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产业法律管理论文

摘要：黑龙江省自文化体制改革以后，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集文化产业资金。当前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存在准入门槛高、成本高、风险大、渠道有限、法律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据此笔者提出了降低文化产业融资准入门槛、提高文化产业整体经营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等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广电产业法律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广电产业法律管理论文 篇1：

文化产业融合背景下政府规制路径探析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横向融合与纵向配置以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当前我国对文化产业采用的是分业横向管理，随着文化产业融合的逐步深入，这一规制体制已不能很好的支撑、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产业升级的阻碍。本文分析了当前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文化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政府规制重构的思路，希望对政府规制的调整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文化产业；融合；政府规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4.177

1 当前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1 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体制不顺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实行分业横向管理，即在文化产业所涉及的每一个行业都设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且各行业的管理机关属于平等关系，互不影响，互不干涉。这一管理办法在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地保护了文化产业发展萌芽，促进了各行业的齐头并进。但是，随着文化产业融合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之间融合的逐步深化，继续实行原有的横向管理办法则容易导致规制权划分不清、政出多门等问题，给文化产业发展造成阻碍。随着全面改革开放局面的打开，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但当前的管理体制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管理僵硬、政企不分的问题时有发生。再有，我国文化产业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政府机构在管理，且各政府机构之间互不监督，互不干涉，导致各机构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沟通，管理模式之间不免产生互相制约发展的策略。这种互相制约发展策略的制定在新兴文化产业更为严重。

1.2 经济性规制过严而社会性规制缺失

目前，我国尚未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经济上应当如何管理文化产业，可以管理到哪种程度，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着规制过严的问题。此外，不明晰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问题的发生，政府在限制新兴产业数量的同时，对于国家控股和非国家控股的文化企业并没有一视同仁，这使得非国家控股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发展起来。在社会性规制方面，由于发展时间长，管理体制较为完善，但是政府对经济性规制的倾向，使得社会性规制未能充分发挥其管理作用。

1.3 文化产业法规不健全

法律是一国执行某项措施最强力的手段，也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准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法律法规也被引入到对文化产业的监管中。就目前而言，我国已针对著作权、专利、广告等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文化产业的规制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很少以法律法规作为第一选项。另外，对于文化产业下属的电视业、电影业、出版业、新闻业、印刷业等，尚未有成型法律出台，在实践中还是依照地方政府颁布的管理政策对其进行监管，而这种管理政策很容易沦为“人治”的工具。

2 文化产业融合进程中政府规制重构思路

2.1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1.1 加快文化产业转企改制

加快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树立文化市场的主体，成为文化机制改革的重点。在我国文化产业中，出版业、影视业等大部分都是实行国家经营的政策，因而转企改制政策要从这些企业开始实行。针对出版集团向企业转型的改制，应当尽快实施集团资产评估，完成企业向股份制的改造；针对影视制作集团的改革，应当加快集团股份制的改造推进，进行优势整合，资源整合，积极引进合作伙伴，打造核心竞争力强、实力雄厚的影视帝国；针对演艺集团的整合，应当合理运用市场运营手段，合理安排集团的演艺资源，推进省直接领导的艺术院团向企业制度的改制，激励普通文艺院团保持先进性。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还要着重管理好党报党刊的体制改革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放分离的改革，推动电视剧、报刊的制作机构融入市场，推进其企业化转型。

2.1.2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升级

目前，国内的文化领域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正处在初级阶段，各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各不相同。在我国某些发展速度较快的市政单位对其管辖的文化产业实行由政府出资来成立经营文化企业的单位，扮演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文化单位的出资人职责，同时也享有出资人权益，有监管所属国有的文化资产、审定重大的融投资计划项目、调控文化企业投资方向、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的责任。我国经济中心上海则实行由上海的宣传部、发改委、财政局、国资委等关乎发展的政府部门来共同成立一个管理文化产业的领导班子，并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对上海市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监督，主要是对上海市文化产业的商业性也就是其承担的创造价值的角色进行监督和管理。从上海市、重庆市和深圳市实行的政策来看，要保证文化产业能健康且快速实现其经济价值，必须保证国家对文化产业实行的管理政策有好的方向。首先，根据文化事业的类别及属性，政府对国内文化资产实行分离处理，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种国有资产分别归入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管理体系中，规划出相应的文化管理体制。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种管理体系彻底分清，对其实行政治经济分开管理的方法，构建政府—企业—资产三级管理的机制。其次，政府设置代理机构，用来代表政府处理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的工作，对资产的运用进行监控和审查。如代理机构对重要的文化企业的分立、合并，资产的使用方向、产权的变更，重大项目的实施效果都有审查的义务和权利。再次，为完善管理体制应当设置具有出资人功能的机构，不仅可以使用出资人的权利，也同时承担着对资产的监管等责任，来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增长。对于我国文化产业下的各企业的管理人员，其工资水平可以由上述具有出资人功能的机构来决定，包括该企业的各种考核制度等都由上述机构来制定。最后，明确企业经营中的责任，采取文化企业责任制，赋予国有文化企业的负责人资产代表经营权，同时也要承担国有资产的运营、保值、增长等具体责任。

