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与国事分析论文

摘要：“公共阐释论”致力于对阐释学的元理论做出理性的分析，找出阐释行为本身所包含的公共理性本质，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开辟可共享的精神场域，以在面对疏异性文本时给予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给确当的阐释以合法身份。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统计与国事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统计与国事分析论文 篇1：

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外交形象

摘要：跨境媒体作为反映国际关系的一面“明镜”，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也会带有主观性的认知和偏向本国利益的立场。通过对2003-2014年期间《明镜周刊》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的內容分析，以及对发布时间、主题分布、报道对象及关键词分析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其报道主要有以下特点：对中国长期关注，与关键事件相同步；话题上涉及面较广，侧重于经济发展与人权问题；关注中国与大国及周边邻国之间的动向；行文措辞上较为直接、主观，强调后果和影响。不同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影响了跨境媒体报道的视角，而国家之间的关系走向与利害冲突，是决定外交报道基调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德国；明镜周刊；外交报道；国际媒体；涉华报道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间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各国之间的国际战略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外交活动作为主要的国际间交往形式，关系到一国国际地位的树立与国家形象的塑造，而国际媒体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记录者的角色，能够反映并影响国家间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积极在国际舞台上表现自我、发挥作用，传播着自身的影响力，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形象”深入人心。

作为老牌的欧洲发达国家，德国与中国之间已建交四十佘年，期间友好交流与摩擦碰撞并存，具体体现在德国媒体对于中国在对外交往事务方面的报道。德国媒体的涉华外交报道在呈现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立场倾向性受哪些关键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通过分析境外媒体的涉华外交报道，对于推进我国和平外交与塑造国家形象有哪些启示与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2003-2014年期间德国《明镜周刊》国际版网站上的涉华外交报道，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外交活动，并试图分析影响“中国外交”媒介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从中发现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结论。

一、综述及研究问题

（一）国家形象与外交活动

国家形象是指受众所持有对于某个国家在印象上和情感上的态度和认知，受到宣传报道、个人经历、口耳相传等方式而获得。国家形象包括政治、外交、商业等方面，同时能够对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和商业活动产生影响，通常由国家媒体以对外传播的方式来塑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交往与对外传播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国家形象的内涵过于宽泛，本文选择涉华外交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外交。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即“一个国家对较长一个时期内整个国际格局、本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张季良，1990）。就外交而言，通常认为“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事务和参与国家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谢益显，1993）。

外交活动是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自身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塑造与提升国家形象来说至关重要，而媒介报道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结合境外媒体所属国的国体政体、经济水平、对华利害关系、受众文化等要素考虑，分析该国涉华外交报道内容，在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境外媒体的报道特点的同时，能够把握境外民众的对华态度，较为客观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其国际地位，认知对外传播媒体在关键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媒体报道与申德关系

全球媒介研究中常涉及到对于国际媒体的新闻报道分析，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有所差异，以国家通讯社、执政党媒体等为代表的国家媒体，作为国家传声筒和政策制度的映射，在报道角度和立场倾向上也有所不同。国家媒体的受众群体为本国国民之外的全球读者，包括他国执政党与境外民众，不同文化的受众对于特定内容的偏好，也将成为媒体报道内容的价值评判标准。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媒体报道，能够从特定的角度了解该国的政体特征和对外传播特点。

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和平发展之路，重视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与维护。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跨国跨境活动持怀疑态度，在跨文化解读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以德国为例，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与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进行直接的交流；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由此开启了中德43年的外交关系。然而，德国媒体的涉华报道经常作为响亮的批评者出现在受众面前，其针对中国问题的负面报道在国际范围内也颇具代表性：客观性不强，一般而言其报道往往是评论与事实掺半，以负面报道和指责性内容为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对外打交道方式的转变，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言语措辞方面明显戴着“有色眼镜”。

（三）现有德国媒体研究

本文分别以“德国”、“明镜周刊”、“世界报”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新闻传媒”学科）里搜索，共得到254篇符合要求的文献资料。因为关键词的搜索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如“世界报”会出现在“世界报纸展览会”为关键词这样的文章中，所以在对搜索出的254篇关于德国的研究文章中继续筛选发现，真正以两家媒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不足60篇，表明当前对于德国媒体的研究较为缺乏。

对于德国媒体研究的论文，可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对于德国媒体本身的研究，如研究媒体的发展历史等；另一类则主要是关于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呈现。除此之外，关于第二类主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学位论文，如《镜鉴中国：德国<明镜>周刊中国报道分析（1978-2008）》、《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德国主流媒体2008年报道为例》、《论德国媒体的权利和伦理——以<明镜>周刊2010年涉华报道为例》、《2003-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德国<明镜周刊>中国报道中的政洽形象研究》、《德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呈现——以<明镜周刊>为例》、《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而国外研究者对于《明镜周刊》的研究，在EBSCO数据库中以“Der Spiegel&China”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大多数为德文文献，有少部分的英文文献。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德国媒体（《明镜周刊》）对于中国形象构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而研究方法也多为框架分析。

总体来说，已有研究围绕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权来对德国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已有研究的主题覆盖面是广泛的。但是分析都不够深刻，大多数停留在对于文章主题的分类，然后得出一些既定的表面看法（如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是负面的等），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德国媒体对于中国外交形象的报道与塑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为有限，外交常常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部分来呈现，很少有以德国媒体涉华外交报道作为对象的研究，这也为现有研究预留了空间。

综上，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是（1）德国《明镜周刊》国际版网站上的涉华外交报道具有哪些特点？（2）以《明镜周刊》为例的德国媒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呈现具有哪些特点？（3）哪些因素造就了《明镜周刊》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的这些特点？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德国《明镜周刊》国际版

《明镜周刊》（德语：Der Spiegel）是德国最知名的新闻周刊之一，每周平均发行量在110万册左右，以政治批判报道见长，风格严谨，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早在1947年《明镜周刊》创刊之初，周刊对中国就有所关注，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明镜周刊》世界版报道的焦点之一，这些报道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德关系的演变。《明镜周刊》紧贴时事与对华政策，坚决维护德国利益，近70年的创办运作，周刊在世界范围内累积了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能力较强的年轻用户，使得其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以2013年明镜公布数据显示：平均每周有600万14岁以上的德语人口阅读周刊。288万人阅读电子杂志，692万人访问明镜在线，除去交叉阅读使用者，每周从明镜相关产业获得新闻消息的人数总计高达1235万。较之德国八千万的人口而言，明镜周刊的读者基数在德国乃至欧洲德语世界中傲视群雄。选择《明镜周刊》作为代表德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具有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及具体操作

考虑到德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不广，为了更好地了解《明镜周刊》在面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外交时如何设计与操作，本文选择《明镜周刊》国际版网站上的英文报道内容，通过内容分析法研究《明镜周刊》如何报道中国的外交活动，主要就数量分布、主题分布、关键词词频等方面，结合国际政治环境、经济贸易关系、中德外交关系等现实因素，对样本内容进行分析。

具体操作方面，本文在《明镜周刊》国际版网站（以下简称《明镜》）提供的搜索引擎中，分别以“China”、“Chinese”、“diplomacy”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由于数据库内容限制，在《明镜》网站上只能看到2003年之后的所有内容，因此将时间范围限定在2003-2014年共计11年的全部内容。在阅读全文内容后，剔除与“涉华外交”主题不匹配的内容，具体的筛选标准为：（1）中国是否为主要报道对象；（2）报道所选的主题是否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共计得到164篇报道样本。编码方面，结合现有文献的切入点与部分报道的具体内容，包括时间分布、选题角度、体裁类型、框架结构、话语分析等，最终确定选题角度作为编码选项，包插国际会议、国事访问、军事与国家安全、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权法治、文化传播、战略制定、其他8个方面。

报道样本的主题编码由三名作者共同完成，按照内容分析的信度要求，本文按照随机抽样法，抽取总样本的20%共计33篇报道进行预编码，之后将三人的预编码结果进行百分比一致性计算，共有29篇报道的预编码一致，一致性系数为0.879，超过0.85，表明编码结果具有较强的信度，编码工作可以进行。在编码的过程中，编码员对于每篇报道中出现的关键词进行记录，最后由一人汇总统计，将同义词合并，整理出各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三、

《明镜周刊》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的特点呈现

（一）《明镜周刊》对中国的外交报道关注度较高，且与时事热点契合

通过对样本报道的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明镜》对于中国的外交报道一直都有较高的关注度。除去差距较大的四年（2003、2004、2008、2014），7年平均每年有17篇报道。报道量高峰出现在2008年，共有40篇涉华外交报道，2008年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十分抢眼：成功举办奥运会，但因为西藏问题引得诸多西方国家非议。其他年份如2006、2007、2012年等，报道数量也相对较多。2003、2014年两年报道数量少，原因可能在于国际版网站数据库未收录该年份的报道。

