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艺术品信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公共信托原则作为环境法上一项古老原则，虽借用了信托关系的框架，但与信托法律关系并无关联。三种基本信托关系与公共信托原则的对比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上表明二者存在质的差别。而且由于理念与价值观上的区别，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分属于不同的法域，因而只有正确区分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才能准确界定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性质。
第一篇：艺术品信托论文范文
泛信托时代信托业的挑战与呼唤
资管牌照全面放开，政策向保险资管和证券（资管）公司倾斜。从2012年下半年至今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旨在给信托公司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进行“松绑”，各类机构资管业务相互交叉，其他资管机构可以更多地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预示着“泛资产管理时代”已经到来，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泛信托时代”已经到来。
截至2013年年末，银行理财业务发行规模56.43万亿元，居于资产管理行业龙头地位；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资产规模10.91万亿元，仅次于银行理财而位居第二位；保险公司管理资产规模8.29万亿元，位居第三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4.23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资产规模2.08万亿元。私募基金、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则相对较小。
资产管理“新政”的实施，将使资产管理市场面临重新洗牌，必将削弱信托公司原先拥有的综合信托业务专营权，信托公司以“跨市场配置”和“多手段运用”为特点构筑的传统经营方式必将遭遇正面竞争。在此背景下，本刊对国民信托董事长杨小阳进行了采访，探究在泛信托时代信托业的挑战与呼唤。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自1987年成立以来，几经变迁。2008年，国民信托将注册资本增加至10亿元人民币，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2年，在信托行业迅猛发展的浪潮中，国民信托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与发展方向，参与市场竞争，开展集合类信托业务。在杨小阳董事长的带领下，截至2013年12月31日，在高度关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国民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已超过400亿元，较2012年底增长超过6倍。国民信托在2013年所发行的集合类信托产品，也因为风险适度、收益率较高，成为市场和投资者关注的热点。
《》： 以“ 券商新政1 1条”、“保险资金新政13条”为代表的纲领性文件的引导下，监管层逐步放开资管牌照，预示着泛信托时代的到来。在您看来泛信托时代资产管理具有什么特征，它的到来又将会对信托业产生什么影响？
杨小阳： 所谓“ 泛信托化资产管理”，主要是指是指其他金融机构采取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其特征主要有四点：一是受托管理资产的主体更加多元，除信托公司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均被赋予受托管理资产业务资格；二是资产管理市场更加统一；三是投资业务领域更加融合，各类资产管理受托机构投资领域虽各有侧重，但通过银信、银证、银保、信政、信保、信基等合作，相互之间的投资壁垒已经打通，业务融合势头强劲；四是依托法律关系更加趋同，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本质上体现为典型的信托关系。随着泛信托时代的来临，信托业将会受到冲击。在市场层面，资产管理业务参与主体增多，混业经营趋势愈加明显，同时随着监管机构对信托公司异地营销机构设立管制的放松，行业内部的竞争也将加剧。信托业务边界将日益模糊，信托公司独有的制度红利以及非完全竞争的局面将被打破，信托公司经营及信托产品的竞争力面临严峻挑战。在监管层面，《信托法》实施十余年，但行业立法仍是空白。尤其在“泛信托化资产管理时代”，监管上赋予其他金融机构更加宽松的环境，在客户门槛、业务准入、监管标准、分支机构设立、业务创新等方面，其他机构具有明显的监管优势。信托公司长久以来面临的以规范为主的监管环境愈显严苛。在信托公司自身层面，信托公司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简单借助制度优势和先发优势的现实，发展模式粗放，核心竞争力还未真正形成。一是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二是产品单一，同质化且流动性不足；三是营销渠道存在短板；四是人力资源受到冲击。
《》：入侵者对于信托市场份额的争夺将加大信托公司“刚性兑付”的压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2014年年初爆发的备受金融市场关注的中诚信托“至诚金开1号”兑付危机，以及后来爆发的多起案例，是否意味着信托业“刚兑”神话不再？经济放缓会否引发集体违约？
