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透析论文

摘要：《弟子规》热最近几年在全国不断蔓延，不仅很多中小学开始教授这本书，更有不少企业以这本书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参照。通观《弟子规》全文，它不仅是一本简单的启蒙读物，其字里行间更蕴含着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要求与规范。方今国家大力推动社会建设，《弟子规》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应该很多。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透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透析论文 篇1：

试论儿童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

【摘要】儿童医疗保障体系是儿童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当前儿童医保的现状而言,我国目前非政府主导的儿童医疗保障存在着保障性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的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势在必行,这既是国家、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儿童 医疗 保障体制 公共服务 均等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各项公共服务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就社会保障而言,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和改革,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明显体现出对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重视。但是在城镇职工和农村人口的医疗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全国儿童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建立儿童医疗保障体制势在必行。本文即从当前儿童医保现状、儿童基本权利理念、儿童权利保障之于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论证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主导儿童医疗保障的重要意义。

儿童医疗保障体系是儿童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规定儿童享有健康权。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提出了各国儿童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1989年11月12日,第44届联大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至今已有 190 多个国家批准履行该国际公约。在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同一年,我国还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衛生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预防疾病工作。第四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卫生部门应当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积极防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和对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2006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案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生存是人类第一需要,人只有获得了生存权,才具有现实条件有效行使其他权利。而对于发育、发展中的未成年人来说,生存权更是优于一切权利的基本权利。

在这些法律和公约当中,对儿童权利的保障,特别是儿童生存权利的保障都有明确的规定,儿童作为国家的基本公民,应拥有与成年人同等的基本生存权利,有同样得到应有公共卫生服务的权利。而且儿童相比于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很不成熟,具有不稳定性,更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特别保护,不应因为儿童的父母和家庭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影响了其接受医疗保障的条件和水平。尽管儿童还不是当前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却是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希望所在;重视儿童医疗问题并为他们提供制度性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制度转型导致儿童健康权保障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在覆盖企业劳动者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同时,也保障了城镇居民所抚养的儿童。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工人与职员供养的直系亲属患病时在该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或特约中西医师处免费诊治,手术费及普通药费,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二分之一。”1955年财政部、卫生部、国务院人事局联合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问题的通知》,规定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待遇。1957年卫生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对少年儿童有计划疫苗接种的重视与实施,有效地降低了儿童的出生死亡率并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造就了上千万个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在颁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独生子女医疗费用报销制度,一定年龄段独生子女的医疗费用可以全额报销。1998年12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框架,在制度构件上通过责任共担、基本保障和风险管理社会化而使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更具先进性。但是该决定在城镇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医疗保障问题上并没有新的规定,原则上维持了原来由企业负担二分之一医疗费用的格局。

上述政策和措施在一定时期给城镇居民和职工子女的医疗带来相应的保障。儿童医疗费用由家长所在单位报销,或国家直接给予救济,保险范围、项目都比较狭窄,保险标准也很低,很难实现真正的保险。而且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医院负担及亏损严重,国家也不可能及时调剂和弥补,严重限制了儿童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随着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一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下降,职工供养子女医疗费用报销的承诺难以兑现,原有的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在实践中逐步被淘汰,城镇少儿半劳保、半公费医疗已经“名存实亡”。

儿童医疗保障体系是国家和谐发展的需要

儿童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应该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弱势群体的成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既可能是客观的或自然的,如身体上的残疾;也有可能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如受歧视的城市农民工。第二,贫困性是弱势群体在经济利益上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弱势群体”这个概念虽然不能完全与“贫困人口”这个概念划等号,但至少是高度重叠的。第三,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也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主要是表现在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较低。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他们对利益的表达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在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

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残疾人、农民工、低收入者等属于弱势群体。但是从弱势群体的定义看来,儿童也不能被排除在弱势群体之外。儿童由于年龄的限制,心智未完全成熟,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不具有一般成年人的能力,也无法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儿童没有经济来源,一切生活保障都来自于家庭,就造成了儿童在经济方面的弱势。儿童由于年幼,必须依靠他人的监护才能获得自己的合法利益,失去了成年人的支持,儿童根本不了解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因此如果成年人没有重视儿童应有的权益,儿童权益将无法获得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具有公平性。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后,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角度看,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和谐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每个公民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和谐,等等,都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基本特征。

