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分配转向民间，外汇将更多地“藏汇于民”。周小川先生在此时刻大谈“藏汇于民”，也许是一个重要信号。把运用外汇的权力，交到百姓或企业手里，也许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巨大的外汇储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让亚洲各国对各自的外汇储备分外重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1：

趋势

全球FDI可能与去年持平

全球FDI转增为降，跨国公司投资谨慎。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持续两年的增长势头出现逆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贸发组织”）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18%，降至1.35万亿美元。在全球投资暗淡的大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略降2%，仍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家，同时跃升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贸发组织预计，2013年全球资本流动仍将低迷，FDI将接近2012年的水平，但也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吸收外资则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一趋势表明，面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及政策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仍十分谨慎。很多跨国公司在通过资产重组、撤资等方式重新布局海外投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势头疲软。”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

在全球FDI增长出现反复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走在了前面。报告显示，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总流量的52%。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在2012年实际上略减少4%，但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达到7030亿美元。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也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继续了稳步上升态势。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流向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在历史高位，但增长势头有所放缓。非洲吸收的FDI较前一年有所增加，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上升。

而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在2012年下降了32%，降至5610亿美元，接近过去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下降到了接近2009年低谷的水平。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对新的投资持观望态度甚至撤回国外资产，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国际扩张。报告显示，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降幅为23%。

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吸收外资下降18%的大背景下，虽然2012年中国吸收外资也小幅下跌了2%，但仍为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保持在1210亿美元的高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中期看，中国仍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宏观

美国一季度GDP增幅下修至1.8%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

美国商务部6月26日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环比增长1.8%，增幅小于此前估测的2.4%。这一数字低于市场预期，但高于前一季度的0.4%。截至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15个季度增长。

美国商务部表示，个人消费开支增幅不及预期和进出口数据调整是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相对此前估测下调的主要原因。占美国经济总量近70%的个人消费开支当季增长2.6%，增幅低于此前估测的3.4%，但高于前一季度的1.8%。

此前美联储宣布维持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但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降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若经济复苏如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并将于明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有分析认为，第一季度增长数据显著调整似乎表明，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先前想象的那么乐观。

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创一年来新高

西班牙、意大利增幅最大

6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数据称，欧元区经济继续回升，经济景气指数（ESI）从5月的89.5升至6月份的91.3，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优于90.3的市场预期。其中，欧元区最大的五个经济体ESI全面回升，西班牙和意大利增幅最大，包括奥地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众多小国则下降。

有分析认为，经济景气指数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下滑速度放慢。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信心回升将带来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加，为今年下半年经济重返增长贡献力量。

能源

中俄签2700亿美元石油协议

俄将逐步放开对液化气出口限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十七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该协议总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达成上述协议。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逐步放开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增加对亚太市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本次论坛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已签署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的股权。

据俄罗斯能源部数据显示，2012年俄罗斯石油产量达到每天1037万桶，超过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一半。中国对石油需求日益上升，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由2000年的30.2%上升至2012年的57.8%。

产业

韩国企业加速投资中国

着眼全球战略布局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三星电子等韩国产业巨头却加速在中国启动“重磅”投资。专家认为，韩国产业布局中国可谓步步为营，是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

2012年9月韩国三星电子一期投资70亿美元，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建设世界领先的闪存芯片生产线；最近中石化与韩国SK公司签署可年产80万吨乙烯产品及250万吨石化产品的武汉乙烯项目合资经营合同，这些公司事件标志着中韩产业正以各自优势加速经济合作，将让巨额投资、先进技术和产业规模所带来的综合效益逐步显现，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高地”。

国际贸易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宗宪表示，三星选择陕西和韩国SK选择武汉以建设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首先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做的是全球产业“高地”的文章。

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表示，中国在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等IT产品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趋势，但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快速通道，消费市场潜力依然巨大。三星把尖端的半导体技术投放于中国，这是继续先行应对中国正在扩大和发展的半导体市场。

国际资金或从商品市场流向货币市场

被视为国际性安全资产的黄金期货行情出现了暴跌。相比2011年的高点已经下跌近4成，目前处于2年零1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附近。试图摆脱金融危机后经济低迷的美国已经开始探讨缩小量化宽松规模，因此，资金流向国际商品的趋势已经迎来转折点。