将报道的时间分布与主题分布结合来看，更能够发现《明镜》国际版在报道中国外交时，主题选择上明显有所侧重，如2006年、2010年重点关注军事关系与国家安全，2008年关注人权问题，2011年对于国际经贸议题的报道很多。这几年当中《明镜》对于中国外交的关注则聚焦在关键的几个月，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危机、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印三国共同抗议碳排放限制、中国与欧元区加强贸易合作等事件，表明报道与时事热点有着很强的贴合性。而就主题来看，人权法治、战略制定、国事访问等具有事件指向性的议题，在特定的时间点会呈现激增，如2008、2012年的外交活动；国际经贸、军事安全等常规议题，逐渐成为报道中必定会提及的要点，因此在数量分布上与前一类话题相比，显得较为平均。

（二）《明镜》更关注中国的国际经贸和人权问题

一篇报道可能涉及到多个主题，从议题设置和分布上能够看到《明镜》对于中国外交的关注点所在。从上图可以发现，

《明镜》更关注于中国的经贸外交（59篇）、人权问题（33篇）和国家安全问题（32篇），这三类主题总计达124篇，占到所有报道的75.6%。由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多以结盟或争端的形式呈现，而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决定着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因此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更倾向于对其在全球经贸市场中的表现进行报道，相对于国家之前的联盟与合作关系，媒体更热衷于报道国家之间的交涉的争端问题，在矛盾中凸显价值。

具体的议题上，《明镜》关注的议题较为集中，同时也是较为热门的话题。报道量最大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主题中，主要有：中国与非洲、澳洲、伊朗等国的资源能源贸易；中国与欧元区的加工制造贸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债务关系、中印合作等。国家安全与领土争端中，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缅甸内战、钓鱼岛争端等国际性纠纷中，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所扮演的角色，而《明镜》倾向于将中国塑造成“为自身利益而沉默无为的旁观者”。人权法治问题，《明镜》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一些敏感人物如达赖、热比娅、艾未未等接受过《明镜》专访。此外，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对话也有所报道，台湾问题中常会涉及到中美、中日等国之间的外交战略走向。

报道对象方面，国家之间的外交多以重要人士的言论作为国家代表，如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新闻发言人等在国际会议或国事访问中的讲话发言，这部分内容常作为报道的选题，两个议题共计20篇，但具体的主题上存在高度重合。《明镜》在报道国际会议或国家领导人外事访问时，通常会发布不止一篇报道，从短消息、通讯稿到长达4页的深度稿件，显示出《明镜》作为德国的全球性媒体所具有的国际宏观视野。

其他一些议题如：环境气候、食品安全、中国国际援助等，在11篇“其他”主题的报道中，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议题占到9篇，且多与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有关。而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明镜》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文化外交与对外传播方面的内容关注度较低（6篇），选题上集中在2008年对北京奥运会、日本祭拜战犯等事件的报道，都是具有争议[生的话题。

（三）《明镜》更关注中国与大国及周边邻国之间的动向

统计《明镜》涉华外交报道中所提及与中国有外交来往的国家，按其特点可划分为三类：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中国与邻国之间的交往与摩擦（日本、朝鲜、韩国、印度、缅甸等）、中国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结盟（非洲、澳大利亚、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从上图可以发现，《明镜》更关注中国与大国及周边邻国之间的动向。

报道对象的选择上，《明镜》作为德国的媒体，关注度最高的国家就是德国（52篇），占到总数的26%，在对于中欧关系的报道（24篇）中也有部分提及中德关系，包括中德两国元首会晤、中德外贸、人权对话等，这也体现出媒体报道选题的接近性。报道量其次的几个国家分别是：美国（46篇）、朝鲜（14篇）、日本（10篇）、非洲（9篇）、印度（8篇）、俄罗斯（8篇）等。这几个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且与中国有着很强的联系，有着持续关注的价值，尤其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由于核危机牵动全世界的安全问题，而涉及到核武器问题的几个国家（朝鲜、伊朗）与中国都有着历史上的良好关系，《明镜》的报道会格外关注中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并引入其他世界性媒体的评论对中国施压。

《明镜》在关注不发达国家时，通常会在一篇报道中提及到多个国家，并强调中国给予这些国家的援助和保护，将这种外交关系描述为“结盟”，包括非洲国家（赞比亚、津巴布韦、苏丹等）、缅甸、印度等；而对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交流，《明镜》会描述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并将这种关系描述成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同盟”。可以发现，《明镜》在关注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时，更加侧重于对世界力量格局的分析。

（四）《明镜》在行文措辞上较为直接、主观，强调后果和影响

通过对报道中的关键词进行编码统计，结果发现《明镜》的涉华外交报道描述中，使用大量形容词对国家关系、世界格局、国家立场等进行描述，在遣词造句方面会体现出自己的立场，能够从中看出以《明镜》为代表的德国媒体如何刻画中国形象。总体来说，《明镜》涉华外交报道在行文措辞上较为直接、主观，强调后果和影响。

“人权”（human rights）是周刊最为关注的议题，共被提及53次（每篇报道算一次，下同），在这个议题下常包括“西藏”、“台湾”、“民族”等关键词；“冲突”（conflict）被提及4了次；“贸易”（trade）被提及42次；“资源”（resource）被提及23次；“利益”（interest）被提及22次；“核武器”（nuclear、Nuke）被提及工4次。从以上议题可以看出《明镜》更关心的议题有哪些，即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经济发展，这两者也是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因素。

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对话”（dialog）、“谈判”（negotiation）、“批评”（criticism）、“制裁”（sanctions）、“援助”（assistance）、“谴责”（condemn）等，其中criticism和sanctions两个关键词使用频率最高，均超过25次。对于国家关系之间的描述，《明镜》描述的角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关系性质的描述，最常使用的词汇包括“伙伴”（partnership、partner）、“盟友”（ally、teamwork、comrade in arms）、“保护者”（protector）、“对手”（rival、adversary、competitor）等；另一类是对于国家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如“降温”（cooling、icy、chill）、“强化”（strengthening）、“恶化”（deteriorated）、“和解”（reconciliation）、“妥协”（compromises）等，尤其是中德、中美、中日等国“关系降温”一词被多次提及。

《明镜》对中国外交形象的描述，包括“超级大国”（superpower）、“独裁者”（dctatorship）、“虚伪的”（hypocrisy）、强硬的（tough）、全球霸权（globalsupremacy）、怪兽（monster）等；对于中国外交活动的评论，使用率最高的词汇是“威胁”（threat），共计使用68次，描述的对象包括中国以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此外还有“抗议”（protests）、“批评”（criticism）、“压力”（pressure）等词，使用均超过了30次。整体来看，《明镜》对于中国外交形象的塑造倾向于负面和指责，带有很强的评论和主观色彩。

四、《明镜周刊》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的影响因素

结合德国自身的因素，以及中德两国之间的关系走向，分析造成《明镜》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呈现以上四个特点的原因，本文认为有如下几点：

（一）不同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文化对立

中国与德国分属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由于国体和政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关心个体价值与产出最大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会予以关注和指责，两者长期以来存在的利益冲突和刻板印象，导致分属两大阵营的媒体在报道时会放大问题，而对对方的发展和成就选择性忽视或表露危机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两种制度之间对于所有制的理解不同，进而导致的利益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

德国在二战之后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者对立长达41年，于1990年柏林墙拆毁，德国才正式走向统一。西德与东德长时间的分裂与主权对立，使得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存在敌视和偏见，在报道中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时，《明镜》对于中国形象的描述常常可见“虚伪”、“集权”、“专制”等词汇。这不仅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同时也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方面，德国注重哲学批判思维，强调理性解读和观点的陈述，“讲道理”是常用的表达方式，《明镜》在报道中夹杂评论和分析性论断，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两国人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由于地域相隔甚远，信息接收相对来说不对称，由此造成的误读和认知差异，影响了媒体报道的准确和客观。

以人权问题为例，西方国家重视个体发展与物质保障，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为个体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西方媒体有着大量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和评论，而在西方看来非正常的“人权问题”，在中国其实并没有报道中那样夸张，如奥运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甚至有些报道歪曲事实，给中国的外交形象蒙上一层污点。

