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体制改革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已有巨大发展。外贸规模扩大和外贸依存度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提高，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贸易的影响增大，而且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外贸体制改革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贸体制改革论文 篇1：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演进

【摘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已高度发达,并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关键词】外贸体制 改革 理论 演进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力度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突破:突破外贸垄断论,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了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贸领域的理论、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探寻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总结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即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该理论要求直接根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以取代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做法。此外,外贸体制中的国家垄断思想也是中国旧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沿用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根据建国初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对外贸实行国家专营,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

改革的初始阶段(1978-1986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经过1979年一年的准备,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首先,自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其次,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第三,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但由于国家对外贸易仍实行统负盈亏,外贸企业财务软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由这种外贸“吃大锅饭”的根本问题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改革任重而道远。

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1990年)——外贸承包,财政包干。针对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杠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实践证明,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初步改变了责权利分离的状况,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的发展。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外贸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展开。外贸承包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指标、出口换汇成本指标和财务盈亏指标3项指标)。

正如学者李雨时所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仅仅提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看是参加国际交换的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以货币形态反映出来的差异。中国出口产品发生亏损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中国在工资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抵偿不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应当明确提出出口生产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负盈亏,并在此基础上使外贸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1991-1993年)——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国务院于1990年底决定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使中国外经贸易管理体制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出口的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出口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保证国家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这一改革使中国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便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也更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承包指标。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三、调整了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起,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允许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四、改革关税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7.3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8.8%。五、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以外贸为龙头的贸工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第四个阶段(1994-2002)——汇率并轨,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三、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四、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五、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学者佟家栋指出,从宏观方面分析,尽管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逐渐弱化,但是,国有外贸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或政府附庸的地位仍然存在。在我们强调增强外贸企业经营活力让其自负盈亏时,在宏观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否定了企业以获取最大限度为目标的运行机制。因此,外贸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尚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坚决割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期使外贸企业能够独立经营。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形成内在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强烈的竞争意识。

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与WTO多边规则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针对加入WTO的影响,做好相关应对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出口,合理调控进口,确保对外贸易的平稳运行。进口调控的原则是,要运用WTO允许的手段合理调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总量平衡,同时重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重点:一是按照WTO规则完善进口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配额、许可证、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为进口调控提供根本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三是做好某些重要工农业产品的进口调控工作,加强跟踪,及时反馈,统筹应对。在优化进口结构方面要做到:一是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IT等高科技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先保证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对不会冲击国内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的商品,适当增加进口。四是对搞重复建设和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减少不利影响。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相应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中国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统一各类企业外贸准入标准,让各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积极引导外贸代理制的发展;建立外贸诚信经营和退出机制;完善进出口商会体制。2007年后,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除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外,已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模式也逐步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成本,把最合适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对外经济互利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结 语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即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战略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未作变更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可以作适当变动。建国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为主)——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民经济、克服过多的贸易壁垒发展生产力等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通过对30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的巨大进步可以从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两方面进行管窥。体现为:一是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经营格局;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外商投资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0362.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9%:三是计划经济下的关税制度逐渐被打破,新的与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的关税制度逐步建立,税目设置和税率水平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范更加接近,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步伐加快。四是外汇管理制度由计划管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从我国已进行的改革来看,—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外贸体制必将最终形成。

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仍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致,即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在经济发展上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今后的中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个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作者：韩玉军 周亚敏

外贸体制改革论文 篇2：

当前贸易环境下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已有巨大发展。外贸规模扩大和外贸依存度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提高，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贸易的影响增大，而且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正因如此，目前有必要研究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像我国这样的转轨制国家的外贸体制改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怎样进行体制改革，才能解决以前体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才能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等问题。

一、当前我国外贸面临的新环境及新特点

（一）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新变化和新趋势

1、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周期，国际贸易有望进一步增加。自2001年起，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摆脱连续4年的增长缓慢和不景气状态，开始步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国际贸易总体处于一个回升阶段。

2、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基于区域一体化合作上的贸易正

在不断扩大，跨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其中跨区域的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

3、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对世界贸易的推动和控制作用日益加强。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2万家，控制着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40%。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跨国公司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

4、科技进步加速，国际贸易的科技含量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和新技术联在一起，使国际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原材料密度和粗放程度大为减少，而技术、知识密集度却大大提高。

（二）国际贸易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1、国际服务贸易蓬勃兴起，经济越来越“服务化”。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服务贸易正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技术、租赁、管理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尤其是高技术产品中的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其商品也越来越趋向于服务密集型。

