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邻避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此，运用文献内容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对2007-2014年发表在CSSCI上的54篇有关邻避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变量统计，分析了关于邻避问题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篇1：

和谐教育环境下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摘要：和谐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和谐教育前提下分析目前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和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措施，促进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以及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研究生;和谐教育;素质缺陷;综合素质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的本在人，而人的培养在于教育。研究生是国家创造科技成果的生力军，他们的综合素质与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息息相关。在新形势下，我国必须造就更多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需求的创新型研究生人才，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因此，培养造就研究生适应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现有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缺陷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已不能完全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现有的研究生在素质结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 精神信仰丧失，人格异化

新时期的研究生，年龄多在20-35岁之间。由于自身因素的局限和各种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导致他们只重业务知识积累，而忽视思想道德修养。尽管当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有政治理论课，研究生的教学也有开设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重要的地位考虑，还存在重智轻德的认识误区，忽视了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1]，忽略了和谐教育中德智统一的要求。追逐名利的研究生群体在膨胀，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群体在萎缩;研究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生观与道德观同和谐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发生严重偏离[2]。

2. 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思想不牢

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忽视了和谐教育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本质。一些研究生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学科基础不够扎实､知识面比较狭窄､视野不够宽阔等结构缺陷。还有一些研究生文字功底薄，写作水平低，运用外语､计算机能力差，人文社科知识缺乏。这些状况严重妨碍了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的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必须迅速改变[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生根本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对本专业的学习研究抱着应付的心态。有的研究生则把读研究生作为一种进人更高社会层次的捷径，人在校园､心在校外，根本没有做学问的打算。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新世纪研究生理应明确自己的历史重任，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志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3. 创新意识与能力薄弱

创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推动力，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核心。然而，在目前研究生教育规模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大部分研究生还是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接受教育，缺乏主体参与意识，缺乏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不学无术，无法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4]。此外，我国研究生在专业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4. 身心素质不够健全

身心素质是人本身的自然资源，是人的整体发展的前提条件，是EQ的重要组成。身心和谐是和谐教育最基本的特征。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研究生素质教育并没有抓住身心和谐这一核心要素，我国研究生同身心和谐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突出，其普遍性与严重性大大超出了我们所想象的，只是他们不会像专科生或本科生那样容易表露出来罢了。一旦爆发则程度更激烈，轻者会产生紧张､焦虑､厌恶､回避､愤怒､抑郁等消极反应，重者甚至会发生厌世､自杀､杀人等后果。据不完全统计[5]我国现有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0%的研究生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随着年级的变化呈“U”字型。他们大多不能客观地反映外界事物，意志品质和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

5. 团队协作能力差

联合攻关是实施科研创新的有效途径。如何摆正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并有效地与他人合作是衡量研究生科研综合素质的重要参数。现有的研究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从小娇生惯养，造就了他们性格孤僻､自私自利､冷漠忌妒等不良人格特征。尽管有的研究生学业成绩很优秀，但他们的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等还相当欠缺，无法形成创新团队。

二､和谐教育环境下研究生素质结构

和谐教育环境下，我国研究生综合素质教育应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等。思想政治素质是保障､道德素质是灵魂､专业素质是核心､心理素质是基础，这些方面部有着自身丰富的内涵，同时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1. 合格的政治素质

只有树立科学世界观､正确人生观和高尚价值观的研究生，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研究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是决定未来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骨干力量，理应具備优秀的政治素质。现有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生必须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伟大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上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2. 杰出的专业素质

①厚基础，宽口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依靠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里研究生理应成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主力军。创新是建立在全面综合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因此，创新型人才一个显著特征是突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并实现知识的高度融合。“厚基础，宽口径”是研究生成才的前提基础。

②献身科学精神，热爱专业：新世纪研究生作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必须树立良好的科学精神､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专业､具备稳固的专业思想，这是学好专业的前提。

③高强的学习能力：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成为未来本行业的专家和权威的可能性更大。这就要求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切实掌握好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今世界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研究生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尽管现有的知识层次已较高，但仍然面临着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终身课题。因而必须具备高强的学习能力，不断汲取新知识。

④杰出的创新能力：新世纪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专门人才，与一般的大学生和技术人员相比，更需要培养出类拨萃的创业创新才能，这是研究生人才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激烈竞争过程中的制胜资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同等重要。所谓“冒险”，就是确定努力目标，正如科研工作中的“选题”;所谓“创新能力”，就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技术。科学的冒险精神并结合突出的创新能力将会使新世纪研究生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并最终走向成功。

⑤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研究生在学习阶段或毕业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创业创新工作，如科研､生产､管理和推广工作，甚至包括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工作不仅需要研究生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需要具有很强的社交､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因此，广大研究生要努力加强实践，加强锻炼，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全面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争取成为出色的“管理型专家”或“专家型管理者”。

