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与自动化技术论文

2022-04-16

[摘要]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如何协调好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热点话题。本文采用广义产业承接测度法测量了曹妃甸区产业承接的水平，采用熵权法构建指标体系测量了曹妃甸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两者间的变化趋势分析得出产业承接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曹妃甸区产业承接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其绿色经济发展的能力也同步提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绿色经济与自动化技术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绿色经济与自动化技术论文篇1：

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应用探索综述

[摘要] 通过绿色建筑与自动化建筑的关系阐述，从而对建筑自动化的主要施工技术原理展开分析，将自动化技术与绿色建筑衔接，更好地提升建筑技术水平。

[关键词] 绿色建筑；自动化技术；应用；综述

随着环保绿色施工技术的逐步推广，我国当前的建筑事业中越来越强调建筑的绿色性，而绿色建筑中最关键的技术应用就是自动化技术，通过绿色环保的人文建筑理念与自动化控制施工技术相结合，从而不断优化建筑物的综合利用率。

一、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探索的背景

毋庸置疑，建筑自动化对我国绿色建筑施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发展思路，对于不断提升我国的施工建设水平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化的建筑理念已经不只表现为建筑的实用性，而是更加追求美观性、环保性与集成化。在此形势下，绿色建筑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纵观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历程，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应用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工程的巨大进步，不断将人文理念与工程自动化技术相融合，发挥现代化建筑的集成化功能。就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本文重点通过绿色建筑与自动化建筑的关系阐述，对我国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应用展开探索研究，将自动化技术与绿色建筑有效衔接，更好地提升我国的建筑发展水平。

二、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概况

顾名思义，绿色建筑就是指通过施工过程的能耗降低，充分合理调配相关的建设资源，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技术途径，节约施工建设成本，为人类提供安定、和谐、环保、高效、便捷的居住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居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今的建筑系统中涉及很多的电气设备以及自动化控制装置，因此需要自动化工业技术的施工，在不断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下，提升整个建筑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经济性和舒适性。

与绿色建筑相比，建筑自动化技术是利用了电气自动化技术

进行工业建筑，这项技术可以将电气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变为现实。通过标准一体化操控，经过数据参数的设施，大大提高了建筑的综合利用性能。在整个的运行操作过程中，建筑自动化的运行操作原理就是经过数据控制系统的数据输入、信息分析以及反馈，从而达到对相关设备的自动化操控管理，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的便捷性和实用性。当前的绿色建筑工程中包含了给排水系统以及供配电系统、电力控制系统以及电梯等电力设备，所以在自动化建筑技术的施工之下，可以减小这些设备的故障发生，通过安装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报警设备、监控设备等智能装置，对建筑物中的电气系统进行评测。此外，建筑自动化系统可以完全根据人们的不同生活需求进行电能的调节，同时对建筑物中的各项生活设备的指标进行有效调节，例如节能灯具的明亮程度、室内的温控调节以及其他设备的参数调节等，大大提升了建筑物的舒适度。

三、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应用分析

绿色建筑的重要理念就是环保和节能，但是通过建筑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也会达到不同的节能环保的效果，所以从二者的具体实施目标以及施工建设的具体理念来分析，具有一致性。在当前的建筑中强调自动化与绿色，所以这已经成为现代化建筑的一大重要特征，在实际的应用中，建筑设计师会将这两种技术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环保的角度出发，通过绿色建筑与自动化控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但起到了很好的环保效果，而且节能，为人们的自动化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在具体的施工应用中，建筑的自动化技术体现在不同的环节，例如对建筑物实施布线施工时，就需要设计工程师以及施工师灵活布线，为建筑物的后续施工留有拓展的空间。对于网络系统的设置中也需要通过自动化控制提高用户的舒适度，例如以通过技术方案的选用，使整个线路系统完整美观。对于节能照明系统的设计安装，也会用到自动化控制系统，通过对建筑中智能照明管理系统进行优化，采用优良的电磁调节器以及数字传感器对电力系统展开实时监控，有效调节电能，减少额外的功耗，不但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而且为人们的正常生活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对于绿色建筑物中的其他附属设备，包括电梯系统以及水系统、暖气系统、安全保障监控系统等都需要通过自动化控制施工技术来取得预期的施工目标。通常情况下，绿色建筑物中的这些设备或者系统通过再生技术可以起到节能减排的良好效果。能源的重新生产变频器是在电能的采集以及过滤之后不断供应给建筑物中的另外耗电电气设备使用，从而不仅节省了电能，也达到了绿色楼宇循环使用能源的目的。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理念之下的建筑自动化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建筑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发展前景，不仅可以实现模块的整体控制，使建筑物中的应用系统操控更加灵活高效，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自动化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多样，也会不断提升我国的绿色建筑

