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论文

摘要:我国环境司法面临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不健全、传统司法机制本身功能有限等诸多障碍,为有效克服这些障碍,应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专业性不足的难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论文 篇1：

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摘要：我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频发，环境健康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向来重视环境健康问题，但是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环境与健康孤立立法、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范围有限、缺乏环境健康标准等。因此，需要加强环境健康立法，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环境健康标准体系，确立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形成有效的环境健康监督管理协作机制，以切实保障人们的环境健康。

关键词：环境污染；健康问题；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扩大，大规模地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环境。人类在享受现代经济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健康损害代价。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出现的“八大公害事件”无一不是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在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和死亡的事件。近年来，我国环境健康问题日趋严重，亟须加强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一、我国环境健康问题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环境健康问题的现状

环境健康问题是指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频繁发生，例如：2009年7月，湖南浏阳镉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2009年8月，江苏盐城水源被污染导致20万人饮水受影响；2009年12月广东清远铅中毒事件；2011年相继发生了浙江台州铅污染事件、云南曲靖铬渣事件、甘肃徽县血镉超标事件；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发生特大镉污染事件，镉超标最高峰值达80.5倍，波及河段约300公里。媒体报道的因重金属污染致健康损害的事件只是我国环境健康问题之冰山一角。环保部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 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中国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95%以上流经城市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333个大中城市中，一半以上空气质量不达标，1/3的城市污染非常严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正在侵蚀每个中国人的健康。据专家测算，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中国每年200多万的癌症死亡者中，70%与环境污染相关。全国20%的儿童有铅中毒症状，城市中1/10的夫妇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形儿。据有关组织估算，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GDP的7%，2020年将达到13%。

2.我国环境健康问题的特点

（1）环境健康问题实质是生态系统的失调

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属于生态系统链条中重要的构成因素。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和交换。生态系统的细微变化，都会最终对人体产生影响。在正常情况下，人体与环境之间会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这种平衡的实现是保持人体处于健康状态的基本条件。如果环境受到污染，致使环境中某些化学元素或物质增多，使有机污染物污染了空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再通过空气和食物链侵入人体，就会破坏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平衡，产生环境健康问题，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环境健康问题是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但是，在以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基础上的。同时，能耗、物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也在快速增长，严重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我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中国人均GDP在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也导致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和爆发出来，中国的发展已进入环境高风险时期。

（3）环境健康问题产生的复杂性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具有多因子、多介质、低剂量、长期性、潜伏性等特点，物理性、化学性及生物性污染物除了使人体产生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外，还对人体有致敏、致畸、致突变、致癌等影响，以及导致其他慢性病的发生。

（4）环境健康问题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出现的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大多是由受害群众自己最先发现环境健康损害的产生。引起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则大多是顺利通过层层审批并且排污监测达标的企业，有些甚至是地方政府的“重点保护单位”。如在2006年发生的甘肃徽县铅污染事件中，被原国家环保总局和甘肃省环保局联合调查组认定为重要污染源的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曾被列入县“首批重点保护企业”名单。对这些重点保护企业，任何单位、团体或个人，包括环保部门，未经政府特许，不能进入检查。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地方政府在处理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04年环保部门收到的对环境问题的投诉达到了60多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诉是关于环境污染造成健康损害的。中国公安部指出，2005年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上升了6.6%，达到了8.7万件，其中许多社会不安定事件都是公众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威胁感到愤怒的结果。国家核安全局总工程师杨朝飞指出，当前环保问题排在全国群体性事件十大原因的第九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增长速度排在第七位，其年增长率为29.8%。

二、我国环境健康问题法律规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尽管环境健康问题产生并且日趋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环境健康法律规制的不足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须审慎检视现行立法，以便及时完善对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1.我国环境健康问题法律规制的现状

（1）应对环境健康问题是我国的重要政策

中国政府向来非常重视环境健康问题，1994年3月25日，经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第9章第2部分规定了减少因环境污染和公害引起的健康危害。2003年非典发生后，我国决定将“环境卫生体系”建设纳入长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目标，以促进健康一环境一发展的协调统一。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2007年11月5日，国家卫生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联合启动《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这是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订的我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指出了我国环境健康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对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

