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探究论文

2022-04-19

摘要: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认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涵义的考察、当前学界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争论的梳理认为,我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放宽和统一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由直接受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和民众诉讼转变,由重视“私益诉讼”向“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并重转变,切实保障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行政诉讼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行政诉讼探究论文 篇1:

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几点思考

摘 要:建立有效的救济制度以保障公众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免受侵害,以及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正和补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中关注的重点。做好这项工作,对提升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维护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缺乏严密的法律体系和完整的制度支撑,积极探究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有效路径,成为当前我们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公众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完善

作者简介:韦付萍(1980-),女,陕西泾阳人,中共咸阳市委党校讲师,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在行政法律体系框架中循序渐进、自上而下地推进,不断地“重塑”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和公民权利意识,“刺激”传统行政执法范式逐步转换,成为影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重要“阳光力量”。但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起步较晚,各级政府的主动信息公开和依申请公开运行在实践中遇到了制度瓶颈,其中“救济制度瓶颈”成为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实效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拟在解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提出几点思考。

一、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重要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依法行使职权的组织,通过法定的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或依申请而向特定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条例》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法定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指的是法律所赋予有关主体的权利成为现实的、可靠的权利,必须以有效的救济手段尤其是诉讼方式作为有关主体的权利救济的依托,即一旦主体的该项权利受到损害,该主体可以通过有效的救济途径特别是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建立和完善符合现行法律体系和制度运行机制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路径,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政府管理在行政法治框架下实现从传统“统治”向“善治”模式的转变。

从理论研究价值看,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主要围绕两大要素:“公众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行为”。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基础是知情权,而知情权与参与权、救济权作为现代公众参与型行政管理模式中三项公众行政法权利,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基础,我们有必要通过深化信息公开救济理论认识,丰富我国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内涵,在行政法框架内实现对知情权、隐私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理论构建。其次,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行政法治轨迹研究,是政府公共治理向现代“善治”模式转变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政治透明是善治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政治信息的公开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这五大要素内涵都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法律救济保障理论丰富密切相关。

从实践价值层面看,首先,政府信息公开中救济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法治化,保护行政相对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循序渐进地实现建设“开放型”法治政府的目标;其次,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救济制度能够切实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和商业秘密,当公民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受到行政机关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侵害时,救济制度能起到预防和补救的作用;再次,救济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救济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参与权的前提是知情权,公民只有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最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矛盾复杂化,各种突发性事件频发。预防和处置突发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而信息管理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根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必须坚持信息公开原则。政府全面、及时、真实地公开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的过程信息,必将有效保障和维护事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救济权,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应急管理成本,减少突发事件的风险和损失,维护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稳定。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

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先生认为:“一个成熟的行政法体系应当包括三个必须的部分:一是可以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和限制在行使上述权力时的越权行为;二是在处理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公平对待;三是必须有这样一个原则:行政机关对其行为无最后发言权,并且公民能够通过一个独立的法庭对行政机关行为之合法性提出异议。”救济制度显然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行为法治模式重要组成部分。《条例》承继了一般行政行为的救济路径,即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双重路径模式,其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

但是,作为代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条例》以及《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两个上位法规范的救济模式在三年来的实践运行中,受诸多体制、机制、权力生态等因素影响,实际救济效能并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是信息公开个案救济近乎处于“休眠”状态。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中心与支持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显示,各地的行政透明度在小步前进,但各地总体得分较低。据对30个省级政府观察,有7个省2010年全省范围内受理复议案件为0,13个省诉讼案件为0,受理复议案件低于10件的有20个省份。测评对象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务院下属机构,“监督救济”这一项平均得分最低。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存在着行政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够公开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政府信息公开复议作用甚微。由于《行政复议法》制度设计“先天不足”,复议机制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其功能紊乱与失调,实践中突出表现为行政复议过高的“维持率”,几乎沦为“缺乏资源而不能通过审判购买正义的人们推销质次价廉的正义而已”。

