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安全下中国服务业论文

摘要：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国外大量农产品和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形成一定威胁。采用熵权法实证测量加入WTO以来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敏感性农产品产业安全水平的演变，进而从进口来源地和进口依赖性两方面探寻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产业安全下中国服务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产业安全下中国服务业论文 篇1：

不同国家产业安全政策模式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互动博弈和利益冲突日益左右着贸易合作的盈余分配，并由此产生大量贸易摩擦现象和国际纠纷，从而引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本文在对贸易保护泛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产业安全政策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着重分析了世界上主要的产业安全模式的内容及其应用绩效，实证分析了不同国家产业政策模式特点，为我国产业安全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贸易保护泛化；产业安全；政策模式

贸易保护泛化是指一国或者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在短期或者长期的非完全竞争优势，放弃经济利益最优化的决策原则，通过政府干预，利用不合国际法则的或者有争议的“非经济壁垒”，扩大贸易保护的范围和领域，干预本国与外国或者利益集团的贸易和投资行为。在贸易保护泛化的环境下，构建完善的产业安全政策模式，是确保一国产业安全的需要。

产业安全政策模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一系列维护产业安全的政策及其基本特点，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的产业安全政策状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产业安全保护策略、保护主体和保护手段三个层面来理解产业安全政策模式。

1　对不同类型国家产业安全政策模式的比较

1.1保护策略

就保护策略而言，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都追求一种“动态平衡”的安全观，在实践中多采取“保护与开放并存”的策略。而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一种“居安思危”的传统安全理念，它们更看重竞争和开放的作用，

“以开放求发展，以实力保安全”是它们的基本策略。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更倾向于“保护为主，渐进开放”的策略，在经历了“过度保护”的教训之后，逐渐向“适度保护”靠拢，试图找到保护与开放的最佳衔接点。尽管不同类型的国家所采取的保护策略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出发点的。

“产业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一部分，常常包含在一国的“经济安全战略”或“经济发展战略”之中，体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

1.2保护主体

就保护主体而言，“政府”无疑是维护产业安全的主导力量，发挥着前瞻性、宏观性、指导性的作用，依靠国家力量为产业安全保驾护航；而“行业协会”则是维护产业安全的中坚力量，起着前沿性、微观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借助于整个行业的力量为产业发展排忧解难。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会，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担负着维护产业安全的重任。然而，在两者相互配合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又表现出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可以做到“相得益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称得上“相辅相承”，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相互协调”阶段。

1.2.1宏观主体。从宏观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政府”有着比其他类型国家更为健全的管理机构、更为协调的职能分工、更为敏锐的反应机制、更为科学的决策体系和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因此，发达国家能够在多边、区域、单边等多个层面“主动出击”，展现出“成熟老练”的一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相对精干，但它们凭借廉洁高效的政府公务人员，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配置，公开透明的民主监督机制，实现了政府的高效运转和优质服务，其政府行为也体现出较强的“主动调整”和“灵活应变”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较容易出现“机构不全，权责不明”或是“机构庞大，效率不高”等问题。随着各国政府机构调整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其部门设置也变得“日益完善”，而通过对WTO规则的学习和运用，其政府行为和保护手段也朝着“日趋规范”的方向发展。

1.2.2微观主体。从微观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早，主要有政府主导的“垂直模式”和企业自建的“水平模式”两种类型，并且都能够在扶持企业、保护行业、协助政府等多个方面展开工作，全力维护行业利益和产业安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协会更兼有“混合模式”的某些特征，各种“民间”、“官方”或是“半官半民”性质的行业协会共同发挥作用，与政府一起肩负着维护产业安全的重任。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协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某些转轨的国家里，还出现了一种通过“转移政府部分管理职能和分流政府官员”，应“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要求”而生的行业协会，官方色彩较浓。从行业协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里的行会组织发展迅速，有不少成功的典范，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地位不高，经费不足，人才缺失等多个方面，其产业保护微观主体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1.3保护手段

就保护手段而言，发达国家可谓“手段多样”，能够凭借自己在经济、政治、法律和经验、技术上的优势，综合运用监测、规制、救济与扶持等多种手段合力维护产业安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长期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采取相对开放的引资政策，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过多地倚重规制和救济手段，而把扶持手段作为主要选择，保护手段较为“单一”。包括印度和拉美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把扶持手段作为重点，但其对外资的规制有所放松，对技术壁垒的运用有所加强，对救济手段的使用更是日益频繁，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具体到操作环节上，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相对完备，运作机制也相对完善，而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立法较晚，经验不足，其公平性和透明度要相对较差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

1.3.1规制手段

(1)外资规制。从外资规制手段来看，大多数国家均将国防、能源、广播、运输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控制在自己手中，牢牢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规制手段更全面也更有效，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通过外资审批、外资准入、并购审批、持股比例等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资引导和控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维护产业安全，但其对外资的较高依赖程度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产业发展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依然存在。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未能采取有效地规制手段，导致跨国公司冲击民族产业、形成行业垄断、侵蚀国内品牌、影响政府决策等威胁产业安全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能够及时调整引资策略，通过法律规范、政策引导、国家干预等方式对外资进行有效规制，在利用外资的同时确保产业安全。