（2）保障人体健康是我国环境立法的目的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非常重视环境污染和破坏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如《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都把保障人体健康在第1条的立法目的之中予以明确规定。

（3）建立了有关环境健康的具体法律制度

一是实行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2001年，为规范环境污染健康影响评价工作，科学、公正地评价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影响，维护公民健康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卫生部组织制定了《环境污染健康影响评价规范（试行）》。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定在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将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作为分析、预测和评估的内容。

二是将人体健康作为环境管理的依据。如2010年1月1日起施行《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根据放射性物品的特性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程度，将放射性物品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2010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把危险类新化学物质中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危害特性的化学物质，列为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新化学物质。在新化学物质的申报登记程序中，有关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风险都是评审和申报登记的重要内容。

（4）确立了多部门监管的体制

我国的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早期是由各级卫生防疫站具体负责的，由专职人员从事环境卫生的检测和预防性的卫生监督工作。20世纪70年代后期成立的环境保护局，主要负责环境的检测和环境的保护工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环境与健康管理中的职能有：制定与环境卫生相关的法规；开展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影响和环境相关疾病的检测、研究，提出防治策略和控制措施；收集并向社会提供相关的环境卫生信息、预防保健咨询，参与社区环境卫生健康工作。随着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环保部门加大了在环境健康领域的管理和研究力度。2002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共同建设国家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并于2004年底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室等。原国家环保总局还于2005年成立了环境健康与监测处作为环境健康的专门管理机构。

2.我国环境健康问题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1）环境与健康孤立立法

目前我国在环境与健康方面的立法，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现象明显。缺乏对环境与健康问题内在联系的应有考量，环境立法忽视环境问题的健康影响，健康立法忽视健康问题的环境机理因素。我国的环境立法虽然把保障人体健康作为立法目的加以规定，但保障人体健康并不是一个首要的目标，实践中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在具体环境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也没有明确地把环境污染与健康联系起来，长期着眼于环境问题的逐个解决，围绕相对单一的环境因素进行规制。污染的防治主要是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忽视防治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往往形成为防治而防治，导致保障人体健康立法目的实际落空。

（2）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范围有限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从源头防止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只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涉及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评价。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没有规定健康影响评价的内容，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也没有与健康影响结合起来。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环境污染健康影响评价规范（试行）》第1条规定：“为科学准确、客观公正地评价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损害，制定本规范。”该规范第2条规定：“本规范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群健康危害或构成健康威胁的健康影响评价。”可以看出，该规范规定的健康影响评价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的健康影响评价，实际上属于一种末端评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要真正发挥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作用，评价的对象必须是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并且是在该影响环境的项目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时实施评价。

（3）缺乏环境健康标准

环境标准是制定环境政策法律、进行环境管理与环境执法的依据。截至2007年，我国已制定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共1007项。由于我国环境标准的制定是以保证经济合理、技术可行为前提，不以保障人体健康的限定条件为依据。因而现有的环境标准没有专门涉及人体健康的内容，没有充分反映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内在关系，往往“排污达标，健康超标”，起不到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缺乏专门的环境健康标准，就不能依据特定的技术指标和规范，科学地对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可能给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与危害进行分析与评价。

（4）缺乏有效的环境健康信息公开机制

环境健康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健康工作的前提，有利于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健康信息知情权，监督企业的排污行为，及早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环境健康损害的扩大，也有助于污染受害者获得相关证据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环境信息公开，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7年2月8日通过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在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上没有环境健康信息，也没有明确规定应公开的污染物种类，信息公开的载体和途径单一，不利于公众便利地获取环境信息。在制度保障方面，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1月2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缺乏具体的诉讼救济配套措施以及缺乏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使得环境信息公开的实施效果不理想。

