋而辟(避)之”，行为大胆，一狂;他敢于指责孔子，并劝孔子改弦易辙，二狂;他认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隐居避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故采取不合作不调和的态度，三狂。

3、《子路从而后章》

本章仍然写了隐者和儒者两种人的形象及其政治态度.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篇章的深层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人在斗智，而隐者略胜一筹.有“含不尽之意在言外”之特点.

(二)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见注释3)。《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

2、《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一)《老子》一书包含有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二)全书常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玄妙的哲理。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如哲理诗一般。

引述《老子》中的一些韵散结合体语录，加以体会其特点：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章1)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章9)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章18)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章30)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章36)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章58)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章64)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章81)

二、对话体和寓言体：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都有一个标题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的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已形成。《庄子》的许多篇章多以数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而成。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讲读】《墨子·兼爱上》

本文体现了先秦说理文在《墨子》中已形成的特点。开篇就提出圣人治天下当知“乱之所自起”，在此基础上提出论点：乱起于不相爱。接着又假设，若使天下兼爱，则天下治。最后得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结论。文章论题简单明确，论证时主要用了类推的方法和正反对照的方法，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层层推论，逐层深入，最后推出结论，使人信服。

三、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他们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有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严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从此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和《孟子》一书：

1、孟子的生平。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参注释6)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 【作品讲读】

1、《梁惠王下》(文学史112页)

2、《齐桓晋文之事章》

本文集中体现了孟文善辩的特点。孟子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游说各国，滔滔雄辩。客观形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这样。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锻炼，成就了他的辩才。

他的论辩技巧很高，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和论辩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设置好的“口袋”和“埋伏圈”，最后只好就范。为此，他在论辩中，往往采取迂回包抄引人入谷的策略，欲擒故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具体说，本文的论辩思路是：

齐宣王的兴趣在“霸道”，而孟子要向他宣讲“王道”—→孟子巧妙的岔开，顺便提出“王道”的话题—→齐王愿听—→孟子举以羊易牛的例子，肯定齐王有行王道之心，以满足齐王的虚荣心—→小大之辨，又否认了齐王能行王道，牵着齐王的鼻子走—→当齐王难堪时，又肯定他有仁爱之心，又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使他继续对王道感兴趣—→孟子岔开话题，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引导齐王上钩—→打比方以提出“不为与不能”的话题，引导齐王发问—→打比方说明什么是“不为”与“不能”，顺势指出齐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从正面说明行王道的基础是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之心——→乘势逼问齐王的大欲—→齐王不好说，孟子替他说出来，实际上是树立批驳的靶子—→指出其“大欲”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指出行霸道“后必有灾”—→引起齐王的警觉，愿听—→不从正面说危害，再设置陷阱，以邹人和楚人战的比喻，引齐王肯定楚人胜—→迫使齐王接受“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终于说服了齐王—→最后才从正面向齐王宣讲了他的王道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做法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文章虽然是对话体，但论点(行王道)鲜明，论据(大量的例子、比喻)充分，论证过程完整。有时从正面立论，有时从反面反驳。全文基本上是先提出论题，经过层层论证后，最后解决问题。符合政论文的一般思路和形式。

二、《孟子》的艺术特征：

1、缜密纯熟的辩论技巧。孟子的文章长于论辩。孟子善于掌握对方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孟子之文还多用比喻和寓言，使其论辩有很大的形象性。

2、气势浩然的文风。孟子曾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指人的正气，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气质。故其发而为文，气势充沛，词锋逼人，极富阳刚之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文章气势浩然，感情强烈，辞锋犀利，富于战斗性、鼓动性。多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

3、《孟子》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真可谓明朗而爽快。表现出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成熟的标准书面语。《孟子》散文气盛而词壮的语言风格，历来倍受称道。它在后事散文家的心目中被尊崇为典范之作。“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韩愈的散文深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

一、庄子和《庄子》一书：

1、庄子的生平。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和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参注释

9、

10、11)

2、《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相传是庄子自撰，“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著。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1、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庄子》一书大多是用“三言”的形式说理，即“卮言”、“重言”、“寓言”。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语言(一说是矛盾之言)，这种言语层出不穷，散漫流衍的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名人之言以自重(一说是增益之言);寓言就是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三言”之中，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所谓“寓言十九(十分之九)”(《庄子集释》卷九上成玄英疏)。据统计，《庄子》一书中，含有寓言故事200多则。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藐姑射之神”等;也不乏别出心裁的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等。使《庄子》呈现出有别于其它诸子散文的独特的形象思维。《庄子》一书中绝少枯燥的说教，他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虚妄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里巧妙的表现自己的思想。

《庄子》为什么要用“三言”说理呢?在庄子一派人看来，天下黑暗而污浊，不能用实实在在、正大堂皇的言语同世人讲论，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qi)见之也。”(《天下》)

2、意出尘外的想象和虚构。《庄子》中的寓言数量众多，而且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他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如其大无比展翅高飞于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庄周梦化的蝴蝶、用斤成风的匠石、吸风饮露的神人、似有若无的罔两和景、七窍皆无的混沌、望洋兴叹的河伯、自夸其乐的坎井之蛙等等。他们培育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丰富了文学长廊中的形象，开拓了散文艺术的新领域，促进了文学自身的新发展。

3、寓有诗意的语言。《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其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绝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三、《庄子》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见文学史教材123页) 补： 柳宗元：“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苏轼：“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鲁迅：“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写在〈坟〉后面》) 郭沫若：“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作品讲读】《逍遥游》

1、《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2、《逍遥游》的结构和艺术性：全篇可分为四部分。

①(开头—圣人无名)以大鹏图南，列子御风为比喻，揭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主旨。而“无所待”又归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②(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许由故事申明“圣人无名”; ③(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以神人故事申明“神人无功”; ④以无用为大用，申明“至人无己”。

本文集中体现了庄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见上3点)。

第四节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荀子与《荀子》一书：

1、荀子生平。荀子是战国末期即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集大成式的大师。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礼乐”学说，批判吸收了战国以来百家学说，自成一家。“性恶论”是他的礼制、法制思想的理论根据。

2、《荀子》三十二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思想。这三十二篇绝大部分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产生了直接影响。

3、《荀子》文章多为长篇的专题学术论文，涉及面广。荀子的文章擅长论辩，说理清晰、透辟，逻辑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别具一格。《荀子》一书还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为譬喻，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荀子》还运用了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品讲读】《劝学》

本篇选自《荀子》第一卷，是《荀子》的代表作。

作为一篇讲学习问题的专论，文章依次论述了以下问题：

1、学习的重要性(“知明而行无过”);

2、学习的态度(“用心专一”，“锲而不舍”);

3、学习的内容;(“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学习的途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

5、学习的最终目的(“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本文以标题概括论旨，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以下各段就用大量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从各个角度层层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以论证，把学习的重要性等问题论述得十分透辟。是先秦立论文的典范之作。

文章大半篇幅是用新巧的比喻连缀而成。全篇比喻引类连翩，层出不穷，且用法灵活而富于变化。或正面设喻(如“蚓无爪牙之利„„”)，或反面设喻(如“蟹六跪而二螯„„”);或先说比喻，然后再说所比道理，(如“故木受绳则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或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发人深思(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连用数个比喻，如连珠炮似的，更显得根据充足，理直气壮。这种寓理于喻、喻理结合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在句法上，这些重迭排列的比喻构成了不少对偶和排比的句式，文句整齐而流畅，显得词采缤纷，气势充沛，音韵和谐，已具有明显的赋化倾向。

4、《孟子》与《荀子》的比较。(见文学史教材118页)

二、韩非与《韩非子》一书：

1、韩非的生平。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荀子、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制思想。

2、《韩非子》五十五篇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大部分由韩非子自撰，少数篇章为后人所增，反映了韩非子的思想学说。

3、《韩非子》多长篇议论文，有立论、驳论、解说等多种类型的文章。韩非子的散文峻峭挺拔，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善于揭露矛盾，驳难对方;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韩非子》中寓言据先秦散文之冠，韩非子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他善于用寓言故事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品讲读】滥竽充数、夜书举烛、郑人买履、自相矛盾等寓言。 重点讲读《五蠹》(前四段)

《五蠹》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是韩非的代表作。“五蠹”是指学者(儒生)、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之士)、患御者(权臣)、工商之民(工商业者)五种不能生产只知消费的社会的蠹虫。当时建立封建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已势在必行，而五蠹却“以文乱法”“以武犯禁”，危及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统一。为适应当时执政的需要，韩非写了《五蠹》，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进步的历史观，极力主张铲除五蠹。

《五蠹》全文很长，这里讲读前一部分，主要是论述法制理论的。文章首先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时代是向前推进的，一代比一代进步。因此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韩非从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比中，推论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并举出“守株待兔”的寓言为例，生动而幽默的嘲讽了鼓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墨守成规，死守教条，就象“守株待兔”者一样愚蠢可笑。接着又通过古今社会经济的生活条件的对比分析，阐述“是固于世而备适于事”，强调要因时制宜来实施政令。最后用国家兴盛衰亡的实际事例说明“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仁义辩智不合今之事宜，“当今争于气力”，应该富国强兵。

本文虽是节选，却有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性。开首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下文就用大量的事例围绕论点加以论证。每论述完一个问题后，又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总结，就事论事，推论严密，论证很充分，体现出韩非散文严峻峭拔的风格。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从古今正反等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证同一个论点，说理显得尖锐而深刻有力。句式上排偶句的运用，音调铿锵，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表现力。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1、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2、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3、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思考与作业】

1、简述先秦说理散文体制发展的轨迹。

2、举例分析《孟子》的论辩艺术。

3、以《逍遥游》为例，谈谈《庄子》浓厚的文学色彩

4、翻译《逍遥游》开头至“至人无己”。 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论 语》：楚狂接舆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孟 子》：鱼我所欲也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墨 子》：公输 《庄 子》：养生主(节选) 《韩非子》：内储说上(节选)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教学设想】《楚辞》与《诗经》一样，都是先秦文学的学习重点。学习本章，要弄清楚辞的含义，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作品等。重点是《离骚》，先从屈原的生平、思想、性格入手，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逐层理清层次、线索，然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随堂检查背诵和集中背诵相结合，督促检查每一个学生都要将《离骚》背下来。 计划课时：12

第一节 关于“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第二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1、中原文化的影响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2、楚国的地理因素 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3、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 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4、楚地歌谣的影响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5、屈原的贡献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三节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

1、屈原的生平 以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为主要资料。(事先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参注释1。补注：三闾大夫，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事物，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2、屈原的思想和性格 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浓烈的忠君倾向，他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主张联合抗秦，但遭到不公正待遇。屈原洁身自爱，决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

根据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推知，造成屈原的悲剧，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屈原常常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发生冲突。在内政上，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仰慕儒家美化了的传说中的三代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小人，主张改革内政，这自然会招致许多人与他为敌，如上官大夫、公子子兰等。在外交上，屈原主张联齐抗秦，而楚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过来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对他加以惩罚。

二是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屈原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坦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子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轻而易举的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无道(否则无法解释起初怀王为何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正直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当时楚国已经衰乱的政治环境难以协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悲剧，是他的性格悲剧。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的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了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

3、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第四节 《离 骚》

【教学设想】先介绍《离骚》的创作时间、题旨、结构，简要概述作品内容，然后逐字逐句讲解作品，在讲解中逐层总结、分析其内容要点，最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之后检查背诵。

一、创作时间：《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司马迁之说);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遭放逐以后。从诗的最后屈原打算以死殉国来看，作于第二次遭放逐以后的可能性大。

二、题旨：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 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三、《离骚》的内容和结构：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开篇叙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

但是当时楚国有一批“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 那么，掌握楚国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怀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胡涂。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只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这就是诗人在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区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党人”，它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在诗中他反复的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落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香草。同时，诗人坚定的、再三的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即不能随俗从流，又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

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或说“求女”是为了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婾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即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离骚》反映的思想(讲读作品后再总结)：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以作品中大量对自己服饰、追求等的描写为例分析。)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1、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2、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3、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4、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五节 屈原的其它作品

一、《九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可见在神话传说中，《九歌》是由禹之子启(即夏后开)从天上偷来人间的。屈原《九歌》之题，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 关于“九”，参教材引闻一多说。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点。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歌词内容符合各种神的身份，表现人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写了阵亡战士的哀怨悲壮。楚地祭神主要是借男女恋请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故《九歌》中最动人的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男巫扮女神，女巫扮男神，借人神恋爱的表演、歌唱来取悦于神灵，吸引神灵。

2、《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它是歌、舞、乐和一的，它中间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这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此外，《九歌》中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

【讲读】《山鬼》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二、《九章》：

《九章》是九篇抒情诗的总称，非一时一地之作。《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九章》较《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和《招魂》：

1、《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天问》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是罕见的。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能有效的宣泄积蓄已旧的激情。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2、《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内容主要是写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衬托楚国人间的美好，以次来招徕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 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1、宋玉的生平。宋玉稍后于屈原，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与屈原的著名辞赋家。

2、宋玉的作品收入《楚辞》的有《九辩》，还有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并在辞赋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大赋的一个过度阶段。

3、《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秋景的描写，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二、屈原的影响：

1、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其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后世文人如贾谊、司马迁等均受其影响。

2、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来说，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副副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思考与作业】

1、精读《离骚》，说说诗歌的后半篇屈原的感情波折有几次，试描述出来。

2、摘录《离骚》中有关“美人香草”的诗句，并归类解释其象征意义。

3、从屈原作品中举例，说明“楚辞”的地方特色。 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屈 原：湘君 湘夫人 涉江

宋 玉：风赋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主讲教师：武汉强 课时计划：48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重要的诗歌、散文及其它文学体裁、以及重点作家、作品有较深入的了解，使解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得以有效提高。

重点难点：

初唐四杰、盛唐边塞诗、王维、李白、杜甫、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李商隐及代表作品;

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隋及初唐文学 4课时 第二讲：盛唐山水田园诗 4课时 第三讲：盛唐边塞诗 4课时 第四讲：李白 4课时 第五讲：杜甫 6课时 第六讲：中唐前期的诗人 2课时 第七讲：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4课时 第八讲：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6课时 第九讲：中唐其他诗人 4课时 第十讲：晚唐文学 4课时 第十一讲：唐五代词 4课时 第十二讲：唐代传奇 2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新1版

第一讲 隋及初唐文学

教学目标：了解了解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及发展概况; 隋代文学、初唐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宫廷诗的发展与意义，“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 教学难点：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属于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后期下启两宋，属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一般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隋代文学属于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过渡期。公元618年，

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唐朝。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唐代文学出现空前交融与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有三：其

一、继承与创新并重，如古诗继续繁荣，近体诗也产生并臻于完美;骈文继续兴盛，借复古以革新的古文再度崛起。其

二、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王维、三李、二杜、韩、刘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还有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其总趋势是由六朝末期的贵族化趋向士大夫文人化以至平民化。其

三、诗歌与其它文体并存，唐文学繁荣体现在诗、词、古文、传奇(小说)四种体裁上，其中诗、古文大大发展;词、传奇是新文体。

一、唐诗的繁荣

唐诗创造了诗歌史上的辉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样式。

有唐一代，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来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具有美学范畴意义的诗论，如“骨气”、“兴象”、“境界”说;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唐诗的繁荣主要表现为：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诗歌数量的增多。