(2)技术规制。从技术规制手段来看，发达国家能够综合运用技术法规与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卫生及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道德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等多种手段对进口产品进行规制。其对TBT手段的运用日益呈现出“领域广泛，扩散迅速”；“灵活多变，不断升级”等特点，且杀伤力越来越大，在很多情况下已

经超出了维护产业安全的范畴，演变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相比而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壁垒的使用上不如发达国家那样“隐蔽”和“频繁”，只有个别国家(如韩国)表现得较为积极，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TBT手段对进口商品进行规制。而受资金和技术实力所限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紧应对和破解发达国家的技术性壁垒；另一方面也在研发和高筑本国的技术性壁垒，其对TBT手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技术法规和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卫生及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等四个方面。

1.3.2救济手段。从救济手段来看，各国均不约而同地把反倾销作为自己的首选，这与反倾销手段所具有的易于启动、便于操作、效果直接等特点密切相关。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在熟练运用反倾销手段的同时，还能有效运用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多种救济手段，在维护产业安全之余，达到扼制竞争对手、推行贸易保护的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救济手段的使用较为谨慎，除了个别国家(如韩国)较多地使用反倾销手段之外，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用得较少。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在频繁使用反倾销手段的同时，加快了运用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步伐，大有超过发达国家之势。

1.3.3扶持手段。从扶持手段来看，各国都普遍重视战略规划的指导作用和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并力图通过经济、政治、法律等多种途径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更为注重市场的作用，把政府干预的重点放在提供基础性服务和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上面，等到产业具备竞争力之后，便会减少干预以至退居幕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进行产业扶持时，行政干预色彩较浓，政府的力量较为突出，很多情况下会主动介入到产业发展的轨迹中去，这也与它们所体现出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吻合。而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培育产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干预不当，常会发生“破坏市场”或“取代市场”的现象，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亟需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2　中国产业安全政策模式约束因素

随着我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一方面，我国产业在与外资和国外产业的合作与竞争中学到了经验，获得了紧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实力的整体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等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资和国外企业的进入，也给我国产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和威胁，民族产业在相当部分领域的市场率大幅下降，外资控制或主导了部分产业的发展，产业利益大量流失，民族产业在制度、技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及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外在危机和深层次隐患，为我们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敲响了警钟。

2.1　从要素禀赋看中国产业安全

要素禀赋是一国产业安全的基础。在开放条件下，良好的要素条件对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2.1.1

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与利用率低。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实属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的资源小国，资源使用效率又低下，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

2.1.2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低下。2008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亿人，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优势。但国民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造成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从而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1.3资金资源稀缺。资金资源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在产业安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极度稀缺资金。最新统计，人均资本额只占美国的3.65％，人均资本收入则更低。而同时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使有限的资金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因此产业要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显得非常困难，制约了产业的稳定发展。

2.2从产业结构分布现状看中国产业安全

产业结构调整反映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及其比例变化规则；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顺序在演进中所要达到的阶段和层次。

2.2.1三次产业间的相对比重不协调。当前，中国产值结构的比例层次较低，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结构水平，特别是与美国19世纪80年代，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比值接近。

2.2.2我国产业结构与世界产业结构衔接不够。我国产业结构与世界产业结构明显衔接不够，主要表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化、高技术化水平偏低，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技术知识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比重低。

2.2.3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我国产业的分散度高、集中度低，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产业集中度低，缺乏规模效益，一直是阻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

2.2.4我国三次产业内部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三次产业间的社会化分工不合理，产业关联度低；尽管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支柱产业升级缓慢；第三产业经济总量不高；产业经营效率低下。

2.3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看中国产业安全

在这个日益开放的世界，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工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态势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2.3.1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我国工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出口中只能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档次的竞争模式，尽管价格竞争力较强，但容易导致贸易增量不增价，甚至跌价的状况。同时，还带来了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使我国越来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对象。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主要以加工企业为主，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和品牌的控制取得了产品的主导权，获得高额利润，而我国加工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用，却承担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

2.3.2未来产业发展主导权。在我国前几年的技术引进中，大部分采用进口关键设备、成套设备、生产线的形式，尽管引进了一批填补空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由于重硬件引进轻消化吸收，引进的结果只是具备了相应的生产能力和固化在设备中的技术，而对带动国内相关技术升级的效果不大。近几年，软技术的引进在技术引进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技术引进的主体已经转向了外资企业。因此，国外资本技术转移层次的提高仅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市场竞争而提高其投资企业获利能力的举措，既不可能转让最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其他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因此，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的技术优势和资金实力，开放经济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技术升级产生抑制作用，使其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的技术层次，丧失未来发展的空间。

2.4从引进外资看中国产业安全

2000年，“引进来”战略实施20年之后，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并初步具备了主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能力的基础上，我国实施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通过采取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2.4.1外资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外资控制力的增大主要表现在控股和独资企业的增多。这虽然使生产和技术的流入得到加强，但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外资控股或独资企业的增加意味着部分内资企业的消亡或走向消亡，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在许多合资企业当中，国内资本丧失了对企业的主导权，而拥有更先进技术和更雄厚资金的外商独资企业的到来，进一步增大了内资企业竞争的难度，使许多内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难以为继。

