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经济发展下社区建设论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重要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提升基层干部法治能力，成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基础。相较于城市，我国农村地理区域广、整体法治化水平薄弱，是基层法治能力提升的关键领域。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村级经济发展下社区建设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村级经济发展下社区建设论文 篇1：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政权职能在基层的延伸，在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发展村级经济、服务村民群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我们分别选择发达、中等、欠发达的海盐县、金东区、遂昌县，并区分大、中、小村（社区）各类情况，深入具体了解基层组织承担的主要职责任务、经费收支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思考。

一、村级组织收支状况

（一）村级组织承担的主要职能。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村级（社区）组织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主要职责有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建设，包括农业生产、林业生产、扶贫开发；宣传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增长；管理本村的土地、房屋、森林及其他财产等。二是社会事业，包括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管理；农业配套设施建设，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弱势群体救助扶贫等。三是党建与基层民主建设，包括落实党建工作目标；党员发展教育；落实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等。四是党风廉政建设，包括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村级民主决策制度，严格控制村级支出等。五是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制定村规民约，组织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开展村容整治建设，加强村民思想道德教育等。六是其他工作，包括上级政府交办的重点工作政策处理、危旧房改造、村庄整治、土地征迁、农民异地转移、防汛抗旱等。

（二）村级组织收入情况。

1.地区间保障水平差异较大。村级组织各项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财政补助收入（含村级项目补助）和其他收入。从我们调查的3个县（区）情况来看，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欠发达的遂昌县共203个行政村，2014年村级总收入4925.14万元，村均24.26万元；中等地区的金东区512个行政村，2014年村级总收入26343.42万元，村均51.45万元；较发达的海盐县85个行政村和20个农村社区，2014年村级总收入20163.03万元，村均192.02万元。其中村级收入最低的遂昌县北界白水村0.98万元，最高的是海盐县武原街道南环村422.89万元。

2.村集体自有收入占比小且分布不平衡。各地村级组织收入中普遍以财政补助收入为主，集体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小。遂昌县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958.65万元，占村级总收入的19.46%，村均4.7万元。金东区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10302.03万元，占村级总收入39.1%，村均20.1万元。海盐县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5823.47万元，占村级总收入的28.88%，村均55.46万元。村与村之间集体经营性收入差距较大，如金东区2014年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村均虽然达到20万元，但分布不平衡，5万元以下的村有339个，占64.25%，其中收入为零的有145个，占28.3%。遂昌县2014年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村均4.7万元，但年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有116个，占57.14%，其中收入为零的有78个，占38.4%。

（三）村级组织支出情况。

1.村级组织支出地区间差异较大。2014年，海盐县村级组织运转支出村均62.28万元，金东区村均20.85万元，遂昌县村均12.79万元。

2.支出项目繁多。包括村级办公经费、村组干部报酬补助、报刊杂志费、交通及通讯费、卫生保洁费、排灌费、计生费、征兵费、文体活动费、节日慰问费、济困帮扶费、公共设施维护费、村民会议费用等支出项目应有尽有，几乎等同于一级政府的预算开支项目。

3.刚性支出占比较大。村级经常性支出中以刚性支出为主，主要是村级办公经费、村民会议费、报刊杂志费、水电费、村组干部报酬补助等“开门费”开支。不仅欠发达地区如此，在发达地区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海盐县2014年全县村级经常性支出中刚性支出6539.75万元，占经常性支出的76.8%，其中村组干部报酬补助5310.73万元，占刚性支出的81.2%。

4.收支平衡难度大。即使是经济较发达地区，收不抵支现象也较普遍。如海盐县全县村级组织经常性收入少于经常性支出的村有69个，占总村数的66%，这些村的经常性开支主要靠挤占项目经费。

二、浙江省级财政支持村级组织建设投入情况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村主职干部基本报酬基本实现财政保障。2009年浙江省下发《关于全面解决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的意见》，将村支书、村主任两个主职干部的基本报酬参照当地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全额列入地方财政，2012年起又将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基本报酬按村主职干部的70%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省对纳入补助范围的41个市县实行转移支付补助，并实行“三年一调整”。2015年，省财政加大对纳入补助范围市县的村主职干部基本报酬转移支付力度，安排村干部基本报酬转移支付56286万元，比上年增长45.9%，并且从2015年起省财政转移支付改为“一年一调整”。

