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视角下的电子银行论文

【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行着经济转型。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寻求发展，也需要进行银行业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新常态的变化和银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出了相应银行业转型的应对，认为通过调整盈利结构、加强风险管理、利用信息技术以及发挥自身优势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风险视角下的电子银行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风险视角下的电子银行论文 篇1：

“三期叠加”下的风险迁徙与商行应对

摘 要：“三期叠加”下，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及承担比例呈上升态势，非系统性风险由经济上行期的正态分布演变为行业、企业间的差异化分布，导致商业银行利润增长与规模扩张的正相关关系，表外业务发展的环境将不复存在，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对此，商业银行应通过调整最优信贷规模、调整风险偏好及风险管理方式、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发展互联网金融等途径进行应对。

关键词：“三期叠加”；风险；最优规模

一、“三期叠加”下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的视角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的内在调整要求，成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源，也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触发条件。“三期叠加”下的商业银行，面临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类金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风险形态也呈现差异化和多样化特点，银行业的整体稳健和个体风险均面临巨大的挑战。

金融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两大类。对商业银行而言，必须着眼全局，立足自身，从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两个方面，准确把握风险总量、风险结构和风险动向，才能在“三期叠加”阶段，有效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实现稳健持续发展。

（一）系统性风险水平持续上升

系统性风险主要指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风险，是由经济周期、宏观政策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对单个商业银行而言，系统性风险无法完全规避，但可以做出积极的应对和防范。

系统性风险的度量非常复杂，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方法。一般而言，可以基于一国一定时期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关系进行判断。首先是经济增长周期。国际经验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与宏观经济周期呈现高度的负相关，不良率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大约为0.5。即在经济下行期，系统性风险将显著上升。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下行调整期。尽管由于宏观调控和微刺激政策的作用，经济增长并未失速，但经济增长中枢下行调整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一季度，GDP增速仅为7.4%，虽然仍处在合理区间，但却是近二十个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可以预见，在“三期叠加”的格局下，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在经济扩张和政策刺激期主动和被动扩张规模的商业银行，必将经历长期的去杠杆过程，并由此面临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其次是信贷与GDP的关系。著名的“5-30规则”，指在5年时间内，以国内信贷规模与该国GDP之比为代表的杠杆水平增长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之后就会迎来一轮金融危机。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985—1989年、欧洲在2006—2010年落入“5-30”规则区间，而美国则分别于 1995—1999年以及2003—2007年两度在满足“5-30规则”后陷入危机。我国当前的杠杆率水平已经从2008年的101%上涨至2013年的134%，涨幅为3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业务实际上是信贷业务的表外化，我国杠杆率实际水平将更高。可以判断，随着经济下行调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积聚，商业银行承担的系统性信用风险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除周期性因素外，商业银行还面临金融改革、行业调整等非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系统性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市场风险的冲击。在“以存定贷”传统经营模式和资金价格长期受管制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稳定利差收入，造成了长久以来商业银行忽视市场风险的管理。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将会通过资金成本及可得性、产品定价、金融投资收益变动等多种渠道，造成金融体系的市场风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持续上升。二是房地产行业调整的风险。我国房地产行业正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尽管还未出现重大拐点，但是行业风险正在逐步积聚。目前，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均在20%左右，但表外业务中信托、基金等房地产类业务却高达50%以上，加之房地产是银行信贷的主要抵押物，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三是债务风险。2013年末，我国非金融部门国内人民币债务近80万亿，非金融部门债务比率达到140%的历史新高，远远超过了90%的国际警戒线，企业和地方政府均濒临债务陷阱。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债务清理的影响一旦相互叠加，必将对广泛涉足融资平台贷款的商业银行造成巨大冲击。显然，金融市场风险正渐行渐近，部分重点领域的风险甚至会造成“断崖式”冲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二）非系统性风险呈现差异化

非系统性风险是指对个别商业银行产生影响的风险，主要是由个别机构自身经营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往往可控，可以有效规避或分散。

在经济上行期，不同商业银行尽管资产规模、业务领域和客户群体不尽相同。由于没有风险暴露，各商业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状况基本趋同。但随着经济下行调整，由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经济周期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涉足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商业银行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从银行自身看，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存在差异性。一般而言，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这是与我国传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相对应的，即存在稳定利差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规模成正比。但在“三期叠加”阶段，利率市场化以及市场风险的约束，将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资产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不复存在。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是存在最优规模的，如果既有规模超过或低于最优规模，那么，其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将按照偏离最优规模的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客户角度看，存在严重信贷资源错配或者面向特定客户群体的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商业银行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的风险。在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竞相追求优质客户。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家大型企业从几家甚至几十家商业银行获得授信的情况较为普遍，并且获得的授信总额往往超过企业资产总额。这些企业集团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国家重点调控行业。在经济下行期，随着去产能和结构调整要求，部分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巨额债务日益成为银行资产存量包袱。如果出现一点竞相收贷的情况，则立刻会形成连锁反应，致使多家银行同时陷入困境。二是特定客户群体引致的风险。受到宏观调控和经济下行的影响，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风险暴露不断增多，过度涉足这些领域的商业银行必然面临非常大的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此外，部分商业银行在授信过程中，过多采取互联互保方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容易陷入“担保圈”风险。