（二）媒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用

与中国的国家媒体不同，西方报刊多自营自办，受到国家的管控和约束较少，立足于市场主要靠获取受众的关注与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不同的媒体服务于特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内容上，德国媒体更倾向于迎合受众，因此《明镜》国际版在选题上会选择报道矛盾和冲突，甚至在标题上会花很多心思，如将中印外交描述为“龙象之交”，将两国之间的合作描述为“联姻（marry）”等，在内容上除陈述事实外，还较多地使用评论或引用其他媒体的言论，配上精心挑选的图片（如中俄之间“熊猫与熊的友谊”），增强可读性。

而作为德国的媒体，《明镜》虽然放眼于世界政治，但在报道选题和对象上还是会服务于德国利益，关注与德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如德国的经贸伙伴、政治同盟、周边邻国等。中国作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自然成为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德关系的走向，《明镜》十分关注，以默克尔会见达赖引起中国抗议为例，前期的报道主要是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将达赖塑造成无辜的形象，并呼吁其他国家指责中国。而在中国表态将取消与德国的国事访问和人权对话后，《明镜》此时将关注点放在德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上，担心中德关系紧张化，同时对于默克尔的执政风格也予以评述，言辞上为求平衡而略微收敛；在报道美国希望德国收纳新疆人士时，《明镜》使用了“害怕触怒中国”的表述。2001-2012年间中德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在报道中德经贸往来时，《明镜》多次使用评论称“德国越来越依赖中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表露出忧患意识。

而对于德国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法国，《明镜》对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也进行了报道，尤其是中法合作、中俄合作的报道，《明镜》都会在陈述完时事之后对欧洲形势进行分析，多次提出“联盟可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威胁”的类似说法。

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跟报道者所处国家与被报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媒体报道的风格的立场受到国家利益和战略部署的影响，而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关系走向，会使得媒体的态度有所转变，最终都会体现在对外传播的报道文章当中。

（三）新世界格局下国家间利益的考量

随着第三次工作革命的推进，信息化、网络化竞争激烈，世界变平逐渐融为一体，传统强国更多地遇到全球新势力的挑战，国际格局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第三产业和国际资源贸易日渐兴起，德国在二战之后作为老牌工业国家的大国地位被削弱，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加工制造业和信息科技领域不断取得发展，其综合实力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加之常任理事国的要职，德国对于中国的强大会有所担忧。一方面，德国希望巩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深化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双赢局面；另一方面，德国对于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传统强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合作，都会担心自身的利益和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空间受到挤占，在报道中也能看出，《明镜》在描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倾向于使用“盟友”、“竞争者”、“降温”等词语，以自己的视角来划分全球势力版图。

此外，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话题，如朝核危机、伊朗核威胁、内战等，德国媒体关注中国的外交举措，并向中国施压希望其介入并终止纠纷。而在南海争端、藏独势力等问题上，对于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的交涉摩擦，《明镜》会尽量保持中立，对双方的问题都会进行批评，以避免得罪一方。可以从中看出，以《明镜》为代表的德国媒体，相较于言语激进的美国媒体，所发表的批评类报道相对温和，总体来说反对战乱，主张和平与力量之间的制衡。主要原因是德国在历史上都是战争国，长期遭受战乱伤害的德国元气大伤，深知和平的重要性，而新时期各国对于和平发展已达成共识，中国长期以来为自己塑造了“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明镜池多次在报道中将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并列为“超级大国”，认为其对于世界和平、共同发展肩负有重要责任，这也是在综合实力重新洗牌之后而建构起的国际新格局下，德国为谋求合作发展与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决定。

五、结语

整体来看，《明镜周刊》国际版涉华外交报道对于中国外交形象的呈现存在高关注度、负面化、主观化的特点，带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与防备心理，这跟长期以来跨文化传播中沟通不畅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认知偏差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不同的国家性质、教育文化，以及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决定了报道的基调。随着中国在新世界格局下的发展和强大，德国媒体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动态也将继续高度关注。如何使得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再被歪曲和误读，既需要中国不断增强自身软硬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不留话柄，同时也需要我们加强对外合作与沟通，对外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重视国际事务中媒体的作用。

责任编辑：叶民英

作者：黄思学　卢世博　方紫嫣

统计与国事分析论文 篇2：

文学接受史视角下的公共阐释论略议

摘要：“公共阐释论”致力于对阐释学的元理论做出理性的分析，找出阐释行为本身所包含的公共理性本质，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开辟可共享的精神场域，以在面对疏异性文本时给予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给确当的阐释以合法身份。纵观东晋隐士陶渊明的诗文接受史，可以发现公共阐释得以构建的历程和基石，即以公共语境的边界约束为存在前提，以杰出个体的理性洞见为原生动力，以公共理性的审阅修正为选择机制，以研究方法的积淀提升为构建支点，对此的梳理和重视可对文本阐释的理性原则、实证原则和确当性原则加以重申，捍卫人类的公共理性和认知的真理性。

关键词：公共阐释；公共理性；个体阐释；陶渊明；诗文接受史

“公共阐释论”是张江教授为应对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阐释学所面临的诸多日益明显的漏洞与裂痕而提出的理论，与西方当代阐释学所秉持的“反理性、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总基调以及所迈向的“非理性、非实证、非确定性”的总目标相反，其致力于对阐释学的元理论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反思，找出阐释行为本身所包含的公共理性本质，以指导对包括历史文本与当下实践文本在内的既定对象的理解和说明，在文本和个体阐释话语之间重新找到一条“具有相对确定意义，且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为深度反思和构建开拓广阔空间”的新的阐释之路。从本质上言之，是对人类的公共理性和认知的真理性的捍卫和追寻。本文拟从中国古代诗文鉴赏的场域出发，沿着“公共阐释”理论的逻辑体系，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陶渊明在不同时代的审美接受做重新的查考和研究，以发现其中隐含的某些接受美学原理和阐释学规律。

一、公共语境的边界约束

“公共闡释”的概念本身是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可见阐释者并非从来就是“公共”意义上的，而是以“有创造性意义的个体阐释”为产生前提和“原生动力”，只是由于无处不在的“公共约束”，让“个体阐释”本身自动地带有了“公共性”。张江认为，这于两个方面有突出的体现：一是被共在约束的此在，即私人的此在不仅“建立于确定的物质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而且“集合于确定的心理、文化与精神关系之上”；二是由集体经验所构造的个体阐释，“集体经验”是关乎“各民族为生存和繁衍而奋斗的历程”以及由之决定的“文化心理与态度”，这种不为意识把握的“前见”，在阐释文本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起始性作用。

南朝时接受并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是颜延之，其以著名的《陶征士诔》篇对渊明的隐逸人格给予了深挚热烈的褒奖，然对渊明的诗文创作却仅以“文取指达”四字带过，为后世诸多研究者所不解和惋惜。即使此评价本身在孔子和苏轼的笔下都是高度赞赏之言，对于渊明的文学才华而言也不免显得平淡和轻率了。这应当从时代的审美风尚与颜延之个人的思想、个性和经历出发来探寻原因。作为元嘉文坛的重要人物，颜延之提出了“文”“笔”“言”三者并存的文学思想，其中的“言”指的是语言和形式，可见颜氏对于文学创作的辞采雕琢已有相当的重视，这一点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总述篇》中都有明确的佐证。颜延之的诗歌语言藻丽多饰、崇尚巧似，重视形式的雕琢与典故的运用，这与渊明平淡天然、真淳至朴的诗文风格实在相背，故颜氏无法对渊明的诗文才华给以高度评价，《陶征士诔》“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缺乏足够认识的，这正符合晋宋之际文学风尚的时代特征”。

60年后，南朝的文坛领袖沈约在《宋书·隐逸传》里以专章记陶，通过引录《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并序》《与子书》和《命子诗》四篇作品来构建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实际是以“实录”的方式突显渊明仁厚慈爱、质性自然的人格光辉，在此，沈约对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及成就不置一语，虽然对陶氏诗人形象的最终确立有不可磨灭的铺垫之功，但其对陶渊明文学造诣的忽视和淡化是不言自明的。稍后在南朝文学批评史上大放异彩的《文心雕龙》也对渊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刘勰几乎论及了在其之前的所有重要诗人，却无一字提及陶渊明，可以说，因隐名之显而知音其稀，陶渊明的文学命运到此时为止是十分黯淡的。直到梁代钟嵘与萧统的努力发掘，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才日益提升。前者在著名的《诗品》中将之推为“隐逸诗人之宗”，并第一次切中肯綮地指出了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的语言风格和“笃意真古”的思想内容，在品第归置上，陶诗被列于“中品”，颇为后世论者所争议。萧统则以太子之尊，为陶渊明编专集，作《陶渊明集序》，且于《文选》中收录其代表作八首，让渊明真正以重要诗人的面目出现在文学批评史上，完成了其文运的切实升格。

