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论文

2017年3月20日早晨，美国著名银行家、慈善家大卫·洛克菲勒在纽约家中离世，享年101岁。北京协和医院发文纪念：“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论文 篇1：

印度医学教育

摘要：印度医学院在近两百年的扩容之后，已成为全世界医学毕业生最多的国家。本文从医疗卫生保健、医学监管机构、公/私立医学教育、招生制度、本科教学及课程改革、教师发展等方面对印度医学教育进行系统回顾，找出问题所在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医学教育；印度；课程教学；监管机构；卫生保健

Medical Education in India

RITA SOOD(writor)， ZHOU Ying (editor- translator)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 India；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gulatory institute； Healthcare

在印度，学生必须完成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并且在此期间修读完物理、化学和生物，才有资格报考医学院。医学院选拔考试以多选题形式为主。大多数医学院本科学制为四年半，课程根据传统的学科划分来设置，采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学生考核亦通过传统的常规方式来进行。此后学生还必须完成为期一年的轮转实习才可获得印度医学会(MCI)的执业认证和注册。对于大多数医学毕业生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继续攻读某一专科的研究生课程。印度每年约招收12，000名攻读各个专科方向的医学研究生，其选拔考试同样也以考查学生的知识为主，而不关注其技能和职业态度。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医学教育领域为了迎合社会的需求曾试图进行课程改革，但是只有少数医学院引入了新课程教学方法，而对技能的训练和评价仍然不够重视。

近二十年来，印度的医学院迅速扩容，其结果之一是导致合格的医学教师极度缺乏。尽管出于认证制度以及促进教师发展的考虑，每个医学院都应当设立医学教育研究机构，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印度医学教育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亟待改善：应当在全国范围内逐步采用新型的课程教学和评估方式，并建立常规教师发展计划；认证过程应当更为严格，在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应注重教育质量的考查；扩容速度应减缓以保证教育质量。

背景

印度的医学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现代医学系统”，即对抗治疗医学。另一类是“印度医学系统”，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补充、替代医学”，它包括阿育吠陀医学、尤那尼医学、悉达医学以及同类疗法医学。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与“现代医学系统”有关的本科医学教育。

印度是世界上拥有医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共有医学院271所，其中公立134所，私立137所，每年招收大约30，408名学生攻读印度医学本科(MBBS)课程。1980年，印度仅有112所医学院；1994-1995年增至152所，招生数约12，249人。近二十年，医学院数量急剧增加，私立医学院从1995年的47所激增至2007年137所，而公立医学院仅从109所增至134所。这些医学院大多同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少数医学院仅招收研究生。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NKC)工作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所有医学院共可招收约12，000名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包括为期三年的住院医师项目和为期两年的学位项目两种。此外，还为已完成研究生课程者开设了专业进修课程。

研究生医学教育机构的认证主要由MCI进行，另外还有450所医疗相关机构经国家医学考试委员会(NBE)认证，获得各专科的研究生培训及证书授予资格，这些证书与大学学位具同等效力。NBE于1975年由卫生部组织建立，目的是为了提供研究生考试及其评价机制的统一标准，目前进行54个专科方向的考试并颁发“国家委员会证书(DNB)”。多年来，经认证的这些机构已培养出大量获得DNB学位的医生，但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许多机构的师资和教学设施仍然短缺。

1986年以来，印度已建成了6所卫生科学大学，以帮助医学院校及专业医疗机构更好地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多学科专业教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是印度最高的政府机构，它负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相关标准的协调、确立和维护，以及考查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是否可被授予大学同等地位。多年来，许多私立医学院已获得了自治权和学位授予权。

印度的医疗卫生保健及医学教育

尽管每年印度都有大量的医学生毕业，但是医生资源仍然短缺。初级医疗保健的质量和效率也令人担忧，许多初级保健中心甚至没有医生。整个印度的平均医生-人口比约为1：1722，远远无法满足国家卫生保健的需求。问题出在医生的分布、可获得医疗服务的途径、医疗服务的实用性、公平性和费用等方面。以下问题尤为突出：

●很少有医生愿意去边远地区执业，因此边远地区很难获得医疗服务。

●大量医生资源流向国外。

●专科医师-全科医师比不断上升，导致初级卫生保健费用上升、有失公平。

●成本密集型的医疗方式比预防保健受到更多关注，这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公共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缺乏。

●大部分卫生保健服务是自费的，健康保险覆盖面很低。虽然印度的大城市中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但大多数家庭都无法负担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

无可否认，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国民的健康指标有显著的改善，但在国内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为了更长远的改善人口健康，应当进一步完善卫生保健制度，同时提供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服务。应关注医学教育领域的问题，教学过程过于重视二三级医院的医疗能力培养，而忽视了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培训。

医学教育监管部门

印度的医学教育监管部门是MCI，隶属于卫生与家庭福利部，是在1934年基于印度医学会法案而建立的。该法案最初于1933年颁布，已于2001年重新修订。根据该法案最新条款(2008版)，MCI的主要职能有：

