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论文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除了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外部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外,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论文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逻辑探赜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逻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而丰实的理论根基，既来源于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又借鉴西方法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与时俱进。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标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新高度，是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 法治;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理论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會明确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转和整体实施。在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中，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源起、发展和创新的历史逻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发挥出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溯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深厚而丰实的理论根基，既来源于意蕴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又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还借鉴了西方法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在人类思想长河的奔涌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一）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对一系列法律和法治思想进行全面阐释，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内容、形式、功能、发展规律以及统治阶级意志与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资本主义法治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谓是马克思这位千年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和法治观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巨著。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观念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的一种派生物，而从属于派生物的法的观念“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对资本主义法治观的本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和法治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批判资产阶级自由观和保护这种自由的所谓法律，论证了法的观念和制度会随着经济基础的运动而变化的一般规律，在这一变化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资本主义法治观将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治观取代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在法治层面的科学认识和逻辑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深度和影响广度，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系统化、整体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日臻完善、逐渐成熟的丰硕成果。

（二）思想宝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华文明亘古绵延，中华法系独具特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明德慎罚”“厌讼”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法经》、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等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宝贵遗产积厚流广，依然是当今中国法治的智慧宝藏和源泉活水。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墨家、道家等思想和学说，着重体现出儒家思想中法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核心理念，是“礼”与“法”结合的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主张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吸取精华祛除糟粕，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在结合中求创新。他强调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2]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先哲与统治阶级在治国策略上的集中体现，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其中有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部分要予以吸收、借鉴和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中国是人口大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中国特色出发。“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2]。既不能因为“皇权”“特权”“人治”之殇就全盘否定、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礼治乃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就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科学、客观的批判、剖析、总结，区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重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挥出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使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呈现出当代价值，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宝库。

（三）有益镜鉴：西方法治思想

不可否认，西方法治文明历史悠久、思想丰富、源远流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因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首次明确和系统地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而成为后世研究和探讨法治问题的源头。法治在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文明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纷纷围绕法的起源、价值、内容、程序等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将法治的思想观点推演至政党、国家、人权、民族、主权等更多领域，赋予法治以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维度。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美国潘恩、杰弗逊，德国康德、黑格尔等近代思想大家都以饱满的激情论证了近代法治主义原则的一般内容。以富勒、拉兹为代表的形式法治论者和以韦伯、德沃金为代表的实质法治论者的法治理论影响历经数载而不衰，成为西方的思想财富，对整个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

然而，西方历史上产生的法治理论和制度有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并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宝典。不同的歷史文化、社会发展与人文地理造就了东西方不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晏子春秋》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3]中国在汲取西方法治文明成果时，要高度重视和克服“水土不服”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4]。我们反对盲目照搬照抄，并不意味着一味排斥甚至全盘否定别国的法治道路及其经验，而是要在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文明新格局，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注入新能量。

二、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长期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凝结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创新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毛泽东法制思想：开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探索之路

毛泽东法制思想是博大精深、经天纬地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新中国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治国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高度重视宪法制定和实施，强调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生动揭示了宪法的根本作用，这种形象的比喻用法一直沿用至今。在1954年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领导制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首次指出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强调宪法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5]。认为宪法制定不能闭门造车，应当广泛学习和借鉴，包括参考“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的好东西”[5]，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应当立足中国实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这为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宪法奠定了重要基调。毛泽东指出宪法制定的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该团结的力量”[5]。除了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对中国民主法制状况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之外，他还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特别重视树立宪法权威，强调国家干部要成为带头守法的榜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6]。