作为黄金价格国际指标，纽约黄金期货6月26日一度跌至1221美元/盎司，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2%。相比2011年9月的最高点出现了36%的大幅下跌。不仅是黄金，铜和铝等的国际行情也联袂创出了3～4年来的最低点。

分析认为，美国经济全面复苏预期正在导致资金流出国际商品市场。自全球遭受雷曼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打击的2008年以来，日美欧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资金大量涌入金融市场，而其中一部分流入了国际商品市场。在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和过剩资金收缩可以预见的背景下，资金已经开始从国际商品流向国际货币——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2：

藏汇于民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分配转向民间，外汇将更多地“藏汇于民”。周小川先生在此时刻大谈“藏汇于民”，也许是一个重要信号。把运用外汇的权力，交到百姓或企业手里，也许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巨大的外汇储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让亚洲各国对各自的外汇储备分外重视。经济学家对当年危机的形成做了各类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反思，就是外汇储备的强大是支撑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前提，同时也是决定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曾经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的解释，以泰国这样的国家为例，当年由于其外债过高，外汇储备过少，因而当泰铢贬值时，政府无法通过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结果是以美元计价的外债价值因为泰铢贬值而实际上激增，导致国内企业纷纷破产，形成恶性循环。

此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以及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都走上了一条壮大各自外汇储备的道路。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外汇储备太少，反而是外汇储备过多。而事实上，不恰当地大量储备外汇，同样会造成金融风险，这是目前困扰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余永定此前曾撰文探讨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之差应该为正——他们应该是资本净进口国，余额应等于经常项目赤字。但是，自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东亚国家一直拥有着经常项目盈余，成了资本净出口国。

“更奇怪的是，尽管他们是资本净出口国，却有着金融（资本）项目盈余。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借出了自己从经常项目盈余中赚得的钱，还把它们从资本项目盈余中借来的钱也借出去了——主要是借给美国。结果，东亚国家现在积累了巨大的以美国国债为形式的外汇储备。”

中国尽管吸引着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所购入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量要更大。2008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平均回报率为33%，而中国的美国国债投资平均回报率只有3%~4%。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向主要应是低风险资产，但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低效率运用，已经饱受诟病。

对于外汇储备的合适规模，学术界一直有各种争论，但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过高水平似乎成为了共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规模过大，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保有这些外汇储备，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利息。而把外汇储备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国将因为汇率的变动而遭受额外的损失。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上，中国的对外资产是以美元计价，而债务，比如外国直接投资却是用人民币计价的。结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中国对外债务的美元价值就会上升，而对外资产并不发生变化。所以当人民币升值时，资产还会因此受到额外损失。

向民间转移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快速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贸易顺差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所谓的FDI）；二是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这可以说是外汇储备激增的制度原因。

现有的结售汇制度下，企业外汇收入的大部分都出售给了外汇指定银行，同时，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央行需要进行干预。当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时，央行要抛出人民币买入外汇，这又使得其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外汇储备。这个过程，无形中也增加了货币的供给，被认为是这些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速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想见，为了控制外汇储备规模过快增长，如果采用控制贸易顺差，或者是控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是极其不符合经济增长要求的，这相当于限制企业出口，或者是限制外国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而第二种方法，也就使外汇管理体制成为了基本措施。

一些学术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外汇制度，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弱化结汇售汇制度，二是减少央行干预。前一种就是把外汇留存在企业或是个人手里，让企业和个人对外汇的用途进行选择和管理，风险由自己承担。而后一种就是过去几年一直讨论的汇率机制改革，相当于放宽人民币的浮动空间，增加汇率的弹性机制，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从而切断从外贸顺差到外汇储备的直接通道。

过去几年中，人们发现巨大并且是不断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债的结果，无异于变相的损失。这一现象不仅是中国，而且对诸多亚洲国家都是如此。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帕莱萨德（Eswar Prasad）认为，与1997~1998年间面临债务危机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今面临的是“资产危机”，但结果是一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损失。他认为，事实上，这笔损失的程度将不会亚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对于这一现实，周小川在最近的讲话中也谈及。他说：“我在2005年第一次谈‘藏汇于民’概念时曾经指出，中国政府未来必须推行‘藏汇于民’政策，但推出的背景却大不同。一是被迫的，即外汇储备太多，增长太快，不得不向民间转嫁风险；二是真正出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所需，配合人民币走向世界，通过建立可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从目前情形看，两种背景同时出现，大势所趋。”