就目前的医疗保障来看,却明显地对儿童不公平。在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包括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有特定的保障对象,唯独没有设立覆盖儿童的医疗保险,儿童医疗保险成为一个空白。与此对应的社会现实却是:由于目前儿童患病率高、医疗费用高等问题,儿童的医疗费用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有的家庭因为子女医疗费用的庞大开支而入不敷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另一些家庭因为少支付子女医药费用生活条件较好,因而造成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立儿童医疗保险,不仅有利于其人民生活的改进,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发展。

保障兒童健康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健康的生命是创造劳动价值的源泉,健康与教育一样,是儿童生活并体现价值的基本潜能之一,是儿童智力、体力和情感发育的基础,保障儿童应有的健康水平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儿童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否,不仅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最基本的条件。

我国目前非政府主导的儿童医疗保障存在严重不足

作为纯公共产品的基本公共服务,其生产和提供应以政府为主体,但是我国的儿童医疗保障目前却以家庭保障、民间互助和商业保险为主要形式,存在着保障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家庭保障形式严重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家庭保障儿童医疗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风险分担机制,即“由亲友组成一个风险分担团体,互相帮助,如送礼、送钱和照看病人等”。这种风险分担机制表面上来看缓解了患者家庭的经济问题,但是不断高涨的医疗经费和有限的家庭支付能力的矛盾不能根本解决。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肾功能衰竭等,都是儿童常见的大病。调查显示,中国目前至少有400万白血病患者,且还在以每年3万至4万的速度增加,而增加的患者中,50%是年幼的儿童。①据了解,治愈一例白血病儿童,平均需要3年半至5年的时间,花费15万至30万元。肾功能衰竭也是儿童比较容易患的大病,它的治疗费用更加昂贵:仅透析费用每年就在6万至10万元,如果换肾,则需要四五十万元。②有数据显示,国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目前已达到 74.4%,③因此只要坚持治疗,白血病不是绝症,然而有报道称,巨额的药疗费用,使得全国白血病患儿的住院率仅为10%左右,每年有10%的儿童白血病患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④孩子一旦患病,带给家庭的不只是痛苦,还可能是倾家荡产。可见家庭的支付能力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承受高额的儿童医疗费用,亟需社会医疗制度的保障。

商业保险和民间互助难以满足儿童医疗保障的需求。基于人身保险制度,一些家庭对子女、一些学校统一组织入学青少年儿童上交一定的保险金给保险公司,一旦青少年儿童发生伤残灾害等意外疾病时,由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但人身保险是一种商业保险,客观上虽然对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保险公司仍然是以利为目的,“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此外,保险范围相对狭小,只限于伤、灾害等意外疾病,对普通生理疾病则不设保险;在履行人身保险合同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系列程序性的障碍问题,这都是商业保险的局限性。

面对广大儿童及其家庭的需求,我国一些城市陆续开展了针对大病患儿的互助救助行动。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很多大中城市,由政府卫生、教育部门和当地红十字会共同协作、推动成立“中小学生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儿家庭的经济困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少儿互助金为社会团体红十字会主办,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互助保险,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领导的重视,而不是制度的保证,这使得少儿住院基金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医院的大处方、大检查,构成了互助金的沉重负担。依靠少儿互助金自身的力量对医院加以约束,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

以政府主导的儿童医疗保障体制促进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儿童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文中“儿童”的定义是指0至18周岁,并且没有被纳入公费医疗统筹范围(如普通高等院校享受公费医疗的在读学生)的人群。儿童是国家和家庭的希望,一向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数及其构成的统计数据,15岁以下的儿童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5%,约2亿5千万。⑤