综上所述，“三期叠加”下，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水平明显上升，非系统性风险也呈现明显差异性。对商业银行而言，要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准确判断，并做出有针对性的逆周期调整；非系统性风险则应立足自身，在资产规模、业务范围、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精细化管理和重组，以有效规避和分散风险。

二、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形成了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利息收入占比一直保持在80%左右，2013年略有下降，仍高达78.85%。具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主要源于两种渠道：第一，通过大规模信贷投放，实现规模经济并获得高额利润。在利率和汇率管制未完全放开背景下，随着商业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张，收益出现明显的上升，即规模扩张与利润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此时规模扩张是商业银行的最优策略。银行以低利息吸收存款，而以高利率发放贷款，从中获取高额利差作为利润，操作模式简单，利润来源稳定。第二，为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约束，通过融资性理财、同业业务等表外业务扩大非信贷融资，借助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通道主动发展表外融资体系，提升其贷款空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利差收入。通过这两种模式，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只要控制好内生性的操作风险，以及有限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就能通过规模的扩张实现利润的增长。

然而，在“三期叠加”局面下，经济增长失速，结构调整不断深入，金融脱媒、利率汇率市场化持续推进，互联网金融等新生业态陆续出现和繁荣，再加上《巴塞尔协议Ⅲ》和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的更高要求，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波动加剧，市场风险日益凸显，传统的利差主导型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一）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将不复存在

如前所述，在“三期叠加”局面下，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呈现较大的波动性，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难度，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传统的盈利模式。然而这部分风险管理还是商业银行比较擅长的。除了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外，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将逐步显现，市场风险通过利率、汇率等未来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传统盈利模式产生不利影响，而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对市场风险的管控经验。以下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关系变化进行说明。

一方面，市场风险显现将导致商业银行存贷利差收窄。均衡利率是由储蓄结构决定的，有刚性上移的趋势。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一旦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则存款利率将趋向于均衡利率水平，导致存款利率的明显上升，从而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由于放贷竞争加剧，在银行无法迅速调整贷款结构将贷款投向更具议价能力的领域之前，贷款利率会有下行压力。因此，利率市场化后，至少是利率市场化初期，存贷利差会趋于收窄，相同规模的贷款收益出现下降，银行放贷的成本也会上升。存款利率的上浮和贷款利率的下降最终将收窄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减少利差收入，直接冲击利差主导型盈利模式。另一方面，股票、债券等价格的波动，会对商业银行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从风险的角度，可以认为市场风险将使得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成本上升，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资产利率风险加大，有可能导致投资价值缩水，减少投资利息收入；同业存款的利率市场化之后，不同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风险偏好进行资产和负债的定价，同业往来收入也将呈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况下，依靠信贷的高投放和规模扩张实现利润高增长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商业银行规模扩张与利润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不复存在，单纯的规模扩张无法成为商业银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情况可见一斑。2010—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余额从74.16万亿元增长到118.8万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05%；同期商业银行净利润从0.76万亿元增长到1.42万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1.71%。但2013年净利润仅同比增长14.5%，与2011年36.34%和2012年18.96%的同比增速相比，创下了近3年新低。从图1也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1年，总资产的增加能够带来净利润的明显增加。从2012年开始，随着总资产扩张，净利润增速明显下降。从盈利能力来看，2013年银行业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27%，比上一年同期下降0.01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19.17%，比上一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

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银行面临的冲击将更加明显。近年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不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面临着抗风险能力不强、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大等挑战。对于部分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其原本采取的是一种跟进策略，片面追求规模扩张与发展速度，经营战略缺乏准确而富有特色的定位，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规模和国家信用的保障，跟随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大债权人为某些行业、企业提供融资后，股份制商业银行随之跟进，由此导致在经济上行期将贷款投入到了大型企业、“两高一剩”等行业，并不断扩大放贷规模。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跟随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经营风险、抢占了市场份额、实现了利润的高速增长，却也为其信贷资产安全埋下隐患。当出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传统行业风险上升情况时，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往往最先撤资，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困境。在“三期叠加”情况下，这种注重短期利益的盈利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总之，在经济发展呈现整体性、趋势性和持续性上升态势中形成的利差主导型盈利模式，在“三期叠加”导致金融风险加剧背景下难以为继。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将不复存在，银行即使扩大规模也无法实现利润的快速增长。