杨小阳：所谓刚性兑付，本质上是信托项目的流动性问题。对于大部分预计投资收益相对固定的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主要面临信托产品的流动性风险，即信托产品到期后可能存在“兑付风险”。信托公司虽然非常关注信托项目的第一还款来源，一般还对信托项目设计比商业银行更加严格的增信措施，一是防范信托项目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提高对受益人分配预期信托收益的保障。其他风险，如政策风险、道德风险、投资项目完工风险等，对信托产品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最终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体现出来。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对于信托市场的争夺，将会加大市场的竞争力度，对于流动性的争夺将愈演愈烈，兑付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大。“诚至金开1号”矿产信托的融资方振富能源是一家典型的山西家族煤企，该信托以传统行业——煤炭为基础资产，随着民营煤企的巨无霸——山西联盛的轰然倒下，山西省的媒企相继受到影响，加上振富能源的粗放式扩张，最终导致融资方的流动性紧缺，“诚至金开1号”出现了兑付危机。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包括煤炭、房地产在内的传统夕阳产业、产能过剩的行业将会受到调整。煤炭、房地产是信托行业的两大支柱行业，这两大行业的发展不景气、增长受限将会对信托业的兑付提出挑战。
《》：作为刚刚起步的信托公司，国民信托会如何面对“刚性兑付”及集合信托项目的流动性风险？
杨小阳：作为刚刚起步的公司，国民信托高度重视集合信托项目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应对安排：第一，在风险管理部之外再成立“项目管理部”，该部门对高风险集合信托项目进行风险监控和定期检查，出具风险提示函和检查报告。项目管理部至少每年组织一次全面风险排查；同时督促、指导业务部门的过程管理和风险检查工作。公司要求业务部门指定专人配合项目管理部负责高风险信托项目的过程管理工作，并要求部门经理作为第一责任人对项目风险承担责任。第二，公司制定《信托项目存续期管理办法》，对规范业务部门存续期信托项目的过程管理。通过“节点控制、违约追究”的管理方法，要求各部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应对、早解决”。第三，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或者风险隐患，公司建立风险联合处置机制，举公司之力、集中公司内外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由于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所以当风险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一是在合作项目公司治理的框架内通过行政手段协调解决问题，二是利用法律合同赋予我们的权利，把合作伙伴定位为交易对手，通过违约处罚、接管项目等经济手段施压解决问题，三是当我们确认交易对手已不可信、违约的情形已不能容忍，我们通过经济诉讼、强制执行等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第四，公司成立“流动性风险管理小组”，对发生流动性问题可能导致发生“刚性兑付”的项目进行预估，提前研究解决预案，保证信托项目按期顺利兑付。
《》：在信托业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增加、风险暴露增多的节骨眼，银监会下发了“99号文（《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您是如何看待99号文的？同时，从监管思路来看，明确透露出对“兑付”的高度重视，并提倡信托回归本业，“买者自负”以“卖者尽责”为前提，您是如何解读相关内容的？
杨小阳：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对信托公司来说还要再加上两期——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期与资产管理业务的扩张期。另外，信托业现有发展模式可能面临“三个难以为继”的压力：一是信托产品“高收益、低风险”特性将难以为继；二是信托行业“重规模、轻管理”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三是以信贷类、通道类为主的业务结构难以为继。99号文对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控制、事后风险都有明确规定，如加强尽职管理、加强风险评估、规范产品营销都有具体化的规定，而对风险项目的处置更是有专门的要求，并且对风险控制的长效机制有详尽的规划。同时，在妥善处置风险项目方面，要求“信托公司股东应承诺或在信托公司章程中约定，当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时，给予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变相要信托公司“兜底”；同时要求“对存在违规行为、风险管理或风险化解不当的信托公司及其责任人员，及时实施监管问责并报送银监会”。相较于风险防控方面的诸多硬性要求，99号文对推动转型用了“探索”一词，即“要求在理清目前业务模式的基础上，探索转型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做好风险防控”及“明确转型方向”虽在99号文中处于并列地位，但两项举措力度明显不同，其最深层次原因或是监管层的“维稳”。信托业的监管一直是结果监管，把是否能“兑付”作为信托公司经营是否规范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99号文相比以前的监管思路，对信托运作过程中的事项提出了监管要求，但依然高度依赖结果监管。值得注意的是，99号文对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为“明确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定位，培育‘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信托文化，推动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回归本业。”而99号文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卖者尽责”，而非“买者自负”，监管层重视“兑付”的监管思路短期内不能得到改变。
《》：作为信托行业的从业者，您对于改善当前的信托业环境有什么建议，对于监管层有什么呼吁？