3. 良好的身心素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研究生应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文素质，努力多学文化哲学著作，从中汲取人类精神的瑰宝，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并把它与科学素养有机统一起来。新世纪研究生必须要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良好的合作精神。要正确处理好与导师､同学和社会三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利益得失。研究生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力军一定要谦虚､诚实､学风正派，要无私､宽容､与人为善，要求同存异､相互容忍。

三､和谐教育环境下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有效措施

研究生教育工作要在继续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和谐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和改进，为国家培养大批思想政治过硬､道德高尚､专业素质强､身心素质好､创新能力突出的高层次人才[6]。为此，以下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 加强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造就德才兼备型人才

和谐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德才兼备型人才，在研究生素质教育中要树立德育为首､智育为重的教育理念。江泽民同志[7]曾经说过：“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因此，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一定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针对性，讲究实效性。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认真抓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克服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的现象。要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革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不同形式的理想信念教育，充分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使研究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信仰，理智的政治热情的高层次人才[8．9]。

2. 丰富教学内容，优化研究生知识结构体系

和谐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复合型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一个关键要素是突出知识的复合，不仅要求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宽，而且要求知识的融合度高。许多优秀研究生的成功实践证明，“厚基础，宽知识”是一个人创造人生辉煌的前提和基础[10]。鉴于当前研究生知识结构失衡的现状，高等院校应高度重视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合理调整研究生学位课程，将人文学科渗透到专业课程设置中，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充分体现基础性､宽广性､新颖性的有机结合。真正从过窄的专业教育模式转变为综合培养模式，优化知识结构，拓宽学科领域，以加强实践环节和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创新人才[11]。福建师范大学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建设､加强实践锻炼､增强创新意识､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提高学位授予质量和营造成长环境等措施，建立了全新的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3. 结合个性教育，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创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靈魂，是和谐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对研究生素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将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充分体现和谐教育“和而不同”的精神，切实保护研究生对某一领域萌发兴趣和好奇心。通过文献阅读､学术交流､前沿讲座､科研训练､中期筛选､综合测评､学位论文等环节，全面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要给研究生施加一定的压力，使他们不断在科研和生活实际中得到磨练，逐步掌握科学方法､学术规范和创新规律[12]。实践证明研究生从事的研究工作越多，出的成果就越多，水平就越高，得到的知识技能就越多，创新能力就越强。

4. 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研究生的身心素质

和谐教育是培养“身体之能力”与“精神之能力”协调发展的人[13]。健康的心理，强健的体魄，是研究生完成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并创造美好未来的基本保证，是进行和谐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人的主体性既来自于心理素质，也表现在对心理活动自觉掌握和控制上。在研究生素质教育中，通过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讲座等方式建立全面性立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增强承受挫折能力[14]。香港高校设立的心理咨询中心提出的“全人发展”模式(Whole person development)，通过社会认同､角色训练､自我识别､自我发掘等行为教育，增强学生的包容力､选择能力和受挫力，构建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对我们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很有借鉴作用。广大研究生应正确认识个人的心理状况，关注心理健康，积极克服消极情绪，保持健康心态。同时，研究生应努力加强身体素质锻炼，这既有利于自身体质的增强，也有利于心理情绪的健康[15，16]。

5. 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导师队伍

导师是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引路人，是学生行为的榜样和示范，导师的学术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毕业硕士生应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毕业博士生“必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的要求，导师要根据学科发展趋势､研究生自身的特长，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严格管理选题､方案设计､实验实施､论文撰写等环节，特别要鼓励研究生使用新方法。随着综和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建立一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责任感强的导师队伍已迫在眉睫。为此，福建师范大学采取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严格导师遴选制度､严格导师上岗制度､建立有效奖励机制等系列措施，强化导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6.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研究生团队精神

团队协作是未来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要鼓励研究生在学习､科研､答辨中相互协作，鼓励研究生参与校内､外一切有益的社会活动和服务活动。通过实践，不断培养他们集体主义观念，让研究生在这个队伍中不断得到磨练，不断认识到相互团结､相互帮助､拧成一股绳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断增强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

总之，和谐教育是以和谐教育手段培养全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才。在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以和谐教育为理念，建立全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精良地导师队伍､创造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及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氛围等方面出发，不断地积极探索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途径，促进研究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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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潘炳龙．金佩华.新世纪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1(8)：77-79.

[12] 胡海辉．陈雅君．张庆.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现存问题与改进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4)： 53-55.

[13] 燕国材.论和谐教育与和谐社会[J].探索与争鸣.2005(11)：58-60.

[14] 吴星杰.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基本思路[J].辽宁教育研究.2006(8)：81-82.

[15] 李小昱．王为．张终．et al.研究生创新素质培养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7(1)：75-76.

[16] 李兰．韩梅.我国研究生教育科研素质培养探究[J].中国冶金教育.2006(4)：79-81.