第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受理难、胜诉难,司法救济路径“棱角缺失”。一份对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透明中国网刊载的40个涉诉案件处理结果的调查显示,法院立案受理29件,占72.5%;审查后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4件,占10%;接到起诉状后,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立案也未作出不予受理裁定,即司法不作为的案件共5件;在40个案件中,加上双方和解原告撤诉的案件,原告胜诉率最多只有48.75%,不足案件总数的一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12月30日)虽已从受案范围、被告确定、举证责任、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特殊规范,但是信息公开司法救济面临着行政诉讼的固有瓶颈和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本身的“特质”双重“限制”,上述规范的司法效果仍然值得我们谨慎期待。

第三,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缺乏相应具体的“技术规范”。《条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救济路径承继了大多数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自由选择的双重救济模式。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非“终局裁定”,该决定最终可以进入司法审查范围。但是由于两种救济路径在对接中缺乏诸如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审理方式等完善的操作规范,尤其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设计中将“变更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实践中直接导致了行政复议机关消极维持原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救济权维护受阻。

三、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一)把握行政诉讼特质,突显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棱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被认为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行政法制的第三次革命,丰富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推进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司法救济途径瓶颈的突破,同样需要从行政诉讼理论基础的视角思考解决。

1.全面审视行政诉讼性质,实现信息公开诉讼价值。所谓行政诉讼的性质是指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审查制度所具有的本质上的特征。行政诉讼的性质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中有不同的内容。我国行政诉讼于1989年独立于与民事诉讼“程序同一制”。但是20多年来,实践中并未完全摆脱民事诉讼制度模式的印迹,面临着诸多困境,权利保护不周,权力监督不力,制度运作不畅。由于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在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彰显,直接影响到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价值的实现。行政诉讼的性质属于诉讼理论范畴,是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笔者同意“三元说”,即:第一,解决行政纠纷;第二,实施权利救济;第三,监督行政行为。如此从三个维度全面界定,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的历史背景、立法现状及行政审判实践一致。同时,行政诉讼性质“三维度”之间有一定层次性,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需要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功能价值差异的重要标志。据调查,审判实践中一些基层法院接近九成的行政案件以调解结案,解决纠纷功能基本实现,但是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价值却被实质“弱化”。诉讼价值定位直接影响到诸如举证责任、审判对象、受案范围、诉讼模式、判决模式的制度设计。为此,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增强信息公开诉讼规范操作性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的实效。

2.把握行政案件审理对象,确立信息公开诉讼“全面审查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行政案件的审理对象恒定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行政诉讼审判对象的恒定性决定了行政审判的范围主要局限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把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纳入行政审判的范围;同时,决定了行政审判超越诉讼请求的可能性,即行政诉讼突破了诉讼法的一般原则“诉判一致”,在行政诉讼审判中,不论行政诉请的形态如何,整个行政诉讼都是围绕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司法权根据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以及特定情况,评判行政行为的效力状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行政诉请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决。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在一定情形下,法院有可能超越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据此,我们可以推理,法院在受理并审查原告诉请时,并不一定局限于诉状诉请,可以全面对《规定》第一条中至少五种情形的合法性审查。这也符合行政诉讼的“客观性”审查理念,同时更加凸显对信息公开义务机关监督和权利人的权利救济。

3.突显行政诉讼职权主义审查模式,激活信息公开司法救济。我国行政诉讼之诉讼模式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同,采取以职权主义模式为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程序的架构与运行体现职权主义,人民法院依职权指挥整个行政诉讼的运行;二是在调取证据体现职权主义;三是在行政诉讼判决上体现职权主义,突出表现在维持判决、重作判决、情况判决、变更判决等判决形式上,法院的判决在很多情况下是超越了原告诉讼请求依职权做出的。“职权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于举证责任规则,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和法院职权取证。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标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必须体现权利救济原则,保障信息资源占有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诉讼权益。另一方面,随着公民信息公开诉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行政救济不能满足公民信息公开维权的期待,法院必将面对大量的诉讼案件,其中难免出现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情形。基于此,法官应当主动行使职权调查,以发现真相和避免错误。对依职权调取证据作从宽解释,允许法官强化职权调查,查明案件事实和背景情况,可根据需要在原告诉请、当事人争议焦点和合法性审查要件之外进行必要的调查,争取主动,有效预防和阻止滥用诉权的情况发生。当然,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应在进一步强化职权取证的同时,适当借鉴前述美国信息公开司法救济制度:如法官认为必要有权裁定采用屏蔽审查制度,《规定》第六条规定了法院应视情况采取适当审理方式,充分体现我国已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同时应该考虑提升我国信息公开诉讼的审理法院级别,从而凸显职权主义模式的审查力度。

