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2022-08-25

第一篇：试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宪法司法适用中的原则与义务

[论文关键词]宪法司法宪法的间接援引合宪解释宪法义务合宪性推定

[论文摘要]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讨论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首先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就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同时，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曾经引起法学界轰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给学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宪法被明文规定为法律渊源，但是宪法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有一些学者不认可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不认为宪法可以被司法适用。笔者也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是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主张宪法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二是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法律进行解释时，自觉地行合宪性解释。将合宪性解释从法律方法转化为宪法义务，无论对宪法进行解释还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合宪性应成为一种解释的主旨，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一、为什么不能称为“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明确指出审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够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确认了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哪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该文件认可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是宪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适用的直接硬性的规定，否定了宪法的适用性。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前者否认了在刑事判决中的适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批复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否认宪法的可诉性。由此，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问题一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自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此司法解释又成为新一轮关于“宪法司法化”讨论的导火索。[!--empirenews.page--] 对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可接受度，笔者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宪法司法化”的说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文中认为“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宪法司法化”从此正式出现在法学论著中。这不是一个来自纯粹学者的创造，也不是对国外概念的译介，更不是借用相关理论的跨学科概念。它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还没有被学界细细探究后给其一个准确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个法学界泰斗式人物的创新，而是由一个实务界人士提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将其理论化、甚至还在对它的产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疑惑时，学术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讨论。2008年l2月，最高院发布公告将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着它存在的短暂。[1][2][3]下一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学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辩驳地提到“齐玉苓案作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据此开始讨论中国的宪政去向与出路，其实这个案件并不是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说将这个案件作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司法化应包含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没有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于宪法解释，那么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这种状态归结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脱节，但是不加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毕竟不利于理论研究。从国内两个案件——钱缘案和齐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说法的合理性。

或许这个案件被称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为此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影响，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文件涉及宪法适用的案件，我们不否认它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判决可以间接援用宪法

虽然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是笔者主张司法判决中对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由于《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废止，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会再出现，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结束。其实这个非学术化的提法经不起学者的考究，迟早会面临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但是否认“宪法司法化”这个提法，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只是否认了法院此类判决——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性，没有直接否定姓名权在以后案件中被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没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决中宪法的可诉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的答复，只表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并没有否认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宪法的可适用性。[!--empirenews.page--]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应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该条的规定看，这是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的范围之外。但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宪法不能适用，这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只是在理论上回避了宪法的适用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在制作判决书时援引宪法。在具体的部门法没有规定相关的事项、而宪法中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一则相关案例：北京民族饭店的l6名员工以民族饭店侵犯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随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乜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规定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宪法偏重于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把宪法看作法，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当不对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等进行分阶时，我们说到法律都应该包括宪法。上述案例认为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明显将宪法置于法律之外，这种观点显然不恰当。宪法应当是诉诸司法适用的法，应该是诉讼的法。

当然，很多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多是从各种角度论述中国不具备违宪审查的制度背景、时代背景等。因此，这里我们要说明：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是把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而宪法可诉性的最高标准，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该学者还认为，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现阶段应采用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将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张千帆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有两种相关但强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宪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它的“强形式”则更进一步，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所以，大部分学者对于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还是认可的，但是，对宪法作为法源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宪法作为法源，又具体为直接性援用和间接性援引。笔者认可宪法的间接性援引，对于宪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态度。上一页[1][2][3]下一页从国内的司法实践得知，我国的宪法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出现。一是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使用，用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二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用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具有宪法依据。三是出现在判决部分，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做出判决。童之伟区分了法院审理案件时引用宪法条文的两种情况：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称“说理性援引”)。二是“适用性援引”。童之伟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并且他认为对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就属于后者。显然，童之伟的“适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种情况，而“遵守性援用”则应该对应于前两种情况。而王禹认为，宪法在判决书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如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如赵忠祥案、张学英案、宋修林案、乌苏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确作为判决依据的，如齐玉苓案、钱缘案o[I]5我们所谓的“宪法司法化”仅仅指的是王禹归结中的第三种情况——判决中直接援引，是童之伟指出的“适用性援引”。反对“宪法司法化”就是反对宪法的直接援引，而对于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也就是“说理性援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empirenews.page--]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种纲领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引，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依据。有各种具体的部门法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具体判决依据，宪法只需要提供原则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属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适用。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诉诸于部门法的时候，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应诉诸于宪法，而不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而且，此处宪法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指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否认对方的权利或者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三、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义务