杨小阳：对于当前的信托业而言，《信托业法》的长期缺位使监管目标不够明晰统一，同时过分依赖机构监管导致部门立法较多，多头立法浪费了有限的立法资源，也降低了监管效率。我国早于2001年便出台了《信托法》，但《信托法》只是对信托当事人、信托行为、信托法律关系等做出了规定，相关配套远远不够，尤其是业务操作过程中的相关配套不到位。《信托法》属于民商法范畴，缺乏对《信托业法》的具体规定，即缺乏对信托业监管的规定。如果说信托公司的监管尚有《信托法》可以参考，那么随着泛信托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类信托”业务，监管法规将更显得捉襟见肘。除信托公司明确受《信托法》约束并直接受银监会监管之外，其他各类机构大多刻意回避或模糊其理财业务属于信托范畴的实质，进而导致是否适用该法模糊不清。随着各类金融机构争相进入信托业，信托业已演变为从事信托业务的所有金融机构的总和或相应业务的市场总和，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难免陷入经营运作的法律困境，《信托业法》亟待出台。《信托业法》不仅是针对信托机构的法律，也是对泛信托的法律规范，凡是为市场中所有机构或个人提供理财服务时，都应该遵守统一的法律规范。
《》：面对着泛信托时代的到来，以及当前的政策、市场、法律环境，作为信托从业者，您认为信托公司该如何面对挑战，把握转型机遇？
杨小阳：把握新的发展机遇。资产管理“新政”使信托公司在面临更多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打开了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投资信托产品的“闸门”，为信托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托公司应善于利用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的“竞合关系”，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信托业发展再上新台阶。首先，深挖信托制度优势。信托公司作为目前唯一法定的综合信托经营机构，应依托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尚不具备的信托“目的功能”，不断创新信托业务，发挥信托在财富管理、企业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公益、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拓展信托服务社会经济的潜能，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蓝海”。其次，锻造核心竞争能力。一是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坚持人才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着重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流程管理、风险管控等方面培育人才。二是打造差异化竞争模式。依托自身专长和优势，找准适合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投资领域，延伸产品链条，实现业务品种的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系列化。三是增强投资管理能力。深入研判各投资领域和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加强投资和风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着力提升投资管理能力。再次，增强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应覆盖全部业务领域各类风险，并随着业务领域的拓展，不断拓宽风险管理范围，做到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能力相匹配。二是建立全流程风险控制体系。风险控制应覆盖经营管理全流程和各环节，并随着业务复杂性的提升，逐步延伸风险控制半径，做到风险控制和业务复杂程度相匹配。三是建立全要素风险定价体系。风险定价应真实反映风险水平和经营成本，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持续提升风险定价精细化水平，做到风险定价与利率市场化程度相匹配。最后，着力打造品牌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信托公司在市场份额、管理经验、业务模式、人才队伍、行业成熟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走在金融行业前列，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先发优势。下一阶段，信托公司应依托先发优势，善于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深挖制度优势，深耕信托业务，拓展新兴领域，力争在产品研发、资产运作、财富创造、风险管控等方面继续领跑市场，赢得行业美誉，努力打造资产管理行业第一品牌。
《》：信托行业已成为在银行业之后的第二大金融行业，在经历过前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2013年增速有所放缓。对于信托行业的未来，您如何看？
杨小阳：中国信托行业从混业经营发端，经历了分业的过程，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重新走向混业经营。信托行业将螺旋式回归原点，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混业经营的基点在于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银行、信托、券商及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对委托人承担着信托责任。这是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合作的基础，也是它们相互竞争的原因。如近年来金融控股集团通过金融控股的组织架构，间接实现金融混业经营。同时，市场中出现广泛的银信、信证、银证信等合作，其实也是不同金融机构在业务层次上的“混业”。过去多年，金融机构都强调由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但由于“需要旺盛，供给不足”，缺少足够丰富的金融产品、服务和金融工具作为支撑，转型业务模式并不容易。