（二）建立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财政支付保障制度。2009年浙江省下发《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促进村级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最低保障标准（当时是3万元/村，2012年起提高到5万元/村），对未达到最低保障标准的集体经济薄弱村，由地方财政予以补助解决，省对纳入补助范围的41个市县实行转移支付补助。2015年，省财政大幅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省级预算安排25500万元，比上年增长132%（省补助由上年的1.2万/村，提高到3万元/村）。

（三）建立财政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从2012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8000万元设立扶持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村级物业经济专项扶持资金。从调研情况看，各地都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方式。遂昌县建立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打包扶持”机制，依托企业化运营打造集体“大物业”经济，统筹各类扶持资金“打包”投资或联建大型优质物业项目，扶持薄弱村获得稳定持续的经营性收入。海盐县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十分重视，县级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用于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创收项目的奖补。

（四）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运转经费财政补助制度。从2012年起，各级财政安排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运转经费专项补助，省财政对困难较大的32个欠发达市县给予转移支付补助资金4461.6万元。

（五）新设立了财政支持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工作专项经费。2015年，省委组织部联合省财政厅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保障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制度，按副省级市所属社区20万元、地级市所属社区10万元、县级所属社区5万元确定保障标准，所需经费以县级财政解决为主，省对纳入补助范围的41个市县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2015年省财政专项安排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转移支付5062万元。

三、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省里已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措施，省级财政也积极落实预算安排，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部分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财政保障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如金东区、遂昌县村主职干部报酬均低于当地劳均收入水平，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没有达到省级要求的5万元/村最低保障标准。

（二）项目补助多，村级经济经常性收入少。村级总收入中项目补助收入占比较大，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少。这种现象在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遂昌2014年村级总收入4925.14万元，村均达24.26万元，其中项目补助收入占67.34%，2014年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仅4.7万元，其中集体经营性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有116个，占57.14%，收入为零的有78个，占38.4%。项目经费一般为专项补助，通常是账上过过而已，村级难以统筹用于日常运转，导致财政补助不少，但村级组织运转仍然较困难。

（三）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自给能力不足。仍有相当数量的村缺少收入来源，经费自我保障能力弱。特别是一些山区村，受基础设施条件、资源的制约，村集体增收较难。从遂昌、金东区看，大多数村收入单一，仅靠山林、鱼塘、村集体留地等几年一次的发包收入，有较多的村没有常态持续性的收入来源。

（四）村级组织自治作用发挥不够。村级组织一届任期三年，去头掐尾，实际任期时间短，村两委往往只关注任期内的政绩，注重基建，而没有把发挥村级优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放在主要位置，村内建设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村没有节约意识，在村级运转开支困难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建起了村办公大楼。

四、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保障工作的思考

虽然浙江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已处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地区之间的农村情况差异仍比较大，部分村仍然是低水平运转，经费开支较为紧张。为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两美浙江”建设，让广大农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需要更多更好地发挥村级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组织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村级自治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多措并举，为村级组织建设营造更为有效的运转经费保障机制。

（一）落实县级主体责任，提高财政保障水平。要进一步明确县级党委政府是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责任主体。县级要认真制定落实财政支持政策，从制度上切实落实村级组织运转保障长效机制。大力归并整合现有各类进村财政扶持资金，减少专项资金，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生产经营类、运转保障类由地方统筹使用。省级财政要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强预算体制监管上进一步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做好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

（二）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村级自我保障能力。充分发挥村级主体作用，政府加以支持引导，谋求多方结对帮扶办法，变“输血”为“造血”，因地制宜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在发展项目上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在扶持方式上可以“抱团式”为主，集中财力发展多村联合兴办的物业型项目和服务型项目，要避免竞争性项目的市场风险，以稳定收入来源。

（三）加强村级自治建设，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农村税费改革后，要引导村民在享受公共财政阳光的同时，通过村规民约，建立村公共事业合理负担机制。如惠及广大村民的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可鼓励村民筹资筹劳，美好家园的卫生保洁费可由村民适当负担，农田水利排灌费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共同生产费用可由村民合理分担，天灾人祸济困帮扶的开支可建立村慈善基金制度等等。通过充分调动村民群众和村贤志士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既可弥补村级组织运转开支和建设公共设施资金的不足，又能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四）重视股改中的集体股，保障村级公共开支。当前正是浙江省全面推进村集体经营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时期，要避免将集体经营性资产和收益一分了之的简单做法，要立足首先满足村级公共开支要求，设立必要的集体股和分配起点，避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否则与政府大力倡导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初衷是相悖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洪峰