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建利，罗剑波.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发展及联合应用研究[J].山西建筑，2012（29）：17-18.

[2]杨元华.基于因地制宜原则下的绿色建筑示范中心技术路线浅析[J].绿色建筑，2012（1）：30-32.

作者：蒋大坚

绿色经济与自动化技术论文篇2：

曹妃甸区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发展

[关键词]曹妃甸区;绿色经济发展;承接产业转移

[作者简介]肖琳琳，女，唐山市曹妃甸区财政局，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

产业的承接与转移是产业在空间层面上进行重新布局的过程，由市场接近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相互作用所引起。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式和经济现象，产业的承接和转移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接转移的产业可为承接地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以及大量的投资，能有效地促进当地的就业与产业升级，有效地刺激承接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为产业转出地纾解冗余的生产力，實现区域间的“先富带动后富”。但产业的承接与转移如果仅仅简单地将某产业实现空间上的过渡而不考虑产业承接后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的绿色发展，就会对当地生态及居住环境造成一系列不可逆转的损害，明显的表现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

河北省曹妃甸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之一，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岸线、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土地资源、便捷的海陆联运体系，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曹妃甸区谋划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和全国有影响力的装备制造基地，这就必须接纳区外投资和承接区外产业转移，以加速推动主导产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产业更新。曹妃甸区地处唐山南部沿海，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宜人，盲目的接受区外产业转移，接纳能耗大、污染强、可持续发展水平弱的产业入区尽管短时间内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益，但从绿色GDP的角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必然是得不偿失。本文从曹妃甸区产业的承接与转移为主视角，分析其产业承接转移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进一步做好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转移所引起的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多数研究较为侧重去验证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污染天堂”假说以及探究产业转移或者污染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规制的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汤维祺，2016）。

（一）产业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系

受研究视角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对产业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产业转移有助于绿色经济发展，产业转移能够将先进的生态治理体系和先进的绿色技术通过对外投资等形式带给承接地，一方面能够直接促进承接地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技术扩散、技术外溢等提高区域整体的环境治理水平，能够促进并提升产业承接区域的环境效益（陈景华，2019;严运楼，2017等）。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产业转移是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的“污染避难所”，由于环境规制的存在，污染企业想要摆脱“绿色壁垒”去寻求环境成本更低的区域，因此产业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污染扩散与迁移的过程（张静，2015;王鑫静，2019等）。

（二）产业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基于我国现实环境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是呈倒“U”型，即在产业承接的初期，由于环保成本高、环保能力差等原因，无法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产业承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带动环保能力的提升（张峰，2020）。而王建民（2019）则认为我国在产业承接的过程中，绿色经济的发展主要受技术效率的影响，低碳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同向性，因此技术驱动在产业承接中成为影响能否绿色承接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仍无明确结论。由于受当地承接的企业类型、当地环境政策、当地经济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在实际的研究分析中要根据具体的地域环境进行思考，由此不同的区域特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二、唐山市曹妃甸区产业发展现状