●建立和维护本科及研究生医学教育的统一标准。

●提供对印度本国或外国医学机构医疗资格的相关审查标准。

●负责医生的执业注册。

●处理与他国医师资格互认等双边事务。

医学院必须经MCI认可才有资格办学，而医生也必须经MCI或NBE认证注册才可以从事相关医疗活动。医学本科、研究生以及亚专科培训课程的重大改革都要经MCI批准，包括教学设备、师资需求、评价方式等等。但MCI只提供宽泛的指导性建议，细节问题由各大学自主制定。

MCI对医学院的资格认证大多关注其硬件资源、教职员数量等其他资源，而对课程教学和评价手段则不太重视。在认证过程中，MCI专家组也很少通过与教师、学生及病患交流互动来了解医学院的教学活动以及教学医院的医疗情况。事实上，认证过程应当更为严谨，应当更多的关注教学质量而不仅仅是硬件条件。

根据印度国家教育政策标准，要把重点放在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上，UGC专门于1994年建立了一个新的自主管理机构，称为国家认证和评估理事会(NAAC)。其职能是负责印度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包括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评估过程包括提交自评报告及同行评议进行分级和认证。NAAC的认证有助于医学机构对自身的强势、弱势、机遇和挑战有清楚的认识，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鼓励引入创新的教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NAAC也向社会提供了关于各医学机构教育质量的可靠信息。值得注意的是，NAAC的注册认证属于自愿性的，已有3500所医学机构经NAAC评估和认证。然而，很少有医学院校要求得到NAAC的认证，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有待探究。

印度医学教育的私有化

印度相关法律规定，私立医学机构必须为非盈利的组织，对招生和学费有严格的限制，并且必须得到卫生部和国家医学委员会许可，经各联邦医学委员会认证后才能创办，同时必须与大学挂钩。

1950年以来，私立医学院数量猛增。1970年到2004年期间，医学院数量及招生数增长了约900%，其中公立医学院仅增长了36%，而且新增私立医学院主要集中于富裕地区，57%的新建医学院集中分布在以下几个邦内：马哈拉施特拉、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安得拉、古吉拉特和喀拉拉，并且在这些地区医学院录取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正相反，在印度东北等地的某些邦却连一所医学院都没有。联邦医学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新注册的医生中近75%集中分布在占全国人口50%的最健康和富有的邦和地区。

私立医学教育的迅速扩张主要受两个因素推动：公立医学教育预算受到限制，对医学机构的准入机制呈现更为开放和宽松的态势。结果是教育产业化，兴建新的医学院成为一项可获利的投资，但这一现象是印度各邦所共有的。对不同地区私立医学教育呈现不同发展趋势的可能解释有：

●在经济更发达的邦内，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市场更广阔。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中产阶层民众的增多，印度人更愿意花钱买教育。而医学教育也正经历一个范式的转移——从利他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由于各邦医学院分布原本就存在差异，海外归国的医生更多地回到医学院集中分布的地区，这也满足了MCI对高质量师资的需求。

宽松的准入机制加之邦内较大的政治自主权也是导致这些地区医学院数量过度增长的原因之一，而人头费及高额学费已逐渐转变为创收的渠道。事实上，私立医学教育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而是多方面的：

●医生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城市较农村地区多，这进一步加剧了卫生保健服务的不公平性。

●私立医学院通常与私立医院挂钩，而私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与患者付出的费用相关，使得到私立医院就诊病患很少，造成医学生缺少临床学习机会。

●许多私立医学院教学设施和设备不充足，学生、教师质量差，使得总体医学教育质量下降。

●私立医学院的骤增导致教师紧缺，从而形成了对教师的恶性竞争现象。为了达到MCI的师生比要求，应付检查，许多私立医学院甚至采取从其他学校“短期聘用教师”的方式。

●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亦影响了标准的制定，导致医学教育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

诚然，应当肯定有些私立医学院确实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并通过高薪及其他奖励机制吸引高水平的教师，保证较高的学术水准，但实为少数。总体上，为了保证医学教育的质量，有必要对私立医学院的非健康增长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所有的医学院都能达到政策部门所制定的最低标准。印度急需一份类似于1910年的Flexner报告以指明改革和重建医学教育的方向。

医学院的招生制度

医学院招生对于印度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学生必须完成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并且在此期间修读完物理、化学和生物，才有资格报考医学院。医学院选拔考试以多选题形式为主，除了将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录取的一个依据之外，还要考虑学生自身的选择以及所报考学校的招生名额。报考医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属于弱势群体，因而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

公立医学院的招生过程比较透明公正。至今为止，约85%的医学院选拔考试采用邦内联考试题；余下的15%则采用全国联考试题，学生可任意报考别邦的医学院。其学费主要以教学活动的成本费用为依据，由邦政府统一制定。相反，私立医学院的招生政策则不那么公开，大多由学院内部决定。为了保证一定的收益，私立医学院招生数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这些学生的学费显著高于公费生。对学生的选拔往往还将其在学费外给予学校的费用资助情况作为依据。此外，对于留学生，医学院的学费也较高。

在印度，大多数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倾向于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或从事临床相关工作。学生必须完成为期一年的轮转实习才有资格参加研究生选拔考试，考试也以多选题形式为主，竞争相当激烈，而且也需支付高额费用。