责任编辑：刘皓

作者：陈　芳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篇2：

国内邻避冲突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邻避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此，运用文献内容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对2007-2014年发表在CSSCI上的54篇有关邻避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变量统计，分析了关于邻避问题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邻避问题研究存在以下問题：缺乏以多学科交叉为前提的多重视角分析；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主题比例分配不均，概念、理论体系、逻辑范畴、演化规律的基础性研究比例较低；研究规范性不足，对基础理论建构不重视，研究阶段多停留在问题描述层面，较少进行深入变量分析；交叉研究文献较少，研究方法上多为规范研究而少定量分析等。研究表明：深化邻避问题研究需要以学科融合为前提进行深入的交叉研究，以深化应用性研究主题为导向强化理论基础主题研究，以研究范式的变革为基础谋求邻避问题研究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邻避问题；邻避冲突；社会治理；CSSCI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05

邻避问题，是指一类设施会对其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外部性，而由于地理位置远近的差异，不同居民为之承担的成本与收益不均，从而激发设施附近居民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有关邻避问题研究的关键词有“邻避设施”、“邻避情结”或称“邻避效应”和“邻避冲突”。邻避设施是邻避情结的根源，在邻避问题研究中，界定人们抵抗和反对的对象（即邻避设施）十分重要。国家为了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需要建立一些设施，这类设施能够带来社会福利，但是却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性，这些具有潜在危险的设施就是邻避设施。邻避设施的特点导致了周围居民的抗拒心态和反对行动，这就形成了建设方和居民之间的邻避冲突，也被称为“邻避效应”或“邻避情结”[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邻避设施范围不断扩大，邻避冲突也日趋激烈，冲突事件的主体扩展到居民、项目投资人、社区、政府等治理主体，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冲突对国家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政府治理失灵。

邻避效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反映，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社会自治体系的形成及政治民主化。如若处置不当，邻避冲突将对政府公信力、公共管理有效性及社会稳定形成挑战，也会威胁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及公民权益的保障。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预期与邻避问题的出现形成社会治理悖论，引起了学界对邻避问题研究的广泛重视。近年来，国内邻避问题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基于概念界定、问题描述以及案例分析进行治理对策研究，但是与之相关的基础理论构建与反思存在明显不足[2]。为了避免邻避问题研究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不够、理论反思不足、重复研究过多等问题，本研究将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变量分析，利用文献计量法进行编码，在总结现有邻避问题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力求促进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以期推进邻避问题治理体系的完善、研究体系的健全与共通性学术话语的达成。

一、样本来源与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精确性和代表性[3]。近年来，关于邻避研究的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考虑到文献的代表性以及样本规模适度等因素，本研究以国内最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文献作为样本数据，以期所得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效度。笔者以“邻避”为检索词，截止日期为2014年12 月10日，排除新闻报道、笔谈、书评等文献项，获取54篇有效文献。这54篇样本的分布情况为：2007年1篇，2008年0篇，2009年1篇，2000年和2001年均为3篇，2012年6篇，2013年23篇，2014年17篇（考虑到文献入网的滞后性，2014年实际刊发的文献应该更多）。根据论文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主题研究主要集中在2012-2014年，约占总量的85.18%。最早的一篇以“邻避”为题的论文刊载在2007年的《当代财经》上，是由学者金通撰写的《垃圾处理厂中的邻避现象探析》一文。这篇文献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邻避现象作了概念界定，分析了邻避现象的内涵、本质及出现的原因。该文对邻避现象作了初步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文在截至作者检索时已被引用30次。2009年刊载的有关邻避问题研究的唯一一篇论文是学者何艳玲发表在《开放时代》的《“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该文通过分析具体事件而对“邻避冲突”概念进行了本土化界定，截至统计时间为止该文被引用次数已高达68次。邻避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最近两年迅猛增长，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引发的群体性反抗事件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主要是受宁波PX事件、厦门PX事件、上海磁悬浮事件等典型环境型群体抗争事件影响所致。一方面经济增长引致邻避设施的建设热潮，另一方面邻避冲突事件频发也促使了科学选址、风险沟通、政府治理等活动成为社会治理常态。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关于邻避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深化。

为了清晰完整地呈现国内关于邻避问题研究的概况，这里选取9个变量来分析样本文献，这些变量的意义及取值如下：a为作者单位来源，主要反映该研究领域内学者的来源，并将其分为4个类别，即高等院校、社科院、政府机构及其他；b为邻避问题研究论文刊载的主要期刊，识别出重点关注邻避问题的期刊；c为第一作者身份特征，反映本领域研究群体的身份结构，本文将其划分为正教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其他几个等级；d为研究阶段，反映邻避问题研究的领域的学术范式与思考。结合当前国内邻避问题研究实际，我们将邻避问题研究阶段划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分析（包括阐明变量、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三个阶段[4]。e为研究规范性，反映研究的规范性及其研究层次，具体从是否具有理论预设、是否具有文献述评、是否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判断[5]；f为研究主题与内容，反映邻避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及热点，结合样本文献的实际情况，从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的角度将研究主题概括为邻避问题基础性研究、邻避问题形成机制研究、邻避问题治理对策研究、邻避问题中政府行为研究、邻避冲突研究、邻避风险管理研究、邻避问题中公民权益研究共7类主题（因大量的文章属于交叉学科内容，我们很难将其精确到某一类主题，故按照近似原则进行归类）；g为研究视角，反映邻避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根据样本文献内容，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与传播学等研究视角来进行样本分类；h为资料来源，反映研究资料的质量、来源途径，分为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已有）；i为研究方法，反映邻避问题研究的方法特征，可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就是利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应当怎么样”，或者说研究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等这一类问题，它涉及伦理标准和价值判断；实证研究可分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