2.2 放松经济性规制

2.2.1 促进文化资产产权代理制度发展

首先，要推进文化产业规制的法制化进程。近年来，针对原有政府管理中的普遍存在的“越权”和“缺位”问题，逐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分类管理的文化行政管理方式，即根据外部性的不同，将文化资产分为可经营性的和不可经营性的资产。在实践进程中，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支撑，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在进行渐进性的改革的过程中存在不彻底性，导致其执行效果不佳，尤其在经营性的文化资产的管理中仍然透露出原有的行政管理的阴影。针对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要通过设置文化国资委机构，以确保分离出规制机构中的非规制职能，使规制机构独立出来；另一方面要为规制行为提供法制保障，尤其是要尽快出台《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等法律来代替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避免由于法律缺失、政策泛滥，而导致政府规制行为的失效。规制要提高透明度、预见性和稳定性，法律规制要经过法定程序来确立，及时向社会公示，提高政策在制定与执行时的透明度，使文化产业的规制的确立提到法制化的进程。

其次，将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地方政府设立的文化国资委等机构普遍具有定位不清的问题，它不仅是文化资产的监查者同时也是出资方，既是公共管理者又是产权监管者。根据国内外文化资产管理经验，在调整国有文化事业管理时，应当把资产的管理与公共管理分离，才能为促进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增长打好基础。文化国资委应定位为管理部门，并向出资方、管理方的方向转型：一方面，文化国资委不能被当作政府宣传部的管理工具，也不能被当成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指令的“漏斗”，应当给予文化国资委独立的经济管理和处理文化资产的权利；另一方面，文化国资委应使出资人与所管理企业各司其职、界定明确，合理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管理，避免行政干涉，从而实现出资人与公共管理职能分开，实现行政与文化企业、文化资产分离。

再次，完善产权管理制度。文化事业改革需要逐步改善国有文化产业的产权管理制度，完善产权的委托代理制度，尤其是市场化委托代理管理制度应当建立在市场契约制度的基础上，而不能依靠组织规范和行政干涉。文化国资委作为监察人和出资者，可委任或委托符合条件的特定的自然人成为出资者代表行使文化企业的股东权利，特定自然人参与企业内部管理活动，代表出资人施行经营、监察职责。对于那些国有控股即国有资产占总资产的大部分的企业，我们则实行董事对原领导班子进行制衡的方式来管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应用文化出资者的职能没有特殊性，但在国际文化的安全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通过合理有效的产权代理管理制度，可以使政府的导向和规制得到实现，不得用行政手法和组织规范进行干预。

2.2.2 开拓多元化的文化投融资渠道

放宽规制、建立多元化的文化投资融资渠道，根本上是要调整文化所有制结构。第一，开展国有文化财产公有制，开拓多样化形式。文化产业不同于物质产业，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我们可以抓住其这个特点，在遵守国家法规的前提下，来制定出更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公益性非经营性的文化单位应探索新的经营方式、不断尝试新的管理方法，坚持单位的公益服务性，使其适应经济大环境；小型公益性文化企业可以以产业探索为主，尝试将文化的“受益人”转变成“投入者”。对于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则应采用混合经营的管理模式，努力提高其管理效率，实现其经济效益。第二，支持并鼓励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实现多元所有制结构，进而改变单一的国家专权文化管理模式，同意并支持营利性文化生产产业为代表的企业多种形式所有制的发展，逐步构建一个公有制占主要地位，政府协同社会和个人一同构成的多样经济成分、多元经营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文化体制并驾齐驱的新格局。第三，公有制仍是文化单位的主体，这里的主体地位并不是指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应表现在质量上的领袖作用。公有制文化企业特别是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需通过改善自身品质，加强自身控制力、经济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以更好地稳固自身主体地位，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2.3 强化社会性规制

2.3.1 加大对中外文化产业融合的监管力度

文化产业融合的背景下自然会发生中外文化互动，一方面，我国文化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学习外国文化运营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国文化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部分专权、强权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的优势，强制销售其文化产品，侵蚀着我国的民族文化，因此，文化企业在融合吸收的过程中要提高警惕，吸收其长处，转化成自身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明晰审查标准，加大监管力度，把好文化引入的第一关；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则应做好对管辖地区文化企业引导与教育的工作，充分发挥社会性规制的作用，引导和限制文化产业的内容，鼓励企业巧妙运用科技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创新性。当文化产业出现侵权问题时，要综合运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打击盗版行为，净化文化市场，使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2.3.2 制定内容管理流程

对文化产品在内容管理上，可采取事前审查、事后追惩和备案相结合的管理流程，以确保内容合法性。首先，事前审查。事前审查是指文化产品在出品前，应由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对其内容进行管理审批。如对电影影片的发行，对其制作时的摄影制作、发行、影院中放映、外籍影片的进口、国内影片的出口均需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查审批机构申报，使其对电影内容是否合格进行审核批准。例如，我们想播放外国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播放机构必须向我国广电总局提出申请，由其对该节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顺利播放，不通过则不能播放。其次，事后追惩。事后追惩指的是文化产品在出品前，未能通过政府设立的管理部门对其内容的审查，作品的内容涉及法律、法规命令禁止出现的内容，文化产品出现以上情况时，依照法律对当事人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管理的文化行业主要有：出版业、印刷业、艺术表演团体等。出版单位（包括音像制品的出版单位）采取编辑责任制，避免出版物或音像制品的内容违反国家法律规范的规定。最后，做好备案。备案就是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文化产品制作的准备工作前，要做好相关计划，把计划和所需题材向政府设立的行政部门备案。