2.4.2外资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学者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虽然比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要先进一些，但通常不是其所拥有的最先进的技术，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我国企业吸收能力有限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还未实现，在利用FDI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方面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4.3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总体而言，FDI有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FDI也对我国产业结构带来一些负面影响。FDI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而且加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使我国宏观调整产业政策的效果受到较大影响，对我国产业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2.4.4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外资的进入通过改变东道国的投资结构和市场结构而影响国内资本的形成，从而对产业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对东道国关键性产业的投资(贷款)而增加了这些产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家和企业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国有银行差，取消贷款、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则要多得多。具体的传导途径表现为：外资流入一市场结构变动一国内资本形成受影响一国家战略资源性产业一本土关键产业安全。

3　中国产业安全政策战略

3.1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指导思想

3.1.1

在WTO框架下充分利用WTO的相关规则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在满足一定的实施条件下，WTO允许各成员国使用一些保护产业安全的措施，这些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关税一直是各国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虽然在WTO倡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下，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关税对各国产业的保护作用逐渐下降，但其在国际贸易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税仍然是它们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非关税措施指除关税以外的各种可以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措施。WTO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措施保护国内产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1)1994年GATT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2)WTO《反补贴协议》的规定；(3)国际收支失衡例外；(4)关于保护“幼稚工业”的规定；(5)WTO《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6)“一般例外”条款；(7)关于特殊行业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是目前被各成员国援用最多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另外，“一般例外”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优惠条款也是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手段。

3，1，2建立维护产业安全的制度安排。从中国当前产业安全的角度而言，维护产业安全的制度依然“稀缺”。为确保我国的产业安全，政府需要运用其超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建立保障产业发展的各种制度条件，并不断对制度进行创新，以激发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政府要从制度上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健全产业安全宏观政策；建立健全产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体制。

3，1，3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途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因此要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最根本的途径是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突出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的全面发展和提升，才能达到全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3，2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战略选择

总体上来讲，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战略目标是通过加强产业自身竞争力确保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讲，需要从三个层次上对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战略目标进行把握。一是宏观层次。确保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指政府必须具有适当规制产业的能力，国内相关制度安排能够引致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产业结构合理，国内产业具有活力，以及当产业安全受到威胁时，国际能够快速作出反映，确保产业安全。二是中观层次的产业安全目标，指在开放竞争中本国的重要产业具有竞争力，绝大多数产业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微观层次的产业安全目标，是指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较大的产业影响力，在开放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3，2，1调整我国的引资政策。我国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框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政策不仅不符合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而且影响我国从引进外资中获取长期收益。2001~Zl 1月初，在多哈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将更加开放的、更加全面的参与到国际分工与协作中，更加深入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为此，我国必须以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为目标，对利用外资和产业安全政策进行调整。

3，2，2调整我国产业扶持政策。在国内企业培养方面，应该扶植内资企业，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行最有力的支持。在我国FDI导人模式以独资为主的阶段，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由引进、学习和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此时，东道主政府应该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更多的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在内一揽子的政策支持。

3，3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战略手段

3.3.1规制手段。所谓规制手段主要指是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外资规制。包括政府利用外资审批制度、并购审批制度、外资准入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手段和措施在外资进入、经营甚至退出环节设置壁垒，以达到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安全的目的。

(1)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准入限制。根据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的目录共计255条，限制类的目录共计77条，在370余个产业目录中，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实际仅有20余个，而允许外资独资的产业占整个产业目录的88％，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将原先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建设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如此宽松的市场准入制度必将对我国的产业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威胁到国家的产业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因此在不违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必须对现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准入规制作出适当的调整。

首先，在现有的禁止类项目中增加有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产业。其次，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及先导产业。应将目前属于鼓励类和允许类项目中的部分行业划入到限制类。另外，对于最近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应针对外资并购制定专门的准入范围。

(2)完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确保产业安全的外资审批制度，必须建立跨部委的联合审批机构，着重审查外资的进入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并购是否会造成垄断，是否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对当前外资进入的主要形式一并购，尤其是对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的审查制。要具体审查外资进入的行业和允许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规模，对公司制企业或国有企业改制后允许外商参股的比例也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并且要同时审查国有资产的评估情况，防止国有资产在并购的在评估过程中流失。

(3)对外商出资比例和增资扩股的规定。要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还需要对外商出资比例进行规定，尤其是对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产业，以及幼稚产业等。对不同的行业，要适用不同的投资比例。一般来说，行业的重要性与外资所占的比例成反比，对本国重要的行业对外控股的比例就限制得低，反之则较高。

3.3.2救济手段。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要运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使国内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另一方面还要采取措施应对外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保护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从而间接维护出口产业的产业安全。

(1)反倾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起步要晚得多。要提高我国反倾销效率，使反倾销在维护产业安全中发挥切实的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提高立法层次，加强立法透明度、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其次，建立良性的产业协调机制和灵活的诉讼抗辩机制。

(2)反补贴。在WTO框架下，国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都受到了WTO规则的约束。反补贴作为WTO所容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方式，成为各国重要的调控手段。中国同样应充分利用其为国内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要对进口的受补贴的产品在WT0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反补贴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安全，需要做好下列工作：首先，加强反补贴立法工作。其次，加强政府反补贴监督和企业主动提请反补贴的工作。再次，做好对WTO和其他国家反补贴法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针对外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及诉讼提供理论准备。

(3)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作为保护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国内产业及其相关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当今国际贸易活动中日渐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利用和应对保障措施维护我国产业安全，须从下列方面着手。首先，认真研究并运用法律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其次，建立预警机制。第三，尽快建立健全运用保障措施的有效机制。第四，重视XCWTO保障措施的研究。