（二）表外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

近年来贷款规模的高速扩张，使得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股份制银行存贷比接近监管部门要求的上限。再加上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和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商业银行通过规模扩张来获得高额利润的盈利模式受到比较严重的制约。为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约束，在正常的信贷业务之外，近年来商业银行还通过融资性理财、同业业务等表外业务扩大非信贷融资，发展表外融资体系。以理财产品为例，商业银行先建立资产池，以自营资金承接贷款项目，根据资产收益开发理财产品出售。这种变相放贷方式不计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也不受监管当局的信贷规模和存贷比限制，从而实现贷款从“表内向表外”的转移，并形成期限错配。这部分资金可以绕开监管当局的信贷投向约束，为房地产、钢贸、地方融资平台等政策限制行业的大客户提供融资，同时实现利润的快速增长。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规模的日益扩张也隐藏风险隐患。首先是短期负债与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当理财产品到期时，商业银行需要在货币市场筹措资金进行偿还。在经济繁荣时期，期限错配的负面效应不明显；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商业银行必须寻找更多稳定的短期资金来支撑中长期贷款，导致流动性风险增大。同时，表外业务资金及投资项目与正规金融体系相互影响，容易导致风险在不同行业和市场间以及不同金融机构间传递。

随着近期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融资性理财等表外业务被纳入监管体系，开展表外业务在受流动性约束的基础上又面临资本约束。以2013年3月银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文”）为例，要求理财产品必须与投资的资产一一对应，对每个理财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资产池的比重和规模也受到限制，要求银行理财资金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的规模不得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及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这意味着以前借信托、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通道开展的表外业务将受到限制。公开数据显示，在“8号文”出台前的2012年末，银信合作规模2.03万亿、银证合作规模1.78万亿，两项相加约3.81万亿；银行理财余额8万亿左右。以理财产品投资银信合作和银证合作的规模最高不能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计，通道业务规模不能超过2.8万亿，即当时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债权规模超出1万亿。又如，2014年5月一行三会与外汇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简称《通知》）就规范同业业务经营行为、加强和改善同业业务内外部管理、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性意见，明显约束了非标准业务的扩张和同业业务规模。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将银行非标资产的总量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表外业务将在更大程度上回归资金业务的本质，目前更多地向类信贷业务发展的趋势将难以持续。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一）系统性风险冲击下的最优规模调整

“三期叠加”下，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信用风险上升，市场化改革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比例上升。两方面因素影响下，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将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商业银行应通过完善行业风险监测机制，并纳入专家分析法、统计分析法，以及完善基础数据库等方式，尽快探索建立系统性风险甄别机制和预警机制以规避系统性的信用风险。对于甄别出的系统性风险，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规避或风险补偿。一种方式是实施信贷退出。结合产业发展情况，对于“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系统性风险加大的行业，尽量不再增加信贷投放，并逐步退出。另一种方式是在财政政策等的支持下谨慎有限作为。对于商业银行自身无法出清的系统性风险，争取财政和央行支持，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担保以及差别准备金等方式，调整金融进入系统性风险聚集领域的风险收益比。在此前提下，商业银行可以谨慎有限作为。

（二）管理非系统性风险的偏好调整

在经济上行期，各企业信贷需求旺盛，信贷市场供小于需，处于贷方市场。同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信贷风险相对不大，无风险收益较高。此时，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以无风险收益为主，导致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基本处于风险厌恶状态。当前“三期叠加”下，随着结构调整和落后产业逐渐淘汰退出，新兴产业刚刚起步，无风险投资领域将有所收窄，无风险收益亦将呈现下降态势。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须逐步提高风险偏好水平。一是改变信贷投放对象。应重视并加大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三农”等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二是加快信贷产品创新。配合信贷投放对象转变，积极开展银团贷款、供应链融资、过桥贷款、桥隧模式、票据发行便利、动产和不动产抵押贷款、国际贸易融资、造价咨询等针对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三农”需求特点的信贷政策和工具创新。三是由倚重无风险收益转向加强风险管理，通过资产负债组合提高风险收益比。应结合本机构特点，尽早着手制定利率定价机制，加强行业研究和对于非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能力，甄别客户类型并给予合理的风险成本叠加，同时采用加大发展中间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分散系统性风险。

