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贿赂培训记录

反腐败贿赂培训记录（共3篇）

篇1：反腐败贿赂培训记录

唐荣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反腐败反贿赂机制

为扎实推进治理商业活动的腐败和贿赂工作，加强企业内控机制，做到诚实守信，树立以守法诚信、优质服务为核心的经营理念，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强化制度监督，推进制度防腐，加强对易发多发腐败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岗位人员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治理商业贿赂承诺制，严格遵循公平竞争规则，引导公司管理人员依法办事，诚实守信，自觉抵制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腐败现象，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在公司范围内从事物料采购、委外加工、设施工程、业务销售、设备采购和维护、质量监督等经济活动以及人、财、物管理过程中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 反腐创廉的八项规定及主要内容包括：

（一）不准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监管对象的财物；

（二）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监管对象的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四）不准由监管对象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五）不准借执行公务之便，为个人、亲属及相关人员谋取利益；

（六）不准利用工作之便干预和插手监管对象的招投标项目；

（七）不准刁难监管对象、侵犯企业合法权益；

（八）不准以监管为名，向监管对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第三条责任和义务

公司行政部门作为预防商业贿赂承诺制的监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开展公司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二）依法行使纪检监察的职责；

（三）加强对重要部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的监督与管理；

（四）贯彻落实《反腐创廉的八项规定》，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建设，对重要部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情况进行真实记录；

（五）负责对公司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承诺人应遵循以下工作职责：

（一）严格履行《反腐创廉的八项》规定内容；

（二）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

（三）自觉接受预防商业贿赂监管部门（行政部）的管理；

（四）若违反上述，服从监督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条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公司行政部门与相关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互相配合。

第五条开展《反腐创廉的八项规定》活动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领导机构，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二）公司重要环节、重要部位的人员和有经济往来活动的单位均要签订一份《预防商业贿赂承诺书》，规范双方的行为，达到廉洁自律的目的；

（三）设立预防商业贿赂工作举报箱，并公布举报电话。

（四）在落实《反腐创廉的八项规定》的过程中，由公司行政部门到其它部门进行明查暗访，及时了解预防商业贿赂的苗头，研究开展预防商业贿赂的对策和措施；

（五）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特点、规律，在教育、制度、监督等有效预防方面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及时研究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第六条及时处理预防商业贿赂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各部门在开展预防商业贿赂工作中，对发现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要及时制止或处理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公司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重要岗位人员的管理，并将其执行《承诺书》的情况作为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公司行政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不履行重要岗位人员《承诺书》的行为进行处理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第九条对公司重要岗位的人员违反本办法的，应当根据违反行为的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十条对经济活动往来的单位人员拒不履行《承诺书》的，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构成商业贿赂（行贿）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本办法未尽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公司行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公司批准之日起执行。

行政管理部

核准：2010.01.01

篇2：反腐败贿赂培训记录

一、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

商业贿赂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表现形式多样化, 具体表现在:

1. 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中发生的回扣。即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或其经销人员在账外暗中退给医疗机构或其负责人、采购人员等有关人员一定价款。回扣既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是各种实物等等。

2. 临床医生在临床诊疗活动中收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给予的“开单提成”、“处方费”、“新药推广费”、“临床观察费”等各种名义的现金、有价证券、实物等。在这种形式的商业贿赂中, 医生并不与生产厂家、经营企业发生直接交易关系, 但可以利用信息和自己手中掌握的处方权对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的销售产生重要影响。

3. 医疗机构的有关人员所收受的“药方统计费”、“手续费”、“介绍费”、“酬劳费”、“活动费”、“信息费”等各种名义的现金或实物。这种形式的商业贿赂往往发生在商品交易的中间环节, 如在处方的统计过程, 药品及医用耗材的入库过程中, 受贿人并不直接参与商品交易过程, 但能对交易的完成造成影响。