有唐300年间，诗歌的发展有如绵延不断的大河，长流不息，留存至今的五万五千多首诗歌，不过是当时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却已经超出前代遗诗总和的数倍。唐人选编的诗歌总集就有130多种，于此也可见唐诗创作的繁荣。数量如此巨大的唐诗不仅出自空前广大的作者群，而且这支队伍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中下层官僚和普通士人热心于诗歌创作，和尚、道士甚至妓女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参与其事。这样的一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的作者队伍，对唐诗数量的增长及唐诗面貌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诗歌题材的丰富。

诗人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壮丽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中外的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各种素材无不见之于诗;士人的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恨，无不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无不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人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

第三、风格流派的繁多。

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隐逸、边塞、新乐府诗人、韩孟诗派等。明·高棅《唐诗品汇》：“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第四、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体、近体都具备，五古、七古、乐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体裁具备。 唐诗繁荣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文笔之分”，淡化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教目的，追求审美意义。在诗歌方面，辞采声律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四声”、“八病”之说为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方面，体裁多样，约有八十多种(应用文体占大部分)。唐吸取了骈体文形式上的优点，摈弃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弊端，进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在传奇小说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志怪和杂史杂传。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二、外部原因：

1. 经济因素：经济发达，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交租、服役、缴纳布帛以代替服役等)。手工业方面，丝绸和陶瓷都是中国的代表。中国贸易，“丝绸之路”。商业和城市，长安约百万人口，有108坊，西市和东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交通方面，水路：黄河、长江、大运河;海路：广州——日本和波斯(伊朗);陆路：长安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力和条件。(1)提供闲暇，以便进行娱乐或文学创作;(2)提供游历天下的可能，促进山水诗、

描写都市生活和交游生活的诗的发展;(3)文人的商业意识增强。如“润笔”、陈子昂的“买名”;(4)文人的精神风貌改变，影响诗歌等创作，如浪漫、豪迈的风格。(5)市民文学开始出现，如传奇、词、变文等。 2. 政治因素：唐代政治结构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之一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唐选拔官吏不同于魏晋南朝的 “九品中正制”重世袭、重门阀。唐有七大姓，但轻阀阅、重科举。通过科举，为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庶族地主崛起。唐朝科举、政治、文学关系紧密。特别是唐科举对文学的影响：(1)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学的风尚。由于进士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且唐天宝以后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局，“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因此文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唐武后朝之后，文风日渐华靡。沈既济曾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这样，逐渐形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 的社会风气。(2)重视诗赋艺术技巧，讲究声律对仗。严羽：“唐诗盛于我朝，以诗赋取士。”(3)“行卷”、“纳卷”、“温卷”对文学创作有影响。文人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纷纷找各种关系拜谒权贵，向他们投诗献文。(4)提供创作素材。送人应试、贺人及第、慰人下第的诗极多。(参阅：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3. 文化因素：唐诗的发展与文化的昌明、繁荣有这不可分割的联系，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影响、渗透的。(1)南北融合、东西一统的“大家族”文化。(2)科举及学校教育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3)史学、经学的发达。二十四史中，唐修了八史：梁、陈、南、北、晋、隋、北齐、北周史。另有刘知己《史通》。出现了王通、孔颍达这样的大儒和大经学家。史学对史传文学有影响，如《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等。(4)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书法：楷书中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草书中有张旭、怀素。李白诗、张旭字、裴旻舞为“三绝”。绘画和雕塑：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吴带当风”;韩干的马;王维的山水。敦煌壁画及佛像雕塑等。大量的题画诗出现，及“诗中有画”、以画法入诗。苏轼：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音乐：古诗中很多是和乐歌唱的，如乐府，七绝被称作“声诗”。燕乐的发展产生了词。许多诗人的诗作与音乐有关：《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舞蹈：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舞的，《公孙大娘剑舞》、《霓裳羽衣舞》。

4. 宗教因素：唐代实行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三教九流并行其道，除儒、释、道三教外，另有一些异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传布。儒、释、道三教兼重的。如玄宗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是证。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老庄思想与道教有所不同：老庄思想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净化了的纯净、和谐、安宁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道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5. 现实生活因素：寒士，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包括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他们多通过科举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是文学的生产者，其思想、心态、生活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

二、词

曲子词的简称，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新文体，是随着燕(宴)乐的兴起而出现的。“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产生于民间。盛中唐时为文人所喜，中唐时已出现大量的文人词了。晚唐五代词已很成熟，有两大创作中心：一是西蜀，“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二是南唐，“二主一臣”——李璟、李煜与冯延巳。

三、散文

骈体：占主导地位;古文：韩柳古文运动，以恢复儒学为旗号而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以清新质朴的散体文代替华美空洞的骈体文。

四、传奇

即文言短篇小说，以区别后来戏曲等。唐时，小说作为残丛小语，不比古文之高文，鄙之曰“传奇”。得名于晚唐裴铏所编《传奇》小说集。 传奇“有意为小说”：结构、篇幅、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已成熟，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确立和成熟。

五、变文

说唱文体，简称“变”。学界关于“变文”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宣讲佛经，当时一种脚“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图为“变相”，其说唱的底本为变文。 内容

多为宣讲佛经故事、经义，也有讲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形式多样，或散韵相间、说唱结合;或全散;或全韵。对后世的话本、弹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白话文的先河。

第二节 隋代文学概貌与初唐诗坛

一、隋代文学概貌：

隋(581—618)立国37年，诗歌成就不高。隋代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他们是北朝诗风的代表;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所以，隋代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学合流并向唐过渡的最初阶段。文学的过渡性。短命的王朝，自己的文学特点并没有形成。但是，另一方面，隋代南北统一，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但南北文学融而未合。

北朝入隋的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

卢思道以歌行体写边塞军旅生活，其《从军行》深婉而又有苍劲之气。 杨素是隋朝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其《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以武人而为诗格调清远，还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也是佳作。

薛道衡受南方文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人日思归》、《昔昔盐》。《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环境的寂寞来写思妇的孤寂凄苦，流传广泛。(唐刘餗《隋唐嘉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南朝入隋的有：虞世基、许善心、江总、王胄等。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二、 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合南北文学而保留各自不同的特点，南方的柔媚、婉约，北方的粗犷、质朴，并没有合而为一。用声律、辞采来表现大唐恢弘的气象和刚健的情思、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形成唐诗的风格，正是初唐诗人所面临的课题。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仪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时人谓之“上官体”。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初唐诗坛，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表现在：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诗人主要分三块：宫廷诗人、改革诗人、通俗诗人 。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宫廷诗：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辞藻华美，讲求对仗。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宫体诗：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闻一多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特点：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如《过旧宅二首》其一：“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帝京篇十首》之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阶段二：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3)风格“绮错

婉媚”。如《奉和山夜临秋》：“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他提出“六对”说：正名对：日月—天地;同类对：花叶—草芽;连珠对：萧萧—赫赫; 双声对：黄槐—绿柳;叠韵对：彷徨—放旷;双拟对：春树—秋池。 又提出“八对”说：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王绩在初唐诗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野望》等诗歌，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

(二)“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190上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新唐书·文艺传》：“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曰：‘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议者谓然。”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品讲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死了。但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因而在短促的一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既能写诗又会作文，与当时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样著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一般说来，人们在同自己的亲威、朋友离别时，心情总是难过的，依依不舍，免不了要讲些祝愿一路平安、保重身体或者后会有期之类的话，有的甚至还要作出‚儿女态‛，流下眼泪来。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毫不足怪的。但是，诗作为艺术，如果把这些都写了进去，那就会显得俗套、平庸，没有味道了。王勃不愧是一位市斤，他才不去写这些呢!他的这首送别诗，别开生面，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把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读后使人深受感动。

在这首诗里，开头两句写送别时的情景。当时，诗人是在长安供职，他要送自己的好朋友杜少府(官名)去蜀州上任。蜀州，在现今四川省，州府在崇庆县。两人一起走出了长安城，来到分手的地点，心中有话，但却相对无言，只好观看四周的景致，以克制自己的离情别绪。‚城阙辅三秦‛，但见庄严壮丽的长安宫城，被地势险要的‚三秦‛环护着，气象宏伟。‚风烟望五津‛，再看朋友所要去的地方，千里迢迢，茫茫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一近一远、一明一暗的景物，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真实、生动的送别画面，饱含着诗人对朋友远行的留恋之情。

诗的三四两句是点题的，下面讲明了朋友之间分别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筵席总是要散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朋友也难免要分别，不可能永远会聚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宦游人‛，各人有各人的职守，都要奔赴自己办事的岗位。所以，这种分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决不会分别而疏远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诗人和杜少府分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味深远，是全诗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使真挚的友情得到升华。人们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知己‛，他有时近在身旁，有时却远在天涯海角，但无论空间怎样的改变，时间如何的推移，友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决不能狭隘地认为‚知己‛只有一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样都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与朋友分别，那就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相反地却是感到乐观进取，不管到了何处，都会觉得好像仍在与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样的快乐、幸福。

说到这里，诗人还嫌余意未尽，再加上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他语重心长，勉励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悲伤难过，而要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生活。这样的诗句，扣人心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臵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

三、

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

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

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

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

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在狱咏蝉》

这首诗写于高宗仪凤三年(678)，此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就是言官)，数次上书言天下大计，得罪了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此时，正值秋季，所以诗人有感而发，借蝉自喻，用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明白了作者的身世遭际和创作背景，我们就来具体赏析一下这首千古名诗。

首联二句，西陆，点明时已入秋，南冠，表明囚徒身份。秋蝉鸣唱，引发思乡情。这里运用了起兴的手法，所谓兴者，乃‚赋、比、兴‛之‚兴‛。‚兴‛，就是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我们都知道，蝉在夏天是最亢奋时期，到了秋季以后，就进入的衰竭期，所以秋蝉的最后亮相，当然嘶声力竭做最后的挣扎，继而结束短暂的生命。在这里就是诗人就是以秋蝉的高声哀唱来表示自己的命运悲惨，秋蝉的命运就像诗人此时的命运。此时此刻，正是诗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秋蝉的哀鸣逗引地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而然地侵入了进来，这使得诗人的心情更加沉重地难以自负。

颔联两句，采用两两相对照的手法，进一步表达诗人的身世之哀，命运之惨。一句写秋蝉，一句写诗人自己，将物我结合起来。虽然已是秋蝉，但是其翼依然乌黑。此时的诗人经受磨难和打击，身陷囹圄，中年而白头，所以是‚那堪‛。这里的秋蝉还是秋蝉，它不管诗人是否白头，更加重了诗人的沉痛之感。回想自己年少时也是一腔热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抱负，那堪世事难料，这一生走的如此坎坷，如此不堪，如此悲凉，而今空有一腔抱负却无由施展，还遭陷锒铛入狱，只能发出凄冷的哀吟。其实这里，‚白头吟‛一语双关，既有头白之意，又借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司马相如负心于卓文君之时，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怜自伤，表达自己希望白头终老的愿望。联想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诗人是在劝谏不听反而遭陷入狱之后作的这首诗，因此暗喻统治者的用人不当和不察纳雅言，辜负了诗人的一片忠诚之心。可以这么说，诗人的白头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由于自己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急白的。在这里既有对年华已逝的悲哀，也有抱负落空的沉痛，还有对统治者的失望!

颈联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以蝉的艰难处境来比喻自己的政治处境。秋蝉已如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已如知秋而飘零的枯黄之叶，已是谢幕之前最后的粉墨登场，偏偏此时还 ‚露重‛、‚风多‛，让人如何不生出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伤痛之心呢?这里的‚露重‛、‚风多‛是比喻外部环境，‚飞难进‛ 、‚响易沉‛是比喻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的结果。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在朝廷一片谄谀之声，进言之路已遭阻塞之下，诗人已经处于沉重打击的艰难的政治处境之中。这里已经物我混融，秋蝉既是诗人，诗人已如秋蝉。

尾联二句，收尾响遏行云，义节风高。秋蝉是餐风饮露的，是高洁品行的象征。诗人继续作比，表达自己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之感是壮烈的，不是凄婉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句话真好可以用在骆宾王的身上，拥有高洁品行和清醒头脑的诗人，不被理解，反而遭诬入狱。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处于浑浊不堪的世事，大都命运同此。诗人没有选择陶渊明式的离世而去，而是选择了屈原的入世之举，心系朝廷的诗人选择了入狱。我们在感叹诗人悲壮的同时，也为朝廷遗弃忠臣而哀叹!诗人最后的一问，惊心动魄，石破天惊，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又有深深地期盼!因此，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命如秋蝉、品如秋蝉的诗人的长叹，留下的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千年之问!

总之，这首诗运用比兴的手法，以蝉自喻，寄托遥深，达到了物我混融的艺术境界。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想，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可惜的是，斯人已逝，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作者的回答。诗歌的解读本来就是解读者主观情感的主动介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是毕竟掺杂了个人的情愫。因此，每一个解读者眼中的诗歌意蕴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诗歌解读的魅力所在。

三、杜审言与“沈、宋”

杜审言在五律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杨炯，使五律的创作到底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的《合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动的写出了早春的气息，这也是他最有名的五律。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人。其主要贡献：总结了六朝以来的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进一步将趋于成熟的律诗形式固定下来，最终确立了律诗的形式。他们的作品格律形式完整，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凌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沈之《独不见》为成熟的七律，宋之《度大庾岭》为成熟的五律。

四、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1.生平简介。(见教材190页)

2.革新文学的主张。“初唐四杰”与陈都自觉革新齐梁诗风，但是他高扬“复古”的旗帜，在对六朝绮靡的猛烈批判中，其态度最坚决，作用和影响也最大。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确提出“风骨”、“兴寄”的口号。以赞《咏孤桐篇》为名，推出自己的诗美主张，他认为初唐以来的“采丽竞繁，寄兴都绝”的局面是五百年“道蔽”的继续，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效果，极力鼓倡经世致用的诗经传统，标举“汉魏风骨”、“正始之音”，这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有其矫枉过正的作用。 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风不加分析的总体否定，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缺乏兼容性的凭着个人喜好的偏激，是把文学政治化的歧途选择。

3.文学创作。 《陈子昂集》收诗110首。著名《感遇》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和《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燕昭王》、《郭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如果说陈是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则《登幽州台歌》就是这里程碑上的碑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这首诗是在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此诗”。幽州台即蓟丘，战国时代为燕国旧都(今北京大兴县内)。《蓟》诗序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览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言志，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七诗题为：《轩辕台》、《燕昭王》、《乐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邹衍》、《郭隗》。七诗成而意未尽，因又泫然而作《登幽州台歌》。

唐孟棨《本事诗·嘲戏》载：“宋武帝尝吟谢庆《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楚辞·远游》：“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的“古人”和“来者”，都是指像燕昭王和郭隗那样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的明君和贤臣。这两句缅怀古人，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期待来者，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正如后人所作《陈公旌德碑》云：“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这种深沉的失意、悲愤和孤独感占据了诗人此时的全部心灵，他驻足于幽州台上，以全部的心神去搜索幽州台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意蕴。这首诗用的是辞赋体。体式的古朴、文辞的凝重与情调的慷慨悲愤、意境的雄浑深远相得益彰。

五、《春江花月夜》与唐诗“兴象”

初盛唐之交的诗人普遍有一种对生命的留连和伤感——实际上这正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人的，也是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许多《代悲白头吟》、《白头翁》这样诗题的诗，感伤生命的流逝。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希夷的一首。

《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同为当时名篇。一为颂春，一为惜春，对生命意识的感受是敏感的：“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唐新语》记载：刘希夷舅宋之问喜后二句。求外甥将此诗尤其后二句让给自己，刘不同意，宋就用土袋压死了他。)