2、国际贸易方式处在变革中。首先是贸易电子信息化程度加快，利用电子数

据交换代替传统的纸面单据进行贸易活动。其次是政府对贸易发展的管理和干预愈加明显。有关国家和各区域经济集团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为保护区内市场，在逐步拆除妨碍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同时，对外实行排斥，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集团之间的非公平垄断竞争和矛盾加剧。

3、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转移关系日益密切，后者正成为推动前者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市场、资源、资本、人才等要素的重组和流动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提速，使得国际贸易活动空间增大。

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有利于外贸体制改革的完善和产业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1、有利于促进我国外贸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促进我国外贸体制与国际接轨。首先是我国政府管理外贸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将受到规范和制约，需要应对新形势下的贸易环境，转变观念，作出相应调整，促进政府修改或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采取措施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创造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的竞争环境。其次，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服务业贸易的增加，对政府监管能力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带来新课题，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更加突出。第三是随着贸易区域一体化、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国际规则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我国当前的外贸体制有利于我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以维护我国利益。

2、有利于我国内部经济结构和产业优化升级。国际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我国企业进一步面向国际市场，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提供的机遇，推动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负面影响：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和新贸易壁垒

从1995年到2003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高达356起，2004年，有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今年，随着纺织品一体化如期实施，一些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

与以前相比，如今我国遇到的贸易摩擦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前的摩擦是关税、配额许可证，现在表现为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以及劳工和社会标准。特别是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愈加趋向严重，一些国家频频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绿色壁垒等手段对我国商品进口设限，我国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案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而新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障碍。

新贸易壁垒的到来，反映了我国外贸体制的弊端：一是我国出口迅猛增加，

但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多为最终产品；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一味压低价格，造成出口产品长期处于增量不增值的局面，产品的升级换代缓慢，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价格偏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容易造成倾销的错觉，引发国际经济摩擦。二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存在对我国贸易的歧视性因素，使得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贸易的技术性手段方面具有先天性“优势”，很容易导致贸易政策工具对我国的滥用。

可以预见，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当前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应解决的问题及应实现的转变

（一）外贸易体制改革应解决的两个问题

1、对外依存度（包括进口和出口依存度）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近5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每年至少提高了10个百分点。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风险：第一，出口依存度结构上的不平衡增大了风险性。目前我国对外出口集中在少数国家，增大了对这些国家市场的依赖性，从而可能使我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第二，出口依存度在产品上的不平衡使少数产品的发展增大了风险。我国出口产品集中于低端产品，而且依存度还很高，如纺织服装产品，使这一产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特别强，而且很容易被许多国家所替代；第三，出口渠道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使我国缺乏出口发展的主动权，一旦政治原因导致跨国公司策略的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会造成严重的冲击；第四，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增加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从而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崛起。另外，过高的进口依存度会增大国内产业的竞争压力，增大国内就业压力和国内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而且，我国在进口依存结构中主要是技术装备的较高进口依存度，这使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与技术进步对外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存在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进行控制的风险。

2、外贸市场化与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包括外贸企业正在向股份制转化，创汇已不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追求高效益、高利润、低风险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日益减少。但在外贸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依然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宏观管理还没有转到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上来；对进口行政性管理过多、过严。国家对外贸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如与世界贸易组织接轨的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和完善)，特别是汇率、关税改革还没有到位。我国市场化的外贸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我们需要在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有限的政府干预，根据产业与贸易发展的特点适时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政府在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时，宏观管理要转移到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为主的轨道上来。

（二）外贸体制改革应做到三大转变

1、转变传统的追求贸易顺差的观念，努力追求外贸平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首先，近年来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争端不断涌现；其次，贸易顺差虽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从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第三，持续高额顺差导致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又导致了资本净流入增加，资本净流入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四，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转化为货币大量投放的压力，成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相反，贸易逆差的结果也并非都是坏处。第一，适当逆差有利于缓解短期贸易纠纷，有助于贸易长期稳定增长；第二，逆差实际上等于投资购买生产性的设备，只要投资项目选择得当，既可以补充国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还可以很快地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第三，逆差还能减少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缓资本净流入的速度；第四，短期的贸易逆差还有助于缓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因此，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不仅应当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出口创汇、追求顺差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确立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政策。

