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手稿政治学论文

内容提要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资本论手稿政治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资本论手稿政治学论文 篇1：

李乾坤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

摘要：“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其产生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土壤上，专注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以价值形式理论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研究，力图以此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新的诠释。自2008年以来，以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运动的思想资源再次吸引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英格·埃尔贝博士在受访中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包括“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特征与定义，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它的思想传统的谱系，它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与思想史背景，它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及其当代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等，为我国学界深入了解“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

关键词：新马克思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6

[译者导言]“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这一思想运动主张通过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重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从而为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力图立足于这一价值形式理论的范式，进一步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解释。自1997年以来，这一运动在德国日益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2008年，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出版了《西方的马克思：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一书。这是西方学界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对这一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思想潮流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英格·埃尔贝博士接受了一次深入访谈，现予披露，以期有助于我国学界对这一运动有更多了解。

李乾坤（以下简称“李”）：英格·埃尔贝（以下简称“埃”）博士，您是德国学界第一位系统研究“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这一内容也是您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涯，以及您为何选择这一内容做您的博士论文，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在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埃：我在波鸿鲁尔大学学习哲学时，就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主要阅读批判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鲁尔大学并不提供与马克思相关的课程。我们必须通过自学，并借助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如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1929年生于图宾根的鲁多尔施塔特，经济学家、哲学家，1968年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作为“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首要开创者，其代表作有《价值形式的辩证法》（1969）、《马克思价值理论重建材料》（1978）；其曾主编《社会：马克思理论研究》辑刊（1974—1981共14辑），这份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年生于海德堡，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大学教授，199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价值的科学》（199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2004）、《如何閱读〈资本论〉》（上、下卷，2008、2013），任《阶级斗争问题》（Prokla）杂志主编。、狄特·沃尔夫狄特·沃尔夫（Dieter Wolf），1942年出生，社会学家、信息技术学家，独立学者，197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黑格尔与马克思：绝对精神和资本的运动结构》（197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980）、《商品与货币：〈资本论〉中的辩证矛盾》（1985）。等，来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的目的就是拒斥德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作斯大林式的理解，以及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批判。因此在根基上，我们恰恰同“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们在1960年代中期的探索有着同样的初衷。不过，对我们来说，历史情况与那个年代的联邦德国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一时期，一个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获得教授席位已然变得不可能了。目前，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相结合。特别是在关于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问题上，如果不将马克思和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结合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些问题的。因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到当时在德国左派中广泛开展的反犹主义批判（但不限于此）之中。

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弗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于基尔，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德国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早年曾求学于阿尔都塞，代表作有《转途：马克思主义危机中的政治理论》（1983）、《激进哲学：对启蒙与解放的探讨》（2002）。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教授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1949年生于威尔海姆斯哈芬，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系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和施莱尔马赫的研究，代表作有《马克思：对其理论发展的探讨》（1985）、《辩证法与反映：理性概念重建》（1994）、《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2015）。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得到了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没有这笔资助的话，我很难最终完成博士论文。

李：在您的博士论文《西方的马克思》中，您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独立传统，这一做法，我相信不论对中国学界还是对西方学界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富开创性的做法。您能不能阐释一下，“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讲，您是如何定义“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

埃：“新马克思阅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因为它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特定方法，以及对认识对象的理解方式——这里首先批判的是恩格斯开创的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方式。从“新马克思阅读”的范式看来，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阐释为经验式的，也因此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降低到了李嘉图的水平上，也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上。“新马克思阅读”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阐释指认为一种总和性的，即将其包括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我的博士论文特别指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种介于古典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的矛盾。

在内容上，“新马克思阅读”坚持价值实体和价值是财富生产历史的特定形式，而非一种超历史的、为所有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现象。“新马克思阅读”指出，马克思那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表述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之间是不能分离的。

