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观对于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化、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学科地位以及在实践中增强人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自科学发展观命题正式提出以来，其科学性问题引起了学界部分学人的关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之审视

摘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纷繁复杂，理论上尚不成熟，实践中问题较多。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以多种形相存在，如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评价的评价”等等，其评价规范之间存在着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等多种冲突。在评价实践过程中，也大量存在评价主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等诸多矛盾。因此，迫切需要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评价标准；评价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在理论上尚不成熟，在实践中又特别复杂，因而需要谨慎的审视。笔者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种形相、评价规范间的冲突以及评价实施中遇到的严重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概略论述。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种形相

什么是评价?为什么要评价?对评价问题的思考愈深入，愈会感到这一问题的多元性。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以多种形相存在的，明白这一点才可能真正给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以恰当定位。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评价的评价”

评价首先体现为一种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是对评价对象价值大小的衡量与比较。与基于事实判断的自然科学评价不同，“人文社会认识对象并不是纯之又纯的单一体，而是凝集着事实与价值于一身的复合体”。

在学科建制化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不再是某一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而是基于一定事实认定之上的学科共同体的共识性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只有符合一定事实认定要求的评价对象才具有评价的资格，追求评价的主体间客观性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评价本性。评价的价值属性表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判断，而是一定评价群体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认识水平与一定既有成果相比较后的共识性判断。这一判断显然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评价的事实属性表明，评价不应是评价者的主观随意，解决评价问题客观性问题的突破口是以一定方法“控制偏离群体态度的个人化倾向”，实现对“共同利益群体之间价值判断认同度”的逼近。

评价定位是对评价前提的追问，即评价的目标是什么?或为什么要评价?它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础性问题。当前经常说到的评价“定位倒错”主要是指，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视为对评价对象存在价值的绝对判断，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是“对评价的评价”，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价值评价基础之上的再评价，体现为科研管理实践中的价值选择。

(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

囿于价值的主体性、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以寻求共识性价值判断为目标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必须由个体层面的判断上升为适用于评价群体的、可控的、更加规范的价值认定方法。作为方法的评价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评价是一种方法却也常常被忽略。在英语中，方法(method)一词是由“沿着”和“道路”两个希腊词根复合而成，目的性(沿着的方向)与能行性(可实施的途径)是方法的基本特征。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方法”涵义更接近“算法”，具有构成性特征，它是以一定的步骤、程式达到某个确定的目标，前提与结果都具有确定性，每一方法自身是封闭的，必须规范地按一定的步骤、程式实施。方法的能行性属性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必须是在某些明确原则指导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步骤，惟此统一的共识性价值认定才有可能产生，评价是一种科学性操作。方法的构成性属性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是以构成性的规范操作达致对非构成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价值的认定，以一定量化的形式来量度、确认非量化的思想的价值，这难免要陷入思想与规范、培育大师与生产平庸的两难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思想的缔造者，创造性思想往往与规范是相冲突的。如何在评价机制设计时，既能保持大师的生长土壤，又能以一定的标准来规范学科发展，确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评价内生于学术认知的过程中，它以知识的自觉引导学术研究活动向符合知识本性的方向展开。这一知识本性的自觉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功利性，抗拒功利追求的泛滥。惟有保持学科发展的知识本性，才能最终达致学术的自主性。而惟有保持这种自主性，它才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布迪厄坚定地主张社会科学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拿出强硬的科学态度来，因为只有这种方式，社会科学才能获得精确严格的手段，从而在竞争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和潜力”。当下的问题在于，如何以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缓解其建制化发展需要与符合知识本性的知识增长需要之间的紧张，缓解学科主体性与学科社会化的紧张。

(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服从管理目标的科研管理手段

学科的建制化发展总是在一定科研管理手段的推动下进行的，从科研管理的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宏观目的和意义在于，以评价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的发展。评价是要服从管理目标的。科研管理的需要在当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成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科研活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评价标准的实施，评价标准常常因科研管理阶段、目的、对象不同而改变，科研管理的目的直接决定了评价的目的。蔡曙山指出，借助科研管理手段的导向作用，清华大学在SCI发表的论文数短短几年内由几百篇上升至2000多篇。在技术层面上，评价服务于管理，自然对评价方法提出了运作效率的要求，评价应该在保持评价功能的基础上尽量简化、提高效率，这才能为管理服务。但简化不是简单化。在价值层面上，当科研管理借助评价手段左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向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就面临严峻挑战。功利主义场域下，科研管理目的极易为学术单位间的残酷竞争、行政长官意志、量本位思维等非学术因素所控制，错误地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导致学界的结构性浮躁与功利。符合知识本性的知识创造，有时也容易沦为满足一定评价硬性规定的定制化知识的批量生产，这是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的。