2.4 完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

2.4.1 健全文化产业法规体系

在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是一个建立完善对应法规的一个机遇，通过不断地完善文化法律体系、规范执法行为和增设法律监察，有助于理顺政府在文化企事业单位中的权利义务，使文化工作者能更积极地工作和创新，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昌盛提供良性的发展环境。根据发达国家的文化法律体系及内容规制，以及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可以推断出构建文化法律体系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内容规制的完善。即以《新闻法》《广播电视法》《出版法》等具体针对性法规为中心，用《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作为行政法规的支撑，将地方行政法规、部门行政规章作为法规体系的内容补充。加快《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等专业法律的制定进度和执行力度，为文化内容规制的完善打好基础。

2.4.2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价值重视程度。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垄断利润，进而鼓励创新。文化企业在通过对创意的表现过程中改造文化资源，因而可以极大地增加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其次，要明确文化创意与文化资源的分别。文化资源很难体现出显著的资源稀缺性，它虽然有产权归属，但产权归属不能代表完全的文化资源。以好莱坞的动画片《功夫熊猫》为例，功夫和熊猫作为文化资源来讲，其产权归属是属于中国的，但这种产权归属不能构成法律上的知识产权。在文化产业中，一个创造性的理念如果不能转换成知识产权，也就不能使创新理念向产业化飞跃。再次，从宏观角度进行立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维护必须由国家设立法律、加强执法力度，保护原创作品。根据适度原则，原创作品在一定阶段后可以让其进步成果由社会共享。最后，企业自身始终保持先进性。一方面文化企业应积极开拓进取，通过创新的方法来整合文化资源、文化要素，研究新的作品，申请知识产权；而另一方面企业更应该主动向专利申报部门注册登记相关文化商品的商标、专利，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避免被对手抢先注册。

3 结 论

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关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市场的主体行为更为复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理顺管理体制，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构建科学合理的规制体系，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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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姝，赵佳佳.文化产业融合与公共财政支持[J].财政研究，2014（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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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果，辛易龙.论我国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时代调和[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8-53.

[7]左艳提.构建文化产业统计管理体系的路径[J].中国市场，2015（22）.

[8]冯晓棠.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述评[J].中国市场，2014（4）.

[9]张云飞，张晓欢.试论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市场，2013（20）.

作者：唐坚

广电产业法律管理论文 篇2：

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研究

摘 要：黑龙江省自文化体制改革以后，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集文化产业资金。当前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存在准入门槛高、成本高、风险大、渠道有限、法律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据此笔者提出了降低文化产业融资准入门槛、提高文化产业整体经营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等建议。

关键词：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

文化产业融资是在一定的文化与经济社会背景下，国家出台有利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加大对文化产业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配置到文化产业中，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近年来，黑龙江省文化产业呈现出跨域发展的良好趋势，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省重点推进的产业领域和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2012-2015年，共开工建设投资3000万元以上文化产业项目128个，完成投资197亿元，其中省重点推进文化产业项目39个，完成投資162.3亿元；全省文化创意产业重点项目89个，完成投资34.7亿元。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有效的刺激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文化产业融资规模增加，出现了上市融资、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等新形势。但在国家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我省文化产业融资仍存在准入门槛高、成本高、风险大、渠道有限等发展瓶颈。

一、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概况

（一）部分文化企业开始上市融资

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家的财政投入，也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具有投入大、回报率低、长期回报率明显的特点。国家的投入每年都呈百分之十七以上增长。〔1〕自2014年开始，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单列1亿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扶持文化内容实、牵动能力强、创意水平高、市场成长性好的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奖励通过国家评选认定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和企业。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市场直接进行融资的社会投资，比如文化企业的上市。而且社会投资的作用在不断的增强。如我省壮大黑龙江广电网络集团、黑龙江出版集团、黑龙江广播影视传媒集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黑龙江文投集团、省演艺集团、黑龙江新媒体集团等大型文化企业，推动一批文化企业上市。

（二）产业基金力度大

产业基金简单地说是指向那些具备很强的发展潜力但还没有进入上市行列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且可以参与被投资主体的经营和管理，待被投资的企业得到稳定且成熟发展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加。2011年，黑龙江省开始筹备文化产业发展基金。2014年，黑龙江省出台了《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三）已建立融资服务平台

融资服务平台是指为了帮助企业单位解决投资问题，提供融资信息的第三方服务平台。黑龙江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创办了全国首家省级文化金融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设立能够同步进行线上线下服务的4个平台，包括文化产权交易、文化资产整合交易、文化企业融资和文化金融合作平台，借此部分解决了小微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

（四）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企业抵押品不足，产品多为无形资产的特点，大力开发适合企业的信贷产品。比如哈尔滨银行，最先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文化企业凭借版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五）不断完善信贷模式

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从文化产业特点出发，探索制定有别于其他行业的信贷模式，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如哈尔滨银行制定了文化创意类小微企业的信贷模式，这类客户只需办理一次授信手续，在授信协议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多次提款，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无需反复提供贷款手续。〔3〕