（三）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一是探索主办银行制度，支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和“三农”领域发展。一方面，这几类产业、行业与商业银行之间信息缺失严重。主办银行制度通过构建一对一的银企关系，可增进银企信息对称的优势、减少对抵押物的依赖、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对商业银行而言，主办银行制度能够提高特定服务对象的透明度，约束了违约行为的发生，减少了信贷风险。另一方面，当前“两高一剩”等行业大企业多，过去一直是银行竞相投放的对象，占有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建立主办银行制度能够阻断对这些企业的多头授信、过度授信，释放信贷资源。因此，商业银行应率先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淘汰退出产业和未来重点支持产业“双管齐下”，探索建立主办银行制度，并通过引入“主银行群”制度，建立基于全产业链的风险分散机制。主办银行作为对核心企业提供最大信贷支持的银行，同时前头多家银行参与全产业链融资，协调整合链上各企业、各节点产生的信息量，并以此内部化链上不同企业的各类风险。

二是面对高净值客户开展财富管理。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胀等因素引发财富贬值风险加大、跨境资产配置可能性逐渐提升的情况下，公众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迅速膨胀。同时，国内金融界放松管制、传统金融业态边界的模糊、机构综合化经营的深入等，都使得居民尤其是高净值居民的财富管理进入全面资产管理的“大资管”时代，未来财富管理市场将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从美国、瑞典、欧洲、亚洲等国际上已有财富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看，重视客户细分，为客户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是财富管理服务的最大特点，财富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非标准化产品的竞争。但目前商业银行对高净值客户的资产管理主要是标准化的金融理财，与财富管理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相比，商业银行可以进行非标准化运作的资源、工具和手段都相对有限。下一步，应通过寻求政策支持等方式，探索增加金融资产的运作渠道，吸引高端财富管理人才，加强财富管理队伍建设，创新财富管理产品，大力发展非标准化金融业务，开发定制化、个性化产品，创新发展结构化产品，探索开展跨境财富管理业务，满足不同理财需求，并通过财富管理改革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实现经营模式转型升级。

三是与小贷公司、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小微金融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是商业银行进入个贷和农村市场的重要可行途径。一种方式是直接融通资金。小贷公司及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小微金融机构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商业银行可以为符合条件的机构提供直接融资支持，或通过担保贷款、委托贷款、批发贷款等方式，为小微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另一种方式是联动营销合作。小贷公司及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小微金融机构一般在限定的经营区域内精耕细作，具有信息和成本优势，可以有效弥补商业银行的机构和信息缺失。商业银行可以与之共建客户平台和信用数据库。通过共享客户、联合贷款、接力贷款等方式，挖掘和培养客户群体。还有一种方式是提供技术支持。商业银行可以与小贷公司及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小微金融机构在业务系统、资金托管、客户管理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业务合作，并利用银行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为其开发一些适合小企业和农村市场特点的产品。

（四）开展互联网金融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相结合，使得资金融通、中介服务等交易变得简单，从而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传统商业银行具有强大的网上金融能力，如2013年，工行拥有1.6亿网银客户、1亿手机用户，75%的银行理财、99%的贵金属交易和51%的基金都是网上销售。总体上看，工行80.2%的交易都需要通过网上银行、电子银行完成，全年电子银行交易高达380万亿，而整个第三方支付仅10万亿。商业银行应利用互联网金融基于大数据的低成本优势，积极开展网络融资，以供应链融资、贸易融资、消费贷款、循环贷款、质押贷款等适合线上运作的信贷产品为重点，积极推动融资产品、流程、机制创新，面向中小企业、小微网商和个人客户推出在线、自助式的融资服务；加强与电商平台、第三方支付、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经销商、零售商等第三方机构的联盟合作，实现批量化线上网络商户贷款、小额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等业务。同时，要注意互联网金融“长尾效应”的两面性，在享受成本降低的同时，应注重对随风险敞口增加而渗入并上升的异质性风险进行管理。比如，将信贷资产投放在不相关或负相关的产业、人群等，通过信贷结构分散化等方式，分散异质性风险。

参考文献：

[1]胡丽琴，李屾，梁猛.基于组合理论的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整合和资本配置研究[J].金融研究，2009，（3）.

[2]张守川.从金融监管改革新形势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升级的着力点[J].宏观经济研究，2012，（1）.

[3]李维安，王倩.监管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增长与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2，（7）.

