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摘要：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是解读马克思的前提性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学术界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各部门哲学隐含的独特理解、生存论解读、现代性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出场路径解读，以及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等诸种争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1：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会通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诸多可会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助力。这种会通的建构首先基于二者于客观世界社会的接触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以及客观世界辩证法原理，将辩证法和本体论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万物一体与物相融，突出自身主体能动性，通过实践理性法则以自我修养的形式对自身的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一种道德价值哲学，这种道德价值与社会政治和人伦关系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观上强调两一、万物一体、“复”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会通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作为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创造性地对辩证法进行改造，突破了以往黑格尔辩证法仅站在自我意识层面思考的局限，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连接，把过去仅站在自我意识思考的人从主观世界拉向了客观世界，以此揭示出客观世界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因此，从世界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独立于人主观意志之外的物质作为其概念基础，以实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中介，肯定了人的意识能动性。这种实践并不是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实践理性，而是处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桥梁，以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实践达到了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种实践同时也植根于人类社会之中，以劳动的形式得以体现，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劳动的剥削引发了马克思对于阶级矛盾的思考，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矛盾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的思考是源于客观社会的，其目的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虽多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哲学，是对内在生命和道德世界的超越性追求，但它为什么注重对道德的追求？作为支撑道德追求的根源为何？其来源便是对天道、对本根的遵循，人道的作用是为了彰显天道，而天道同时需要人来体现，故《中庸》中讲“道不远人”[1]。天道并不是人无法把握的超越性存在，而是蕴含在人的真实生命过程体验之中，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与天道同齐的层次，修身成圣。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尤为重要，哲人将对天道的敬畏通過道德修养的形式下贯到人的主体上，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转化为对内在超越的价值本体追求。但是道德的实现却必然要以落实在客观世界中的形式，在社会政治的关系中以实践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中国哲人的实践虽然也是立足于客观物质世界，立足于社会关系，但其目的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着眼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致力于通过道德实践的礼法对自己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正心诚意，以此来明内在的明德之心，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建立起道德自律法则，实现对内在道德的超越性追求。同时，中国哲人主张只有通过内圣才能外王，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实践的活动即政治的活动”[2]，他认为这种活动是从人本身出发连接着人、事、天这三方面，政治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对这三者的调和，而要达到这种调和便必须先培养德性主体，中国哲人的实践必由德性实践以达政治实践。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共同的出发点首先都是将人放在客观世界中，放在社会政治之中，以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中介，而正是基于此种共性之上，使得二者哲学有会通之可能性。但由于二者的立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规律，发现了无产阶级被残酷剥削的事实，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中国哲人们多主张“内圣外王”，通过对自身道德本体的修养和追求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将中国哲学多引向一种道德心性的哲学。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之下，二者的辨证法既有相似性又有其差异性。但二者哲学的出发点皆是立足于实践，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

二、普遍联系观与万物一体观之会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万物共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以运动的方式共同构成了变化不息的物质世界。

首先，万物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世界相接触着，都是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事物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系统，低层系统组成高层系统，各层系统纵横相连构成了整个统一的宇宙，由此马克思主义站在科学的层面上系统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然而，若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这种仅落实在具体物质层面的观点被称为形而下的，并不是中国哲人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哲人讲万物一体，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最高道德本体上来讲的。万物何以能够一体？皆是源于一理而已。《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三》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阴阳二气与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殊实即二气之实，而二气之本则是‘一’也。”[3]一便是指太极或天道神明之诚。阴阳二气统一于太极之理，化五行，生万物，万物禀含太极之理，故又万而归一。

可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构成系统，由低级到高级构成物质宇宙，中国哲学的万物一体是一种创生的系统，不是从下至上讲的，而是从上至下讲的，一而万，万而一。由一理而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一理，这便是万物一体的建构模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圆融的特点。宋明理学虽然是围绕着心性之争而展开的，但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却是同一的，只不过他们争论的便是这一理究竟是源于心还是源于性？是源于外还是源于内？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瓦石为何能与人同体？就是因为共具一理，这一理便是来自于我心中的良知，万物皆由我心而发，皆在我的本心中得以呈现，故万物本与我一体。可见王阳明强调的“理”虽是从内在的道德本心出发，但是其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还是与理学趋于一致的，都是从最高的本体出发来思考人、万物与自然的联系，同时赋予其道德价值的色彩，这正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思考的独到之处。

所以，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层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递进构成整个宇宙系统，而反观万物一体的思路，其以人作为思考的主体，将道德伦理价值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由一理而万殊，万殊又实为一理。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观是朴素的，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但是这种将人和自然万物、人伦社会以及人内在的道德世界相联的思路，却是真正地将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自身与万物相贯通，正是中国哲人思维独有的境界，在当今的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体现了传统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融合与创新，人类的命运是共存的，是普遍联系的，天下皆家，万物一体，整个人类之间的命运是一体的，人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三、矛盾观与两一观之会通

顺着这种联系观的思路，我们接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辩证法思维的异同。首先，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宇宙及世间万物都是以运动变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里，矛盾作为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存在，为事物的发展提供动力，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矛盾观是在实际社会阶级分析中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看到了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虽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让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转化矛盾力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从这种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首先是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并且认为社会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矛盾在变化过程中实现质变，产生新质，这一新质可能表面上复归于初，但其实质却已经与过去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前进向上的，是进步的、进化的。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有着较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哲学之中的矛盾观特点又是如何？