二、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邻避问题研究是一项涉及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新闻与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课题，属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的领域。准确把握我国目前邻避问题研究主导性范式学科、研究主题和发展脉络，是深化邻避问题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的邻避问题化解机制理论体系的前提。本研究按照上述9个变量对样本文献进行了分类编排，然后运用统计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对邻避问题研究的趋势、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研究范式、研究质量进行探析。

（一）邻避问题研究主流期刊与议题分析

邻避问题研究的样本文献零散地分布在不同学科的41种CSSCI期刊上，其中《城市问题》刊载数量为5篇，《城市规划》和《中国行政管理》刊载数量为4篇，《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刊载数量各为2篇，剩下的35种期刊刊载数量各为1篇，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经济地理、新闻学与传播学、环境科学、法学、高校综合性学报、综合性社科期刊等若干类期刊种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类和人文经济地理类是介绍邻避问题的主流期刊，邻避问题领域研究具有显著的交叉学科性质。

邻避问题研究议题广泛、视角多维且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本研究根据样本内容特点大致将其归纳为7个研究主题：邻避问题基础性研究（包括邻避现象属性、本质、理论反思、文献综述、经验启示等）、邻避问题形成機制研究（包括对邻避现象形成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等）、邻避问题中的政府行为（包括对社区治理、城市管理的研究等）、邻避问题治理对策研究（包括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研究等）、邻避问题风险管理研究（包括对风险认知、风险传播、风险沟通的研究等）、邻避冲突研究（包括对群体性事件和集体抗争行为事件的研究等）、邻避问题中公民权益研究（包括“环境正义”视角研究、对利益博弈、利益补偿的研究等）。邻避冲突研究文献约占16.7%，凸显了该领域研究者有较广泛的问题意识，其致力于分析冲突及探析冲突化解机制，也显示了邻避冲突问题对于邻避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性。邻避问题基础性研究、邻避问题治理对策研究、邻避风险管理研究、邻避问题中公民权益的研究，均分别占总样本量的14.8%。所占比例最小的是邻避问题中政府行为研究，占总样本的11.1%，隶属于邻避问题治理对策研究，但考虑到在邻避问题化解中政府会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而相关研究文献亦有一定比例，遂在此专门列出。

目前国内邻避问题业已形成了涵盖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大层次的7个主题，由于不同单位机构关注群体、服务对象、研究经费等的差异，高等院校、社科院、政府机构和其他单位在各个研究主题比例分配上呈现出不同态势，具体内容见表1。高校研究者研究主题多元且分布均匀，其发文数量占据了样本总量的87%。对于邻避问题基础性研究，高等院校的研究者显示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关注，邻避问题对策及风险管理等应用性研究也受到了社科院及其他机构研究者相当程度的重视，此外社科院还较关注邻避冲突研究，政府及其机构则对邻避问题形成及公民权益研究主题有所关注。样本中理论性较强的邻避基础性研究全部分布在高校。总体上看，目前邻避问题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政府行为研究、治理对策研究、风险管理研究、邻避冲突研究、邻避问题中公民权益研究等主题研究均属对策层面，对邻避问题的概念、理论体系、逻辑范畴、演化规律的基础性研究、对邻避问题形成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较少。从公共政策、城市管理、社区治理等管理学角度分析治理对策的成果颇丰，而从法学、新闻与传播学、制度角度进行的危机预防研究较为缺乏。

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研究所占比例较大，并且各个研究主题都有相应文献发布，政治学集中于关注治理对策研究、邻避冲突研究以及邻避问题中公民权益研究，这与政治学学科性质紧密相关。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涉及利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邻避问题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冲突形成及影响因素、公民权益中利益博弈、利益补偿等问题。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侧重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研究主题有邻避问题形成机制研究、邻避问题相关治理主体研究、邻避问题风险管理及邻避冲突研究。法学视角研究则注重于法治对风险管理及政府依法行政行为的影响研究。新闻与传播学主要从新闻报道范式及风险沟通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邻避问题。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祥见表2。