（一）曹妃甸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总面积约1943平方公里，30万人为常住人口。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出口总额、港口吞吐量分别是2010年的3.7倍、5.8倍、8.7倍、2.9倍，累计完成投资6000多亿元，其中产业投资4000多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10年增长130%、142%，财政供养人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1.9万元，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归零，社会保障水平位居省市前列，连续7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区，连续4年位列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曹妃甸坚持向海发展，狠抓港口转型发展，贸易大港逐步形成。截止2020年底，曹妃甸港集装箱吞吐量80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4亿吨，位列全国沿海港口前十位，港口物流贸易企业达到1300家，实现贸易额近2500亿元。

（二）曹妃甸区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曹妃甸区紧紧抓住京津冀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链重构的战略机遇，加快产业聚集步伐，着力发展新型工业，把新兴产业做精做优，把工业支柱产业做强做大，推动了全区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和竞争能力整体提升。2019年，曹妃甸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为52.6%，呈现出工业经济主导经济发展的形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174亿元，实现产销率97.8%，规上工业发展整体良好。

曹妃甸区依托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政策优惠，重点发展精品钢铁产业、现代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产业、海洋产业等支柱产业，并从技术、产品、市场、绿色发展等角度着力于推动重点发展产业的革新，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拓展市场空间，着力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钢铁产业，高端化、精细化的化工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群化的装备制造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海洋产业，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精品钢铁产业基地、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和全国有影响力的装备制造基地、海洋产业基地。2019年，曹妃甸区精品钢铁、现代化工、装备制造业等三大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25亿元，同比增长9.8%，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80%，支柱产业作用发挥明显。同时，曹妃甸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围绕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发展信息智能与数字产业，依托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思想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着力打造高性能、多功能、绿色化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曹妃甸区紧抓招商引资促产业发展，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展精准招商、加快项目建设，近三年累计完工项目234个，19家世界500强、18家央企、14家北京市属骨干企业落户曹妃甸，新增规上、限上企业323家，是2016年的2.05倍。

三、理论分析

（一）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测度

产业转移的实质既是企业在区位上进行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在空间层面上进行扩展扩张的过程，企业的产品市场、生产设施的迁移、生产活动的扩张等等都属于产业转移的概念与范畴。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产品的分割性越来越强，因此会出现多种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不同的中间产品生产商在空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分布与演化的规律，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分工达到一定标准下的产物。

由于资金的流动能够贯穿进产业的承接与转移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域外资金等指标就可以衡量一个区域的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情况，但域外资金仅仅只能反映一部分的产业转移情况，对完整的产业转移过程不能详尽的描述。比起资金流在地理位置的变化，产业转移的概念更倾向于产业在空间格局上的生产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在测度地区产业转移承接水平时，应当从整体的视角出发，观察区域内部产业和更大范围内产业产能的相对变化，即假设甲乙两地区分别为产业的转出地与承接地，则乙地区的产业的变化要放在甲地区产业变化的背景下来进行讨论。在该含义下，其测度方式如下：

[U=xtixtj-x0ix0j×100%]

其中用U来表示地区的产业承接转移的程度，[xti]表示测度产业承接水平的地区在t时间的总产值，[xtj]表示所在产业转出区域的t时间的产业总产值，[x0i]表示测度产业承接水平的地区在初始时间的总产值，[x0j]则表示所在产业转出区域初始的产业总产值。以0为界，U的取值大于0，则表示测度地区存在产业的承接，数值越大，承接水平越高;U的取值小于0，则表示测度地区存在产业的转出，绝对值越大，转出水平越高;U的取值等于0，则表示测度地区不存在产业的转出与承接。就研究区域而言，曹妃甸区所承接的产业多数来自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因此，在测度曹妃甸产业承接水平时，应将视角放在京津冀地区，即曹妃甸区为产业承接区域，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为产业转出地区。

测算曹妃甸区产业转移水平所用的数据来自于《唐山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北京统计年鉴》《曹妃甸区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间跨度为2013—2019年，测度对象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按照上述测度方式，可以测算出2014—2019年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测度值。经测算，2014—2019年，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测度值分别为：-0.0002、