加拿大著名的批评家弗莱强调“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换言之，文学作品只有借助阐释作为中介，才能直接地诉诸读者。陶渊明的诗文创作在南朝的读者接受状况与历代阐释者的择选、品评、概括和探究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各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体阐释关注的重点不尽一致，但从整体上览之，陶渊明最打动后世读者的天然质朴并未在南朝批评史上引起回响，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其独辟蹊径的诗文创作风格超越了当时批评家的鉴赏视野，从钟嵘所录的“世叹其质直”“田家语”等评价中可以推想，当时错彩镂金的唯美主义风尚已深入接受者的审美意识内层，成为集体的心理、文化与精神印迹，在这一意识“前见”的公共约束之下，陶渊明任何的诗文作品皆“没有满足（包）括颜延之在内的同时代人的审美期待视野，甚至与他们的审美期待视野相抵触”，这在南朝的共时性背景之下鲜明地体现了阐释的公共约束理论。

二、杰出个体的理性洞见

接受美学倡导和坚持无定解阐释的意见，“坚决拒斥共同阐释的可能性”，将读者个体众说纷纭的文本阐释地位无限拔高，主张这些“无限不同且相互抵触的解读”是位置平等的，文本中没有确定性，“文本中的一切都依靠读者的任意构建”，这无疑是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西方主流阐释学以非理性、非实证、非确定性为总目标的一种呼应。就读者的个体阐释而言，各异的理性和洞察力水准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个体阐释的成就和去路，或者说，杰出的个体阐释更有可能凭其精准的精神性体验和情感意志为群体理解和接受，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中，最终升华为公共阐释，以其公共效果进入历史，成为既定文本阐释历程中的关键坐标。

陶渊明的诗文接受在北宋时达到极盛，将其一举推上了一流诗人和文学家的位置，从此熠熠生辉，在地位上基本不再有剧烈的动摇。对之有奠基之功的是北宋诗人梅尧臣，他第一次发掘出了渊明诗歌平淡深邃的美学价值，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开拓出了陶渊明接受的新局面。梅尧臣本人开宋诗的平淡天然一派，被誉为“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其一生对渊明人格与诗文才华的景慕从未停止。从“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寄宋次道中道》）、“方同陶渊明，苦语近田舍”（《晚坐北轩望昭亭山》）等语可以推知梅尧臣诗文创作的艺术追求，用他自己的概括便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梅尧臣以“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和“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分别形容林逋的诗词品格，实则是对源自陶氏的淡泊质直之风的另一种宣扬。可以说，梅尧臣一生的诗歌写作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模拟陶氏的语言、技巧和精神，从浅入深，从风貌到灵魂，最终炉火纯青，令人读之难辨，甚至超越陶氏，形成了梅氏自我“古”“适”“疏越”与“静正”的风味。这在北宋诗坛引起了热烈的回响，见于《王直方诗话》《六一诗话》等多种诗话对陶氏诗风的重新重视，也见于梅尧臣周围的诗人群体对陶诗的极力推尊和模拟，在陶渊明诗文的接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

将陶诗真正推向一流诗作位置的第一人是北宋的苏轼。作为一代诗坛领袖，他以超越同时代鉴赏者的先见卓识，抓住了陶诗的脉搏和精粹，无论是从审美范式还是从思想深度上，都将渊明的诗史地位推向了空前的高度，自苏轼始，陶诗平淡隽永的诗文风格作为造语之极境遂成定论，成为历代文人追随而无法超越的永恒典范。苏轼的独到发现，首先是隐藏在渊明空静之语背后的深情，他于《与二郎侄书》中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⑤已流露出对平淡之语的审美推崇。又于评诗散论中提道：“所貴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正是对“枯”与“膏”、“质”与“绮”、“癯”与“腴”的辩证审美关系的精当论述，亦是对渊明诗文造诣的绝高赞誉。另有“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等语以推崇陶氏真率天然、毫无雕饰的率性之美，这来自苏轼本人个性之中与陶渊明追求的深度契合。超脱俗累的旷达情怀和拒绝为外物所挟的独立精神，使苏轼能够真正感同身受地理解陶渊明，并用卓越的审美理性对之做出创造性的阐释。更进一步说，陶与苏的精神内核皆指向一种“真我”之境，即驱除所有干扰生命力自然流淌的矛盾，“寻求一种没有阻碍生命自然自由发展的理想极境”，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的修身之途。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以深刻而优美的形式表现一种文化传统的精神价值，而文学批评和阐释就可以深入那种文化传统，清楚地揭示那些价值。杰出的阐释个体依凭精准的直觉和卓越的理性辨识文本，把握实证，并能够通过恰当且生动的语言选择、提纯并建构自己的阐释体系，具有更大的概率历经公共理性的审阅和淘洗，最终进入公共意义领域，成为既定文本研究不可跨越的经典话语。在《真理与方法》里，加达默尔提出的“经典”概念正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点，其认为：“关于经典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规范的意义（而且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使用的经典这个词，情形都是如此）。”经典的个体阐释文本，具有文本意义相对稳定的基础，可以自我解释并适应不断演进的时代，故可在文化传统中长久存在，产生持久的影响，随之获得应有的权威。这也与杰出阐释个体在文学批评领域自带的学术引导性和感染力密切相关，梅尧臣之于宋初文坛与苏轼，苏轼之于苏门六学士以及更广阔的文学接受群体，都在人生哲学和审美取向上发生过方向性的影响，由此，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的共通性得以无限扩大，杰出人物首提的理论成为接受者的基本共识、上升为公共阐释便成为应有之义了。

三、公共理性的审阅修正

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指出，“公共阐释是建构性的阐释”，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的“修正、统合与引申”是其价值所在。个体阐释的内容和水平有高下优劣之分，甚至有明显的误解掺杂于其中，如何辨识需依凭接受者的审美直觉和逻辑思辨能力。真正高明的、可升华为公共认知的阐释对文本的分析必须符合理性的规则和历史的真实，各部分意义一致，可以把文本意义的总体解释得最为完满，切忌相互矛盾、以偏概全。文学文本因其意义的多元，往往不局限于从文字本身寻求意旨，而走向字面之外，这经常会引起不合其度的、脱离文本容许范围的理解和阐释。一旦被置于公共视域之中，将会因其与公共理性的冲突而被拒于公共阐释之外，或受到共时的质疑和驳斥，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到重审和修正，此现象在古往今来的文本解读中屡见不鲜，公共阐释因其建构性与可对话性得以保持自身与真理的无限接近，获得了留存于历史的合法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两宋时代崇陶与和陶的风尚最盛，因人生阅历和心境的契合，渊明真率自然的人格与清淡的文风收获了宋人长久的认可和赞誉，几乎举世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正是在此时期得到确立的。然而在南宋初年，一些文人在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上却有过激烈的争论，论争围绕胡安国所撰杨时的墓志铭展开，胡安国撰写的初稿中有“差监常州市易务，不就”的说法，文末还有“果何求哉！心则远矣”的感叹，欲以陶渊明的高远情怀比附杨时之贤，此举引起时人陈渊的激烈反对，后争辩规模进一步扩大，议论的中心转向对陶渊明为人的褒贬评价上。陈渊认为，以陶氏之风来形容杨时的贤德并不合适，不是褒奖反有降品之嫌，其于给胡宁、胡宏的书信中评述云：“陶公于此，功名富贵诚不足以累其心，然于道其几矣，于义则未也，岂可与行义以达其道者同日语哉！……仕为令尹，乃日徒为五斗米而已。一束带见督邮，便弃官而归，其去就果何义乎？”实则是对渊明辞官归隐一事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其“合于道，却不合于义”，与“圣学”不符。此“别调”出现在南渡初年，是发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次阐释颠覆，在根本上可以看作是南渡文人在对北宋亡国进行反思时“希图重新确立精神导向”①的相应结果。基于空言误国、士风颓靡的现实刺激，当时士风建设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引导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在国家危难之时坚定地站出来投入现实政治之中，故越来越多的士人黜空言而务实用，推崇融“道”于“事”与“行义以达道”，在为国家分忧解难中实现救亡之举，同时完成“寻道”的最高精神目标。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这一“别调”的存在顺应了新的政治文化导向，但作为一种阐释的声音，其必须面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政治文化的接受者的理性审阅，人性的共同性让认识与情感能够相通，相互的理解和共识由此达成，在这个过程中，违背人性共有的认知判断、道德准则和历史传统的阐释行为也会得到修正和过滤。回顾陈渊对陶渊明的人格评述，可以看到其缺乏对渊明身处历史环境和思想体系的整体考量。渊明之疏离仕宦生活，是在透彻了解当时政治体制的复杂污浊之后艰难明智的选择，指引其生命历程的“新自然说”超越了儒家伦理道德和法纪规范层面的“善”“礼”“名”“刑”，能够“超然于形骸之上”，又保持着关怀现实人生的热肠，其“志在圣贤”而物我兼得，将积极人世与高洁自守巧妙地联结起来，实为一种全新人生道路的开辟。简单地将其人生轨迹归为弃国事而不顾、拂袖而去是牵强和粗疏的，无法获得接受者共有理性判断的支持。在共时与历时的公共视野选择之下，这一阐释潮流很快便走向式微，正体现出公共理性在文学艺术阐释领域的淘洗和规范作用。

