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随着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空间的扩大，其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的作用，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样化，从公众参与、政党权威、民主化进程和国际化竞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角色。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大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

[文献标识码]A

对于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相同。毛泽东的看法最直接、最明确，那就是前者无条件地为后者服务，传媒为政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见解则不同，“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如果国家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实。”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德国党想将无产阶级党报实行“报刊国家化”的计划极其反感。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不得不重建国家机器，不得不面对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同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往往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存在。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只能成为“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只能成为国家和党发布指示的工具。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是同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同政府、政党则呈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拿美国来说，2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过程。起初，人们千方百计地扶植传媒，试图造就一个强大的传媒去节制政府。而一旦传媒变得强大无比，或者由于商业因素的过度浸入致使某些传媒变得厚颜无耻的时候，人们又期待借重政府的力量去节制传媒，以防止传媒同各种社会势力同流合污。人们之所以选择政府而不是其他力量，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美国，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但人们借用政府力量去遏制传媒异化的计划实行起来是十分谨慎的，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珍爱，害怕把砍杀自由之斧交到政府之手；二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敬畏，正是那个神圣的法案使美国人民在非战争时期享受到较为广泛的新闻自由：三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历届政府对传媒以至对人民自由的侵害记录让人们心中无法忘怀。所以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并指出，借用政府力量节制传媒的计划执行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企盼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传播内容有所限制与管束时，务须谨慎其事。政府行动尚有助传播畅通，或使新的参加者获得某些方便，应该受到欢迎。”

“我们给予政府愈多的管制之权，我们愈不能信任大众传媒能正确公正地报道政府的动态。”

“由政府行使检肃媒体的权力，何以将带来危险?100年前，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媒体规模太大，又与大众相疏离，我们容易把它们的主要功能忘记，那便是节制政府。它仍应为大众所有，并且仍然保有这一种功能。因此，如果我们想由政府来检肃媒体，无异要一个机构来节制原曾对这机构进行节制者。”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轻易干预人民的自由，除非不得已出此下策。”

“我们先应决定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我们还相信民主的政治哲学吗?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而改信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们当然可请政府来担任大众传播事业的看守者。本书立论与之适相反对。因此，我们应出诸以最大的谨慎与约制，切勿轻易鼓动政府来肩负起管制媒体的责任。”

进行了上述一系列思考、辨析和论述之后，施拉姆最后提出，要不要借用政府的力量，也即考量政府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以出来对传媒行为进行干预，必须规定严格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已由大法官霍尔姆士提出，又得到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公民权利委员会的赞成。这个原则就是：只有当对社会的福利产生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时，政府始可出面干预。也就是说，平时，人们不希望政府去干预大众传媒，但一旦大众传媒将对社会产生一种“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大众传媒，对其进行管束和规制。

无论从施拉姆所考察的各个角度的问题，还是霍尔姆士提出的政府干预大众传媒的原则，人们都难以发现有类似毛泽东同志关于传媒对宣教政党政治的直接作用的论述。尽管事实上西方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接近和利用传媒，如美国建国以来50余届40多位总统都曾经通过设立新闻秘书、召开记者招待会或通过传媒发表讲话等渠道，试图利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这种例子很多。首任总统华盛顿几乎订阅当时出版的所有报纸。肯尼迪总统在执政的3年时间里，发表过9次全国电视讲话。福特在尼克松下台后以副总统代行总统权力仅8个月时间，举行过52次新闻发布会，接受过85次正式记者访问，还多次同记者自由交谈。但哪一个总统都不会承认自己在利用传媒为自己的政策做事，都讳言传媒对政府制定与贯彻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堂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则完全以坦率、直接的理论胆略和学术智慧来研究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紧密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科学同新闻科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回归真正的科学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书中指出，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利益的选择，民主体制必须作为它的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几年来，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中心话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和扩大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参与。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些政策制定的科学主张要落到实处，更需要依赖一些可以实际操作的途径或制度设计，新闻传媒在可接近性、便捷性、时空的广泛性以及无参与资格限制等方面都是其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途径。

该书通过大量的政策素材的媒体报道个案分析，提出了为相关话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公共设施。新闻媒体作为我国政府政策行为的辅助手段，它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尤其在提高政策活动代表民意的深度与广度、决策的合理性程度、客观监督与评价政策效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发挥着显著功能。具体而言，新闻媒体在政府政策问题与议程的建构、政策方案修正的论辩、政策执行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政策的实际效果评估等主要环节都能够或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该书的着力之处在于围绕媒体确立政策问题的主要方式及影响政策议程的经常性手段，媒体论辩与政策社会化、理性决策、公正价值落实问题，强化媒体论辩的非精英主义倾向与媒体组织论辩的角色，媒体监督之于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媒介化的政策评价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等内容展开具体论述。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较深程度的开掘。这种科学探索，不仅对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积极作用，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大众传媒在推进科学执政、提升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方面也有着实际价值。

