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安全形势与科技创新论文

2022-04-25

本刊北京讯(记者马玉荣吴思王艺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和中国经济年鉴社联合主办的“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于11月14日-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此次峰会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为主题,集中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升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水安全形势与科技创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水安全形势与科技创新论文 篇1:

2016中国水博览会盛大开幕

11月15日, 由中国水利学会与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6中国水博览会(Water Expo China 2016)在北京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开幕。

本届水博览会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及行业机构的大力支持,在开幕典礼上,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胡四一及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曹建生分别致辞,并由胡四一理事长宣布展会开幕。

胡四一理事长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十三五’期间,水利作为我国八大基础网络建设的首要内容、作为我国防范九大风险的关键领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本届展会和高峰论坛等活动的安排和专业人士出席,必将积极促进国内外各方在涉水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参展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与壮大,也将为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出席本届水博会开幕典礼的领导、嘉宾还有:中国水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浩,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尚富,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建云,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华,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河海大学校长徐辉,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交水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澎,中国水利学会秘书长于琪洋,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翰,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田玉波等。

此外,中国水利学会第十届三次理事会于同日首次选址展会现场召开,理事会的176位理事、来自水利部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地方学会、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兄弟学会等单位和部门的技术和管理负责人等,均出席了开幕典礼并参观展会。

多个专区集中展示水行业最新技术及成果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及水资源的政策下,我国水务发展及涉水市场越见蓬勃,在市场需要牵引下,本届水博览会迎来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家参展企业。展会设有“节水灌溉专区”、“水利自动化与信息化、水文水资源专区” 等特色专区。此外,在“大禹水利科技奖获奖展区”内,观众还可学习2016年我国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30多项获奖成果。

展商阵容方面,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辽宁省等省市水利学会携当地名企亮相;全国合同节水产业创新联盟、水利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关村国家环境服务业发展联盟及首都水环境治理产业联盟也都组织了旗下会员参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今年已连续第三次组团,山东的10家品牌企业集体亮相水博会。此外,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巴伐利亚国际经济有限公司、巴伐利亚州经济事务、媒体、能源及技术部、巴伐利亚工商联合会再次携手组织了德国巴伐利亚州展团,带来德国前沿涉水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

高端同期活动研究水行业发展,探讨发展机遇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是水博览会最重要的同期活动,包括主论坛和三个分论坛,主论坛聚焦“绿色发展、创新优先”,探讨绿色发展与水利科技创新、“十三五”国家和水利网络与信息化战略举措与规划、“一带一路”中的水安全保障战略、城市群水资源安全形势与应对等议题。三个分论坛的主题分别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水利信息化”、“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及技术”及“水利促进城市发展”,多位政府官员、专家院士和企业技术专家应邀出席,进行交流研讨。

本届水博览会同期举办2016中国水务企业走出去论坛暨“一带一路”环境科技与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探讨如何借“一带一路”战略东风,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和提升水环境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时,推动我国水务企业走出国门,实现水务产业的技术和资本输出。

作为国内高端的涉水行业展会,中国水博览会以其高专业度吸引众多行业人士莅临,本届水博览会组团参观的专业单位包括:河北省环境科学学会、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无锡市水利学会、北京市南水北调南干渠管理处、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水利厅、山西省水利厅、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等。

作者:韩莉

水安全形势与科技创新论文 篇2:

“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举行

本刊北京讯(记者马玉荣 吴思 王艺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和中国经济年鉴社联合主办的“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于11月14日-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此次峰会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为主题,集中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难度加大等问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作为全球农业政策领域的重要交流沟通平台,本届峰会旨在通过共同探讨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中国“十三五”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等重要议题,为政府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意见建议。

在专题讨论会外,本届峰会组委会还为国际农业合作活动搭建了交流平台。来自海内外农业领域的商业领袖和学者就农业科技创新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也为中外粮食企业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有效平台。

水安全形势与科技创新论文 篇3: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基本逻辑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其生成和发展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传承有机结合的成果;就历史逻辑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嬗变与中国安全政策交互作用的产物;就实践逻辑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对当下国内安全新挑战、顺应时代变化新趋势和回答国家安全面临新课题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为奋力實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关键词〕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文化;安全战略

〔基金项目〕201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19CXSXJ42)

〔作者〕王利文,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济南 250014

李国选,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济南 250014

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影响国家安全的长期变量和短期因素交织共振,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复杂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回答了处于复杂安全环境下中国应该怎么做和做什么的问题,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体现了我们党奋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智慧和使命担当"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紧密结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过程,是中国不断因应国内外安全环境变化而持续进行安全战略与安全政策调整的产物,是顺应国家安全形势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溯源