（5）环境健康监督管理职责不明、体制不顺

目前，我国环保、卫生、农业、质检、工商、药监、科技等10多个领域的几十个部门都参与环境质量与健康的管理，然而具体监督管理的职责却不明确。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政府的每个行政部门都有自己的关于环境健康方面的各种重大计划、重点项目，常冠以时髦的标题、好记的数字和上口的名称，形成政出多门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对环境健康问题无法真正实施有效的管理。此外，在环境健康的监督管理方面还会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数字增长，在决策中降低环保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项目，甚至为污染企业充当保护伞，干扰环保部门的执法。由于地方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照地方政府的旨意行事，为污染企业放行。因此产生了所谓“企业不怕环境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的‘三不怕”’和“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的‘三不查’”的现象。

三、完善环境健康问题法律

规制的建议

1.加强环境健康立法

首先，在立法的路径选择上可以是环境健康的专门立法，亦可以通过修改完善已有的环境保护立法。不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需要进行环境与健康综合立法，把对人体健康的考量融入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充分反映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内在关联，加快制定和完善涉及环境与健康的法律法规，形成内在协调统一的环境健康法律规范体系。

其次，以保障人体健康为环境立法的首要目的和最终目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虽然把“保障人体健康”规定为立法目的，但在实践中，环境保护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老路。在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则陷入为保护而保护、为防治而防治，实质上还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脱离了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无论是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保护优先，抑或是生态利益优先，最终的评价标准仍应该是人体的健康，没有人体的健康，无论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还是生态中心主义所主张的生态利益都是空的。因而在环境立法中应该回归理性，必须明确以保障人体健康为首要目的和最终目的。

2.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

环境健康问题一旦产生，不仅后果严重，而且造成的损害很难消除，因而需要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的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明确提出了风险预防原则：“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即使缺乏明确的或压倒性的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科学证据，仍应规制或禁止可能危害环境的活动和物质。我国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该条例第2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小组应当提出不予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①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程度或者范围不能作出科学判断的；②规划实施可能造成重大不良环境影响，并且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或者减轻对策和措施的。”在我国环境保护其他法律制度中，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环境健康风险的严重性，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

3.完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

建议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把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健康影响作为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法定内容，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健康影响的对策和措施，以及进行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跟踪和监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理解越来越全面。健康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无疾病，还应包括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因此，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害还应包括对人们心理的损害，评价环境健康影响的范围也应涵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4.建立环境健康标准体系

应加快制定各类环境健康标准，建立全面的环境健康标准体系，为制定环境健康的政策和法律，以及进行环境健康的管理与执法提供明确的依据。《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提出：“当前急需制订以下方面的标准：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评价与判定；环境污染健康影响监测；环境健康影响评价与风险评估；饮用水、室内空气及电磁辐射等卫生学评价；土壤生物性污染；环境污染物与健康影响指标检测；突发环境污染公共事件应急处置。”

5.确立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

一方面，要加强环境健康的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为环境健康信息的公开提供充分可靠的信息来源。由于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具有多因子、多介质、低剂量、长期性、潜伏性等特点，因而需要加强环境健康的病理学、发生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发现和提供有效的环境健康信息给予科学支持。在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的同时，根据中央和地方在环境污染和健康监测方面的分工，分别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污染动态监测数据库、健康影响动态监测数据库。另一方面，要构建有效的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和共享的平台和途径。明确政府和企业公开环境健康信息的责任，通过网络、报刊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环境健康信息。我国目前的环境、健康信息管理分属在不同部门，由于行政体制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使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封锁，大量的环境与健康的信息资源封闭在各部门内部。因而应建立各部门环境健康信息共享的机制和途径，加快实施环境健康信息系统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统一环境健康信息分类标准和编码，使不同系统的信息能够衔接和兼容。

6.形成有效的环境健康监督管理协作机制

环境健康问题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环境健康问题的复杂性，要创新我国环境健康监督管理的体制，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落实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制定多部门协调决策和监督管理的机制，从政策、执法、技术、研究、宣传教育等多个层面着眼，设定共同目标，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管。此外，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健康的管理，并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的途径和保障。民间社会团体参与处理环境健康问题具有很多优势，它们不仅仅是环境健康的倡导者，而且可以作为环境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有效地动员民众和社区，提高对环境健康的认识，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实施计划。