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初盛唐之交，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同称“吴中四士”。张仅存诗两篇，但《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清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宪天问》)，被闻一多誉为“诗中之诗”，“孤篇压全唐”。

《春江花月夜》，诗采取乐府旧题，在内容上并没有完全脱落游子思妇的传统，但是在意境和情趣上却有了崭新的变化。诗人将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韵律悠扬回旋，词采清丽轻盈，创造出幽邈、空明的意境。

《春江花月夜》成就：

1、虽用乐府旧题，而内容一新。洗尽艳情诗的绮罗香泽脂粉，借月怀人，极写相思离别之苦。

2、构思巧妙，紧扣题意，由春、江、花、月、夜，逐层铺展，而又以月贯穿之。对月的描写又

是多角度的：初出——天上——斜月——落月。

3、章法整齐而有变化。四句为一韵群、意群，构成一节，忽平忽仄，产生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4、情景理融为一体，以月为线索、以情为中心，又融入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感悟。

5、语言清丽，绝弃了宫体诗的绮靡。还具有民歌的特点：如反复歌咏。春江、海、月(15次)反复出现;又如对偶、顶真的运用。

清人毛先舒：“张之‘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精读作品篇目：

宋之问《渡汉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王绩《野望》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卢照邻《长安古意》 杨炯《从军行》

骆宾王《在狱咏蝉》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阅读作品篇目：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沈佺期《杂诗》其

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宋之问《度大庾岭》 王绩《过酒家》 王勃《滕王阁序》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陈子昂《感遇》其

二、其三十

四、其三十

五、其三十七

思考题：

1.整理唐代诗歌兴盛的外部和内部原因。 2.自学《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翻译，并试作小论文式的分析。 3.什么是“兴象”?它在《春江花月夜》中的作用? 4.“四杰”异同及其地位简述。 5.近体诗在唐代定型的过程简述。

参考书目：

1.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5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

5 4.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

5.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华书局2005 7.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8.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 1997 9.沈松勤等《唐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0.吴在庆《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黄山书社2006 11.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二讲 盛唐山水田园诗

教学目标：

1. 了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 了解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特点及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王孟山水诗派诗歌的艺术成就。 教学难点：王孟山水诗风的异同;诗与禅。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一、山水田园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从初唐到盛唐近百年来社会基本安定，经济繁荣，为文人提供了漫游山水和隐居田园的物质条件。加之佛、道德兴盛和知识分子漫游隐逸的风气，为文人描写山水田园提供了可能。

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载云：“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其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 盛极的大唐帝国声威远扬，百夷臣服、诸邦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可以想见那种光明璀璨、仪态万千的声威形势。在大唐极盛时朝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回忆起昔日的辉煌依然是一往情深的，其诗《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东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百姓殷富，四方太平，国力极其强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也相应发达起来，并通过各种渠道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仓储丰裕，城市繁荣，交通便利，使长安、洛阳、开封及太原等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盛唐的盛世安定和繁荣给大多数地主文人提供了尽情享受人生的物质基础。不但百官时兴筑建郊馆山池，成为“休沐”之所，连一般中小地主都有别业。“以诗取士”的科举，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形成了以进士科考为中心的生活内容，出现了围绕着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干谒交游、行旅升迁的活动，造成了迎来送往必有文人聚会赋诗的风气，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产生于这种场合。当时著名诗人没有一个没有长途旅行，而文人所到之处“到处有逢迎”。随着诗人的人生足迹由傍城池亭而拓向荒漠，而有了行役风景线。池园文会的集体吟咏与山程水驿之间的个人放歌共生。每逢节假日，“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朝士词人有赋，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唐音癸签》)风景审美时尚的扩散，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六朝精神被唐人看好，也直接促进了山水诗的繁荣。归纳起来有：

1、隐逸之风。读书山林、“走终南捷径”、隐居山川等。

2、漫游之风。其中名山大川是主要地之一。

3、贬谪。如沈宋、如刘柳等等。

4、佛道盛行。寺庙皆在名山大川。

5、陶谢田园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由模山范水而与自然融为一体，抒写情致。

二、王维生平、创作及作品赏析：

1、生平：(701—761)，与李白同时。取“维摩诘”为名、字。梵文中，维，无也;摩诘，诟也。官至尚书右丞，称“王右丞”。又有“诗佛“之称。王维“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三十丧妻死，独居三十余年，吃斋奉佛。维茕独无偶，暮年无子，“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早年有诗名，20岁进士及第，后因伶人舞黄狮子坐累，由大乐丞谪济州司库参军。张九龄为相，擢右拾遗、监察御史，奉使出塞。并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母安史乱时，陷贼，以药下痢，装喑，迫为伪给事中。安禄山大宴凝碧池，维赋诗痛悼：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收复两京后，维因作伪官而下狱，经多方努力而豁免：(1)弟王缙愿削自己蜀州刺史官以免兄之罪;(2)作《凝碧池》诗为人所知;(3)审判官要维作画以涂壁。之后，维逐步升官，至尚书右丞。《酬张少府》诗中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维是以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云：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他擅长山水，承“南宗画”，重写意而不重写实，如“雪里芭蕉图”。在音乐上，他也极精通。《旧唐书·文苑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2、创作：以天宝初为界，维之思想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积极进取，有政治诗、边塞诗;后期，隐遁事佛，以山水田园诗为主。《使至塞上》、《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辋川集》二十首绝句。 王维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山水、田园诗，名作有《山居秋暝》、《终南山》、《渭川田家》、《鹿柴》、《竹里馆》、《辛夷坞》、《鸟鸣涧》等;

二、游侠、边塞诗，有《使至塞上》、《观猎》、《少年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意境雄浑，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三，乡情、友情、爱情诗，名作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杂诗》其

二、《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四，政治感遇诗，有《寓言》其

一、《偶然作》其五等。

【作品讲读】 《山居秋暝》

这首山水名篇，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啊!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献始兴公》)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那是一些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追求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青松、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发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终南山》

首联‚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先用夸张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之于遥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遥，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连山接海隅‛也是这样。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止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

次联写近景，‚白云回望合‛一句，‚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验的人都并不陌生，而除了王维，又有谁能够只用五个字就表现得如此真切呢?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蒙蒙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孕。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值得观赏的景物还多，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蒙蒙‚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唯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更急于进一步‚入看‛。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则刚才呈现于眉睫之前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明说，但他却在已经勾画出来的‚象‛里为我们留下了驰聘想象的广阔天地。

第三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从北到南的阔，则是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分野中峰变‛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之绵远如彼，南北之辽阔如此，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所谓‚阴晴从壑殊‛，当然不是指‚东边日出西边雨‛，而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千形万态。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它与前三联不统

一、不相称，从而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辩解说：‚‘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姜斋诗话》卷二)沈德潜也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这些意见都不错，然而‚玩其语意‛，似乎还可以领会到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有个省略了的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水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诗人之避喧好静，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怎么会发现那个‚樵夫‛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音响。诗人寻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欣然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处‛，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鹿柴》

这是王维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五绝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四首。鹿柴(寨)，是辋川的地名。 诗里描绘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的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似乎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泠。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竟显得空廓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了。“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

如果只读第一句，也许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杳无声息，只是偶而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由于山深林密)。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

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

三四句由上幅的描写空山传语进而描写深林返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诉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与静往往连类而及。按照常情，写深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返景射入深林，照映的青苔上。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象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本无轩轻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不健康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极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不免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

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而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会分不开。

《观猎》

诗题一作《猎骑》。从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看，当是王维前期作品。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兴遄飞。至于其艺术手法，几令清人沈德潜叹为观止：“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

诗开篇就是“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该具备何等手眼!这又唤起读者对猎手的悬念。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将军的出现，恰合读者的期待。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方东树)。两句“若倒转便是凡笔”(沈德潜)。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三句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两句使人联想到鲍照写猎名句：“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但这里发现猎物进而追击的意思是明写在纸上的，而王维却将同一层意思隐然句下，使人寻想，便觉诗味隽永。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转折到罢猎还归。虽转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在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此二地名俱见《汉书》，诗人兴会所至，一时汇集，典雅有味，原不必指实。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狩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度，与其前面射猎时意气风发、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写到猎归，诗意本尽。尾联却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色，而是遥遥“回看”向来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被人称为“射雕手”。此言“射雕处”，有暗示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之意。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综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得意远，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又能首尾回环映带，体合五律，这是章法之妙。诗中藏三地名而使人不觉，用典浑化无迹，写景俱

能传情，三四句既穷极物理又意见于言外，这是句法之妙。“枯”、“尽”、“疾”、“轻”、“忽过”、“还归”，遣词用字准确锤炼，咸能照应，这是字法之妙。所有这些手法，又都妙能表达诗中人生气远出的意态与豪情。所以，此诗完全当得起盛唐佳作的称誉。这首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 在这首诗中王维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使至塞上》

诗人作此诗时，与他谊兼师友的名相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斥被罢相。这是玄宗朝政治由清明转为昏庸的标志，因此，诗人在奉使慰劳战胜之军的征中，并非是一味高昂振奋的，也兼有孤寂之感。

前四句，诗人写出了孤寂的心态。 “单车”去“边地”，千里迢迢，孑然一身，抬头见胡雁归飞， 更令诗人触物伤怀，感觉自己如断根的飘蓬一般远离了故国。后四句，写诗人在“胡天”见到了大漠的奇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此宏壮之景感召了诗人，使他渐摆 脱了孤寂的心绪，生出了豪壮之情，引发了克敌建功、燕然刻石的爱国热忱。

这首诗尤值得一提的是第

五、六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这两句诗，凸现了大漠粗犷、强毅的精神，凝聚了诗人的心态，从诗的字句看，语不惊奇，朴实无华，但却能状难言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达到了浑成的境界，显示了诗人的深厚功力。

《送元二使安西》

这是一首极负盛名的送别之作。它曾被谱入乐曲，称为《渭城曲》或《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盛时代广泛流传。安西指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境内。渭城在长安附近。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为自中原赴西北必由之路。当时行人到西北去，都要经渭城，出阳关(或玉门关)。此诗所写，即诗人送别友人的情景。在唐代，西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各民族之间也经常有政治上的交涉，军事上的冲突，因此，往来道途的人很多，而在当时，两地的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当亲友到这种辽远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人们自然会更多更深地表示自己的殷勤惜别之情，如这首诗所写的。

从诗中可以看出，元二并非离家作客，而是已经游宦长安，这一次，又奉使到更远的西安去。王维也是在游宦之中，并非居家，这一次，乃是客中送客。元二从长安出发，王维送到渭城，臵酒饯别，诗即从渭城风物写起。

前两句布景。地是渭城，时是早上，细雨濛濛，沾湿了微细的城土。天气不好，增加了旅途的困难，当然也就增加了别离的怅惋。客舍写明客中送客，并显示远送渭城，暂留复别的情况。古人送别，都要折柳为赠，所以柳色青青，见之不免触目惊心。朝雨画出凄清之景，新柳勾起离别之情，只写景物，而别情已有丰富的暗示。

后两句抒情。使命在身，分手在即，虽然远送，势难再留，这时，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只能劝元二再饮一杯，再待一会而已。用一‚更‛字，则此前之殷勤劝酒，此刻之留恋不舍，此后之关切怀念，都体现了出来。所以这一个字的容量是很大的。为什么如此地殷勤、留恋、关切呢?因为元二一出阳关，就再也没有象自己这样的知心朋友了，何况他还越走越远，要到安西呢?从此以后举目无亲，还是在故人面前多饮一杯吧。只这廖廖十四个字，就将好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抒写无余。言简意赅，语浅情深，正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当然，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祖国中人民精神风貌的巨大变化，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生活史料，古代诗人的感情记录和成功的艺术创作，它仍然是会永远存在的。

三、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及地位影响 1.成就

王维从晋宋之际陶、谢古诗脱化而愈益精致，其诗融情入景，画趣盎然，幽玄秀雅。王维诗情韵风致的高华丰润、清秀空灵，其特征有：

第一，充满了生活的爱意。王维以眼前景所构成的静谧世界，充满了自由、和谐、友爱和潇闲，日照松间，泉流石上，虎兽心善，鸟禽天真，在深层次上象征了没有纷争竞斗的社会理想，诗人把对生活和人世的爱意浓浓地瀑泼出来。

第二，充满了辩证的深意。诗人深受禅宗哲学的影响，而又能够沟通其他，兼同诸学，其无我之心深契山水自然的意志，发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着的哲意禅理：静中蕴动，以动写静;空中有色，以色见空;瞬间永恒，以瞬间里感受永恒。这是只要对王维诗略略留心者都会发现王诗中的这些耐人寻味的“理趣”，这也是其诗厚重高华气象的奥妙之一。

第三，充满了艺术的画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人贺贻孙在其《诗筏》里指出：“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恣，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

厚于孟故也。”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嫩竹含新粉，红莲脱故衣”(《山居即事》)，“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缓”(《辋川闲居赠裴迪》)等等，充满画意质感的诗句触目可见，而像《终南山》、《泛前陂》和《木兰柴》等诗，通篇巧妙敷色用光，取势构图，得“意余于象”的绘画之妙，更是风神摇曳，迥得天意。

凡此三者，使王维诗喻旨宏深，充满了微妙的暗示。诗人凭借自然静美展现和追求形上超越的努力，使其得以最简约的形式而容纳最华丰的诗意内涵。

特别是，王维在对山水观照时，努力消解纯逻辑的概念活动，绝去圣智，无念为宗，而“空诸所有”的佛理神奇地使他实现了对于山水美的真谛的深观远照，而他又往往以“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禅理十足的“参证”的表达方式，笔墨极其简淡，如烟如岚，自然灵气恍惚而来去，“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泛眺》);“白云回合望，青霭入看无”(《终南山》);“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等等，多空中见色，而又色中见空，非色非空，非有非无，这正是他所极擅表现的介乎“色空有无之际”的独特景象，其中幽静清远之美趣让人涵咏不尽。

王维诗多写离尘绝世，物我合一的体悟，及他在自然界中体悟出的禅意。诗人通过禅定，使心澄静，使心处于寂灭(无生无灭)的虚空状态，以达到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作者就把这样的境界以诗境来表达，使诗具有禅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水穷处是空寂无人处，云出时无心，自然生成。一切都是无心而澄静。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无生无死，自然圆足。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寂静安然，尘虑皆空。(《竹里馆》)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注：富有禅趣的诗与纯粹写禅理、修禅感受的“偈”是不一样的。试比较王诗与上两“偈”的不同。王维的那些作品，“比起庄、屈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巧的智慧美。”(《李泽厚十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王维许多诗可以入乐以歌，著名的如《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三叠之说：每句再叠;每句三唱，应三叠之说;句首不叠，而每句再唱。东坡论三叠调法，以三说为是。证曰：乐天《对酒歌》“相逢且莫推辞，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进一杯酒。”

2.影响。 王维在盛唐有“天下文宗”之誉。中唐大历诗人钱起等受王维影响尤深。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南宋严羽“学诗如参禅”的诗学观，均导源于他;清王士祯讲“气韵生动，神超言外”也以其为圭臬。特别是中国诗学的重“含蓄蕴藉”风格，实乃王维所发端和强化。

王维的意义，即在于他是中国古代诗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特异存在。他在艺术上深刻而无所不在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王维的出现，使唐诗臻于成熟和完美，并推向高潮。王维给后人最大赋予的即是他们把大自然作为一种精妙语言而精妙运用，在体合宇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实践中，展现直彻心源的生命情调，将中国古典诗歌中山水诗推上了峰巅，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美学乃至整个的美学。

