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改制终结论文

摘要：本文回顾传统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实证性经济情况，力在展示苏南模式的主要变迁过程。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的产权制度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另外从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乡镇企业改制终结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镇企业改制终结论文 篇1：

盐都：公有企业改制取得四方共赢

一、公企改制四方共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公有企业改制，历经四年的阵痛和磨合，目前接近尾声。为了总结提炼该区改制的成功实践，最近笔者专门进行了调查。这个区区直161家企业143家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整体出售60家，破产重组59家，兼并歇业24家。改制企业全部实现“两个转换”，即：产权关系全部转换，劳动关系全部转换。企业机制创新，活力增强，取得了地方、企业、投资者、职工四方共赢的实际成效。

1、工商税收大幅增长，提升了贡献份额。该区区直企业改制前，工商税收在全区贡献份额仅占三分之一，比不过乡镇企业。改制后改变了“镇强区弱”的现状，2004年区直企业工商税收达到21亿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54．48％。目前盐都区税收超千万元的企业3家，区直有2家；税收超百万元的企业76家，区直有45家。四年中改制企业对区级财政的贡献率年均提升6个百分点。

2、企业活力明显增强，改善了运行质量。企业实现“两个转换”，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优势企业明确了投资主体，经营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盐都开票销售超亿元企业达到16家。宏大公司改制后，销售突破10亿元；劣质企业通过破产重组，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迅速恢复生机活力，59家破产企业，51家死后重生。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运行质量。

3、投资回报滚动增加，扩大了开放水平。该区企业改制把吸纳外地大集团大老板收购重组作为主要形式，以增量投入启动存量资产。台州印染公司、肯德基、上海联华、农工商、南通时代超市等一批外地企业集团兼并收购、租赁参股的盐都区属企业达到72家，新增投入8亿元，盘活资产10亿元，资金年收益率达到9 2％。外地企业“入主”盐都，不但每年增加资金投入，更重要的带来先进发展理念和管理模式，驱使盐都企业融入更大市场体系之中。

4、社会保险全面建立，增加了职工收益。该区3 5万名职工在改制中转换身份，80％办理了失业、养老、医疗三个保险。提前内退职工1 2万人，领取了生活补偿金。1 6万人重新上岗，占下岗职工的70％左右。部分改制成本严重不足的企业，通过“部门内部调剂、财政重点支持”等办法，职工同样得到妥善安置。上岗职工年均收入8000元，比改制前增长50％左右。企业改制维护了职工利益，职工积极支持参与，保证了大局稳定。

二、整体推进，启示颇多

1、在整体推进中科学筹划。改制之初，盐都区属企业现状不容乐观。161家企业中，正常运转的60家，严重亏损的26家，资不抵债的75家。改制工作在全面动员部署的基础上，坚持因企制宜，分类指导。优势企业一步到位。按照“靓女先嫁”的思路，对有净资产或资产质量较好的30家优势企业先行一步。改制形式以整体出售为主，一年之内，24亿元公有资产全部退出，职工劳动关系全部转换。由于这批企业大部分为重点骨干企业，改制工作的速战速决，为保证该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打牢了基础。劣势企业各个击破。改制时该区区属企业全部净资产只有4亿多元，且主要集中在宏大、恒力、双昌等8个企业，绝大部分企业资不抵债。在完成重点企业改制后，他们适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劣势企业破产重组上。对lOO多家劣质企业，组织法院、劳动、国资、国土等部门组成专门班子，逐家从资产结构、债权债务、走人成本方面分析排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将85家企业列入破产范畴。经过不到2年时间的运作，目前破产终结的达到59家。对20多家职工较少，无产可破的企业，在结清职工债务、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实施关门走人。特殊企业特殊对待。企业情况千差万别，改制不可能一个模式。该区针对有的驻城企业资产处置因与市区规划不同步而难以变现；有的企业因资产未来增值潜力大，急于变现划不来，还有的企业由于情况特殊资产一时难以处置。对此分别采取不同策略：与市区规划不同步的，积极争取市规划部门优惠政策，改制工作允许主管部门推迟一步；对资产增值潜力大的，明确先由国资公司或土地储备中心暂行收储，在解决职工债务、补偿问题的基础上，资产实行租赁经营，待价而沽；有些企业资产总量大，一次性出售有难度，则采取化整为零，分批变现的办法，因企而宜，特事特办，使一大批“老大难”企业的改制迅速突破。