作者：尹红平　鲁明

村级经济发展下社区建设论文 篇2：

我国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现状及提升对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重要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提升基层干部法治能力，成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基础。相较于城市，我国农村地理区域广、整体法治化水平薄弱，是基层法治能力提升的关键领域。村级干部作为党在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其法治能力的高低、法治观念的强弱直接关乎基层治理法治化能否有序推进。这便决定了加强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笔者通过访问、座谈等形式，在北京市某区下辖的154个行政村随机抽取50个村中的377名村级干部，向其发放调查问卷，现场填写回收，实际完成有效问卷325份。本文对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的描述、判断和思考都基于对这次调研数据所进行的分析。

一、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状况

法治能力包含学习法治知识、运用法治思维、采取法治方式三个要素。笔者从上述三个角度设计问题，在对北京市某区下辖行政村进行调研后，得出对该区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状况的基本认识。

1.部分村级干部法治知识掌握程度有待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随着“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深化，村级干部对法治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干部自身学法、用法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调查显示，89.9%的村级干部认为法律在基层工作中重要或很重要，96.5%的村级干部愿意参加提高法治能力的讲座或培训。

然而，对法治知识的渴望和热情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于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调查显示，对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村级干部的掌握程度差强人意。例如，“村民委员会三年一届，任期届满须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一般不得提前或超过六个月”这一问题，仅有33.1%的村级干部能够正确回答。78.1%的村级干部认为“法律知识缺乏制约村级干部法治能力”。 具体而言，目前村级干部的法治知识呈现出“两个不够”。一方面，表现为村级干部法治知识的储备不够。乡村工作涉及领域多、内容杂，法律法规储备需求量大，相当一部分村级干部认为所学法治知识不足以完全用于指导日常村务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村级干部对法治知识的理解深度不够。这突出反映在大多数村级干部对法治知识的掌握程度仅停留在能够知道某条法律法规的层面，但对法律法规具体应用的界限和程序等方面的认识略显不足。

2.一些村级干部实际工作背离法治方式的现象有待改善。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村级干部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根据问卷调查显示，90.3%的村级干部非常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3.4%的村级干部不认同“亲亲相隐不为罪”的说法，72.8%的村级干部认为只有依法定程序，政府才能征用农民土地。

然而，村级干部在处理实际工作时，却往往容易偏离遵照法治方式的轨道。比如，69%的村级干部表示“遇到法律规定与领导意见相左，听从领导的意见”；处理群众问题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80.8%的村级干部表示这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工作实际。但这并不是说村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完全脱离法治方式。面对繁杂的农村基层工作，村级干部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基本按照法治方式来解决的。例如，在涉及诉讼案件时，62.4%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不会“给法官打电话、递条子”；对于征地补偿款问题，66.4%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不会“怕农民一夜花光，暂时扣留一部分征地补偿款”；“在工作中发现行政机关制定的政策跟现行宪法与法律相抵触时”，52.5%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会坚持法律规定。

3.村级法治环境有所改善，提高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具备一定条件。

从调研结果来看，大部分村级干部能够正视自身法治能力的实际状况，在积极参与教育培训的同时，主动寻求法治资源，为基层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在该区，61.2%的村级干部表示， “肯定会在项目实施前主动咨询法律顾问”。同时，笔者通过走访座谈了解到，法律服务进村在该区农村基本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每个村都配备法律顾问，定期进村开展法律咨询，为村级干部和居民提供法律服务。村级干部通过洽询法律顾问、建议当事人前往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解决等方式，不仅实现了对法治资源的整合，而且对弥补自身法治能力的不足、推动乡村建设不断朝法治化方向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促进作用。

二、制约村级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的因素

1.传统“村民社会思想”制约法治权威的树立。

目前来看，在广大农村地区宪法法律的权威地位尚待进一步巩固，不敬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传统“村民社会思想”在乡村治理中影响更为深远。调研中，村级干部不敬法现象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的内心不拥护法律，将法律视为“绊脚石”；有的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忽视民主集中制；有的认为按法律程序办事束缚了手脚，不利于干事创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村级干部对法治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回答“对工作来说，只要目标合理，可以不计手段”一题时，有近82%的人认为这是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实际工作的。这显然与我国树立宪法法律权威的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出现问题时，习惯依靠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用地位和情感解决。虽然有相当比例的村级干部已经初步具备用法律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处理实际问题时，村级干部更多的却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威信去解决问题。

2.采用法治方式使工作成本增加的现实制约农村法治化进程。

访谈中，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深知法治方式的重要性，但面对工作任务多、责任重的现实，不折不扣的按法治方式执行，有时会影响工作效率。调研结果显示，有近47%的村级干部认为“法律程序繁琐，不利于节省行政成本”。特别是在谈到土地征占、拆迁、项目建设等工作时，有村级干部直言“如果按照规划审核、住建审批、环境评估等一系列的工作流程，一个工作周期就已经超过工作时限”。这样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成本，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法治化在农村的开展，进而影响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