3.3.3扶持手段。所谓扶持手段主要是指一国政府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产业进行指导与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实现保护产业安全、加速产业发展的目标。在产业成长初期，政府有选择地针对某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加以扶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政府对产业的有限干预，可以缩短产业的“幼稚期”，降低成长风险，使产业较早地具备竞争力；也可以延长产业的“成熟期”，延缓“衰退期”，使产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竞争优势。

(1)战略规划。国家对哪些产业就行扶持，哪些产业进行限制，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战略规划，确定一个产业发展的总体纲要。我国产业扶持政策的重点是，加强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加强对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薄弱环节的扶持，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

(2)政策扶持工具。在扶持产业时通常会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常用的政策工具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资金的重点投入。二是优惠的租税措施。三是财政政策。四是促进技术进步措施。五是促进集中的组织政策。

(3)对重点产业的特殊扶持政策。包括对农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对服务业的扶持。

3.3.4监测手段。为了积极应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有效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武器，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产业安全，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开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效：已建立对重点敏感商品进出口异常及对产业影响的预警监测；初步建立了汽车、化肥和钢铁三个重点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基本形成产业损害预警信息和应用平台。

然而，仅仅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开放对我国产业造成危机是多方面的，对所有行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对哪些弱势产业造成的损害也不仅仅只停留在这些产业中，因为产业存在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联系，对一个产业的损害可能通过产业波及作用而危害许多产业，甚到会危及一国的产业安全，因此必须建立一国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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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耀，产业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效应分析[J]，当代财经，2007(8)：94—94.

作者：王培志

产业安全下中国服务业论文 篇2：

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分析

摘 要： 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国外大量农产品和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形成一定威胁。采用熵权法实证测量加入WTO以来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敏感性农产品产业安全水平的演变，进而从进口来源地和进口依赖性两方面探寻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研究表明：大豆产业已处于“危机”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玉米产业由“基本安全”转为“不安全”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棉花产业也处于“危机”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和印度。针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提出加强农业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预控研究，确保农产品进口量与国内产业保护力度成正比以及构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安全；农产品贸易；熵权法；进口来源地；进口依赖性

引 言

产业安全，即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力。农业产业安全既是经济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更值得关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农业开放力度加大，农产品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数据统计，2002-2012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由305.8亿美元增加到1 739.4亿美元，增长了468.8%，年均递增18.9%，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其中，进口额由124.4亿美元增加到1 114.4亿美元，年均递增24.5%。其中2012年中国进口谷物1 398.3万吨，同比增长156%，突破历史记录，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大米均成为净进口国，若将2012年进口大豆计算在内，中国进口粮食高达7 236万吨，粮食自给率不仅突破传统提出的95 %，而且首次跌破90%，尤其是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 838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虽然有其正面效应，但伤及国内大豆产业发展安全，损害豆农利益的问题不能忽视。另外，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来自进口农产品的巨大挑战，也来自于国内农业资源约束的压力[1]。如供给农业灌溉的水源减少，水体严重污染，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资源大量被占用，耕地质量下降，特别对水土资源保护不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产品供给能力，加大了国内农产品供求矛盾和产业安全风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棉花进口国[2]。棉花进口从2001年的2.6万吨增至2012年的513万吨。

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劣势，满足了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同时也给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3]。农业贸易开放使国内农产品价格下降，尤其是畜产品和水产品；完全的贸易开放会降低农产品的自给率，不利于农业产业安全[4]。Diao等认为，单纯的农产品贸易开放会恶化农业产业安全，而全面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才能使农业部门受益，但一些落后地区仍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冲击[5]。曹秋菊认为，开放贸易对农业管理体制、市场竞争环境、国际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条件带来冲击，因而不利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6]。赵丽佳等利用1998-2007年油料和植物油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在进口供给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大量的进口也会降低农业产业安全度[7]。

农业产业安全的度量主要延续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如何维达等从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和产业控制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安全进行评估[8]。何维达等在之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产业安全状态进一步划分为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和危机四种状态[9]。朱丽萌采用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粮食自给率、农业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和农业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评价中国农业产业安全[10]。

对于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常用的定量方法有：多指标综合法、层次分析法，但操作的难度较大，目前产业评价中很少采用这些定量方法。而专家评分法和各指标平均赋值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农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中。因而现有农业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对各指标的赋值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会影响最终产业安全评估的准确性。同时，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贸易开放是否对农业产业安全造成影响，而忽视了对不同农产品的影响程度和威胁源头的关注。尤其在保护农业产业安全，提升安全保护水平方面，富有创新性的研究不足。基于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本文采用熵权赋值法实证度量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农业产业的安全程度，进而探寻其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并就保护农业产业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评价指标与方法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幅度加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因外部影响产生的产业安全大致包括国际贸易诱导型和国际投资诱导型两种类型[11]。

首先，开放意味着中国农产品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加入WTO，中国农产品可以享受WTO成员国给予的最惠国税率，免受其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被削平的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进行相对公平地竞争，因此，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表现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就可以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的农业产业就越安全。因此贸易竞争力，即农产品顺（逆）差与同类农产品贸易总额之比是产业安全的重要指标。