另一例是关于陶诗思想的“儒道”之辨。自清代乾嘉年问以来，经学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治学方法与思维模式渗透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包括文学批评与阐释。关于陶氏思想的源流问题，此阶段出现了儒大于道的倾向，即受到经学强大势力的引导，陶渊明被更多地视为具有鲜明儒家思想特征的人物，是难得的儒士。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指出：“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甚至将陶渊明置于儒家正统传承者的地位，类似的阐释多以陶氏诗文中出现的“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③等语为依据，认为六经为儒家典籍，固穷也是儒家精神，一時引起许多的赞同。多年以后，朱自清由古直的《陶靖节诗笺定本》、吴瞻泰的《陶诗汇注》和陶澍注本出发，细心加以梳理和统计，发现陶诗中引用或参用前人之典，“《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④《庄子》和《列子》都可归于道家思想的范畴，沈德潜的“陶公专用《论语》”缺乏文本的依据，无法在后世的驳斥中立足，其“圣门弟子者，渊明也”的推论自然就值得商榷了。朱自清另对陶诗语句中出现的“道”“真”“纯”“抱朴”等词语进行了出处的检索，佐证了“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⑤的说法，这从阐释过程上来看是细致的、有说服力的，体现了其勤勉严谨的阐释风格。朱自清对沈德潜的质疑，是以另一个接受者的立场具体地与一种先在的阐释结论相碰撞，可以视为公共理性声音的个体代言，因为“公共”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以无数个体的阐释行为为基础的，接受与接受之间的公度性决定着个体阐释是否能够上升为公共意见，朱自清的阐释同样需要经受后世公共理性的审阅，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所有的理解和阐释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总是“植根于我们预先已有的东西，即先有（fore-having）之中”，这是海德格尔首先提出的“理解的先结构”理论，意味着阐释者的经历、立场、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等要素均会对阐释结果产生影响，故需要依据文本本身随时调整这些先结构，否则阐释易陷入非逻辑的、想当然的或流行成见的陷阱。公共阐释的任务正在于通过共时的和历时的公众审视，反复叠加公众的理性和视野，寻求阐释的最大公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摒弃误解和偏见，并将不完善、不成熟的解释扬弃或修正为可以为公共认知接受的文本，实现向公共阐释的转换，以求达于科学的认识。南渡初年特定文人群体对陶渊明诗文与人格的反思式阐释，与其亡国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心境和思维方式有密切的联系，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获得了个别的回馈和接纳，但就其深层的思想逻辑来看，对陶渊明人格与诗文创作中捍卫真淳与自由的诗性审美精神的忽视，以及对其处逆若顺、超越悲情的人生情怀的偏差性解读，决定此阐释方向必然无法在公共理性的审视下走得更远，会很快消融于文学批评史的烟尘深处。乾嘉年问对陶氏的儒学化解读，则是一种思想渊源上的简单化处理，是先构思维和立场对文本阐释的不恰当引导造成的。

四、研究方法的积淀提升

公共阐释在“统合与引申”公众理解和视域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着其教化与实践意义，这不仅依赖于知识性的概念和结论，更以方法论层面上的引导与规约为重要支点。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概述道：“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与阐释者主观选取的分析方法和路径密切相关。而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会对阐释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历经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审阅和检验之后，这些方法和视角会随着经典的阐释结论共同沉淀下来，成为公共阐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真相提供创造性的认知范式。

在近现代的陶渊明阐释中，以各具体的批评者为轴心，涌现出了异彩纷呈的视角和方法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陶渊明批评，他在康德与叔本华之古典美学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境界”理论，并以此来切人对陶诗文本的分析。其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为以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照和阐释诗歌章句。王国维于《人间词话》第四则中补充解释“有我”与“无我”云：“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优美”与“壮美”两大范畴乃是渊源于康德及叔本华美学的概念体系，被王国维加以继承和本土化，形成了对应而生的两种境界。“无我之境”或“优美”范畴的基本特征在《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有所述及，是指当“我”泯灭了自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消解了利害关系相对立的境界。陶诗之所以被作为这一境界之佐证，在他所秉持的哲学思辨体系中可以找到相关的依据。钱志熙指出，在《形影神》组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神辨自然”哲学理念的生成。“神”是陶渊明所提出的最有创造性的哲学范畴，指“一种主体精神与最高理性”，可以独立于运化的束缚之外，保持宁静、澄明的本体性质。陶诗中的“行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首》）、“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和“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一首》）诸句，皆与《神》诗的意旨一致，基于此，渊明找到了独立于形影之上的真正的自我所在，故转移至文学表达中，能够达到康德及叔本华所述的“优美”标准，这一点是王国维首先体察到的。虽然“意境”一语取自中国传统文论的表达体系，而德国古典美学观念和路径的有机融入是“意境”阐释理论最终得以建构的依托，由此，陶渊明研究呈现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导价值。

美学家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文创作的考察与阐释则采取了情感论美学的路径，他在《诗论·陶渊明》一文中首先提出：“诗人与哲学家究竟不同，他固然不能没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未必是有方法系统的逻辑的推理，而是从生活中领悟出来，与感情打成一片，蕴藏在他的心灵的深处，到时机到来，忽然进发，如灵光一现，所以诗人的思想不能离开他的情感生活去研究。”他以敏锐的鉴赏直觉发现了诗人于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秉性，即诗歌作品的形成更多的是以“情感”的流动而非逻辑的思考为动力。朱光潜致力于深入渊明的情感生活，对其抒情感慨之语细加体味，结合他的生平往事，分析渊明心灵深处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包括极端的物质贫困带来的艰辛之感、江山易姓带来的极端忧愤以及众叛亲离的寂寞无奈——这些都成为他作为一个平凡士人具有的情感底色。朱光潜对于“情感”的把握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基础的，在此，“情感是一种心理范畴，一种心情，充盈着一种严格理智性质的活动”，②其以《陶渊明》篇中的情感分析为《诗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完善将西方文艺心理学运用于中国传统诗歌之解释的理论建构。

另一类对陶渊明诗文的阐释倾向于从他文学创作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分析诸外部因素与作品内蕴之间的对应关联。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篇中已率先涉及此研究方法。具体言之，其采取的是“知人论世”的传记式批评方法。梁启超在此文的开头即言：“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其分别论及渊明之家世、乡土、时代政治与时代思潮，诸如认为渊明从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那里获得“功遂辞归”“好酣饮”的遗传，先天有着高尚的人格；其与慧远为方外至交，受到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故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人生见解，并反映于文学作品之中。再如于庐山山麓的西南角，“一路上都是‘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五谷垂颖，桑麻铺棻’。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庄，那么庄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归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觉人生的甜美”，则为探讨渊明生长、钓游、永藏的外部地理环境了。梁启超的研究进路被称为“由史人文”，即出入于史学，然从本质上言之是将作家作品由特定的时空中解放出来，以今人的眼光去欣赏、评论，并加以人格的投射。