总之，我国环境健康问题严重的原因尽管有全球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实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背景，但是环境健康法律规制的不足是我们面对环境健康问题无法作出及时反应的重要原因。为有效应对环境健康问题，切实保障人体健康，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建立一整套预防、预警、治理的法律机制。

（责任编辑：王薇）

作者：彭本利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论文 篇2：

我国环境司法的障碍及其克服

摘要:我国环境司法面临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不健全、传统司法机制本身功能有限等诸多障碍,为有效克服这些障碍,应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专业性不足的难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行政机制;司法救济

近年来,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环境危机的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此,学者们围绕强化环境问题的可诉性、完善传统诉讼规则、借鉴国外相关司法实践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司法部门也作出了明确回应。2004年4月,大连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2007年11月以来,贵阳市、无锡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南京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北京、湖北等地也一直有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从这些现象来看,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将环境问题的解决纳入司法渠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实际上,环境法庭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万多件,但真正到法院进行诉讼的不足1%。”①笔者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是,非法采矿、以破坏性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违法犯罪事件多数还是通过国土资源部门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的,将其纳入司法程序困难重重。关于环境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原因,多数学者围绕环境案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范围界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困境展开讨论。实际上,除了这些规则层面的因素外,环境司法的开展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涉及我国环境问题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救济机制的功能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对环境司法进行全面了解、准确定位和有效推动。

一、我国环境司法的外部障碍

1.“政府失灵”现象使我国环境司法收效不佳

“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当政府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者当政府不公正地进行收入再分配时,政府失灵就会发生。”②“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决策或行为的不当或失当。我国环境方面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对我国自然环境的整体认识存在偏差。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部门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基本评价一直是“地大物博”,人均观念较为浅薄,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承载能力。这种认识偏颇在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都难以避免,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国政府有关资源与环境的决策,与当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形成不无关系。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认识,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是肯定的,但其能否成为价值体是有疑问的。由于缺乏价值来源,自然资源便无法成为商品,其市场供给就不可能实现,自然资源配置和供给的任务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工业制成品高价”的局面逐步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率、无效率与环境污染共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最后,我国传统政绩考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政绩考评指标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相对忽视环境保护。在经济政绩观的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短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甚至酿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执法不力甚至直接或间接地纵容企业环境违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环境问题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因为环境问题大多涉及政府的宏观决策或调控,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些宏观决策或调控行为一般都是不可诉的,对之无法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以企业为被告的环境民事诉讼也经常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影响,有时这类案件本身已不再重要,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司法部门与政府的角力。在相关诉讼规则尚未完善、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环境法庭只是在形式上为审理环境案件提供了一个专门平台,其不可能推动环境司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2.我国自然资源权属立法的不足排斥了司法系统对资源破坏问题的介入

谈及环境问题,多数学者和实务部门一般仅着眼于环境污染,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很片面的。尽管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一直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环境问题的代名词,但实际上除环境污染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环境问题即资源破坏。资源破坏问题之所以经常被忽略,主要是因为这类问题大多涉及行政管理,人们容易忽视从环境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这类问题。资源破坏问题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权属受到侵害。自然资源权属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利用权两个层次的权利形态,主要解决自然资源归谁所有、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等问题。③从权利性质和内容来看,自然资源权属无疑应归属物权范畴。但实际上,尽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完全符合我国《物权法》第127条规定的用益物权“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法律特征,但其客体的特定性、行使方式的特殊性等很难与传统的用益物权理论相契合,这使其在立法观念和立法实践中受到了明显的轻视与忽略。按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国家既是自然资源所有者,也是自然资源管理者,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异化为国家对自然资源行政监管权利的组成部分,把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与国家的自然资源权益实现混为一谈,严重阻碍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价值实现。从权利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来看,自然资源利用权如采矿权、取水权等类似于用益物权,但实际上现行各自然资源单行法大多是以行政许可的方式规定各种自然资源利用权的。如我国《矿产资源法》第39条、40条针对无证开采和越界开采两种违法行为规定“责令赔偿损失”,从法理上讲,“赔偿损失”是典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责令”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特征,实践中“责令赔偿损失”往往变为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根本未给司法裁判留下应有余地。我国《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涉及自然资源权属的纠纷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基本上未给司法机制介入此类纠纷留下多大空间。