当金融行业重新走向混业经营时，创新力度不断加大，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完善，金融产品、服务和金融工具变得足够丰富起来，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搭配产品结构，结合适当的金融工具，按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向投资者推介最合适的财富管理计划或方案，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信托公司是为机构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自然人）服务的金融机构，历史上经历过从客户出发再到产品的阶段，目前演变为从产品出发再到客户的阶段，我认为，未来信托行业在新的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必将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归到从客户出发的原点。
作者：徐虔
第二篇：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辨
摘要：公共信托原则作为环境法上一项古老原则，虽借用了信托关系的框架，但与信托法律关系并无关联。三种基本信托关系与公共信托原则的对比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上表明二者存在质的差别。而且由于理念与价值观上的区别，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分属于不同的法域，因而只有正确区分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才能准确界定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性质。
关键词：公共信托原则;信托关系;法域;私法;社会法
一、引言
公共信托原则源于罗马法，形成于英美法的判例之中。公共信托原则指政府对具有公共性质的环境资源应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起受托人的义务，依环境资源本身的性质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众能对这些资源实现其应当享有的权益。政府对信托财产的义务不以国家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为前提，即使信托财产为私人所有或占有，政府对该信托财产的信托义务仍不得免除。
信托一词就其原意，与对其他人的信任有关。而在法律特别是信托法中，“信托”特指一种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财产的法定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由不同主体持有。
公共信托原则中“信托”一词的使用更多地是从这一词的原意出发，虽借用了信托关系的框架，但与“信托”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无太大关联。然而，仅仅由于二者名称的误导，许多人用信托法来解释和分析公共信托原则。如Cinque Bambini Partnership v.Mississippi案中，法院认为，“在州出现时，美国创设(created)了两个信托而使各州持有其土地以用于公众目的”。公共信托原则应是直接源于法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而绝大多数信托关系则是必须通过当事人创设而产生的。该判词用“创设”一词无疑将公共信托原则误解为信托关系。
二、从三种基本信托类型出发的甄别
既然信托法上的信托强调不同主体分别享有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则那些把信托法仅仅局限于法定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分离的法官们似乎很容易把公共信托划归于信托法：法定所有权被认为由国家享有，而衡平法所有权由公众享有。由此，国家作为受托人有义务为了公众的利益管理财产。
实际上，信托法远非如此简单。由于各国信托法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实务操作上允许灵活变通，因而信托类别纷繁复杂。普遍接受的分类方法是根据信托的创设方式将信托分为三大类：明示信托、隐含信托和法定信托。
(一)明示信托
明示信托是最为典型的一种信托类型，是由三方主体构成的一种法律关系，即其是“存在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一种关于财产的委托转移、管理以及受益所形成的财产信赖关系”。创设信托而将财产转移给他人的人为委托人，基于信托而持有财产并负有管理处分义务的人为受托人，享受财产利益的人是受益人。明确明示信托的创设和运行具备三方主体性这一特征，对理解信托这一法律工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托目的作为信托构造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明示信托中是由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本着意思自治原则明确表达出来的。
把公共信托原则置于信托法的框架中，像上文所述那样，把公众作为受益人，把国家作为受托人，那么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确认委托人。英美法的发展历史中，这一问题曾被争议不休。
美国最高法院在公共信托鼻祖性案例——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诉伊利诺斯州案中明确：伊利诺斯州依法持有密歇根湖的航行水域“是为了该州人民而以信托的方式所持的所有权，以使该州人民能够在其上航行、从事商业活动以及自由捕鱼而不受私人主体阻碍或干涉”。但是在整篇判词中都未解释该信托的创设者即委托人是谁。
有人会把伊利诺斯案中的委托人理解为联邦政府，认为是联邦政府将土地移转给伊州。这一观点对那些联邦宪法通过后加入联邦的各州似乎有一定说服力，因为可以认为联邦宪法隐含着创设这个信托的意图。但它无法解释的是，那些先于联邦政府成立的各州在联邦宪法通过之前是否受到公共信托原则的制约?如果是，委托人是谁?如果不，这些州是否可以任意处分其财产而无需考虑公众的利益?