这一方法到了陈寅恪的陶渊明研究中转化为从纯粹的“史”的角度，即从历史材料的角度去把握文学，将作家与作品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看重的是传统文学在它自己时代的价值和意义。陈寅恪所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以史证诗”的路径切入，考察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背后具体的社会历史变迁，包括政权更迭、权力斗争、生存危机、宗教信仰、家族承续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他在论文中反复重申：“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在对中古士大夫言行出处的研究中，陈寅恪始终贯彻了这一原则。一为追溯陶渊明崇尚的“自然”之精神理想的来源，乃是陶渊明所属溪族世奉之天师道传统，其既不与“名教”对立，也不同于道教“自然”说的“别求腾化之术”，对佛教则采取回避的态度，陈寅恪将之命名为“新自然说”，指出其要旨為“委运任化”，云：“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以此来解释渊明的《形影神并序》中提到的“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语义，实为抓住了根本。二为体察到陶渊明的文学思想是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之下衍生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结构变动与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冲突交融是其深层的存在背景。陈寅恪细致地考察了被陶渊明奉为曾祖的陶侃的生平经历，看到身为江南土族人士的陶侃虽然凭借显赫的战功身跻显贵的行列，但在两晋时代社会积习影响之下，一直深受北方世家门阀的轻慢和侮辱。这种寒门文化基因在铸就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形态和文化人格特质的道路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寅恪的阐释成果在陶渊明的诗文接受史上亦开启了一条别有开创性的道路。

与严谨、质实的历史学考量相异，王国维与朱光潜的研究方向皆执着于抓住文本的文学特质。梁启超与陈寅恪作为文史学者，则坚持认为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紧密相连的，“文学同样产生于具体的复杂环境中；如果不经由历史的目光，考察清楚这个特定时空的各个方面，那么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只能局限于阅读者的诠释视界，而无法通达写作者的想象空间”。从方法论上来看，他们的目光同样深邃，“直逼其根系究竟扎在何等思想土壤”，故其结论是贯通、结实与深刻的。无论是基于“诗史互证”的意识与方法，还是回归到文学本身的直观研究，都因阐释者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诠释和说明，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学术话语共同体的接受和认同，并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了沉淀和发扬。无论是《形影神》《饮酒》《述酒》诸篇，还是《归去来兮辞》与《桃花源记》等散文作品，只有经过综合的解读路径加以考量，方能获得全面的和科学的视角。可以推知，阐释公共性的实现不完全以确定性的知识形式呈现，能够在理性和实践的框架下推进认知的真理性的方法与路径，或许可以在更大的可能上成为可共享的精神场域的构建支撑。

与“强制阐释”理论相比较，“公共阐释”理论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即接受者之间的交流和共鸣，以此来重新对文本阐释的理性原则、实证原则和确当性原则给予重视，这对建构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防止文学阐释领域内部出现各执一端的非理性混乱局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张楚楚 李淑岩

统计与国事分析论文 篇3：

对比分析美国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研究芯片厂应急反应组织架构与流程

【摘要】 芯片厂的应急反应组织属于一个非常设性组织，故在应急反应组织架构与应急反应计划的设计上容易与芯片厂实际的日常运作组织产生矛盾，不易产生有机结合，导致在意外事故处理过程中，无法达成应急反应的最佳预期效果。本文在研究分析美国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应急反应逻辑与操作法则的基础上，参考芯片制造厂的日常工作组织与职能，为芯片制造厂规划设计符合芯片制造厂的应急反应组织与流程，分析其间的异同点，并为芯片制造厂建制应急反应体系过程提供参考资料，以有效降低意外事故对芯片制造厂的营运冲击。

【关键词】 意外事故；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OCAA法则；芯片厂；权责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Flowchart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lants Based on the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of USA

1,2JIANG Ying-jun,1LIU Mao

(1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2 Shanghai Hua Hong NEC Electronics Company., Ltd. EHS Department, Shanghai 201203)

Key Word: Incident;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OCAA principl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lant; Responsibility

1. 引言

再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都还是存在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由事故发生过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可知，有效地运作应急反应组织ERO（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与应急反应预案是事故损失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1]。芯片制造厂一般都存在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等特性，在有限的厂房空间中至少都规划放置数十亿甚至数百亿价值的生产机械设备与安排数百名现场作业人员，因应工艺过程的特殊需要，制造厂房更是使用与储存大量的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氧化性等化学品与高温高压的生产设备[2]。在此特殊环境条件之下，只要发生任何的事故都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环境污染或资产损失，所以如何运作一个有效的ERO与应急反应预案来避免意外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一直是芯片制造厂的高层管理人员与工业安全工程师所关心的重要课题。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探索,大都形成了运行良好的应急管理体制，包括应急管理法规、管理机构、指挥系统、应急队伍、资源保障和信息透明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应急救援系统，并且逐渐向标准化方向发展，使整个应急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和高效[3]。1970年代美国因应事故应急救援与指挥需要所规划制订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ICS（Incident command system）一直是被公认最完整且组织弹性最大的应急反应组织架构之一，此指挥系统的运作弹性可大到全国性的整合救援，小至企业级的救灾组织。本文将研究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组织架构、权责与操作流程，进而根据芯片厂的日常运作组织来制订芯片制造厂的事故应急组织架构并且定义各组织成员的权责与应急反应流程。

2.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定义的事故应急救援指挥组织作为具体指挥、管理、协调、运作所有应急行动的非常设实体，由指挥参谋机构与操作参谋机构所组成。指挥参谋机构成员包括事故指挥官、安全、讯息、联系等，操作参谋机构由运作、计划、后勤保障和财务行政等四大职能部门所组成。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应急事件管理的十二项内容：建立指挥组织；确保应急反应救灾人员安全与健康；评估救援工作的优先级；决定执行目标；发展及执行事故行动计划；发展有效的操作组织架构；维持可管理的控制范围；事故资源管理；协调整体救灾行动与外在机构之行动；授权对传播媒体发布事故消息；追踪资金花费[4]。图1：美国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图。

图1 美国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图。

2.1 指挥参谋机构

2.1.1 事故指挥官IC（Incident Commander）：IC负责管理整体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ICS（Incident Command System）的运作处理，包括下令、沟通及控制、策略决定、动用应急反应小组ERT（Emergency Response Team）执行指挥活动、保护生命及财产、控制人力及设备资源、确保ERT人员安全与健康及公共安全、维持与外在机构之有效联络等，并依据事故发展状况建构必要的组织要素，其职责包括动用及控制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各项要素，整合外援机构救灾行动；建立指挥站，必要时下令疏散灾区人员；初期状况的评估，展开应变行动计划；决定适当的安全水平，决定应变目标；判断ERT安全救灾的能力、调度并有效使用应急反应资源，终结事故；指派各组指挥人员，主导事故调查报告；决定是否需寻求外援，发布会议记录。指挥官的人格特质将直接影响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成败，所以指挥官基本要具备有自信的、果断地、敢下决定的、客观的、沉着稳重的、思考敏捷的、适应能力强的、灵活的、有弹性的、现实的人格特质。事故指挥命令下达时必须要清晰、直接、不要让部属诠释命令、除非收讯者确认收到指挥命令，否则勿任意假设讯息已传达给应急组织内的下辖成员。当事故应急反应救灾时间过长事故指挥权需进行转移或交接的情形下，即将离开的现任指挥官需对接任的IC进行指挥权交接简报，并对所有IC下辖的应急应变人员进行关于指挥权转移通知。

2.1.2 安全官：负责评估事件的危险与不安全状况，并找出能够确保所有人员（受灾人员、救灾人员、旁观者）安全的方法，评估检查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此外，安全官应被授权终止任何不安全的行为与情境。如果此职位未指派人员，应由事件的指挥官直接担任。

2.1.3 讯息官：负责与媒体之联系及新闻之发布、找出与事件发生原因、规模和目前状况相关等正确、完整的数据，以及一般相关的其他事项。讯息官必须是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对一般大众或媒体的唯一窗口。

2.1.4 连络官：负责联络事故内部处理机构或组织与其他外部处理机构、组织和相关方，如消防队、医疗单位、红十字会、政府、公安、相关人员家人等[4][5]。

2.2 操作参谋机构

2.2.1 计划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整理、核实、评估、发布事故应急的各类信息并运用各项讯息制订事故应急救援的战略目标并创建每个运作期内的事故行动方案IAP（Incident Action Plan）；维护人力与设备资源的状态讯息；提供相关讯息以评估过程对目标的有效性；记录和保存所有应急指挥中心活动的文件资料；评价事故损失情况，查询所有资源申请情况，确定优先提供的资源；协助指挥官下达正确决定；向其他部门及其分支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根据事故状况和任务需要，与其他部门主管协调，完成事故状况汇报与事故检讨相关讯息。事故行动方案是事故应急救灾的标准程序文件，方案的严谨性与可操作性将直接影响救灾过程的有效与否，其基本应包括事故分类、事故处理目标、运作组织图、通讯计划、任务列表、后勤支援计划、救灾人员医疗保健计划、健康与安全计划等。