2、在三进三退中抢抓机遇。盐都企业改制存在的特殊情况是区行政中心南迁新区，很多企业仍在市内。一方面随着经营城市战略的实施，地价不断攀升，服务业迅速崛起；一方面随着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不少企业做大做强需要跳出老厂区，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改制工作在资产处置上采取了“三进三退”：一是退二进三。引导企业策应城市改造，提高资产变现价值，全部或部分实施退二进三。美虹集团建成占地2万平米的海鲜城，砂轮机厂土地出售开发房地产，酒厂与盐城市亨达集团共建城中城。这类企业共有30多家，增加改制成本5亿多元。二是退城进区。鼓励重点企业结合改制，跳出市内，到盐都新区另起炉灶。该区专门在新区辟出地盘，作为改制企业工业园。目前进区建厂的企业有宏大集团、恒力公司、锅炉公司、瑞佳公司、高中压阀门公司等20多家。这些企业利用退城进区获取的土地级差，实施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构造做大做强企业的发展平台。三是退守为进。盐都部分企业资产处置，前期工作基本就绪，但因与市区规划不同步而无法进展。开始企业和主管部门是等市内规划、等上面协调，影响了整体进度。后来采取“退守为进”的办法，抽调体改、国土、劳动、法院等部门同志组成工作组，专门负责对上协调，争取政策倾斜。该区共有涉市规划土地81宗1029亩，经努力已获处置的56宗532亩。市改革办针对盐都情况，专门出台三个会办纪要，把60家盐都重点企业作为特事特办对象，打开了绿色通道。

3、在落实“三公”中规范操作。盐都企业改制能够在复杂情况下平稳推进，经得起法律法规检验，得到广大职工支持，主要得益于规范操作，把“三公”原则贯穿于改制全过程。重点把握好“四关”：一是方案制定关。每家企业的改制方案，报批之前，必须经职代会集体讨论通过，并公布上墙告示每个职工。破产企业立案，按照惯例主要是企业申请，部门审批，再报当地法院立案。为了把好立案关，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设立了四道审查制度，预防和排除了少数企业借破产逃避债务的不良行为。59家破产企业经江苏省法院审查，全部符合法律程序。二是资产处置关。企业资产评估由该区改革办指定专门机构，评估结果一律公示上墙，接受群众监督；资产拍卖前，由企业保安人员、职工代表组成护厂队严格监管。并对少数企业转移资产现象进行了严肃查处；组织拍卖时，重视做好竞拍前准备工作，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介广泛宣传，面向全社会争取更多竞拍者。坚决摈弃内部照顾协议出售的做法。三是费用支出关。对企业清算组人员、留守人员支出费用严格控制。改制企业留守人员费用支出，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破产企业清算组支出费用，由法院分管负责人审批。所有支出半年向职工公布一次。四是债务清偿关。企业债务清偿在执行正常程序基础上，突出维护职工利益。有改制成本的企业，确保“职工补偿、社会保险、各项集资”三到位。改制成本不足的企业，则重点由部门内部调剂保证限期到位。企业债权在国资部门严格核定的基础上，组织专人加大清收力度，并采取奖励清收、拍卖债权等办法及时了断。由于把牢了四关，整个改制工作实现了平稳过渡。

四、在开放重组中谋求发展。改制的目的是促进企业发展，在机制创新的基础上把企业做大做强。该区把实行开放重组确定为企业改制的基调，努力通过吸引外地大企业大老板加盟盐都企业，达到体制转换，投入增加的双赢之效。一是加大政策导向力度。为了鼓励改制企业投靠大企业大集团，该区实施税收返还政策，凡新重组企业只要在盐都注册纳税，当年入库税收超出平均水平的部分地方留成40％返还企业。资产拍卖时，同等条件下更倾斜于给外地大企业大老板收购。对少数部门实施企业改制，采取内部“谈婚论嫁”的做法，给予严厉批评和制止。二是加大推介对接力度。企业改制与招商引资有机结合，该区将40多家需要重组的企业和部分房产和土地，制成光盘和推介手册，利用网络媒介向外发布。区分管领导亲自带队，先后3次赴浙江、苏南等地组织推介活动，积极寻求战略投资者和合作者。同时多次邀请沪、浙等地客商实地考察，吸引他们前来收购重组。两年多来，温州、台州、杭州、宁波、上海、南京等地的50多家民营企业已将重组盐都企业作为投资兴业的热上。三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为了创造开放重组的良好条件，该区通过“服务是天职，满意在盐都”系列活动，努力打造盐都环境品牌。对部门服务制定了“一次告知限期办理制”、“企业首次违规免处制”、“全程免费代理制”等十项低效服务制度。对企业改制重组碰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每月集中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从综合经济部门抽调32名业务骨干，由四套班子成员牵头组成22个工作组，进驻重点企业。对少数服务部门办事拖拉、相互推诿、收费偏高等问题，下猛药整治并电视曝光，