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三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二是中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三者共同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是根本理论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色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①恩格斯将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总结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和理念深深内嵌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中。习近平对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③和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坚持"①的系统、完整的阐述,体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辩证对待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在对立统一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动态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思考和探讨国家安全维护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人民"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⑤,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为维护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从顶层设计上明确阐述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人民立场,强调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①,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安全观提升到新的境界。

(二)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的历史积淀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安全战略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以民为本、亲民爱民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为中心的生态哲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富国强兵协调并进的辩证思维,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了坚定的思想文化基础。②

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③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风险的传导、演变和升级,体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传·系辞传下·第五章》)的传统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亲民爱民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的集中体现。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理念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中心的生态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与安全并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国与强兵互为条件、协调并重的思想。总体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批判性地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中仍具有时代价值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传承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安全有不同解读,但总体来看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重视政权稳定、注重国家主权安全、坚持独立自主等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强敌环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成为党和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国充分利用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特点,适时调整内外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安全。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同时,手泽东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积极支援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霸斗争,大力支持其国家建设。彼时,中国的安全战略思想除具有突出的革命斗争属性,还具有追求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国家属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中国安全战略思想追求和平的集中体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也经历重大调整,特别是对世界战争危险性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邓小平认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可能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①据此,党中央调整了国家安全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也纳入国家安全序列。邓小平高度重视内部安全,强调稳定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美苏两极格局结束后,党中央因应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将新安全观作为我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理念,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主张"国际社會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③。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倡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①。从我国的安全战略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安全视野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拓展与扩张;从横向来看,国家安全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向更加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从纵向来看,国家安全从仅关注自身安全向关注共同安全扩展。

二、历史逻辑:国家安全威胁嬗变与中国安全政策的互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顺应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与我国安全形势发展潮流的战略抉择。随着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变化,国家安全政策会进行相应调整,二者的密切互动促成国家安全观念的变迁,进而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因此,科学认识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必要从历史逻辑出发,全面梳理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及其嬗变,深入剖析我国因应上述安全威胁变化而制定的安全战略、路线、方针、政策,从安全威胁变化与安全政策互动中来解读国家安全观念生成的历史依据。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变化与安全政策调整

1.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严峻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华采取不友好立场,力图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政策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同时,美国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军解放台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在国内,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遗留的大量军队和特务分子仍在兴风作浪,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在这种严峻的安全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强烈需要同彼时严峻的安全形势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新中国在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因此,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就成为党和政府在安全领域的主要任务。因应这种安全形势,党和政府对内大力推进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领导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外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通过与苏联结盟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与军事压力。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中苏盟友关系。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军费支出居高不下。1949~1956年,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较为严峻,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值为35%①

2.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安全威胁

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同时,中苏矛盾日渐凸显,双边关系走向恶化。一方面,苏联当局坚持的大国沙文主义同中国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矛盾不断凸显,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严重军事冲突,苏联以军事挑衅和入侵来改变中苏边界现状的野心昭然若揭,严重威胁着中国北部边境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发动并扩大对越战争,直接威胁着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应对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中国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向越南派出了工程兵、铁道兵和高射炮兵等支援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截至1969年3 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23个支队、95个团和83个营,总人数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②

面对着美苏新老霸权主义者的南北两面夹击,中国在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彼时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策略是在强化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联合亚非拉国家进行反帝、反霸斗争,以期有效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

3.20世纪70年代,中国利用美苏矛盾来维护国家安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美国由于对外侵略扩张造成国力严重虚耗,力量受到削弱,而苏联则依托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美苏争霸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

这一时期,中国在安全领域面临来自美苏两国特别是苏联对中国国土安全的威胁。伴随着国家安全领域主要威胁表现形态的变化,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那就是因应苏攻美守争霸态势的变化和苏联对中国构成全面安全挑战这一基本事实,充分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用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增加对苏联竞争战略筹码的急切心情,实行"联美抗苏"政策,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实施"一条线、一大片"①的对外战略,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事实证明,中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同时,有效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伴随着安全形势的相对好转,中国军费支出明显下降,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35%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20%左右。②

综上所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国长期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人民群众对国家安全的强烈需要同彼时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新中国在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保卫新生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长期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但由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安全领域主要矛盾的表现不同,我国的安全战略与安全政策也经历一系列调整与变化。整体来看,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所在,经济安全作为军事安全的基础地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二)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变化与安全政策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国家有必要调整安全政策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而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使我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明显减轻,中国安全政策调整因而具备了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1.20世纪80年代,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战争威胁相对减少,和平力量日益增长。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得到显著改善,1979年1月,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对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威胁中国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的一个重要外部威胁基本消失。苏联则"改变了咄咄逼人的国际姿态,卸掉了在海外奉行干涉主义所背负的沉重负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应对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挑战"③。苏联这一转变的显著后果是,中国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与压力变小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幅调整苏联的外交政策。显著减少苏联在海外的军事部署,谋求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的北部安全威胁基本消失。来自外部安全威胁和安全挑战的显著减少。使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关注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与挑战。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中。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迅速下降,由1978年的15%至1990年的9%左右。①