儿童具有没有经济来源,身体免疫系统较弱等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儿童是比较容易感染疾病的人群。而且现在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大型疾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也有不断攀升的趋势。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儿童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因此儿童如果患病,一般家长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为儿童提供治疗,但是昂贵的治疗费用,也使得很多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甚至有家庭因为费用问题而不得不放弃治疗。因此建立儿童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和法规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也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国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儿童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将有利于社会长远和谐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也不断提升。近几年,非典、禽流感、甲流等大型传染病接连地爆发,再加上汶川地震、三氯氰胺奶粉、海南毒豇豆等大型的天灾人祸不时发生,让人们更加注重于自己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保障。少年儿童是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是社会稳定和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主导、提供儿童医疗保障既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体现。(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李茵:“儿童大病医疗保障需尽快全国统一”,《新京报》,2007年3月8日。

②马月丹,胡冬梅,于润吉:“我国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现状及对策”,《中国卫生经济》,2007年第8期,第51～52页。

③胡亚美:“白血病儿童的福音”,http://news.sina.com.cn/c/2005-04-30/10206537088.shtml。

④“装修污染:儿童血液病元凶”,《新晚报·本埠版专题》,2005年5月25日。

⑤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00225_402622945.htm,2010年4月6日。

作者：朱立言 高慧军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透析论文 篇2：

《弟子规》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摘要：《弟子规》热最近几年在全国不断蔓延，不仅很多中小学开始教授这本书，更有不少企业以这本书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参照。通观《弟子规》全文，它不仅是一本简单的启蒙读物，其字里行间更蕴含着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要求与规范。方今国家大力推动社会建设，《弟子规》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应该很多。因此，为了全面理解《弟子规》对于当代社会秩序重构的作用和可资借鉴的价值，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详加论述之：其一：关于社会秩序的相关概念解析。其二：当今重视《弟子规》对于社会秩序重构作用的原因分析。其三：简论从《弟子规》中导引而出的社会秩序重构规范。其四：关于《弟子规》不足处的改造方案。通过以上分析与阐明，《弟子规》文本的价值势必会得到更进一层的认识与掌握。

关键词：弟子规 当代价值 当代社会秩序重构

中国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弟子规》是我国清代的一部重要蒙学教材，作者李毓秀，清代山西新绛县人，他的这部著作形式类似于《老子》，以三字为一句，读之颇有韵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这本书可以满足儿童启蒙教育的要求，同时可以将当时社会所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灌输于儿童的脑海中。因之，透析《弟子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清代蒙学发展的趋势，更可以使后人熟知前近代时期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运作的范式，进而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服务于当今所谓社会建设的需要。

1.社会秩序的相关概念解析

所谓社会秩序，质言之，即社会运行的模式。从社会学诞生之日起，不同的社会学家或流派对于这个概念都予以了比较个性鲜明的阐发，其中马克斯·韦伯关于这个概念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在社会行动的范畴中，某些实际上的规律性可被观察到，那就是：同一个行动者或许多人的行动过程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由此不难发现，社会秩序本质上就是众人在日常生活中、生产中形成的某些习以为常的行为范式或原则，如果某个人突破了这些约定俗称的规则，其后果必然是招致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的他人的反对。所以，社会秩序的特征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性和排他性。

但是，我们并不能武断的认为社会秩序根本无法变更，从中外历史发展的一般脉络中不难发现，世界上无亘古不变的社会秩序，无论是社会改革或者是社会革命，两者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发出的变更信号，所以社会秩序的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如同水之就下也。

经济的发达，生产力的进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似乎可以很好的解释社会秩序重构的根本动力。恰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社会秩序是否需要重构其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卷首迎面告诉我们：“人是生来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别人更是奴隶。”是故，追求人人自由与平等在卢梭的视域中是一种人类的本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当一个社会秩序濒临解体的关头，发挥推倒作用的始终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社会秩序的重构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机遇。革命虽然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但是革命的爆发，维新运动的兴起，终究需要某个时机，检视中国历史，辛亥革命的爆发其时机是清王朝的统治面临全面倾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的产生，其时机是既有的统治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国家发展的需要，由此笔者认为社会秩序重构的发生对于时机的把握极端重要。

2.重视《弟子规》对于社会秩序重构作用的原因分析

社会秩序的概念已经明确，社会秩序发生变革的动因已经非常明显，由此，我们不禁发问：《弟子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当今中国社会秩序重构所必须的要素呢？