3.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机制的不足导致资源破坏行为很难受到司法惩处

我国现行立法对资源破坏行为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责任形式,实践中这些行为往往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得到矫正。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2条明确规定“违法性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该法对于如何移送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造成实践中针对自然资源破坏事件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处罚与刑罚错位的现象,一些行政机关查处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触犯了刑事法律。另外,目前有关资源破坏行为的认定标准主要是作为各资源主管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依据,较难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导致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的一些证据,法院往往不予采信。这些都导致各种资源破坏行为即使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犯罪,实践中也很难将其纳入刑事审判程序。一些基层资源主管部门对此多有反映。

二、我国环境司法的内部障碍

1.司法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功能局限性

我国现行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诉讼规则设计都是针对传统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的,环境纠纷带有很大的社会性,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的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存在很大差异,故通过现有三种诉讼模式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效果不佳。尽管当前一些围绕法律责任的研究对现有三种诉讼模式对解决环境问题的不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也提出了一些应然性的立法建议,但实践中法官“以法律为准绳”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要求法官以应然性的理论论证为指导进行司法裁判是不现实的。“根据法官为社会所履行的职责,法官一般来讲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制度的缔造者,……法律改革的重大任务应当留待那些享有立法权的人或机构去完成。”④在当前缺乏针对环境问题的专门诉讼规则的情况下,将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不现实的。另外,司法裁判的目标与解决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各种资源、利益、负担分配方面的正义,以及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面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⑤司法裁判的侧重点只在于“诉讼正义”,换言之,司法裁判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争端与冲突解决机制对是非曲直进行判断、分配损失,从而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但环境问题的解决往往不仅是是非曲直的判断问题,基于环境利益的价值复杂性,司法裁判更需要对多重正当主张的“优先性”或者相关方的“容忍程度”问题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传统司法机制所不擅长的。

2.法官处理环境问题的专业性不足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对法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新要求:其一,在对案件进行定性时,不能仅依据法律规范和一般伦理观念,还必须参照某些技术指标;其二,在现有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能在环境理念和环境思维的指引下,对现有法律规则进行符合环境保护宗旨和目标的遴选与适用。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对法官解决环境问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国现阶段的审判实践来看,法官的知识结构尚不能胜任这些要求。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通过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置环境法庭来消除法官处理环境纠纷的专业性不足的做法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因为法官环境法知识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环境法教学和人才培养是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中非常薄弱的环节,这决定了环境法专业人才缺失的现状在短期内难有改善,法官裁判环境案件的专业性不足问题将长期存在,况且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置环境法庭目前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⑥。

三、我国环境司法障碍之克服

1.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

与单个建设项目相比,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有关产业发展、区域开发、资源开发规划的各种战略决策,往往对环境产生更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政府决策阶段就应当将环境与资源保护纳入其中,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从决策源头避免环境损害结果的出现。目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已将政府规划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明确要求对政府规划行为进行环境审查。但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相比,我国规划环评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尚未纳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目标的实现。从长远来看,要避免“政府失灵”,必须通过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来加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避免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之间产生矛盾和裂隙,推动环境司法的开展。

2.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

要在最大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权属向行政权力异化的问题,为司法机制介入资源破坏问题的处理创造条件,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明确区分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国家所有者身份和管理者身份。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时被推定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法律赋予其高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的优越地位,其通过行使公权力对自然资源市场进行干预,解决市场准入、生产安全、资源产品宏观供求平衡等方面的问题,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涉及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此时应强调国家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时是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其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各自依法行使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国家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意思自治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进行交易,出现了纠纷也应通过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救济方式解决。

3.完善环境立法

为使环境案件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必须解决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上的“无法可依”问题。环境法是一个后起的法律领域,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相对于传统立法还是比较单薄的,尤其是相关理论研究和诉讼规则设计比较滞后,致使法官无法将环境纠纷纳入司法程序之中。鉴于此,必须立足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加强相关诉讼理论研究和规则设计,尤其要细化、深化民事法律领域与解决环境纠纷相关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我国2009年底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已明确涉及了环境污染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助推环境司法的立法发展趋势。