合宪性解释系指司法过程中，当法律规范依字义及脉络关系产生多种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倾向于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合宪性解释适应了战后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宪法解释传统，通过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要求。合宪性解释虽然在英美传统中发扬，却是源于大陆法系。合宪性解释最初只是在宪法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只是传统的体系解释方法。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大体是遵循了大陆法系，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四个类型——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的类型涵盖了合宪性解释。在黄茂荣教授那里，合宪性因素也只是与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诸种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而已。

我们认为仅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方法并不、合适，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种，那么对于合宪性解释的应用就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运用，并非衡量每一个案件时都可以用到。但是当上升为一种宪法的义务，这种解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运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尽可能维护以宪法为基础规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因做出“违宪”判断与决定而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从而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做好铺垫，推进宪政的发展。

我国的法官并非宪法解释权的主体，法官进行宪法解释为体制所不容。但是法官在判断个案的过程中应该做宪法的考量，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将宪法的精神渗透于整个法律体系，进行合宪性解释。张翔提出，合宪性解释应该由法律方法向宪法义务转化，部门法学者应该主动而自觉地做合宪性解释。现实裁判中存在两种不同意义的“宪法案件”：一是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案件。这种宪法案件是违宪审查层面的和宪法诉讼层面的宪法案件，是“真正的宪法案件”。二是“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层面的宪法案件。在普通的法律案件审理中;法官负有对法律作“合宪性解释”的义务，这种案件本质上是普通法律案件，但其中纳入了宪法的考量，可以说是另一种宪法案件，是“非真正的宪法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宪法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合宪性解释并非违宪审查层面的宪法解释，而是在普通法律案件的审判中，法官通过解释法律而将宪法的精神纳入普通法律的规范体系。[!--empirenews.page--] 法官在很多案件中很艺术地采用了法律解释的方法，例如，根据《宪法》XX条和《某某法》XX条，分析只针对某某法，而且即使存在只依据宪法条文的情况，其随后的分析多是对事实进行分析阐述。这样既符合我国法官对宪法不具有解释权的基本情况，又合理地响应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避免了宪法成为“闲法”。这里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到法律方法，如果就广义上的法律方法而言，只是法律发现而已。对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特殊性及其权限的专属性而言，我们的法官在判决中的方法，从理论上更应该称为中国宪法方法论中的合宪性推定。

第二篇：试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试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

宪法作为民主制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应运而生的，它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指明了国家的根本道路和发展方向。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部合乎国情、有中国特色、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好宪法。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社会政治、经济日新月异，宪法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不修改，不但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而且也必然影响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使改革具有合宪性，我国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作了4次修改。其中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修改内容最多、范围最广、立法水平最高的一次。此次修改宪法没有改变宪法总的架构和基本内容，而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基础下，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理论创新、战略性的根本方针政策反映到宪法中来，把近些年来国家建设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宝贵经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指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新的宪法修正案14条几乎每一条都可以让我们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施展和释放创造能力的广阔空间，给我们展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带来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推动社会更快更全面的地进步。随着新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实施，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宪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大主张

此次修宪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为执政党按按照自己的面貌领导国家，为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的领导提供了宪法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并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既保持稳定又与时俱进，必将为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书写出新的篇章。

同时，“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只有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一个“代表”没做到，就要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对于如何来判断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如何监督执政党，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和依据。

新的宪法修正案的14条，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以外，其他各条实际上也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比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地位的确认，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条款，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特别是增加“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体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可以说，

从此次修宪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并将和宪法一起，成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个重要保障。

(二)统一战线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新的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部分社会人士列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基础的统一战线之中，反映了由于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和关系的变化：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已经和过去的工农联盟、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组成的统一战线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士，按照传统观点应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人士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标志着这些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实际上也标志着我国国体也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变化，表明了国家政权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和扩大。