3.村级干部年龄与学历结构制约自身法治能力的提升。

从调研数据来看，截止2015年底，在年龄结构上，该区村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为46.4岁，村级干部整体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偏弱。在学历结构上，目前，该区村级干部中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7.2%，这其中包括一定比例的大学生村官。因而，村级干部整体学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调研结果表明，村级干部的年龄要素和学历要素对其法治能力有较大影响，年龄较小、学历较高的干部法治能力普遍较强。反之，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干部虽工作经验丰富，化解矛盾能力强，但法治能力略显薄弱。

4.因缺乏相应制度保障和机制设计制约了农村法治建设。

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也是制约村级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调研中，有村级干部提出，“在选人用人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的要求还没得到很好的落实；在考核评价方面，相较经济发展任务，法治的考核指标比重还不够大，指标设计还不够科学，不能很好地反映村两委班子法治成效和村级干部法治水平；在监督管理方面，法治要求贯彻得还不够彻底，对于那些法治意识淡漠、胆大蛮干的村级干部的纠偏机制还不够完善。问卷中，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当法律法规与‘红头文件’有抵触时”，按“红头文件”办是符合实际工作情况的。

三、提升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的对策

1.各有关部门需高度重视村级干部法治能力提升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各有关部门应重点做好村级干部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的教育引导，增强村级干部的法治信念。切实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融入干部的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之中，借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经验，在村级干部中集中开展法治教育类活动，帮助和指导广大村级干部适应新形势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更好地规范村级干部引领改革发展、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行政作为。同时，在村级干部中试点举行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进一步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另一方面，强化法治观念在村级干部中的日常养成，培养和提高村级干部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发挥各级法治领导办公室的作用，分级分类抓好农村级干部法治主体责任落实，通过权力制约、事故问责、法治工作述职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村级干部以法治思维思考问题的习惯，将法治内化于日常工作中。

2.建立健全提升村级干部法治能力的体制机制。

提升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应从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入手，通过发挥选人用人和考核评价这两种机制的作用，引导和督促村级干部落实依法办事的要求，自觉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一方面，要严把“入口关”。将法治能力作为考察村级干部的硬指标，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着力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将那些法治能力好、依法办事能力强、推进法治建设成效明显的干部选出来，进一步改善干部队伍的年龄和学历结构。在选拔任用村级干部时，通过民意调研、跟踪监督、考核（考试）、工作纪实等多种途径，全面了解村级干部能否做到懂法、守法、用法。同时，注重搜集 “谈法”（谈心谈话）、 “评法”（群众评议）、 “述法”（个人述职）等方面的信息，形成村级干部法治工作成绩单，并存入个人档案，作为提拔使用、降职免职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要严把“考核关”。 把法治能力成效作为衡量村级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标准，将村级干部遵守法律，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情况作为年度考核、任用考察的重要内容。逐步探索建立对村级干部实行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的考核制度，每年由上级党委对村级干部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情况进行全面考评。被考评对象的述法报告内容应当包含所在村及个人学法守法情况、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依法行政的情况等。做到让依法行政能力强、法治建设成绩突出者有位，让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建设不作为者失位。

3.增强村级干部法治能力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一是健全针对村级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机制。将法治教育纳入村级干部年度学习计划。培训时应综合考虑村级干部的年龄、学历结构等因素，因材施教，创新培训形式，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通过引导基层干部就身边发生的实例进行讨论和思考，帮助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基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二是加强农村地区与司法部门的对接。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或每半年对辖区内干部进行法治专题培训，并结合领导干部上党课等工作，将法治培训由乡镇一级延伸至村（社区）一级。三是改进法治教育培训内容。以村级干部实际工作需要为出发点，结合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围绕村民组织法、合同法等常用法，以及征地拆迁、纠纷调解等热点难点问题，设计法治培训项目。同时，不仅把法律法规作为法治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还要加强党纪党规的学习；不仅把与自己工作职责有关的法律法规学深悟透，还要全面了解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研究学习我国法治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还要了解我国与外国法治道路的不同，增强学法的系统性、科学性，树立“大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自觉、坚定法律信念。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内基层选举制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15JDKDC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尹霞 马建辉