第二节

孟浩然及其他山水诗人

一、孟浩然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1、生平：襄阳人，早于王维，是终生未仕的诗人。40岁前后为界，由隐居求仕而真隐。《新唐书·文艺传》：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以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因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辞行，浩然不悔也。

孟浩然是高士、名流、隐者的形象，傲岸的李白赞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青云。(《赠孟浩然》)

2、创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宿建德江》、《过故人庄》、《春晓》都是淡远之作。

孟浩然的山水诗贴近生活，将净化的情思、清淡的语言、明秀的诗境融为一体。自然平淡，清旷冲逸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但也有少数诗写得气象壮阔，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作品讲读】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诗人选取洞庭湖为切入点，首联描写洞庭湖全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八月秋高气爽，浩阔无垠的湖水轻盈荡漾，烟波飘渺。远眺碧水蓝天，上下浑然。一个“混”字写尽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雄浑壮观，表现了一种汪洋恣肆、海纳百川的意境。

颔联描写湖水声势。“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云梦泽水汽蒸腾，岳阳城受到洞庭湖波涛的摇撼。句式对仗工整，意境灵动飞扬，表现出大气磅礴的气势。一个“蒸”字写出了云蒸霞蔚、龙腾虎跃、万马奔驰之势;一个“撼”字，笔力千钧，如同巨澜飞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场景，然而，“岳阳城”又被壮阔的湖水所拥抱。这使读者比物联类：一座古城与浩淼的湖水相比尚且如此渺小，更何况是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湖的涵养、滋润，就不会有百草丰茂、万树花开的美景。这里妙笔生花，一语惊人，是千古名句。

颈联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两句采用了类比的手法，先说诗人自己本想渡过洞庭湖，却缺少舟和桨，诗人以“无舟楫”喻指自己向往入仕从政而无人接引赏识。后一句中一个“耻”字，道出躬逢盛世却隐居无为、实在感到羞愧的心情，言下之意还是说明诗人自己非常希望被荐举出仕。“欲济”而“无舟楫”，比喻恰当，婉曲传旨。

尾联化用典故，“卒章显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化用《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临河而羡鱼，不若归而结网。”喻指诗人空有出仕从政之心，却无从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对“颈联”的进一步深化。“垂钓者”比喻当朝执政的人，这里指张九龄，恳请他荐拔;“羡鱼情”喻从政的心愿，希望对方能竭力引荐，使诗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诗人既慕清高又想求仕而难以启齿的复杂心理。总之，诗人那种有志难酬、不得已而为之的难言之情“逸”于言表。

诗人继承了自《诗经》以来传统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自然和谐。既包蕴着丰富的自然美，又体现了诗人的逸士风神，正是“笔墨之外，自具性情”。

《过故人庄》 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也就是说，读孟诗，应该透过它淡淡的外表，去体会内在的韵味。《过故人庄》在孟诗中虽不算是最淡的，但它用省净的语言，平平地叙述，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也已经可算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的程度了。它的诗味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一开头似乎就象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字。故人‚邀‛而我‚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这正是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正是这种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这个开头，不甚着力，平静而自然，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却是极好的导入，显示了气氛特征，又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发展。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这个村庄座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奥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才更显得畅快。这里‚开轩‛二字也似平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人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恰之感。对于这两句，人们比较注意‚话桑麻‛，认为是‚相见无杂言‛(陶渊明《归田园居》)，忘情在农事上了，诚然不错。但有了轩窗前的一片打谷场和莱圃，在绿阴环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展的感觉。话桑麻，就更让你感到是田园。于是，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面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乃至地区和季节的特征。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府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我们耳边。它不同于纯然幻想的桃花源，而是更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采。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这位曾经慨叹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诗人，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把名利得失忘却了，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从他对青山绿树的顾盼，从他与朋友对酒而共话桑麻，似乎不难想见，他的思绪舒展了，甚至连他的举措都灵活自在了。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征服力，使得盂浩然似乎有几分皈依了。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盂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

纸上了。这不禁又使人联想起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诗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诗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之郁结与孟之恬淡之别，从这里或许可以窥见一些消息吧。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侍，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你只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他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行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绿树青山却能见出一片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的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流露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情谊融成一片。这是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沈德潜《唐诗别裁》)。‚不拘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他把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譬如一位美人，她的美是通体上下，整个儿的，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她并不靠搔首弄姿，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颜色和气韵使人惊叹。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3、评论：孟浩然主要写家乡襄阳附近的风光及吴越山水(漫游时)，“冲淡而淳美”。与陶潜作比：陶——把自己作为农民中一分子，反映田园生活和劳作，有着浓郁乡土气息。孟——无陶诗的境界，在恬淡中有热情，孤清而又亲切。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语淡而味终不薄。胡震亨《唐音癸签》： 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殷璠《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苏轼：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终无材料。闻一多《唐诗杂论》：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建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二、储光羲与常建 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约二十)中进士，任县尉之类的微官约七年。天宝六年于终南隐居处赴太祝，不久任监察御史，约八年。从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润州延陵)，至天宝六年复出，隐居约十四年。安史之乱中被迫授伪署，后获罪而在至德二载被贬南荒，宝应元年遇赦。《全唐诗》收编其诗四卷，271首，其中山水田园诗143首。《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道教的圣地茅山就在延陵，储光羲受道家影响可以想见，后由道而禅。

他的田园诗似陶处在于对田家生活的真切表现，而超出陶的地方，是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他的诗似王维的地方，就是将宗教的情思融入写景中。禅学对他的影响最深的还是对高远清净意境的追求。这个意境，是道家虚无观与精神逍遥的影响，融合了禅家清静观与明心见性的主旨。也表现出类似王维诗的禅境。

开元末到天宝初，他在终南山隐居。他第二次离家入秦后，在终南山隐居了六年。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就是写作于这一时期。他与王维等人屡有来往。这一时期王维也在此隐居。与王维和綦毋潜、裴迪时有来往。他在《山居贻裴十二迪》提到其隐居的环境：“出径惜松引，入舟怜钓矶。”《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也有这方面的描写：“深林开一道，青嶂成四邻”，“卜筑青岩里，云萝四垂阴。虚室若无人，乔木自成林。时有清风至，侧闻樵采音。凤凰鸣南冈，望望隔层岑。既言山路远，复道溪流深。”环境十分的幽僻，这与他在淇上桑榆满园、东野平阔的隐居环境相比迥然异趣，綦毋潜在准备弃官还乡时(约天宝四载秋)，他在《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描写自己隐居的环境：“往往缆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饭，钓客芦中吟。”末两句又说：“以我采薇意，传之天姥岑。”

储光羲诗能把田园山水与魏晋以来的咏怀诗表现艺术结合，在田家生活的描绘中寓意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他的不少诗境界以闲静清新见长。他在七古上用力最多，格调清幽老成，很有古意。诗人追求天真流畅的风格，但凝练不够。小诗中优秀的如《江南曲》其三：“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钓鱼湾》是他的名作：“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见240页。背诵。)

常建与《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的诗最擅创造明秀澄澈的空灵之境界。 裴迪与王维的辋川联唱。

祖咏《终南望馀雪》、储光羲《田家即事》、《钓鱼湾》

三、隐逸情结与山水情怀对诗境创造的意义

王维等山水诗人的出现，与盛唐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中有人是借隐逸以企图走“终南捷径”，而更多的则是将隐逸作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这种隐逸情结和山水情结对静逸明秀诗境的创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感觉，才能以一种虚灵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了山水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

四、禅宗思想对诗歌感情格调的影响

王维等山水诗的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

精读作品篇目：

《终南山》、《山居秋暝》、《汉江临泛》、《渭川田家》、《使至塞上》、《观猎》、《送元二使安西》、《竹里馆》、《鸟鸣涧》、《过故人庄》、《临洞庭上湖赠张丞相》、《秋登兰山寄张五》、《宿建德江》、《春晓》、《题破山寺后禅院》。

阅读作品篇目：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新睛野望》、《桃源行》、《老将行》、《观猎》、《相思》、《鹿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夜归鹿门山歌》、《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春晓》、《岁暮归南山》。

思考题：

1、在诗歌划分上，为什么把安史之乱后的十年也划入盛唐时期?

2、如何概况“盛唐气象”?

3、盛唐诗和诗坛特征概述(与初唐比较)。

4、盛唐山水田园诗繁荣的原因。

5、王孟山水诗如何体现“盛唐气象”的?

第三讲

盛唐边塞诗

教学目标：

1.了解边塞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了解高适、岑参诗歌的成就。 教学重点：高岑诗派。

教学难点：高岑诗风的异同。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高适、岑参的诗歌创作

一、盛唐边塞诗概况

(一)边塞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1、战事频繁。卫国、拓边。主要在西北——东北这一线上，南昭、吐蕃也有，但较少。

2、尚武之风，统治者的激励。士人关心边塞战争。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

3、入幕。如高适、岑参。

4、前代边塞诗的有益借鉴。

(二)边塞诗的主要内容：边塞风光、军事生活、征人思妇的情感、议论战争的得失等。高适《燕歌行》。

(三)边塞诗的体裁：多七言古体、绝句(山水诗多五言古、近体)。

(四)盛唐边塞诗的时代色彩：总体风貌：气势雄浑、豪迈遒劲、慷慨而悲壮。表现了士人昂扬向上的豪迈激情，以及对建立军功的渴望，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如李颀《古从军行》。

二、高适及其诗歌

1、生平(702—765)：字达夫，渤海人，祖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虽为文士而建立功业的愿望强。高适生来不是文人，“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旧唐书》)说明高适的具体办事能力并不出色，他的才能主要还是表现在对大势的把握上。高适向往功名：“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他一生从军二次以上：对契丹、奚的战争。后中有道科，作封丘尉，写诗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辞官，入哥舒翰幕任掌书记，正是唐拓边战争最严重时。高适颇得哥舒翰的奖掖和信任，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安史乱后，哥舒翰败，高适被捕后逃出，至灵武，后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官至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封渤海侯。杜甫至成都时最初得力于高适。

2、创作：题材有边塞诗、关心民瘼的政治诗、抒写怀抱和友情的抒情诗。其边塞诗的特点：内容广泛，但最突出的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塞形势，议论战争的得失，以政论笔调表达边防政见的诗。

【作品讲读】

代表作《燕歌行》赏析：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

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臵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

(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

(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

二、

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3.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A、叙述、描写了边塞景象、抒情、议论结合，叙述了战争的全过程、描写了边塞景象、抒写了征任思妇的痛苦、议论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表达边防政见，而重在发议论。B、对比——反复对比，多重对比，突出重心。出征时的骄横与失败时的困苦凄凉作比;士兵的苦战，为国死节与将军的享乐、恃宠贪功作比;敌我对比古与今之将帅作比。C、韵脚平仄互押，或激昂、或缠绵。七言歌行中大量地运用律句、对仗句，整饬合律。D、悲壮苍凉、朴质沉雄的风格。

三、岑参及其诗歌

1、生平(715—770)：祖南阳人，出生湖北江陵。岑参出生世家，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清)、伯父(羲)皆以文至宰相。岑参言“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感旧赋》)岑参父官至刺史，早卒，他以苦学而登进士第。官至嘉州(今乐山、峨眉)刺史，世称“高嘉州。”岑参曾入高仙芝、封常清幕府作判官(由节度使、观察使等自己选择官吏以备差遣，非正式官)。与高适不同的是，岑参缺少对功名的积极追求。他去过很多地方，且有的地方为传统士大夫到所未到，见所未见(如安西、北庭都护府)。

2、创作：岑诗的艺术个性极为明显，他是盛唐李白之外的又一位优秀的浪漫诗人。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美陂行》)，岑参以“好奇”之眼看奇丽独绝之景，他笔下的景色最神奇、最具特色。代表作《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的边塞诗奇丽壮美，富于浪漫主义激情，也不乏浪漫手法。他善于写奇丽壮美的西北边塞风光，如火山、沙漠、雪海、草原、狂风等，然而这些奇特壮美的自然现象又常常构成艰苦卓绝的环境，形成对军旅生活的考验。而诗人又极善于把边关将士放在这样的考验中，突现他们的豪情壮气。边疆环境的恶劣，边陲生活和战事的艰苦，有力地衬托出戍边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善于使用夸张、比喻等浪漫主义表达方式，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解析：

内容歌咏白雪——奇;送别——情韵。艺术：写景奇特——风奇、雪奇、冷得奇传情别致——春风、梨花、乐、饯行，送别的温暖与热烈;愁云、寒、雪，送别的愁思。

岑参、高适比较谈：

岑参与高适都长于写边塞诗，且都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又都长于七言歌行体。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仅就二人的边塞诗而言，高偏于悲壮，岑偏于奇丽;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高诗浑厚质实，岑诗瑰奇俊峭;高富于现实关怀，岑长于浪漫想象。大抵就思想而言，高深于岑;就艺术而论，岑美于高。

殷璠《河岳英灵集》：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朝野通赏其文。”岑参“语奇体隽，意亦造奇。”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元陈绎：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巧主景”。尚质，叙事质实、语言质朴，主理重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尚巧，立意巧(如雪中送别)，构思巧(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景，重在写景。(《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中华书局，《高适集校注》 陈铁民、侯忠义 ，上古出版社)

第二节

盛唐其他边塞诗人

一、王昌龄

1、王昌龄(约690—755)。曾为江宁(今南宁)丞，世称“王江宁。”又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世称“王龙标。”后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今存诗177首，以七绝为主(75首)。其诗负有盛名，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尤其七绝，明王世贞说他可以与李白争衡，列为“神品”，称为“联璧”。或称“七绝圣手”、称“开天圣手”。其诗题材主要有闺怨(宫怨《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边塞、赠别。《出塞》被称为七绝压卷之作。其七绝的艺术技巧：善于捕捉刹那间或听到、或看到、或感到的东西入诗，启发读者的联想。如《闺怨》，女子言妆登楼欣赏春景，在看到柳色的刹那间，她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便引起幽怨之情;又如《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征人独坐戍楼，忽然羌笛声传来，便引起他无法排遣的思家之情。构思精巧、新奇。起句往往高昂，虽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但多神妙、不凡。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琵琶起舞换新声”、“大漠风尘日色昏”。到第三句，又往往另辟蹊径，翻出新意。如《出塞》(其三)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之后，不写征人思妇的愁思，而一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隐约讽刺了今无良将，深化了题旨。风格劲健有力。

【作品讲读】 《出塞》其一 诗的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七个字，即展现出一幅壮阔的图画：一轮明月，照耀着边疆关塞。诗人只用大笔勾勒，不作细致描绘，却恰好显示了边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萧条，渲染出孤寂、苍凉的气氛。尤为奇妙的是，诗人在‚月‛和‚关‛的前面，用‚秦汉时‛三字加以修饰，使这幅月临关塞图，变成了时间中的图

画，给万里边关赋予了悠久的历史感。这是诗人对长期的边塞战争作了深刻思考而产生的‚神来之笔‛!接着，诗人触景生情，写出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句既叙事又抒情。在深沉的感叹中暗示当时边防多事，表现了诗人对于久戍士卒的深厚同情。而这一句，又从空间的角度点明边塞的遥远。这样，诗人便创造了时空交织的意象，把读者带到万里以外的边塞，引进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去回忆、体验、思考。这两句包含了多少言外之意呵!秦汉时的边关，至今在月下依然如故，面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已有多少士卒血洒沙场，至死未归;又有多少战士仍然戍守着边关，不能归来。诗人借助阔大、悠久的时空意象，表现战争给秦、汉以来历代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立意既高，又看得深远，真可谓‚发兴高远‛。