其次，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市场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入世后，中国必须根据承诺，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削减关税，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化改革，这样其他成员国的农产品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打破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平衡，造成农产品自给率（即国内产量与国内消费量之比）的波动和对外依存度的上升。自给率表明中国生产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代表中国产业的稳定性。出口依存度上升意味着本国产品必须借助出口国际市场才能达到本国市场的均衡，而出口面临着汇率变动、国际贸易争端、跨国产业并购和国际产业技术标准调整四大风险[12]。而这些风险无疑提高了对中国农业产业的要求，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安全的威胁。进口依存度上升，说明国内生产对进口的依赖增强。进出口依存度的上升都说明，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及其价格变化会传导到中国市场，影响国内价格、供给以及农民收入[13]。因而，农业产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国际资本（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通过对国内大中型龙头企业的战略收购，控制重要农产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而控制市场上大宗农产品的货源和定价权[14]。这种控制可以用外资市场控制率表示，即外资控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与国内该产业的市场销售额之比，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产业受外资的控制越强，产业安全度越低。（2）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或增资扩股或者股权收购的形式以较少的资金达到对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控制，可以用外资股权控制率表示。该比值越高，产业越不安全。（3）国际跨国公司，控制农产品的进口货源和期货价格，通过降低国内进口企业的谈判能力抬高进口价格达到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影响，如目前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已控制了中国80%的大豆进口货源，可以用国际大公司的货源控制率表示，该指标越高，中国产业安全度越低。（4）通过前述股权控制或者战略收购达到对农业产业中的某些重要企业的控制，从而利用这些企业在整个农业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达到对整个农业产业的控制。可以用重要企业受外资影响度表示，影响度越高，产业越不安全。

一般来说，研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对敏感性农产品安全状态的研究[15]，若能确保敏感性农产品的产业安全，就意味着其他农产品也处于安全状态，也就能确保整个农业产业安全。产业控制力指标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取造成各指标不能量化，故笔者仅选取产业国际竞争力各项指标，利用2002-2012年中国大豆、玉米和棉花的数据重点探讨入世十余年来大宗农产品贸易对相关产业安全的影响。

“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它表示从一组不确定事物中所能提取信息量的多寡，用于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权重[16]。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指标值相差较大，表示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大，熵值较小，对应的熵权则较大；相反，熵值较大，对应的熵权则较小；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指标值完全相同时，即表示该指标并不能对最终评价结果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可以将该指标从评价体系中剔除[17]。

我们将农产品产业安全状态分为四种，分别是安全（A）、基本安全（B）、不安全（C）、危机（D），赋值范围分别为[0，20]、[20，50]、[50，80]和[80，100]，其他各指标取值详见表1。

二、结果分析

利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赋予大豆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28，0.33，0.27和0.12；玉米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28，0.25，0.28和0.19；棉花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74，0.15，0.06，0.05。再根据农业产业安全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度指数及安全等级（表2）。

研究结果显示，加入WTO以来，中国大豆产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特别是2005年后，大豆产业完全丧失了安全性，主要原因是大豆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较低，而进口对外依存度很高。2007-2012年这6年的平均进口依存度高于80%。进口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会加大产业安全风险，而中国大豆过渡依赖进口导致安全性极低。

2002-2008年，中国玉米产业一直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从2009年开始，玉米产业由基本安全降级为不安全。究其原因，2009年玉米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26倍多，由2008年的4.7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129.6万吨。与此同时，2007年以来，玉米出口量也在缩减，由2006年的526.9万吨下降到2008年的17.2万吨，下降了97%。2009年以来，中国玉米进口量增长迅猛，玉米产业进入“不安全”状态。

棉花产业安全变化较大，由刚入世的基本安全到不安全，又很快陷入危机。棉花的自给率显著下降，2002和2003年的自给率分别为87%和77%，而到2010年自给率只有66%，说明棉花的消费增长远快于生产的增长。同时，自入世以来，中国棉花的进口量变化较大，2002年，棉花进口量仅有9.8万吨，而2012年已高达513万吨。

可见，目前我国大豆、玉米、棉花产业均处于“不安全”或“危机”状态。如果这个还只是“数”的变化带来的安全度，那么另一个“质”的安全度更值得关注。我国进口的大豆、玉米和棉花大多为转基因产品，而目前针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风险跟踪监测与评估研究，仍不能科学证明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所含成分和结构与中国传统种植的大豆、玉米、棉花所含成分和结构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二者在成分和结构存在某些差异，其差异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是否会构成危害尚不明晰。如果其潜藏着对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这将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如转基因种衣剂的进入将替代中国的种源，使国外从种源上完全控制中国农业产业命脉。

三、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探析

进口市场集中度与产业安全密切相关。进口市场集中度越高表明农业产业安全度越低。统计分析显示，大豆的市场集中度最高，CR4的平均值高达0.998，并且这十年中每年都超过0.99；玉米进口市场集中度居中，CR4的平均值为0.876，2006年之后一直处于高位，2011年高达0.996；棉花进口市场集中度在三类产品中最低，CR4的平均值为0.792（见图1）。

可见，中国这三类农产品的CR4的平均值都超过0.75。根据贝恩市场结构标准分析可知，这三类农产品的进口市场都属于极高寡占型。那么到底又是谁垄断了进口市场，就需要对具体品种的进口来源地进行分析。通过对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巴西、阿根廷为主要来源地。近十年来，美国在进口来源地中盘踞首位，其中2009-2011年其市场份额高达45%左右，可见美国占据了中国大豆进口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见表3）。