-0.0018、-0.0001、0.0032、0.0063、0.0126。可以看出，近几年，曹妃甸区的产业发展策略，逐步由转出型向吸纳外部产业转移转变，但考虑到该测度方法为广义上的测度，而曹妃甸区早期发展速度与京津冀整体发展速度比较存在着体量上的差距，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早期的产业承接转移虽然在测度上呈现出负值水平，但仍具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承接进一步加快，在曹妃甸区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绿色经济发展的问题。

（二）曹妃甸区绿色经济发展程度

绿色发展是一种人类主动的把握自然，通过技术创新，在投入资金、人力等生产力的过程中，能够留下较多的“绿色资产”的发展方式。绿色经济发展所提倡的理念相较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来讲，则更为严格和全面。尤其是在工业企业中，绿色创新更是融合到了生产的全过程中，从工业的生产过程、产品的商业运营以及整个产业都贯串着绿色发展的理念，都彰显了依托技术进步减少自身对环境的依赖与破坏，同时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曹妃甸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整体正处于初级阶段，在评价其经济的绿色发展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更要能够综合反映其绿色发展水平，因此本文从《唐山统计年鉴》中挑选与其相关的指标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法测度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部分指标无县域数据，使用唐山市数据按区域面积占比的平均值。

选取2013—2019年曹妃甸区的反映经济发展总量、经济发展速度、經济发展结构的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反映曹妃甸区的水污染程度、大气污染污染程度、能耗程度的三个指标来反映环境保护水平;选取反映曹妃甸区技术投入程度和技术产出程度的两个指标来反映技术创新水平。在指标体系搭建后，采用熵权法测定各指标所占的权重。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通过对数据标准化的处理，以及信息熵的计算，我们计算出曹妃甸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8个指标的权重。

从指标权重来看，目前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受环境保护水平的影响较大，其次则受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较大。从具体数据上解释，由于熵权法是依据各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对指标进行赋值，而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逐年有着较大幅度的下降，专利的申请授权数每年也有显著的提升，因此导致了环境保护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按照归一化的测度计算，可以得出曹妃甸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值。经测算，2014—2019年曹妃甸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值分别为0.0106、0.0115、0.0129、0.0172、0.0187、0.0269，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值呈现出逐年提高，表明绿色经济发展逐年变优。

（三）产业承接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4—2019年，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测度值由-0.0002提高到0.0126，增加了0.0128;同期，曹妃甸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值由0.0106提高到0.0269，增加了0.0163，二者均呈现出走高的趋势，表明近些年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同方向变动。虽然从近几年的数据中，很难发掘出产业承接转移是否真的能够直接影响到区域的绿色经济发展，也难以断言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但从数据的线性变化上来看，两者之间在此段时间内，存在着一定的正向的相关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曹妃甸重点将京津冀地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全面梳理了京津冀央企、国企以及知名民企情况，根据产业类型和经营现状等进行分类，结合曹妃甸的产业政策，实施精准招商。由此，从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和绿色经济发展两方面来看，曹妃甸区的产业承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曹妃甸区通过有效的环境规制手段和选择性的产业承接并没有使曹妃甸区成为污染产业的避风港，反而实现了绿色经济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同时，从曹妃甸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产业转移有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假说。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广义产业承接测度法测量了曹妃甸区产业承接的水平，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量了曹妃甸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两者间的变化趋势分析了产业承接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曹妃甸区产业承接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其绿色经济发展的能力也同步提升，曹妃甸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做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同时，从长期来看，随着曹妃甸区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其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会实现高水平的协调。

（二）对策建议

产业承接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是曹妃甸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从当前来看，曹妃甸区仍存在着能耗指标居高不下、大气排放指标不降反升、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明显等问题，需要在产业承接中更进一步做好绿色经济发展。因此，为进一步做好曹妃甸区产业承接转移与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推进，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牢固树立产业承接转移的生态价值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遴选产业承接转移项目时，要重点关注承接的项目是否有利于曹妃甸区自然资源高效合理利用，能否带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有选择的承接产业转移，吸纳区外投资，尽量选择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区域经济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尤其是更多关注新型绿色产业，以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化发展。