作者：赵海全

村级经济发展下社区建设论文 篇3：

需求导向下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配置研究

摘 要：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已经成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考量指标之一。随着广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设施的供给与村民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广西马山县自2010年开始实施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以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虽现状良好，但其供给失衡的矛盾仍然存在。本文主要从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基础设施供给和配置的现状入手，发现马山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配置仍存在配置不合理、使用不均衡、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本文以需求为导向提出具体的配置策略，以解决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供需失衡的矛盾，以期对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配置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马山县;广西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导向;设施配置

马山县地处桂中腹地，南宁市北面，红水河中段南岸，是“四市五县一区”的中心接合部。全县总面积2345平方千米，辖11个乡镇，总人口56万人，有壮、汉、瑶等9个民族。西南出海大通道之兰海、来马、马平高速公路横贯境内，在全县境内有四个高速出口，西江“黄金水道”红水河百掌渡口距离县城仅18千米，水运可达珠三角区域，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境内有金伦洞、水锦顺庄、中国弄拉3个4A级景区，灵阳寺、小都百等4个3A级景区以及红水河百里画廊、中国玄河、攀岩小镇三甲、古寨金银花公园、金钗石林城堡等众多景区景点。马山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魅力独特。其中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会鼓和壮族打扁担，分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山境内自然景观独特，生态宜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中国黑山羊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会鼓之乡”“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广西特色民族体育之乡”，同时也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马山县是广西中部县城，该县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较完整。选择马山县作为调研对象，是由于其设施建设现状良好，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具有普遍性。马山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在“文体联姻”“文旅结合”方面具有前瞻性，其研究成果对于其他地区的推广具有示范作用。

一、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现状

马山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自治区政府和县政府的关心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目前已建成了县城、周鹿、林圩、古零、古寨、永州等6个文化中心及大球、乐平、云零等3个农民文化乐园。永州、周鹿、林圩、加方、古零、古寨等6个文化站被评为全区达标文化站。图书馆、文物所、民族艺术团排练演出大楼、新华书店营业大楼、新建县城电影院、县大会堂一座业务用房总面积近万平方米。全县11个乡镇已全部建成文化站（图书馆）并建成乡镇影剧院8个、露天影剧场26个、村（屯）文化室76个，建立业余文艺团队126个，文化经营摊点195个。2015年以来大力推进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配套设施建设，2017年全县顺利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县城所有街道全部实现白改黑，城乡旅游公交车和出租车正常运营。2015年以来新建（改建）旅游厕所48座，其中20座已获评AA级旅游厕所。新建环弄拉等10个游客服务中心。

马山县辖11个乡镇，共有156个行政村（含社区）。2010年开始实施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采用自治区配套资金和县财政配套资金拨付办法进行建设。建设内容为“六个一”（即一栋综合楼、一个戏台、一个篮球场、一个宣传栏、一支文艺队、一支体育队）。目前已经建设有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46个，正在建设4个，2020年底，马山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100%。11个乡镇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均已覆盖移动、联通、电信网络以及免费Wi-Fi，实现无障碍通信目标。

（一）硬件设施供给充裕，软件设施供给增加

200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整合村级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公共服务中心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公共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其根本目的是使社会事业成为城乡广大群众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事业”。十年间，马山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任务。2010年以来，不断努力加大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建设的投入，资金的投入逐年上升。十年来，已经建设起一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其配套的文化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培养了一批基层文化管理人才和志愿者，提高了马山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

1.硬件设施建设逐年增加。2009年实施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2016年以来，广西区财政补贴每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资金25万元，各县财政按照项目点的工程量配套资金，不足的部分由项目地群众投工投劳或发动社会支持等方式解决。2016年马山县共建设19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县财政配套资金160万元。2017年马山县共建设21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县财政配套资金250万元，4个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配套资金共32万元。2018年马山县共建设29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县财政配套资金436万元。2019年马山县共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3个，县财政配套资金48万元。2020年马山县计划建设4个村级服务中心，县财政配套资金66.8万元。

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从自治区政府到县政府都日益重视，马山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加。从投入的资金我们不难看出，县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加大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力度，大力发展马山县公共文化事业，马山县基础设施的数量逐年增多。马山县作为“广西特色民族体育之乡”，同时也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得益于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支持。马山县积极实施“特色旅游名县”的项目打造，加快马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各项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基金投入逐年上升，通过国家财政补贴、自治区财政补贴和县级财政配套资金的结合，加快了该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善，覆盖面越来越广。政府的重视，为马山县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场所。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落成，极大地满足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为构建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奠定了硬件基础。（表1）