国家推论国家推论，是德国1970年代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的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因马克思生前并未完成国家理论的研究计划，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只有立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推论。其代表人物有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约阿希姆·毕施霍夫、艾尔玛·阿尔特法特等，国家推论被“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视作其构成部分。是1970年代在聯邦德国出现的一种独特思想现象，在这一讨论中，“新马克思阅读”批判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理论。列宁主义尽管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却没有解释清楚为何这一国家属性可以得到制度化。社会民主党虽首先将国家视作无产阶级的保护机关，却没有揭示出国家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主张回到《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与商品、财富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纠葛，从而必须采取一种外在于经济的公共的权力结构，一种“并不从属于特殊，而是超越一切的，针对一切的权力”（帕舒卡尼斯语），并且同时依靠这种“中立”的权力——这是对私有财产等类似东西的保障——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统治。此外，国家尽管要作为无产阶级的保护机构，但同时也是资本的再生产形式，这一点，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Rudolf Wolfgang Müller），1934年生于日本神户，政治学家，196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汉诺威大学教授；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Christel Neusü）（1937—1988），女，政治经济学家，曾任柏林经济高等学校教授。二人在1970年合写的论文《社会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是国家推论讨论中的重要文献。已经指出了。

“新马克思阅读”也重建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这里尤其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资本论》使得与制度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的阐释得以成为可能。

“新马克思阅读”虽然从事经济学批判，但并不表明它是与决定性的、客观的、历史哲学的论证模式——正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还在频繁进行的——相兼容的。“新马克思阅读”要证明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元素，如贫困化理论、自动化生产力进步模式、将无产阶级作为清醒的即告别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这些正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可以发现的。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已然开始将其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中拓展开。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支柱并不牢靠：阶级斗争是在内在于资本的结构化强制中进行的，并首先是在处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拜物教形式之中进行的。一种绝对的贫困化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元素，生产力并非历史的推动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当然，对于“新马克思阅读”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它的观点是：社会的视角不能够系统地从个别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中发展出来，马克思主义因而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李：中国学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相信，对“新马克思阅读”还很陌生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许多人一定会非常关心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阅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大多是阿多诺的学生，阿多诺在既往的研究中显然是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批判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解读。

埃：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和变化中的主体之作用，并且力图将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的因素作为西方革命缺席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新马克思阅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经济学的批判和政治理论的具体研究并不占据中心位置，它大多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并没有对《资本论》的具体研究。不论是卢卡奇，还是布洛赫抑或葛兰西和阿多诺，都是如此。特别是他们非批判地接受了恩格斯在国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立场，并将之作为前提。与之相反，“新马克思阅读”的中心议题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范畴体系进行研究，不仅批判恩格斯的解读，并且再次将国家问题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当然，“新马克思阅读”也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作为相对次要的主题来研究。

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当然有其特定的产生环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兴起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背景？

埃：“新马克思阅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解释的一条新路径，这条路径首先是在1960年代中期形成的（有苏联的两位先行者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和伊萨克·鲁宾），其在联邦德国的背景是缘于左派学生运动，其时代背景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持续的、国家福利化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而动摇，以及在越战期间反共产主义共识的破裂。此外，“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也因德国大学在战后的大规模扩建而获益。自1960年代中期始，德国新建、扩建了许多大学，这为左派学者提供了大量的位置。一般而言，“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读，并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立足于学术领域。“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理解都有很大局限，因此需要一种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读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阿多诺的学生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1939年生于瑞典布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伊林·费切尔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68），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后在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的积极争取下，在布莱梅大学接替了佐恩-雷特尔的教席，直到退休。他也被视作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还有《新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逻辑批判》（2008）。、于尔根·李策尔特于尔根·李策尔特（Jürgen Ritsert），1935年生于法兰克福，社会学家，1966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和海尔穆特·布兰特尔等是非常关键的代表人物。除此以外，还有完全独立于阿多诺的，如约阿希姆·希尔施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1938年生于内卡河畔施文宁根，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Veit Michael Bader），1944年出生于乌尔姆，阿姆斯特丹大學社会与政治哲学荣誉教授。

***** 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Alex Demirovic′），1952年生，德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客座教授，柏林工业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任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高级干事。

******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柏林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是阿尔都塞思想在德国的主要介绍者之一。

等，这些人也为“新马克思阅读”做出了贡献。另外，“新马克思阅读”的核心活动地点，曾是柏林、法兰克福和不莱梅。

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有趣的思想史现象是：在德国和法国学界同时开展了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在德国，是以阿多诺的学生为核心，而在法国则是以阿尔都塞的学生为核心。对德法这两个思想潮流进行对比研究，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和弗里德·奥托·沃尔夫******都已经开始尝试了。对此，您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吗？