2002-2012年玉米进口来源地及市场份额显示，中国玉米进口主要来自美国、老挝、缅甸、德国和阿根廷等国家。2005年以来，美国和老挝两国处于中国玉米进口市场的主导地位。2010年中国首次从玉米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而这一转变的主因来自美国，2009年美国只占中国进口市场的7.33%，而2010年迅速飙升到95.51%。2012年达到98.19%。从棉花进口来源地分析发现，加入WTO以来，美国一直稳居榜首并在中国棉花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相对稳定。2006年以来，印度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攀升，2012年其市场份额占中国棉花进口市场已达28.01%，首次超过美国（见表4）。

贸易的产生离不开买卖双方，因此，单纯分析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并不能真正得知中国能否安全地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保障，到底谁才是真正可靠的供应商？这就需要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性进行分析，考察中国农产品进口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间的依赖关系[18]。依赖系数的计算方法是：首先，用中国从某个来源国该商品进口量除以中国全部该类商品进口量；其次，用中国从该国的进口金额除以该国同种农产品总出口额；再次，用第一步计算的数值除以第二步得出一个数值；最后，用该出口国的产量除以世界总产量，再与第三步的结果相乘，即是最终要计算出的进口依赖性系数。三类农产品的依赖系数见表4。

对中国大豆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依赖性最大，最高曾达0.95。其次是巴西与阿根廷。但从纵向来看，中国大豆对以上三个国家的依赖系数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以上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在加强。总体来看，中国对各国大豆的依赖系数不算太高，所以大豆货源基本可靠。

对中国玉米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可知，中国对美国、法国的依赖性最强，其次是阿根廷。从纵向来看，中国玉米进口的依赖性在逐年下降，中国玉米进口依赖性最强的是2003年，主要原因是2003年进口玉米的数量急剧下降，即由2002年的632万公斤降到2003年的12万公斤，中国从主要进口国的玉米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明显上升。2006-2009年的玉米进口依赖性普遍较低，说明在此期间的来中国进口玉米的安全性较高。2010-2012年的三年期间中国玉米进口依赖性明显上升，其中对美国的依赖性尤其的严重，2010年的依赖系数高达10.31。故应分散玉米进口来源地，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系数过大的现象。

对中国棉花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可知，中国棉花进口主要依赖于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次之。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原因在于美国棉花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较弱，即中国进口美国棉花金额占美国总棉花出口收入的比例低， 2002年为2.13%，2010年为17.15%。对印度的依赖性略有所增强，究其原因，中国进口印度的棉花占棉花总进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由2003年的0.21%上升到2012年的28.01%。对巴西的依赖性一直保持稳定状态。总体来看，棉花对各市场的依赖均不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豆产业已经处于“危机”状态。大豆的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其中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美国对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中国玉米产业一直较为安全，2009年由“基本安全”转变为“不安全”，玉米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棉花产业从2003由“不安全”转为“危机”状态。棉花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对其依赖性也最大，其次是印度。

根据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状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农业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预控研究。“凡事预则立”，考虑中国大豆产业已进入危机状态，当前重在做好进口大豆的风险预警工作。根据国内大豆需求量，平衡好进口大豆与国内大豆产业发展需要，深入研究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的合理比例，探寻大豆最适应的进口量，同时，确定进口大豆保护红线（比如大豆年进口量不超过5 000万吨，按7∶3考虑进口和国产比例），连续三年突破进口红线，对大豆进口风险危害构建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制度，为保护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和豆农利益提供决策依据。

第二，确立农产品进口需求量越大，对国内产业保护力度应该越高的理念和措施。针对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 838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从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处于危机状态的实际，一是建议国内加大对大豆产业科技投入力度，下大力气提高国产大豆的亩产量，均匀度、出油率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大豆科技创新与推广效益；二是加大大豆振兴计划投入力度和政策性支持力度，使同等面积种植国产大豆的收益与种植玉米，水稻收益大体相当，从经济利益上再次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促进国内大豆产业恢复性增长。

第三，构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体系，用制度保护农业产业安全。一是确立保护农业产业安全，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念。二是以安全风险控制和安全保障为中心，构建与农业产业安全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保护性法规、政策、措施、行为，有效发挥法规、政策、措施行为的综合协同效应，为提高农业产业安全保障水平提供制度保证。三是确保农业产业安全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应有合理预期，考虑提高国产大豆的科技竞争力，实现大豆产业安全和恢复性增长都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眼下还不能通过限制进口，过分压低大豆进口量。但相关主管部门应确保到2020年在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和发展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内容完善，运行有效，保护有力的安全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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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trade； industry security；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ntropy weight method；sources of imports； import dependency

作者：董银果　梁根　尚慧琴

产业安全下中国服务业论文 篇3：

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监测预警范式研究

[摘要]目前为止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实体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尚未有对保险业安全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世界保险业与中国国情为背景，从范式角度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预警体系。

[关键词]保险业安全 监测 预警 范式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背景分析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际背景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保险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均呈上升态势(详见表1)。从保费收入看，1999年全球保费收入仅为2.324万亿美元，2004年快速增长到3.244万亿美元，实现了年均7.91％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远高于同期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从保险密度看，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从1999年的387.3美元到2004年的502美元，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从保险深度看，1990年，世界保险业的保险深度为7.52％，2004年达到了7.99％。另外，从其年均增长率来看，2001-2004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999-2001年间的增长速度。