二、宪法修正案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现代法治思想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人权保障和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规定，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理念。保障人权原则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的确立是修正案中对我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最有价值的是两条。

(一)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

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和信心。

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此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提出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落实公民生存权，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二)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2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广大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次修宪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

(三)“政治文明”目标入宪，将为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修宪建议中，首次把“政治文明”一词写入宪法，体现了执政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努力，使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宪法保证，必将更有力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确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三个代表”入宪，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等条款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已经具备了越来越明确而丰富的内涵，可以预期，在宪法和新的宪法修正案的指引和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

国家主席职责的变化，也将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新的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的职责中，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一条，这是国家领导体制的新变化，是执政党的行政方式的一个变革。

再有，紧急状态的提法，各级人大任期延长到五年，维持省县之间没有地市级政权建制的规定，等等，也都意义重大。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将宪法第八十条有关“戒严”的规定改为“紧急状态”，这一提法体现了执政党在实行社会管理和控制过程中“有情操作”的亲民取向，而且适应范围更宽，除了社会**，由战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经济危机等引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进入“紧急状态”，这样做与国际通行做法也相一致。新的宪法修正案维持了关于我国行政区域划分方式，“省、自治区”仍然“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这为地市级政权建制的改革留下了空间。

总之，新的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作为宪法的新的组成部分，将指引我国走向新的美好未来，同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必将为我国宪法在今后的进一步完善创造条件。特别是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之后，宪法和法律在我国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而且已经成为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新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实施，一定会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实行而成为我国建设发展的更强有力的推力和助力。

第三篇：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的看法

根据宪法的这一规定，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2年9月即在现行宪法生效之后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当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是对我国宪法法治原则的一项重要保证。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再次重申了这项原则。“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特别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把法治提高到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中共“十五大”对法治问题的观点说明了：第一，确认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法治片面的和消极的看法;第二，明确我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而这对我国的社会进步是一个阻碍;第三，到2010年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建成国家的法治基础;第四，将“法制”变为“法治”，标志着从注重形式上的法律完备到注重实质上的法律实施的观念转变，因为按照“法制”观，实际上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是法制国家，而只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才可以称为法治国家，一字之差，表明的是质的飞跃。1999年修宪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分权原则亦称公权、制衡原则。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分成几部分，分别由几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制衡则是指这几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保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分权原则是

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方案。1787年美国宪法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政权体制。法国《人权宣言》则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受美、法等国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所首创的。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恩格斯也指出：公社一开始就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巴黎公社所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发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后，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等等。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四篇：对宪法基本原则的理解

引言

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对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政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表明，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法国启蒙思想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实现之”，等等。但这些形式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了。

二、基本人权原则

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虽然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合作“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是体现资本特权的法治，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则是以消灭特权为目的法治。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总结

人民群众遵守和维护宪法，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基础。保障宪法实施，不仅要依靠党和国家机关，还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彭真同志曾指出：“十亿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点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要发挥人民群众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以宪法为中心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宪法，了解宪法的内容，理解宪法实施的意义，增强宪法观念，自觉地遵守和执行宪法。同时，要让人民群众懂得保障宪法实施是每一个公民神圣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学会运用宪法，以宪法为武器，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使人民群众成为捍卫宪法的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第五篇：宪法的四大原则

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

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通用以上原则，但是表现不同，尤其是权力制约原则，资产阶级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权力制约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权力制约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法国布丹首创这个概念，并认为主权在君;洛克则提出议会主权;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学说是由法国的卢梭所创立。

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缔结契约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出现是国家学说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锐利武器，胜利后的资产阶级纷纷在宪法中确认人民主权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一般表述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无产阶级在创建无产阶级政权过程中，批判性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基本人权原则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就其原创意义而言，人权属于应有权利、道德权利。

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强调人人生而享有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在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和人权口号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开始了争取人权的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人权口号逐渐被政治宣言和宪法确认为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同样也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使用“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权利的确认。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其核心思想在于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人民代表机关，使宪法和法律有了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分权制衡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则表现为监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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