在实践上可行的评价并不以追求评价判断的完备性、终极性为其目标，而是以是否符合评价主体的意愿为实践的价值选择：符合主体意愿者会得到更高的评价；与其背离者则更易失去竞争力(生存力)。评价要服从管理目标。事实上，科研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评价标准的实施，评价不仅服务于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评价就是管理。

把评价定位为管理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不必陷入关于评价意义的争论而把精力更多地付诸于评价实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主体就可以恣意左右评价对象的发展道路，因为评价主体的意愿是无法完全脱离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的，价值选择既存在于评价对象间，也存在于对象与

评价主体间；既是历时性的又是主体间性的。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依赖于不断生长着的、灵活的价值框架而不是某种僵硬的单一的价值尺度。 评价服从管理，但管理有两种基本模式或思路，一种是计划型，一种是放任型，两者初衷和前提不同，自然，目标和结果也各异。

(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首先要在鼓励创新思想还是遵循传统规范上选择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面临的首要价值选择是评价什么?是选择鼓励创新思想还是遵循传统规范?两者的冲突体现在当前学术界中思想家与职业专家的分野上，前者更具创造力，也许更是当代思想的代表者；后者更符合学科的传统规范，是存在的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一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人文精神体现为人类对自身物质存在有限性和个体功利性的超越。显然，只有创新思想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应体现为思想认识的前进和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当前已作为科学建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发展又必须要遵循职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过分追求学科发展的规范性、职业化，势必以牺牲大师、妨碍人文社会科学精品的产生为代价；然而，一味放纵思想，忽视规范的作用，又会使思想耽于清谈。

如果把评价定位为管理，上述冲突并不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身也是一种规范，而评价又注定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操作。只有当评价在技术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并成为某种规范性要求时，评价才能服务于管理实践。因此，除非不进行评价，创新思想与传统规范的冲突并不能成为取消规范或否认思想的理由，选择传统规范强调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建制性、规模性；而选择创新思想，所关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与个体创造性。在设计评价规范时应保持必要的张力：既重视专家系统的规范成果又不忽视创新思想家的创造力。

(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

建制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是围绕众多不同来源。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研究课题而展开的，研究所能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等的测算在这些项目评价、课题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此时更多地体现为一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尤其是在一些应用性的横向研究项目中最为典型。近年来，随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的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越来越关注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回报问题。粗制滥造的低水平重复，显然不是这些资本、资源投入的目的。因此，经济核算性质的评价介入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只要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社会建制的形式，就难以离开社会对其投入、产出、功能、效用等的种种评价，作为职业劳动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者们也必须经受各种形式的对其存在价值及其知识价值的评价。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不是缺乏评价，而是缺乏合理的评价，缺乏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深入、系统、持久的综合性研究。如何依据一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合理评价，并以科研管理手段来有效规范、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蓬勃发展。已成为建构知识场域、对学科发展影响深远而又难度极大、基础性的紧迫任务。

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间的冲突

既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规范的操作，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种种规范一标准间的冲突。

(一)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的冲突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展开的，具体学科的对象越是触及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位，其意识形态性就越强。“科学无禁区”这个命题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实施起来要困难得多，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冲突有时不可避免，如何在这两种标准间保持张力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难题。

(二)基础理论研究标准与应用研究标准的冲突

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标准往往是学术性和创新性；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评价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基础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显然不同。

(三)本土化标准与国际性标准的冲突

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受到所在文化情景的文化限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无法脱离一定文化土壤，评价标准显然会与其他国家的标准有所区别。但“本土化”(indigenization)是一种学术活动的取向，并不是政治活动和狭隘民族主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其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评价的本土化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却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性标准。无论从我们是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是从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可比的、可交流的角度，都需要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四)创新性标准与规范性标准的冲突