4.有效化解法官处理环境问题专业性不足的难题

从我国法官队伍的组成来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正在逐渐成为其主要来源,基于此,各相关院校应严格落实2007年教育部高等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环境法学增列为法学学科核心课程的决议,加大对环境法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为改善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专业性不足,一些国家通过立法设置了环境法庭进行相关司法裁判,如瑞典《环境法典》设置了环境法庭体系,环境法庭的组成和审理方式有别于普通法庭,一般由一名主席(该主席应当是合格的地区法院法官)、一名环境顾问、两名专家组成,需要时还可以增加一名合格的地方法院法官和一名环境顾问。⑦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环境法庭的设置及相关裁判规则,允许环境法庭吸收知名环境法学专家组成,以弥补法官审理环境案件的专业性不足。

注释

①武卫政:《环境维权亟待走出困境》,《人民日报》2008年1月22日。②[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③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8—559页。⑤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204页。⑥早在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武汉市沌口区人民法院联合区环保局设立环境法庭的请示的回复中就指出:“环保法庭与人民法庭性质不同,目前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尚无法律依据。”⑦夏凌:《环境法的法典化——中国环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0页。

责任编辑:林墨

作者：张 璐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论文 篇3：

我国环境执法难的原因与对策

[摘要] 该文从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现状出发,分析环境执法中普遍存在的环保执法难、难执法的现状及原因,并结合目前环境执法工作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环境执法 现状 存在问题 对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环境总体状况不容乐观，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集中出现。

1 我国的环境执法现状

环境执法是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执法机构以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为保证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公众健康而实施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强制等一系列行政行为。

2006年8月2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盛华仁副委员长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跟踪检查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以大量引人注目的数字和触目惊心的事实，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生态环境“警世图”。200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成为人们普遍担心和质疑的重大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不仅不履行对辖区环境保护应负的责任，甚至徇私枉法、以权代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换取所谓的“经济增长”，有的地方还出台一些“土政策”干扰、限制和阻挠环境执法。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发生4000多起环境执法受阻事件，120多起暴力抗法事件。很多企业利用目前违反环保法律的惩罚力度较低，惩罚额度较少，环境执法力度不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肆意向外部转嫁污染环境的成本，结果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损失由国家和民众负担的局面。探讨和分析我国环境执法难的原因，寻求排除这些困境的相应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国环境执法难的原因分析

2.1 现行环境立法存在缺陷和不足

改革开改以来，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初步形成了环境法律体系，为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环境法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环境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一些重要的立法空白。如，缺少土壤污染、化学品管理、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法律法规。

第二，环境法律配套滞后，不少环境法律的实施条例、规章、标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影响了法律的贯彻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制定了26部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中，授权性规范共计140多条，而目前已经制定出来的配套行政法规和规章加起来尚不足百条，完成率不足70%。再则，有关法律条款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操作性。

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历经二十多年，已经滞后于当前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要求。存在如下问题：（1）覆盖领域不全（缺少生态保护，核安全等）；（2）原则性规定过多，操作性差；（3）对当前环境问题针对性不强，如地方保护问题等。

第三，环境法律法规缺乏“刚性”，处罚力度不够，造成违法成本低，使一些企业违法不怕处罚，有恃无恐（我国环境法律对污染环境规定的罚款最高上限为100万元），对那些违法排污企业，起不到震慑作用。

第四，环境责任的法律制度缺失，一些重大环境事故的后续补偿无经费来源，其后果只能由国家负担或由受害群众分摊。

2.2 有关政府部门对环保资金的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环境监管的经费保障方式和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财政全额拨款、财政差额补助、自收自支等多种模式并存，总体上存在经费渠道不畅。全国3064个环境执法机构平均每个机构仅有1.4辆车、2.7台取证工具，却监管了23万家工业企业、70多万家三产企业、几十万个建筑工地，还要承担繁重的生态监察任务。