既然战争造成了人民共同的悲剧。那么，怎样来制止、结束这个悲剧呢?诗人在三四句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为久戍的士卒发出呼吁，希望有象飞将军李广那样的名将来率领广大战士打败敌人，夺取胜利，使敌人从此不敢再来侵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杆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 对《出塞》历来评价很高。明代诗人李攀龙甚至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杨慎编选唐人绝句，也列它为第一。这些评价未必恰当，但它确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

《从军行》其一

这首小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了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二、王之涣、王翰、李颀等其他边塞诗人 王之涣

极负诗名，但仅存诗六首。著名有《凉州词》、《登鹳雀楼》。《登鹳雀楼》的作者有三说：一是朱斌作。芮挺章编《国秀集》为天宝三载，在王死后两年，选王诗二首，此一列为朱斌作。二是朱佐日作。南宋范成大作《吴郡志》，引《翰林盛世》，以为朱作。三是王之涣作。宋985年编《文苑英华》，认为是王作。

王翰 有《凉州词》著名。 崔颢，有《黄鹤楼》著名。

李颀 以边塞诗盛名，其《古意》、《古从军行》等，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还有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记述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

精读作品篇目：

王昌龄《从军行》其

五、《出塞》其

一、《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燕歌行》、《别董大》

王之涣《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阅读作品篇目：

《碛中作》、《赵将军歌》、《逢入京使》、《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其

九、《蓟中作》、《封丘作》

思考题：

1.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概述。 2.高岑诗歌比较。

3.王昌龄绝句阅读，并写作小论文。

第四讲 李白

教学目标：了解李白其人与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歌行体的艺术特征。

教学难点：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乐府与歌行的比较。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李白生平、思想个性

一、生平：(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官至翰林待诏，称“李翰林”，有“诗仙”之称。其出身有许多疑点，其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迷，主要有四种说法：(1)凉武昭王(李暠GAO或HAO)九世孙;(2)指李树而生(李阳冰);(3)其族获罪，谪居条支(属于西域，今在伊拉克境内);或说在碎叶(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认为：李白父客，像是胡任到李唐经商而取李姓。从其诗中可看出他曾在胡人聚居地生活过。又有人说李白“眸子炯然”，如“饿虎”样，类胡人。白有许多习惯也很特别，如友人死，他为之剔骨而葬。其子女取名“颇黎”、“明月奴”。

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1、读书与蜀中游历期。25岁之前。五岁随父到江油县，“五岁诵六甲(天干与地支组成六十组干支，其中起头的是‘甲’字的有六组，故称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不到二十岁，苏颋见到李白，说他“天才英丽，可与相如比肩。”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

2、壮游与求仕期。41岁之前。李白不屑参加科举，希望通过漫游求得引荐的机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湖北安陆时，与高宗时宰相许圉(YU)师的孙女结婚，在此约十余年。

3、长安三年入仕期。42-44。有人考证，李白曾两入长安，开元后期一次，但无功而返。天宝元年可能由于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召入长安作家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他实际是以诗名来供奉。而李白自恃太高，无心理准备，依旧纵酒狂歌，桀骜不驯：“长安市中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后受排挤，赐金放还。二入长安在李白一生中很重要，使其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4、再次游历期。45——55岁。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到了去长安的杜甫，杜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李白有二诗与杜，杜有十二首诗赠白。)之后，白与武后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结婚。这期间，白热衷于求仙访道。

5、安史之乱期。56——62岁。安史乱后，白隐居庐山。玄宗奔蜀，马嵬后，肃宗在灵武继位。玄宗在成都尚不知时，发布公文，命其子平定天下。永王李璘在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东下平乱，实则别有野心。他经庐山辟李白为幕僚。白是不懂政治的人，只是出于报国安民的意图，入幕，作《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崩奔似永嘉;但永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肃宗以逆反镇压永王，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西)。玄宗还都，大赦天下，白得还。据郭沫若考定“朝辞白帝彩云间”一诗即是李白听到遇赦而作，极高兴。他丛九江到三峡走了一年多，而回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62岁的白死于当涂，一说患腐胁疾而死，一说是因醉入水捞月而死。

二、思想：清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最录李白集》) 李白的思想儒道侠兼有。道教思想伴其一生，也影响其创作个性。他在政治上极端自负，想有所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以谢安自喻，追求功成身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救苍生应为晚。”儒道兼重，又加上极度自负，政治上的无能，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

三、生活和个性：生活：李白一生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A、信道求仙。他常梦见与仙人交游，对长生飞仙，深信不疑。白举行入道仪式，疑有两次。如《西岳莲花山》、《梦游天姥吟留别》。B、隐居游历。天下山水，白游历十之七八。他广交天下友。C、仗义行侠，嗜酒终身。他剑不离手，欲如项羽学万人敌。他挥金如土，讲义气，重然诺。自称“酒中仙”。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醉态成为他的思维方式，酒至醉而诗出，“斗酒诗百篇”;好酒入唇，下笔如有神“清平调”中“云想衣裳月想容”。其他诗人虽醉酒但不能成为其思维方式：阮籍好酒，“对酒不能言”;陶渊明好酒，“欲辩已忘言。”D、求仕与为官。白任情使性，不懂政治。虽为官很短，但影响其一生。

个性：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瓢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狂放不羁，追求自由平等，乐观豪迈、傲视权贵、粪土王侯，特别是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把十分繁难艰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简易，以诗人之心观察政治和人情世态。而其结果则愈发加大了主客体间的落差，李白在这成反比的加速循环中，心理愈发敏感，情感也愈发容易激变，一旦有山水外物与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忧愤和感伤便具象为崩云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观。吴经熊《唐诗四季》：李白像一曲交响乐。他像王梵志那么的快乐活跃;像杜审言那么夜郎自大(更有资格);像陈子昂、张若虚那么富有创造力和宇宙感怀，只是较他们货色更地道;像王昌龄和其他善咏春情的诗人那么了解女人的心理;最后，他描写大自然之动人，

虽然与王孟之不同，却不弱于他们。他是盛唐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有人认为，李白的悲剧，是科举制度替代传统的用人制度下的悲剧。(木斋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204-208页)其实，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其诗多是他遭到政治残酷压迫之后的产物，多于感激，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强烈的“骚”韵。上天入地的游心驰神，陷人于惝恍迷离之中。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突兀而出，分明告诉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因此，其诗中，不仅贯注以愤激之气，而且时不时地生硬地冒出几句牢骚语，使其山水诗政治抒情化了。他不断地动用“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类的意象，以泄其愤，以呈其才，更是表现其耽于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胜利的愉悦，让我们领略其醉的深度。其诗中十之

七、八与酒有关，也正是这些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最能表现其气质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

第二节

李白的诗歌艺术

一、艺术个性及主要特征

存诗940余篇，在唐代诗人中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阳冰曾编《草堂集》，今不存。现有宋人编《李太白文集》，最好的版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存。南宋杨齐贤编、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杨第一个为李白作注，萧进士及第后，专心注李诗，历时五十年。)王琦注《李太白文集》、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十卷》，其诗内容有讴歌山水、赠别、抒怀、反映社会问题、反映妇女生活等。

1、在取材设象上：李白心高气傲，尤其喜好雄伟瑰奇，笔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众，怪石、危崖、飞瀑、惊湍、轰雷、掣电，借山水挥斥幽愤，把强烈的主观色彩，变现为极具个性化的抒情意象。李白这一特点表现为侧重抒发豪迈气概和激情壮怀，很少对客观景物作细致、具体描绘。于大自然的伟力神功面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无为，而有一种极其无限的解放感、昂扬感和飘逸感。

2、在表现形式上：李白多用七言歌行古体、乐府杂言，不主故常，任由意志主宰，不能以律束，往往是情感喷发式的无所节制，故纵横错综，气逸调雄，荦荦不可相羁，实在是与其秉性姿质相一致。

歌行：李白擅长的诗体是歌行及绝句(159篇)，律诗不占十分之一。歌行是七古中最少约束、最多变化、最富容量的诗体：热烈的情怀、壮观的场面、动人的故事、昂扬的精神、缠绵的思绪，都适合用歌行来表现。李白的创造力、表现力都尽可能地在七古、歌行中展示。这一诗体最适合李白，这一诗体到了李白手里最具风神。《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注：七古，包括歌行、乐府、齐言七古和杂言七古。有人把七古等同歌行。)李白以歌行体造成抑扬顿挫、淋漓酣畅、气势飞动，铺张扬厉的特点。

李白也好用乐府旧题，擅长乐府，他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创新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今事，缘事而发;一方面则用古题写己怀。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这些诗往往借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感情倾向，创造性地生发和联想，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而形成磅礴豪放的气势，把乐府诗推想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但是，他的歌行成就比乐府还要高，他的生命精神和非凡气魄集中表现在这上面。但二者的界限不大容易划清。歌行的代表作有《梦游天姆吟留别》、《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主要的辨别记号是带有“歌”、“行”、“吟”、“谣”)其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上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任随性情。他的这类诗歌具有雄奇瑰伟的阳刚美，创造了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魏万推崇白“鬼出神入”。 李白除歌行外，还有五古，如《古风》59首、《丁都护歌》。李白古体诗是前朝之极致，而杜甫的影响主要在中晚唐、宋，尤其律诗。

李白七言绝句飘逸飞动、一气直下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比古诗多了几分蕴藉。如《望庐山瀑布水》、《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绝句中也有秀美的意象的诗，如《独坐敬亭山》、《静夜思》、《玉阶怨》等。绝句因其篇幅短小，多以一景、一事、一时之感受如诗，故多明快地脱口而出，形成清 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特点。明快俊爽，风神清朗的风格。

3、在艺术技法上：而李白的诗，想象力异常的奇特和丰富，想象奇之又奇，拘束不住。奇句夺目——起句突兀，往往破空而来，造成气势，具有“惊人“的艺术效果。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大跨度的景象扫描，大幅度的时空转换，大反差的情感升降，大起落的结体布局，加之以大夸张的虚构和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个性化的清丽明快的语言。诗人以神来之笔，忽而论文，忽而人生，忽而送别，忽而赏景，语言错落，任情舒展，似无章法，实则淋漓痛快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怀。李白感情抒发的方式是“李白式”的：一泄如注，一气呵成，淋漓痛快，不受拘束，如天马行空一般。有人说李白，用胸口一喷即成好诗。而杜甫的好诗是吭吭哧哧作出来的。他对杜甫的讥讽：“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舞。借来别

来太瘦生，总为作诗太辛苦。”

4、在美学效果上：李白山水诗的主导风格：清雄逸放，奇瑰豪宕的壮美。境界恢弘，气象万千。“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她在自己的诗中这样概括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很能说明诗人气质与其诗风必然的关系。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结构上“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生成了飞动飘逸、雄奇壮美的艺术境界。施蛰存《唐诗百话·将进酒》云：“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李白的影响

李白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非凡自信，狂放不拘的个性风采，以及那种天马行空、纵横恣肆的自由意志，那种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潇洒风神。其次是他诗歌的豪放飘逸、变化莫测的魅力，具有丰富而奇特想象力，超凡卓特的创造精神。除了最完美的浪漫主义诗篇外，就是其人格魅力。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这对于行为拘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的中国人，永远具有精神启蒙、净化和提升的价值。从这种意象上说，中国有李白，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第三节 李白作品分析

《将进酒》

《蜀道难》是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旧题，内容多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本篇诗人袭用乐府古题而推陈出新，以丰富的想像、奔放的语言、雄健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由秦人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景色。既写了蜀道的艰难，又写了人生旅程的艰难，并寄予了对国事的忧虑和担心。全诗以强烈的咏叹凭空起事，继之以浩渺混茫的古代传说和高危险峻的山水景物。大起大落的跳跃式的诗歌情感结构，给人以奔腾回旋的动感;流走于其中的气吞山河的宏伟气魄，给人以涤荡心灵的强烈震撼。全诗气势磅礴，风格豪放，汪洋捭闽，变幻莫测，处处险中见奇，展现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想像力。

诗的开首4句是全篇的总纲，以后按蜀道的由来、历史，蜀道沿途各处高峻、阴森、险恶和动荡不定的社会情况等内容次第写来，镜头一组比一组惊心动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中反复叠现吟唱，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创造出了一个神奇惊险、雄健开阔的高远境界，使全诗的情感始终处于高昂、澎湃之中，回旋激荡，余韵悠长。

开篇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明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以下随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如同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春白峰道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入飞过，太白峰在秦者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引人入胜。

从‚上有……‛开始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越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衣，曲折回旋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优丰足，又借黄鹤和猿猴来反衬，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以上可谓虚写手法层层映衬，结下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为唐代入蜀要道，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同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摘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吧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给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到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姜的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悲凄心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诗人借景抒情用‚愁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或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午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自‚连峰去天不盈正‛开始，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

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旭果‚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山峰之高，杜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为像事的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月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苦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些处山川的险要就要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定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长计里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地政治形势的描写，劝人引以为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人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尧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李白之所又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对自然景物热情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瑞悖流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协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状道之险阻则曰：‚地……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之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行路难》

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臵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是天宝末年李白在宣城期间饯别秘书省校书郎李云之作。谢朓楼，系南齐著名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创建，又称北楼、谢公楼。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三四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下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象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七、八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我们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诗人的精神尽管可以在幻想中遨游驰骋，诗人的身体却始终被羁束在污浊的现实之中。现实中并不存在‚长风万里送秋雁‛这种可以自由飞翔的天地，他所看到的只是‚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古风》五十一)这种可憎的局面。因此，当他从幻想中回到实里，就更强烈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重了内心的烦忧苦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一落千丈的又一大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思想感情的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艺术结构的腾挪跌宕，跳跃发展，在这首诗里被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诗一开头就平地突起波澜，揭示出郁积已久的强烈精神苦闷;紧接着却完全撇开‚烦忧‛，放眼万里秋空，从‚酣高楼‛的豪兴到‚揽明月‛的壮举，扶摇直上九霄，然后却又迅即从九霄跌入苦闷的深渊。直起直落，大开大合，没有任何承转过渡的痕迹。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结构，最适宜于表现诗人因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而产生的急遽变化的感情。

自然与豪放和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必须有李白那样阔大的胸襟抱负、豪放坦率的性格，又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达到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这首诗开头两句，简直象散文的语言，但其间却流注着豪放健举的气势。‚长风‛二句，境界壮阔，气概豪放，语言则高华明朗，仿佛脱口而出。这种自然豪放的语言风格，也是这首诗虽极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的一个原因。

《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采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作于出翰林之后。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离长安后，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又在东鲁家中居住过一个时期。这时东鲁的家已颇具规模，尽可在家中怡情养性，以度时光。可是李白没有这么作，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于是离别东鲁家园，又一次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诗就是他告别东鲁诸公时所作。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李白一生徜徉山水之间，热爱山水，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此诗所描写的梦游，也许并非完全虚托，但无论是否虚托，梦游就更适于超脱现实，更便于发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才能了。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诗一开始先说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真是胜似仙境。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

天姥山临近剡溪，传说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因此得名。天姥山与天台山相对，峰峦峭峙，仰望如在天表，冥茫如堕仙境，容易引起游者想入非非的幻觉。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初出川时曾说‚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入翰林前曾不止一次往游，他对这里的山水不但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的。