4. 不以现金、实物的形式再现, 而由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出资提供的国内外旅游、考察、高档宴请或娱乐活动, 帮助解决职务升迁、职称晋升、子女入学或就业等。

现实生活中, 医药行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并不只限于以上几种。行贿受贿双方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会不断改变新的贿赂手段。但是不管商业贿赂的手段如何变化, 其本质是不变的, 即都属于“不正当好处”[2]。

二、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的特点

医药行业贿赂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 但从已经查清的多起商业贿赂案件中, 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商业贿赂发生的环节主要是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采购过程、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中, 基建工程、物质采购和有关招标活动中。

2. 商业贿赂的主体主要是与医疗行业相关组织和个人。行贿主体主要是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及销售人员。受贿主体主要是医疗机构的负责人、采购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中, 医疗机构负责人、采购人员、医务人员收受的贿赂的主要名目是“回扣”、“提成”、“技术服务费”、“咨询费”、“处方费”、“新药推广费”、“药方统计费”等各种名义的现金、实物或其他利益, 其实质是利用其职务或业务上便利或手中掌握的处方权获取不正当好处;而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人员收受贿赂则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掌握的行政权力, 获取不正当好处。

3. 医药企业向医生个人行贿的情况十分突出。不少医疗机构的领导、科主任和医务人员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据统计, 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 全国卫生部门配合执纪执法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979件, 涉案人员1348人, 涉案金额6121万元;已被刑事处理242人, 党纪政纪及其他处理207人[3]。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从药商、医院形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腐败食物链。

4. 主动索取现象突出。由于医药市场的特殊性, 一些医疗单位利用优势地位 (买方市场) 向医药、器械、设备生产企业公开索取商业贿赂;有的是借助医院院庆索要赞助费, 也有的是根据药品销售量的多少假借返利等收受商业贿赂。

三、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腐败的因素分析

贿赂腐败可能是一种个体行为, 也可能是一种集体行为, 还可能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行为。正确认识现阶段医疗腐败产生和原因, 对于我们确立反腐败思想, 对策重点重要。从主观上讲, 放松世界观改造, 理论信念动摇, 思想蜕化, 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 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 制度不健全, 体制的不完善, 是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管理上讲, 监督机制不完善, 监督体制不健全, 监督工作不到位, 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 还有具体原因。

1. 腐败的成本小于腐败收益

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行为受到制裁和谴责的代价。主要包括法律上的成本、经济上的成本、道德上的成本等。腐败的收益, 是指由腐败行为带来的非正当收益。主要包括收受的贿赂、贪污所得, 权利滥用带来的其它收入等。当腐败小于腐败收益时, 腐败的动机就会产生, 腐败成本越小, 腐败的收益就会越大, 腐败的动机就会越强。特别是腐败行为被揭露查处所产生的后果, 远远小于腐败中获得的好处, 这又大大助长了腐败者的腐败之风。

2. 危险系数小于保险系数

就腐败者而言, 其隐蔽性较强, 暴露概率较低;就案发单位而言, 有的领导自身不干净, 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有的主要领导怕影响单位“政绩”和单位“形象”, 对腐败问题能压就压, 能捂就捂, 甚至设置障碍, 企图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3. 拒腐能力小于腐败冲击

在商业贿赂腐败易发时期, 腐败现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波, 直接冲击掌握公共权力的人, 公共权力也包括我们医务人员的行医处方权, 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人员的行政权等, 在强烈的腐败冲击波下, 如果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 就会“随波逐流”陷入泥潭, 成为金钱的俘虏, 人民的敌人。

四、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腐败的治理对策

由于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的泛滥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要建立健全防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综合运用教育、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

1. 构筑动机防线, 建立使人“不想腐败”的教育体系[3]

要加强医德医风教育, 加强干部和医务人员道德修养,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要常修为政之德, 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已之心。自觉地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要加强典型示范教育, 大力树立和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先进典型, 弘扬正气, 以正袪邪。要把反腐倡廉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 树立“廉洁光荣, 腐败可耻”的价值取向, 形成反腐倡廉的教育工作机制和整体合力。