从世界各大洲保险业的发展态势看，世界保险业大格局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北美洲与非洲分居世界保险业的两极，亚洲的保险业发展在世界保险业发展中一直处于中间地位，其保费收入稳居世界第三，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均位居世界第四(详见表2)。尽管亚洲的世界排名并不特别靠后，但其保费总收入占世界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6.7％、24.7％和22.7％)；同期，亚洲保险密度绝对值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远慢于世界平均水平，1999、2001和2004年亚洲保险密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9％、41.5％和38.6％，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拉大趋势；保险深度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差距有拉大趋势。

从表2、表3数据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保险市场的区域性寡头垄断特征明显，即世界保险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亚洲日韩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表3中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全世界的13.4％，但在2004年已经控制了全球86.2％以上的保险业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之一，在世界保险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低。中国在2004年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1／5强，但其保费收入只有世界保费收入总量的1.6％(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占世界7％和4％)居世界第11位(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居世界第四名和第七名)，人均水平(保险密度)位居世界第72位(如以购买力平价计，世界排名会有所提前，详见表3)，在全球保险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微乎其微，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表2、表3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洲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又远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密度仅是亚洲平均水平的1／4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差距更大，与位居第一的瑞士相差141倍，而瑞士的人均GDP仅是我国的32倍；与同在亚洲的日本保险业也没有可比性，中国人口(2004年)是日本的10倍，保费总收入不足其11％，其保险密度近100倍于中国的保险密度。

无论人民币按何种口径折算，数据对比都表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与中国经济、人口的发展存在相当差距。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内背景分析

像任何其它有关中国的研究一样，对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对中国大国经济、转型经济、开放经济背景的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些背景的研究是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宏观基础。(1)大国经济背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中国都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大国之一。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比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多2亿多人。仅这多出来的部分就相当于欧洲各国的人口总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指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由第6位晋升到第4位，2003-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9％的水平。200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第11位。从理论上讲，保险业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问题呈正比关系，因为人口、财富越多，保险标的应该越多，保险业发展的空间应该越大。但就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保险业发展水平与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大。(2)转型经济背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正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配置机制为基础、以其他资源配置机制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我国的转型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风险，而风险的存在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进行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保险业逐步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3)开放经济背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放经济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自我保障的意识将不断增强，这些都将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空间；另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将威胁我国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国人对经济安全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产业安全做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自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保险业做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潜力股”，其安全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一方面，在中国的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大背景下，保险业的社会保障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在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已经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出于初级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又使其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还要面对来自世界级跨国公司的竞争。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一)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1．国外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国外对产业安全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波特为代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他们认为产业安全是指当一个产业面临国外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对手时产业发展所受到的威胁；二是以布雷(burnell)为代表有关产业安全的研究，他们着重强调外资对一国产业安全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国产业安全主要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威胁。

2．中国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中国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很快。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产业安全”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以1980-2007年为时间段进行检索，共得到记录586条。检索项与检索词不变，用不同

的时间段进行检索，仅2000-2007年就检索到记录534条。国人对产业安全内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他们主要强调一国国内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能力。第二种是竞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产业竞争力才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截止目前，没有看到国内有关保险产业安全的专门研究，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也很少，这一点可从我们的检索结果得以证明。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保险业”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1980-2007年期间共得到记录3298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274条。这说明2000年以来中国对保险业重视程度的快速提升。但是，对保险业竞争力的检索，1980-2007年期间仅得到记录30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9条，对保险产业安全的检索记录为零。这说明对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

要研究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首先要界定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中国保险业是中国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的界定可以参照产业安全的内涵来界定，因而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保证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的前提下，中国国内资本对其保险业拥有适当控制力的动态过程。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概念的理解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把握。

1．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化的大背景。我国已经是WTO成员国，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WTO框架限制。

2．中国保险业安全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保险业的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匹配。与一般物质产品的供给需求关系不太一样，由于保险产品是非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很大，同时，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服务业的一般性，即需求的诱致性，所以，目前市场上表现的需求未必就是其有效需求。考虑到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用，考虑到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事实，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的有效需求水平至少不应该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即人均GDP与我国目前相当时的水平。保险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实际上的有效供给不足，即其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有效需求(供给)水平，则说明我国保险业处于不安全水平，差距越大，不安全程度越高。(2)中国保险业安全是个动态过程。

3．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其供求平衡上，实际上是强调一个实际供给量与潜在的或需求水平的平衡问题。如果不能达到这种水平，即使国内资本对保险业的控制力达到100％，中国的保险业也处于不安全状态。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形态是本国资本在保险领域的控制力和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一定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即使达到了有效需求水平，中国保险业也是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核心是在保险业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保障本国资本在本国保险业中的控制力。

三、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内容与手段

1．监测内容：监测是针对短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中国保险业的年度安全监测，具体包括监测预警和监测评估，其中监测预警是对中国保险业安全进行事前的预测性监测(是一种提前量的研究，即对未来一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所处状态进行的预先判断)；监测评估是事后的评估性监测，即直接对当年中国保险业安全状况进行评估。2．监测手段：分析影响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一确定保险业安全监测的指标体系、安全底线及其安全区间→进行数据的收集、汇总→年初对监测指标进行预测→对照确定的安全标准预警→预警中国保险业年度安全程度→年末将监测指标观测值与确定的安全标准进行对比→对中国保险业当前的安全程度进行评价。