Risk Migration under the “Three Period Superimposed”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mercial Banks

Liu Guohui1 Wang Yuan2

（1.Dongying Branch of Huaxia Bank，Shandong Dongying 257000；2.PBC Jinan Branch，Shandong Ji’nan 250021）

（责任编辑 孙 军；校对 YJ，SJ）

作者：刘国辉 王媛

风险视角下的电子银行论文 篇2：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银行业转型研究

【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行着经济转型。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寻求发展，也需要进行银行业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新常态的变化和银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出了相应银行业转型的应对，认为通过调整盈利结构、加强风险管理、利用信息技术以及发挥自身优势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银行业 银行业转型

一、引言

自2014年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曾经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动力，例如房地产、出口等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同时在短期内，快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较长时间。银行业面对持续下行的宏观经济基本面，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而可能导致银行前期积累的风险逐渐暴露，不良贷款率上升、坏账压力剧增，因而银行经营的信用风险加大。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有着极强的韧劲以及回旋余地，能够克服目前面临的短期困难，故基本的经济面仍然是健康的。

因此本文旨在阐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常态”是什么，以及分析“新常态”背景下，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最后根据前文分析对我国银行业转型具有启示意义，即在“新常态”背景下银行可以通过调整盈利结构、控制风险和加强风险管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方式，并利用自身优势和当前面临机遇来实现银行业的成功转型。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特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随后逐渐流行起来。而国内外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理解各有不同。“新常态”一词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后在国外首先被提及，多形容的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新特征，即低增长、高失业以及低投资回报。

我国经济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新常态”给出了一些解释。比如厉以宁从投资和超高速增长角度来解释与“新常态”相对的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经济超高增长，从增速上去理解“新常态”①。李韬葵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调整②。郎咸平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要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③。

以上经济学者从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体制等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其也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经济高增长向中高增长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而目前降至7%左右，这是“常态”最突出的表象（如图1所示）。究其原因，从外部来看，是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所制定的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从内部来看，养老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储蓄红利的消失等，加之能源、土地等资源不堪重负，经济放缓有之必然性。直观来看，GDP是一个量的改变，但我们理应注重它的质的变化，从技术创新、竞争力等方面提高GDP增速。

（二）结构失衡向结构优化调整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其结构包括各个方面，例如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问题、农村与城市的结构问题、东中西部的结构问题以及分配结构之间的问题等，而这些不平衡的问题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期过后成了制约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障碍，这样的失衡结构是支撑不起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我国也提出要优化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三）投资需求方向的转变

随着“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推进，投资驱动原先需要依靠房地产、制造业等，现阶段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的商业模式的大量涌现，为经济增长放缓提供了新的投资动力，使得投资找到了新的需求点。

（四）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为保证我国经济适应新常态，则需要对我国进行深化改革开放，其中一点就是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的、透明的、规范有序的市场，就是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有市场经济主导的配置资源模式的转变，来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三、新常态背景下银行业的挑战和机遇

（一）新常态下银行业的挑战

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转型也必然会带来金融的转型，银行业现在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新常态下，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冲击，这对银行在经营管理、风险管理、盈利模式等方面产生影响。

首先，银行的增长速度下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由于金融服务经济实体，那么银行业的资产增长和利润增长也必然随之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信贷平均增长率为22%，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信贷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脱离了实体经济而高增长。但2014年，以五大行为例，我国银行业贷款增速已降到11%左右，而交通银行的贷款比率降到了5.06%左右。可见信贷需求的急速下降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的信贷市场环境趋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其次，传统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来自于利息差收入，以五大行为例，如图3所示2010-2014年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70%以上，占比较高。但随着我国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投融资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银行，除银行外还有许多金融主体，比如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这无疑为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平台。因此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面临来自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第三，竞争的市场化和规范化。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市场化，另一个是规范化。而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其中利率市场化使得各家银行利差缩小、盈利冲抵；同时也使得风险加剧，如逆向选择，即需要资金但风险较大的客户愿意出高价贷款，若银行放贷可以得到当期的利差收入，却可能失去本金，产生违约风险。

第四，信息技术的革新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有支付平台、社会融资中介等，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许多互联网公司也都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银行的竞争力。同时一些支付平台，如支付宝、Apple Pay等用户体验率高，支付便捷，对银行一些新产品的推出有一定阻碍。

（二）新常态下银行业的机遇

尽管我国经济面临下行，但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仍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增长速度，这位金融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巨大，但也为其提供了一些发展机遇。

面对利差的缩小，传统的银行业不再以借贷利差为增长点，二是寻找发现新的增长点，如中间业务，积极寻求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提供给客户多元化的选择空间。

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将利率交由市场供求决定，使得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的价格制定和风险控制中掌握自由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银行内在创新的积极性，反过来业推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在新常态的影响下，金融脱媒的速度也在加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因此商业银行在社会资金分配方面的重要地位也在逐渐弱化。在这种浪潮中，商业银行不断提高跨市场的全能服务能力，树立银行业的新形象，并把握良性竞争的机遇。