思想指向创新，规范求诸共识。创新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生命力的体现，没有创新性标准的评价是不完善的。特别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是，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对创新性进行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不同，不是共识性的创新。在学术上，思想的创新开始常为许多同行所不认可，因而无法在以共识为基础的规范性评价中得到承认。但“非共识性项目”并不代表其学术上的无意义，这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

(五)不同评价对象标准的冲突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涉及众多不同的评价对象，包括宏观层面的学科评价，中观层面的机构评价与科研评价，微观层面的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例如，对学科评价而言，学科建制的发展与学科认识水平提升并不等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也很不相同，一个以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为其终极主题，一个以经世致用为其要义，评价标准显然不同。如果再深入到学科内部，文、史、哲、经、法、教、管等各门学科各具特色，评价就不能不关注其个性化特征。此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论文、论著、报告等不同成果形式，标准也是各不相同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类型的哲学著作和一项应用研究的社会报告究竟谁的价值更大?

(六)定性与定量标准的冲突

对科学评价的历史追溯表明，国外和国内的相关评价研究，总体上都处于由科技评估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拓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从定性向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过渡。近几年来，在国内围绕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数百名专家多次调查的基础上，于1998

年完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估体系，并且出版了《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专著。清华大学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清华大学的实际出发，对论文、论著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国内一批高校也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尽管是奖励办法，实际上也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方法，坚持直接标准与间接标准相结合，把二者纳入统一的指标体系。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首先是试图设立某些所谓硬指标(主要是可数量化的指标)，对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高低、学术成就大小、学术价值优劣作出判定。在这个意义上，评价更多的是比较评价对象在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量的差别；其次再涉及对评价对象质的判定。究竟是着重以定量的方法来区分评价对象的量的差别，还是着重以定性的方法来区分评价对象的质的差别?或者是着重二者如何结合，这是当下分歧的焦点。

但在评价实践中，无论是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被评价对象的“量的差别”问题。

在对量的差别的把握中，定性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定量方法必须要做的是，首先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于量化的“量的差别”，如以引用率的大小来表征学术成果的优劣，体现为“间接测量”。直接认识与间接测量的差别才是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所必须关注的。直接认识，可视为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直接深入评价对象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是对评价对象的直接感悟、理解与解释。但任何基于评价者个体的定性判断都是主观性的，受限于评价者个体的经验、学识、所处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定性判断又都难免其个体的局限性。间接测量的长处在于其客观性，可以基本排除评价者主观性的影响，更客观、清晰地描述出量的差别程度。其短处在于，指标体系的设定是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间接性指标与评价目标的相关性也是难于完全确定的。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当下性和现实需要，是用数字掩盖的倾向性。

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施中的问题

虽然现在国内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也形成了一批有水平、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和新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目前国内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主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

所谓评价主体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应由谁来评价?由政府一家来垄断评价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容易导致行政化倾向和腐败。当前评价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政府主导向学界自主评价过渡，或者由政府、民间共同评价，社会化的多样的评价中介机构有取代单一的评价主体之势。但多元化评价主体可能造成学科资源各自为阵，各种评价层出不穷、口径不一的乱局，而且各种评价主体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或者代表不同对象的利益行事，常常把学术标准搁在一边，以非学术的考量为主导的评价自然乱象百出。

所谓评价程序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可操作性何以实现?这里有一个由实质评价到程序评价的问题，是指既然实质公正很难达到，那么追求程序公正就可最接近于合理地达到评价的目的。任何评价规范都受限于一定的评价程序，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也就不存在公正的评价。行之万能的指标体系是不存在的，但存在科学的规则和程序安排。评价程序的制定，有赖于建立一套完善、科学、公正的程序以保证评价者们以公正的“评价眼光”来进行评价。相对实质评价来说，程序评价更易把握，可操作性更强，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

(二)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者、评价机构的再评价问题

所谓对评价者、评价机构的再评价问题，源于经常遇到的“外行评内行”现象。必须首先对评价者进行审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应区分机构对机构、专家对机构等不同评价主体间的不同评价，建立相互制约、彼此监督的“对评价的评价”的社会机制。如对专家评价的再评价，一般主张建立如下监督机制：一是保持评审记录；二是对投票负责，正式签署投票意见；三是向社会公开评价意见；四是应集中发表评优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视专业协会、专业刊物的监督作用。对机构评价的再评价，也应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三)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创新性缺乏问题