由于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主权债危机时代，美债不可靠，欧债更不可靠。周小川认为，我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日益逼近“极限”，再不向民间转移，负责外汇储备运营的中国央行将不堪重负。

外汇投资“自主权”

不过对于“藏汇于民”的说法，如今还只是停留在口号阶段，具体的措施并未落实。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真正实施也许还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以建设完备的外汇交易市场作为铺垫。

周小川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藏汇于民”的前提并非是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购汇额度，更不是让老百姓将一大堆外币存在银行里，而是让企业和居民自行地决定运用各种投资手段，包括投资全球外汇市场。换言之，是将外汇投资的自主权，放回到企业和个人手中。

显然，要真正实现“藏汇于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当前急需改革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必须从引进多层次的市场交易主体，增加企业席位，同时开放商业银行自办的外汇市场，24小时运营，使银行间市场、银行与企业和居民的市场形成整体，按国际规则办。

同时，外汇市场需要发展，包括人民币要加大波动幅度，形成更广大的市场买卖群体，逐步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外汇市场开放步骤可以考虑“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先现货再期货，先实盘再虚盘，从拒绝保证金到逐步开放保证金。这也是一个过程。

根据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万亿美元，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外管局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我国的外汇资产大多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外汇资金蓄水池有限。我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占全部对外资产的三分之二，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六分之一。

这其中隐含的巨大的变革和机会，都是值得关注的。

走出去成现时选择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走出去。企业以手中的外汇进行跨国并购的案例越来越多，海外直接投资成为近几年的一股潮流。个人出境购置房产和金融资产的也不在少数。尤其在国内A股市场连年惨淡的环境下，人们开始将眼光放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2008年以后，全球市场一直风起云涌，美国和欧洲仍在经历阵痛，不过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逐步增加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欲求抄底。从长期角度来看，其潜在的投资价值的确值得关注，当然前提是对具体的投资标的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外币贷款这两年也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自2000年9月21日以来，央行就赋予了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上的自主权，外币贷款利率完全放开。目前一年期大额美元贷款平均利率为3.25%，远低于我国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6.56%的基准利率，过低的外币贷款利率，使外币贷款持续上升。外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也呈上升趋势。

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更为灵活和开放的外汇机制，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包括企业直接投资、房地产投资、金融投资等在内的各种海外投资，也许会在未来几年中越来越蓬勃发展。

作者：冯庆汇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3：

基于战略管理的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分析

[摘 要]目前，中国公司在战略管理中逐渐加强海外直接投资关注，力求科学合理地加大海外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实力，扩大企业规模，加强企业盈利能力，在全球经济中加强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学界也不断加强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分析与研究力度。文章在分析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特征基础上，基于战略管理，通过制度、交易成本和资源三大主流理论分析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情况，并分别点明这三种不同战略管理理论视角下对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战略管理;中国公司;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制度理论

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1.1 海外投资增长速度快，但与美国海外投资额依旧存在差距

2019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第六年，六年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一百多个国家和组织的认可，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便利化、产能、金融和人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全球化的新理念新载体。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迎来了爆炸式增长，其中对欧洲、非洲的投资更是增长迅猛，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就增长了三成。在2017年中国公司流向欧洲的投资达184.6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72.7%;流向非洲的投资41亿美元，同比增长70.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达到了18090.4亿美元的历史高值，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5.9%，在全球存量排名跃升至第二位，较2018年前进4位。但是目前中国与美国存量规模差距仍然较大，仅相当于美国的23.2%，与中国香港、德国、荷兰、英国比较接近。

1.2 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分布多元化，制造业领跑海外投资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已经改变了以往单一投资方向，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遍布各个行业，门类齐全。6大行业存量规模超过千亿美元。2017年，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其中流向商务服务、制造、批发零售、金融领域的投资超过百亿美元，占比在八成以上;其中制造业更是领跑海外投资，成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向。

1.3 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目的地趋向欧亚与非洲地区，对美投资减少

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欧亚地区成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主要区域，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中国公司不断加大对欧亚地区的投资力度，与欧盟国家进行合作，目前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公司对欧投资已初具规模，影响力不断加大，对非投资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贸易保护政策，与中国大打贸易战，中国公司对美投资额随之大幅下降。