我国特有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使得新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总体上是零散的、被动的，而且这些相当有限的作用有时还可以被某些狭隘的政策主体用足够的资源或手段抵消。尽管如此，在政策的微观层次和一个政策的某些细节，特别在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活动中，政策制定部门化，部门政策利益化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媒体的干预作用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一般说来，目前新闻媒体在政策宣达环节、部分政策的执行环节所起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在其他环节如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辩论、政策本身价值的评价、政策终止等环节能够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这些政策环节通过新闻媒体所体现的公共性、开放性确实有待加强。相信随着政府对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治理作用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对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意识的日益自觉，加上公民意识增长、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推动，媒体的作用会日渐凸显出来。

该书作者对媒体政治功能的研究摆脱了大而化之的“民主”、“民意”表达的套路，采取了微观解剖的思路，跨学科的属性比较明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参考的成果。作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析诸多案例，考察媒体所呈现的微观性作用，这对于媒体政治功能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丰富媒体政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往也有极少数相关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但没有该书所讨论的详细、深入和系统；二是虽然我国新闻媒体一直被当作“喉舌”功能予以强调，但从理论上对这一功能的“优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该书对此课题已有所涉及。

作者：童　兵

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篇2：

我国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摘 要：随着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空间的扩大，其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的作用，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样化，从公众参与、政党权威、民主化进程和国际化竞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角色。本文简述了大众传媒存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必要性，通过公共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详细介绍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促使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大众传媒；公共政策；影响

1 大众传媒存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必要性

1.1 时代要求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体在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而且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信息传播上专门收集、复制及传播信息的机构，一般专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新兴的网络媒体。大众传媒具有以下特点：

（一）大众传媒可以担当中介作用

大众传媒在公众与政府系统之间、利益团体与政府系统之间、利益团体之间传递各自的观点、表达各自的意愿，及时地反映各种问题和信息，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有更多的参考信息。

（二）具备强大的舆论号召力

有效地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的输入和转换过程中，大众传媒能在短时间内引发社会舆论和社会关注，整合各方面利益关系，推动政府决策议程，影响政策结果。

（三）大众媒体还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监督者

某个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大众的意愿，是否对小部分群体带来严重损失，这一系列的监督结果通过媒体公布于众，引起公众关注，并进而对政府系统施动口影响，甚至可达到对政策的修改、修正乃至取消。

从以上几方面上看，大众传媒可以在多方政策主体中担任中介，同时又具备别的政策主体所没有的强大号召力和监督功能，所以，大众传媒可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灵活的发挥作用，它是政策制定的催化剂，为多方政策主体的交流提供平台，是最为灵活、不可缺少的公共政策主体。

1.2公共政策功能的要求

（1）导向功能 ，政策能够引导人们行为和事务发展方向。从发挥效力的形式看——直接导向功能，间接导向功能。从作用的结果形式来看——正导向功能和负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统一思想。第二，确立目标。第三，因势利导。

（2）制约功能，政策能够对作用对象的行为与事务发展失范的控制和约束。制约功能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制约、禁止政策制定者所不希望的行为发生。公共政策制约功能是一种消极性功能。政策制约功能是公共政策规范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公共政策制约功能可以分为硬性制约功能和软性制约功能。

（3）管理功能。公共政策的管理功能是指政策在其运行过程中应承担和可能承担的基本政策任务。其核心问题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政策主客体服从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共政策的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控制职能以及协调职能上。

（4）分配功能。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是指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或体现这部分价值的利益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分配的能力和作用。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它的一项基本功能就是调控各种社会关系及其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它需要回答利益向谁分配、如何分配、为什么分配、需不需要再分配等一系列政策对象所关心的问题。

（5）动力功能。公共政策的动力功能是指公共政策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符号象征对国家管理和社会改造所具有的促进和推动的能力和作用。公共政策组合物质的、精神的、动力的各种要素，利用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信息动力，创造出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新产品与行为，以不断地调整社会关系和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6）准法律功能。公共政策的准法律功能是指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到了指导、补充甚至替代法律的功能。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一样，是对作用对象的观念和行为进行的约束和限定的规范形式。