从微观的角度言之，《弟子规》强调社会秩序的重构应当从单个的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处着手，其次则延伸至家庭，再次则延伸至整个社会秩序的重构。

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弟子规》与社会秩序重构的关系，不难发现，《弟子规》虽是儿童启蒙之物，但其蕴含的传统社会生活美德，着实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之，以便减轻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阵痛。

当然，《弟子规》突出了传统的富含人道主义的社会秩序规则，吸收这些精华，有助于避免现代社会因拜物教崇拜引发的极度实利主义、功利主义、唯生产力发展论等错误的社会建设思潮的干扰。

同时，透析这本书，我们应该领会到，先贤们智慧之伟大，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民权意识日渐膨胀的大背景下，适当的借鉴古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和原则，其对于方今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将有着多么大的启发。

3.从《弟子规》中导引而出的社会秩序重构规范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而言是一把钥匙。”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尚未被我们洞悉的联系，质言之，不剖析《弟子规》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不对这些特性予以理性的研究，我们就无法从中汲取可为当今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有益成分。这些有益的成分分别是：

3.1 “孝”与“悌”的启发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第一大善，俗语日：百善孝为先，《弟子规》把孝道列于首位，暗含之意味是社会秩序之稳定是构筑于一级对于又一级的服从基础之上，而这种“服从”的精神恰是社会运转的重要保障。自家庭言之，子女孝敬自己的父母，即所谓孝道，其本质体现的就是服从，家庭之服从关系的确立实则是中国传统和现代家庭和睦的重要保障，推而广之，这一张以孝道为原则而构成的家庭权力网出奇的类似于一张按照科层制组织而成的社会功能体，每个社会组织都是以服从和被服从的要求构筑起不同的单位、部门，这些机体叠加在一起能够保持其内部的正常运转和彼此间的相互配合的关键正是服从，同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凭借的是强大的暴力机构、官僚机构、威权势力为支撑，血缘关系和孝道则扮演着着辅助性的角色。

因之，当今我们可以断言强调孝道和悌道的目的之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家族成员服从尊长的心理，维护家族内部的秩序，从另一方面考察之，灌输孝道和悌道的目的更在于推及这种服从的心态于自己的单位、组织、上级，对待他们的工作要求务必本着“服从”的心理，如此社会的秩序才能步人正轨。所以孔子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3.2 “谨”与“信”的教诲

所谓“谨”者，按照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一般原则当理解为“谨慎”之意，以此类推可知，所谓“信”，理当解释为“诚信”。谨慎与诚信是“圣人训”的第二条要义，这是什么用意呢？

《弟子规》中，“谨慎”一词的含义对于方今的社会秩序建设的启发可以归结为：其一，社会生活中务必要谨慎于细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和谐的构造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从细枝末节中窥出，墨子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一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两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出现扭曲，对于社会秩序的运转并无大碍，但无数个社会秩序的扭曲堆积到一处，如是楚王爱细腰，而国人多饿死的惨状就不可避免。所以《弟子规》将“谨慎”落脚在留意于细节。

其次，良好社会秩序的确立要求社会成员务须谨慎彼此间的交往，其核心之要义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例如交友当交益友，勿交损友，待人接物，更当小心翼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完成个人的社会分工，安守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而要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再次，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是非之心，廉耻之心，恻隐之心是儒教思想中对于人之为人的定位，并将这三种“心”作为先知先觉赋予人类的三种济世情怀。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捍卫共同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要谨慎的解剖自己，对照着圣贤的教诲，祛除一切利小我，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所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道理莫过于此，推及此心用之于塑造社会秩序之平稳。“诚信”二字是国人美德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构筑在人与人之间互求诚信基础之上，诚以待人是中国人的本色，曾国藩起自湘军，所倚靠的便是“诚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言出即行，令行禁止，故而铸就了一番功业，由此可知，诚信之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的重点现之于消弭社会生活之矛盾处，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消弭因不信任所产生的误解和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讼，传统的中国社会才能够平稳的运作上千年。