2.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推进依规治党和依规治国。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两个重要的“立规矩”的会议，一个是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认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7]，并指出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不可分割的本质规定性。“在国体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选择亦显著区别于西方世界。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应该体现在国体上，也应该体现在政体上，中国不应存在在野党，在议政机关，也不应该给反对派留有席位”[8]。另一个是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以及建立新闻制度等多项“规矩”。这些规矩为依规治党、从严治党，乃至为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7月11日在西柏坡调研时曾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规矩”就是党内的制度和规章，人人都需要遵守和执行，没有例外和特殊。正因为如此，党内规矩和制度才具有了权威性，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毛泽东法制思想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早期探索，注重发挥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对于治国理政实践的固本强基作用，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法治中国建设稳步向前发展打下了良好根基。

（二）邓小平法治理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是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 促进改革与法治共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决定着必须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的运作完全依赖于法律。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重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9]，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两条主线，积极处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与法治、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同频共振的互补关系，使法制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保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提倡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对于改革中涌现出的敢闯、敢冒且经过实践证明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好经验好办法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赋予规则制度和行业惯例以法律效力，为法律增强改革依据和实践来源。运用法律途径解决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相继制定“工厂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外国人投资法等”[10]，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探索空间和生长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其形态。另一方面，厉行法治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搞不成。“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9]，对经济犯罪，提出“一是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二要靠法制，不搞过去的群众运动”。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对于那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促使社会秩序和整体环境逐步好起来。

2.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理念。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相关内容非常丰富，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多达一百多篇涉及当代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民主与法制的内在关系上揭示法治的本质内容，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是其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10]，树立了社会主义法律的至高权威，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同时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治国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探索奠定了基本价值归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等巨大成就[11]。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维度着眼，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定位，为继续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明确了战略方向。一方面，全面阐述“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12]，从战略层面明确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将党的历史方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党治国理政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夯实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依法执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增添新的内涵。其一，“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13];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机制设计，“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14];重视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5]。依法执政作为一种法治化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深刻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实现。其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权利本位的法律信仰培育和人权的法律确认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以人为本”的根本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时代诠释，是将发展目标定位于为民、发展成果定位于惠民这一人民理念的坚持[16]。将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标志着党的法治思想的系统化、深入化[17]。

三、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法治興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工作的优良传统，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标注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进行总体部署和全面规划，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理解、贯彻法治中国建设目标，“法治”成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任务之一，积极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推动法治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千秋伟业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高度，阐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注重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实践的经验总结，注重古今中外先进的法治思想、理念、思维和原则的成果集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一个“总目标”和一条“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明确两个“坚持”和两个“统一”，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追求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三是形成三个“抓手”，即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领导;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为凝聚依法治国实践的强大合力提供组织保障。四是突出四个“着力点”，即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国基本格局，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统一发展。五是完善五大“法治体系”和遵循“五个原则”，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性质和前进方向。六是建立和完善“六大制度”，即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确立国家宪法日，改革监察制度，进一步彰显宪法权威和生命力，保障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七是统筹推进“七项举措”，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治理与育人、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关系。即坚持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法治工作队伍，努力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和后备力量，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合作，加快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加强普法宣传和增强人民法治意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充分肯定法治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样态。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开拓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境界。在当前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历史时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坚强保障，是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遵循。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吕世伦，李瑞强，张学超.毛泽东邓小平法律思想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9]  鄧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1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9-16.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5]  本书编写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7]  王芸.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法治思想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邹立鸣 杨一帆]

作者：宋婷

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论文 篇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作用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除了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外部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外,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安全;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抵御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及影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起着根本保障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第一,西方社会思潮及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许多社会思潮与学术流派也蜂拥而至,向我国传播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和观点和主张,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等等的影响,这些思潮的散播的实质都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右翼的主流意识形态,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目的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线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最近,国内有股思潮声称,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样板,应该给民主社会主义以合法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改共产党为社会党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如果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就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此外,围绕对苏联兴亡问题的思考,弥漫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是否定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历史: 一些人对苏联十月革命产生疑问与困惑,并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出现沮丧与动摇。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其实质是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对这种倾向任其泛滥,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危害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所谓“人类意识”或“全球意识”,代替民族意识,想借机把他们的国家意识强加给我们,加紧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多层面的文化侵略,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软实力”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力量”实施“文化帝国主义”①,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