埃：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端于1965年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共同主编的《读资本论》。在此之后，《资本论》研究就超出了法国而拓展到了西德。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想要得出一种与马克思的自我评注相对立的辩证法，并在此过程中驳斥了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说”，以及概念的、逻辑的、历史的、展开的统一这些论题；朗西埃有力抨击了恩格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本质范畴的经验主义解释，并且批判了恩格斯在历史发展领域中对财富形式的解释。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后来的思想发展，对“新马克思阅读”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走向了一种愈加明确的后现代方向。

李：您的《西方的马克思》一书可以被视作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的一个独特事件，它在德国激起了众多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判了您在这本书中对“新马克思阅读”传统建构的努力，如卡尔·莱特尔和克里斯多夫·海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呢？

埃：很遗憾，大多数批判者从来没有真正试图理解“新马克思阅读”的立场。就此而言，这些讨论更多是作为令人有些恼火的并被证明为一些参与者的极端的无视。批判来自不同的方面。卡尔·莱特尔的主要观点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部，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是完全无意义的。他将“新马克思阅读”称作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在“新马克思阅读”这里，处于核心位置的范畴是价值形式而非生产。这种说法不仅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显示出莱特尔落后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关于特定形式的，也就是市场和价值中介的形式，它采取了在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从而使得一种结合动力学得以成立，这种动力学强迫所有阶级和个人处于一种资本的价值化逻辑下。莱特尔是完全不理解这些的，他站在一种强烈的活力论的和受到后现代影响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将革命主体的作用视作到处都存在的。克里斯多夫·海宁的批判我也不能理解和赞同。他对我的著作的阐释是不公平的，并且宣称，我没有解释清楚形式概念。然而关于形式概念我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非常系统地加以阐释了，尤其是在论述海尔穆特·布兰特尔那里。批判的总体基调也是从德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批评“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结构主义”，它没有提供更为革命的改变，并且是学院化的。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德国左派们对我的看法，就是一种彻底的对科学和理智的敌对。

李：埃尔贝博士，这么说，您也将自己算作“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一员了？

埃：这是一定的。在思想内容上，我首先是站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狄特·沃尔夫的立场上，然而我同时也从事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作边缘的领域，例如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在这一问题上，普殊同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年生，加拿大华裔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作为《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1993）。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也试图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进行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衔接。但是我的观点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弗洛姆和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李：“新马克思阅读”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如《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那么“新马克思阅读”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呢？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集中探讨了这一主题，“新马克思阅读”和阿尔都塞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何不同呢？

埃：“新马克思阅读”当然也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研究得很细致。“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恰恰对早期和晚期著作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著作史研究，最早在海尔穆特·莱希尔特那里，他的《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70）一书就有大量篇幅探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时，在革命理论方面，阿里克萨·摩尔也做过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一问题上还曾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过评注（1980，1981）。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1991）中同样也探讨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从内容上来讲，“新马克思阅读”对此问题没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一些人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一致性，而另一些人则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断裂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认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行教条，较之于晚期著作，更多还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的。这也表明，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水平。换句话说，马克思将他在1857年之后的晚期著作视作一个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影响并导致了马克思在个别定理上做出了决定性的改变。另外，还有对马克思晚期著作中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些变化进行的批判。这些讨论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简单概括。

李：“新马克思阅读”首先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着墨更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也被恩格斯称作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那么在“新马克思阅读”的语境中，您是如何看待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关系问题的？

埃：价值形式理论非常重要，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并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他的“构成价值的劳动”概念，才导致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根本决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99.价值实体在马克思那里是高度历史化的和社会化的，而在斯密那里则是超历史的和纯粹人类学的。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一方面，剩余价值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和价值中介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只有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才是存在的。于尔根·李策尔特将《资本论》“商品—货币—资本”之中描述的发展，理解为向阶级关系的形式分析的后退，并将此视作价值形式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这些看起来显得简单的范畴，是以总体的社会化方式及其现实化为中介的，因而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与恩格斯清晰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的观念相对立的。W—G—W的循环形式因此并非简单商品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一个抽象概念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认为“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臆测。

李：埃尔贝博士，我了解到，自1990年代，您就在波鸿鲁尔大学建立了一个“红色鲁尔大学”的读书组织，您的一些同学也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探索。您是否可以对当前德国之马克思研究的状况作一介绍？