2.2.2 操作部门是具体执行事故行动方案，实施或协调应急救援行动来消除危险源、生命抢救、状况控制、使系统回复到正常操作状况的部门。它负责协调运作部门内部所有机构的关系，有效地完成事故行动方案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 根据事故发展状况和行动需要，启动有关机构和人员，检查其工作情况，并随时做出调整; 向计划部门提供事故形势和资源需求的信息，确定和使用各种应急救援资源，完成既定的应急救援的目标；与IC保持通讯联络，协调整体反应、资源申请和事故状况等信息。

2.2.3 后勤保障部门负责提供通讯联络、计算机系统，布置应急设施，获取应急设备、器材、供应物资，安排食宿等应急保障职能，以及与运作部门主管紧密合作协调以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等。

2.2.4 财务行政部门负责集中和监管所有事故应急救援相关的成本分析、损坏估价及财务状况分析; 评估现有策略的成本与新可选择策略的成本；统计补偿与索赔费用、采购与时间成本；分析应急反应成本与营运成本的关系；协调赔偿和索赔事务; 保存事故应急期间的财务记录等。财务行政部门一般是最后一个加入ERO的单位，只有在重大的事故时才会使用此组织[5][6]。

2.3 应急指挥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原则

应急指挥系统是一套适用于各种类型事故的应急处理系统，其目的是使失控状况回复到可控制状态。应急指挥系统的操作有一些基本原则要遵循，以确保迅速及有效的资源处理与减少应变机构一般执行政策与程序的纷争，这些原则与构成要素包括一、共同术语：确保所有应急反应人员所使用的条款是一致且标准的。二、模组化的组织：扩展或缩减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结构以应对所有不同事故的需求。三、整合通讯：整合通讯可建立共同的通讯计划、标准操作程序、清楚简洁的通讯内容、共通的通讯频率、共同的通讯术语。四、指挥的单一性：指挥的单一性可确保任何ERO中的人员都只会向一个指定人员报告。五、联合的指挥结构：允许地理上或功能上的事故责任组织共同建立事故目标与方针来管理意外事故。六、协调的行动规划：描述应急反应的目标，操作指标及支持行动。七、便于管理的控制范围：便于管理的控制范围主要是限制ERO中管理人员直接管辖人员的数量，直接管辖人员的数量应介于3到7个之间，5个是最佳配置。八、指定的事故设施：事故指挥所及救灾前进基地，其他的事故设施可根据不同的的事故来进行指定。九、全面的资源管理：最优化资源的使用、协调控制单一资源、降低通讯负荷、确保人员安全，尤其是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7]。

2.4 O.C.A.A.法则

有效的应急反应必须藉助快速及彻底的评估，而 OCAA法则即是一个合于逻辑的决策系统，可协助IC依逻辑顺序快速及彻底的评估事故，迅速作成决策，OCAA法则包括四个主要步骤，分别为Object (事故对象)；Condition (事故状况)；Action (行动)和Assignment (指派任务)。O.C.A.A法则结构图见图2。

图2 ：O.C.A.A法则结构图

2.4.1 Object (事故对象)：事故发生时第一时间应先了解事故的种类与特性，如火灾、地震、气体泄漏、化学品泄漏、台风、洪水等。

2.4.2 Condition (事故状况)：根据事故发生时间，地点，暴露威胁区域，人员伤亡数量、环境影响程度、资产损失程度等事故造成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可能的灾变速率及污染物扩散可能方向、火灾爆炸对建筑物的可能破坏、天气的变化等潜在条件，应急方式情况来决定事故等级[8]。救灾行动前应先辨识危险源种类及评估危害性，不了解状况不可以勉强处理，辨识危险源应善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了解事故状况之后应先设法隔离事故现场，建立热区、暖区及冷区，进入灾区者皆可能被污染，因此必须留在管制区内，未经除污者亦不可以进入冷区，以阻绝污染扩散。

2.4.3 Action (事故救援行动)：了解了事故现场的情况及潜在的可能变化条件之后，可根据事故行动计划IAP与应急反应方针转化为救灾行动过程可遵循的策略性战术，而将应急反应策略性战术顺序化的系统为R.E.C.E.V.O.R系统。RECEVOR系统可引导IC迅速将应急反应的救灾行动转化为策略性顺序化的战术，包括七个步骤，一、Rescue (救援/疏散)：对灾区受害者的生命进行救援。二、Exposure (防止暴露)：防止人员、环境及财产的暴露威胁，如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善用防火区隔、移除附近可燃物等。三、Containment/Confinement (围堵)：将灾况局限在控制区域，如将泄漏化学品导入防溢沟、浓烟或毒气抽入排风管、使用空调系统围堵、凸物阻隔等。四、Extinguishment (扑灭/排除危险源)：轻减及消除危险源，如关闭危险物质供应源或电源、关闭空调排风系统、使用中和吸附剂或使用覆盖物等。五、Ventilation (排气)：利用主动或被动式空调系统移动移除污染物，以改善灾区环境达安全水平。六、Overhaul (检修)：彻底执行灾区及相邻区域设备、系统、建筑物及环境的安全进行检修及监视，以防范灾害再度发生。七、Recovery (复原)：确实清理及除污，使灾区恢复为原来的正常运行状况，并应调查事故原因及订定防止再发生对策。应急反应行动务求正确，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对。

2.4.4 Assignment (任务派遣)：确定了事故行动计划IAP之后，可由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决定事故应急反应组织与任务分派。

2.5 应急反应的通讯原则

面对面通讯是最佳的方式否则只能选择无线电通讯对讲设备，应查核使用的传讯无线电话，确保是已充电且为相同频道的；保持应急通话频道始终清晰；仅传达必要的信息，如灾况及位置等；要简要地，务使对话内容最少；说话速度要放慢，使讯息清楚地传达；除非收讯者确认收到讯息，否则勿任意假设讯息已传达给对方。

3. 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

因产业的独特性，芯片制造厂营运过程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种类繁多、生产设备先进、工艺程序复杂，为满足这个特殊的生产营运条件，芯片厂的日常运行组织与职能也十分细致且复杂，虽然根据不同公司的需要会有些差异，但是基本上其组织架构与运作逻辑却是一致的。为了能将芯片厂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日常的运行组织进行有机结合，目前常见的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架构主要思考逻辑是基于美国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并参考芯片厂的实际企业运行组织来制定，其组织架构充分体现了美国事故指挥系统的弹性与可操作性，可强化事故发生时各个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运作，使应急救援过程更有效。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见图3。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组织ERO的组织主要也是由厂指挥参谋机构和操作参谋机构组成。

图3：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

3.1 芯片厂指挥参谋机构

3.1.1 事故指挥官IC：IC负责指挥灾害现场的应变处理，包括了解意外状况、拟定及执行适当的应变计划、召集并指挥ERO、分派任务以控制事故。具体职责包括了解事故的规模及范围；成立事故指挥中心及组织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指挥及管理整体ERO的运作；依事故类别及等级决定应变等级及应变行动，以及事故升级的判断；决定应急行动目标并拟定及执行适当的应急反应行动；保持ERT拥有数量合理的成员，其人力可处理所有状况；下达疏散命令将人员疏散至安全位置；判断需求及了解所拥有的救灾人员、设备和通讯器材等；判断需寻求外援时机；协调外援人员器材进入现场支持；防堵事故现场有害废弃物扩散，并有效处理处置因救灾活动所产生的有害废弃物，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协助事故单位确认事故的细节，完成与事故调查报告相关的文件；协同公关人员PR（Public Relationship）共同拟定对外新闻稿，由公关人员对外发布新闻；会同财务单位、事故单位、救灾单位及环保安全卫生科统计经济损失；整合生产的恢复行动。

3.1.2 应急反应中心ERC（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与应急反应中心值班人员：由于芯片厂90%以上的资产与作业人员都处于生产车间，且生产车间内使用大量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化学品，所以芯片厂都普遍会设置一个类似119消防值班中心的ERC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故。ERC的位置必须靠近洁净生产车间，即FAB，但必须是和生产洁净车间处于不同的防火分区与不同的空调排风分区。ERC必须设置毒性气体监控系统、消防报警系统、极早期烟雾报警系统、闭回路监视器系统、应急反应个人防护用品……等生命维持系统与设备。 ERC的功用是三个中心：监控中心、联络中心、应变中心，具体职责包括保存应急反应所需资料与器材，并及时更新与维护；监控ERC内的安全维生系统；进行第一时间处理，判断事故等级，决定是否根据应急反应计划进行广播等应变措施；通知IC；通知相关人员参与救灾；接受指挥官指示，进行讯息的接收与传达；提供应急反应器材给ERT成员；协助各部门进行应急反应训练与演习。