二、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融资准入门槛高

文化产业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文化产业明显的特征是无形资产比重大，大多以版权、专利的形式存在，可用于抵押的有形资产少，实力不足，而黑龙江省传统的金融机构欠缺对无形资产信贷方面的经验，金融机构对贷款人的要求较高，在抵押方面，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房屋、土地等不动产。而且很多商业银行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更加倾向于信誉好的大型企业。所以对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而言，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仍有众多阻碍，从而导致文化产业融资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

（二）融资成本高风险大

文化产业的进步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继续下去，但同时潜在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而资金持有方追求的恰恰是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这就与文化产业融资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文化产业通过内源筹集的资金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尝试外界融资渠道，资金需求的扩大抬高了银行的利息，同时还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固定资产抵押登记、信用评估、财务审计等，不仅手续繁琐，而且还需要缴纳一定的担保费和抵押资产评估的费用，无形中增大了产业的融资成本，也刺激了民间借款利息的攀升，文化产业的融资成本因此提升了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不仅会将那些文化企业的利润吞噬，而且还有可能使企业遭受灭顶之灾。对黑龙江省来说，尽管建成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体系，但大多数文化企业处在创业期或成长期，呈现“资产轻、版权弱、资金少”等特点，而他们或缺乏抵押物或仅能贷到少量资金，且部分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不能满足融资条件，给中小型文化企业带来融资难的问题。

（三）融资渠道有限

黑龙江省的文化产业环境逐渐改善，融资渠道日渐丰富，但已有的融资渠道并不顺畅，仍然受到传统融资理念和文化产业自身特点的影响，局限于自筹资金、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借款等固定的融资渠道，而采取别的融资方式筹集资本的文化企业仅占一小部分。虽然股票上市进入资本市场是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良好途径，黑龙江省文化产业也在尝试着股票融资方式，但对于上市融资，资本市场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这对于黑龙江省许多文化企业是一条可望而不可及的路径。因为文化产业已有的融资渠道有限，就没有充足的资本向金融业继续开拓，局限的融资渠道自然而然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所以也就形成了往复循环。

（四）法律政策环境亟待改善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对于来源不同资本的权益保障、进入推出等方面的机制相关的法律保障还没有落到实处。〔4〕这使原本处于观望状态或信心不足的投资主体缺乏积极性，且黑龙江省尚有大量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创意产业，而这些中小型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法律地位上就不平等、融资地位也不平等，亟待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扫除制度障碍。此外，尽管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历了多年，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推进方式，以财政投入为主要资金来源，以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为主要的投资目标的方式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他资本投资进入文化产业仍有障碍。

三、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降低文化产业融资准入门槛

1.扩大抵押范围

降低文化产业融资准入门槛，加强多元化融资渠道是建立良好融资模式的前提。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是文化产业比较现实选择，也是比较有效的融资途径，所以这些金融必须要打破传统的信贷观念，针对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扩大文化产业的抵押范围，不能仅把目光局限于固定资产的评估上，还要增加产业的版权、专利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的方式。

2.适当放权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以适当地给予其下分支行相应的审贷权限，从而简化文化产业贷款时需要审批的繁琐程序，减少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有效提高贷款审批的效率。

3.延长还款期限

金融机构还可以根据黑龙江省文化产业的不同融资需求和特点，适当放宽贷款的还款期限，拓展企业多种还款渠道，让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能够顺利地利用借款来合理有效的支配这些筹金，防止过度严苛的额外要求成为文化产业进步的障碍。

（二）提高文化产业整体经营实力

1.完善文化产业的信用管理体系

文化产业要想获得更好的融资，不仅需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还要保障这些规章制度的落实，尤其以财务制度为重点，因为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会根据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增强对其发放贷款的动力和信心。产业内部需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增强自身的信用意识，加大信用管理的力度，从而保证文化产业能够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机会。

2.打造品牌

独特的品牌创新意识是每个行业发展的主要角逐力量。文化产業同样需要加快文化产品创新的步伐，不能固步自封，通过新的文化产品的创造，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对于该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出自己的创意，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而提升其企业的知名度。

3.培养金融专业人才

文化产业金融人才不仅应该具有文化产业相关的知识，也必须要具备投融资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既有利于金融机构适应投资文化产业又有利于文化产业创新融资方式。培养文化产业投融资人才，首先可以选择优秀人才到海外进修，借鉴其他国家文化产业的经营策略，其次积极引进国外专业金融人才以及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和投融资方式，从而改善黑龙江省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三）完善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1.建立信息交流服务平台

面对如今文化产业对金融机构的综合性需求，一些传统的直接投资的商业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经济环境，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完善。设立有利于行业信息交流的服务平台，如此一来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可以进行长期稳定的消息互动，不仅加强了金融和文化产业之间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能够组织文化产业与金融间进行商讨，让双方各自推荐其文化作品和金融工具，让彼此之间的透明度得到提升。根据服务平台所了解到的信息，定期把需要资金支持的项目引荐到金融机构，推出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产品，重点扶持这类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

2.设立金融联合服务平台

联合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从而建立文化产业和金融服务的战略联盟，借助专业研究团队的力量，为黑龙江省文化产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同时着手开展信用资产评估、流转等中介服务机构，创新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为抵押物的贷款业务，培育高效的无形资产流入市场。因为以无形资产为主的文化产业交易更为复杂，所以该产业急需建立专门的中介服务平台，为文化产业间交易的无形资产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以及合理有效的评估，从而使文化产业得到各界投资者的重视。