埃：在联邦德国，与所有人看到的表象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日益在大学受到挤压，仅有一些完全孤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德国的大学拥有位置，绝大多数不得不接受那种受限制的教职，或者以编外的身份在大学勉强度日。然而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马克思又重新成为探讨的对象，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兴趣。然而当学术领域的哲学家们研究马克思时，多数只是以激进批判的形式来面对马克思，也没有对过去40多年的马克思研究进行认真回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很遗憾地再次陷入了政治性的泥沼之中。此外，一些政治上左翼的组织，也不愿承认这些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这是一种荒诞的情形。

李：您的新书是关于政治哲学的，您在其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了吗？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在此意义上，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的研究？

埃：我的这本书，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霍布斯、洛克、康德）、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施密特、凯尔森），以及批判理论（马克思、阿多诺、弗洛姆、萨特、哈贝马斯、阿伦特）的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统治关系的特征。从马克思、弗洛姆和阿多诺出发，我将资本（而非资本家）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独立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同时也追问了个体的、直接的统治在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这些问题在解释极权时和法西斯主義大逃亡时，具有什么样的潜力。

我激烈地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立足点。在我看来，他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根本特点，对马克思作了灾难性的错误解读，并建构了一种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理论。我在2012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向哈贝马斯陈述了我的批判，哈贝马斯直接拒绝了在内容上给予回答。哈贝马斯及其学派（我将霍奈特也算作其中）试图推动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民主的、认同资本主义的工程，并且相信这样的幻象：能够给予资本主义一副“人”的面孔。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都是哈贝马斯和他的学派根本不关心的。这一流派对我们当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给出任何解答。

李：埃尔贝博士，非常感谢您耐心细致的回答。

（本文翻译：李乾坤）

作者：英格·埃尔贝

资本论手稿政治学论文 篇2：

《资本论》与资本主义“最典型地点”

内容提要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完成的事实也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

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主义 精神生产 最典型地点 文献出版物

〔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发布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这里不仅赞扬了英国工厂视察员及公共卫生医师们的“内行、公正、坚决”，而且也率直表达了对保障前者“有全权去揭发真相”的英国现代制度文明的某种赞赏。我们结合《资本论》大量引用英国政府出版的调查报告文献等可以推断，当马克思说这番话时，对他侨居英国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应该是怀抱某种钦敬乃至感激之情。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课题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侨居英国的德裔学者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阅读、研究、享用这些出版文献，是基于后者所由产生、汇聚和流通的先进文明因素。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问世的事实也足以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资本论》命题之一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例如与诗歌与艺术相敌对。”这个命题的深刻性是基于辩证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关于该命题的“相敌对”方面，参见拙文《“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诗学命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刘纲纪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策策

作者：陆晓光

资本论手稿政治学论文 篇3：

当代生命政治批判的双重阐释路径

【摘要】当代生命政治批判是基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和后政治的时代背景的探讨，由此呈现出生命安全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阐释路径，这为我们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范式。但是两条道路有同一个理论缺陷：以空洞的理论姿态进行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生命安全的角度外在地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内在地挖掘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内外批判展现马克思的理论是立足于现实的人，并力图突破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现实的力量，这是走向生命解放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生命政治批判  福柯  马克思  《资本论》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8.012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受到大批哲学家的关注，尤其以激进左派阿甘本、奈格里、哈特、齐泽克等人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的争论，开启了生命政治研究的新格局，生命政治学进而也成为当代哲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基于激进左派的生命政治学的争论，主要有两条不同的阐释路径：第一条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阐释路径。这一阐释路径继承马克思的理论资源并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而挖掘时下的生命政治问题，从而达到生命政治批判的目的。第二条是以生命安全作为阐释路径。这一阐释路径基于在恐怖袭击、集中营等现象成为常态化的政治背景，力图使人们从“赤裸生命”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在这一争论中，激进左派学者从各自的阐释路径出发，不断尝试解开生命治理的枷锁。在这一意义上，生命政治批判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范式，这在后政治的生命政治的时局下凸显出激进左派的批判精神。但是，齐泽克指明了其中的问题：“当前的障碍在于，在社会政治运动面前，有两条道路：要么是在体制内玩（即‘通过现有体制踏上慢慢征途’），要么积极地投入新的社会运动，從女权运动到生态运动到反种族歧视运动。”[1]换句话说，他们是以空洞的、妥协的姿态与资本主义保持平衡。生命政治的解放道路一方面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阐释路径内在地揭开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以生命安全作为阐释路径外在地戳穿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形象。只有在二者的内外阐释下，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生命政治批判，确立当代激进左派的理论目标，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最终肩负起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