(二)完善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赋予公民权利“无缝隙”的维护

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设置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代表的“穷尽行政救济”的行政复议前置主义和大陆法系以日本为代表的复议诉讼当事人自由选择主义。《条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模式,采用了自由选择型模式,即行政相对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自由进行选择。从实践来看,行政复议的救济功能并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是长期以来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尴尬定位以及行政复议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存在许多问题。复议很难发挥作用,导致当事人纷纷“逐讼”,法院负担增加。

笔者认为,我国建立什么样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需要很好地把握行政机关自身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行政复议制度,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来达到处理行政中争议的高效和公正。各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因法律传统、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及具体国情的影响而存在差异,但是其遵循的基本理念趋于一致:一是以公民权利有效救济为标准,即对于某一具体的行政争议选择司法还是行政救济,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性”;二是一定范围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即发挥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专业优势,保障行政机关自主权,防止法院过早干预行政权,为行政系统提供自我纠错的机会;三是司法最终原则得到普遍认可,及行政机关所作出的任何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参考文献:

[1]曹康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3]张明明.中美日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4).

[4]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证据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8-12-26(06).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韦付萍

我国行政诉讼探究论文 篇2: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认

摘要: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认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涵义的考察、当前学界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争论的梳理认为,我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放宽和统一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由直接受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和民众诉讼转变,由重视“私益诉讼”向“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并重转变,切实保障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行政相对人;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直接影响着公民行政诉讼权和行政救济的实现,进而影响着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合理确认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意义重大。但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行政诉讼中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是行政法中变化最快的方面。”[1]因此,准确地探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涵义以及学界中对原告资格的争论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涵义

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但可以通过以下法律条款予以认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此之外,依据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针对原告资格的解释,原告资格意味着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另一个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关系[2]。

基于以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相关规定和解释的考察,行政诉讼法中的原告资格是指个人或组织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侵害时,请求法院介入进行司法审查所应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以下构成要件:“第一,主体要件:原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行为要件: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第三,权益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四,结果要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才能提起行政诉讼。”[3]

二、学界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争论

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重要内容,学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标准”以及“私益诉讼”存在着争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1.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应该是直接行政相对人,即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相对人,主张直接受害人诉讼。这部分学者指出,由于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单方行政行为,因此,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只能由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起起诉。而行政相对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所赋予权利或所课处义务的直接承受者,不应包括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其他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组织。至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其他关系人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7条:“第三方原则”参与诉讼,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方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很明显,在这些学者看来只有当行政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只能在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的基础上才能以第三人身份共同参加诉讼。

2.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不仅包括直接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间接行政相对人,即主张利害关系人诉讼。这些学者指出,如果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仅仅界定为直接行政相对人,一方面背离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难以有效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另一方面,从当前司法的实践来看,“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针对特定的人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它所针对的对象,直接影响他人的权利和义务,使他人的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如该具体行政行为实现,将使所影响的人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从而他人成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直接承受者”[4]。此外,从西方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各国也逐渐放宽了原告资格,例如,“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经桑德斯兄弟一案开始,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不利影响和损害’标准后,通过法院的判例,这个标准已被充分扩展了,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损害和不利影响的程度,由直接扩大到间接;受不利影响和损害的对象由自身扩大到其他人”[5]。

对于以上主张,《若干解释》第12条之规定指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由直接行政相对人向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相对人共同拓展,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人”标准。

3.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进一步放宽,逐渐发展民众诉讼和公益诉讼,真正保障公民、法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尽管当前学界基本认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即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行政相对人。但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行政诉讼资格都关注的是行政相对人因“私益”受损进行诉讼时所获得的资格,现实生活却存在许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此应逐渐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

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司法机关予以审查。行政公益诉讼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公益诉讼既是公民维护公益的法律手段,也是行使宪法规定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机制;更重要是,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及合法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而民众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不服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管该行政行为是否与自身利益相关,均有权利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这种行政诉讼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状况的高度监督,促使其依法行政,切实维护相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中,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常是非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原告一般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或不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但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只有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很难取得诉讼资格,个人或组织不能有效地行使诉讼权。