（四）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

1.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政府在金融与产业之间扮演者中间人的角色，它的引领和支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黑龙江省当局应该继续增大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和扶持黑龙江省文化产业的成长，可以通过从财务中安排一部分货币用来设置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借贷风险赔付款，对那些与国家政策想匹配的文化产业借款提供补贴以示鼓励，对银行贷款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文化产业。政府也应该完善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文化产业主体和文化产业投资者双方的共同利益。黑龙江省政府还需要建立特殊金融制度以便降低投资风险，对投机者施以严格的制约和抨击，为国内外各界资本流入文化产业营造有益的氛围。

2.放宽市场准入机制

黑龙江省要适当放款市场准入机制，首先通过鼓励并主动引导国内外各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该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大力支持以合资、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黑龙江省文化产业，从而降低个人所承担的风险，达到利益共享的效果。其次，可以尝试私募股权进行融资，这种融资方式正在逐渐踏入文化领域，而且有关这方面的投资机构也在接连设立。私募股权融资除了能够给文化产业带来所需资金，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系列符合自身发展的管理体系。这对于文化产业前景广阔的黑龙江省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此外，还可以积极推动更多优秀的文化产业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上市发行股票进行大量融资。〔6〕放宽市场准入还需减少行政批准项目，尽量施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作用，使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过度干涉的现象得到改善。降低文化产业垄断竞争性行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如合法合理果皆可按照规定要求平等进入，严禁无视法律法规设定特殊行政许可的不妥行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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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宁舒.“互联网+文化”进行时 拓展深度产业链〔N〕.黑龙江日报，20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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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冬，李悦.黑龙江省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构建与运作模式研究〔J〕.绿色财会，2014，（07）：6-10.

〔6〕孟惊雷，常晓珍.黑龙江文化产业的融资策略研究〔J〕.北方经贸，2016，（04）：62-64.

〔责任编辑：孙玉婷〕

作者：邱玉兴 张群 王丹丹

广电产业法律管理论文 篇3：

媒介信息融合与产业规制制度改革

摘要：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从技术变化、媒介信息融合导致产业利益冲突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由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围绕媒介信息技术的变化所构成的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介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机整合是实现“三网融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进行产业规制制度改革是有机整合各方利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媒介融合；产业利益冲突；产业主导权；产业规制制度

文献标识码：A　

早在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技术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快速融合。通讯技术(telecommunications)和计算机技术(comput-ers)融合，产生远程信息处理技术(telematics)。大众电子传媒(electronic mass media)与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融合，产生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mediamatics)。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变化导致原来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的信息产品的技术基础出现趋同倾向，同一种信息传播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传输网络来进行，同样，同一个信息传输网络可以传输不同的信息传播服务。这样，不同的信息传播服务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就明显提高，多种信息传播媒体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例如互联网和电视的融合产生网络电视；电信网和电视的融合产生了手机电视；电信和广播电视的融合产生了IPTV等业务，原本分立的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原有的市场边界不断被打破，市场不断扩展。

在中国，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及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涉及到电信和广播电视两大产业。20世纪90年代之前，模拟技术一直是中国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在模拟技术下广播电视产业和电信产业在进行信息传播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存在明显差异，它们提供信息传播服务的技术标准也不相同，因此，基于各自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们传输各自的信息内容，即在电信市场上通过固定和移动网络提供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网络服务；在广电市场上通过有线和无线网络提供广播电视节目服务，同时，在产业管理上采取了分业管理、垄断经营的管理模式。然而，中国现行的分业管理、垄断经营的管理模式制约了这些新兴传媒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早在2001年，“三网融合”就被政府列入信息传播产业的发展规划中，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为了适应全球媒介信息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的趋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于2010年做出正式启动“三网融合”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三网融合”在过去的曲折经历表明，“三网融合”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由此引起的广电和电信产业组织结构变化以及产业规制制度改革等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三网融合”才能得到实质性推动。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对分析中国在推动交叉科学发展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技术变化而引起的相关产业间的融合以及产业规制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分析理论从技术变化、媒介信息融合导致产业利益冲突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由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围绕着媒介信息技术的变化所构成的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介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机整合是实现“三网融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广电和电信产业进行产业规制制度改革是有机整合各方利益的关键所在。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在产业规制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它既不是用传统的单纯分析技术－物质(technical－material)因素的方法，也不是用社会简化论(social reduction—ism)的方法只分析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而是采用整合了技术和社会因素的一般对称原理(princi—pi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的方法来解释和说明社会和技术的演变过程。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不仅包括反映社会方面的人的因素即社会因素，也包括物质因素，如技术，它们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在网络中的行为人如何围绕着物(如技术)的变化而要求协调有关行为人的利益的动机和行动，如图1所示。就此而言，它既不同于过去强调技术的技术决定论，也不同于强调制度因素重于一切的制度决定论。