入世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发生了由点到面、由间接到直接、由间或到经常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向我国推行其法律规则与价值观念、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宗教渗透广泛而深入,这都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具体表现是意识形态上的“六化”:西化、分化、溶化、淡化、腐化、丑化。西方敌对势力借中国入世之机,用商品交换的外壳掩藏着意识形态渗透的动机,趁机推销文化产品,把其价值观、人权观、自由观等思想观念渗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

第三,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分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引起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冲击着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市场经济行为的分散性、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全局意识淡化;社会组织多样化使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点增多;思维方式活跃性和个人行为个性化使得人们精神需求日益增长、更加复杂等都给我国意识形态提出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权钱交易等社会思潮沉渣泛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道德双轨现象普遍存在,非主流的“亚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可能危及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特别是作为亚文化范畴的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已成为转型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威胁,极易造成社会政治信仰认同的危机。

第四,当前学术界部分学者对于意识形态阵地的“主动放弃”现象仍然存在。思想理论领域的一些学者以学术与意识形态分离为标榜,认为理论研究要想迈向科学化,就必须“价值中立”。这种一味地把学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思想成了某些人的“学术情结”,对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极尽批判之能事。高校课堂上也出现了所谓“话语系统的转换”,学术与意识形态分离的口号变成了为分离而分离的借口。以至于一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躲避现实的意识形态,主张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以是否远离意识形态为标准,以对现实意识形态的批判表明其非意识形态立场。这实际上已成了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标准的“教条主义”,殊不知这种做法反而是落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无意之中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

第五,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经济制度,这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判断成为执政党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得失成败的重要依据。但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时代的诸多方面不断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歪曲和妖魔化。长此下去,将会使国民对我们党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论断的理解迷惑不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会受到动摇的担心也在与日俱增,当这种担心一旦形成国民的普遍共识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有形“硬实力”,而且还需要作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国家才是安全的国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形成,不仅标志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而且标志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程度的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理论的科学命题,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强大功能。《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扩张影响及思想渗透的压力。在这样的复杂背景和形势下,一些人在思想上产生迷惘、困惑乃至无所适从,都在所难免。价值观念越是多元,就越是需要共同价值观的统领。否则,社会就不会有统一的步调,国民就会离心离德。因此,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牢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引领社会思潮。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观渗透的力量源泉。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除了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外部势力的渗透外,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尊重。”②面对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在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才能真正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渗透和影响,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建构我国意识形态战略。首先,辨清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如果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失去最根本的思想准则。在各种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坚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根本的是要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其次,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清楚地向世人昭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将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会效颦于资本主义道路。在旗帜问题上的任何模糊和动摇,都只能带来思想和行动的混乱,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第三,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引领整合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形成基本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一个民族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③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是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的力量源泉。党的十七大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四,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如果执政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因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党执政目标的内在要求。作为先进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因此,党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再次,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党整合执政资源的重要途径。精神文化资源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在党执政条件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我们党能否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有效驾驭意识形态的纷繁变化,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领域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同,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第五,必须揭露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中强意识形态化及“西化”中国的图谋和实质,加强党员干部和国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⑤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基辛格也指出:“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⑥美国前总统里根说: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⑦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有一些人肆意附和和渲染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当前,面对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淡化意识形态”,也不能任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否则,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党就会丧失执政党的资格。

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就必须提炼、宣传和培育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始终是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思想战线激烈斗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一定要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上,突出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加强意识形态和理沦武装工作中的主动性作用。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即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①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②邵云瑞、颜杰峰.意识形态工作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高校理论战线,2004,(11).

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⑤[美]理查德·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1999:不战而胜

⑥[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⑦裴敏欣.“软实力”也是强国之本[N],环球时报.2004-04-16(15).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雒树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N].人民日报,2006-11-13(9).

