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种子行政处罚论文

摘要：“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同时也必须要合理。本文就如何理解我国行政处罚中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进行初步探讨，并就其法律适用范围谈几点认识。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合理性原则；理解；适用1、前言行政处罚是行政法治的重要方面。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种子行政处罚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我国种子行政处罚论文 篇1：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

【摘要】 行政处罚中的“乱罚”现象，严重地破坏了政府形象，极大地消解了政府公信力，是我国当前政务诚信建设亟待治理的突出问题。诚信是政府的生命，行政处罚公正严明是政府诚信流淌的血液，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社会公开是行政处罚权专横滥用的克星。为此，我国需要在完善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相关法律的同时，采取重点领域先行实施的分步走方针，加大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严格行政执法。

【关键词】 行政处罚 信息公开 政府公信力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3.007

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对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构成威胁。社会诚信问题的治理，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普遍撒网遍地抓，而是要集中精力主抓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领域及其关键环节。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两大重要领域，而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处罚信息进一步公开，要采取分类与分层相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

我国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综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目前行政处罚公开的信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依据、处罚前对当事人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亮证执法、处罚后对当事人宣告决定或送达决定书、处罚听证。虽然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全面的，但公开的对象是限定的，只是针对行政处罚当事人。质言之，目前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不是面对公众的一种社会公开方式。这种仅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处罚信息公开，无法真正实现公众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

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公开，但可以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这就意味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没有公开行政处罚信息的法定义务，公开是自愿，不公开不违法，而且没有相应的罚则。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不进行主动的公开，既不利于惩戒违法者，也不利于威慑和教育其他社会成员，更不利于防范和约束执法权的滥用。

目前，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是在法律上，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行政相对人公开，还没有规定向社会公开；二是在实践上，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社会公开已开始探索实行。具言之，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公开在法律上，存在依据不充足的问题，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已走在法律的前面，一些行政部门、省市自治区的行政执法机关，开始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深圳市药监局等执法机关，或直接公布处罚决定书，或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定期公告。目前，在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向公众主动公开，还只是部分行政执法机关的自觉行为，仍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机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规避责任心理，没有主动公布处罚类信息，致使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程度，在全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正当性

我国行政处罚种类多、幅度大，执法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更需要行政机关严格、公正执法。而防范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需要对执法行为进行严格规定，把“执法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且还需要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布，把“执法权”放在“阳光”下晾晒。执法程序的制度化和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化，既是预防、遏制行政执法权滥用的“校正仪”和“防腐剂”，同时也是社会民众对公权力阳光运行的期待。事实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是腐败滋生的种子，而行政处罚信息不透明，又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为此，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处于社会监督之中，会掀开行政执法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盖子，戳破腐败滋生的掩体，给行政执法者套上紧箍咒，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社会诚信建设，有赖于不良信用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对失信者的社会性的持久惩治。企业和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既包括市场交易内的违约欺骗行为所产生的失信记录，也包括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依法公开，是社会征信实现的基础，也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如果只是采取对当事人的“告知式”、“申请查询式”、“听证式”等有限公开形式，没有对社会公开，不良企业的劣迹未在社会留痕，那么，不仅没有堵掉不良企业重操旧业而违法牟利的后路，也使得政府的其它执法部门无法对“问题企业”实行预防性“监控”，更没有担起提示人民群众对不良企业防范和警惕的责任。所以说，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放虎归山、养虎为患。

由于“人情”、“关系”、“权力”、“金钱”等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干扰，我国行政处罚目前存在严重的滥用执法权的问题。该罚不罚、该重罚而轻罚、有利争着罚、无利都不罚等不严格执法的行为，不仅难以达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惩戒作用，而且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是破坏政府形象的重灾区。这种“乱”罚现象的遏制，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而且也需要通过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受到社会的广泛监督，追究不当执法者的责任，倒逼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由于行政处罚信息不对社会公开，会导致上（政府监察部门）不清、下（公众）不知的“双盲”现象，公众和政府监察部门就会成为“睁眼瞎”，无法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进行质疑和及时纠正，所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预防和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的低成本、有效的手段。