3.1.3 工安环保人员ESH（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safety & occupational health）：由公司内环保安全卫生单位的工业安全或环保工程师组成，负责在事故发生之前运用合适且系统性的安全分析工具，发掘潜在危险源，拟定合理的应急反应程序与计划。在事故发生时提供安全、除污及救灾指导有关的处置方法。具体职责包括协同IC，了解及监视灾情的发展，并将灾情发展信息及对应策略，随时向IC或指挥中心回报；确保ERT人员的安全与健康；提供IC事故的应急反应程序及战术的咨询，并当应变人员有安全顾虑时，建议IC停止应急反应行动；于事故处理完成后，确认废弃物的清理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协助IC拟定应急反应行动及救灾战术，担任IC的参谋；协助灾后复原小组拟定生产复原计划；协助IC记录及完成事故处理的文件资料。

3.1.4 公关人员PR（Public Relation）：由公关部门派员担任，负责与媒体沟通。具体职责包括根据通报程序进行相关消息的通报；准确地发布有关应急行动新闻资料。

3.2 芯片厂操作参谋机构

3.2.1 救灾小组：依据应急反应责任区的划分，当该区域发生事故时，由该区域受过训练的ERT成员担任救灾组成员，依据救灾程序，进行现场救灾活动，并参与生产恢复工作。一般救灾组的成员都是生产车间内受过ERT训练的工程部门工程师。救灾组依据现场救灾职责的不同，分为抢救小组、搜寻小组、支持小组。抢救小组：依据应急反应程序进行现场救灾活动，具体职责包括协助预防各区域可能产生的危害行为；依现场状况划定冷区—暖区及热区位置—于热区或暖区，处理及监控灾情的发展，并将灾情发展信息，向IC或指挥中心回报；进行现场的除污动作，恢复现场环境。搜寻小组：依据程序进行进入热区进行搜寻，发现受难人员后，进行第一时间抢救，并迅速将现场受难人员从热区救离至暖区，交由急救人员处理。支持小组：支持抢救组、搜寻组进行救灾，如有必要，立即进行支持工作，具体职责包括事故现场安全管制，禁止非救灾人员进入暖区及热区；从ERC或应急反应柜获取应急器材，供救灾小组使用；协助救灾人员穿卸装备；在暖区进行应急器材的除污行动，依相关环保法规协助处理/处置受污装备器材除污后产生的废水/废弃物，避免污染外界环境。

3.2.2 疏散小组：由于芯片厂人数最多的部门是制造部，且生产车间的门禁管制都是由制造部在进行管控，所以根据人员进出必须一致的原则，一般由制造部主管担任疏散组长，各部门最高主管担任该部门的疏散协调员。当IC下达疏散人员的命令时，各部门的疏散协调员依据疏散程序组织该部门人员疏散并统计应到与实到人数，统计结果必须汇整给疏散组组长。

3.2.3 厂务动力小组：由厂务动力部人员组成，由厂务动力运行组或资深人员担任厂务动力组组长，负责处理大宗气体、特殊气体供应、化学品供应、水、电力、空调、排风系统等厂务系统运作调控，以及污染物的处理，防止污染扩大而影响环境，具体职责包括根据救灾程序参与救灾；安排或关断厂务系统及支持应急反应行动，包括电力、大宗气体、特殊气体供应、化学品供应、供排水、污染控制等；协助制程设备及其支持设备、测试机台与检测仪器的停机、修护及恢复；考虑异常气象对厂务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参与生产恢复的工作。

3.2.4 急救小组：由医护站值班医生或护士及厂内合格急救人员组成，由值班医生或护士担任急救小组组长，无值班医生或护士在场时，以急救人员中最资深者担任；组员由受过包括心肺复苏、外部创伤包扎等培训的生产线员工或领班担任。具体职责包括依据急救程序进行现场急救；联络救护医院及受伤人员外送安排与记录；进行事后追踪，直至受伤人员恢复健康为止。

3.2.5 管制小组：由厂区门禁保卫单位人员组成，门禁保卫单位主管或其代理人为管制组组长。人员具体职责包括设置警戒绳（旗）或标示等封锁、隔离灾变现场并实施警戒；引导救灾车辆及装备进入厂内最靠近灾区的适当地点；管制禁止无关救灾的人员车辆进入厂内并疏散管制区内非救灾的人车；引导媒体人员至公关人员处。

3.2.6 财务人员：由公司财务部派员担任，其职责包括根据财产损失评估程序，评估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提供保给险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确保救灾所需设备或物质的取得；统计记录救灾行动的相关费用支出及资金调度。财务人员一般只有在重大事故发生时才会加入ERO，所以在图3中以虚线表示。

3.3 应急反应方针

应优先考虑人员的安全健康，尤其应优先考虑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其次才是考虑受灾区域人员的安全与健康；第二考虑环境冲击与影响；第三考虑资产保护；最后考虑生产恢复。

3.4 芯片厂事故应急行动计划与方案

应急行动计划与方案解决的是如何实施应急行动。预案中应针对每一应急行动，规定相应的程序，并根据行动程序中某些任务复杂程度，进一步细化，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案。芯片厂的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主要行动程序，报警、接警与通报；事故状况评估与检测；警报与紧急公告；灾区隔离与警戒；厂内员工与厂外人员疏散；应急人员安全与健康；急救与医疗；应急处置；外部支援系统；现场恢复；事故原因调查等，这些主要行动程序可被系统化的整合为以下的行动流程。芯片厂应急反应行动流程图见图4 [9][10][11]。

图4芯片厂应急反应行动流程图

4. 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与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

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是一个弹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都很完善的应急反应系统，芯片厂的应急指挥虽然是基于美国的事故应急指挥系统所制定，但也一定程度考虑到芯片制造行业各个日常运作组织权责单位的功能与执掌，以确保在事故发生时，各个组织单位都能熟练且协调地按照应急行动计划与方案来执行应急反应程序。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与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主要组织架构是一致的，但基于实际的应急反应需要，芯片厂的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还是有部分与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组织有所差异，只是这些差异的部分已经由其他的功能组织可取代。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的组织差异与备注说明见表1美。

表1 美国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与芯片厂事故应急反应指挥系统组织与架构比较

5. 结论

任何正常运作的系统或设备，都可能因为人为因素、系统设备因素或环境因素而发生异常状况，当发生异常状况时，就有机会造成意外事故，故ISO14001与OHSAS18001的验证条款中明确将应急反应计划与程序绑定成环安卫风险管控机制的一部分，因此紧急状况处置是系统或设备正常运作必须事先具备的要素，运用合适的安全分析工具，可发掘潜在危险源，拟定合理的应急反应策略和程序，有效的应急反应运作组织、架构与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意外事故产生的负面冲击。任何行业可能产生的紧急状况都是可以合理推测的，所以应急反应处理程序是任何产业系统或设备正常作业程序及安全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非独立于正常作业或日常生产之外的。

参考文献

[1] 罗云，樊运晓.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第1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ISBN 7-5025-5322-3，2004.4:221

[2] 孙白妮.浅谈集成电路项目评价中应注意的环境风险-以电子集成电路芯片生产为例[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35(5):189 ~ 190

[3] 尚春明，贾抒，翟宝辉，许瑞娟.发达国家应急管理特点研究[J].城市综合减灾，2005，12(6):64~69

[4]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OL], Emergency Management Institute. Unit 4: Incident Commander and command staff function. IS-100 Introduction to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2005 September， p.4-1~4-17. http://training.fema.gov/EMIWeb/IS/is100lst.asp

[5] 师立晨，曾明荣，魏利军.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探讨[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5，5(2):115~119

[6]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OL], Emergency Management Institute. Unit 5: General staff function. IS-100 Introduction to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2005 September， p.5-1~5-70. http://training.fema.gov/EMIWeb/IS/is100lst.asp

[7]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OL], Emergency Management Institute.. Unit 1: Introduction to ICS. Basic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 Independent Study Course. IS-195.，1998，p.1-1~1-17

[8] 吴宗之，刘茂.重大事故应急预案分级、分类体系及其基本内容[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13(1):15~18

[9] 刘功智，耿凤，邓云峰.企业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探讨[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5，1(5):59~63

[10] 陈庚，李丽芬，刘茂.关于城市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研究[J].城市公共安全（学术版），2005,(3):1~5

[11] 冷启贞，惠学俭.城市火灾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规划探讨[J].城市公共安全（学术版），2006,(3):42~47

作者：江颖俊　刘　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