（二）邻避问题研究范式分析

1.研究的科学化要求加强方法论意识。邻避问题研究属于交叉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因此研究方法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案例研究、规范研究是常用的方法，自然科学则注重量化实验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准确性。这里为了更好地呈现不同学科对邻避问题研究范式的偏好，对样本文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关联数量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各学科都曾经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两种研究方法。从该领域学术发展走向来看，各学科之间交叉、渗透、互补是学术研究的大趋势，并由此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因此，研究和运用与之相适应的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深化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总体上看，样本文献中属规范研究的较多，定量研究及案例研究都偏少，定量研究最少。由表3可以看出，关于规范研究及案例研究的文献统计中，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所占比例较大，这主要由于这三种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其学科范式侧重于定性分析的“书房内”研究。在定量研究文献中，经济学与社会学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主要从宏观层面上作问题描述，缺乏量化研究；而社会学与经济学则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及建立数据模型的方式来对问题进行定量研究。此外，基于法学、新闻与传媒学视角的相关研究多囿于规范分析与案例分析研究方法，这与法学学科较强的理论性、新闻与传播学浓郁的时代感息息相关。

2.研究阶段可以反映邻避问题的研究进展。通过将样本文献的“第一作者身份特征”与“研究阶段”进行关联数量统计（见表4），可以发现：近年来邻避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相关案例研究受到不同学者的关注，对于邻避问题的认识也取得很大进展。样本文献集中于中级阶段的问题描述上，占比达74.1%，其中来自讲师（助教、助研）的文献数量最多，达11篇，来自教授文献数量为9篇，副教授7篇，博士研究生9篇，硕士研究生1篇，其他（政府官员、职员）3篇，这表明邻避问题研究问题意识已在学界广泛形成。在初级阶段的概念界定上，学术贡献最大当属副教授，频次为3篇，教授1篇，讲师（助教、助研）2篇。这表明博士、硕士及其他机构因其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对于邻避问题基础理论建构给予较少关注，其研究偏向案例分析及事件描述。即使考虑到第一作者为教授的文献可能为硕博研究生所撰写，也不能说明教授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不足。在对问题把握层次较高的变量分析上，而其主要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研、助教）及博士研究者构成，硕士研究生及其他部门研究者所占比例相当少。其中贡献最大当属讲师（助教、助研），频次为14，其次是教授与博士研究生，频次均为12。值得注意的是，讲师（助研、助教）与博士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数据上达到较高水平，这一现象说明接受更多学术训练、具有较大上升空间的年轻学者及博士研究生都有巨大研究潜力。

（三）邻避问题研究质量分析

当前邻避问题研究质量如何？研究规范性如何？这是关于邻避问题研究必须关注的变量。邻避问题研究質量评估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衡量，本研究结合当前邻避问题研究的现状与特点，从研究规范性和研究资料来源判断文献研究质量。对于邻避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应该以邻避问题文献和邻避冲突事件治理经验为研究基点，在合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在理论框架下分析问题并提出预设，探索问题的发生机理与解决途径。参考学者们对于研究规范性评价指标的设计，本研究认为规范的邻避问题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假设、文献述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并据此标准对样本文献进行分类分析。从表5“第一作者身份特征”与“研究规范性”关联数量统计表中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文献中53.7%没有理论预设，即54篇样本文献中有29篇没有理论预设，只有部分教授、讲师（助研、助教）、博士研究生对研究进行了严密的理论预设。表中也显见大部分研究者对于文献综述的重视不足，这可能与邻避问题研究通常表现出较强时代性特点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样本文献中具有问题意识的文献占比达到了87.4%，可见，不同作者、不同单位来源研究者皆具备较强的问题意识。

目前，国内邻避问题研究大多偏重于案例研究和规范研究。案例研究应该直接针对事件涉及主体的言论，并对案情描述进行提炼，选取最能反映事件真实情况的数据和材料进行相关分析。因此，文献材料来源也是判断文献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研究资料来源方式某种意义上影响着研究质量。量化统计显示，样本文献研究数据（包括案例研究、规范研究、定量研究）主要来自二次文献或者现有材料，其占据总样本的76.0%（见表6），而科学规范的研究要求更多地采用调查法、访谈法、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一手数据进行收集，为邻避问题研究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信息资料。

三、关于邻避问题的研究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体系的现代化，邻避问题的解决程度则是衡量政策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从2007-2014年，国内邻避问题的研究在短短7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并逐渐呈现三大趋势：研究视角趋于多学科的融合；研究主题趋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补；研究方法趋于多元研究方法的结合。由此可知，邻避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一个环境抗争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问题。邻避问题研究的深化需要将应用性研究与理论基础研究相结合，学者们在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同时应逐渐展开对已有研究的理论反思与综述。通过本文的文献梳理，结合当前邻避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展望我国邻避问题研究的前景：未来深化该领域学术成果需要以学科融合为前提，深入发展交叉研究，以深化邻避问题应用性研究为导向强化理论研究，以研究范式的变革为基础着力谋求邻避问题研究质量的提升。