生命政治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范式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生命政治”一词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鲁道夫·科耶伦（Johan Rudolf Kjellén）之笔，他将个体生命引入政治范围内。在科耶伦看来，国家是超越个体之上的有机体。英美政治学界将这一观点发展为具有压制人性、宣扬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在这样的前提下，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在法兰克福学院的讲座中提出了“生命政治”一词重新开启生命政治的理论视阈。他的生命政治的对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探讨个体生命如何被放置在政治权力的框架内。今天以阿甘本、奈格里、哈特、齐泽克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学者重新激活生命政治理论。齐泽克指出我们正处在后政治的生命政治时代。所谓后政治是“声称摆脱旧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专注于专家管理和行政”。生命政治则是“将人类生命安全和福利政策作为其首要目标”。[2]可以看出，后政治的生命政治并不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和改良。因此，它的治理目标是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从表面上看，它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提升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但它却使得人们永远处在战争和恐慌之中。一方面，后政治的生命政治是以保障人类生命安全为幌子，从而防止潜在的骚扰和叛乱。它不断地制造恐怖危机，人们为了保障生命安全而产生政治热情，这导致人们完全深陷于后政治的生命政治时代之中。此外，后政治的生命政治制造出的恐惧政治表现出对移民、种族、犯罪等的恐惧，他们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以免造成经济负担和社会动荡。总之，后政治的生命政治展现出以“人道主义关怀”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但与此同时又将人降低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这警醒我们不要陷入后政治的生命政治的统治逻辑，从生命安全的假相中展开生命政治批判。

在后政治的生命政治的基础上，我们继续追问可以发现：后政治的生命政治不仅是管理协调生命的零层面政治，而且它不愿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逻辑，也就是说，将经济领域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当新的政治形式出现的时候，自由民主人士将问题仅仅局限在同性恋、种族、移民、生态等领域去探讨。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更为重要的不是颂扬‘第二次现代性’带来的新的自由和责任，而是强调在全球易变性和反照中仍保持原有的东西，强调充当这个易变性的原动力：资本的残酷的逻辑。”[3]后政治的生命政治过度强调自由、尊严，而有意忽视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即资本的逻辑，它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故而，激进左派强调“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学界的发展动向。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从科耶伦到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思想脉络出发，还是对后政治的生命政治的时代背景反思，生命政治批判的阐释路径要在生命安全的外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部瓦解的双重阐释路径中共同实现。

空洞姿态：生命政治批判的空洞姿态

近年来，当下的激进左派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进行生命政治批判。然而，齐泽克透视到“‘生命政治’正在发生潜在的转变”。[4]因而，面对两种阐释路径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理论困难：哪条阐释路径更能够合理、有效地实现生命解放的时代愿望，哪条阐释路径更能契合生命政治的变化，而这一理论困境也表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中，如何进一步推进生命政治批判。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阐释路径进入生命政治的代表人物是奈格里和哈特。他们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他们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断”尤为关注，可以说他们通过这一节的强调建构起一套生命政治理论。马克思曾预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机器将取代活劳动的工人，传统的工业时代将转向“一般智力”的时代。[5]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提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从而展现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机器对工人的操控，也就是考虑到劳动的形式吸纳，但是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资本同时控制人的情感、观念等，从而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即实质吸纳。因而，他们进一步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中看到了生命政治的剥削。但是二者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们将奇异的、流变的诸众视作革命主体。另一方面，也是更致命的是，奈格里和哈特只是看多劳动生产形态的转变而塑造诸众的革命主体。因而，这种革命主体依然是在资本逻辑的内部进行反抗。这种空洞的革命姿态依然无法解决生命政治问题。