以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人文社会科学是发展的学科，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生存与发展最本质的要求。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选中，特别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法体系，必须以创新为起评点，也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现在仍然以现有的、固定的、格式化的评价方式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四)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复杂性研究不够问题

任何评价体系的建构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难题是评价对象的有效界定，其次才是具体的方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困难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其学科及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极为突出，不具备自然科学成果间具有的许多的均一性，这就使评价对象极其多样和复杂。这种复杂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从成果形式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集中于论文、著作、报告这三类；从研究类型可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学科分则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较高层面的区分，还有具体到各学科的不同；从价值标准分有学术标准和现实效益标准之分。这些区分在现实的评价中是整合在一起的，这就使成果间的比较极为困难，如何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类型的哲学著作和一项应用研究的报告究竟谁的得分高?仅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较为例，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标准往往是学术性和创新性；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评价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通过完善生产管理等途径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以及能否有益于改善人们

的社会关系等。基础研究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与付出，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成果显然近乎无法比较。此外，人文社会科学所涵盖的有关学科如文、史、哲、经、法、教、管等，每门学科各有自己的特色，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同一层面、同一领域内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不同。即使是在同一研究领域，使用同一量化标准也存在着缺陷。比如，对基础研究学术论文的评价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方面，以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评价学术论文的质量具有统计上的合理性，但对特殊的个案却未必合理。简单说，低质量的论文一定不能发表于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未必都能发表于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谁来对这种情况进行甄别呢?可见j目前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以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评判学术论文的质量，虽然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形式具有多样性，单一的论文评价不能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问题。例如，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代表性学术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何谓代表著作，不同学科是有特殊性的。在某些学科如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的成果评价中，作品、创作、设计虽应纳入评价范围，但在对这些著作(包括作品、创作、设计)的评价中，既无期刊检索系统那样的体系，又无现成公认的标准，它涉及更多的人为因素。

概言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首要一步就是要对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总结出各自的特点之后，才轮到方法的选择问题。因此，如何恰当地对不同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不同的标准做出正确、积极的评价，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一个薄弱环节，更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难点。

(五)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指标非单一性忽略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几乎不可能使用单一性的量化指标。除了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外，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必须涉及价值判断、时间(历史)判断和性质判断等非量化的定性指标，其中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即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构成社会科学定性评价的基础。

一是价值判断。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及其作品中都存在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是必须把其包括其中的，而如何把握价值的尺度和分寸就是评价的难度所在。

二是时间判断或称历史判断。时间因素直接影响价值判断，因为今天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会成为真理，反之亦然。所以，时间是判断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参数。人文社会科学以人、人化的自然和社会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更要接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因此，极其重大的、带有革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判定。但是，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却常常要求在当下做出，这就要求评价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素养，还要求他具有历史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这就是困难之所在。

这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评价是离不开定性指标的，如何把定性因素与定量判定有机结合也是评价的难点问题。

(六)对现有评价方法的局限性研究不够问题

一个成熟的评价体系不是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在实践的互动中诞生的，其中评价对象、评价目标与评价方法的互动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每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方法所限定的内在目标，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内在目标才能更好地建构评价体系。事实上，方法的局限就是评价的局限，不深入分析采用方法的不足就很难真正了解评价的真正内涵和指向。以科研计量评价法为例，其核心方法如前所述是，首先把发表科学论著的数量和引证次数作为评价的基本样本值，然后根据不同的评价要求采用对应的细化指标，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求得分值，再用其来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科研贡献和学术水平所达到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计量学的兴起和科研计量评价共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将科学计量学方法引入科研评价和科学家绩效评价，并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在采用这一方法时许多人忽略了这一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即它难以对单项科研成果的水平进行准确的评价，并且科学计量学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对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同类成果的比较提供学术影响力的数据——被引用次数，引用越多就证明学术价值越大。

这一方法在评价社会科学类应用性的研究时具有方法上的优越性，因为这类研究强调的是当下性和现实性，有价值的当然得到学界关注。但对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甚至是社会科学来说，这一方法就成为评价的“硬伤”，因为往往重大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得不到大家响应，钱钟书花了20年才写成《管锥篇》，陈寅恪历尽10年写成《柳如是传》，若按此方法一定是无法入评高学术价值著作类的，可又有谁能否认这些著作的传世之价?因此，不仅要研究方法的技术性问题，更要研究评价方法技术后的目标和内在设定，这一研究属方法论层面，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内涵。