2.3 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属地管理影响执法效果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流域众多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环境行政管理体系，我国的环境保护管辖权也是按这样的体系来划分的。这种“分级分辖”的划分方法由于隶属不同地区，给环保执法带来困难。

2.4 监督检查难到位，日常检查经常受阻

一线人员到企业检查时，很多单位设立门卫，以各种理由阻挠环保执法人员行使公务，甚至有的当地政府下文，明文限制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给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设置障碍，严重阻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导致不少“特殊”企业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管之外；有些企业与环保部门“捉迷藏”，遇有检查时紧急启动处理设施，检查人员一走即拉电关闸，或选在夜间偷排污水。

2.5 缺乏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

缺乏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是造成“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顽疾的病根。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过于强调环境保护中的行政管理，相对忽视了环境保护中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这不利于法律手段在环境执法中的综合全面运用。

我国1997年《刑法》在分则第六章第六节中专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其定罪多以“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致使一些明显对周围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影响但尚未突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违法排污行为，难以依据《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即使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也只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这种刑罚力度与违法排污企业获取的高额利润和利益相比，显然力度不足，很难具有威慑力。

与刑事责任不足相对应，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规定也较少。依据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民事责任仅以环境污染对民事主体的财产或人身的侵害为发生根据。而对于尚未对财产或人身产生损害，但对环境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却无任何法律规定其应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环境损害的赔偿一直不能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例中，基本上是污染者对具体受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害进行赔偿。污染和破坏生态造成环境损害的污染者众多，但承担环境损害修复、治理责任的鲜有其人。如在2004年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中，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违法排污造成了3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专家预测恢复沱江生态环境需要5年时间，其恢复费用之多可想而知，但肇事企业却未对沱江生态环境修复承担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缺失造成的恶果，一方面是污染者大肆污染却逃脱了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屡屡为整治环境污染和修复生态环境埋单，其实质是污染者将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了国家、社会与污染受害者——普通民众。

2.6 对违法行为处罚难

对违法行为处罚难表现为：（1）调查取证难。有的企业谎称领导不在位，别人不知情不能提供调查材料；个别企业领导不允许下属签收法律文书，谁签收谁负责，甚至扣发签收人的工资和奖金，动用各种手段拒签。（2）行政处罚难。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违法企业暴力抗法，围攻执法人员，抢、砸执法人员照相机，摄影器材，限制执法人员的人身自由；二是搞人情执法、协商执法，甚至违规执法，给环保执法部门造成很大压力；三是处罚力度不够。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对环保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大，客观上助长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3）处罚执行难，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排污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管理体制弊端和地方保护主义并存。管理体制弊端让环保法规难以落实，基层环保部门的资金、人事、考核等都需听命于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有的借口保持稳定而进行干预，使之环保执法难以实施；法律文书不完善，难以立案执行。当前一线执法工作，询问笔录等有关文书遭拒签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文书不完善；在取证难的情况下，个别行政机关有意偏袒，常造成拖延误时，更无法体现公平、公正。

2.7 环保部门的执法权软弱给环保执法带来困难

环保部门对违法企业的处罚额度过低，缺乏强制的执行权，是制约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强制执行只能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迫使不履行环保法律义务的相关人履行义务。在实际执法中，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法，需要时间长、程序复杂，纠纷问题一时难以解决，造成老百姓不理解，同时给违法者继续违规、毁证带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由于没有像工商、税务等部门所拥有的查封、冻结、扣押、没收等直接的执法手段，使得环保部门对违法行为常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2.8 环保部门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

一些环保部门的领导，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对待污染问题，对污染事故的后果很不敏感，不当一回事。对自己眼皮底下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见而不管，麻木不仁，往往是上级领导不批示不追查，媒体不揭露不处理，老百姓不举报不查处。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一些环保部门没有把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放在心上，明显的行政不作为，失去了一个环保工作者的基本职责。