印度医学院的这种选拔招生机制存在哪些问题呢?首先，医学院选拔过程完全基于对理论知识的考查，而没有关注学生的技能和态度。许多学生报考医学院是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自身并没有什么动机和专业精神，这种选拔机制完全忽略了此类问题。其次，缺乏初级医疗保健设施和设备使得本科毕业生中致力于攻读研究生课程或是想要在城市就业的医学生比例过高。研究生招生人数有限而报考人数多，再加上选拔考试只关注理论知识学习，导致绝大多数医学生只知道应试，而轻视了实习阶段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第三，由于医学领域呈现高度专业化的趋势，医学毕业生普遍投入更多财力去接受专业训练和临床训练，导致实际医疗过程成为成本密集型的服务，而不是可满足社会需求的成本收益型服务。

本科教学及课程改革

印度医学教育依然保持着传统模式，其本科教育学制五年半。前两年半为前临床和临床过渡时期，主要进行临床相关基础学科的课程学习；后两年则主要进行临床课程学习，随后还有为期一年的轮转实习。学生从第一年末就开始接触临床，主要形式为各临床大科见习。教学评估和考核方面，印度医学教育也使用传统模式，包括论述题、简答题、多选题等考试形式，主要关注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而缺乏对技能以及专业沟通能力的考查。

医学生的课程学习十分繁重，教学形式为专家授课，不重视基础与临床的结合，学生必须自行将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并应用到实际病患治疗过程中去。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进行课程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印度政府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适应国家卫生保健需求，应对医学教育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此外，多项研究也指出医学课程存在的问题。WHO-SEARO的印度医学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组织建立了各医学教育机构的联盟，囊括了各学科的教师和专家。这些机构共同进行调研，建立数据库，了解社会需求，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定相关文件。研究表明医学教学和评估现状与健康/疾病模式不相符，建议对MBBS核心课程作明确界定，哪些是学生必修的，哪些是值得学习但并非重点的等等。同时强调引入整合式教学，加强技能学习，重视行为与沟通技能、管理能力、健康经济以及医学伦理方面的内容，并使评估过程更客观全面，重视能力的考查。这些内容均被纳入了MCI的课程修订计划中。近期，卫生部还根据“国家乡村卫生任务(NRHM)”启动了一个课程调整计划，NRHM是印度政府于2005年引入的，旨在使医学教育更适合国家的需要。

其他课程改革还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整合式教学，引入改良的PBL模式，采用新型的教学手段(比如信息技术)以及学生评价工具等等。有些医学院还引入了综合实习项目、社区教学项目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但这类医学院所占比例很小，并且这些课程缺乏统一的规范。总体上，在大多数医学院中，课程改革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

在过去的数年中，医学教育的全球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从整个印度范围来看这方面的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除了需要MCI制定大方针和政策，还需要各机构多方合作，落实相关新举措。医学教育的全球化使更多留学生来到印度，同时也使更多印度医学毕业生流向世界各地，因此有必要审慎采用医学教育国际标准，并针对当地的卫生保健需求做适当调整。

对于医学教师资源紧缺的状况，应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协调资源，促进公/私立医疗机构的合作，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共享资源。这正是改善基本标准并制定全国医学教育质量统一标准所迫切需要的。

实习

轮转实习是医学生必须参加的重要培训过程。在这段时间内，学生有机会直接参与医疗过程，训练操作技能，并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社区培训。轮转过程中或实习结束后没有正式的考核。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实习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医学本科毕业生大多使用这段时间来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即依然把关注重点放在理论知识学习上，忽略了技能培训。如何有效利用实习阶段来提高学生的能力是众多医学教育者关注的问题。

教师发展

促进医学教育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重视教师发展，这不仅仅是一项成本效益型的干预手段，更是将医学教育与国家卫生保健需求相联系的长期策略。正如事实所见，过去二十年间医学院急剧的扩容导致教师资源短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教育质量问题。因此，为了保证教育质量，非常需要引进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另外，对现存教师的培训也很少，培训质量亦缺乏保障。根据MCI提出的本科医学课程改革方案，各医学院必须成立医学教育研究部门，帮助教师掌握新的教学手段，适应医学教育发展新趋势。

印度医学教育领域的教师培训最早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卫生部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于1976年在贾瓦的医学教育研究所(JIPMER)建成了第一个国家教师培训中心(NTTC) 。以后另三所类似的培训中心陆续建成，开设的培训课程旨在提高教师对理论和实践综合教学的认识，并积极促成医学教育研究部门的建成。1989年，医学教育技术中心(CMET)在新德里落成。此外，英国邓迪技术学院和邓迪大学的医学教育中心对印度早期教师培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7年后，公/私立医学院中的医学教育研究部门显著增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MCI出台了医学教育指导性文件。印度的三所健康科学大学(卡纳塔克、泰米尔纳德和马哈拉施特拉大学)建立了课程发展研究部门，通过提供经费和人力资源来支持医学教育研究部的工作。马哈拉施特拉健康科学大学(MUHS)近期成立了医学教育系，独立聘请教职人员。但并非所有的医学教育研究部门都切实地发挥了作用，这些部门的成立也并非代表教师发展已步入正轨。