二是围绕生态产业链重构产业承接转移模式。要遵循生态经济发展规律，以产业关联为基础，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以循环生态产业链为依托，对承接转移产业的各种中间品、次级资源进行层层分解、有效整合，形成专业分工的产业配套体系，并依托产业链的纵、横耦合各相关产业链，实现各类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产业承接转移生态化链式发展。

三是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加大R&D投入力度。除产业承接外，曹妃甸区自身也应当在承接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加速生产技术换代升级，降低污染，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绿色科技的应用。鼓励企业利用已成熟的节能、节水、节材、环保等先进适用技术，加大绿色科技在生产全过程中的运用，有效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

四是促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针对承接的部分污染企业同时实施生态补偿和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要通过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吸引域外投资，鼓励已承接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要依据曹妃甸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科学确定产业准入标准，提高污染企业、“三高”产业的进入门槛，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排放等落后生产能力转入，同时对已承接的能耗不达标企业实施约谈、公告并限期整改，以环境规制等一系列惩罚措施增加企业污染成本，迫使企业转向绿色化生产，从而实现激励和惩罚两方面引导企业开展绿色产业升级。

五是充分运用政策的组合拳效应。单一产业承接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难以有效保障曹妃甸区对绿色产业的承接以及产业承接后的绿色改造，必须将产业政策与能源政策、环境政策、创新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相结合，综合运用以协同推进曹妃甸区产业转移的绿色承接。

参考文献：

[1]汤维祺，吴力波，钱浩祺.从“污染天堂”到绿色增长——区域间高耗能产业转移的调控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16（6）：58-70.

[2]陈景华.区域产业转移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J].东南学术，2019（1）：123-130.

[3]嚴运楼.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7（5）：55-60.

[4]张静，付金存.区际产业转移的框架构建、机理解析与策略匹配[J].经济体制改革，2015（1）：69-73.

[5]王鑫静，程钰，王建事，丁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J].经济地理，2019（8）：95-105.

[6]张峰，薛惠锋，宋晓娜.国家高效生态经济战略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否兼顾环境效益？[J].经济体制改革，2020（3）：181-186.

[7]王建民，蒋倩颖，张敏，仇定三.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低碳发展效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2）：50-54+85.

责任编辑：彭银春

作者：肖琳琳

绿色经济与自动化技术论文篇3：

论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转向

摘要：以经济价值为主要取向的技术创新给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避免生态危机在中国重演，一些学者提出了技术创新应该从经济价值到生态化取向的转向。在认同这一转向的基础上，提出还要更好地协调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取向和生态价值取向的关系，需要使技术创新进一步从当代的生态化取向，转向生态经济取向。

关键词：技术创新；生态经济；生态化；价值转向；生态价值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源于技术创新的持续活跃。技术创新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重视，部分国家也因为技术创新的理论与政策运用得当使得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例如美国、德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技术创新非常活跃，新发明、新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从而促进两国的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头号的经济强国。

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带的生态危机问题，引起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①对技术创新与生态危机是否有必然联系的思考。面对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在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存在着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正是因为技术创新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控制日益加强，使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放弃技术使人类回到前技术时代。这种观点以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与此相反，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技术进步能够解决工业文明在发展过程所出现的生态问题，技术被看作是拯救环境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环境主义为主要代表。然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透过技术创新与生态危机的表面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质，明确反对了上述两种观点，他们认为技术创新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也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而只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因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本身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创新是否会带来或者加深生态危机主要依赖于创新主体的生态意识及其所处的政治制度环境。