在Phillips Petroleum Co.v.Mississippi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最早的那些州的信托的创设者是各州自身，其后加入联邦的各州，信托的创设者是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是否能在后加入的各州创设信托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伊利诺斯州是一个后加入联邦的州，但在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诉伊利诺斯案中，最高法院却全然未从这一思路考虑。原因在于各州对财产的法定权利直接来源于王权，而非联邦政府。而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在创设信托之前必须首先是财产的权利人，否则他无权向受托人移转财产。当然，也有人认为联邦政府至少应是权利从国王到各州过渡中间的一个链条，也就是曾为财产短暂的权利人。但这里又面临一个难题，即联邦政府从国王手中获得的财产本身已隶属于公共信托，因为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在英国作为国王和国会之间斗争的结果，公共信托原则的思想已经体现在成文法和判例中，并限制了国王曾经拥有的对土地无限的处分权以及对海岸等公共资源的独断性的权利，旨在保障公众对这些资源的权益。联邦政府获得土地所有权再将土地赋予各州时，是否能够延续或者废止前述公共信托而创设新的公共信托，并无充分的依据得以论证。
最初加入联邦的各州内的公共信托由其自己创设的说法与我们刚才论述的联邦政府作为信托的委托人的观点面临同样的问题，即这些财产为国王所有时已隶属于公共信托，“作为国王对那些水体和土地权利的继受者，各州继承了国王的义务”。
这样，公共信托的委托人的问题似乎只有追溯到英国国王了，而这显然是荒谬的。尽管至少从《大宪章》开始，英国法已确认了公众在潮水水体之上航行和捕鱼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既需要依靠国王得以实现，同时也违背国王的意愿。实际上，公共信托原则的产生是国王屈服于国会和民众压力的结果，其初始目的就是防止国王倚仗其所有权而排除社会公众的权益以及授予其宠臣以特权。因此国王没有创设公共信托的意愿和理由。
在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18、19世纪，人们开始在人民主权理论中去寻找公共信托的委托人。继受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John Mar-shall直言：“政府直接源于民众;代表民众而就任与设立……民众有完全的自由接受或拒绝它;而且他们的行为是最终的。”如果民众是根本的主权所在，则不难理解有人把民众作为公共信托的委托人，把国家作为受托人，民众自己是受益人。确立这一命题之前必须先明确的一点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在一个民主社会，国家是民众的代言人，听从民众并为其服务，民众是国家政权的根本所在。依据信托法，个人或团体不
得同时为同一信托的受托人和受益人，而且“一个人不得成为自己的受托人，这样的信托毫无意义”。国家与民众的根本一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民众作为委托人有悖于信托法基本精神。
在英美法关于公共信托原则的几百年历史中，人们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来回答谁是公共信托的委托人问题。实际上这种寻找本身也徒劳无益，因为无论是国王、各州、联邦政府或民众，都不可能明确表达出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明示信托的信托目的条款，主要原因在于公共信托原则的目的、内容、范围随着公众的价值观和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公共信托原则……不应被认为是固定和静止的，而应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其为之服务的公众的需求而被塑造和扩展。”然而这却是与信托法相违背的，因为委托人在创设信托后不得改变其信托条款。“委托人决定委托条款的意思表示是指其创设信托时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他其后的意思表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无从找到委托人或者不存在明确而不变的信托目的，因此公共信托原则不可能属于明示信托这一最为典型的信托类型。
(二)隐含信托
隐含信托分为归复信托和推定信托。“归复信托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一个人处分或促使处分了一项财产的情形使人相信他并不期望取得或持有财产的人从财产中获益……”此时由法院判定信托利益归复财产出让人。公共信托原则是否适合这一定义取决于隶属于公共信托的财产的归属。一种常见的情形是私人从国家手中获得财产(如土地等)，可以认定国家并非期望通过财产移转使私人获得排他性的所有权，财产需要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公众利益为目的得到管理。公共信托原则亦不乏此类判例，如People v.California Fish Company案中法院指出：“这些(可航行水体下的)土地受让人获得的并非是绝对所有权，而只是取得了服从于公众航行权的权利。”从该角度理解，归复信托与公共信托似有相符之处。但对于一直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则无法适用归复信托理论，因为此时必须把国家作为受让人而找到财产的出让人，且财产的利益应为该出让人享有。对于民众来讲，君主或国王显然不是财产出让人。如果认为民众为出让人的话，就又遇到前述明示信托中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认定问题。因此很难说公共信托是一种归复信托。
推定信托也是由法院强制设定的信托。无论是谁，只要实际上为受益人持有财产，比如受托人将财产出让给第三人，而第三人又无法证明他是有价值的合法财产的诚实买主而没有注意到受益人的利益，即可推定为受托人。推定信托是衡平法出于正义和良心、防止不公平的发生而由法院强制判决设立的信托。推定信托发生于财产持有者无获得财产权利的法定依据，需防止受益人利益受损的情形。无论是国家对其财产的所有权还是私人合法受让财产都与此无关。因此公共信托显然不是推定信托。
(三)法定信托
法定信托是指依照制定法的明文规定而设立的信托。由于美国很多州在其宪法或制定法中明确体现了公共信托原则，因而有人将公共信托归于法定信托，这一观点亦值得商榷。仔细审查法定信托的诸种情形就会发现，法定信托都符合作为设立信托的核心的三个确定性要求，即设立信托的意图的确定性、信托标的物的确定性以及信托受益人的确定性。而公共信托原则与后两项确定性要求尤其格格不入。