(七)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土化忽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受到所在文化情景的文化限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是无法脱离本土化的文化土壤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含义在于使某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源于欧洲，在美国得到重要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概念和方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描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人文现象和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本土化”是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不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民族主义。“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既具有普遍意义，又能获得有关特定文化的详细资料，社会科学也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充分发达的科学”。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文社会科学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性，二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管理体制相分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特别是党史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等等。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就是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这类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同样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因此，不能照搬SSCI、A&HCI及ISSTP的标准。把它们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的指标，而要建立并使用属于自己的引文索引和评价指标。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正在走上一条符合自己需要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逐渐成熟的标志。然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有关本土化问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从总体上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还处于一个探索和研究期，其主要特征有四：(1)尚未对国际上较成熟的软性目标及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借鉴其成功经验。(2)尚未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象、评价理论、评价方法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具体的方法研究提供适用目标。(3)尚未形成完善的，具有导向性、科学性和在实践中可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及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的成果评价标准。(4)尚未形成与国际接轨、本土化的、实践上可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

可以认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　彭建国)

作者：刘大椿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2：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问题研究述评

摘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观对于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化、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学科地位以及在实践中增强人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自科学发展观命题正式提出以来，其科学性问题引起了学界部分学人的关注。他们从规律性要求、客观性基础、思想内涵、价值理性及综合性视角等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还很不全面、具体和深入，缺乏系统论述和深度研究的专门成果，后续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研究现状；理性思考

为什么把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命名为“科学发展观”?论者们从规律性要求、客观性基础、科学内涵、体系特征、价值理性以及综合性视角等就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尽管这种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但其理论思维和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一、“合规律性”说

所谓“合规律性”，是指科学发展观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和自觉遵循。从规律性要求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学界的一个基本视角。

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不完全是一般词典上所说的“反映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分学科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不等于“正确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强调的是规律性的认识，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科学。

一种观点从规律是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内在有机统一的视角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使人的自觉活动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客观规律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的统一，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视角探讨其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或合规律性的特点在与传统发展观的比较中鲜明凸现出来。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从这一点来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地贯彻着动态平衡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动态平衡的发展观。坚持动态平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也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视角论说其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取得了对“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客观基础”说

这里所说的“客观基础”，是就科学发展观产生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实践经验基础等方面而言的。客观性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论者们探讨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种观点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阐述其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说它科学，是因为它建筑在正确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一正确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依据，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人民：它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战略思维来审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它发扬批判的创新精神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发展的核心内容、主要目的、基本原则、重要体现及总体要求。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其中蕴含着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通过现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推动实现这一目的的进程，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求人的幸福之真，务社会发展之实等思想，既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和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总结。

一种观点着重从思想理论基础的客观性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所以科学，在于它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大量先进学术成果，集中凝结了许多学者的富有创见和价值的思想智慧，因而有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先进的思想支持。有论者认为，要从“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传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个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的。

还有一种观点从实践经验基础证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的。所以，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含义，首先应当从历史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从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意义上加以宏观地把握和深刻地体会，而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是关于发展的绝对正确的理论体系。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理论性思考的产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决策层几代发展观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扬弃的结果。

三、“科学内涵”说

“科学内涵”说，指的是从科学发展观蕴含的思想内涵及其科学性来认知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从思想内涵、基本内容人手考察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一种最直观的方法。

一种观点侧重从发展的含义及其科学性概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在定性地考察了发展的含义及其科学性的基础上，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概括为五点：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发展是物质生产力和人本身发展的统一；发展是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

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含义揭示其科学

性。如，有论者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科学性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它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它指明了更加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强调求真务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还有一种观点依据科学发展观命题中“科学”的含义来探讨其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的含义，不是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它是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真理观和价值观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概念，并且体现了这三者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有的认为，“发展观”前的“科学”二字并不是通常所讲的“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应当理解为“合理的、正确的、好的”等意思。还有的认为，“发展”前面冠以“科学”限定词，赋予了“发展”的科学内涵和要求；从规定或内涵上看，正是“发展”的科学界定带来了发展性质上的革命性变化，实现了对以往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