天姥山号称奇绝，是越东灵秀之地。但比之其他崇山峻岭如我国的五大名山——五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可是李白却在诗中夸说它‚势拔五岳掩赤城‛，比五岳还更挺拔。有名的天台山则倾斜着如拜倒在天姥的足下一样。这个天姥山，被写得耸立天外，直插云霄，巍巍然非同凡比。这座梦中的天姥山，应该说是李白平生所经历的奇山峻岭的幻影，它是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李白笔下夸大了的影子。

接着展现出的是一幅一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又送他降落在谢灵运当年曾经歇宿过的地方。他穿上谢灵运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曾经攀登过的石径——青去梯。只见：‚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继飞渡而写山中所见，石径盘旋，深山中光线幽暗，看到海日升空，天鸡高唱，这本是一片曙色;却又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不止有生命的熊与龙以吟、咆表示情感，就连层巅、深林也能战栗、惊动，烟、水、青云都满含阴郁，与诗人的情感，协成一体，形成统一的氛围。前面是浪漫主义地描写天姥山，既高且奇;这里又是浪漫主义地抒情，既深且远。这奇异的境界，已经使人够惊骇的了，但诗人并未到此止步，而诗境却由奇异而转入荒唐，全诗也更进入高潮。在令人惊悚不已的幽深暮色之中，霎时间‚丘峦崩摧‛，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洞天福地，于此出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皆受命于诗人之笔，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而热烈的场面。‚仙之人兮列如麻‛!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景色壮丽，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仙山的盛会正是人世间生活的反映。这里除了有他长期漫游经历过的万壑千山的印象、古代传说、屈原诗歌的启发与影响，也有长安三年宫廷生活的迹印，这一切通过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凝聚在一起，才有这般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描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它感慨深沉，抗议激烈，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飘渺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

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亦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梦境破灭后，人，不是随心所欲地轻飘飘地在梦幻中翱翔了，而是沉甸甸地躺在枕席之上。‚古来万事东流水‛，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此刻诗人感到最能抚慰心灵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徜徉山水的乐趣，才是最快意的，也就是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本来诗意到

此似乎已尽，可是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人屈身权贵，多少人埋没无闻!唐朝比之其他朝代是比较开明的，较为重视人才，但也只是比较而言。人才在当时仍然摆脱不了‚臣妾气态间‛的屈辱地位。‚折腰‛一词出之于东晋的陶渊明，他由于不愿忍辱而赋‚归去来‛。李白虽然受帝王优宠，也不过是个词臣，在宫廷中所受到的屈辱，大约可以从这两句诗中得到一些消息。封建君主把自己称‚天子‛，君临天下，把自己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抹煞了一切人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所表示的决绝态度，是向封建统治者所投过去的一瞥蔑视。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想、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它的主观意图本来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可是它的格调却是昂扬振奋的，潇洒出尘的，有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流贯其间，并无消沉之感。

精读作品篇目： 《行路难》、《将进酒》、《月下独酌》、《赠孟浩然》、《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西上莲花山”、《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阅读作品篇目：

《金陵酒肆留别》、《战城南》、《登金陵凤凰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乌栖曲》、《嘲鲁儒》、《丁都护歌》、《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望庐山瀑布》、《永王东巡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思考题：

1.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 2.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

第五讲

杜甫

教学目标：了解杜甫的生平与诗歌成就。

教学重点：杜甫诗歌成就、特点。 教学难点：杜甫诗风及律诗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6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社会**与诗人杜甫

一、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先祖居长安附近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官至左拾遗、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又有“诗圣”之称。

其生平的几个主要时期：

1、读书、壮游， 35岁之前(712-746)。24岁在洛阳举进士不第。30岁在偃师娶妻杨氏。33岁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李白，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青年时也是趾高气扬，充满进取心的人。好饮酒如李白，有《望岳》、《房兵曹胡马》。

2、长安十年困守与求仕， 35—45岁(746-755)。父去世后，生活困窘，为生计无所不用其极：有20多首诗干谒;参加李林甫主持制举，成了“野无遗贤”牺牲品;献《三大礼赋》，擢河西尉小官，不拜。天宝末年，改授右卫军府胄曹参军。在长安，历尽辛酸，生活落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看到生民的苦难及贫富差别，写出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陷贼与为官(左拾遗)，45—48岁(756-759)。安史乱起——756年陷长安，757年夏，逃至凤翔，授左拾遗，为救房琯获罪。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为刺史。8月，杜甫被许回羌村。九月，长安克复，回长安。758年贬华州司功参军，辄去;后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759年，由华州(西安东南华县)—秦州(甘肃天水)—同谷(陕西)—剑阁—成都。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现实主义成熟期。许多诗都是哭天抢地，可见他的困顿。有“三吏三别”。

4、漂泊西南及流落湖、湘，49—59岁(759-770)。在严武的帮助下(可能高适也给他帮助)建草堂，初相对安定。765年，严武再镇川，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766—768，居夔州(奉节)。770年死。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50年后孙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杜甫之死，也是千年之谜。一说八月，死于由长沙到耒阳途中，因过多食用牛肉、白酒而“饫死”，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角度论说杜是因食用了变质的牛肉，并加白酒而死。;一说因长沙兵变至耒阳，长沙平定后又回长沙，死于十一月。仇兆鳌《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持此说。

夔州两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有近430首诗。与华州至洛阳的创作不同，他尝试各种律诗的写作。《登岳阳楼》五律、《登高》是七律中对仗最工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是联章体。另有长至百韵的排律，164句对仗，可见他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思想个性：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 《旧唐书·文苑下》：“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李白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豪士，杜甫则是一个拘谨的儒生，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家庭，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生活的理想，他一心想要走的是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在唐玄宗昏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的社会里，他的进步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杜甫一生的苦难和贫穷，使他不能不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现实，长期的流离失所，又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也因此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杜甫的创作

存诗1400余篇，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其诗内容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主要有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反映个人经历和人生忧患等。杜甫的社会诗，也就是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一类是反

映天宝后期**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等;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杜甫是盛唐诗人中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三吏”、“三别”见文选122页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一、“诗史”意义。(史诗：重视诗歌的叙事性)

1、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

2、历史的广阔性、形象性。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

3、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揭露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表现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这种“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写法的变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写法，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

二、何谓沉郁顿挫?

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变化。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他诗歌的主流风格：沉郁顿挫。(指他的政治、社会诗)教材上说：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之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的山水诗萧散自然。

三、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的诗歌一向被称为“诗史”，又被称为“图经”。所谓“诗史”，指它反映的现实生活，反映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等方面而言;所谓“图经”，是指杜甫所经历的各地山川道途以及他所刻画的自然景物而言。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主要作品都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这表现在以下三各方面：

1.面向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由极盛转向衰落时期的面貌，我们看到无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杜甫从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他总是大胆的直面现实，讽喻时事，对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各种社会问题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天宝以来所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杜甫的诗中几乎都有反映，比如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写了《兵车行》等诗篇;天宝十一年杨国忠任右丞相，不久，杜甫写了《丽人行》讽刺他;当他看到封建统治集团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人民陷于极度困苦的境地时，便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对社会矛盾作了极其大胆的揭露。安史之乱后，潼关的失守、陈涛的战败，相州的溃退，两京的收复以及关中的大旱，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都被杜甫用诗记录了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杜甫不仅以其诗歌及时地反映了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而且也表明了鲜明的态度，以其对战争为例，他读不同性质的战争便持不同态度，对封建统治者对外发动的掠夺性战争，他是反对的，为此写出了《兵车行》等诗篇;而对于镇压安史叛乱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诗人则是支持的，《新婚别》就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

2.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现实主义精神离不开人民性，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要以他的诗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正是一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他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贫苦的寡妇，对他们的苦难生活和高尚的精神面貌都做过生动细致的描写，在这方面，“三吏三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人一方面深刻揭露了残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不幸，另一方面又勉励和歌颂人民去参战，显示了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结合，正因如此，“三吏三别”才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3.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

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是怀有炽热的感情并且善于描写日常生活，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北征》、《羌村》、《月夜忆弟》、《春夜喜雨》、《梦李白》、《江村》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诗，或描写了平凡的日常生活而充满了诗情画意，或写对妻子、兄弟、朋友的怀念而浸透着至爱之情，这类诗虽然没有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他却表现出诗人高尚优美的生活情趣，并且在现实主义精神上与前一类诗篇是互为表里的。

若按题材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爱国忧民诗篇：《春望》、《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 2.咏怀抒情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3.写景咏物诗篇：《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绝句》四首、《秋兴》八首、《等高》、《登岳阳楼》等。

4.思乡怀友诗篇：《月夜》、《月夜忆舍弟》、《梦李白》二首、《不见》等。

5.咏史怀古诗篇：《蜀相》、《琴台》、《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等。 6.题画论诗诗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戏为六绝句》等。

四、杜甫七律的成就：

如果说，沈、宋可以算作律诗体制的确立者，那么，杜甫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杜甫律诗的创造与贡献：

1、数量上：151篇，是初、盛唐之和。与盛唐大诗人较：王维，479首——七律20;高适，241首——七律7;岑参，397首——七律11;李白994首——七律9。

2、内容上：杜之前，多酬赠、应制之作;杜诗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全面开辟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到了足与古风、绝句并立相峙的高度。

3、艺术技巧上：杜之前，守格律者，不免落入卑琐庸俗，如沈宋诗;而意境胜者，往往视格律于不顾，如李白。杜诗在用字、造句、属对、调声、谋篇、运笔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胆的革新，充分发挥了律诗体式的美学特长：

其一，对仗精工，出神入化。 其二，议论精当，叙写自如。 其三，布局精心，屈曲盘旋。 其四，对比精确，正反映衬。 其五，语言精致，含义深邃。 其六，诗律精细，体制创新。

第三节

杜甫诗歌讲读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春望》

全篇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以写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起首一‚国破山河在‛，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以物拟人，将花鸟人格化，有感于国家的分裂、国事的艰难，长安的花鸟都为之落泪惊心。诗人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地感叹忧愤。国家**不安，战火经年不息，人民妻离子散，音书不通，这时候收到家书尤为难能可贵。诗人从侧面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在**时期想知道亲人平安与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以家书的不易得来表现诗人对国家深深地忧虑。结尾两句，写诗人那愈来愈稀疏的白发，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以动作来写

诗人忧愤之深广。全篇诗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多，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石壕吏》

《石壕吏》是杜甫名篇之一，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当时细想上的矛盾：他歌颂石壕吏老妇勇于承担苦难的精神，表明他支持唐王朝进行的这场平叛的战争，希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又写出了老妇一家的悲惨遭遇，这又表明他为战争给人民到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深感悲痛，后者很容易理解，但理解前者(对平叛战争的支持)却是一个难点，很容易被人忽略。诗人是如何表达这一思想的呢?写作中空白艺术的使用巧妙地表现了这一点。

首先对差役这一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从诗题来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役，但诗人对他用了暗写，一出场只用了‚吏呼一何怒‛来点出他的威势，此后就让他转到‚幕后‛，对老妇则是用了明写，把她所说的话写成了一篇‚抒情独白‛。其实呢，用心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老妇的话句句都是差吏逼出来的。

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根据老妇人的‚致词‛来填充：差吏一进门就问‚汝家有男丁否‛，老妇答以‚三男邺城戍……‛;再问‚尚有他人否‛，又答以‚室中更无人……‛;最后是差吏仍逼着要人而已，老妇只好‚请从吏夜归。‛诗人明写老妇，暗写差吏，在一定称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矛盾。诗人一向憎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行径，但当前这场平叛战争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所系，大敌当前，人民应当为此作出牺牲，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赞扬老妇自请应役的精神，而对统治阶级爪牙的残暴只是含蓄地予以揭露。

其次对自身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地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地完美统一，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地同时，通过独特地艺术手段表达自己地主观感情，并且诗人杜甫往往是诗中鲜明地人物形象。他时而站出来劝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杜甫将旧居让给吴郎居住，还惦念着原来西邻的贫妇人，所以写这首诗请吴郎对她多加照顾：不要阻止她来打枣，即便她对新主人有恐惧之心，也应多加体谅，不要‚便插疏篱‛令她反感。)时而因忧国伤时而泪流满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而痛斥贫富的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而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在《石壕吏》中诗人以一句‚暮投石壕村‛交代了自己出场后便不再出现，直到结尾才现身：‚天明等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始终没有站出来说话，这对于一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杜甫来说是反常的，这种反常正是诗人内心矛盾的印证。诗人同情人民，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急需补充兵力又只能从百姓那里征兵的政府他又能说什么呢?无可奈何，无言以对。诗中虽然只有两句话写自己，但诗人心中却激情澎湃，有千言万语。诗人形象的空白引人深思，它反映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兵车行》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

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兵车行》是杜诗名篇，为历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

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

三、

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

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

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秋兴八首》其一

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感秋生情之意。《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为逃避战乱而寄居夔州时的代表作品，作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时诗人56岁。全诗八首蝉联，前呼后应，脉络贯通，组织严密，既是一组完美的组诗，而又各篇各有所侧重。每篇都是可以独立的七言律诗。王船山在《唐诗评选〃卷四》中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

八首之中，第一首总起，统帅后面七篇。前三首写夔州秋景，感慨不得志的平生，第四首为前后过渡之枢纽，后四首写所思之长安，抒发‚处江湖远则忧其君‛的情愫。声身居巫峡而心系长安就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和线索。

全诗以‚秋‛作为统帅，写暮年飘泊、老病交加、羁旅江湖，面对满目萧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国家兴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写长安盛世的回忆，今昔对比所引起的哀伤;写关注国家的命运、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为、只能遥忆京华的忧愁抑郁。

全诗于凄清哀怨中，具沉雄博丽的意境。格律精工，词彩华茂，沉郁顿挫，悲壮凄凉意境深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典型地表现了杜律的特有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章对秋而伤羁旅，是全诗的序曲，总写巫山巫峡的秋声秋色。用阴沉萧瑟、动荡不安的景物环境衬托诗人焦虑抑郁、伤国伤时的心情。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系长安‛的主题。

起笔开门见山叙写景物之中点明地点时间。‚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摇落，白露为霜。‚巫山巫峡‛，诗人所在。二句下字密重，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感情基调。

接着用对偶句展开‚气萧森‛的悲壮景象。‚江间‛承‚巫峡‛，‚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涌，风云在天而接地阴，可见整个天地之间充风云波浪，极言阴晦萧森之状。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波涛汹涌，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实景;‚塞上风云‛既写景物也寓时事。当时土蕃入侵，边关吃紧，处处是阴暗的战云，虚实兼之。此联景物描绘之中，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颈联由继续描写景物转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触动羁旅情思。与上二句交叉承接，‚丛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间‛句。‚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丛菊两开他日泪‛，表明去年对丛菊掉泪，今年又对丛菊掉泪;两开而字，实乃双关，既指菊开两度，又指泪流两回，见丛菊而流泪，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见羁留夔州心情的凄伤。‚故园心‛，实即思念长安之心。‚系‛字亦双关词语：孤舟停泊，舟系于岸;心念长安，系于故园。从云安到夔州苦苦挣扎了两年，孤舟不发，见丛菊再开，不禁再度流泪，心总牵挂着故园。诗人《客社》一诗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万里‛，均可参读。此处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身在夔州，心系故园，为下七首张目。

尾联在时序推移中叙写秋声。西风凛冽，傍晚时分天气更是萧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将来临，人们在加紧赶制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楼上，晚风中传来急促的砧声。白帝城在东，夔州府在西，诗人身在夔州，听到白帝城传来的砧杵之声。砧杵声是妇女制裁棉衣时，槌捣衣服的声音。砧即捣衣之石。此诗末二句，关合全诗，回到景物，时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羁旅之情更见艰难，故能结上生下，下面接着写夔州孤城，一气蝉联。钱注杜诗称：‚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登高》