2.9 环境宣传教育不足，公众环保意识薄弱

表现为：（1）我国虽然有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具体措施和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如《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年－2010年）》，要求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自然保护机构等参与，但是如要强制实施这些要求，主体职责、经费来源、实施程序、相互协作等方面尚不明确。（2）缺乏环境宣传教育和环境意识培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宣传活动不足，尚未深入民心。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效果明显滞后于环保事业的发展需要。（3）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建设和基础工作薄弱。目前，我国尚无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统一标准。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责、机构、队伍、经费渠道、设备配备和工作机制不够统一。没有建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基本情况调查制度，也未建立环境宣传教育信息资源库、项目库和专家库。

3 解决环境执法难的对策和建议

3.1 要完善和修订现行环保法律法规

尽快填补环境立法的空白，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核安全、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及时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加快环境法律的配套，抓紧制定《清洁生产促进法》的配套法规，抓紧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条例》等，以便环境法律及时、正确实施。抓紧修改《环境保护法》，以发挥其环境基本法的统领指导作用。

3.2 建立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

完善环境法律体系，重点要建立健全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的相互补充，有利于构建对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的惩罚与震慑的多重防线。一个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既需要刑罚的威慑，也需要行政管理的快捷有效，更需要民事责任的补偿救济。建立完备的环境责任追究体系，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法企业对其污染行为“埋”不起单，才能走出“违法企业无赖，环保部门无奈”的尴尬困境。

强化环境违法者的民事赔偿责任，既可以弥补行政处罚力度较低，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又可以对受害者给予民事上的救济，并为恢复区域、流域生态环境筹集资金，真正体现“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法原则，根本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把权力和责任融为一体，将政府、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置于上级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内容包括：未完成环境责任目标；造成跨界环境纠纷；干预环境执法；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事故；明显的行政不作为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违法违规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不认真完成环境保护目标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违反产业政策、违反区域或流域环境保护规划，在项目审批上决策失误以及行政干预导致环境恶化或生态破坏的；放任、包庇、纵容环境违法行为，或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长期不解决或处理不当的行为，要严肃查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及有关负责人的责任，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3.3 建立健全和落实环境目标责任制，强化政府责任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充分认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健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正确协调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各级政府要本着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落实领导责任，定期研究、解决环境保护工作；要将国家中长远的环境保护目标，层层分解到各级政府，由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主要领导，签订环境目标管理责任状，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考核领导的重要内容，制定有效措施抓落实。

3.4 提高企业违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

既然成本是企业最为关心的经济指标，我们在环境执法中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加强环境管理。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从而促使污染企业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要从税收、金融等经济政策方面支持和鼓励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企业，使其得到实惠，从而降低守法成本。

3.5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执法能力

为了更好地抓好、管好环保工作，为环境执法创造良好的环境，长远之计，是把全国的环保系统实行垂直管理，斩断企业、基层环保部门与当地政府的利益和人事关系。让一线执法人员，既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又拥有一定的权力，使责与权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强制作后盾，法律的实现是困难的。要赋予环保部门限期治理决定权和像工商、税务等部门所拥有的查封、冻结、扣押等必要的强制执法权力，提高环境执法、监督能力。

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队伍能力建设。加强环境执法队伍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建设一支精干、高效、廉洁、文明的环境执法队伍。积极加强硬件建设，对重点污染源安装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控装置，实现在线远程定量化监控。畅通12369环保热线，实行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

3.6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加强环境教育的全民性、全面性、系统性和持续性机制建设。将环境保护列入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学校环境基础教育。（2）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新进展、新经验，及时报道和表彰环境保护的先进典型，公开揭露和批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3）要加强对决策者和执法者的环境专业教育和培训，为科学决策和严格执法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对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环保培训和教育，提高其知法、守法经营的自觉性。特别是提高地方领导干部和企业厂长、经理的环境法制意识。（4）切实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机制，发挥公众对环保工作的监督作用。完整的公众参与配套机制是世界环境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得，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反馈机制是保障公众意见得到听取的重要环节，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方式，司法救济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因素。

4 结语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新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加强环境执法工作的有利条件。我国的环境执法工作正在逐步走上正轨。但是，目前环境执法难现象仍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要从根本上改变执法难的状况，就需要各级政府认清形势、开阔视野、理清思路，增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要以对环境保护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采用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措施，抓好环境执法，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程序，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常抓不懈，促使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真正落实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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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