四、“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说

科学不是纯粹的“是”的体系，它还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贯通和有机统一。所谓“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说，就是从这一视角来考察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意蕴。

一种观点从价值理念的科学性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价值理念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价值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文明模式和生活理念。

一种观点从价值向度的科学性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向度。这一价值向度的科学性在于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统一。具体而言：它体现了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它体现了功利尺度和道义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它体现了人的尺度和生态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既表现在它提出的依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对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动力的揭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又表现在它揭示的发展内容(什么样的发展)和方法(怎样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也就是说，它不仅揭示了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揭示了实现价值的手段和方法。

还有一种观点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性论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科学发展观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不能陷于“唯科学主义”。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看，科学发展观应是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发展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需要人文精神的导引，需要正确的科技伦理来规范。所以，要树立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发展观，要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共同引导下去落实这一发展观。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强烈的科学性在于：第一，它克服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使得发展内容更全面，评价体系和标准更合理，逻辑更完整。第二，它是对以往的发展理论的扬弃。在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和不断总结前人成果的必然产物。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充满着人文性，体现了理论的人文关怀。

五、多维度、综合性说

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更多的论者从多样化视角、立体层面来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这就是所谓的“多维度、综合『生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发展观，一是它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同时又密切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是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二是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三是它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和途径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前面冠以“科学”依据有三：一是对当代中国和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理论升华；二是对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揭示；三是它满足了“科学”理论必备的两个条件，即能合理地解释历史，又能合理地预见未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冠名为科学，这是因为：其一，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思维的产物。其二，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根本所在。其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需要在科学落实中来体现和进一步揭示。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们党提出的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就在于它把发展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科学发展，第一，推进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第二，推进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当代，科学是推动发展的决定力量。推进发展，只有遵循客观规律、依靠科学知识，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种观点认为，首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二字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发展观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科学社会主义维度上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科学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与科学技术的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维度上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意味着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意味着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其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的统一，在于其本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于其内容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在于其原则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的统一。

由上可见，论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科学性问题的探讨，视角开阔、论点鲜明，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这一研究还很不全面、具体和深入，缺少系统论述和深度研究的专门成果，但他们的积极探索及其取得的成绩，为下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六、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胡锦涛指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所谓“科学的角度”也就是客观理性的角度。从科学的维度研究科学发展观，不仅有助于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化，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而且有助于提升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服力，增强人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最新精神，笔者认为，推动科学发展观科学性问题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要确立新的研究视角，从科学的维度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既然以“科学”命名、是“科学理论”，就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从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它。所谓科学的视角，就是从科学知识所必需的客观性、求真性、体系性(系统性)、可检验性(实证性)等基本特征人手，来认知科学发展观，揭示其科学性所在。从客观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完全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产物；从规律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科学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体系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有序展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体系；从可检验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实际改变社会的强大效用，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在实践检验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并将在实践的持续检验中显示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只有从科学的维度人手，才能真正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第二，要加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全面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就学科范围而言，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建两个二级学科。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学科划分及其归属是否科学合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研究仅仅依托这两个学科领域是很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有机整体和宏大体系，是运用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理论和方法的结晶。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整体继承和发展，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进步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产物。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的。只有拓展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科范围，加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才能全面深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第三，要更新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方法揭示科学发展观科学性。受某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科学发展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学科或科学。加上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长期依托于中共党史学科，受历史学科特点的影响也很明显。表现在理论方法上，常见的就是文本解读、概念诠释、过程描述和经验总结等。有人甚至把它等同于解释学或宣传工具。这种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显然桎梏了科学发展观研究的生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发展观是科学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就要首先把它看作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就要遵循科学思维的一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坚持理论原则与实践标准、历史检验与逻辑推论、文本解读与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方法，唯有此，才能在理论方法上奠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地位。

第四，要转换话语表达方式，以规范的话语诠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科学研究不是工作报告或会议文件，也不同于理论宣传，而是有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然而，在党的学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至今缺乏科学、规范的话语表达。表现在研究成果方面，我们几乎看不出科学研究与理论宣传有什么不同。这从另一个方面对这一学科的科学性提出了拷问。因此，在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之后，建构起一种科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就党的思想理论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宣传性与研究性的文章之间所关注的问题大体相同，但二者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语言表达形式是有不同的。如理论宣传主要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思想内涵、理论特点等层面及话语来诠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而科学研究则要求转换思维方式，从客观依据、规律认知、逻辑体系、实践证明等层面及话语建构起具有学科规范的相应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表达合乎学科规范。