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与公共政策的功能在很多方面很相似，比如都具有管理功能，导向功能等。如今，大众传媒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政治，当然也包括公共政策。

2.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2.1 大众传媒发挥的正面影响

首先，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集中的行动过程，可分为输入、转换、形成和输出四个阶段。

（一） 输入过程

新闻媒体对现实世界有选择的报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在一些情况下，大众传媒在推动公共决策的改革和完善中，甚至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所提供的真相可能是决策机构通过常规的政府机构渠道不可能了解到的，或者是由于某些政府机构和部门欺上瞒下等原因造成信息流失致使决策层同样难以了解到的。

（1）及时敏锐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问题”。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者在总结社会问题如何能被列入政府政策议程的方式时提出了四种情况：政治领导者的决定，某种危机或突发事件，抗议活动，特别问题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大众媒介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它既可以把少数人遇到的问题引向公共问题，为建立公众议程直至政府政策议程创造条件，也可以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决策系统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大众传媒不仅对公共问题起到发现机制的作用， 更在于它具有使“冲突社会化”的催化作用。

（2）吸引公众参与。在社会正常状态下，政策的制定过程经常面对的是沉默的大多数，政府与公众缺少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桥梁，而大众传媒可以担此重任，大众传媒的兴起可以使公众积极的参与，影响政策的制定，同时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素质和传媒素质。

（二） 转换过程

当今时代，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订往往通过媒介。媒体的力量不可忽视，它已经成为老百姓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一条重要的途径，也拉进了干群关系，同时使得相关政策和规章能得以最快最准确的传达下去。大众传媒的重要特征表现为：时效性和准确性。时效性表现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及时有效的揭露和报道；而准确性则是大众传媒的另一致命生存点，则是准确无误，无添加无掩饰的将事实的真实进行细致全面的报道。大众传媒离开了这两点，就失去了传媒的根本，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大众传媒全方面作用在于真实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最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胡搬乱套等一些失实的报道。

（三） 形成过程

（1）破除政府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制定者们获取的信息常常是不完备的。大众传媒通常握有社会问题的第一手或现场资料，可以为政府机关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破除其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社情民意、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

（2）弥补政府人员的有限理性。政府官员在制定公共政策问题时，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他们在同一时间里思考许多事情的能力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决策者必须借助媒体，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大众媒体常常通过专家采访、群众来信、新闻评论等方式给各级政府献言献策，提供建议与参考，以破除其理性之有限。

（四） 输出过程

（1）宣传报道。大众传媒在应对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做到如下两种重要情况：首先是宣传，其次就是报道。（2）避免监督无效。在对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进行舆论监督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克服或避免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等监督方式的局限性或实际低效甚至无效现象。

2.2 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局限性

大众传媒对我国公共政策发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其局限性。

（1）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足

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新闻队伍中也增添了不少新生力量，对公共政策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比如办报的目的不明确，政治意识淡薄等。

（2）大众传媒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从实践上看，市场因素已经对我国传媒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传媒实现产业运作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传播内容和方式便受到广告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对广告的依赖强化了大众传媒对收视率的追求，同时也使广告投入及节目更趋都市化、功利化，致使公众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3） 法律和体制的缺乏和不健全影响传媒功能的发挥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体制尚不健全，完善的新闻立法也尚未出台，因此由各个新闻单位构成的新闻网络存在不稳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一些有偿新闻的出现，从而弱化大众传媒功能，使其发挥作用缺乏法律规范和法律支持。

（4） 公众的政治冷漠影响大众传媒作用的有效发挥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媒介机构的事，更是全体人民的事情，然而，公众的不积极参与，甚至政治冷漠会弱化大众传媒功能的效果，因而，若要传媒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提升全体人民的媒介素养。

（5）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独立性和准确性

大众媒体的各个角度的报道，对政府公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较大的冲击，特别的大众媒体较为发达和开放的地区，政府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上，往往被大众媒体掣肘，从而制定的制度往往不具有代表性，失去了在社会上的普遍适应性。（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资料

[1] 贾乐蓉主编.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传宏，李燕凌.公共政策行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3] 李小勇.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监控机制的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4）

作者：张伊文

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篇3：

弱势群体·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

[摘要]我国目前弱势群体规模约为1.8亿人，他们在公共政策博弈过程中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维护其切身利益，对社会长期和谐发展造成隐患。而大众传媒可以放大弱势群体呼声，还可利用自身影响力组织公益活动等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关键词]弱势群体 大众传媒 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XW1208