四、新常态下银行业转型的应对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中，银行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制约和挑战时，也不断鞭策着银行的转型。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调整盈利结构，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净利差的缩小给银行的盈利能力带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拓宽收入的来源，银行普遍的加快了中间业务的发展，但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水平较为缓慢。而要实现盈利结构的调整，还应对银行的资产托管业务、理财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加强考核和细化的激励机制，为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增长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加强风险管理，应对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使银行面对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风险，尤其是面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财务不透明、管理决策不规范，贷款也不不易进行。在面对这些风险时，银行可以选择控制融资额度，或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完善担保机制，采用多样化的担保方式，既可以使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贷款，又可以使银行获得利息的同时收回本金。同时也应加强放贷人员的管理，提高业务水平。

（三）利用信息技术，提升银行竞争力

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的兴起，亦或是微信抢红包的热潮，无疑都是互联网金融革新的产物。银行业需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通过网上银行、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等，降低经营成本，并向互联网金融企业学习并合作，简化支付操作，推出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划账工具，从而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四）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差异化服务

银行业的物理网点相比互联网金融无疑是最大优势，但随着客户越来越多的使用电子服务平台，一些物理网点也出现了亏损，从财务角度来看理应撤销这些物理网点，但这并不利于一些客户办理业务。因此物理网点作为相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优势，银行业应重在转型，提升为客户服务的质量，注重客户体验，提供舒适的环境，使更多客户愿意到物理网点浅谈业务。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11.

[2]李稻葵.新常态改变中国[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10-12.

[3]郎咸平.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1-5.

[4]康柯，丁振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银行业改革对策——基于商业银行转型视角[J].海南金融，2015（04）：21-25.

[5]曾刚.经济新常态的商业银行转型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5（01）：7-11.

[6]潘美丽.基于经济新常态的银行业转型发展的SWOT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5（11）：96-97.

[7]巴曙松，严敏，王月香.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07）：27-37.

[8]连平，周坤平，仇高擎等.中国商业银行运行趋势[J].中国金融，2016（02）：32-34.

作者简介：王睿（1991-），女，山西，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创新经营与管理。

作者：王睿

风险视角下的电子银行论文 篇3：

社区支行运作模式特征、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移动互联环境下，商业银行纷纷设立社区支行，旨在推进网点转型创新、应对市场竞争挑战以及深入发展普惠金融。社区支行的运作模式以立足社区深入经营的战略定位和服务方式为主要特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针对社区支行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优化品牌管理、重视创新思维、增值服务模式、适度自主治理、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区支行；运作模式；对策

一、商业银行发展社区支行的背景环境

随着互联网多元技术集成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的基础设施迅速更新，新兴通信技术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爆发式增长，金融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给传统的银行物理网点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与全新挑战。面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与竞争对手的强烈攻势，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型银行将社区支行作为进一步下沉金融服务重心、延伸金融服务触角的组织创新形式，旨在通过差异化经营和特色化管理，发挥实体网点服务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业务增长的新引擎。因此，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社区支行，既是寻求网点转型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扩大跨界合作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是移动互联环境下迎战平台公司等新兴竞争对手以及响应普惠金融政策号召的战略定位。

二、社区支行运作模式的现状特征

2013年以来，多家商业银行按照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办[2013]227号）和当地银监局相关指导意见，从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出发，陆续设立规范化的社区支行①，作为普惠金融深入发展的载体平台。社区支行必须冠以具体的社区名称，一般远离银行网点密集地段，实行限量牌照经营，它在银行零售网点层次体系中仅高于自助银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支行形式。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住宅物业面积将达300亿平方米，与社区居民生活圈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和地方性中小银行均设立社区支行，其中民生银行获批数量位居首位。截至2014年末，各地银监局的社区支行牌照发放数量近2000家[1]。从发展现状来看，社区支行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边缘客户群体定位

银行的边缘客户主要是指储蓄能力下降、投融资需求不足或二者兼有的群体。目前我国社区居民的老龄化速度较快，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他们的资本供给能力开始下降，容易被大中型银行网点忽略，但这些老年人口面临未来收入减少，更期望现有资金的保值与升值，因而能够成为社区支行金融服务的对象。另外，城乡社区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缺乏的群体不在少数，他们通常教育水平较低，几乎不懂基本金融概念和互联网知识，有限的存、取款行为是对金融市场的最大参与，从不清楚正规信贷的可得性方式，经常作出非理性的金融决策，迫切需要个性化甚至“一对一”金融知识培训和灌输，相比业务繁忙的银行网点或无法咨询的自助机器，社区支行更容易满足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