谨与信在《弟子规》全文中处于一种并列的地位，暗示两者间存在的一种或隐或现的联系。谨慎——要求社会成员以严谨的心思，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诚心诚意对待他人、群体，促使个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使社会各个阶层精诚的团结在一起，进而促就国家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

3.3 “泛爱众”与“而亲仁”的暗示“泛”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普泛或者宽泛的意思；“爱众”即仁者爱人之意，质言之，本句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观。于今天而言，在这种“爱’’的哲学氛围里，民族的差别逐渐淡化，社会秩序从生硬的行为教条转而变得温文尔雅，犹如披上一层迷人的外衣，弟子规中所称颂的泛爱众，如果放在当今社会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承认社会既有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秩序前提下，尽可能用“爱”的哲学消除人们对于旧有社会秩序的不满。教化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轻视人与人因财产、出身不同所造成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从更加抽象的角度考察社会秩序的重构，即社会成员在行为过程中要把人类所共有的“类”的共性提取出来，要求我们每个人从这种共性角度出发，爱人，爱一切人，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笼罩在爱的光环下，在这个光环的指引下，社会矛盾被冰冻，普世观引导下的仁者爱人充斥了我们的头脑，这种“泛爱”的方法、方式极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在社会秩序发生重构的短时间内发挥止痛剂的作用，但我们必须要牢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爱众”与“亲仁”仅仅依靠个人的自发产生的行为远远不够。《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事例，“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路者”，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深恐倾倒出来的灰烬弄脏了行人的衣服，引发斗讼，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爱众”与“亲仁”目标的实现在必要的场合之下需要法律手段。

3.4 “有余力，则学文”的启发

此处所谓“余力”与“学文”，本质上即强调“知难行易”的观点，其要旨是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却比较容易。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每个社会成员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升个人之学识与道德境界，看淡物质享乐，追求精神领域的提升，不要醉心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更不能放任心性的游弋于社会生活之中，恰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实现这种超脱或提升的方式——必须强调“学文”，古代士人通过学习古代贤圣的为人处世之道，然后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磨砺和锻炼每个人的秉性和才干。今天，我们沐浴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之下，苦读圣贤书已经不再是必须，但读书和学习确实是提升社会成员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有效途径，这就意味着物质文明发达同时，更应当留意于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最近网络盛传一则信息“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韩国人均年阅读量约为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8.4～8.5本，美国8.7。”虽然读书的数量之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并无必然关联，但至少从这种对比中足见国人之于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显然有限，同时由小知大，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养成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细节培养中悄然形成，渐进式的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和旧的社会秩序的消亡，依靠的正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共同力量，由此，从《弟子规》中，我们能得到的启发更在于：

首先每一个人不要做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更不能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俗人，而要先知先觉的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在社会实践之中摸索出社会发展的“道”。由此《弟子规》非常强调儒家圣经的学习：“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以行证知，以知促行，社会实践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社会意识的产生，再使每个社会成员自发的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基本规则，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正是儒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于今日而言社会秩序之重构工作要紧处是尽快的形成学习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大力普及公民对于民权意识的学习与教育，在现实中创造机遇令之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秩序重构之工作中，如此一个新型的社会将逐渐映入到我们的眼帘。

现在，在人们“学文”的路径中，最寻常的方式是通过学校，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学校教育完成其社会化的进程，理解社会秩序之真谛所在，同样社会秩序的重构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单个的受过教育的人，当今公民道德建设的落后，其根源于教育领域出了岔子。所以，在教育过程中更应当凸显出公民德育养成的重要性，尤其在高等教育中，在思想政治课课堂上庸俗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必须要禁止，我们要花费极大的气力向学生传授公民意识，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观，要告诉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其所谓公民自由必须在社会秩序架构内才受到法律保护，所谓自由绝不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

4.《弟子规》不足处的改造方案

《弟子规》虽然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秩序之重构有巨大的借鉴价值，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本诞生至今过百年的书籍，其自身的缺陷已经非常明显。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极度强调服从精神，以至于这种“服从“几近于“盲从”；它倡导师法经典，但在现世，经典的概念已经不是四书五经所能囊括；它倡导“泛爱众”，但市场经济条件下，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它倡导人性的内敛，但现世的情况却是人性的张扬在某些时候恰恰成为必须。总此以上数点，笔者认为改造《弟子规》已经是当务之急，可行之法在于：