三、结论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不断发展,即从“直接行政相对人”到“利害关系人”再到“全民诉讼”,由“窄”到“宽”逐步拓展的趋势。但有些学者认为,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坚持“利害关系人”标准,反对“全民诉讼”或“公益诉讼”的提法,因为当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加限定时,容易造成个人或组织的滥讼,严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

然而,笔者认为,确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个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从而维护其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切实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其职权。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门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这些目的实现。所以,我国必须逐渐放宽和统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由直接受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和民众诉讼转变,由重视“私益诉讼”向“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并重转变,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所谓的国家司法资源浪费、司法效率低下等原因来限制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阻碍行政相对人诉讼权利实现。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2〕Bryan A.Garner .Black Law Dictionary(the Fifth Edition)[M].West Publishing Co,1979.

〔3〕林芳,覃蓉.略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J].法制与社会,2009,(5).

〔4〕黄学贤.论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J].当代法学,2006,(2).

〔5〕张弘.对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思索[J].长白学刊,2006,(5).

〔6〕张亚琼.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J].行政论坛,2008,(1).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胡世文

我国行政诉讼探究论文 篇3: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初探

【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一直是行政法领域的热点问题,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发展相对滞后。针对现有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是直接援引西方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还是结合国内具体实际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选择一条更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争论得异常激烈。本文从行政诉讼证明证明的立法层面切入展开探究,就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行政法;诉讼证明;标准;建议

一、前言

目前,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有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要有灵活性、中间性和多元性三个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确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至少应当考虑将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引入行政诉讼、考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性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行政案件具体案情多种多样,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该根据案件的类型进行多元化的划分。综合上述三种观点,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评析

1990年10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和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我国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未在法律条文中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只能从相关法律条文中总结出法律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究竟是“什么”。目前涉及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文件主要有《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具体来看,一审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审中,《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由上述条文可知,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确立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通过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来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目前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通说。由此,也体现了立法者将客观真实性要求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思路。

三、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影响行政作为。现代政府除了要依法依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职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面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这是对政府效能的要求。目前行政诉讼过于严苛而模糊的证明标准,一方面对于规范和指引行政主体的行为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会造成一些行政主体在尚无法律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不足的紧急状况下所为的行政行为,由于现行证明标准的保守而僵化而被否定。

(二)特殊范畴。行政诉讼解决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行政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矛盾忽然纠纷。但目前采用的过于严格而又模糊的单一证明标准,无法适用层出不穷的各种行政行为,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简单案件,采用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行政诉讼效率;而面对疑难复杂或新类型的案件,又会因标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无判例原则的体系下造成类似案情的案件最终审理结果截然不同。

四、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建议

(一)始终忠于真实。西方普遍实行的自由心证原则,但我们认为其是唯心主义的产物所以加以摒弃。而这其实也反映了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对于客观真实的追求固然是好的,但法官不是具体案件的亲历者,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必定包含着其自身对案件事实的推理过程。因此,从逻辑上说,这种推理的结果只能无限接近真相,但不可能真正达到。而法律真实则不同,要达到法律真实,只需一个案件经过合法正当的审理程序便可以实现在法律上的终结。这体现便是程序主义的思想,值得借鉴。

(二)构建多元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行政行为如果按类型划分,大致可以分为行政相对人受益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具有公益性质的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行为。具体地说,首先对于运用行政强制措施,特别是限制行政相对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因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最大,已经明显具有刑事制裁的色彩,建议适用严格标准,即可借鉴刑事诉讼法中采用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其次,对于行政合同、行政裁决、行政赔偿这类明显具有民事色彩的行政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中的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的临时保全措施,建议适用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明标准,即法官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经过质证后证据,判定谁的证据更具有优势。最后,对于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建议适用一般标准,即明显优势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的含义是,在行政诉讼中,只有当具有承担举证责任的被诉行政机关,其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比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明显优势时,法院才能据此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

五、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本身具有中间性、复杂性和复审性的特点,面对数量庞大而又种类繁多的行政行为,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在继续肯定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转变以往一味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向追求法律真实过渡。

参考文献

[1]刘军.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重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9(6):21-23.

[2]范文进.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

作者:周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