在构建行动者－网络以整合各方利益的过程中，“提议”(inscription)和“转换”(transformation)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和步骤。“提议”是网络中的技术发生变化时行为人在社会形成适应这一技术变化的制度安排过程中希望这一安排应该具有的特性，它包括几个方面，如行为人提议了什么?谁提议的?行为人的利益是以何种方式提出来的?在实现这些提议时行为人的力量有多强或面临的难度有多大?等。“转换”意味着一个行动人在其提议与其它行为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难以实现时重新表述其提议以适应技术变化、促进与其它行为人的利益相协调。因此，在特定的行动者一网络中，行为人围绕着技术及其变化通过多阶段的“提议”、“转换”，最终实现利益的有效整合。

包括King，Peng Gao等学者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国家在推动产业融合与产业规制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已有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推出推动产业融合的政策措施?为什么有些政策措施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政策效果?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行动者－网络分析理论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在中国，围绕着媒介信息融合形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在这一网络中，行为人包括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内的企事业以及社会公众；物质因素包括技术、产品和市场等。

(一)国家。作为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对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融合既考虑要符合国家整体的改革战略，又要确保其融合能够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其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作用，同时，也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新兴的媒介信息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

(二)产业管理部门。在中国分业管理的模式下，工业与信息化部是电信产业的管理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是广播电视产业的管理者。在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中，尽管已经进行了“政企分开”，但是。在产权上，这些政府管理部门和产业内企事业单位有着难以完全割裂的关系。因此，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行使职能推动本行业和相关市

场发展的同时，总是希望尽可能给产业内企事业单位的利益以最大的保护。

(三)产业内的企事业。它们是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和市场的主体。作为电信产业和市场上的主体，电信企业不仅完成了企业化改造，而且为了适应全球电信市场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讯产业也进行了相应改革，通过分拆、兼并和重组使得市场上的垄断格局被打破，电信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对开拓新产品和市场有着高涨的热情。对广播电视产业而言，其特有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使得政府对广电行业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所有，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也由国家控股。尽管广电产业的产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希望推展新产品和新市场发展，但是，目前的独家垄断地位使得它们习惯于被保护。

(四)社会公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公众对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对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在“三網融合”的过程中，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内的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为了相应的利益围绕技术及其变化这一物的因素进行多次、多阶段的“提议”、“转换”。随着时间的变化，网络中的行为人的利益以及技术、产品和市场等物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社会和技术制度安排也处在演化之中。网络中行为人的利益及其转换会受到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社会方面表现为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态势、国家对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改革设想以及国际上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趋势；在技术方面表现为技术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媒介信息融合的历史演变进程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分析媒介信息融合的制度演变进程。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2001年之前，2001年至2009年以及2010年以后三个阶段。

(一)2001年之前。20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电信产业的垄断经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被打破。美国在1996年通过了电信改革法案，推动电信市场全面自由化。随后，英国和欧盟通过相应立法对电信进行改革将这一市场的竞争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末，周其仁根据全球电信领域技术和管理变革的这一趋势就提出了对电信、广播电视产业进行改革，推动“三网合一，数网竞争”以加快媒介信息融合，形成新兴战略产业的建议。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战略考虑是加快电信产业改革，打破独家垄断地位提高电信企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国际竞争。作为当时管理电信产业的信息产业部重点考虑的是将中国电信分拆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卫通分别经营移动通讯、固定电话和卫星业务，打破独家垄断，在电信市场引入竞争。从广播电视产业方面来看，无论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广电产业快速增长下都希望加快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进程以适应广播电视市场发展的需要。作为社会公众来讲，尽管希望通过“三网合一，数网竞争”获得更多、更好的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但是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以及产业的企事业单位在当时不会考虑社会公众的诉求，社会公众的提议也不会被转换。

(二)2001年至2009年。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电信产业领域推动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电信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对从事网络电视、手机电视、IPTV等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引入这些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网络、技术和设备基础较好，信息产业部(后为工业与信息化部)也认为引入这些产品和服务有助于保持产业的高速成长，因此，信息产业部积极支持电信企业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对广播电视产业来说，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所有，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也由国家控股。尽管广电产业的产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是，独家垄断地位使得它们不能适应“三网融合”条件下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与以提供传播内容为主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相比较，“三网融合”使广电产业最为重要的基础网络服务提供商——有线网络传输机构面临最为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广电的有线网络在技术上需要完成数字化双向改造后才能在“三网融合”后具备与其它运营商平等竞争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广电网络现有的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使现有网络在数字化双向改造中面临着体制转换、产权改革以及大量资本投入等问题。因此，尽管广电产业中的基础网络服务提供商，即有线网络传输机构知道“三网融合”会给自己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如互联网接入服务、电信增值服务，甚至基本的电信服务，但同时它也深知在短期自己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远大于机遇，自然不希望立即实施“三网融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作为产业利益代表者也明白如果实行“三网融合”将会对广电产业带来严重冲击，所以，也不愿意在技术、网络基础设施没有完成改造的情况下进行“三网融合”。国家在看到电信产业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希望推动“三网融合”，于是在2001年提出将三网融合作为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社会公众自然也希望通过“三网融合”能够消费到更多信息产品和更好地服务。然而，在这一网络中电信和广电产业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产业管理者都无法在“三网融合”上找到共同点，任何一方行为人所提出的“提议”都不能“转换”使各方利益得以协调，这些差异和不协调导致该战略方针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三)2010年以后。虽然主要的有关各方在“三网融合”的模式上难以达成一致，但是，电信企业率先在市场上不断进行尝试，推出各种媒介融合产品。广电产业内的企事业单位也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媒介融合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它们在尽可能推迟“三网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在提出互联网的网络接入和电信增值服务。代表电信企业的工业与信息化部和代表广电企事业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方面默许其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在市场上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另一方面，向国家提出符合自身产业利益的“三网融合”方案。国家看到广电和电信企事业单位在市场就产品和服务提供上的无序相互竞争不断蔓延时，认为采取实质性“三网融合”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务院于2009年5月19日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发[2009]26号)指出：要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准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进展。社会公众对此期盼已久，自然会全力支持。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正式确定了“三网融合”的时间表，至此，“三网融合”才算正式拉开帷幕。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推动“三网融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形成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如果不能通