过去五年间，印度的医学教师发展一直受到美国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发展委员会(FAIMER)的支持。FAIMER是美国ECFMG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支持促进全球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发展的研究项目，并建立全球网络以加强各国医学教育研究者之间的联系。FAIMER在印度共协助三家地区教育机构发展医学教育，这三家机构分别是在孟买的KEM&GSMC，卢迪亚纳的基督教医学院，印拜陀的PSG医学科学研究中心。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教师认识到了接受培训的必要性。近期举办的主题为“提高医学教育地位”的全国医学教育会议(NCME2007)受到多方关注，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位医学教育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各医学教育研究机构的长期合作以及教师发展创新经验的共享达成了一致，并草拟了相关的建议和计划。主要内容有：

●政府对教师发展要予以大力支持。

●建立三级培训架构进一步发展医学教育(由各医学院医学教育研究部门组织的基础培训，区域层面的领导能力、管理技能等进阶培训，以及国家层面的医学教育证书、学位培训)。

●新聘教师必须参与教师培训。

●医学教育学术研究与教师专业进修挂钩。这将成为医学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并有助于引起决策者对医学教育的关注，提高知名度。

总结

印度医学教育仍然面临众多挑战：大多数医学院培养出的医学毕业生往往欠缺必需的技能和知识，无法满足印度本土对卫生保健人力的需求。因此，大量医学本科毕业生为了就业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攻读研究生课程。另一方面，教师人力短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鼓励教师参加培训，提高学术水平，并将之与教师选拔和升职挂钩，以保证教学质量。

(汪青 审校，责任编辑：赵友良)

收稿日期：2009-01-08

作者简介：周莹，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ＲＩＴＡ　ＳＯＯＤ著　周　莹　编译

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论文 篇2：

洛克菲勒与北京协和医院

2017年3月20日早晨，美国著名银行家、慈善家大卫·洛克菲勒在纽约家中离世，享年101岁。北京协和医院发文纪念：“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北京协和医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的闪光宝石。打造这颗宝石的主要是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老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老洛克菲勒）和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小洛克菲勒）。

洛氏在华慈善事业选定医学

洛氏基金会是由老洛克菲勒创立。洛克菲勒家族起家于石油，到19世纪末已垄断了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25%的原油产量。老洛克菲勒也因此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首位十亿富翁。面对滚滚财源，如何运用巨额财富？老洛克菲勒笃信基督教，是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深信行善是“爱上帝”与“爱人”的表现以及进入天国的依据。因此，老洛克菲勒相信只有投身公益事业、造福社会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实现真正价值。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都捐献超过百万美元。

但随着向老洛克菲勒呼吁捐款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多，每天追踪要钱的人使他应接不暇。老洛克菲勒求助浸礼会牧师盖茨，这位颇有远见的好友告诉他，以他的财富规模，必须“科学式给予”，即采用“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形式”。老洛克菲勒采纳了意见，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和资助了众多大学。190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大学前身）成立，几年之内在医学研究上做出突破性成绩。1913年5月，洛氏基金会注册成立，首批捐资1亿美元。这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到192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机构。

在老洛克菲勒开始打造慈善王国的时候，大洋彼岸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清末民初的中国从传统社会急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恰是从1863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中国时开始，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让传统农业经济经历洗礼，向现代工商业经济转变；政治上，经过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民国初期对民权的保障，延续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向民主制度转变；思想文化上，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长期的独尊儒术向多元文化转变。

老洛克菲勒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认为让慈善事业漂洋过海的时候到了。1902年，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资助一个宗教团体到中国考察。考察团提出，教育和社会改革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国十分重要。1909年，老洛克菲勒拿出一大笔钱，委派“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这个考察组则认为虽然科学理性可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但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尚不现实，建议转向医学。1913年，成立不久的洛氏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1914年洛氏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考察团，遍访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余个城市。洛克菲勒父子根据考察团的报告，拍板决定：首先在北京，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

1914年11月，洛氏基金会设立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专门负责在华医学项目的管理，并直接建造和运营这所医学院。

“不惜代价”捐建协和

在近代中国，随着国门开放，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兴办报馆、学校、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各种公益慈善设施。在洛氏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创办医学院之前，西方传教士已在北京开办了医院。最早来北京行医的是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雒魏林，1862年创建了伦敦宣教会北京医院，这是北京第一家西医院。1900年，北京医院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事后伦敦宣教会与美国长老会等五个教会联合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派英国传教士科克仁在北京医院旧址上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科克仁在重建医院的同时，其高超医术声誉鹊起，患者不乏朝廷中人。“科克仁大夫最近入宫为李总太监（李莲英）成功医治难症，此实乃向太后展示外国医术效力的宝贵实例”。西方医学得到慈禧的认可，1904年慈禧带头赏银，“特为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建立捐赠一万两白银以示褒赏”，王公大臣随即解囊，李莲英也捐赠了一万多两白银。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正式落成，在落成典礼上，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0余年的赫德爵士在致辞中希望“这所开风气之先的医学堂”为“许多其他医学堂铺石开路”。果如其然，这所学堂数年之后便为另一所医学院“铺石开路”了。