四、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

1．立足于中国保险业安全本身的内涵与特点。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经济影响力正日益扩大，保险需求潜力巨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是WTO成员国，即不能违反WTO保险条款的各种要求，又要充分利用各种框架内的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安全成长。中国的国情、中国保险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把握中国保险业安全形势和建立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及提出应对措施的关键，也是将其区别于其它国家的保险业的重要依据。

2．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原则。构建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注意各方面之间的系统平衡和各指标自身内部的系统结构，尽力做到评价指标体系在逻辑与评价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同时，根据保险业本身的具体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体系分解为不同层次，以便对其影响因素作更具体的描述。

3．代表性、独立性原则。中国保险产业安全主要研究保险产业的供求平衡问题和国内资本对整个保险产业的控制力两大方面，研究中会涉及到其它很多方面各个环节，涉及到的指标较多，同时，反映某一个典型特征的指标也可能有很多个，所以在选择指标时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同时，指标之间要具有相对独立性，避免指标之间的过度的相互重叠和重复评价。

4．可操作性原则。我们着重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指标要能准确、连续、及时地反映出中国保险业运行状况，而且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该指标所需要的数据能够及时、完整地获得的。二是在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保险业安全度的计算处理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既要能全面有效，又要能抓住主要矛盾，避免繁杂，简化过程，尽量使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易于操作。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就笔者目前看到的材料来看，还没有人提出专门的有关保险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前面对中国保险业安全内涵的界定和指标设置原则，我们设立多层次指标体系如下：一级指标即总体指标：中国保险业安全度(A)；二级指标即结构指标：中国保险业供给与发展的匹配度(B1)和中国保险业的产业控制力(B2)；三级指标即分析指标，共设7个指标，分属第二层次各结构指标，形成多层次指标体系，指标具体内容见表4。

C11保费总额：反映保险业发展的规模，其额度越高，说明保险的有效供给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度越高。C12保险密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人口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人均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总人口数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13保险深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GDP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单位GDP的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21中国保险业外资依存度：该指标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生存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可以用当年年末国内保险业国外资本存量与产业总资本存量之比来衡量。外资依存度越高，风险越大，保险业安全度越低。C22中国保险业外资市场控制率：反

映外资控制的中国保险企业对该国内市场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控制企业市场份额与国内保险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市场控制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越大。C23中国保险业外资品牌控制率：反映中国保险业国内市场受外资品牌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品牌市场份额与国内产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品牌拥有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就越大。C24中国保险业外资利用集中度：反映中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国别集中程度，可用该国投资总额占保险业总投资额的比率来衡量。集中度越高，国内保险业受外资母国政府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

五、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区间与警度区间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程度、警度的划分

兼顾安全度与警度的并用，可将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度划分为七种类型，由高到低分别是极高度安全、高度安全、中度安全、轻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与危机。在中度安全以上，说明中国保险业安全处于无警区间；在中度安全以下，即在低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和危机区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将处于有警区间，我们将相应的警度区间划分为五类，分别为无警区间、轻警区间、中警区间、重警区间和巨警区间，对应的警度分别为无警警度、轻警警度、中警警度、重警警度和巨警警度。

安全度和警度区间的划分采用百分制，并设定不同的符号与之对应。具体解释如下：

极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90-100分；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80-89分；中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70-79分；轻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60-69分；中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40-59分；重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30-39分；危机：29分以下。

与安全度相应，对警度的具体解释如下：

无警警度：对应于安全水平以上的区间。即得分在70分以上；轻警警度：对应于轻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60-69分之间；中警警度：对应于中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40-59分之间；重警警度：对应于重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30-39分之间；巨警警度：对应于危机，也就是得分在29分以下。(详见表5)

对如上保险业安全类型、警度类型的具体含义说明如下：

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极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等于或略小于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高度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90-100分之间的状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高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接近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较强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80-89分之间的状态。中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中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到一定程度，但在安全区间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一定强控制力且在安全区间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70-79分之间的状态。轻度不安全(轻警警度)：用B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但还不足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但还在控制范围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60-6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中度不安全(中警警度)：以C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且已经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但采取一定措施可以解决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需要引起关注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40-5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重度不安全(重警警度)：用D符号表示。重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远低于安全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30-3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危机(巨警警度)：用E符号表示。危机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远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因此而产生惶恐，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处于极低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29分以下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区间的确定原则与方法

中国保险业安全监测评估的关键在于确定安全区间，或者安全的界线。安全区间的确定首先要与经济理论和已经有的定性认识一致。确定安全区间的思路是客观分析与主体调查相结合。所谓客观分析是依据若干基本原则，具体有如下几种：多数原则、半数原则、少数原则、均数原则、众数原则、人数原则、负数原则、参数原则。

上述原则可以单独应用，也可以综合应用，即将各原则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安全低线和安全区间的实际划分还要结合专家调查确定，少数指标还要通过现实的经验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得出的结论要结合定性认识和以往经验及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后，才能最终作为监测的安全区间加以使用。

责任编辑：黄振荣

作者：顾海兵　王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