2 基于制度理论的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

制度理论是Hoskisson 等人于2000 年提出的研究新兴公司战略管理三大主流理论之一。政治、制度理论主要是用来探讨社会和经济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塑造作用。他认为外部制度将会构成区别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游戏规则” ，从而对参与者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合理有效约束。与此同时，制度理論还扩展了“公司外部环境”概念，改变了过去单指经济环境概念为涵盖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概念。制度理论不仅承认正式制度，也注重文化习俗等与制度有相同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更具突破意义的是制度理论不再单指背景，还包括公司战略决策。制度理论也凭借以上特点，对分析我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有着先天理论优势。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制度与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制度与战略对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有着深刻与持久影响，包括中国中化集团公司（Sinochem ）、华润 （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方式变化就是制度变革中的结果。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在中国公司海外投资部署与引导中更具战略性，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提高政策与税收优惠，同时与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边征税协议，有助于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增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竞争力。因此，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中容易受国家经济战略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中注重对国家经济战略利用，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充分发挥国家经济战略作用，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力。

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

交易成本理论是Hoskisson提出的战略管理理论中又一重要理论，在国际贸易中又被称为内部化理论，其在对跨国公司的解释中具有重要作用。该理论研究主要指向交易成本对公司治理模式影响，企图在特定经济环境中寻找出最有效治理模式。众所周知，海外直接投资能有效转移或支持企业生产行为，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市场外部交易成本时， 就会出现内部化优势。中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中通过 FDI能够有效突破贸易壁垒、实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专有优势和引进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资源。例如：海尔集团在美投资时就曾通过投资制造和装配工厂来避开进口配额和反倾销条例，上海橡胶厂也通过投资生产 “学生鞋”等方式来规避马来西亚高昂的进口关税。

伴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出现的产品过剩，要求中国公司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力度，然而鉴于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各项政策规定与贸易保护，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经常面临着关税、贸易诉讼等各式各样的贸易壁垒，提高中国公司海外投资交易成本，影响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力度与质量。因此，从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中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通过设立国外机构，采取内部化手段进入外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向越南、泰国等国家直接投资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生产活动。同时，中国公司在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并购时，要注重对外国企业先进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学习，不断提高中国公司整体实力与海外投资能力。与此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内部化”只是公司资源流动的一个载体，其强调通过较低交易成本来获得在组织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从而帮助中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4 基于资源理论的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

资源理论与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一同构成了Hoskisson 等研究者提出的研究新兴公司战略管理三大主流理论。资源理论倾向于关注不同公司之间存有差异的原因，以及不同公司如何实现和维持本公司竞争优势。该理论主要观点是公司是一组资源集合，公司不同特征正是由这些不同资源集合所决定，并由此产生了不同公司之间具备不同竞争优势。而公司资源对公司战略与布局的影响又将对公司组织流程、各生产要素及效率产生影响。

同时，公司机动能力等内在能力和市场环境的相互作用也是资源理论研究重点，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是对现有资源进行利用， 也是在开拓新资源。因此，中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新资源，实现对外投资利益最大化。尤其在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时，处于技术与经验劣势的中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通过收购等手段来获得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等资源来提高竞争力，从而避免一味地大打价格战。因此，基于资源理论来分析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发现中国公司只有将不同资源集合做出最合理选择，才能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拓新资源，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影响力。

5 结 论

2014年以來，中国经济逐渐迈入新常态，国际市场快速扩展，出口与对外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然而，目前全球总需求不振，全球经济呈现衰退趋势。加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大打贸易战，破坏原有国际贸易秩序，对我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形成了重大挑战。因此，我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认真研究Hoskisson 等经济学者提出的研究新兴公司战略管理三大主流理论，从而认识制度、交易成本、资源等经济活动中三大因素对我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制定海外投资策略，通过对企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来提高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核心竞争力，助力中国外贸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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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SKISSON E， EDEN L， LAU M， et al. Strategy inemerging econom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24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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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纪宗安，王再华.隐形的边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视野下的海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华侨政策[J].中国市场，2010（31）.

[5]梅新育.TCL在越南：一个相对成功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J].中国市场，2010（46）.

[6]侯静如.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市场，2012（11）.

作者：寇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