(作者单位：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作者：庄　玮

乡镇企业改制终结论文 篇2：

从产权和制度角度解读模式的变迁

摘要：本文回顾传统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实证性经济情况，力在展示苏南模式的主要变迁过程。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的产权制度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另外从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

关键词：苏南模式　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　产权

在整个理论界“扬温抑苏”的背景下，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但是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在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下，经过体制的创新，实现了新的模式的制度变迁，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在此我们先对这一变迁进行大致的回顾。

一、传统的“苏南模式”

所谓“苏南模式”，实际上是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介对江苏省南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来的，其苏南的概念相对狭小，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还包括浙江北部部分地区，这里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因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而闻名全国，而其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有了所谓的“苏南模式”。但是，从1995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传统的“苏南模式”却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桎梏，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民间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有专家认为，导致“苏南模式”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公有制异化成了官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失公平原则。正是由于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特别是体制上的弊端，使苏南模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苏南企业的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本来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苏南企业丧失自己的优势，整个苏南经济也丧失领导地位，被浙江、珠江等地区赶上或者超越，以至于被认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

二、新“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中撤出来，这意味着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新“苏南模式”的诞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的苏南模式相比，目前苏南经济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很难发现传统苏南模式的影子。有专家说现在的苏南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模式时代，苏南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无明显标识和模式特征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轨道。到苏南各地看一看，不管是苏州、无锡、常州还是镇江，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完全不相同，在苏南，甚至能够看到“温州模式”的影子。总体上看，新苏南经济有如下亮点：

(1)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比如苏州拥有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2)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苏南经济又一亮点。苏南民营经济发展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乡镇企业改制以后，企业出资主体变成了民间资本为主，无论是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还是单个业主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另一来源是十五大以后在各级政府鼓励下，民间新的投资热情高涨，在各级开发区内民营企业是除外资企业以外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源。以苏州创业孵化器为例来说，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多家创业园、孵化器、科技园吸引高科技人才从事高科技产业创新活动，显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苏州开始崛起。

(3)“江阴板块”的崛起和张家港规模企业也是苏南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与由外资投入发展IT产业，使产业结构迅速得到调整的苏州、昆山、吴江相比，江阴、张家港经济依然集中在传统纺织、化工、机械等行业，即便是江阴和张家港两市吸引的外资(在这两市外资的规模也很大，张家港外资投资企业在苏南地区仅次于昆山市)也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但是，江阴的资本经营、张家港的规模经济同过去乡镇企业已有显著区别，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三、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性

苏南模式的变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化和交易的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的变迁的过程也是同其他产品一样有着某种技术的或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理解成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外一种模式(即起点模式)的一种替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温州模式不同的是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制度的产生及其运行是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结果，同样，其产权制度的变迁也是由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革的主体和动力都是来自于社区政府，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即普遍进行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初次改革，即所谓的“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据调查，1999年初，苏州已有11301家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数的81.6％。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3家，占0.12％；有限责任公司1215家，占10.75％；股份合作制3259家，占28.84％；混合型企业143 5家，占12.7％；拍卖转让4877家，占43.16％；兼并破产502家，占4.43％。

上述的阶段是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次改制，但是这次改制并不彻底，也不规范。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改制中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全员入股现象较普遍，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改制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苏南乡镇企业大多都进行了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则是彻底打破社区政府产权制度，最终确立私人作为独立主体的产权制度。以常州为例，2000年10月常州乡镇企业采取了以“一退二转三买断”为主要内容的二次改制，即集体股退出，股份合作制企业向公司制或个体私营企业转化，买断职工工龄、厂房、土地使用权。二次改制彻底瓦解了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逐步确立了私人所有的产权制度，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可见，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和人格化。经过改制，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倾向。

这种产权制度的变迁明显的表现出了变迁的阶段性，是通过初次改制和二次改制从而最终实现变迁的过程。而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期改制之所以选择股份

合作制方式，是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对产生不同制度变革做出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诺斯认为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或修正，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方便一些。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利益因素，制度变革就其本质的原因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就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依懒，他们力求通过巩固现在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阻碍任何危害自身利益的变革，即使新的体制较现存体制更能有效的资源配置。