行政处罚信息在全国统一公开，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我国的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没有纳入行政执法机关的必行职责中，致使不同省市地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程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也由此导致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一些地区或部门，把企业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但有些地区，对企业行政处罚信息未予以社会公开，这就导致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在项目招投标、市场竞争等方面，因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布而被市场排挤，发挥了失信联惩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的作用，相反，行政处罚信息未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因不良信息的隐匿而未受到市场惩罚，从而产生不平等的“劣币驱逐劣币”现象，并使公开地区政府部门陷入二难选择中。

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举措

目前，虽然《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存在两大亟待完善的法律问题：一是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不充足，表现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向社会公开，只能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另一个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责任的规定，笼统、虚设，缺乏具体操作的确定标准。为此，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公正、公开原则中，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向社会公布列入公开的范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明确列入政府信息公开之列，并对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期限、方式、不公开的违法责任等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

行政处罚信息因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密切相关，所以，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信息都可以全部向社会公开。为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的内容，要坚持审查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隐匿，公布包括立案日期、被处罚人名称、案由、法律依据、处罚结果、结案日期、执行机构在内的信息。

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激进做法，而是要循序渐进，先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且已具有明确法规规定的重要领域入手，如食品药品、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入重点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六条要求“农业、卫生、质检、商务、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情况予以记录并公布。”对以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已有明确条例规定的重要领域的行政处罚的结果信息，要实行全国统一公开，不能让行政机关采取自愿原则，而且对那些没有公开此类处罚信息的机关，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的责任。

我国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分属于不同行政系统、归口于不同的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多主体性和业务归属的条块分割性，就使得不同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处于封闭和分散中。政府部门之间对于行政处罚信息不能共享，不利于政府系统中的相关部门对不良市场经营者的监控与防范，易于使不良经营者漏网而继续投机牟利。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多层的特点，就要求处罚结果信息必须在政府部门之间归集、流动、共享，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前端监控预防的盲点以及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处罚不一等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诚信文化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15ZDA038）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我国社会诚信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常州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责 编/凌肖汉

作者：王淑芹

我国种子行政处罚论文 篇2：

试论行政处罚中“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同时也必须要合理。本文就如何理解我国行政处罚中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进行初步探讨，并就其法律适用范围谈几点认识。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合理性原则；理解；适用

1、前言

行政处罚是行政法治的重要方面。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遵循行政法治两项重要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同时必须要合理。一般认为，行政合理性要求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必须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应充分考虑相关的因素。

2、“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解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防止其被行政主体滥用。立法在赋予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在竭尽所能的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行为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然而，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变性，以及政府行政事务的复杂性，立法不可能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所有规范，从而不得不在法律上承认行政机关对行为方式、范围、种类、程度等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只要符合立法分配的正义，即使有悖实质正义，行政行为主体也很少承担某种法律责任。但是，自由裁量权一旦有失公平公正或被行政行为主体出于某种目的滥用，其危害不言而喻。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可以矫正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各种偏差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应当客观、适度，最大限度地符合理性。行政处罚是行政权力体系中与行政相对人利益最为直接的一种，其行使更应把握和坚持好合理性原则，使处罚施于对违法过错的客观、公正的基础之上。

3、行政处罚中“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

3.1 行政处罚的价值取向应合理

行政处罚的实施是对有悖法律正义的过错行为予以矫正或适度制裁，使其回归于法制秩序之中，进而告诫、引导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必须遵守法制秩序。行政处罚虽然应当十分严肃地对违法者的过错予以矫正或制裁，但其价值取向要注重行政处罚后宽层面的现在与将来的效应。然而目前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偏离了上述价值取向。因为，除极少数的行政处罚外，绝大多数的行政处罚行为，从法律形式和行为人的违法事实上看，并不能否定其目的是在矫正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过错。但是，从处罚决定的内容是否客观、适度、理性以及处罚后所产生的效应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本应产生的效果等方面看，我们有些执法者在其价值取向方面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不能着眼现在，经常对违法过错的过去进行不必要的强调。在处罚方式适用方面，滥用财产处罚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法定的罚种首推警告，再依违法过错大小，设定有财产罚（即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行为罚（即责令整改或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人身罚（即拘留）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矫正或制裁方式。据了解，我国有些行政部门在实施处罚时，警告几乎为零，罚款却高达90％以上，即使在极其少量的责令整改或停产停业处罚中，仍然有罚款，似乎不罚款就不是行政处罚。由此可见，行政处罚的价值取向普遍存在偏颇。查清违法事实，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教育行政相对人遵守法制秩序，是行政处罚的主要意义。目前行政处罚的罚种如此失衡于财产罚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和一些执法者行政处罚价值取向的偏离。如果不加以规范，不仅会给人以寻租之嫌，而且还会在不同层面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损害行政管理部门的公正形象，使相当一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法律公平正义产生认同危机。同时，使少数恶意违法者认为法律的公平正义不过是空话，进一步加重了对法律尊严的蔑视。