2. 构筑权力防线, 建立使人“不能腐败”的制度体系[3]

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存在的明显弊端以及相关制度的缺失, 是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产生的制度根源。因此追根溯源, 既要构筑拒腐防变的防线, 又要深化改革, 加强制度建设, 构筑权力防线, 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立具有权威性, 可操作性, 可实用性的廉政法规, 来规范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干部的行为。

3. 构筑约束防线, 建立使人“不能腐败”的监督体制[3]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就必须加强对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重点岗位, 重点部门人员的管理, 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事前防范机制, 具有威慑力的事中监督机制和张有力的事后惩治机制。对权力, 包括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医务人员的行医权力的监督,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使存有侥幸心理搞贿赂、搞腐败的人望而生畏, 不敢腐败。把监督贯穿于医务管理的全过程中, 以确保医院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

参考文献

[1]宋森.关于医药卫生领域反商业贿赂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国卫生产业杂志, 2006, (7) :85.

[2]魏春福.潘立华.陈景荣.现阶段行业商业贿赂的特点, 社会危害性及其治理对策[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 (12) :826.

篇3：反商业贿赂，悬反腐利剑

用刑法利剑割除“商业受贿”毒瘤

时下，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日常生活中被称之为“商业受贿”犯罪（刑法上称之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如何在刑事立法上加以完善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商业受贿现象十分普遍，它已经成为商业领域内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行规”、“惯例”或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在某些行业内甚至出现没有回扣、佣金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易，相关业务人员离开了商业受贿就不会或不愿办事等不正常现象。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无疑是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带来巨大的危害（集中体现为对市场经济秩序和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破坏）；其对腐败现象的蔓延以及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人员的腐蚀实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行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是，现行刑法中公司、企业之外的其他单位之工作人员未列入商业受贿的主体范围之中，这就给司法实践中打击商业受贿犯罪带来了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对于如医疗机构、学校等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者索取贿赂的情况则更无法用刑法加以惩治。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刑法调整的盲区，这无疑令人十分遗憾。

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许多有识之士均提出应该及时地对现行刑法有关商业受贿罪的规定加以完善。为此，《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明确将商业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至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笔者认为，完善刑法中有关商业受贿罪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首先，现行刑法中有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在主体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对于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刑法均在公司、企业后加上了“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则只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立法上的不协调。其次，近年来，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现象十分严重，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并不亚于公司、企业相关人员受贿，不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列入此种犯罪主体范围，在立法和司法上显然均存在有不公平。最后，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也要求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中的人员列入商业受贿的范围之中，作为公约的成员国确实也有义务对现行刑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和完善。

应该看到，尽管《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有关商业受贿罪的修正尚未通过，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时间和程序上的问题，无论如何，草案中已经明白无误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国刑法对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一度存在的某些不规范现象再也不会熟视无睹了，刑罚的利剑将直接指向商业受贿这一经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商业贿赂，谁为你“买单”？

从2004年的“朗讯风波”到去年的“张恩照事件”和德普“回扣门”，数家跨国公司因在我国行贿，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制裁。信誉企业的经济失范行为频频曝光，掀开了中国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在我国的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恶性竞争的环境。如果不及时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消费者将成为最终的买单者。

商业贿赂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仅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就侵害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另一组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6万件，案值达52.8亿元，罚没款约8.1亿元。而这些仅仅是被查处的大、要案，还有许多案件作为“违法黑数”没有摆上台面。