过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信企业和广电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多次“提议”和“转换”、实现多方利益的有效整合，“三网融合”难以实现。

“三网融合”在中国还将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后，在“三网融合”的推动中，仍然存在着行为人之间进一步的利益冲突和整合，表现在：

第一，广电和电信产业的发展水平差异导致持续的产业利益冲突。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传播是满足人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天生就具有垄断性质。尽管电信产业也具有行政性垄断和自然垄断的双重属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电信竞争和放松管制的电信改革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的电信业开始了打破垄断、形成有效竞争的电信产业改革，电信市场更为竞争和开放，电信的主要运营商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更强。由此可见，“三网融合”给广电产业，特别是广电的有线网络传输机构将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其产业利益形成更强的冲击；相反，电信产业则把“三网融合”看作拓展业务和市场、增加收益的难得机遇。因此，“三网融合”带来的两个产业间的利益冲突是“三网融合”艰难而曲折的根本所在。

第二，产业发展中的产业主导权之争。广电和电信产业尽管都实行了“政企分开”，实现了监管部门和产业内企业相分离，但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与其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市场运行主体由于人事权、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关联必然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利益关系。因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仅作为相关领域的监管者行使监管职能，而且，也分别是电信产业和广电产业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在“三网融合”致使广电产业和电信产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都从维护本产业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不中立、不公正的立场来看待和处理信息传播媒介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例如“三网融合的具体方案之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紧急叫停部分地区电信IPTV”事件。这些冲突集中反映在有关“三网融合”过程中的产业主导权之争。

作为承载信息传媒产品、发挥主要功能的基础网络目前在中国由电信网络、广电网络和互联网三者共同构成，在媒介融合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它们都面临着进一步改造和升级。目前，广电网络已建成了连接各省省会的国家级干线网以及各省和地市拥有的连接所属城市和家庭的网络。这一网络主要是用来接收有線电视节目，但是不能上传信号，无法实现类似互联网式的双向互动，也不能实现数据、语言和视频业务的宽带接入，只有对现有的广电网进行数字化双向改造才能实现上述功能。电信网络是以提供语音业务为主的，尽管能够实现点对点的服务，但是，其在其网络上传输数据、视频和高清电视业务等的效率不高，难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在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进行升级改造时就存在着技术标准的选择问题。随着第三代通讯(3G)技术、下一代互联网(NGN)技术、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以及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发展，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基于IP技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三网合一”，实现互联互通。本来应按上述思路确定统一技术标准，但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都意图以自己为主导，融合其它网络。为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牵头提出了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NGB)的构想。该网络以有线电视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的成果为基础，以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撑，构建适合“三网融合”、有线无线相结合、全程全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也提出建设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NGN)。该网络是一个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业务的基于分组技术的综合开放的网络架构，通过开放的接口规范与传统网络实现互通，通用移动性、允许用户自由地接入不同业务提供商支持多样标志体系，融合固定与移动业务等。

目前广电和电信在基础网建设中都按自己所提出的技术标准将对方的资源和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未来网络规划中，在技术上仍是两条线路，并没有走上优势互补的道路。广电和电信分别建设的这两个网络的建设周期都比较长，如果对期间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没有科学、准确及客观的把握，就可能带来投资的盲目性，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一产业主导权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都希望牢牢控制产业主导权，在未来的信息传媒市场上争取主动，获得更大利益，这种以保障各自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做法的后果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三、适应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是中国“三网融合”实质性推动的重要保障

电信和广电产业在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方面的融合对传统的产业规制制度提出了挑战。传统上对电信和广电产业规制是基于自然垄断理论的。事实上，人们对于自然垄断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Vscusi，Vermon和Harrington从产业成本函数与产业市场需求交互作用的层面考察了对自然垄断部门进行界定的问题，他们对美国电信业的分析表明，技术变化和需求变动的共同作用影响着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变化。随着媒介融合技术的出现、市场需求及市场容量的变化，会使自然垄断行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发生变化，其自然垄断特性也会发生变化，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自然垄断在时间上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强自然垄断向弱自然垄断以至向竞争性产业完全转变。因此，基于垄断经营、分业监管的产业规制制度阻碍竞争，限制了媒介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融合和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实现，必须进行改革。

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对其电信和广电产业规制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是放松管制、推动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建立适应媒介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融合的产业规制政策。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构建适应媒介信息融合趋势的统一产业规制规则。不仅要将对电信产业、广电产业不同的管理规则进行统一，而且要将涉及融合的有关方面，如信息技术、多媒体产品和网络服务等也纳入统一的规制范围。