第一，邻避问题研究视角应以学科融合为前提，深入开展交叉研究。邻避问题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时代热点，陈宝胜指出，邻避问题的形成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的多重视域进行解读：一是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邻避抗争的主体思想基础；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邻避冲突形成发展的政治空间；三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邻避冲突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四是现代科技知识的发展——邻避冲突形成的知识动力[6]，这充分说明了邻避问题的复杂性。然而尽管学科视域多重，但我们从样本的分析中发现：学术界对邻避问题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仍相对较少，学科协同和系统化理论成果也较匮乏。因此，该领域应融合各学科的相关理论，以推动知识交流，打破“唯学科化”的瓶颈，擅于运用多学科融合方法，开展以问题为主导或无学科隔阂的研究，以交叉学科视角和方法对当下邻避问题的研究难点进行探索，借鉴多学科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充分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营养成分，为邻避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支持。

第二，邻避问题的研究主题应以深化应用性研究为导向以强化理论基础研究。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最终指向是服务实践。根据研究规范性以及研究阶段的研究发现，邻避问题研究者侧重于应用性研究，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对邻避事件分析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相关文献述评较少，且应用性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缺乏理论与实践关联性。基础理论研究是研究的前提，应用性研究是其拓展与落脚点，是目标取向，基础理论研究最终要服务于邻避问题治理的应用性研究。邻避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须在夯实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各个研究主题的理论建构，理清邻避问题研究理论基础与学科归属，把握好研究的逻辑起点、内部结构及中心线索，同时不断深化策略及应用层面的研究，提出更多的问题治理新机制与新策略，从而破解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第三，邻避问题研究应以研究范式变革为基础以谋求研究质量的提升。实现邻避问题研究转型，必须采用科学规范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根据我们对54个样本文献的研究方法、学科视角、材料来源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国内关于邻避问题研究的案例分析较多，大多学者只是通过对邻避事件的深入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也有部分学者从现有文献出发，进行了文献综述，但是鲜有学者进行定量研究；另外，无论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显然不够重视。关于邻避研究的深化需要方法上的突破：一要依据研究对象使用多元化研究方法，使得邻避研究具备针对性和有效性；二要注重第一手材料的使用，以提高研究材料质量；三要重视本领域内基础理论的建构，并在此前提下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既要注重从邻避问题的现有案例分析中进行理论总结与反思，也要注重对现有特定邻避事件进行纵向动态的全程式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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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2007（1）：93-103.

[5]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2）：11-17.

[6]陈宝胜.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81-88.

（责任编辑王婷婷）

作者：李云新刘春芳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篇3：

从外部前提到内在机理

摘要：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历史前提；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直接导致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并引起人们对跨学科研究自身的反思；在微观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真正实现过程，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在此基础上，研究最终揭示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从而从发生学角度呈现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逻辑。

关键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学科边界

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前提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兴起，并导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显著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来看，1945年前后出现的四个新的发展动向，即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提供了历史前提。

（一）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美国则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在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着复兴的问题，而战后出现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又面临着紧迫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地区研究，尤其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以及一些学者，他们已经意识到深入了解非西方社会对于维护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行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而研究非西方社会，就要求美国必须尽快改变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仍以欧美为中心的局面，加深对以往不熟悉的其他地区的理解。加上二战期间美国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于是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研究，在战后的美国成为显学。随后，地区研究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都相继出现。地区研究的兴起，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广泛性的影响，实质上也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弥散性，使得跨学科研究逐渐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之中，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结构。

（二）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研究。“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交往方式上的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系统化发展，使得人类现象的多维特征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摆在科学面前。”＼[1＼]现实的复杂性对传统的实证式和分析式研究提出了挑战。面对日趋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实证和分析研究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今天“如果哪门学科的专家敢于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因为现实问题并不尊重学科的分类，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维性，要求社会科学必须突破过去传统的单一学科本位思维，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基于跨学科的分析去认识和理解事物＼[2＼]。所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对象性前提。

（三）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

二战后，世界各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出现了显著的扩充趋势，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将这种趋势视作是“战后的标志”，并认为“这种扩充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3＼]。这种扩充不仅仅是量上的变化，是质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扩张。它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组织的变革，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因为伴随着规模扩充所带来的学者数量的增加，系统内部的学者们必须寻找新的学科领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而且，传统的合法化依据，也日益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冲击。大学系统内部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组织框架，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以研究中心、课题组等形式组建起来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而这种结构性松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大学系统的结构性扩张，从而使得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并逐渐取得合法性认可。

（四）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

20世纪初，伴随着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日益生成，社会科学学科分化不断加速，到二战前几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学会对那些已经专业化的分支领域都给予了承认，大学出于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专业化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但其本身也使得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了空白。要填补这一空白，就必须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趋向：一是专业化的发展，学者们借此而对某一特定的课题获致更深层次的了解；二是杂交，学者们借此而把两门或更多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两者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4＼]。诚如莫兰所言，“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学科建立和增生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一个学科的问题侵入另一个学科，概念流通，混合的学科形成（这些学科将以独立而告终）……的历史，最后它还是不同的学科聚合的粘合起来形成复合体的历史”＼[5＼]。

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那就是通过跨学科实现对事物、现象更加全面的理解。这种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中叶已经具备了生成的历史前提，而推动跨学科研究真正得到实质性开展的，则源于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一）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