这种路径依赖性表现为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影响。因为，如果在初次改制中把拍卖作为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可，能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增加改革的成本，产权改革也将很难深入。而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因为这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个人净收益超过潜在成本)，人们容易接受这种制度改革，减少改革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符合传统的“姓社、姓资”观念，便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股份合作制便于筹集资本，可以减缓经营者一次性支付不足的难题。因此，股份合作制改制方式并不完全是制度效率的选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的结果。一旦意识形态的障碍得以消除，在外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人们又会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上对制度形式重新选择或对原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以实现在原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使利润内部化。事实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改革在初次改制基础上很快又进行了二次改制。

四、产权明晰化的流产与产权优化的成功

第三部分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下面将从另外一个角度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

苏南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产权的问题，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法人地位实际不存在，社区公有制发育不健全。从产权的性质来看，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属于社区居民所有， 这种产权的弊端在于其外部性大，“搭便车”现象严重。社区居民的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并不一致，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需要收集监督信息) 去关心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当市场短缺和社区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所带来的收益仍大于集体产权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损耗时，这种产权就会存在，并且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相反，集体产权的效率就会丧失，集体产权在新的压力下就必须演进，否则就会陷入长期衰退。

从现代产权理论出发，寻找改革的理论指导，主要有两个基本的内容：

(一)产权明晰化“产权”概念有三个含义：(1)一切财产的所有权，还包括生活资料的所有权。(2)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经营权与收益权。(3)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相互之间权、责、利关系。产权明晰化主要是第三种观点意义上使用“产权”概念的。“产权明晰化”即“产权界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所有权，保证所有者的各种权益实现。其次，是为了保护经营者、使用者的权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有效的分离。

回到第三个部分谈到的苏南乡镇企业的第一次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在改制中大部分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依据“产权明晰化理论”，苏南乡镇企业的初次产权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三个方面：(1)保护社区成员的公有权，保证公有资产不流失，不受任何个人和集团的侵蚀。(2)推动社区公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规范“两权分离”的行为。规范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权、责、利。(3)确保所有权、经营权、和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收益权。同时界定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各自应尽的职责。苏南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行政推动力量很强，大量的政府行为充斥在传统的“苏南模式”和初次改制的过程之中，政府推动对产权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市场性的特征。由于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加之我国相关的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的缺乏使得产权明晰的设想成为一句口号，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导致初次改制的流产。

(二)产权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该理论的核心意义就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现代产权学派普遍认为，私有产权一定优于公有产权。因为私有产权是明晰的，私有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可以防止外部非产权持有者的侵入；而公有产权是不明晰的，公有产权必然存在着“自由进入”的问题。而当公有产权限制了非所有者进入时，会因为缺乏产权交易的市场而使资源的利用不能达到最优的状态。

乡镇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成为“小国企”，因此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也表现出同国有经济一样的低效率竞争能力降低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的收益受损外部化，主要是有社区政府承担，因为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承担全部的风险；同时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表现出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的情况。在初次改制失败之后，苏南掀起了向温州、台州学习的热潮，借鉴了它们的企业制度：进行了产权重组，绝大多数改制成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从此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回升，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对外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势头。“产权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最后归宿。”这个在理论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在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的实证例子当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

五、结语

如今，在传统“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转变的背景之下，乡镇企业在经过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当然新“苏南模式”仍然存在着问题，但是苏南各地在激烈竞争中互相学习，包括苏南地区内部学习，长江三角洲区域间相互学习，在取长补短中充分竞争，抓住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锦绣江南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作者：李　婷

乡镇企业改制终结论文 篇3：

首富沈文荣苏南模式终结者？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

当“黄首富”和“荣首富”相继落马或下台后，中国的富豪们愈发领教到这顶桂冠的荆棘之痛，也更加避之不及。

躲慢了也是一种错？本来就谈“榜”色变、视“富”如仇的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流年不利”——眼看着众多巨富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边潮退而去，自己只是警觉稍欠、抽身稍慢，便撞上了一个“首富”！

2002年，当胡润强行把沈文荣按在富豪榜第37把交椅上时，他便怒不可遏；而2009年的今天，《新财富》发布的“2009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沈文荣更是首当其冲，他还不该火冒三丈？

这个首富的确有点让人意外——其一，沈文荣“区区”200亿的个人财富，在去年同样的榜单上，连前20名都进不了。而首富所需拥有的个人财富，在最高峰时已经跨过千亿元的门槛；其二，往届的首富们，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能源、IT等暴利或新兴行业，而且大多数都是依赖股市强大的造富功能。而沈文荣比较“老土”，他做的是传统的钢铁行业，并且没有上市。