(二)打破垄断经营模式，促进市场竞争与开放。这包括基础网络和产品与服务市场两个方面。在基础网络方面，促使电信网络、广电网络和互联网对所有的服务提供商平等开放。在产品和服务市场方面，制定产品和服务的统一技术标准，开放市场，允许符合条件的运营商进入市场。

(三)这一改革具有渐进的性质。构建统一的产业规制规则是困难的。一方面要统一不同产业的规制规则，这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规制方式的统一，而且还涉及到政府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变革；

另一方面，媒介信息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动态变化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统一的产业规制规则应该是逐步建立的，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时期应采取不同的改革内容。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广电产业和电信产业的管理采取的是基于固化的产业边界实行分设的监管架构。广电节目通过广电网络进行传输、电信服务通过电信网络进行提供。广电运营商要进入电信业务领域必须得到工业与信息化部的批准。同时，电信运营商若试图进入广电业务领域必须获得广电总局批准。这一监管框架的特点是广电和电信行业垄断经营，市场分别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分别监管、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模式。

在媒介不断融合、信息传媒市场边界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以产业利益为中心、固化产业边界、实行分设的中国现行的产业规制框架必须进行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0]5号)中，明确提出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但是，仍维持了分业监管的格局。分业监管格局对“三网融合”进程的实质推进形成严重阻碍。国务院的“三网融合总体方案”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要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清晰、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因此，改革分业监管体制是当前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与国外的同类监管体制改革相比，构建完全适应中国“三网融合”的规制制度具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因为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明确的改革目标定位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改革实践却先于改革目标定位，是在边改革中边定位的；国外的监管改革一直是针对市场主体，即被监管者而展开的，而我们的监管改革不仅针对市场主体，而且也包括对监管者自身的改革。

四、构建适应中国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的基本思路

适应中国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应该是统一的、有利于网络资源充分利用以及技术和产品创新的高效监管体系。构建这一产业规制制度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

(一)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要打破电信和广电原有的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不断引入竞争，不断降低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价格，提高质量，增加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选择，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这是一个长远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转变过程，即由市场垄断向市场竞争逐步过渡。这一过程应该分为不同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应该确定不同的目标，并确保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相一致。在目前这个阶段重点是要打破电信和广电在各自领域的垄断经营，相互面向对方开放市场。

(二)改革以分业监管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加快政府监管方式改革，参照金融、电力等行业监管改革的经验，成立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原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行使的有关网络运营的监督审查的行政管理职能交由新成立的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这样，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信息传播所依赖的基础网络(包括广电原有的有线和无线网络、电信原有的固定网络、移动网络以及互联网)和基于网络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在网络的使用上平等接入和公平竞争。为了确保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信息传播的网络运营行使监管职能，需要为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未来将要出台的《电信法》中在法律上明确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责，替代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确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总局对有关信息传播网络进行监管审查的相关职能；二是通过《电信法》立法规定或国务院授权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运营商在提供信息传播的产品和服务中发生的纠纷有行政仲裁的权力。针对信息传播市场上的纠纷，比如同一种信息网络传输服务，基础网络运营商针对不同的用户实行有差别的服务；信息传播内容的提供商在同样的传输技术条件下对拥有传输网络的不同运营商实行有差别的服务。这些都具有歧视性、不公平竞争的特征，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应通过仲裁来确保信息传播市场上的公平、公正。

(三)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确保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开放性。媒介信息在传播时必须通过一定的基础网络来进行。市场的竞争性不仅表现在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基础网络(包括广电原有的有线和元线网络、电信原有的固定网络、移动网络以及互联网)的开放和平等接入。目前中国的这些基础网络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监督各个网络在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时的平等性，促进既定技术基础上的数网竞争。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所有需要通过信息传播网络提供信息传播产品和服务的经营申请进行审查，如果获得通过就可以授予运营牌照。申请者可以是网络的运营商(如广电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运营商、电信的固定和移动网络运营商以及互联网的运营商)，即它们既提供网络接入业务，也提供信息传播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是独立的运营商(广播电台、电视台、影视公司以及报刊社等)。运营商依据所提供的信息传播产品的特点自主选择接入网络，例如电信可以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如IPTV)，移动公司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络提供电视节目(如手机电视)，广电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可以提供宽带上网、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及其增值服务。基础网络运营商要无差别地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不能对自己适用和别的运营商不同的差别收费，而且，对别的运营商不能以增大成本或采取转移定价的方式有意提高网络接入服务的收费价格。

(四)目前，现有的广电、电信网络还不能完全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对现有网络进行一定的改造，在这方面广电部门面临的困难最大，在广电和电信的双向市场进入中对广电进行一定的保护有利于市场有效竞争的长远目标的实现。在未来进行网络升级改造中要考虑各个网络的现有基础，但是广电和电信产业不能从各自的产业利益出发，相互争夺产业主导权，而是要提高网络的利用效率，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在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国务院统筹协调，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8]1号)中有关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规划。从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看，未来的综合业务网将是宽带IP网，因此，广电和电信在未来的网络改造和升级中都要以此为基础，不能在基础网络建设中强调自己网络的完整性和全程全网特性，而是要更好地与宽带IP网融合，有效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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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作者：岳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