4.1 《弟子规》文本的革新与新内涵的注入

注释和改造《弟子规》为代表的所谓经典，将当代社会秩序的建筑要求灌注于其中，这是最基础的一步。《弟子规》是历史的沉淀，当今欲重新编撰全部文本，未必可行，但旧貌换新颜确实是可行之举，所以在重新注解《弟子规》过程中务须努力使之符合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从原则角度言之，改造《弟子规》：应当清除的就是不利于新社会、新风尚兴起的旧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使《弟子规》在当代社会流传过程中具备其应所需的面目，一切有违背于此种目标的说教性论述皆应推倒之，或做出必要的删改；在“破”的同时要注意“立”，“立”者，“树立”之谓也，言下之意是有所甄别性的将必要的内容灌输于文本之中；更有在传播《弟子规》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人们正确的看待这本书，既不要盲从，也不要轻信，使大家对于文本的解读保持正确性，而不是被曲解。

此外，具体到实践中，革新文本内涵的方式极多，笔者比较赞成的是——“旧瓶装新酒”。这种方式，其要义是不舍弃经典的文本和体裁，而是灌注以新的意义与内涵，通过更新文本的诠释与文本自身的文句，使《弟子规》去封建化，而步入现代化。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其言下之意是文化遗产只能够传承而不能割裂，文化的载体可以不变，但其内涵应与客观的人类社会变迁相顺应，原始儒家的学说与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说存在明显的内涵差别可为明证。本此精神我们同样可以对《弟子规》进行类似的改造，此事项之核心就是努力将传统语境之下的旧意义，代之以现代社会之公民规范，如解说“爱众”条目时，务必强调当今的“爱众”是指爱国、爱家，是一种“大爱”，反之出于私利的爱小群体、爱小家庭则是一种狭义理解的“小爱”，又如论及“仁义”，要格外突出对于社会、集体、社会成员之大多数的“大仁”和“大义”，而绝对不是针对某人、某几个人的“小仁小义”，这种注解文本的方式，意在保留旧有文本的同时，使新的内涵融入旧的机体，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改造《弟子规》之目标。部分的编修《弟子规》也是可行之举，前不久《南方周末》报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所写作的《新纲常》，其要义“有两项内容，一是‘五伦常’，分别是‘天人合’、‘族群宁’、‘群己公’、‘人我正’、‘亲友睦’。”

但是，我们应当将何种社会秩序规范灌注其中呢？如果不明晰这个问题，则改造《弟子规》之工作必将是虎头蛇尾。综合多方面考虑，笔者认为务必将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纳入考虑范畴，即：“群体意识”、“人道关怀”、“和谐共进”。此外，关于当代社会秩序的规范要求，新加坡的提法颇有创新，他们将社会秩序简单的概况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勇敢宽容。”言简意赅，并且具有可行性。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才能尽最大可能实现《弟子规》由传统向着现代的维新。

4.2 调和《弟子规》与现世社会生活之抵触处

编修、注释文本只是从字面上使《弟子规》去除了与方今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某些不足之处，但在现实的实践中需要做的则更多。

首先，必须处理好争与不争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弟子规》给予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发是社会生活中共存与竞争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反之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可以处于共存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人际关系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人对人是狼”，暗含在此种社会经济运行条件下，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局面，但是此类竞争仅仅存在于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之内的竞争，如果不分场合，不分层次的全面竞争，只会引发全社会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面对竞争应当将之局限于有限的领域之中，一堂和气在更多的场合应是带有褒义色彩的词汇，检视《弟子规》中“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意在告诫我们无论在前近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兼爱的思想断不可少。