责任编辑：苏　伟

作者：吴怀友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3：

系统论、比较文学和文学

摘要：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但是，系统科学在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并没有深入地发掘这种联系。更多的时候，文学研究者的眼光是以一种拿来的姿态来运用传统的以“三论”为概括的系统论的，从深层上来看，这也体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分野问题。文章主要就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系统科学；比较文学；跨学科；超文学

作者简介：王立民，男。山东肥城人，广西师范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系统论是作为一种科学主义思潮出现的，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鲍列夫、波斯彼洛夫等较早把这一理论和方法运用在文艺领域，1984年前后就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到我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并且形成一种文艺学方法。这首先体现出了文学和科学的联姻。比较文学虽然一直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和概念的定位上有所分歧，但也都是立足一种文学主体来审视其他的文学主体，(这里的主体的划分可以依据比较文学的“四个跨越”——即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从而更好地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是文学自身的一次超越，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界，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文学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还是一种文学内部的自我沟通的话，跨学科则站在了学科整合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际整合理论的进一步提出及交叉边缘学科研究的崛起，至今为止，追寻文学与艺术、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所交叉的共同规律，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

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但是，系统科学在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并没有深入地发掘这种联系。更多的时候，文学研究者的眼光是以一种拿来的姿态来运用传统的以“三论”为概括的系统论的，从深层上来看，这也体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分野问题，当比较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来审视一下系统论和文学研究以及作为跨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科际的整合、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反思意义。

一、系统论的学科关怀及其对文学的渗透

系统的思想古已有之，在人类认识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初的系统思想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类关于世界的本源的构想，如“五行”的说法，外国的如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赫拉克利特以火为本源等等原始的系统的思想。这时的人们习惯于从总的方面来看待和观察世界。这时的系统思想还是朴素的，直到美籍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系统论的概念，在60年代以《普通系统论》一书建立起学科的规范，系统论才成为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中一个新兴学科。从最初的系统论里我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系统的系统观，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系统是相对的和普遍存在的：系统由它对应的部分构成等等。

早期的用系统科学来解构文学出了不少成果，但大都是直接运用系统科学的量化的统筹的方法，如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说明阿Q性格是一个由多要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充满着矛盾：并且各性格要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的对应关系，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联系，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种分析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他把文学系统化了，并注意到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系统科学的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的比较的视域来看，这种分析也是系统化的文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是“比较”这一动作的前提。最近网络上出现了新的对《红楼梦》的系统科学分析，也是基于系统科学的基本的构想对文学作出的渗透。还有早期的运用统计的方法对《红楼梦》在语言上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的争议提供较为有说服力的科学的证据。但是这样的系统科学与文学的联合还是不够的，更多的是围绕在文本的外围，以一种物化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很难有深入骨髓的解析，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文学化，是保守的系统科学运用。

再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等论著都不同程度地运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对二者进行融合。总的来看，都继承了和发挥了“系统论把‘系统’看作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集合体’，主张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以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的五原则构成其方法论上的特点。”

我们知道，系统科学的理想是要把一切的系统都建立起数学的模型，这自然是系统科学的诞生因素的结果，也是自身发展的要求，但是当系统科学要把人文学科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时，就会面对学科分野的困境。毕竟，系统科学追求整个学科体系的统一，但是学科毕竟是有差异的，有的差异是不能用学术的强制暴力来套用。这就需要在学科之间达成一种和谐甚至退让。而这种和谐就应该强调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横断性。

系统科学“不研究特定形态的、具体的系统，而是撇开系统的具体形态，特定的结构和功能，研究一般的系统，研究系统的类型、性质，以及运动的机理和规律”、“系统科学所感兴趣的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具体的结构、功能、性质和机理，而是作为一般系统的共同的规律性、一致性和同构性。”我们拿文学这个系统来看，它本身具有某种独特的材料、结构、机理等属性，但单纯的文学的这些系统的属性还不够，我们要从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来超越文学本身，去沟通不同的系统中的这种具有某种关联的结构和机理。因为我们知道，构成事物本质的不是事物的材料，而是决定事物本质的某种结构。比如桌子，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不是因为它是木头的或是石头的，而是因为它具有桌子这一系统的某种结构属性。于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时候也不能单从取材主题等等“文学的”质料因上寻找，而是要透过文学自身，获得文学的某种超越性的属性去探究文学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存在关系，这样才能更加深入。这也是比较文学跨学科要求的实现途径。