（二）社区交往信息渠道

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往往可以视作一定的信息，在现代社会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更是如此，金融服务领域也不例外。社区支行的业务范围相对缩小，取消人工现金和对公业务，提高非柜面工作人员配置比例，这样一来，不仅给个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位置，也方便了银行员工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交流，将收集到的无形元素进行提炼分析，例如人们的态度、情绪、行为方式等，从而转化为具有价值的数据信息。此外，银行员工还能以智能化设备如ATM（自动存款机）、CRS（自动存取款机）、VTM（远程视频柜员机）等作为社区交往的硬件平台，花费较多的时间向社区居民介绍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电视银行等电子银行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获取人们网上购物、投资理财、潜在信贷需求等方面的软信息，这是需要排队等候办理业务的一般支行和网点难以实现的。

（三）小区零售业务方向

与一般的社区网点相比，社区支行更加主动地深入小区内部，关注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周边商户的经营活动，以提供便捷、贴心、专业的金融服务来新建、维护客户关系。首先，社区支行将网点业务的处理大致划分为引导客户自助，柜面人工受理、协助客户连接远程设备办理等三种类型，通过提高电子渠道替代率，使业务办理更加高效、快速，从而赢得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其次，将社区访谈、调研获取的信息落实到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环节，例如加强与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结算的合作、推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优惠和便利。再有，挖掘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小区（周边）商户的融资需求，发展资本消耗少、资金周转速度快的小额贷款，利用居民在商户消费的契机嵌入信用卡优惠业务，通过增加客户体验效用提高银行产品的吸引力，实现普惠金融的共赢发展。

（四）精干型人员配置

按照《通知》的有关规定，社区支行的人员配置原则上不少于两人，在实践过程中，多数社区支行的人员安排一般是5人左右，他们虽然是基层网点工作人员，但都来自上级支行人力资源储备中综合能力较强的队伍，通常具备十分专业的综合业务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掌握各种营销技巧和小微信贷技术，能够快速获取客户 “软信息”，准确识别信用风险，并在运营过程中保障一定的业务量。

（五）相对低投入控制

社区支行在实现规模化运作的前期阶段以试点经营为主，尽最大化控制投入成本，除去人力费用、推广支出等，在固定设备配置方面相对节约，通常采用自助发卡机及VTM来弥补现场人员不足而缺失的服务功能，甚至为了避免VTM的高昂购置费用及后续系统开发成本而使用相对便宜的平板电脑等移动无线终端配合人工服务的方式来代替，如采取人工拍照、无线传输等措施实现开户功能等。另外，社区支行的占地面积普遍较小，集中在20～40平米左右，以减轻网点租金负担。

三、社区支行运作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一）搭便车行为

社区支行发展战略的核心，旨在发挥低成本运营优势和差异化服务优势以获取目标市场（即社区）的份额，而在当前普惠金融倍受重视的形势下，这个市场空间集聚了众多的竞争对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各金融机构设立社区网点8435个，其中小微网点937个[2]。虽然多数社区网点无社区支行之名，但在客户定位、信息来源、服务模式、场所等方面均能以较低的成本地效仿、复制后者的做法，社区支行的特质还未被客户广泛重视就面临着四面夹击的竞争局面，因此还需要积极探索兼顾成本节约和保持差异化优势的路径与对策。

（二）定制技术约束

大规模定制作为一种竞争范式，它既能够提供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获得最大化收益，同时又可以通过批量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3]，技术和人力才智则是这种竞争模式的支撑性因素。在金融市场上，社区支行定位强调以个人客户为中心，同样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定制，即通过提供大量相似但又细化区别的金融产品，既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又保证规模化供应的低成本。具体而言，社区支行在获取反映客户个人偏好的信息后需要快速做出反应，通过一定的技术改变标准化产品的价值，例如增加产品的种类、调整产品的功能等，使客户满意度上升，从而实现业务的增长和收益的增加。因此，员工能够熟练掌握、灵活运用并且不断创新现有技术是实现大规模定制的关键所在，而目前社区支行能够主导大规模定制的人才储备显然存在一定的缺口。

（三）服务营销困境

新时期的移动互联环境下，金融服务的供应已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物理网点，众多的第三方服务商以互联网为平台加入了支付结算、融资、理财等金融服务产品的市场竞争，通过人员后台化、展示虚拟化、过程机器化改变服务营销的特征，并以优惠甚至免费作为吸引客户的筹码争夺市场份额。社区支行虽然在设施投入、人工支出等方面享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也面临服务营销方式创新的困境，即如何进行多维度的服务改进以提高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度，同时带来更多的收入。