一、弱势群体、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

1.弱势群体规模及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1]按我国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2]一般认为，弱势群体包括两种群体，[3]一种是因为生理或身体原因而自然形成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另一种是社会转型等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也被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

后一种弱势群体，即“改革中的弱势群体”是本文的关注所在。这一群体有如下特点：其一，在物质生活上处于贫困状态，收入极低，等同于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竞争力；在政治生活层面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掌握的资源少，声音弱小，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缺乏有效影响公共舆论及公共政策的手段。

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到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4]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阐述，主要由四部分人所构成：一是下岗职工。这部分人群中，有男工，尤以女工居多，而且年龄偏大，知识层次偏低，因而再就业能力低。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男性做建筑等苦力活，女性主要从事保姆、超市营业员等简单工作。二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三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的同行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单位也没有按照劳动法为他们缴纳各种社会保险。他们有活干，但受歧视。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当初工资水平低，原单位或破产，或奄奄一息，没人为缴纳医疗等社会保险。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如吸毒者、戒毒者群体和农民工子女等。

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利益表达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通。从我国人大代表制度看，属于他们的代表数量极少。比如，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84名，但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加起来只有551名，仅占代表总数的18.46%；与全国工人农民的整体数量相对，显得格外偏少；而且就是这有限的代表，也不一定能准确把握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言论出版等各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这些表达方式无论对弱势群体还是其他群体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表达手段和社会资源，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弱势群体经济地位和组织化程度偏低，利益表达能力较弱。公共政策制定最终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实力与地位及组织程度不一样，所分配的利益份额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弱势群体的生产与生活更多地局限于解决生存问题，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极其有限；其社会地位基本处于社会底层，组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政策博弈中自然处于弱势一方，其利益诉求呈现软弱性。虽然从数量上看，弱势群体略占优势，但由于组织性差等原因，这一优势并没能转化成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

弱势群体参与性不强，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观念滞后。弱势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原因，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公民权利意识较淡薄，习惯于盲从权威；但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又会因为找不到合适表达方式而采取过激方式，最终适得其反。与此相应，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或充耳不闻，或视为洪水猛兽，致使弱势群体往往采取越级上访等行为来维护自己利益，甚至展开报复性人身攻击等犯罪行为进行博弈和表达。

从以上分析可知，弱势群体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维护其切身利益，并对社会和谐造成极大隐患。因此，为弱势群体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化解问题的应有之策。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渠道，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完善信访制度等内容；此外，利用大众媒介为弱势群体代言、通过媒体放大弱势群体的声音，在今天这个传媒化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及现实可能性。

2.大众传媒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必要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弱势群体问题在大众传媒上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媒体或栏目除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之外，《南方周末》对三农问题也进行过一定强度与规模的关注。有学者检索发现，从1997年到2003年6月，《南方周末》有502篇直接反映三农问题的报道。[5]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在全国兴起了都市类报纸。这类都市报以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对弱势群体也进行了关注。下岗失业、城市贫困等民生问题是其比较重要的报道对象。对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重大问题，如因贫失学、农民工工资拖欠等话题，还进行大手笔策划。但总的看来，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大众传媒不仅需要在问题发生后关注弱势群体的相关事件，更应当在平时多关注其利益表达与诉求，成为弱势群体的理性、建设性的代言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维护其利益。

二、大众传媒为弱势群体代言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大众传媒在表达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其数量相对不足。有人指出，中国的大众媒体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的时代，因此，其报道工人、农民等相对的弱势群体方面，总的来看力度不足。原因很简单：行政垄断使得媒体选题受到较大的制约；而资本拉拢则使媒体尽量报道能引起高消费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注意。[6]因此，长期坚持关注弱势群体的新闻媒介并不多。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及后来《人民日报》的《新农村》周刊等在内，关注弱势群体的媒体或栏目屈指可数。比如，在广州这个城市，纸质媒体的力量影响力很大，而广州的农民工数量众多。统计2000～2002这两年广州的四家主要报纸（《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情况表明，虽然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每天都有一定数量和一定面积，但其在总体报道中所占的比重还较小，四家报纸中农民工的报道每天平均篇数分别是0.8、1.07、1.04和1.87篇；而且这些数量非常有限的报道，也主要是关于“劳工事务”即劳资关系的报道，而其“社会事务”——即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利益诉求——方面的报道很少。[7]