3.2 违法者主观因素

从我国目前众多的行政处罚案例来看，恶意违法者与无意识的一般性违法违规者，我们对其所适用的罚种或罚款之额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如果以“行政合理性原则”去衡量，则难以认同其符合理性、追求实质正义。我国《刑法》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责轻重时，十分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有无与轻重，即便是在已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后果的前提下，仍然要严格区分行为人犯罪故意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等。如此充分地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目的是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还是彼罪，使量刑准确和惩治符合理性。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过错行为有相同之处，两者都是违反国家法律制度，所不同的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程度不同。行政处罚作为矫正正义的方式之一，应当充分考虑违法者的主观因素以及恶意程度，才能使处罚适度、符合理性。我国《行政处罚法》总则的第4条要求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里关于“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的认定，就已经包括了对违法者主观因素与程度的充分考虑。事实上，许多行政相对人虽有违法事实的存在，但并无主观恶意因素。违法者的主观恶意程度是违法行为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实施行政处罚时，我们理应充分考虑“行政合理性原则”，否则，处罚的结果将会有失公正。

3.3 行为人违法的危害性

由于行政管理部门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中显著的缺陷是：行政执法者对违法行为人有无主观恶意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不能够进行正确和公正的评估。“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必须客观、适度、符合理性。这一基本原则应始终体现在我们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中必须对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给予科学的评估。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该情况亦有明确的规定，即“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行政违法行为已造成社会危害的程度，执法者在实施时，公正地评估违法行为的危害性，适度地决定罚种的适用，使处罚结果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相当。任何违法行为都会破坏社会秩序，然而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容易辨认，如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的食品，对食用者造成身体伤害。还有些非物质性的危害后果，如购进假冒伪劣的种子和农药但尚未销售，其评估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我们也应本着“行政合理性原则”，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从而避免行政处罚行为有失公正。

3.4 以监督为中心

我们应始终坚持 “以监督为中心”的整体工作方向，将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有机结合。所谓监督，就是要严格推行法律正义，帮助行政相对人不断增强法制意识，提高履行法律正义义务的科学技术能力和诚信度。在行政处罚中，绝对不能忽视“行政合理性原则”，否则将会影响“以监督为中心”的工作方向。因此，我们行政管理部门对严重违法行为，必须全面监督，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对大量的一般性违法违规行为，则应当更多帮助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处罚达到教育的目的。行政处罚的本身不仅包含教育的内容，而且还应当坚持教育为先，并将教育贯穿于整个处罚过程，使其不再发生类似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只是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我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的适用中应当始终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周占生.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法理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07.03.

[2]闫凤凯.浅析行政处罚的原则[J].今日科苑.2010.12.

作者：张殊钢

我国种子行政处罚论文 篇3：

农作物种子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现状及对策

摘    要：种子是农业生产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生产资料。特别重要的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农业种子市场全球化作为推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主导因素，这一点必须认真对待。种子生产、农民收入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目前，种子市场逐步规范和开放，从事高品质种子生产的农业人员越来越多，种子品种也逐渐走向多样化。这一切使得对种子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对种子生产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建立和规范我国种子市场秩序，就要对我国种子生产企业市场质量管理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充分认识我国种子生产企业在市场质量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是种子生产企业市场质量管理全球化发展的战略，也是世界和中国的种业全球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主要考察了我国种子生产企业市场质量的控制与其管理的市场发展现状，提出了对种子生产企业市场质量的控制与其管理的各种优化发展对策和建议，以期为种业相关从业者提供有益的发展思路和政策信息。