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序列中的位置开始上升。邓小平意识到,经济发展将为中国带来重大安全效益,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赢得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拥护和支持。在邓小平看来,世界上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邓小平特别注重国内政治稳定,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消极影响十分警惕,将稳定视为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认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③。这也意味着,中国以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正逐步向内涵更为丰富的非传统安全观转变。

这一时期,考虑到安全领域主要威胁来源的变化(从外部转向内部),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的同时,注重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其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2.20世纪90年代,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显著增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因其中一极退出历史舞台而走向终结,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期。两极格局解体后,原先为两极格局所掩盖的局部地区性冲突纷纷爆发,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不断激化,國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一方面,各种地区性冲突不断发生,诱发地区层面的动荡和不稳定。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严重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稳定,对世界能源市场构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成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来源。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突袭南联盟,严重侵犯了南联盟的主权,造成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战争方式强力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却未能实现"以战止恐"的战略目标。同时,我国国内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台独"势力抬头,美国等域外力量不断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战斗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1999年5月8日,美国罔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野蛮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西方的各种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冲击和破坏"①。

这一时期,中国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不容小觑。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显著增加。中国提出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②,倡导以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积极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

3.21世纪初期,新安全观得到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急剧上升。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中国崩溃论"等不和谐的论调开始出现,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依然巨大。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周边安全风险与挑战。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正经受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与挑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世界仍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不断涌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受到极大冲击,金融安全开始被纳入国家安全视野。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共计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不同程度受伤、1993.03万人失去住所,受灾总人口达4625.6万人①,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⑤。"疆独""藏独"等国内民族分裂势力依旧活跃,严重扰乱社会稳定。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和1700 多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巨大。①由此,汶川地震与乌鲁木齐"7·5"事件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得国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而受到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中国仍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外安全形势。虽然延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但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持续扩大,开始将金融安全、国民安全、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随之调整,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样态与特征,亟需一种新的安全理论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系统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破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开拓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实践逻辑:应对挑战提出的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方案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呈现全新特点,对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安全挑战需要

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我国正在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等结构性和体制性顽疾依旧存在,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部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合流引发新的安全问题,维护国土安全的任务依旧艰巨。"台独"分裂势力严重危及台海局势稳定,香港"修例"引发的骚乱持续发酵冲击香港的繁荣稳定。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突出,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总体来看,国内多元安全风险交叉传递,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安全风险隐患显著增多。为更加有效地应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需要因应安全形势变化不断开拓国家安全工作新境界。

(二)顺应时代变化新趋势的需要

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持续变化和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诱发各国间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国际安全风险。经济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要素中的重要性上升。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布局经历重大调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經济全球化遭遇暂时性挫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国家间的高新技术竞争加剧,特别是中美之间对科技主导地位展开全球性激烈竞争。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加剧,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持续升级,双边关系大幅退步。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日本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体系的同时,不断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其未来走向引人关注。中国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邻国侵犯,域外国家极力插手南海事务,炒作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有发生,边界争端构成中国长期安全隐患。朝鲜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面对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在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中认清长远发展趋势,从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三)回答国家安全面临新课题的需要

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日益融入世界,海外利益不断拓展,维护海外利益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课题。截至2015年,"我国海外资产总量已达六万四千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约一万九,千十百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八千八百二十六亿四千万美元,我国公民年出境旅游人数达一亿人次左右"①。中国海外利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而加速拓展。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积极推动沿线各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营商成本,释放发展潜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海外利益也愈加广泛地分布于全球。

随着近些年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中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驻外公司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的安全,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公共卫生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显著上升,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面临新的压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在推进国际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及重点工程建设和提升道路通达水平过程中,位于战略枢纽位置的中东和南亚地区高度活跃的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共建"一带一路"所力倡的设施联通目标的实现。2021年7 月14日,承建巴基斯坦开伯尔一普会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的中国企业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炸弹袭击,造成中方9人死亡。①袭击被证实由恐怖组织"巴塔"发动,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投下了浓重的恐怖主义阴影。从目前来看,中国海外利益还缺少有效的维护手段。有鉴于此,"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②,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丰富营养,扎根于中国传统战略安全文化,并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全力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新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安全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充分评估国际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实现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这一根本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树立一种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推动全球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包括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安全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肖雪莲)

作者:王利文 李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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