民主与威权是社会秩序建设过程中的一对二律背反式的难题，就是说两者间并不存在着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困顿处，所以在未来中国社会秩序的重构，不必太过拘泥于民主与威权孰优孰劣的难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社会不能无道德权威，毛泽东评价中国社会时形象的说道：一百个人，有一百二十种政治主张。可见中国社会秩序维护之艰难性和社会变动之频繁性，所以树立社会秩序之道德权威不仅是必须，而且是迫切需要。

如何才能形成这种道德威权呢？当务之急是选择为公众所能普遍接受的公共秩序规则是为第一步。另一方面，注重小群体对于维护社会和谐作用的发挥，从社会生活之基础角度维护社会生活健康和稳定，正如前文所述，血亲家族不存在了，按照职业分工，地域分化形成的社会群体日渐成为参与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参与者，所以在当今社会中，牢牢抓住社区、工厂，使之成为专门的社会秩序维护机构，并由专门人才掌理此项专门事务，以之作为社会秩序完善之专门力量。

5.结语

总结本文之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弟子规》虽然历经数百年的沧桑，但在古为今用的思想指引下，其价值值得重估，其中最令我们关注的内容是《弟子规》对于方今社会秩序的重构工作确有借鉴之处，尤其是它从高度关注每个社会成员的成长角度人手，进而寻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秩序井然，富有人情味儿的社会秩序规范，于今人而言，虽然前近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构筑今天的社会秩序过程中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扬弃传统，既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不变的一面，这才是对待传统与现实的不二法门。

作者：朱浩　韩贤强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透析论文 篇3：

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降，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趋势及其争端，日渐成为影响部分地区、国家及其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在此背景下，分别研究宗教现象与政治生活的宗教学和政治学，亦加快了交叉融合的进程，并由此促进了宗教政治学的快速发展。在国内，这一发展势态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相关成果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亦加大了对宗教政治学的研究力度。

一、国内代表性观点概述

在宗教政治学论域内，国内学界和政界主要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一书探讨了当今世界各国宗教与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宗教问题概论(第三版)》一书在探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着重分析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讨论天命信仰、受命与革命、权力秩序等概念的过程中，初步勾勒出宗教与政治之间、信仰一道德一权力之间的因果链条，阐述了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秩序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相互扭结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宗教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以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性与合法性问题为主线，探讨了政教分离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民族与宗教和国家间的认同特征等宗教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但是，由于人是一种追求必然性的理性存在者，而政治本身又具有有限性，因而人们必然关注现实政治之外的终极原因。因此，宗教、政治哲学在现代依然有其意义。《当代美国宗教》在介绍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时，阐述了美国民众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政教关系、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问题。《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认为，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的作用非同小可：首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配合与融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其理由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并服务予美国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再次，美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方近代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政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信仰与理性被进一步区分，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这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导向，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文明的选择：论政体选择和宗教的关系》一书在系统考察西方近代政体形成过程时发现，基督教对英、法、德等国的国家政体的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一文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多元宗教并存格局与社会稳定，以及多元宗教并存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二者互动的方式等问题。《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一书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为政治统治服务，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所以，宗教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一文认为，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信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态度。而宗教教义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实社会态度的改变。相应地，官方往往将危及政权的信仰體系视为非法宗教，并加以管制。这便是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

综上所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国内相关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其一，介绍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其二，讨论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三，阐述了宗教在中外历史及其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宗教在中国国家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变更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价值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西方主要国家现代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其四，初步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迁等问题。其五，初步提及宗教信仰、信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理想之间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相通性，并将宗教信仰视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现有制度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政党及其他政治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问题，即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对此，我国相关学界和政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及其议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一书提出，基于目前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的“三性”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妥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的理论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如何对待宗教这一社会力量的问题上，必然得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结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一文认为，要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必须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方式，改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国家·宗教·法律》一书认为，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管理模式，是我国诸多宗教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相对完备宗教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其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将之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其二，开放宗教市场，并将宗教法作为维护宗教市场稳定的根本保证。其三，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应取消对宗教组织的财政补贴和特殊支持，不介入依法注册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干预政府的行为。其四，国家要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提供政策保障。《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与教情的宗教管理法律框架。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