[4]符桂芹.加入WTO后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6).

[5]屈全绳等.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对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田苗)

作者：刘 冬 高彩霞

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权利与秩序思想的当代启示

【摘要】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要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与秩序思想，保证权利与秩序之间的稳定性与平衡性。只有维持好了权利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权利思想 秩序思想 民主政治建设

当今时代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与秩序思想，可以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明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思想

现实的人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建立的基础，没有生活当中的现实人也就不会有权利和秩序，现实的人是要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人接触，产生利益诉求，因此也就产生了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的产生就会有权利和秩序的出现。

现实的人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要具有人的本质，即人属于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关系当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且经济关系为根本，对其他关系有着决定作用。第二，现实的人必须与社会发生社会关系，而不是独立状态，在社会当中从事社会生产实践，该部分生产实践活动应该为能够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认为现实的人为实践主体，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且需要接受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第一，就本质而言，权利属于社会规定下人们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说一切利益均源自需要，且生产会引起新的需要，继而要通过再生产予以满足；第二，社会是由不同的主体所组成的，不同的主体组成了社会关系，而在交往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交往关系，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不同也就代表了权利的不同；第三，权利的层次比较多，但是需要将经济权利作为基础与根本；第四，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权利的性质，不同的国家政体代表了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第五，权利本身是没有阶级性质的，但是掌握在不同的利益主体手中就具有了阶级性；第六，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要充分尊重人民的权利，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性；第七，权利具有具体性，永恒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权利的产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秩序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秩序思想将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作为基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典型的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应该是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秩序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充斥着剥削，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资本家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能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报酬；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中难以消除的肿瘤。

马克思主义秩序思想认为，秩序就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保证各个阶层利益的实现。当然，这种维护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超过了这个度，政治秩序就会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秩序思想的特征主要有：第一，秩序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也就是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秩序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第二，秩序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统治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会采用强制手段来镇压被统治阶级，在这个时候维护秩序也就成为了统治阶级实施镇压的理由；第三，秩序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秩序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第四，秩序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在原始社会秩序还不够明显，到了后期才逐渐显现，且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权利与秩序思想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时期。差异性社会主要是指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矛盾，局部和个人利益仍然存在着冲突，社会还存在阶层。在差异性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利益分配的不一致。由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阶层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权利主体，这些权利主体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无论何种社会地位的权利主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他们才能充分参与利益的分配，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的稳定。

明确差异性社会中权利与秩序的辩证关系。在差异性社会当中，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长远利益一致，但是在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是可进行调节的。在差异性社会当中如何调节各权利主体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明确差异性社会中权利与秩序的统一关系。在差异性社会，稳定的政治秩序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顺利建设，也能确保普通民众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只有保证政治秩序稳定，民众才能够拥有稳定的政治权利。首先，为了保证政治权利的稳定性，我国必须重视政治制度建设，将政治秩序作为手段，将政治权利作为目的，通过构建良好政治制度维护政治权利的实现。其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当中要明确权利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权利与秩序的关系分为平衡状态与不平衡状态关系。二者处于平衡状态关系时，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个人能够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且能够保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状态关系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阻碍作用，这样会严重影响个人生产的积极性。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与秩序思想指导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当中必须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要重视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首先，我国需要积极扩大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代表了我国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其次，我国在政治制度化方面应该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令其能够容纳更多人民的政治参与。鉴于此，我国必须要积极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保证人民群众能够顺利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权益的保护是出发点，还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权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是由代表人民权利的各级政府实施的，人民不具有具体权利实施的条件，因此要注重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可借鉴国外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但是绝不可全盘抄袭，只有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促进我國社会的发展，激发人民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要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与秩序思想，保证权利与秩序之间的稳定性与平衡性。与此同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提高我国政治制度化建设，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能够顺利得到实现，缩小社会差异性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只有维持好了权利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石河子大学教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作者：徐妮妮 吴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