（四）内部治理脱节

公司治理是每一个企业组织都面临的问题，而设计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以促进员工努力工作提高效益，同时防范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公司内部治理活动的重要内容[4]。一般来说，商业银行倾向于与规模和经营业绩挂钩的奖惩制度并付诸于实践，如存贷款规模、产品销售数量等都可作为员工努力程度的参考值。对社区支行而言，治理问题因为“麻雀”架构而变得独特、脱节，表现为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的缩小使工作人员努力程度的可观察变量变得更少，日常监督约束相对松懈，资产负债实行非独立核算，单一按照在一般网点实施的标准化激励基准容易引起风险决策和短期性行为。

四、社区支行可持续运作经营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品牌管理

社区支行作为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创新形式，有必要在品牌管理方面进行优化，实现服务社区的核心价值对品牌的统领并将其延伸到客户群体，保持自身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特征，从而打破市场同质化竞争局面。具体而言，银行需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社区支行的品牌管理，包括制订实施统一、专业的品牌策略和规划夯实市场营销的基础、以普惠金融理念设计社区支行的品牌形象、加强关爱客户的文化建设以提高品牌经营的影响力等。此外，银行必须培养一批具有专业化知识的人才队伍进行品牌推广，深度传播服务社区这一核心价值，通过提高居民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不断开辟小区内部的细分市场。

（二）重视创新思维

如上所述，大规模定制技术是社区支行获得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但作为银行机构的基层网点，社区支行受到行政等级制度较多的束缚，员工关于产品创新的想法不容易到达上级管理层和决策者，对业务、技能等进行变革的意愿也往往受到抑制，因而无法对客户日益变化的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市场份额的稳定性也受到影响。因此，银行上层管理者有必要完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重视来自社区支行的创新思维，赋予其足够的自主创新空间，同时社区支行也要对现有人力资源加强灌输创新需求理念，释放员工“做新、做好、做多、做快”的热情和潜能，使社区支行真正成为可以持续提供动态金融产品和服务流的平台组织。

（三）增值服务模式

如上所述，平台公司依托移动互联网设备通过跨界经营和非均衡定价的方式在金融服务领域给银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社区支行虽然顺应服务营销的特征变化，将人、机器、时间、地点和服务五位一体的融合变得更加高效，但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细化的探索。一般来说，增加业务范围外的附加或免费服务数量，提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产品价值，有利于增加自身的竞争优势[5]。具体而言，社区支行可以针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尽可能提供成本可控免费产品或便民服务，例如免费WIFI、快递代收、物件托管、休闲娱乐、定期保健活动等，吸引居民切身体验并且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银行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可以适当创新与客户互动的方式，实现从“服务的提供者”到“贴心朋友”的角色转换，从而提高服务营销过程的效率和收益。

（四）适度自主治理

社区支行的经营管理需要全能精炼型的关键员工长期驻扎，而银行目前普遍执行与存贷款规模业绩挂钩的薪酬考核制度，短期激励效应较为明显[6]，由于社区支行不开展现金和对公业务，若按照现有的奖惩制度实行“一刀切”考核，容易产生内部治理的低效率，后续的人力资源需求也得不到满足，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进行改革与完善。从层级管理的视角来看，总行有必要适当下放给社区支行一定的治理权限，独立设计社区支行适用的薪酬制度，注重长期激励效应，例如增加多元化评价指标以鼓励员工持续努力、对揽储、办卡、销售理财产品等营业目标不作过度或短期化考核等。另外，社区支行经理还需要获得额外的权力，用于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整绩效考核方案，灵活配置每个员工固定收入与可变薪金的比例，最大程度地保障员工劳动付出的经济回报，同时在惩罚机制上防范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

（五）加大政策支持

社区支行作为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实现网点转型创新、扩大跨界合作、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的路径选择，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从外部环境来看，相关政策支持还有所欠缺[7]，2013年银监会发布的《通知》和各地银监局的指导意见仅对社区支行的牌照范围、业务模式、风险管理、退出机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未出台相应的鼓励性措施和倾斜性扶持政策。从现状来看，中小银行设立的社区支行在产品多元化、智能设备投入、平台维护水平等方面与大型金融集团存在较大的差距，现有的人力和物力不足以支撑全方位的社区金融“便利店”，需要相关部门出台一些减负政策加以扶持，例如税赋适当减免、降低再融资利率等，同时还需要外部规章制度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防止大型银行的垄断经营和预算软约束下的非公平性竞争。■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1]薛亮.平安银行以特色经营欲做社区好邻居[N].金融时报，2013-04-14.

[2]王好强.互联网金融创新亮点纷呈 智慧银行刷新银行服务[N].金融时报，2013-03-17.

[3]（美）B·约瑟夫·派恩.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2.

[4]洪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64.

[5]（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2.

[6]倪陈明等.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社区银行发展之路[J].现代商业，2014（31）：90.

[7]张全兴.发展社区类金融机构的若干思考[J].浙江金融，2012（7）：44.

作者：林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