表面上看，商业贿赂似乎成为商业运行的润滑剂，提高了办事效率，无怪乎有业内人士在国家处理了一些商业贿赂案件后，惊呼：“允许拿回扣、佣金，发票可以高开，费用可以虚报，这些都是行规，只要你手中拥有资源，哪一个环节没有灰色地带？”一些外企负责营销、公关的人士认为，如果他们不“入乡随俗”，他们就无法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或者说他们在这场商业贿赂前提下的竞争必将败下阵来。从这些言语当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出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从实质上剖析，商业贿赂不仅损害平等、开放的市场交易秩序，甚至动摇、腐蚀整个社会秩序的价值核心，直接破坏了社会正义，其社会危害不可不谓之大。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商业贿赂对消费者和守法商家的损害是有形的，可以计算的；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则是无形的，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构成和价值体系的破坏是无法计算的。有专家预言：如果不及时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可能使我国市场经济出现“拉美化”倾向。

所幸的是：无论是我国高层，还是社会民众，都坚决地认为，该出重拳惩治商业贿赂了。日前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除了表明国家严格立法的决心外，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商业贿赂的泛滥已经到不得不严惩的地步。据1月2日《中国经营报》报道，中央也已经决定在2006年联合18个部委对商业贿赂进行整治，力争建立清廉的市场经济秩序。反对商业贿赂将成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也在酝酿之中。到那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商业贿赂的买单者不会再是我们的消费者，恐怕正是商业贿赂的肇事人——行贿者与受贿者。

从外国立法看商业贿赂的法律治理

在我国，商业贿赂愈演愈烈，其所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掉以轻心必将危及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治理商业贿赂已迫在眉睫。而要根治商业贿赂行为，外国的一些立法以及做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美国是世界上专门制定反商业贿赂法律的唯一国家。早在1863年，美国就制定了《虚假索取法》（The False Claims Act）（简称“FCA”），该法对于举报人的鼓励和保护方面颇有特色，值得借鉴。首先，特设重奖举报人制度。这种奖励就是举报人有权分享政府对于商业贿赂者的罚款。其次，“FCA”还强调对于举报人的保护制度，以使举报人免受打击报复。这表现在秘密起诉、秘密调查、禁止雇主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等。另外，美国司法部还专门规定利用该法揭露诈骗行为的指南。

1977年，美国开始对不正当金钱授予（包括回扣等）实施规制。同年，《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出台。“FCPA”适用的行为主体，包括了任何代表公司行为的公司、自然人、董事、雇员、代理等。1998年，“FCPA”的修正案甚至将使用对象扩大到外国公司和个人。如果一个公司被指控违反了“FCPA”，就将面临如下的结局：第一，美国司法部的刑事制裁，数目巨大的高额罚金甚至是牢狱之灾；第二，美国证监会根据其检测情况可随时提请法院颁布禁止令阻止公司的有关违法行为；第三，任何个人或公司一旦被指控违反“FCPA”，将被终止其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如其非法行为一旦被法院判决确认，就失去了获得出口资质的资格。同时还将承受美国证监会、美国期货贸易委员会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委员会的各种禁止事项；最后是面临商业竞争对手提起的不正当竞争诉讼。其严厉可见一斑。

日本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但是，政府对各种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很大。1970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了使日本的“全日空”购入自家制造的飞机，委托丸红商社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支付5亿日元，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日、美朝野内外。在日本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分布领域最多的是“公共建设工程”。因此，日本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专门设置“指名业者指名停止标准”。

在国际或者区域合作方面，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主要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际商务活动中反对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其中，为方便商业贿赂行为的举报，后者要求各加盟国有义务进行会计上的变更。

通过上述的外国立法等现状以及成效看，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治理。首先，要梳理惩处商业贿赂行为立法的基本思路，加大民事和行政的处罚力度。其次，要通过立法，设置保护和奖励商业贿赂案件举报人的制度。再次，要在刑事立法中明确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案与惩处的依据。最后，鉴于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严峻性，我国有必要将分散于各法律中的反商业贿赂规定统一起来，建立一部单行的、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

毋庸置疑，打击泛滥的商业贿赂行为，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因此，在加强立法与执法力度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营造一个清廉、透明、诚信的企业文化。这也是“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nional,“TI”）组织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