北京协和医学堂1908年正式开课，到1914年共培养了38名毕业生。但其时医学堂的办学经费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1915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20万美元收购了医学堂全部资产。于是，这里的主人便变为洛氏基金会，一座世界一流的医学院随之崛起。新学校的命名不冠以洛克菲勒的名字，而是保留原名中的“协和”两字，将校名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一位官员雄心勃勃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不亞于欧洲或美国任何地方的优秀医学院。”

但仅有几座主体建筑的老协和医学堂，并不适应建设“优秀医学院”及配套医院的发展要求。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老协和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豫王府位于东单三条至干面胡同繁华地带，第一位主人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豫王府鼎盛时期曾有房屋500余间，此时的主人是生于1909年的端镇，由其母佟佳氏“垂帘听政”。随着大清王朝的终结，豫王府也早已生机不再。1916年7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12.5万美元买下豫王府的地产。1917年9月25日下午，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奠基及开工典礼仪式在前豫王府举行。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建设阶段，小洛克菲勒是最终决策者，协和是他一手筹划、不惜重金打造的一项慈善事业。1917年，小洛克菲勒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洛氏基金会董事长。小洛克菲勒从青年时代起就钟情中华文化，对柯立芝设计的中式建筑细节有着强烈兴趣。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设计建造一所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西式先进设备为一体的一流医科大学。

洛氏基金会投入巨资，高标准打造协和。据该校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回忆：“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氏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竣工之前已经开始招生，陆续开办医预科、医本科、护校，以及附属协和医院。到1921年实现教、研、医三位一体，成为中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落成。9月19日下午，开学典礼仪式庄严而隆重，小洛克菲勒专程从美国乘“亚洲快线”轮船，在海上航行月余，赶到中国出席典礼。小洛克菲勒在致辞中期望协和师生“要对贵国国家和民众作出贡献”，企盼有朝一日将这所学校交给中国人民，“这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赞誉典礼之盛大：“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又特别提到：“罗氏演说甚好。”

小洛克菲勒的演说的确“甚好”。把精心打造的闪光宝石无偿交给中国，是慈善家致力于全人类健康的悲悯情怀和崇高博爱精神的写照。

精英教育

协和“志在世界一流”，践行着严格的精英教育，聚集了精英师资。在该校长期工作的中、外籍教授都是洛氏基金会高薪聘请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加拿大人步达生是1927年“中国猿人北京种”的命名者，美国人豪慈教授被誉为儿科泰斗，新加坡华侨林可胜因发现“肠抑胃素”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谢元甫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陈克恢在任药理系助教期间完成了世界瞩目的“麻黄素研究”，李宗恩是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吴宪被美国学者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等等。总之，各科及护校都有各自的名家与成就。

协和的招生和教学也要求精英化，无论考入还是完成学业都极其艰难。小洛克菲勒要求协和要造就世界医学领袖而非二等医学公民，所以教学要求与美国医学院接轨，甚至高于美国院校。学生正式入学前需先读3年医预科，预科达标后再进行入学考试，能够升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只是少数。考入该校本部后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如实行逐级淘汰制，三门考试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1924年，该校首届毕业生仅有3人。

据1936年考入该校、日后成为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回忆：“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4人，留级的有4人。”为避免被淘汰，必须刻苦用功。医学生的最后一年要进临床各科室任实习生，实行24小时负责制。全校对外联系有10条電话专线，对内交换台有200条线，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病案室、各楼通道、餐厅等均设有信号灯系统。从住院医生到实习生每人一个灯号。吴英恺回忆：有事找你（电话及灯号）半小时找不到，第二天院长就要找你问话。这样的事情一年发生多了下年就有被解聘的危险。在“高进严出”制度下，协和每年平均只有16名毕业生，到1943年共培养了医学毕业生315人。

小规模招生、高进严出的培养只是精英教育的表象，其实质是师生和医护人员不仅要铸造起科学家之头脑，拥有智慧、创造力；还要孕育出慈善家之心灵，富含道德良知与公共责任，以及正道直行的价值观。

医护人员对职业的忠诚和执着，使他们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为研究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使身体产生剧烈疼痛，然后再用阿司匹林镇痛。从留存至今的实验纪录影片中，可见其痛苦扭动状。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也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

该校医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他们时常一夜做几个手术，天亮后按已定计划继续当天手术，下午则照常门诊，24小时下来精疲力竭。不少人为了工作放弃了兴趣爱好，如“万婴之母”林巧稚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包括林徽因、冰心的孩子和袁隆平等，林巧稚却终身未婚，放弃了家庭生活。

医护人员注重积累经验，探索疾病规律。该校1921年便设立了病案室，与名教授、图书馆并称“协和三宝”。患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黎民百姓，不管得过几次病，看过几个科，都记录保存。名人如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冯玉祥、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等的病历，至今有案可查。1935年3月5日的一份病历记载了冯玉祥的病患纪录。冯玉祥患腹股沟疝，术前拒绝局部麻醉：“我是一名军人，绝不怕疼，坚决不用麻药！”他因此成为该校首位不用麻药开刀的病人。该校迄今仍是世界保存病历档案最多的医院，其记载的疑难重症及罕见疾病，不少是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犹如珍贵的实例教科书。