信托标的物的确定性包含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与受益人受益范围的确定性两个方面。公共信托财产的范围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固定下来且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历史上英国由于航行水域极为缺乏，海洋、河流和湖泊最早被确定为公共信托财产。有时信托范围的确定取决于“可航行”的司法界定，但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它可能宽泛得以至于包含所有适合于公众娱乐的水体。而且后来公共信托财产远远超出传统的水域范围而延伸至土地、森林、野生动物、古生物化石、电磁波等。公共信托原则受益人受益范围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得以确定。由于公共信托是为了保障公众对公共资源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我们姑且把公众作为受益人。然而公众对这些资源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呢?最早英国将公共信托的用途局限于航行。1810年宾夕法尼亚法院首次把公共信托原则延伸至航行用途以外的捕鱼。19世纪末美国最高法院则确认了公众基于公共信托原则在水体之上航行、进行商业活动和自由捕鱼的权利。20世纪公共信托原则已扩展到在国家航行水域上洗浴、游泳、划船和进行通常意义的娱乐的权利。并且此时人们认为不断变化的公共需要应该被纳入公共信托用途之中。
信托要求受益人是确定的或者是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不能确定，信托就是无效的。在公共信托中，被作为受益人的公众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状况、不同价值观的无数个体构成。正如Mcphail v.Doulton(1971)案中Lord Wilberforce指出的，像“为大伦敦地区所有居民的利益”设立的信托，由于受益人的定义显得太广泛而不能形成任何一个类型的信托。因为此时信托法上的受托人无法实施信托。比如一方面有关部门倾听的是要求尽快而节俭地完成修路任务的呼声，另一方面又有人强调保留公园、湿地和空地(因为修路势必占用这些资源)。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则应把哪一方作为受益人而保障其利益呢?再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州City of Mad-ison v.Tolzmann案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州范围内的公众与市范围内的公众对特定资源的需求有所不同时，哪一方的利益更应得到关注呢?
以信托设立的三个确定性要求衡量，公共信托无疑难以称为法定信托。而且这一标准也足以把公共信托从其他各类信托中排除出去。
三、以法的理念与价值观法为参照
从信托关系与公共信托原则的制度层面对二者进行区别并非本文的根本目的，深入到二者的法理念与价值观，对其进行法域定位才能真正将二者辨明。
信托法作为民商法的一部分，属于私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托关系的商业性色彩日渐浓厚，越来越成为平等主体交易的一种方式。“向来的信托制度已从中世纪无偿的传统性信托，转变成有偿的现代性信托。”受托人忠实地执行信托条款为受益人利益管理财产，其终极目的无非是获取市场利润。信托法更多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等价有偿等民商法理念。而国家依据公共信托原则为公众的利益管理公共财产显然不是以获取市场利润、以自利为终极目的。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亦不能以平等市场主体的关系来界定。准确地说，公共信托原则属社会法范畴。信托与公共信托是有着不同价值取向、适应于不同社会领域的两种法律关系。因此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分别处于不同的法域。
探讨该问题不能不从近代民法的发展与变迁说起。18、19世纪西方国家在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的学说推动下，个人权利的保护成为民法的最高使命，个人权利成为民法的核心观念。这种观念在近代民法中集中体现为三大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和过
失责任原则。此阶段民法为权利本位，更确切地说是个人权利本位的民法。它冲破了此前人们在封建制度下因身份关系而遭受的权利行使的羁绊与阻碍。然而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和无限制性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和加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进而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后，民法转向重视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法国学者狄骥更是进一步从根本否认民法上的权利，声言：“人在社会并无自由，为尽一己之职责，只有依社会利益而行动的义务。”由此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了修正，形成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主要表现为：“契约自由的限制、所有权绝对原则之限制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采用。”但是民法社会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如果片面强调民法权利的社会性，把私权利空间排挤殆尽，无疑会抹杀个人的财产权利、损害个人自由。
从对个人自由的极端尊重到关注社会利益这一历程并未也不应改变民法的私法性质。“实则20世纪以来所谓社会化之法制，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在一片喧嚣的“公法”替代“私法”的浪潮中，哈耶克冷静地指出：尽管在一个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公法有必要组织一种能够使作为其基础的自生自发秩序发挥更大作用所必需的架构，但是公法却绝不能因此渗透和替代私法。显而易见，这里所隐含的乃是哈耶克批判现代“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他整体建构其法律理论之重心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逻辑展开。梁慧星先生在论证中国民法本位问题时也提出了如下中肯的建议：“我国制定民法典应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兼顾对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因此尽管经历了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的变迁，民法仍然是典型的私法。