此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时所写。夔州在长江之滨。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胡应麟《诗薮》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

前四句写登高见闻。首联对起。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联，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夔州向以猿多著称，峡口更以风大闻名。秋日天高气爽，这里却猎猎多风。诗人登上高处，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江水》)的意味。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富有节奏感。经过诗人的艺术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起的首句，未字常用仄声，此诗却用平声入韵。沈德潜因有 ‚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的赞语。

颔联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便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无边‛‚不尽‛，使‚萧萧‛‘滚滚‛更加形象化，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索之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透过沉郁悲凉的对句，显示出神入化之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前人把它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是有道理的。

前两联极力描写秋景，直到颈联，才点出一个‚秋‛字。‚独登台‛，则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常作客‛，指出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涯。‚百年‛，本喻有限的人生，此处专指暮年。‚悲秋‛两字写得沉痛。秋天不一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故生出无限悲愁之绪。诗人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爱登台的感情，概括进一联‚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对句之中，使人深深地感到了他那沉重地跳动着的感情脉搏。此联的‚万里‛‚百年‛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还有相互呼应的作用：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情与景交融相洽。诗到此已给作客思乡的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独的内容，增人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诗意就更见深沉了。

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本来兴会盎然地登高望远，现在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前六句‚飞扬震动‛，到此处‚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诗薮》)。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

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象‚未尝有对‛，胸腹好象‚无意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只‚全篇可法‛，而且 ‚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它能博得‚旷代之作‛(均见胡应麟《诗薮》)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登岳阳楼》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之后，杜甫出峡漂泊两湖，他系舟岳阳城下，在岳阳写下《登岳阳楼》、《泊岳阳城下》和《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登岳阳楼》是诗人登岳阳楼而望故乡，触景感怀之作。时年五十七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巳聋，靠饮药维持生命。杜甫一生仅此一次登过岳阳楼，此后漂泊湖湘腹地最后葬于平江小田，长眠岳州。

这首诗的意境是十分宽阔宏伟的。诗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说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划分开吴国和楚国的疆界，日月星辰都象是整个地飘浮在湖水之中一般。只用了十个字，就把洞庭湖水势浩瀚无边无际的巨大形象特别逼真地描画出来了。

杜甫到了晚年，已经是‚漂泊西南天地间‛，没有一个定居之所，只好‚以舟为家‛了。所以下边接着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亲戚朋友们这时连音信都没有了，只有年老多病的诗人泛着一叶扁舟到处飘流!从这里就可以领会到开头的两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本来含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了。

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来，意境象是很简单：诗人说他在若干年前就听得人家说洞庭湖的名胜，今天居然能够登上岳阳楼，亲眼看到这一片山色湖光的美景。因此清人仇兆鳌就认为：‚‘昔闻’、‘今上’，喜初登也。‛(《杜诗详注》)但仅这样理解，就把杜诗原来的意境领会得太浅了。这里并不是写登临的喜悦;而是在这平平的叙述中，寄寓着漂泊天涯，怀才不遇，桑田沧海，壮气蒿莱……许许多多的感触，才写出这么两句：过去只是耳朵里听到有这么一片洞庭水，哪想到迟暮之年真个就上了这岳阳楼?本来是沉郁之感，不该是喜悦之情;若是喜悦之情，就和结句的‚凭轩涕泗流‛连不到一起了。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是坎坷的，不得意的，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哪里想到一事无成，昔日的抱负，今朝都成了泡影!诗里的‚今‛、‚昔‛两个字有深深的含意。因此在这一首诗的结句才写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万里关山，天下到处还动荡在兵荒马乱里，诗人倚定了阑干，北望长安，不禁涕泗滂沱，声泪俱下了。

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丽为人称道，而这意境是从诗人的抱负中来，是从诗人的生活思想中来，也有时代背景的作用。清初黄生对这一首诗有一段议论，大意说：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写得那么宽阔广大，

五、六两句叙述自己的身世，又是写得这么凄凉落寞，诗的意境由广阔到狭窄，忽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样，

七、八两句就很难安排了。哪想到诗人忽然把笔力一转，写出‚戎马关山北‛五个字，这样的胸襟，和上面‚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联写自然界宏奇伟丽的气象，就能够很好地上下衬托起来，斤两相称。这样创造的天才，当然就压倒了后人，谁也不敢再写岳阳楼的诗了。

黄生这一段话是从作诗的方法去论杜诗的，把杜诗的意境说成是诗笔一纵一收的产物，说意境的结构是从创作手法的变换中来。这不是探本求源的说法。我们说，诗的意境是诗人的生活思想从各方面凝结而成的，至于创作方法和艺术加工，炼字炼句等等，只能更准确地把意境表达出来，并不能以这些形式上的条件为基础从而酝酿成诗词的意境。昔人探讨创作问题，偏偏不从生活实践这方面去考虑，当然就不免倒果为因了。

第四节

杜诗的艺术成就

1.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现实生活做高度的艺术概括。

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经过艺术加工、提炼，把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凝聚在精辟的诗句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概括写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思想深邃，形象鲜明，读来触目惊心。这种概括在一些具有叙事性质的诗篇中有时还表现为通过

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性的介绍，如《兵车行》中通过那个行人的谈话便概括地介绍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命运;《石壕吏》通过老夫的一番话，概括了千万个家庭的不幸遭遇。

2.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加之他又升华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饱尝了各种人间苦难，这就使他的诗歌不仅有雄浑壮阔的境界，而且有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登高》、《秋兴八首》都是具有这种境界和风格的代表作品，读杜甫的诗，常感到意境恢弘、感情深沉，语言铿锵，非杜甫不能及此，这正是诗人独特风格的表现。

3.千锤百炼的语言。

首先是凝练概括，杜甫常常要求以少数的字句概括巨大的内容，既说得少，又要说的好;其次是准确生动;再次是对民间俗语的吸收和采用。

4.众体兼长的诗人。

五言、七言、古体、近体他都能运用自如，都有名篇传世。杜甫不仅运用各种诗体进行创作，而且在他的手中，各种诗体又都有所发展，乐府歌行体是杜诗中常见的一种体裁，但是，杜甫既不沿袭汉乐府的古题，也不拘泥于汉乐府的陈套，而是有所创新，他用乐府歌行写当时的时事，又根据内容的需要自拟新题，如《兵车行》、《丽人行》等。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为诗人经常运用，而他在七律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杜甫可以称得上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他写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创新和突破，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应酬之作，而杜甫不仅用以描绘自然风物，而且用于讽喻时政，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追求典雅、秀丽，都杜甫则创造出沉郁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带入新的境界。

第五节

杜诗的影响

一、杜诗的影响

中唐以后，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日大，陆侃如、冯阮君说：天宝前，李白的时代;天宝后，杜甫的时代。 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除了在主题意蕴上主要是仁人爱物的仁政理想，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个集大成者，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的转益多师的吸取，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可能。

杜诗是唐诗的转折，四个主要标志：

1、以文为诗。“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纪实，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转为新题时事。

2、以论入诗。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在表现方式上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散文化的铺排技巧，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

3、以才学为诗。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4、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开苦吟之风气。

二、“李杜优劣论”：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引起公案(文学史)。严羽则认为：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三、重要注本：杜诗在宋流传很广，号千家注杜诗，现存宋刊本杜诗有十多种。有“杜诗学”。较好的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止大成，取其善;杨伦《杜诗镜诠》;浦起龙《读杜心解》，浅解，分析很细;钱谦益《钱注杜诗》(《杜诗笺注》)，重诗歌与政治关系，即“史实”。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精读作品篇目：

《登楼》、《登岳阳楼》、《登高》、《春望》、《旅夜书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其

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望岳》、《兵车行》、《丽人行》

阅读作品篇目：

《新婚别》、《悲陈陶》、《羌村》(峥嵘赤云西)、《北征》、《江村》、《前出塞》(挽弓当挽强)、《赠卫八处士》、《梦李白》、《哀江头》、《丹青引》、《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夜》、《蜀相》

思考题：

1.杜诗艺术成就概述，以七律为例。

2.名词解释：“诗圣”、“诗史”、“沉郁顿挫”。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唐]杜甫撰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

2、《杜诗镜铨》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杨伦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重印

6、萧涤非 《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7、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六讲

中唐前期诗人

教学目标：了解中唐前期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刘长卿、韦应物、李益诗歌特点。 教学难点：大历诗风。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中唐诗歌概述(766——835)

中唐诗歌是指代宗大历年间至穆宗长庆年间的诗歌。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约50年间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不仅是唐王朝政治上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也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发生多变的时期。

一、时代背景：内忧外患的政局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冽寒风，霎时就把人们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这场霍乱最后虽然平息了，勉强保住了社稷。可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已似逝水落花，一切美丽的辉煌的都化做梦里烟云。更可悲的是，大乱虽平，整个社会局势却并没有多少改变。在战乱中占据了地盘、积蓄了武力的藩镇纷纷割据，不向朝廷交纳贡赋，(在《通鉴》中有明确的记载)，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朝廷稍加约束，他们就联合反叛，仅大历年间，朝廷就先后与田承嗣、李纳、李维岳、梁崇义、田悦、朱滔、李希烈、刘展、李怀光等人作战，烽火遍及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在这同时，吐蕃、回纥趁边境虚弱，屡屡进犯，使唐朝疲于防范。内忧外患、频繁的战争使刚刚遭受了安史之乱巨创尚未平复的唐王朝陷入极度的经济窘困之中。《旧唐书德宗纪》这样记载：

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平民空于枢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

不仅如此，在朝廷内部，政治上权奸当道，宦官势力自李辅国开始，也向财、政、军大权渗透。臣僚与阉党之间、臣僚之间的权利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再加上中唐的几位皇帝也昏庸腐朽(不给力)，肃宗的软弱、代宗的平庸、德宗的猜忌、宪宗的贪财，既无回狂澜于既倒的魄力，也无整治朝纲的才具，于是现实给人们的只有失望，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二、社会的动荡与大历诗风

社会时局的骤然动荡在士人心里投下了浓云密布的巨大阴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可战争爆发了，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了。追忆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战乱毁掉了这一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然现实。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概，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遗响。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十个出现了“气骨顿衰”(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的趋势，失去了盛唐时代那种昂扬刚健的风貌。从总得倾向看，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具有一种冷寂闲淡、低回感伤的情调，并且在艺术上，有些诗人(如大历十才子)的作品，存在一种渐入雕琢、追求丽词的倾向。 大历年间的代表诗人为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 韦应物是由盛唐入中唐的典型诗人，前期的诗作多抒写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如《寄畅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催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种气势壮大的诗作，明显地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余韵，而他后期的诗作，如大家所熟悉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宁静的诗境中，有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

刘长卿诗更是带有伤感甚至伤心的气息，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诗：“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漠寂寥情调。

“大历十才子”包括钱起、卢纶、李端、韩厷、夏侯审、吉中孚等十人。这一派诗人都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写诗技巧熟练，其作品在艺术上的成熟颇为后人称道。但是他们的诗除了追求清雅闲淡、趋于细腻雕琢而外，更有阿谀逢迎、为文造情的应酬之作，他们诗中所表现出的闲情逸致，客观上起着歌舞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

三、“诗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诗歌的美学思想重在一个“变”字。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唐社会的变化，诸如阶级矛盾的上升、政权的不稳固、社会生产力的下降，都使当时人们感到中唐确实是不同于开、天以前的样子，

他们目睹藩镇跋扈而中央政府俯首听命，宦官当权而皇帝朝臣无可奈何，百姓饥寒交迫而达官贵人骄奢淫逸，世运似乎走到了另一个阶段。他们是有血性、有毅力的改革者，在盛唐诗歌的伟大影响下，开始创作生活。另一方面，盛唐诗歌的高度成就也使得他们难以为继，就要寻找突破，在因袭的重担之下，他们寻找突破。 “诗到元和体变新”，概括了元和时期诗人对盛唐诗歌力事开阔，追求变化，从而出现了流派众多，各具风采的繁荣景象，当时主要有两大流派：一为元稹、白居易为首的元白诗派;一为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梦诗派。元白诗题材广泛，重视反映现实，注意从民间文学和口语中汲取养料，形成平易晓畅、委婉周详的诗风，当时就风行诗坛，被誉为“元和体”，成为后世通俗诗派的楷模。如我们熟知的白居易的诗作《卖炭翁》等，近似口语。韩梦诗派的诗作内容不及元白广泛，大多反映个人生活，他们致力于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笔力雄健、想象壮阔，尤其以文为诗，造成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又好使难字、用僻典、押险韵，形成其“奇崛生僻”的诗风，开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先河。

四、自成一派的其他诗人

1.张籍、王建，不仅以乐府见称，又善长律，语言含蓄蕴藉，形成其“精纯自然”的风格。

2.贾岛以苦吟著称，常用五律刻画自然景色，但他不是从生活中提炼富有生命力的史料，而是偏好死亡、深夜、严冬，境界幽冷，情调黯然，形成“清奇僻苦”的诗风。

3.青年诗人李贺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诗以奇幻的想象、跳跃的结构、秾丽的语言，创造光怪陆离的世界，抒写抑郁不平之气，从而形成其“奇绝冷艳”的风格。 4.此外，刘禹锡诗雄辉奔放，有“诗豪”的美称(白居易语);柳宗元山水诗俊杰清冷，都各具面目。 总之，元和时期的诗人既重视学习前代诗人，又能够大胆创新，各具手眼，从而使诗坛呈现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

第二节 大历诗坛概况

一、士人共同的心态：他们在繁盛的盛唐度过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破败萧条。安史之乱八年，催垮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疲倦、衰顿、苍老、冷淡的内心代替了盛唐士人狂放、慷慨、豪迈、昂扬进取的精神。

1、在盛唐已养成的入世热情、救世济民的思想，使他们仍关注着社会现实，试图恢复元气，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中中，有着豪气与激情。

2、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软弱的性格，又使他们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中寻找心理的平衡，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

二、总体诗风。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诗体上：工五言。有句无篇。语言上：省净、精炼、流丽。山水诗，多静态描述，缺乏灵动与飞扬之气。边塞诗，多了些哀怨低沉，少了些慷慨与悲壮。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低谷。胡应麟：“气骨顿衰”(《诗薮》)实则，“低谷”一词不太准确、其评价偏低，这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过渡”阶段——盛唐到元和的过渡。

三、主要诗群：

(1)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2)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3)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4)韦应物等山水诗人 (5)李益等边塞诗人

1、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大历，唐代宗时年号，766年—779年，共14年。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记载不同，以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但也有人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以为此注为后人所加，因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抄本并无此注。

大历十才子基本上都生活在安史乱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安史之乱不仅给唐朝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灵世界造成巨大的创伤，摧毁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热情。在这方面，大历十大才子是典型代表。他们缺乏盛唐大家那种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和执着追求

理想的热情。他们虽号为才子，但也缺乏盛唐大家那种杰出横溢的才华。从题材上看，内容单一，赠别酬唱、吟咏山水之作最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台阁之中，文人宴集，各擅名场。从艺术上看，推崇六朝二谢、王维。意境闲淡幽冷，喜作律体，注重锻炼字句，精细工巧。