质量控制是社会科学符号体系的生产、检验和评价系统，它牵引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语境中，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更多强调学术性，因此基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形成的科学标准，往往也就成为质量控制的核心。而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所以学科共同体也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控制的核心主体。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最终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形成。

1.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是指学术性标准和实用性标准。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对矛盾范畴。学术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坚持价值自由和客观性等学术规范。而实用性标准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关注和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化情境性和应用性。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其认知标准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可以说离开了学术性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出，则不能被认定为科学知识。而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科学认知标准也产生了显著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要求越来越突出。而应用性、情境性也要求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应该将效率和有用作为重要评判依据。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和方法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现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因此，传统的由学术共同体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是知识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

2.质量控制组织结构的多样化。20世纪中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需求与目俱增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议程很多时候不再是由学科结构来提供的，而是由应用语境中的问题解决的社会磋商机制来决定的。因此，质量控制的组织结构也出现了多样化，既有过去比较相对单一的依赖于学科结构而组建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也有临时组建起来的流动性较强的组织形式。人们可能只是在临时成立的工作团队中聚集在一起，而这些工作团队一旦解决或重新定义一个问题以后就会解散，并根据新的问题解决的需求进行再度重组。以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团体为例，其规模结构大小悬殊，大至千人有余，小到不满五人，而且忽合忽散，很难确定其准确数字＼[6＼]。这种灵活便捷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组织模式，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使得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生产出适应特定用户需要的知识体系。

（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吉本斯在论述知识生产模式II时，将交流作为知识异质性增长的根本动力。他认为，在知识的异质性增长过程中，“交流扮演了中心角色，而交流的密度似乎是关键的变量。交流密度的增加表明传播的速率在增加，如果知识生产的场所数量很多，而参与者之间又体现出足够的分化性，则这种增长更可能是异质而非同质的。”＼[7＼]知识的异质性增长，本质上也就是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不仅表现为单篇论文的署名作者平均数量增长了，更突出的是单篇论文所涉及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数量以及作者所在机构和组织的范围也大大增长。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同样也源于交流的变化。二战后，社会科学交流表现出两大变化，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1.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网络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单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单一学科架构内生产知识，并向社会传播和解释知识。但是二战后，出于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需求，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快速增长，社会公共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机构开始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责力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社会科学系统外的角色开始介入并影响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的职业社会网络发生变化，由以往主要由专业或者学科同行为主，转变到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比如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项目管理者、其他科学家、研究生、博士后，甚至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不同的角色构成。”＼[8＼]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交流从学科化逐渐演绎为跨学科化，并且形成一种扩散趋势。“这种扩散的过程将科学和技术知识带入社会，而不同机构和团体的社会规范和预期则更强有力地被引入研究社团中”＼[7＼]，因此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发也就水到渠成。

2.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方式的变化。在传播学视野下，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同学科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二战后，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代通讯方式、计算机、全球化的网络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信息交流的新渠道、新方式，它们弥补了过去以纸质期刊、学术会议等交流形式单一和传播滞后的不足，加速了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密度。“新的交流形式和交流强度的广泛可能性也至少在原则上加速了不同专门领域之间交流的增加”＼[7＼]。而且，现代交流手段，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发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同一个计算机信息平台上，共享数据并分享各自的处理结果，传统的门户之见、学科之分在这里越来越让步或服从于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

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结果

基于宏大的背景，我们已经呈现二战以来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生成的历史前提和动力机制。在上述两者因素作用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不断生发，并最终侧生着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以至于沃勒斯坦等人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区分是否有效？社会科学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9＼]学科边界是学科的分界线。从认知体系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方法、理论、概念框架来决定的＼[10＼]。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学科的社会建制来决定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是通过认知体系的模糊化和社会建制的模糊化两个路径来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这两个层面模糊化的触发机制，是社会科学越来越难以找到明确分界线的直接原因。

（一）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认知体系的模糊化

就认知体系而言，学科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化，是学科理智的符号化载体，也是知识生产结果的符合化呈现。因此，如何生产知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知识的表现形式。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工具，是借用其它学科的材料、方法、概念框架甚至理论来进行知识生产，尽管这种生产目的的导向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捍卫原学科的。但是这种生产本身就已经是对原学科知识体系的跨越，使得原来相对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与所借用的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了概念、范畴、方法等认知领域的重叠和共享。而这种重叠和共享的程度，也就直接决定着学科边界模糊化的程度。以传统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例，这三门学科在1945年后，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出现了重叠化趋势。如果说研究主题的重叠化还不足以作为学科边界模糊化的重要理据，那么研究方法的重叠化却可以为其提供充分的证明。“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都削弱了。”＼[9＼]