一、我国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的研究

现状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活动不仅注重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而且开始注重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取向。一方面，为了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覆辙，我国政界已经明确提出了技术创新活动必须以生态良好为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性转变为集约型；学术界也已经进行了若干关于技术创新从传统创新观念向生态化转向的理论研究；产业界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也开始以生态良好为出发点，重点开发和研究低碳、环保等方面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为了协调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取向与生态化取向和响应生态文明发展观的号召，技术创新主体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从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到生态经济取向的转向。

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的相关研究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却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愈发尖锐。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在我国重演，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关于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了，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的必要性。例如以彭福扬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技术创新的生态化，他们从社会发展观的角度提出传统技术创新观与新的社会发展观的不适应性，新社会发展观的综合性、可持续性、主体性决定了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的必然性 [1]。他们在认可工业时代以来的技术创新活动把追求经济价值作为判定技术创新成败的唯一价值标准，客观上对推动经济增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对把经济增长作为技术创新的唯一价值标准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批判，论述了技术创新由过去经济价值取向到生态化转向的必要性。此外，还有以易显飞为代表的学者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技术创新价值取向各异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技术创新从农业时代的朴素生态价值取向到工业时代的生态价值缺失，再到后工业时代生态化技术创新的价值理想 [2]。易显飞等还从后现代主义生态观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有必要实行价值转向，转向为追求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他们还提出在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技术创新活动中，需要将技术创新活动终端从市场扩展到生态环境，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提出多种措施来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转向 [3]。在类似的文章中学者们都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示了技术创新由传统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到生态化转向是避免生态危机、减少环境破坏的最佳选择。

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出发一致批判了工业时代技术创新以经济价值为唯一价值取向的技术创新模式，并认为这是造成工业时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生态危机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再次发生，他们都提出了技术创新必须要进行生态化转向。对于上述学者们的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生态价值转向等类似观点，笔者也表示赞同，并且认为在经济发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有必要更加明确地提出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

二、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的相同与区别

从宏观上来看，虽然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的共同点大于区别点，但从微观上看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生态经济取向比生态化取向更深入和明确在生态文明发展观指导下技术创新以生态经济取向为核心的思想，这种生态经济取向的精髓，就在于它是生态化取向与经济价值取向的融合，而且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联系更加紧密。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张坤晶：论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转向

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的共同点有：（1）共同关注技术创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不论是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还是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二者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出发点的，都是对只从经济角度思考技术创新的动机进行批判；（2）它们的共同指导思想是可持续发展观；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唯利是图的指导思想，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是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而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都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与传统的技术创新发展模式的根本不同之处。（3）共同呼吁技术创新主体和政府强化生态保护的意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批判已经告诫我们，在社会意识形态上要提倡生态文明和生态建设，只有首先在制度层面确定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后，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才会强化技术创新的生态意识，不至于唯利是图把生态保护置若罔闻。而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都是以加强和提高技术创新主体的生态保护意识为着力点的。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与生态化取向的共同点表明，前者汲取和继承了后者的合理内核与积极诉求。

但是，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又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生态化取向所达到的认识上，而是看到了它的不足，并以更丰富和更全面的追求来弥补这种不足，从而形成一种更合理、更全面的价值追求。在此就需要明确生态经济和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两个概念，这样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技术创新生态化取向与生态经济取向之间的区别。（1）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y）“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4]7。（2）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是指技术创新主体进行创新实践时，合理配置资源，以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谋福祉作为技术创新的方向，它强调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以生态经济观为指导思想，考虑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既保证技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生态平衡，同时又不是为生态而生态，而是要使处于生态化良性循环状态的技术活动进一步产生出经济效益，在实现生态价值的同时又创造商业价值，最终实现人类的生态理想和经济目标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协同实现。

技术创新的上述取向，可以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双赢。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分析，关于技术创新生态经济取向更突出了生态对于人类的有用性、有利性和发展性，从而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价值的双赢。为了避免在技术创新中分裂生态化取向与经济价值取向的错误思想的再次出现，即避免因为强调生态取向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放弃经济和商业的上的追求，有必要明确在技术创新中生态和经济价值的兼顾，亦即从生态化取向到生态经济取向的转向。