2、钱起，有诗四百余首，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的中原诗人的领袖，在才子中年辈最高，天宝时与王维过往甚密。诗风仿佛王维，缺少恬淡韵味，有斧凿痕迹。其诗挑不出毛病，也说不出特别的好。闲适有余，热情不足。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省试湘灵鼓瑟》)据说曾听人月夜吟此句，应举时韵有青字，以此二举结，考官以为绝唱。百年后仍为范本。《岘佣说诗》说其诗“清气中时露工秀”。就省净来看其诗更近祖咏。他的诗很多是由人家的作品翻衍出来的：“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题玉山村叟屋壁》)，即孟浩然(《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的意境;“烛影出绡幕，虫声连素琴。”(《夜雨寄寇校书》)直接变化祖咏的诗意“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宿陈留李少府厅作》)。还有“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则是王维诗意的摹写。他的七律写得清丽流畅，《赠阙下裴舍人》富丽工稳，堪称佳作。

3、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刘长卿，虽然经历过盛唐，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代宗两朝。他早年应举屡试(十次)不中，后入东都国子监，推为“棚头”得第。唐考试不糊名，知举者在决定录取与否及等第时需博采众议的情况下，举子们在考前投献诗文、干谒奔走是很重要的，有时单靠一人之力还不够。于是就互结朋党，造成声势，一方面保护本派人员以争取榜上有名，一方面攻击别派的人员。参与棚的容易登第，否则就难免落第。往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棚中。肃宗时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三“贡举”载：“士子殷勤，每岁士子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鱼夺，号黹外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他的身世遭遇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安史乱后身处衰乱之时，宦游于江南，曾两遭贬谪，但是他缺乏杜甫那种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诗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世救时之志，风骨不举，表现出盛唐向中唐的转变。刘长卿现存诗五百余篇，数量相当可观。他和“大历十才子”专攻律诗，尤长于五律，但基本上走的是盛唐诸家的路子，文辞、声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气度的安详与意象的浑融则稍有不及，更丢失了杜甫诗中的“古意”。他自称“五言长城”，五言诗占十分之六七，五律占五言之六七。与中晚唐的这一题材的诗相比，风貌不同。如刘长卿诗多灰暗、寒冷、苍白的意象，有人以“幽州白日寒“明其诗风，甚当。如其名句、名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远，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前人称代宗时的“大历诗人”，往往“钱，刘”并提，他则是江左诗人的代表。刘的成就高于钱，为“大历诗人之冠”。

4、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元结比杜甫稍晚，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其诗在反映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现实这一点上与杜甫“诗史”类的作品也相似，他曾经辑录同时人的诗选《箧中集》，所收诗人与自己的作品相近，因此，可以说以元结为首，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紧承杜甫之后的。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称赞元结。有《舂陵行》。元结诗刺世疾邪、同情民生疾苦，这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诗风古朴，只作古体，不写律诗，有的作品文采不足，是其缺陷，这与杜甫古、近并工，文质兼备不同，自然成就也就逊于老杜。其诗对新乐府、韩愈古文运动影响很大。

顾况部分作品与元结一派相近，用古体和写实手法抨击现实弊病。顾况性格狂放旷达，晚年受佛道影响，归隐茅山，号“华阳真逸”。所以其作品风格多样一些，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谒顾况事(见《作品选》P212)，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能成立。

5、韦应物等山水诗人

韦应物737—792(?)，又(七五O一一八三O)。出身贵族，西安人，世称韦苏州。少年任侠负气，15岁时就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后来折节读书。早年作品有盛唐风。他最出名的诗歌写于滁州任上，语言简淡，绝去雕饰，风格秀朗，气韵澄澈。后人论唐诗常常王、孟、韦、柳并称。代表作《滁州西涧》。

与大历十才子相近。学陶潜，在语言上清新朴素，但对田园缺乏亲切感，不如陶把田园看作理想和归宿，故不够亲切自然;学王维，没有王对自然的亲和，似带有无可奈何的成分。朱熹将他列在王维之上，因为他较王维来得更清澄，更疏淡。《滁州西涧》：“独伶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湖带雨睫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前人有“王、孟、韦、柳四家”之说，即指山水田园诗。王“清而秀”、孟“清而旷”、韦“清而润”、柳“清而峭” (参见《诗薮·外编》卷四)。

6、李益等边塞诗人

李益(748—827)，西北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曾五入幕府。人品似不高，为人所咒，《霍小玉传》敷衍其事。所作多为边塞题材，是中唐时期最有成就的边塞诗人。风格悲壮，与盛唐边塞诗相比，少了一些激昂慷慨，多了一些哀怨低沉。擅长七绝，胡应麟认为其七绝可与李白、王昌龄比美(参见《诗薮·内编》卷六)。如其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

卢纶，诗存330余首，有些雄浑气势。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韩翃，《寒食日即事》：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精读作品篇目： 张继《枫桥夜泊》 韦应物《滁州西涧》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卢纶《塞下曲》(林暗草惊风)(月黑雁飞高) 顾况《江上》、《山中》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阅读作品篇目： 韦应物《观田家》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韩翊《寒食》

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听晓角》、《宫怨》 思考题：

1、中唐诗坛诗人的分布情况整理。

2、大历诗风的优劣及其评价。

3、熟悉韦应物、刘长卿等人的诗风及其影响。

参考书目：

1、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

3、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目标：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与创作及元白诗派的特点。 教学重点：白居易诗歌创作;新乐府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难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元白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一、元白诗派

1、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2、此流派成员都写了许多写实性的“新乐府”诗，风格也都是通俗平易。

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1.“新乐府”的概念：简单地说，“新乐府”是一种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乐府诗”本来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初盛唐时候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借用旧题，这种诗叫旧题乐府。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开始大量创作自创新题的乐府诗，是谓新题乐府或简称为“新乐府”。有人说，新题乐府始于杜甫，此说不准确，因为早在三国时，曹植已经写过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不过杜甫写的多一些，对元白等人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也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元、白等人主要是受了杜甫的启发而进行新乐府创作的。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新乐府。元稹指出它们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除了受杜甫直接启发之外，也受到《诗经》和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前人曾经指出，《诗经》部分作品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而汉魏乐府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写实性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诗歌。因此，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从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批评和批判现实弊病的，所以白居易把它们称为“讽谕诗”。关于《诗经》的内容，汉代以来就有“美刺”之说，元、白新乐府即讽谕诗主要是继承发扬了“刺”的传统以前一直流行“新乐府运动”的说法，但近来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就中唐新乐府创作实际看，未形成“运动”，所以现在新出的一些教科书未沿用这一提法。

新乐府诗有三个特点：

(1)用新题，不用汉乐府旧题。 (2)写时事而不是借古讽今。

(3)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但却真正继承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

2.新乐府运动：指中唐贞元末至元和初的几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代表的一批诗人，有感于当时藩镇割据、外患频繁、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维护和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有意识得像杜甫那样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新乐府诗，借以描写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1)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写时事，要有现实意义，写作目的是向朝廷敬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2)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重内容轻形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来之者传信也，其体质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3)写作方式。写作新乐府，即事名篇，首章标其题，卒章显其志。 新乐府运动的意义：

(1)继承与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2)开创了浅显通俗的艺术风格。

第二节 白居易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一、生平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存诗2800余首。其生平和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四岁贬谪江州司马为界：前期：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主导思想。出生河南新郑，十一二岁随家人迁符离，后迁越中。二十岁后在符离勤奋读书、写作，二十八岁在宣城应乡试，二十九岁省试及第，三十二岁与元稹同登科第，授校书郎。后又应制举。三登科第，正在长安传为美谈。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朝为官，其中在四十岁丁母忧。四十四岁，宰相武元衡遇刺死，任闲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当天就上疏主张捉捕凶手，受诬被贬。后期：中年时由于受到政治挫折，思想趋于消极，奉行“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元和十年(44)至长庆四年(53)，任地方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等。最后二十年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由八品至二品，由月俸一万六至月俸十万。晚年虽然官职不断升迁，但却采取了明哲保身信奉佛道的人生态度。闲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修香山寺，号香山居士。《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趟。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牛李争起，为避祸，分司东都。)

二、诗歌分类：白居易诗歌现存有近二千七八百首，为唐人之最。在江州自分其诗七八百首为四类(《与元九书》)：

A、讽谕诗——美刺比兴，因事立题，新乐府150首。白居易乐府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秦中吟》(十首)，“一吟悲一事”，“卒章显其志”;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骄横而百姓多苦难的社会现实。《轻肥》则将矛头直指宦官集团。《新乐府》(五十首)，仍然是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的写法，但所不同的是，篇下附有小序对该篇主题揭示。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B、闲适诗——移病闲居，知足保，吟玩情性，100首。白居易的闲适诗主要是表现知足保和的心境的，流露出淡泊悠闲的情调，但是，这类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而又浅，俗而更俗的。苏轼有“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的说法，也即指这一类诗。

C、感伤诗——事牵情动，随感而吟咏，100首。白居易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归入“感伤”类的诗：《长恨歌》与《琵琶行》。唐宣宗李忱也有诗赞云：“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说来结构全篇，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打破了自己设定的“核而实”的创作原则，在叙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虽然仍然包含有讽喻的意味。此诗把特殊的事件普泛化，让天下痴情男女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诗中最精彩的是表现刻骨相思，先是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再借四季景物的变化和孤寂来衬托，进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上天入地，最终相思化为长恨。情感缠绵悱恻，回旋上升。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唐宋诗醇》)因此，诗情就更加的深挚感切。诗中有很多的名句脍炙人口，如“千呼万唤始出来，半抱琵琶犹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时无声胜有声”等，还有十分精彩的演奏描写，可以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及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比较起来读。

这两篇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营造氛围、创设意境，特别是《琵琶行》中的秋天景象(枫叶、荻花)与茫茫江月，再加上淅沥的夜雨和清厉的铃声，构成孤寂哀凉的意境，透露出诗人凄楚怅怨的情绪。

D、杂律诗——亲朋离散，释恨佐欢，一时一物，一笑一吟，400首。(说明：①讽谕诗列为第一，说明白居易对新乐府诗很重视。②分类不严谨，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为准的，而后一类则是以形式为准的。闲适诗里有近体，感伤诗中也有讽谕。)去世前，自编其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分五本保存，这样他的诗文大部分得以保存。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朱金诚《白居易集笺注》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议婚、重赋、不致仕、伤宅、伤友、立碑、轻肥、歌舞、五弦、卖花)为代表。

此类诗之特点：

1、题材广泛，多反映揭露时弊;

2、主题集中，“一吟悲一事，”

3、叙议结合，对比强烈;

4、人事典型，形象鲜明;

5、语言质朴、浅切。

但是，白居易不少的诗苍白浅俗，味同奏章，而把诗歌引入狭隘功利的窄途。一是公式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不惜让诗都有一个“蛇尾”;二是语言直白，不精练，不耐味;三是缺乏深刻体验，有的诗只能靠议论和说教的堆砌。

三、白居易诗歌风格及其得失：各类诗歌总的风格特征：浅切、通俗、平易、随物赋形、直抒胸臆。《艺概·诗概》：“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非易到。” 《剑溪说诗·又编》：白居易诗“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四、白居易的诗歌理想，就是补察时政。“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造的。这是儒家诗教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叙写时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做诗“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的美学主张。著名的《与元九书》，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五、影响：白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几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侧，无可奈何。„„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自居易《与元九书》：“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卷15：唐宣宗吊白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讲读

《轻肥》

这首诗是《秦中吟》十首中的第七首。 《秦中吟》自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组诗是作者‚为时为事‛而作诗的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一诗一事，针对性极强，讽刺揭露社会弊病极为尖锐深刻。轻肥：是‚乘肥马，衣轻裘‛的缩语。此题《才调集》作《江南旱》。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通鉴〃唐纪五十三》载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饥‛，虽只有四个字，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灾情非常严重，史书是不会记载的。既然灾情严重，白居易《轻肥》的描写就是真实的了。因此，白居易的《轻肥》是一首现实主义诗篇，它反映了唐宪宗元和四年真实的社会面貌，这篇诗也映射出封建社会面貌的一

般情形。这首诗对人们今天深刻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首诗对我们今天如何为官、如何冶国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首诗在写法上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人洞察了社会的真实情形，敢于说真话，描写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运用了对比的写法，突出了诗篇的表达效果;诗句的顺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三点写法是值得诗友注意学习的。

《卖炭翁》

开头有小序:‚苦宫市也。‛意思说劳动人民被宫市害得好苦。仅仅四个字，端在一个‚苦‛字，饱含了诗人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全诗不到两百字，但是细细品味，这‚苦‛味始终渗透在字里行间。

开篇简介了‚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见这位老人无名无姓，孤苦伶仃，他是靠砍柴烧炭为生的。接着写他的外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仅此两句，就描绘出老人劳苦的一生:那长年累月烧炭而熏成黑黄色的脸，那苍苍白发、枯瘦发黑的手指，正是岁月的艰辛留给他劳苦而沧桑的印记。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并非诗人在访问卖炭翁，而是诗人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表达老人艰辛劳累的最低生活需求，只求‚温饱‛，而他烧炭所得的血汗钱，并没有真正达到这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可想而知他的生活非常困苦。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无论是诗人此寄予深切同情，还是老人在自悲自怜，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形容枯稿、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索发抖的样子，而他的内心呢?却又是那么矛盾。按常理说，天冷了，衣着单薄，就要愿天‚暖‛，可是天暖了，炭又卖不出去或是价格低贱，于是，他反而祈愿天冷些，更冷些……这一‚忧‛一‚愿‛，集中表达了老人的心理，是多么的悲苦!正是由于困苦的生活境遇造成了他悲苦矛盾的心境，我们读到这，无不为之感慨烯嘘，流下苦涩的泪。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不知道是他的痛苦祈愿感动了上苍，还是苍天可怜老人的悲苦?一夜之间，果然下起了纷飞的大雪，于是，卖炭翁顾不得自己衣着单薄，趁着天色微明，赶着牛车上路了。在一尺厚的积雪山路上，缓慢行走的老人，拉炭车的老牛，一步一步，多么艰难啊!从终南山到京城有百十里路，他们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完的?从‚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这句诗可见:冬日升起已是正午了，老人是‚晓驾炭车‛，踩着积雪来的，牛困乏了，老人也是饥寒交迫。他还没到集市，就 不顾天冷地脏，在烂泥堆旁歇歇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这是写他运炭进城的辛苦。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老人和老牛还没有到市面上，却有两个‚宫市‛来了—这些朝廷的奴才，在劳动人民面前是如狼似虎，为所欲为的。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救，回车叱牛牵向北。‛只把‚半匹红峭一丈续，系向牛头充炭直!‛看似买炭，实是抢夺，而写卖炭翁只有一句:‚宫使驱将惜不得‛给我们留下了可想而知的话外音:他一定哀求了，哭喊了，甚至要拼命……可是他能向谁申诉呢?他无救无助，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连‚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生存愿望都成了泡影，这一千多斤炭被无情的‚宫市‛夺走了，带给他多么深重的灾难，多么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辛酸啊!

由以上所描述的卖炭翁孤苦伶仃—劳苦的形象—困苦的生活—悲苦的心境—运炭的辛苦，到卖炭被夺的痛苦遭遇，无一不照应诗前小序‚苦宫市也。‛这首诗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揭露了宫使的罪恶行径—正是宫使害苦了那些善良、勤劳的老百姓!品味《卖炭翁》，字字充满了苦涩。通篇无一‚苦‛字，但句句紧扣小序的‚苦‛字来着笔，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长恨歌》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伥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庭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臵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

《琵琶行》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臵‚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