2、转变原来的“出口导向”外贸战略，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出口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的贸易导向战略。从长期趋势来看，国家利益的实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平衡。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一个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也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因此，我国外经贸战略应由传统的出口导向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出口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的贸易导向战略。

3、转变原来的外贸增长方式，做到外贸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并举，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使得贸易对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综观过去外贸增长方式，存在着“四大不够协调”和“四个不可持续”。“四大不够协调”指的是速度与效益不够协调、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不够协调、贸易和产业不够协调和东部和中西部外贸不够协调。“四个不可持续”指的是贸易摩擦增多不可持续、低成本不可持续、高资源消耗不可持续和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可持续。针对当前我国外贸从数量式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是促进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发展名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二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国内采购比例、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由“候鸟经济”转变为“榕树经济”，增强对国内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三是促进国际营销能力的提升，培养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把握市场的主动权。四是促进行业协调，制止进口和出口中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资源进口中要注意长期供货关系，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资源供应基地。五是促进两个市场的衔接与互补，增加国内急需的产品进口，既要注重进口资源、能源、技术，也要坚决控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品出口。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作者：刘满平

外贸体制改革论文 篇3：

改革者周小川

因其主政中国央行多年，期间又主导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与开放事业，国际舆论界一度称呼周小川为“人民币先生”。然而与其丰富的学术生涯、从政履历和志业相比，“人民币先生”之说不免有窄化之嫌

因其主政中国央行多年，期间又主导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与开放事业，国际舆论界习惯于称呼周小川为“人民币先生”。然而与其丰富的学术生涯、从政履历和志业相比，“人民币先生”之说不免有窄化之嫌。
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和他同时代的若干出身于体改委的学者型官员一样，周小川一直信奉和倡行“系统性的体制转变”，谈起改革来从不局限于一个部门的视野，而喜欢从全局的角度来谈本部门工作，并强调与其他领域配套改革的衔接。后来周小川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时，就用了《系统性的体制转变》作为书名。在这本书中，举凡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的议题，从价财金贸到住房社保都有所涉猎，且均有独到的见解。

这种对体制的“系统转变”和改革的“整体推进”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上世纪80年代，由吴敬琏、周小川所在的课题组推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使他们得到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90年代，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合著《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被外界称为“整体改革论者”。

不少论者认为，周小川对“系统”的重视与其学术背景密不可分。周小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位博士行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其所读的系统工程专业鼻祖是钱学森。据周小川回忆，钱学森那时候鼓励他们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搞经济研究，因为钱学森认为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有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人的思路就是强调最优化，如果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不能实现优化，就要考虑通过改革转移到什么样的别的系统来加以实现。

博士毕业后，周小川进入体改部门工作，身兼数个与“体改”相关的职务：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和国家体改委委员。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国家体改委当时作为改革中枢的地位之重要与显赫，当时体改委所研究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问题。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使周小川充分意识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整体设计，使改革的主要步骤能有准备、有组织地配套实施。
二

除了系统论、整体论外，周小川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对外开放”及其与其他领域改革关系的高度重视。在此次关于人民币加入SDR的采访中，周小川没有局限于汇率等技术性议题，而主要是从中国经济整个开放进程的角度来谈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意义。这与他的家学渊源和在外贸部门的履历多有关系。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一名资深的“老外贸”，1979年8月至1982年3月先后任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工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外资等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参与制定了一系列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奠定了基础。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当时也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并兼秘书长。

在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期间，周小川曾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国事续述》一书中回忆说，“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1988年，在做助理期间，周小川写文章探讨外贸体制改革时，并没有就外贸体制改革本身谈改革，还集中探讨了汇率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指出“我国的金融改革还没有创造出有效控制信贷总规模和货币发行总需求的控制手段，所以容易倾向于使用控制机构（不准随意成立金融机构）和控制业务范围（业务范围不允许扩大）的办法”。

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周小川继续强调了整体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外贸体制改革是大的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也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论证，需要充分注意它与其他改革部署的配合关系。比如价格改革将为进出口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判断提供最基本的信息，为出口生产提供市场分配资源的灵活机制，为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创造最基本的条件。税收改革将为进出口活动提供正确的调节与激励尺度，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进出口的产业政策等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周小川一度想回到体改委工作，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则认为他更适合去一线磨炼。陈锦华向中央组织部推荐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周小川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开启了他20余年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
三