在人类对生态问题的认识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夸大生态化取向的“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呼吁尊重动植物及至整个环境独立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呼唤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平等，甚至呼吁为了解决生态危机，人类社会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主张经济停滞不前的“零度增长”，维持现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包含有与这种“生态中心主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 “权利决不能走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305。马克思并不赞成环境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观点，而是赞成自然具有工具价值，但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能随意支配自然，人类只能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的利用自然。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人类‘利用’自然的意愿大量地包含道德、精神和审美价值——但是它们是人类的价值，而不是从具有它自己神秘而不可接近的目的的一种外在的、崇拜自然中解放出来的想象的‘内在’价值”[6]168。基于人与生态之间的深层辩证关系，笔者认为技术创新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是人的生态的质量都能得到改善的发展观，是人基于呵护生态基础上不断获得身心发展（其中也包括不断走向富足）的技术观，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基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并且使得这种创新是合乎生态化要求的创新，不仅如此，还是这种合乎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可以走向工程化、产业化、商业化，即实现其经济价值，唯此技术的真实目的才能达到。

“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技术的持续创新来实现， “特别要发展‘以人为尺度’和‘以生态为尺度’双重标准下的新型技术”[7]39。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取向只突出了“生态”的尺度，而有忽视经济价值的嫌疑。与此相反，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转向更加明确了以 “人”和“生态”的为尺度的新型技术创新双重标准，因此是新技术合理的、有前途的出路。胡锦涛的科技创新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曾指出“要大力加强能源领域的科技进步创新，提高我国资源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寻找和开发替代资源，发展可再生资源，为建立节约型社会提供技术保证。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加强对废物的再次利用，加快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生态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遏制生态退化现象，发展循环经济”[8]。生态经济矛盾、可持续发展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技术创新必须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联系更加紧密。首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把社会、经济、环境等各项指标综合起来评价发展的质量，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正是在综合社会、经济、环境等各项指标后进行的创新活动。其次，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就是在强化环境与资源的保护的意识下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可再生资源不断增值，永续利用。再次，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强调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结合起来，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是以生态的经济价值、生态的伦理价值和生态的功能价值为引导，注重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结合起来，再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三、技术创新生态经济转向的目的与

意义

技术创新从生态化取向到生态经济转向的目的是为了突出生态经济在技术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生态经济的本质要求。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社会将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如果没有以生态经济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社会将面临生态危机的危险，所以为了更好的应对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我们必然走向技术创新从生态化取向到生态经济转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了解，明确技术创新生态经济转向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避免生态负价值的产生；在工业时代，由于没有明确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价值，所以技术创新走向了它的反面——生态负价值。“生态负价值指技术创新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9]。在工业时代，恩格斯对技术创新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其产生的生态负价值。在恩格斯看来，在19世纪的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工业化浪潮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他写道：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定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0]158。

第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如今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解决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战胜贫困挑战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应给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而不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关注环境保护。与此相对应的，技术创新生态经济取向的提出就是为了协调技术创新在生态化取向与经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做到不顾此失彼，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价值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创新从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后，是可以实现既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又增加经济利益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正如在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主要原因，但认为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11]9。马尔库塞因此主张，必须使技术从以营利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技术合理性”。

第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克服了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新主体逐利的本性；其次，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中保护自然，建设现代化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基础之上，有效解决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以既保证满足当代人福利增长的生态需要，又能够提供保障后代人发展能力和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思想；再次，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就是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它追求的是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思想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与生态经济的本质的最充分表达”[12]7。这一科学命题要求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时要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以生态经济观为导向，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从最终目的来看，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推动科技发明的新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绿色产品的新市场开拓，提高提高绿色低碳经济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取得生态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生态资本增殖的可持续经济。总之，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取向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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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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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春燕. 论技术创新的价值回归 [J]. 晋中学院学报， 2011，（8）： 51-53.

[10]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11][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