以生命安全的阐释路径进入生命政治的代表人物是阿甘本。当下的哲学家共同面对的社会背景是在后“9·11”时代，暴力战争、移民、生态环境等问题凸显出来，宣称不强调旧有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降低为政府和专家的干预管理。政府和专家不断地制造恐惧危机，使我们仿佛生活在担忧和危险之中。然而，人们为了摆脱恐惧则认同政府制造的例外状态。“有意创造出永久化的紧急状态（即使在技术上并没有宣称），这成为当代国家的实践因素之一，同样包括民主国家。”[6]例外状态一词是指超越法律效力的状态，换句话说，它是对法律的悬置。当国家面对重要事件时，需要打破现有的法律秩序来克服突发状况。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造成人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主权者通过例外状态任意生杀公民和取消公民权力的生命，以实现对人的更隐秘性的规训。阿甘本受到本雅明的影响，试图通过弥赛亚宗教救赎的方式寻求解放生命的道路。弥赛亚是对旧有法律的悬置，悬置之后生发出以实现生命为解放的革命。在阿甘本看来，弥赛亚的降临是真正的例外状态，它是推翻原有秩序的真正革命形式。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出，弥赛亚的降临的方式是一种具有宗教的神秘化倾向。因此，这种脱离现实的革命依然是以空洞的姿态进行生命政治批判，人们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命政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奈格里和阿甘本为代表，分别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安全的阐释路径存在一个共通的问题，即以空洞的姿态进行生命政治批判，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局部调整或“等待”弥赛亚降临。如果按照这两种阐释路径任其进行生命政治批判，那么生命政治批判将依然无法继续深化和发展，最终走到脱离现实的纯粹的批判形式。

生命政治批判的实现路径

对于人类如何摆脱生命政治的规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中，资本实现对劳动的规训和管控。因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惩罚，内在地蕴含着福柯所指认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即生命政治的批判。”[7]马克思著作中蕴含了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現代的生命政治不仅体现在阿甘本等人指出的贫民窟、难民营的特殊情况中，而且应扩展到企业工厂之中。而关于企业工厂的考察，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资本论》中体现得尤为真切。

马克思首先考察到在工厂制度下人类的疾苦，《资本论》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的悲惨生活，“过劳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马克思从生命安全的视角开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家如果无法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运转起来，生产资料就会成为一无是处的预付资本，这将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资本家使用各种手段（如，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使资本增殖。但是由于资本家的贪欲，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的增殖，因而毫不顾及和关怀工人的生命安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8]当然，现代社会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通过运动争取合理合法的八小时工作时间，但是正如奈格里指出的非物质劳动生产情感、观念，这便将我们的工作时间无意识地延伸到日常生活，这同样是资本家的贪欲造成的结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也看到工厂以外大量人们生活的悲惨境遇，“穿破衣、住贫窟”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的描写，而这也是当今大批贫民窟、难民营的生动写照。总而言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观察到的社会状况同今天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别无二致，其原因自始至终都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他们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本家像狼一般地剥削工人，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工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

从生命安全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外在批判，而它的内在批判是其副标题所命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从而达到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产生异化、幻象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对工人进行生命规训和管控，其深层的表现在资本对工人的支配。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无论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8]工人为了维持其生存获得生产资料，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实现资本自身的增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同时获得了对工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从表面上看，工人出卖劳动力和资本购买劳动力，双方在契约关系下进行生产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资本利用劳动力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人付出与资本支付相等价的劳动力价值，并且获取相应的报酬，资本也获得与其相等价格的产品;第二个阶段是工人在剩余劳动阶段（亦“无酬劳动”阶段），工人付出的劳动被资本无偿获取劳动力价值。资本自身具有无限的增殖的性质，因而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改良机器等方式扩大生产力。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劳动力的价值，但工资的形式抹除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界限，而全部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9]工资的表现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幻象，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实际上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生命安全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路径进入到生命政治领域，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批判，而如今的当代的生命政治批判所展现的双重阐释路径与马克思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缺点具有一致性，他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表面进行生命政治批判，因而提出的策略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因此，真正的革命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这不仅是走出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困境的新路径，也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正确道路。

注释

[1]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2]Slavoj ?i?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p. 40.

[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应奇、陈丽敝、孟军、李势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3页。

[4]Slavoj ?i?ek，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London·New York： Vrerso， 2002. p. 9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6]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A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gago Press， 2005. p. 2.

[7]王庆丰：《〈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1～619页。

责 编/赵鑫洋

作者：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