2.软件设施配套逐步跟进。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成后，马山县政府通过县政府财政配给给部分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配套文化设备。2016年配套发放大功率音响设备10套，2017年发放音响设备10套，2018年发放音响设备16套，2019年发放音响设备18套，满足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配套设施供给不足，专管人员配备不齐

目前，马山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资金主要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尚未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的经费全部依赖于政府。政府作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供给的主体，承担着重要的供给工作。“政府办文化”的观念成为推动村级文化服务建设的动力，马山县基础设施薄弱，全靠政府资金的投入建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总体的供给量还是非常有限的。目前建设好的146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只有5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配备有音响设备，配给率仅为35%。软件供给的总量仍然显得不足。一些配套的文化体育设施均未能实现配给。篮球队使用的篮球，文艺队演出的服装、乐器、化妆品等目前尚未有配套供给的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广西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服务标准（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在行政村（社区）要设立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置不少于1名由公共财政补贴的公共文化专管员（原则上试行县聘乡管村用），以便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进行管理维护。由于马山县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管理也存在着人员短缺的现象，至今仍没有专项资金聘请公共文化专管员。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专管员，公共文化活动不能得到有效的组织和开展，农家书屋的开放时间不能得到保证。缺乏文化专管员，文化设施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没有真正发挥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公共文化活动的服务效果不明显。

二、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现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乡村文化活动依托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也得到有效的开展，满足了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已有十年，十年间，随着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覆盖面的扩展，广西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建设中，享受到公共文化权利。村民们对公共文化生活越来越重视，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热情逐渐增加，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需求已有所变化。农村的公共文化需求日渐增多。

（一）需求更齐全的文体设施与场地

马山县目前建成的146座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戏台和篮球场均为露天活动场所。马山位于广西中部腹地，属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长，雨水多，常有暴雨、雷电、强对流等天气，村民反馈如遇雷雨天气，文体活动就得取消或者延期。这些因素对开展室外文体活动极为不利。调研得知，戏台和篮球场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场所。村民们跳广场舞、打篮球等活动都是在晚上。然而现在建成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戏台和篮球场都是不配备灯光的，导致戏台和篮球场的使用频率下降。一些经常开展文体活动的村落反映，每次文体活动开展都需要拉线挂灯，装音响，摆凳子，影响文体活动的正常开展。广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急需给戏台和球场配备灯光和音响，确保文体活动的有效开展。

（二）需求更丰盛的文化娱乐活动

根據马山县文体局的要求，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后，每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平均每年至少开展4次文体活动，同时，市级、县级公益性的群众文化、文艺下乡巡回演出，业余文艺队交流演出等活动也有些安排在公共服务中心进行。每年4次的文体活动多是利用国庆、元旦、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时间开展，与节庆活动一起。随着村民精神要求的不断提高，他们需求更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例如广场舞的教学、篮球比赛、乡村特色戏剧、才艺技能比赛、趣味运动会等。村民们需要更丰富、更有文化内涵的文体活动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需要更加精心的策划，而不仅仅是提供简单的场所。

（三）需求更高科技的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是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基础设施之一，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成之后，每年由政府直接送书下乡。目前农家书屋的图书主要以种养类图书为主，另外配备一些文化、科技、军事、哲学等方面的图书。从调研得知，农家书屋目前的使用率是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基础设施中最低的。农家书屋中的图书借阅率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农家书屋的开放时间不合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家书屋的图书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农家书屋里的很多图书都是落满灰尘的，甚至一些图书连包装都还没有拆。村民们期待更加便捷、更加有效的阅读方式来解决阅读的困难。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等技术都已经较为成熟，将它们引入农家书屋中，对文化的推广大有裨益。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图书供给采用政府统一的供给方式，这种单一的供给方式也不能满足各村村民的阅读需求。村民的阅读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对农家书屋的硬件设施和配书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个性化需求增多。

（四）需求更多元稳定的资金投入

马山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投入公共文化发展的资金有限。长期以来公共文化发展设施的建设主要依靠自治区和县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的资金基本能确保硬件设施的建设，软件设施建设依靠当地政府和文化局的资金。十年来，这部分资金投入十分有限。146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仅有不到40%配有音响设备，没有一个服务中心配备有大屏幕显示屏。同时，各村级服务中心开展文体活动的乐器、服装、球类等用品只能依靠文艺队或篮球队自行解决，开展文化活动租用灯光和座椅都需要各村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入金额有限，成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最大难题。随着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不断加大，农村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资金需求也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五）需求更专业的文化专管员