二、比较文学与系统科学的共同追求

比较文学建立60多年，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同时，比较文学本身的学科定位问题依然有一些环节需要补正，学科的定位直接关系到学科的学术生命和学术价值，其重要性不再赘述。我们知道，比较文学一个显著的学科特征是他的跨越性，其中。跨学科又是比较文学的一大亮点，也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显著区别。

比较文学以一种跨越学科的姿态，立足文学，审视或透视其他的相关学科，如音乐、绘画等艺术门

类，如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以及知识的最高境界——哲学，甚至于自然科学和人类的一切相关的社会的生理的现象。可以说，比较文学的胸怀是宽广的，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一种野心，一种追求文化统一的野心。

其实，比较文学的这种思路早已有之，最早的中国古代先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且不说，近代的系统科学就已经提出了“不同学科间存在着相通的……”“异质同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换句话说，比较文学是系统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体现。

比较文学首先是基于一种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史。立足文学，透视其他相关学科，归结在整个文化的统一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终极性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横断性的特征，是系统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再现和改装。因为系统科学“对各种不同的具体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系统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作为适用于一切(或一定的)种类的系统的根本学说——一般系统论。用这个方法研究宇宙中的大量现实系统，找出各个‘系统’的一般方面、一致性和同态性；特别是研究系统的‘整体’和‘完整性’等概念、模式和原则，以便为科学的统一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比较文学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时已经体现出一般系统论的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一般系统论在文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找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代理。

比较文学的，首先是文学的，而文学这一系统一方面自成体系，有着自身的学科特征和个性。同时。文学的系统不是封闭的和自足的，它要和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进行交流和沟通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如果一般系统论的这种系统间的交流还是静态的话，比较文学的这种发掘就是动态的了。表面上看，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关系文学生命的联系。

“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有不同的内在结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无可否认，它们都是人类思想情感的抒发和呈现，”这就是文学和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内在的关联，也是沟通文学的系统与其他的系统的根本途径。这是作为系统的文学得以和其他学科沟通的系统化的方面，否则，单纯的系统的方法不足以承载文学，也很难在文学的系统解构上作出成效。

虽然系统论对于当代文坛的影响和冲击，既在宏观上显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的基本趋势，又在微观上促进了理论批评家个体理论视野的拓展和知识结构的更新。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鸿沟是不言而喻的。系统科学其实就在做填补的努力。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对人文学科的关照，这与贝塔朗菲的初衷是相偏离的。人类的认识已经进入到整合的阶段，单纯的自然学科很难给我们出路。系统科学者又往往是自然科学出身，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纯粹科学的。而人文学者在有意识地和自然学科靠拢时，又显得力不从心，对自然科学的收购只是隔靴搔痒，结果又落回到人文自身的圈子里。而自然学科在收购人文学科时遇到同样的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要比人文学者郁闷得多。

三、比较的和系统的在统一论上的统一

对于人类知识文明发展的趋向，马克思早就作过预言：“自然科学将来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也会统括自然科学，二者将来会成为一种科学。”比较文学者把这一理想作为比较文学的使命：“连接人类创造事业中实质上有机联系着，而形式上分离的各个领域的桥梁”。从整个学科的分类来看：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是基本的学科归属。其中，系统科学就是连接之前三种学科的桥梁，是一种软科学。我们在克服纯粹系统科学的硬性嵌套的基础上，把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引进到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即是最好的成果，这体现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上。

当然，系统科学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相关分支，但是，此时的系统科学似乎已经和文学离得远了，陈思雨先生运用系统思想对《红楼梦》进行的解析比较新颖，取得了一定的学科整合的价值，值得比较文学者研究。(网络实名：系统科学论坛)

比较文学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是建立在学科的本体论统一的基石之上的，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时，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跨学科的整合上，这样的比较文学才是具有超越性的“超文学”，这样的超文学才能带来比较文学更新的生命。并且，这样的超文学是以系统科学为契点的，方向明确，具有极强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文早，系统科学与文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3]邹珊刚等，系统科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王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