这样也能做首富？但接下来，沈文荣恐怕连愤怒或懊恼的空闲时间都挤不出来，因为他要严阵以待那些旋即如暴风雨般袭来的质疑。

我们也想刨根问底一番：沈文荣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公家人变成私有者的？这位昔日“苏南模式的守望者”会不会因此而变成“苏南模式的终结者”？

借势“苏南模式”

“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领域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便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和高下，对此，沈文荣有着清醒的认识。

江苏的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苏南，创立的知名品牌有小天鹅、红豆、波司登、沙钢等。企业家承继吴文化特点，讲究均衡感、集体主义，代表人物有朱德坤、沈文荣等。而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宁、杭等地区，代表企业包括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吉利等。浙东文化强调个性、能力，浙商们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代表人物有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980.79亿元，增幅达6.42倍。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

沙钢从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小企业中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仰赖于“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结果。面对僵硬、低效的国营企业体系，灵活、高效的乡镇企业在沈文荣之类的乡村能人带领下，自然扶摇直上，发展速度惊人。

创业初期，小轧钢厂的年产量只有三四千吨，并且品种单一，如路边野草般弱小单薄。1984年，年仅38岁的沈文荣开始成为沙钢的领军人。他使出了两手险招，从而彻底改变了沙钢的命运。

第一招是另辟蹊径。当时，因为多年来积压的住房难题，房地产市场开始萌动，市场上急需高质量的窗框钢。但多数拥有棒材线材板材等高端市场的国营大型钢铁企业都不屑于赚这种“蝇头小利”，而窗框钢断面复杂、工艺难度高，一般小钢厂凭借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又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沈文荣抓住了这个空白点，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集中资金力量，并组织技术攻关，将窗框钢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经过10年努力，沙钢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热轧窗框钢生产基地，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招是孤注一掷。1991年，沈文荣倾囊而出，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年生产25万吨螺纹钢的75吨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1993年，沈文荣再行惊人之举，投资13亿元，兴建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亚洲第一座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炼钢、LF精炼、连铸、连轧高速线材生产线；1996年，沙钢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合资兴办了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浦项综合工程……几次冒险之举，最终都为沙钢赢得了超越常态的发展速度。

在钢铁行业中，政府一直是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优惠政策重点倾斜，而沙钢作为一家小小的乡镇钢铁企业，硬是从壁垒森严中搏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从“游击队”一跃而变为“正规军”。目前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生产基地。在199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评定中，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

守望“苏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会主义经济新希望的“苏南模式”，却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转折。在到达巅峰之后，江苏乡镇企业便掉头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最终被巨额的负债所引爆。在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许多企业只得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而时常引发频繁的冲突，让各级乡镇政府疲于奔命、坐卧不安。为形势所逼，各级乡镇政府开始考虑企业改制，实际上是为了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荣当时成为了一个例外。当时各级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像沙钢一样规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业，自然被当地政府牢牢抓在手里不肯轻易松手。

为了安抚沈文荣，当地政府可以说是为他授尽殊荣——1993年沈文荣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担任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顶商人”，甚至被赋予“苏南模式守望者”的雅号。

在享受这些殊荣的同时，沈文荣的心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声：“苏南从集体经济起步，村办、乡办企业，资金来源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发动了民间的力量。现在要产生新的活力，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的企业改造成私营经济，大企业则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荣无奈地守望着“苏南模式”的同时，曾风靡一时的“苏南模式”却日渐冷落。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93.2％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走出“苏南模式”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沈文荣的头衔还是一个国企老总，但到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时，他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让沈文荣愤怒的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年轻人胡润，竟然把这种“静悄悄”变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时，沈文荣曾经做出了高姿态：“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但到了当年年底，胡润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杂志的“资本家黑名单”。

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

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许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两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受让了集体部分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29.98％。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事实上控制着企业大量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地私有化。

而“苏南模式”的旗舰企业沙钢顺利改制，沈文荣一跃而成为“财富新贵”，这标志着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众多原集体企业领导人也开始大胆地撕下了“羞涩的面纱”。从此意义来讲，新科首富沈文荣，无疑从“苏南模式守望者”变成了“苏南模式终结者”。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正常的财富享受观念。

也许，对于从小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沈文荣而言，他的财富观比他的财富来得更慢一些。

作者：张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