作为私法的组成部分，信托法调整的是私人主体的平等关系。而公共信托原则发生于国家、公众和私人之间，远远超出了私法领域，属社会法范畴。某些法律规范的适用以及各个不同的法院部门之间的不同分工，都是以精确的法域界定为基础的。只有明确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的不同法域地位，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界定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性质，才能正确地在实践中适用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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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真
第三篇：S信托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研究
摘 要：近几年，由于信托业务不断扩张，风险管理的滞后，在信托业务产生高利润的同时，必然的带来了重大风险。论文通过案例分析，以系统论观点提出了风险管理策略。该策略包括：信托业务关键流程设计，信托项目启动时尽职调查、运行期定时排查风险、清算期专项审计风险。
关键词：信托;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生命周期理论
在信托业务产生高利润的同时，随着信托业务不断扩张，而风险管理体系相对滞后，必然的带来了重大风险。S信托成立于2002年，随着公司信托业务的快速发展，及目前所面临的复杂金融环境，风险管理问题尤为突出。论文以S信托的风险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和评价S信托的风险管理现状，分析典型信托项目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总结对信托项目风险的控制手段和处理方式。
一、信托业务风险相关理论概述
(一)信托业务风险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将主要从事信托业务的一类金融机构称为信托公司。规定信托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使用受托人身份来处理信托业务并将收取报酬做为目的的一类经营行为。
赵磊(2013)认为我国信托法中混淆了委托与信托，致使信托财产归属上的错误。认为应该确立受托人是否有违反义务的行为的客观可操作标准，由受益人而不是委托人行使救济权利，确立受益权为特殊物权，以保护受益人权益[1]。
(二)风险管理理论
著名学者Henri fayol认为“风险管理是公司的基本管理活动之一”。哲里·S·罗森布罗姆(1972)在其所著的《A Case Study in Risk Management》中对风险的定义为：风险就是损失的不确定性[2]。
杨华(2015)概述了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的基础理论和房地产信托的发展过程中风险组成，并对如何加强信托风险管理展开探究[3]。朱丽萍(2015)研究了典型信托业务风险来源，然后从交易对手和信托公司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信托业务风险的因素，最后针对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净资本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控制信托业务风险的建议[4]。
(三)项目和项目生命周期理论
项目是一个为了完成有益的变化而被分配了某些资源来进行工作的短期性组织。项目是一种正式的法律关系或非正式的契约关系;项目是一个处理信息的系统。因为信息也是一种资源，随着被分配给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信息管理，包括沟通在内，也成为项目管理的组成部分[5]。
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PLC)理论最早是在196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是产品存在的市场寿命，即一个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至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项目每个阶段都以一个或几个可交付成果的完成做标志，称为里程碑[6]。
二、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现状和问题分析
(一)S信托公司简介
S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是由S省信托投资公司改制而成，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0亿元。S信托现有员工100余人。目前设有自营业务部、信托业务一、二、三、四部、投资银行部、资本运营部、投资管理部、合规风控部、审计稽核部、计划财务部、信息管理部、人力资源部以及总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等职能部门。
(二)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1、内部控制概况。S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根据法人治理机制的需要，建立了权责分明、有效制衡、协调和运作的治理结构;依照金融企业运行的要求，加快内控文化的建设，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内控制度;牢固树立内控优先的风险理念，不断增强全体员工的内控与依法经营意识;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真正把内控文化的建设和执行落到实处，营造良好的内控环境。
2、风险管理概况。风险管理是S公司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司始终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原则，建立了多层次、全覆盖的风险控制体系，对公司开展的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确保将各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保障公司业务稳健运行。