协和的精英教育没有辜负洛氏基金会的期望。1929年，美国《时代》周刊称该校毕业生“成了中国医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医学的半个世纪的天空”。事实上，该校培养了中国医学界的一大批巨匠泰斗，而关键即在于精英教育，这使其成为令世界医学界瞩目的医学基地。

中断与延续

从1915年到1932年，为扩大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预科生源，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向燕京大学等13所大学投资220万美金，用于增设新建筑、添加新设备、高聘名教授等，帮助其发展自然科学基础教育。这些学校提高了理科教学标准后，为协和提供了足够的合格生源。于是到了1925年夏天，协和存在了8年的医预科关闭。这本来是扩大生源的权宜之计，却影响广泛，最终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协和开始其中国化进程。1928年6月教育部在其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要求高等学府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绝大多数董事也必须是中国人。1929年，协和的美国董事先后递交了辞呈，新董事会中加入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包括胡适、张伯苓、伍朝枢、施肇基、周诒春、翁文灏、刘瑞恒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日军在12月9日武力强占北平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常务副校长霍顿，还有另两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被捕被囚，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释。1942年初，该校被迫关闭，学生大多转到其他学校。有的专家直接投入抗战，如林可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即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疗队深入各战区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因战事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小时，屡获中、英、美政府嘉奖授勋，并晋升为中将。更多的医务人员则继续医学教育事业，如护校校长聂毓禅在西南重建协和护校，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张孝骞率湘雅医学院西迁，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诊所等。“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协和重建复校。1947年1月，洛氏基金会拨款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办学，这是洛氏基金会有史以来在单一计划上投入最大的捐款。至此，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洛氏基金会用于创建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数超过4000万美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协和原本1950-1951年度的60万美元预算已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批准，但12月18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的金融业务及银行账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表劳克斯博士，设法寻求给该校汇款的特别許可证途径。1951年1月17日，劳克斯致函李宗恩校长，说已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可以解冻用于该校的部分基金。1月2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校宣布：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1月23日早上，李宗恩校长致电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该校与该基金会最后一次直接通话，来自该基金会的最后一笔拨款也随之停止。

此后，北京协和医学院几经易名，曾用名“反帝医科大学”“反帝医院”。1979年中美建交后，协和与洛氏基金会中断近30年的联系得以恢复，基金会随即给该校拨款155万美元，用于建筑修复和设备添置。

协和与洛氏基金会的关系虽有中断，但延续百年，至今不息。今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务人员仍在提供世界水平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这正是其创建者所希望的。

（摘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7期。作者为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作者：王铁群

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论文 篇3：

当“学霸”遇到“国际范”

每一年，大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被国外知名大学录取，此举被通俗地称为“掐尖”，在医学教育领域，情况亦然。但现在，这批被誉为“学霸”的高中毕业生中，有不少人选择进入具有“国际范”的中国高校学习，在这样的学校，学生同样可以选择国际课程、海外研修甚至获得国外大学的学位证书。

杨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医学院”）2008级学生，上海人，当年以554分的“裸分”高考成绩进入交大医学院，进校后被择优录取进8年制法文班。在国内完成5年学习后，杨溢通过法文班的海外合作项目，申请到法国知名的医学院学习1年，主修生物医学工程。杨溢在法国的导师是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曾获得全法百佳医生的荣誉。

在法国的一年辛苦而充实，完成课程和论文后，杨溢获得硕士学位。也就是说，杨溢在还没有获得中国医学硕士学位时，已经得到法国认可的学位证书。而这一次海外进修只是杨溢在法文班的第一次长期海外进修，一年以后，杨溢将还有一次为期一年的法国实习住院医师的工作机会。

当“学霸”遇到“国际范”，“国际化人才”就不再是飘在空中的名词，而是一种看得见的改变。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医学生的视野和对最新知识的掌握，直接决定了将来成为医生后的工作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医疗技能上，更会体现在对医生职业的认可度和对待患者的态度上。

这种变化在杨溢身上得到体现，这位25岁的准医生，已经将最前沿的心血管疾病转化医学领域作为自己在事业上的目标，他希望将来在中国做一个出色的医生，他最在意的是成为医生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机会。

近年来，国内医学教育饱受诟病，医院批评医学毕业生学业不精、动手不会；患者责怪新医生技术不高、态度不好；而医学生们自己也抱怨，为何在好不容易完成沉重的课业后，还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国际化教育在为医学生创造机会的同时，也一直在促进中国传统医学教学方式的改变，相信越来越多的“混血教育”尝试，会让未来的医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北美课堂搬到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高校中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形式并不鲜见，但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医学院校的海外合作办学却非常少，交大医学院一直走在中国医学教育国际化的最前沿。

刚刚过去的10月，“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正式挂牌，这是交大医学院在国际化教育实践上最新的成果。渥太华大学医学院是加拿大一所以精英教育闻名的医学院校，也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校之一。这所刚刚挂牌成立的学院极其特别，它是我国985高校临床医学本科教育领域目前唯一获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世界上第一所中加合作医学院。