关键词：农作物;种子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现状;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实施，种业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现阶段，我国种业也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种子公司正逐步走向市场化，并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团公司为发展趋势，其质量和品牌不断提高，种子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种业多元化结构基本形成[1-3]。种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农业的重要产业之一。但是，种子市场的强劲发展也带来了种子产业发展中经营管理不完善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国逐渐开始重视种子经营，提出了构建新型种业体系、加快发展现代种业的目标。这说明，搞好种子管理是推进“三农”创建的主题之一。如何加强种子市场管理，营造良好的种子市场环境，对种子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1   基本原则

1.1   坚持科技创新

以市场需求变化和种子应用技术发展为市场导向、以种子产业创新发展为驱动、以建立与种子龙头企业联合育种的研发合作机制为主要目标，促进高等学校的研发与种子龙头企业的融合，在人才、资源等方面与企业进行良好的合作，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技术研究和共同发展的技术领域龙头企业联合育种研发的战略关键作用，支持国家和省级重点的种子技术推广公司，整合育种技术推广公司和培育种子研发龙头企业，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资源和人才的投入，加快发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建立一流的技术人才队伍，推进良种和繁育技术综合推广，做大做强种业[5]。

1.2   坚持统筹发展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构建以新常态种业为龙头、现代农业服务业为新增长点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为我国蔬菜产业链的优质化和产业化发展，创造新的品种和品牌，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

2   农作物种子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经营资格主体准入门槛较低

关于种子从业人员的资格限制，除了对种子公司的注册资本、软件和硬件的要求外，国家法律对种子经销商、零售商和种子生产者等种子经营者的限制很少。种子经营的主体可以是国有的，也可以是私营的;可以是科研院所，也可以是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可以是代理商，也可以是个人。我国种子市場的营销人员较杂乱，有些经营者不具备种子生产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甚至一些农村零售商根本没有任何种子经营许可证，也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和销售种子知识的基础。以利润为第一要素选择代理商，导致损害农民的案件频发，种子管理难以实施，农民合法权益难以保障[6]。

2.2   制种生产监管不到位

种子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育种。高质量父本和母本的结合，可以培育出更高质量的品种，这一过程需要一个生产面积较大的育种基地，专业育种人员对整个培育过程进行监控，国家种子质量审查部门对生产的每一批种子进行检测，以确保品种的纯度和质量。在栽培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和缺口，会影响栽培品种的质量，如品种纯度、亲本过期等，这是许多小型种子公司存在的普遍问题。这类种子的收购价格通常高于普通种子，这就是一些农民将不同的种子混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为种子安全埋下了隐患。一些种子公司自己不组织种子生产，却急着向其他公司购买种子。他们不必投资种子生产，也不必建立基地;他们不进行技术培训，也不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清除杂质。他们冒着风险，只有在市场相对成功的情况下，才能以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收购其他公司种植的种子。

然而，组织种子生产的公司无法获得或伪造足够的种子，这种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导致了种子市场的混乱，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许多小型种子公司由于资金缺乏，不愿意组织种子生产，因提高种子的质量是很困难的。其次，农民不会在种子生产中千方百计提高品种质量和纯度，因为即使组织生产的公司因为质量问题不购买，还是有公司会购买，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种子生产市场，扰乱了种子生产计划，给种子市场的波动带来了隐患[7]。

2.3   监管法律责任制度立法规定不明

我国现行的种子产业市场监管相关法律在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方面过于抽象和模糊，对种子市场监管内容和主题的具体违法行为没有明确的量化与具体的法律处罚责任条款，只有“行政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明确提及具体违法责任的组织方式和具体违法责任的内容，如造成经济损失和错误的赔偿、损害赔偿、修改或撤销、撤销、刑事行政制裁等，而对违法责任方式和责任的具体组织方式分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采用何种方式区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其他地方人民政府的违法责任。目前，一些国家只对种子市场监管的具体违法性质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但没有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的规定。市场监管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也导致了法律操作上的失误和偏差。由于对市场和监管部门的立法不作为或混乱，导致了责任和制度的落实不到位，对于违规者的法律处罚责任考核力度也过低，对于违规者的法律责任考核存在很大的回旋余地。或立法是表面的，谨慎的立法形式却是任意的。