（二）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

就社会建制而言，学科的社会建制可以为学科成员提供组织归属。在社会学视野下，学科的社会建制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甚至相互排斥的。但跨学科研究的引入，却催生了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学者的学科归属也进而趋于模糊。早在1923年，当传统社会科学还在进行着学科制度化的努力，美国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试图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历史学中相关因素有机整合。该研究委员会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社会建制的较早表现形式。虽然该建制当时并没有打破各学科传统组织的形式，但却为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共同的平台；同时二战期间进行的美国研究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研究等则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科学建制的模糊化。以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为例，该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制度性范畴出现的，目的在于将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组织框架。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在新的单一结构中共同制定课表、培养博士生，出版地区研究成果，创办地区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等。地区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得各门学科的社会建制边界也趋于模糊，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在组织归属上也出现了模糊化现象。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姑且不谈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它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组织方面的后果无疑是巨大的。”＼[9＼]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了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而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又反过来加推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

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学校长金普就感叹道：“史学进入了人文学科之列，经济学成为数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与生物学结盟，而地理学和自然科学成了通家之好——看到这些现象，委实令人担心。”＼[11＼]这些担心，形式上是人们对刚刚兴起的跨学科研究给传统学科边界带来挑战的一种反思，但其潜在的问题则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显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宏大的描述不能给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真正实现的过程，问题的核心必须转向为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的揭示。纵观二战时期兴起地区研究、战后繁荣起来的发展研究，以及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性研究、种族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这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共同的机理，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客观需求

在宏大视野下，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历史性前提和外部性动力，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除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具有共同的合作愿望，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来自现实问题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驱动。二战时期孵化起来的地区研究，其跨学科研究的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个别研究者的跨学科的主观偏好，而是战时对复杂问题解决的需要。比如出于战略情报分析的需要，美国战时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汇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12＼]。可以说，离开了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试图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跨学科研究，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研究组内各个人和各个小组各行其是，这种‘内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问题的逐步揭示而愈加深化。”＼[13＼]

（二）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

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该迫切性也包含了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需求的迫切性。区别于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更加明显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越来越多地借用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表现为过去作为学科划界重要依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方法移植、方法渗透和方法融合三种机制，在向所有学科结构层次的横向拓展，并进而催生出学科化的研究方法。譬如一度为自然科学所独用的数学统计方法，其对社会科学精确化和综合化的作用不容忽视。“统计方法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公认；电子计算机已经被用来研究像《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这样的文学问题；甚至在一向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历史学领域里，在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十三届国际史学会，1970年）也认真地把用数学方法研究的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正式议题。”＼[14＼]再如民意测验、访谈、问卷调查、计算机数据分析等，更已经跨越传统学科界限，并为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地区研究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广泛采用。

（三）组织模式的跨学科性和自我调适性

“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独特的协作研究方式，一般由代表不同学科或部门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个共同课题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汇集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一个跨学科研究组织。”＼[15＼]该组织有实体结构和虚拟结构之分，但无论哪种，它的核心在于必须为各学科之间建立某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学术平台，且该机制和平台能够适应问题研究的需要，具有不断的自我调适性。以成立于1948年的美国兰德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个实体结构，它包容了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跨学科研究专门机构。该机构采用的是矩阵式的研究体制，即一方面将所有研究人员按照他们所学的知识类别进行学科分组，另一方面又按照研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从按学科划分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研究组。这种矩阵式的管理架构既有利于对全体科研人员的有效管理，又能够保证各学科之间的有效协作，灵活机动适应不同研究课题的需要。

（四）研究措辞的标准化和在修订中趋于统一化

在跨学科研究中“出现很多误解和毫无成效的讨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大家共同使用的术语在不同学科的概念框架中可以有不同的特定含义”＼[13＼]。社会科学的措辞研究也已经表明，学者之间要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就必须超越学科规范的逻辑，同时又得处理好是否能够与学科规范系统实现共存＼[16＼]。因此，跨学科研究的进行，就必须要保证学科措辞的标准化，尤其是概念术语诠释的标准化。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在共同的研究平台中，必须克服来自各自学科的片面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概念术语的诠释也在不断修订，并最终形成了研究集体“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既超越了各个学科规范的逻辑，又与各个学科规范逻辑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并最终又推动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有研究者甚至指出，“跨学科方法本身需要一种有助于不断研究语言的语言，即能被每个学科理解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莱布尼兹所说的数学语言，也不是维也纳学派认为的经验逻辑学语言或符号学语言。这些语言不能作为对话或跨学科研究通用的语言。唯有哲学语言似乎能提供一种适用于论战和作出跨学科结论的语言规范。”＼[17＼]

（五）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广泛性和实际有效性

因为跨学科研究源于复杂性问题解决的需要，所以只有真正能够对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跨学科研究，并使得跨学科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得以扩散。美国学者P·H·伯恩鲍斯指出，跨学科研究的最终产品是各式各样的：从开发新产品及其商业化（在工业实验室）直到提出新理论（在大学科研院所）＼[18＼]。因此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软科学研究、应用性研究，其研究多始于问题和任务因此其研究成果更强调实际有效性。二战后兴起的未来研究、政策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等，大多是基于问题和任务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活力就在于解决综合性的现实迫切问题，那么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实际有效性也就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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