像“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这样由中国一流医学院校与西方一流医学院校合作开办的“混血医学院”，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将设在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创建于1844年，与1848年建校的渥太华大学几乎“同龄”，被誉为我国西医的摇篮之一。而渥太华大学是加拿大最古老和最大的双语（英语和法语）大学，医博类大学排名稳居加拿大前十强。

这所新生的“混血医学院”预计明年（2015年）出现首届新生，也就是说，2014年入学的交大医学院英文班学生，将有机会在中国接受北美精英医学教育。

10月17日，渥太华大学校长阿兰·若克教授和渥太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雅克·布拉温德教授一行专程到上海为联合医学院揭牌，雅克·布拉温德介绍说，渥太华医学院之前与交大医学院一直有科研方面的合作，学院选择交大医学院作为合作伙伴，经过了长期的考察和多次商谈，让两所学校走到一起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在教学理念上相互认同，互相尊重”。

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介绍，联合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将从明年入学的英文班60名学生中产生。雅克·布拉温德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联合学院的学生录取将完全按照渥太华大学的标准，渥太华大学会派出面试专家团队选拔学生。除了学业成绩，联合学院还要综合考察学生的智力情况、沟通能力、社团活动表现等等，面试团队中可能还有高年级学生参加，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新生是不是适合承受未来的学习任务。

雅克·布拉温德教授说，去年渥太华大学有4000多名学生报考，600人获得面试机会，最终只有160人顺利通过考核入学。

西方医学院校对学生入学有严苛的要求，只有那些最聪明、最具人文情怀和最有挑战精神的年轻人才能获得学习医学的机会，而这也是交大医学院副院长黄钢教授非常认可的医学教育理念。“学医就是非常艰苦的过程，如果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或者没有承受压力的能力，那就不要选择学医。”

作为一所“混血医学院”，“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将吸纳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优秀医学师资团队，同时依托仁济医院强大的教学平台、医疗优势和科研实力，引入北美先进的医学教学模式，探索最紧贴现代医学发展需求的医学教学方式。

每个国家医学教育的学制设置不同，为此，联合医学院综合中国和加拿大学制的差异对学制进行了调整，在办学初始阶段，联合学院的新生将从交大医学院五年制英文班的学生中选择，该专业学生在完成本科第一年学习后，通过遴选，就将进入联合医学院的4年学习期。未来，交大医学院的口腔专业、八年制专业中也可能开放一些录取名额。

联合医学院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正在以渥太华大学医学院海外分院的身份，积极准备在2018年参加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CME）的认证。LCME是北美医学院权威认证机构，负责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主要医学院校的定期认证。一旦通过认证，联合学院毕业生有望获得交通大学和渥太华大学同时颁发的医学学位，并有资格进入北美住院医师培训体系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如果通过相关培训，毕业生就可以获得受北美卫生机构认可的医生职业执照。

打造医生“未来版”

“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只是上海交大医学院在国际化教育上的实践之一，更多的国际教育机会以项目的形式存在，供全院学生申请，而学院会从经费到服务上为学生提供支持。

国际化教育是交大医学院的传统，从“文革”结束后恢复正常教学起，交大医学院的国际化教育就同时恢复。如果要追溯历史，中国医学教育的发端大多为早期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因此医学教育与海外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

上海交大医学院也有类似的故事。1952年，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交大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分别由美国和法国的教会机构创办。

1980年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以后，医学院临床医学法语班也重新开始正常的教学。1981年、1985年、1987年、1991年、1993年、1995年和1997年，医学专业法语班一共有8届毕业生。

如今担任交大医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的张勇教授，正是第二届法语班学生。尽管以法语为教学语言，但与现在的学生相比，当时法语班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少得可怜，仅有少数学生被选送去法国学习。“我1989年才获得机会出国。”张勇教授回忆。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交大医学院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被提到新的高度，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各种短期和长期国外进修项目越来越多。而对于以国际化教育为目标的法文班及英文班学生来说，海外进修的机会则会更多一些，他们可以长时间在海外著名医学院或者临床医院进修和实习，接受世界一流学者的指导，接触医学最前沿的技术和理念。

副院长黄钢拿出了一组让他颇感自豪的数据：在交大医学院，50%的学生可以获得海外学习机会，这个数字远远高于综合性大学和其他医学院校；学院每年拨出200万元经费用于支持学生的海外学习，平均每名海外学习学生可以得到约1万元的补贴；学院对品学兼优但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会给予留学补贴上更多的倾斜。

因为留学项目数量众多，这些年，学院竟然因此而产生小小的“烦恼”——一些学生由于不会选择留学项目，而产生了机会被浪费或者选择项目不合适的情况。为此，学院对学生开展相关培训，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留学项目。

交大医学院在国际化教育上的尝试，围绕着医学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法文班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最初，八年制法文班学生在结束6年的学习后，通过测试，每一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将获得赴法国医学院校和临床医院进修的机会，为期1年。

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生除了临床知识，还需要具备基本的科研能力，特别是转化医学概念兴起，对医学生的研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法文班增加了Master 1项目，为学生提供又一个海外进修机遇。

Master 1指的是获取法国硕士学位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阶段学习，课程偏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未来成为医学复合型人才做准备。完成Master 1课程后，学生可以申请到法国高校继续Master 2阶段学习，接受法国导师的指导，最终获得法国硕士学位。