虽然一直强调改革的“系統”、“整体”和“配套”，但周小川又不是一个条件论者，他认为改革不能等靠要，不能等所有条件都成熟了才加以推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既包含某些只能在长时间内走向成熟的内容，又包含某些有可能快速演变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时机把握十分关键，需要结合国内国际宏观运行形势，找到相对最佳的时点。他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外汇体制变革和本世纪初期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历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周小川自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当时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在外贸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压力下需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周小川在体改委的履历和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他本人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这又为他日后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打下了基础，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当时实际上就由中国银行来管理。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二是成功度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从80年代开始活跃在经

济改革领域的中青年经济

学家们，左起：郭树清，

吴晓灵，吴敬琏，楼继

伟.李剑阁，同小川。

（资料图）

在1998年初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讨会上，在论及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波及中国时，周小川反驳了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没有放开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的冲击，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1994年推行的外汇体制改革更是关键之举，实现了汇率并轨，形成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恢复了市场信心，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为改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周小川指出，“双重汇率的存在对稳定信心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如果1997年我们仍然实行双重汇率，外面一旦有风吹草动，调剂市场的价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时，各方阻力相当之大，一方面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实行多年的双重汇率，由此也形成了相关套利集团;另一方面当时外汇紧缺，贸易项下有100多亿美元的赤字，不少人建议应该等外汇储备更充分一些时再推进改革。但就是在这样貌似条件不成熟的形势下，中国果断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四

1998年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隔不久，又于2000年初调任证监会主席。虽然履职未久，美国《商业周刊》依然在2001年7月的“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此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日益强大的要求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周小川曾反复强调，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而以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为内容的宏观面金融改革开放，应该以微观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为前提。因此，改革的顺序是从完善市场主体和提高市场效率到逐步放开关键性的价格管制，否则将导致转型风险和转型预期目标无法充分实现的问题。这也是从上一轮价格改革的惨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没有市场主体的改造，贸然放开价格将导致市场秩序和市场运行的极度紊乱。

改革的紧迫性和目标都已明确，但怎么改和誰来为改革买单的巨大难题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

在当时，近万亿元资金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0%，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面对这样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任何改革决策都既需要决心，更需要勇气，何况1998年实施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效果不彰，亦足以让人对类似注资计划倍感踯躅。一时间，如何拯救“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和路径的双重掣肘。

不过，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周小川等人创造性地提出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剥离呆坏账为前提、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以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为目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并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回头看去，如果没有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抓住时机果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对来势凶猛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难以设想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推出十数万亿元大拯救计划通过拉动内需加以对冲，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汇率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的金融开放的一步步扩大，以及“一带一路”设想的提出和推进，更是无从谈起。
五

回首数十年改革历程，人们或多或少仍会感到些许遗憾，会有稍许岁月蹉跎的伤感。改革实践无法达到最优选择，有时是因为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落差。如周小川所言，从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把各项改革设计一个合理的顺序当然更理想，但在推动改革和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情况复杂多变，各决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经济学家往往可以从经济逻辑出发，找出政策变革的最优顺序;而实践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往往要从政治逻辑考虑最优排序，问题往往过于复杂、多元，最终得不出最优解。

有时则因为“天时”不利，如1996年中国外汇管制经常项目下放开时，人们认为可以适时启动资本项下放开，结果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基本搁置了十年。2006年，中央提出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相关部门也已拟定具体方案，后来又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了。

有时则是因为单项改革所面临的整体环境的配合度，也就是整体协调的力度问题。比如2005年前后，人民币汇率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巨大的压力。但汇率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央行一个部门所能主导的，除了涉及其他部门利益外，更涉及地方政府的蛋糕。主政沿海出口大省和特大城市的地方大员们个个位高权重，不乏位列政治局委员者，级别比在京金贸财税部会的官员们还要高，其间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不足为外人道。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看到周小川与美联储主席和欧央行行长等站在一起，但看似风光的背后有着内外语境的差别。转型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一直是个敏感而复杂的议题，如何在增长、稳定和效益最大化之间保持平衡，货币当局始终面临各种压力和张力。

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曾对媒体表示，周小川一直处在平衡其他政策所需要的货币支持的角色中。他非常想要控制好货币的总量，问题是当我们金融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一出去就留在金融市场，可以把很多货币冻结住，或在那里空转，而新一轮的投资又产生很多货币需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周小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向前推进，市场经济有其基本规律，金融业属于竞争性服务业，竞争会带来优化和繁荣，这些规律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些。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已经past a point of no return。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掣肘，面临各种各样的波折和困顿，人们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将继续前行。

作者：苏琦 何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