三、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案例分析及策略设计
(一)S公司信托业务案例分析
1、案例背景
案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目的：
①由受托人以精选证券加分散投资的方式将信托资金组合运用于证券市场，在有效防范和控制证券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力求使委托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
②通过结构化设计，使优先受益权委托人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获取相对稳定的信托利益;一般受益权委托人以自己持有的信托单位为限，在保证优先受益权委托人按照信托文件约定获取信托利益的基础上，有机会获取超额的信托利益。
(2)信托计划规模
①信托计划规模预计为6300万份信托单位。其中一般受益权信托单位份数与优先受益权信托单位份数的配置比例为1：2。
②本信托计划接受自然人委托数量不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无此限制。
(3)信托计划的期限
信托计划的期限为一年，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开始计算。
2、S公司信托业务的生命周期分析
信托项目风险的管理贯穿于项目生命的始末，对S信托操作案例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将其划分为6个时期(如图1)。
通过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对S公司实际信托业务操作案例进行分析，结合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现状，发现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风险管理流程设计存在漏洞
S公司针对不同时期的信托业务流程设计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是信托项目立项、尽职调查及事前评审流程;信托资金运用划款流程;信托项目处置流程等3个业务流程存在风险监控遗漏和监控部门重复的情况。
(2)定期风险排查执行不力
在项目运行期，S公司定期风险排查工作不能准确围绕公司经营管理关键环节、风险多发业务领域组织开展。
(3)针对已发生风险的项目，事后审计、责任落实不到位。
在项目清算期，S公司对信托风险项目的专项审计工作不到位，对项目风险的处置和化解程序不完善，对履职问责制度设计不严密。
(二)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策略设计
1、信托业务关键流程设计
S公司的信托业务作为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其流程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信托业务乃至其它业务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S公司应针对信托业务专门设计有效的业务流程制度，为下一步业务风险的控制做好制度保障。
信托业务中主要有以下5个流程容易引发风险发生，有关流程设计的说明如下：
(1)信托项目立项、尽职调查及事前评审流程
S公司业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对项目进行初选并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合规风控部风控前移，出具合规意见，项目经业务部门总经理审批、事业部执委会审议通过后，业务部门可上报信托业务风险控制委员会评议。
(2)信托资金运用划款流程
信托资金运用划款流程由信托经理在资产管理系统中录入相关业务流水并经部门总经理复核通过后，自动推送到信托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审批，最后由信托财务部门出纳岗在资金交收系统中交收后流程结束。
(3)信托项目处置流程
S公司业务部门负责制定信托项目处置方案，报业务部门总经理及事业部执委会主任审批同意后，并报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2、信托项目运行期定时排查风险
为建立一套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公司经营管理风险，提升公司风险管控能力，制定S信托定期风险排查管理办法。
定期风险排查，包括对S公司信托业务、固有业务的定期风险排查和对S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定期风险排查。定期风险排查工作应围绕公司经营管理关键环节、风险多发业务领域组织开展。
信托、固有业务风险排查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尽职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信托资金的使用情况、抵质押物的合法有效性、交易对手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和流动性等情况。内部控制风险排查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内控办法的完善性、办法的执行力等。
3、信托项目清算期专项审计风险
为促进S信托风险项目的专项审计工作，推动项目风险的处置和化解，落实履职问责制度，明确责任，制定S信托风险项目专项审计实施办法。
风险项目专项审计是指当项目发生风险后，S公司审计稽核部组织人员对风险项目所涉及的企业的经营情况、公司各部门的履职情况和制度的执行情况等进行的专项审计工作。
四、结论
信托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是信托业务风险管理。论文对S公司的一个典型信托业务项目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案例分析，然后针对发现的S公司信托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信托业务流程设计以及采取项目生命周期的风险控制方法，结合S公司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信托业务风险管理对策，可以有效防范和降低信托业务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赵磊.信托受托人的角色定位及其制度实现[J].中国法学，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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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