杨溢就是这一项目的受益者，Master 1结束后，他申请到法国巴黎的精英学校—— 巴黎高科的一所实验室攻读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是医学与工程学的交叉学科，是未来医疗技术发展必须依靠的基础学科。按照张勇教授的话说，像杨溢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符合未来医学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转化医学必须要依靠这样的医生才能得以实现。

除了法文班学生，学院也向全体学生开放这一项目的申请，五年制临床医学生徐朔在大二时报名参加Master 1，她用业余时间攻读语言和专业课程，过程非常辛苦，现在她也已完成课程，即将赴法留学1年攻读硕士。张勇教授表示，类似的留学机会，就是要给像徐朔这样优秀而愿意挑战的学生。

合作多年后，交大医学院医学生给法国和其他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些中国“学霸”不仅学业扎实、聪明勤奋，而且充满求知欲。因此，海外带教医生也给予这些中国医学生最大的信任。

张勇教授介绍，法语班留学学生进入法国各个临床机构后，承担的工作和得到的待遇与当地医学生完全相同，医院会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在生活上毫无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是，医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操作机会，这对于医学生来说弥足珍贵。

观念比论文更重要

医学生海外进修机会越来越多，有人质疑，这是否会带来医学人才的大量外流。对此，院长陈国强用创办多年的八年制法文班作为例子。“我们的学生在法国医院实习交流期间享有和当地医学生同样的国民待遇，可以说待遇很优厚，但根据我们多年的跟踪统计，95%的学生选择回国发展。”

杨溢的人生规划中，在中国做医生是最好的选择。“目前中国医学发展跟国外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而且像上海这样的地方非常开放，在中国做医生同样可以有很多国际交流的机会，中国病人多、挑战也多，我觉得从事业发展上来说环境更好。”

黄钢副院长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学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上海正在向着国际化都市的目标迈进，各国精英将上海视为开拓事业的理想之地，但要实现城市的国际化，医疗服务的国际化是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医学院的国际化教育，也正在为未来上海乃至中国医疗服务的国际化储备人才。

与其他高校在研究生阶段的留学项目不同，交大医学院的很多留学项目是提供给本科学生的，这个阶段的学生留学很可能无法带回发表论文之类可以量化的留学成果，但黄钢教授认为，留学对学生的影响，不能只看发表论文的数量，其他的影响更加长远。“他们到国外去开拓视野、改变思维方式，这个非常重要。有的学生原来学习目标不明确，当他们接触到国外优秀的医生、看到他们对职业的那种热情和崇高感，我们的学生会受到影响，会对职业价值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学生过去抱怨我们的医学教育学制长、学习苦，出去看到人家的医学生比我们还苦、还要认真，会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2012年赴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实习的法文班曹涤平在医院里要管理10张床的病区，要开医嘱、查房、完成琐碎的医疗文件。这一年中，曹涤平还从简单的辅助手术到在科主任指导下主刀全膝关节置换等大手术。

让曹涤平最感动的是，带教的外国医生将手术刀递给曹涤平时总是说：努力做，我们会为你承担责任。这让曹涤平非常感慨：“相信是长久以来积累的信任与默契，让我在骨科手术领域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不必去评论环境和医护制度的差异，单单是这医学文化的传承，已经深深吸引我。”

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混血教育”实验，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用合作办学和海外进修，促进中国医学教育的改变。陈国强坦言，中国传统医学教育存在一些弊端，如“灌输式”居多、人文关怀理念不足、忽视医生沟通能力的培养等。他认为，与渥太华大学医学院这样的海外高校合作，引进的不只是英语授课，而是北美医学教育模式、理念。“此前多年交大医学院与法国医学教育有密切联系，如今引入北美医学教育理念，希望由此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渥太华大学医学院一大教育特色就是对医学历史、医学人文和医学教育研究的执著。

联合学院30人的小班被看作推动医学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一系列医学教育新举措有望在那里最先实践。据院方介绍，联合医学院将彻底改革原有的本科医学课程教学体系，运用渥太华大学医学院先进的技能发展（PSD）、社会、个人与医学（SIM）、案例教学（CBL）、自我学习模块（SLM）等模块式教学和网上课程平台系统，将医学伦理和人文精神融入到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与课程的彻底改变相对应的是，教学评估体系也将完全借鉴北美教育评价体系，全方位地对医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目前，中国医学教育国际化的途径，主要还是引进海外师资、课程，和送学生留学、实习，但在“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中国教师也有望到对方学校任教。渥太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雅克·布拉温德说，两校将开展“教授互聘”，仁济临床医学院的教师通过渥太华医学院的教师资格评定后，可以受聘于后者，有资格前往该校任教。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认为，教授互聘对于本校教师是压力也是动力，可以提升教师的国际化水平和医学教育水平。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海交大医学院在医学教育国际化上探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在海外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有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和大学教学医院为中国医学生开放。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国外高校看到了中国医学生的水平和能力，张勇教授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将来有一天中国医学院校的学历在国外也得到认可，这个时候中国的医学教育才可以说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

作者：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