3   农作物种子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的优化对策与建议

3.1   完善种子企业的市场准入规范

我国种子企业的市场准入主要是通过发放和管理这两种证书实现的。政府的大量文件表明，我国非常关注种子生产企业的市场准入和监管问题。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重新公布了新的种子管理政策和办法，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再次变更，对杂交种子和主要杂交农作物以外杂交种子的管理政策与办法更加严格，相对而言，它们也更加适用于主要杂交作物以外的杂交种子。农产品进入我国的壁垒已经进一步降低，可以看出，该部门在我国有能力分析具体的问题，并在研究制定种子企业对市场的监督和农产品监管办法等方面集中关注这些关键问题，不仅更好地确保了国家的农业安全，而且也确保了工业安全。二是促进种子产业发展。在种子企业增加科研投入问题上，首次规范性地明确了企业增加科研投入的比例，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种子生产企业把增加科研投入作为种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和动力来抓。三是经营许可证的修改，取消了对农产品经营者厂房和其生产资料科研投入比例的限制与要求，更好地符合了种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与实际。因此，科研投入是种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任务与动力，品种权益也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资产。四是新的管理办法增加了监测管理规则，建立了种子生产和农场档案管理制度，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保密职责和调查制度提出了新要求[8]。

3.2   重视转基因风险评估和安全检测

转基因生物技术通过对农作物基因的改良，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然而，转基因生物对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健康安全性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完全证明食用转基因生物食品对于人体健康的实质性危害，但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代表这种危害的可能性就不存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充分考虑到转基因遗传转变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和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和发展先进的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和转基因安全性检测等新技术，重视农业转基因种子生物安全性能评估和基础研究的工作。执法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有关监测农业转基因生物种子的风险评估与和安全性检测的具体标准及细节，包括生物毒性、过敏性、抗性等，以及对自然环境和其他转基因生物种子遗传效应的风险评估和安全性评估，防止对环境的二次污染。进一步降低风险影响因素，进一步建立农业转基因安全测试和技术的市场社会管理与监督体系。

转基因执法人员的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的不足，这是目前我国农业转基因执法管理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执法部门要切实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种子安全市场监管的工作，需要通过对开展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活动形式的农业转基因种子生物安全测试和技术培训，不断地提高农业安全执法人员的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安全测试和技术水平及执法人员需具备处理一系列涉及农业转基因生物种子的公共安全事件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及生物种子公共安全技术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宣传，让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和市场社会监督，科学了解转基因生物技术的风险评估。

3.3   完善种子市场监管主体责任追究制度

监管主体的问责和具体任务的完成，是种子市场监管体系运行的最后一个环节。实行问责制度，将对种子市场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追诉、出租权、私利权进行审查，并采取适当的问责方式，如通报批评、罚款补偿、差错赔偿等。种子市场监管主体必须坚持“全社会”的价值理念，考虑执法过程中可能对市场经营主体产生影响的不良后果，建立责任政府[9]。

4   结语

针对目前我国发展种业的现状和发达国家与地区种业技术发展的优势及差距，结合我国现代种业市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发展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正式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种业，对种业采取了严格的规定。对种子行业的规定也较为严厉，探索种子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律保障。因此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突破了以往产业政策研究的界限，促进了种子产业的发展。科学系统的产业政策，对决策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利于我国种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规划我国种子技术10年规划和种业大产业化实施，对促进农产品安全供应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 刘诗磊，张良，刘明年，等.武宁县农作物品种管理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现代农村科技，2020（7）：119-120.

[ 2 ] 杨娟妮.做好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的几点思考[J].种子科技，2019，37（18）：31，34.

[ 3 ] 晋芳，金石桥，周泽宇，等.我国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种业，2020（1）：25-27.

[ 4 ] 丁海涛.农业种子经营管理措施[J].种子科技，2020，38（1）：27-28.

[ 5 ] 李涛.临泽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与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种子科技，2020，38（1）：29，32.

[ 6 ] 梁媛，韩魁魁.玉米种子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家参谋，2019（24）：68.

[ 7 ] 李子光，杨桐.论当前种子市场监管存在问题及对策[J].种子科技，2020，38（2）：20-21.

[ 8 ] 李建红，黄亚平，董琳娜，等.江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和种子检验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种业，2020（3）：27-31.

[ 9 ] 李世德.關于加快清水县农作物良种推广应用的措施与建议[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0（2）：55-57.

作者：包玉婷 宣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