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背景，阐述了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念、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党的宗教政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宗教法规汇编》一书在阐述宗教立法的概念、宗旨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情况和宗教管理条款。《欧美政教关系研究》一书在探讨政教关系的概念，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先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宗教立法与实践的概况、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等情况。。《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我国宗教政策》一文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应采用各安其位、各遵其道、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的方法，遵循结构的多元差异性、复杂利益的平衡合理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整体性等原则。

归纳上述论著的内容，其议题和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根据目前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其二，认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而创新思维落实在宗教事务工作中，即应实现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宗教的模式转变；其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与法律的形成过程及其未来走势；其四，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的历程和具体内容；其五，提出了宗教立法工作中的若干建议、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宗教、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冷战结束后，宗教对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该问题因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此，国内亦有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其论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诸多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当代世界其他主要宗教衍生出来的极端主义的现状。《颠倒的宗教观：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一书提出，颠倒的宗教观是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了它的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的原因，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等问题。《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探讨了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其影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宗教恐怖主义、当代新兴宗教等问题；介绍了亚非拉与欧美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特点、现状、成因，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分析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宗教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探讨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美国的宗教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政权的原因、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宗教在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热点问题。《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一文认为，由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因而，宗教的认同功能和意义功能特别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认同与意义功能经过族群的诠释，便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引发抵抗异质文化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基要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宗教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宗教基要主义在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美国两大政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11”事件是美国推进所谓海外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诱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一文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牵动着世界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变化，相应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问题也会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局面；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以维护世界和平。《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一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际冲突都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宗教与国际冲突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并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一文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被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后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减少和消解文化争端甚至战争的一条路径。

以上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三股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发展进程，及其危及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局面的关联疗式，提出了扼制“三股势力”及其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对策建议。其二，从思想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向权力政治和暴力政治转换的机制。其三，介绍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推进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其目的。其四，强调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五，主张采用对话、反恐和反霸并举、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等方法，解决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

二、对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成果论及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分别涉及到了宗教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为深化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铺垫工作，并为概论形态的宗教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素材。但是，从学科体例、基本理論及其主要内容等维度看，这些成果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宗教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学科体系等问题涉及甚少。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

科，应有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所谓宗教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即对人类历史中宗教与政治高度扭结、相互制约这一现象的觉察及其力图诠释此现象的理论诉求；其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应为“宗教”、“政治”及其两者共有的权力、权利、权威与合法性等概念；宗教政治學以交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特征、宗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以及政府管理宗教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逻辑推论过程，亦是该学科框架结构的显现过程；宗教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宗教政治学综合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之，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应该具备以上构成要素、逻辑框架或学科体系。换言之，宗教政治学应该具备学科特有的一般性、概论性特征。但是，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专门探讨该问题的成果甚少。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尚未定型。

第二，关于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问题、互动规律、功能互化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从政治学论域研究宗教现象，不难发现，没有权力的神是不存在的。在信仰者看来，信仰对象(包括人格神或抽象力量)具有创造、支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而崇拜和依靠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信仰对象，并期望以此获得现世庇护和来世幸福等“利益”，是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存在的根由。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超然性存在及其权力的神化和膜拜。而宗教的权力、权威及其神圣性、合法性的实现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宗教信仰特有的真理观、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生活的理想模式吸引和教化信众，以实现其精神控制；其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用一系列仪轨、戒律来规约信仰者的行为。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控制信众的思想和言行，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运动中具有控制力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和路径。可见，宗教与政治两者在社会权力、权利、权威、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同构性、同质性特征。而该特征又引发出宗教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宗教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政界缺乏政治学论域的本质性分析。具体而言，由于对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问题(即两者共有的社会权力和权利等属性问题)缺乏学理和经验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由两者同质性特征引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亦只能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样”等状态描述层面，而未能进入“为什么”等本质分析阶段。

第三，宗教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尚不明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与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格局、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宗教政治学的思想理论素材，也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由于对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因而，用“权力”和“利益”等范畴以及政治学的思维范式剖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尚未运用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相反，社会学、法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出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亦分别显现出这些学科的特色，而缺乏宗教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相关成果对宗教政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不系统、深入。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学科能够提供诠释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多层次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为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宗教政治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闵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