其次，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关注的质量也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传播方式上，以报道弱势群体极端事件为主，而鲜有防患于未然的事先预警报道。诸如，流浪摊贩刺死城管、农民工跳楼讨薪、贫困生家长因无力筹措孩子上大学费用而自杀等等。弱势群体以这种极端形象被媒体呈现，这本身就值得所有人深思：就媒体而言，如何能够在问题激化前就关注凸显其诉求以引起决策机构关注？就民众而言，如何能经常性地通过媒介表达自己的利益立场？此外，有些报道议题往往则以“正面报道”及官方信源为主，掩盖了弱势群体真正的利益诉求。有学者对1997年到2008年的《工人日报》进行了研究，抽样选取了反映工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报道共868篇，其中报道呈现“问题已解决”的有666篇，占76.7%；这666篇报道中，信息来源为“党政机关”等“官方”渠道的有639篇，占86.4%。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党政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新闻框架选择了‘已解决’问题呈现方式而排斥‘未解决’和‘解决中’的问题呈现方式……导致真正的问题受到掩盖且意见表达管道被垄断。”[8]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对工人议题的报道尚有此不足，其他报纸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也就难以让人乐观了。

此外，从弱势群体角度看，其媒介拥有与使用方面也处于相对弱势。以农民的情况为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农村人口为6.7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但农村人口的媒介资源拥有数量、媒介接收工具的拥有量、媒介消费的时间等方面与城市人口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城乡卫星电视接收率方面，根据2001年的数据，城市人口85.6%以上享用有线网接受卫星节目，而农村这一比例为41.4%。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在接收信息的能力及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农村受众都不如城市受众。[9]华中农大的毕耕副教授也带学生对一些农村的传媒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其结论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着农村信息传播的发展。不管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型媒介，其普及率都很低，而且使用价格昂贵，信息传输质量也不高。[10]

三、大众传媒加大为弱势群体代言力度的对策思考

首先，大众传媒要提倡责任意识，加大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力度。

从信息来源上看，应该尽量从农民工群体、从工人群体中间寻找消息来源。记者应该“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归根到底，物质的创造者是群众，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群众”。[11]前文提到，《工人日报》的议题主要是来自官方，因此大量报道是“问题已解决”的正面报道。而欧美国家大量的传播研究也表明，过分依赖政府消息源和精英消息源，会使传媒容易在意识形态上成为官方利益和精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大众传媒在消息来源取向上，应该逐步走向民间，多从不同的群体中发现和寻找新闻，从民间发现问题，从民间的角度来阐述和解释问题，从而在政策合法化过程中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更好的表达。

其次，大众传媒还可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呼吁甚至组织社会各界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比如，这几年的慈善报道中，大众传媒不仅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加大了对一些慈善活动的报道力度，而且一些媒体还身体力行，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有的媒体主动出击，参与举办慈善活动。比如央视在大灾时期经常举办大型慈善晚会，用晚会来筹措善款为灾区人民服务。有的成立专项基金来救助弱势群体，像腾讯网、《南方都市报》、《厦门晚报》等一些媒体都成立了公益慈善基金。媒体还可以打造慈善品牌来凝聚爱心，通过品牌来吸收捐款，为弱势群体服务，如央视的“感动中国”等。当更多的组织机构来关注弱势群体时，其利益表达的声音才能在政策活动中被关注，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才能得到体现。

当然，只靠大众传媒的报道、呼吁与组织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为其利益诉求献策献力。其中，又以政府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尤为迫切。前文提到，弱势群体媒介的拥有方面也处于弱势，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切实加大投入，改善其媒体拥有状况。毕竟，在我国现阶段，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是其他组织无法相比的。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求助机制，完善各项法律及援助制度，并降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成本等。让弱势群体在政策活动过程中既拥有利益表达的意识，也拥有利益表达的动力，这才符合国家长远发展之道。

注释：

[1]王思斌：《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3期

[2] 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3]也有学者认为弱势群体包含三个类型，除上面两种外，还包括自然性社会弱者，指的是生态危弱地区的人口、自然灾害的灾民。见《贵州弱势群体问题研究》，载于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zdrc.gov.cn/

[4]郑杭生、李迎生等：《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2003》，中国网

[5]李异平：《论媒体维护农民权益的多元化意义——以〈南方周末〉为例》，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http：//www.swupl.edu.cn/ncjj/content.asp？did=&cid=794766219&id=795346118

[6]彭伟步：《中国媒体远离弱势群体》，《出版参考》2003年7月中旬刊

[7]李艳红：《新闻报道常规与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8]夏倩芳、景义新：《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卷

[9]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10]毕耕、李琬、唐叶：《农村传媒的使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社科纵横》2005年第12期

[11]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见童兵著《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作者：杨思文 胡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