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有效管理与可持续使用是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的终极目的。但随着马山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率的不断提高，“重建设、轻管理”的弊端逐渐凸显，长期以来存在“有设施、无人管”的难题。目前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没有专职文化专管员，由村委会委派村干部进行管理。村干部由于工作繁忙，同时还需要兼顾其他的工作，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投入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要保证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有序运作，就需要专业的文化管理人才对其设施进行管理。文化专管员还需要对本村的文化需求有所了解，并能准确地将其向政府反馈。随着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承担的文化服务职责的不断扩大，对文化专管员的需求也不断扩大。

三、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佳规模应为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愿意之和等于生产单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否则，即为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或不足。”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存在供需数量错位和供需结构不对称的供需矛盾。主要是因为政府采用“一刀切”的配给模式，对群众的文化需求缺乏深入的了解，推动文化发展的方式单一。马山县境内分布有不同的族群，他们的文化背景、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都各不相同。政府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配给中，未能考虑各村之间的实际情况和群众诉求，实行统一配给的制度，导致了供需数量的错位。盲目推行村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硬件建设，软件配套跟不上，导致很多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有设施不使用的情况。

如图书的配给呈现需求的错位，供大于求，造成农家书屋缺乏创新、利用率低的情况。而对于软件设施则是供少于求，“一刀切”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导致马山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单一，供给品种不够丰富。一些文化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意识仍然停留在简单给钱给物的阶段，缺乏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机制，无法有效地满足本地区群众的切实需要。

四、马山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的解决策略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以及受教育的程度也逐漸提高。原有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呈现更多元化的趋势。村民们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国家提出的供给结构性的改革，就是想从本质上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使之相匹配。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改革，要求以需为本，最大限度地满足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需求。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应该打破政府单方面、“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更多地关注农村居民需求的变化，将需求纳入供给机制内，使得供给能体现需求，用需求来指导供给，避免供需数量错位和供需结构不对称的供需矛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设施的配置需要考虑供需的平衡。村民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需求主体，政府应该为需求主体提供更畅通的表达机制，充分了解需求主体对于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意见，根据需求诉求制订供给方案。

（一）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设施

政府“一刀切”的供给机制，导致马山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供给结构的失调。政府目前提供的设施都是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硬件设施，而对于投入小、见效慢、管理复杂、成果不明显的软件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村民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应该充分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配置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马山地区已经配备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而露天戏台、无灯光的球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实地调查，村民希望拥有室内的戏台，室内戏台有灯光、有更衣室，方便文体活动的开展。配有灯光的球场，使用率更高，更符合村民对篮球场的需求。音响、体育用品、文化用品等软件设施应采取联合配置的方式，提高配给的数量和质量。马山地区着力打造“体育+旅游”的产业，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中更应该加大运动健身器材和文化用品设施的提供。建议采用新的配置标准，配置一批新的文体用品来满足村民的需求。

（二）引入多方力量保障资金来源

目前马山地区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是政府。这种单一的资金投入方式以25万元一栋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的供给模式供给，从2009年到2019年供给的金额都没有改变。十年间，马山地区村民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对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都要更高的要求。在这种不断变化的需求之下，政府单一的资金来源供给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应该考虑拓宽投入资金的渠道，引入多方力量保障资金的充足。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能更好地满足需求主体的需要。调查中，东兴地区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除了政府资金的投入外，还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上，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场地更广阔，设施更丰富，设施质量更高。因而，东兴地区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各方面的建设上都要好于马山地区。依靠政府的资金投资，一是来源渠道单一，资金投入有限，二是很难解决“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村委会应当发挥带头作用，筹措稳定多元资金来建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马山县古零镇古零村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与游客中心合并，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由村委会和旅游公司共同管理。古零村村支书告诉我们，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成之初，是由村委会负责管理，那时候设施也比较简单，人员管理也不到位。2015年后蓝川旅游公司入驻古零村，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便交由蓝川公司管理。调查得知，蓝川公司投入部分资金改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例如在原来的篮球场旁增加了灯光、健身器材，戏台配备了灯光音响和户外宣传大屏幕。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综合楼里还增加了空调、座椅、电子查询触摸屏，增加了游客服务需要用的轮椅、婴儿推车、游览地图、雨伞租借、土特产展示台等。

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不能只依靠政府，各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挖掘本村人的创业和产业潜能，激活内在动力，建设符合村民需求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政府的资金是主要的来源，但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来源。多渠道的资金加入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采用政府与社会混合资金的投资模式，更能有效地满足村民的需求。马山县古零村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虽然建设得较好，但仅是马山地区的个案，调研中，大多数马山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还存在缺乏资金的现象，难以满足村民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设施的需求。政府在保证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多元筹资方式的必要性，提供优惠政策，吸引非政府组织的投资，保证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资金的稳定。

（三）按需配置满足村民多样化需求

按需供给是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的另一种方式。按需供给是一种差异化的配置方式，通过不同地区不同的需求配备不同的设施，采取综合配置的方式进行供给。东兴澫尾村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就根据当地的地形采取了不同的建设方案。由于澫尾临近海边，用地紧张，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综合楼和篮球场分建两处。不同于传统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一体建设规划，这种根据当地地形采取不同空间布局的设置，满足村民多样化的需求。综合配置是按照具体村的具体要求，配给公共文化设施。

马山地区的调研结果显示，村民对于文化、体育用品设施的需求呈现增长趋势。文化设施和运动健身器材设施是村民最渴望增加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其中对于能看文艺演出、放电影、唱歌跳舞使用的戏台要求也逐渐增强。同时对于音响、户外大屏幕、灯光的要求也较为普遍。因此在设施的配置上，除了现有的戏台、球场、文化活动室以外，可以增加休闲健身器材、文体用品的配置。农家书屋的图书配送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本地区的文学、旅游以及新型产业的书籍，同时可以增加电子图书的终端设备，方便群众借阅，提高农家书屋的使用率。

文体设施和农家书屋都是村民发展性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应该通过村委会协调上级政府，共同制订配给方案，发挥需求主体的参与性，政府主体配置多样，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四）多样化管理模式

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管理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加之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维护责任不明确，造成了“有设施、无管理”的现象。可以通过聘请文化专管员和志愿者来进行设施的管理。主要负责维护场地的卫生、设施的安全以及文化活动的开展。调查显示，马山地区缺少文化专管员，文化活动的开展都依靠政府组织和安排，村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未能调动起来。东兴29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配备42名文化专管员，由村主任推荐人选，文化站、镇政府把关，确定专管员名单。政府拨付专款补贴文化专管员的费用。文化专管员除了负责公共服务中心的设施外，还需要向上级传达村民的需要，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河舟村叶老师，从2010年起一直在河舟村担任文化专管员。调研中叶老师对河舟村的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了如指掌，同时通过叶老师的调动，河舟村的文体活动已经实现“文化周周演”，同时，叶老师把每次的文体活动都详细地记录台账，协调村委会安装音响和照明设备。

村委会通过下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管理权限，设置文化专管员岗位，明确管理责任，完善管理机制，实现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自我完善，提高了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管理水平。政府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应该起到主要的管理和维护作用，设备的建设、更新以及人才的引进、分配都由政府统筹，保证各地區设施的基本配置建设。而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管理、维护应该下放给村委会或者非政府的管理机构。文化专管员的配置、志愿者的参与是其中一种方式，政府部门对文化专管员进行管理，为他们提供培训交流的机会，给予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相信文化专管员能够发挥好服务设施管理的作用。让公司、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管理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另一种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有效地提高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管理水平，提高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减少政府管理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满足村民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五）探索“智慧供给”新路径

2012年文化部（原）印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工作的通知》，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的改革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智慧化供给。这种智慧化的供给为供给侧的决策提供更科学的数据，实现供给方式的改革，达到供给更精确、更个性、更均等化。长期以来，村民对于数字资源的建设满意度很低。马山地区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基本没有数字资源，无法满足村民对数字资源的需求。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窗口，其智慧化供给的实现要依托大数据。目前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矛盾主要是政府“一刀切”的供给模式造成的，政府凭借主观判断决定供给方案。

搭建起“智慧供给”的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村民的需求，改变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传统模式。科学的供给方案是建立在对村民具体的文化需求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大数据的信息采集、加工、分析，了解村民文化需求的维度、层次，进而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供给，实现更高效的供给模式。力求通过先进技术，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通过对马山地区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实地调研，寻找当前马山地区供需之间的矛盾，分析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结合广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优秀案例，为解决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矛盾寻找出路。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建设在广西区内具有代表性，政府供给为主的供给模式，导致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应引入多方力量保障资金来源，加大多样化设施的建设力度，关注村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采取先进的“智慧供给”和多样化的管理模式，打开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的思路，促进马山地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供给之间的平衡发展。

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为广西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得益于国家政策的重视，广西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在其高速发展和快速建设中看到供给和需求的突出矛盾，明确以政府为主导、公有财政为支撑的供给模式，鼓励更丰富的资金渠道进入村级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体系，调整资源配置，加大投资力度，重视村民的实际需求，建设新型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切实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作者：黄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