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做了总结，他将中国哲学的矛盾观称为“两一”，将其性质总分为“五项”：“对待之必然、对待合一关系、对待之综合、对待合一与变化，对待与合一之关系。”[4]在其对待合一关系之中又细分为“五项”：一为对待而相依，即对立双方相互依存而存在的;二为对待之交参，即对立面的双方相互包含，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蕴含着其对立面的属性，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三为对待之互转，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转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所说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于这转化的条件，中国哲学则更为细致;四为对待之相齐。即对待无差别，此观念本出自庄子的齐物，认为一切对立区别都可以消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这其实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含义，矛盾是相互对立的，互相具备对立面的属性。但不能把矛盾对立的分割线给模糊，完全消除矛盾对立的界限;五为对待之同属，实际上则是，对立包含在统一之中为统一之所属。

张岱年先生对对立的论述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哲学矛盾观的主要特点，在其归纳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中国哲学中的对待之交参颇有相似，都承认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对立是矛盾双方排斥相分离的属性，统一则是由于二者相吸引、相联结的属性。这实际上是将对立的双方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属性，由对立双方联结组合才形成对立统一这一属性，具有主客相分的含义。在中国哲学看来，对立双方实际上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之显现，即对待之综合。如老子的“有无相生”便向我们揭示出矛盾双方虽然互相对立，但二者任意一方的存在都不能离开对立面而存在，其任一一面的概念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成立，正如有无二者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但最终都统一于最高本体的道。故老子又说道：“二者同出，异乎其名。”（《道德经·第一章》）认为有无二者便同出于道，都只不过是道之不同显现而已。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矛盾双方看似对立，其实是彼此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共同统一于一体的，也就是一物两体之体现，这便是中国哲学矛盾观最主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其实也有矛盾在同一体内的论述，即内部矛盾，但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其双方对于统一之概念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为联结，其对立的两面是各具差异的独立属性，在彼此的斗争中又共同统一于矛盾之中。中國哲学的观念则认为此对立实际为一体，由一体而分对立，对立又构成一体。看似两种属性实际上则为一属性中包含着两个方面，实为一体。正如张载在《正蒙·动物篇》所言：“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物非物也。”他认为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于对立矛盾之中，正因为有矛盾这一属性则物才可以说成物，他承认对立是构成事物的一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也是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共有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承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存在着矛盾。中国哲学承认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中国哲学不言所谓的发展，而是言变化，张载便认为阴阳交感、相吸相排，趋于融合而仍有对立。这与辩证法中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论述趋于一致。在唯物辩证法中强调主次矛盾问题，矛盾主次方面等问题，认为事物发展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国哲学中对此类问题并没有过多论述。但张载对待综合似乎是中国人对矛盾中主次问题的看法，认为矛盾一方可以吸收于另一方，达到一个更加圆融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到之处。

可见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矛盾辩证法思想可谓是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思想当中。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发展和融合了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新的时代，发现矛盾解决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进行道德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的体现。

四、“复”与质量互变之会通

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定的条件究竟要如何满足？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哲学早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如“福可生祸”“正转为奇”“善化为妖”皆是中国哲学中对于矛盾转化观念的论述。然而，若想要实现矛盾的变易转化，首先则需要量变质变的积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如《劝学》中荀子言：“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见，只有进行量的积累，才会有质变的发生，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一致，都强调质变的形成必然需要量的积累。唯物辩证法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事物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的质变上开始，循环往复。”[5]但它所认为的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一种上升，一种进步和发展，表面复返于最初，实际上则是一种上升，这与中国哲学的观念大为不同。中国哲学注重量变质变之积累，但中国哲学中更强调一个“复”，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会复归于最初的状态，与唯物辩证法中的最初相比，其实质并不相同。“复”是一种真正的复归原始状态。

万物都回归于其最本源的状态之中，相比唯物辩证法则缺少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万物复归最初，因此中国哲人们多注重事物的矛盾转化问题，如西汉学者扬雄对矛盾转化的过程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扬雄极为注重极的概念，认为物极必反，不极则不反。他强调到达极之前必有积渐的发展，即要有量的积累，认为事物在其成长发展的每天都趋向于新的变化，衰退消亡也是如此。他把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分为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便是反复积累的变化过程，揭示了整个过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完整地展现了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清初的王船山与扬雄的观点相反，他反对物极必反之说，认为相反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一事物的对立都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恰巧与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始终观点相一致，但王船山却认为对立转化是没有极端的，并不需要到极致才可以转化。他的观点有两面性之处，一方面他肯定了对立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这是极具进步性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量变质变的积累和转化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对立互转其实也是由更细微的量积累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从量质积累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的辩证法都强调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但它们仍具有不同之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必然归于否定，在进行质变之前必然要有量的积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是总体却是螺旋上升的，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转化为质变实现事物的发展和飞跃。中国哲学以反复为其对量质变化的核心观念，把量质转化过程给细化成各个阶段，更加细化了量质转化的过程。物极必反，量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事物的反转，导致质变的转化变化，但最终复归原始的状态，这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为表面上返回于初，实际上已经是由量变完成了质变，开始在新的质变上发展，所以表面上才是最初的状态，但其实本质上是上升了一级，它是一种无穷上升的一个过程，而中国哲学则是复归于本原，真正最本质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意味。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虽以阴阳五行构成了万物化生的模式，但其最高之理还是道德价值之理，故中国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有其进步意义。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得以会通的前提，但二者都不是仅停留于意识领域的纯粹思辨哲学，而是与客观世界相接触，以人与社会为思考，以实践为中介的哲学。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二者辩证法的目的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其辩证法就是为了去揭示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其辩证法是带有进化发展意味的。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一种天人合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有情世界观。天地为大宇宙，人身为小宇宙，天地人身虽有大小之别，本质则一。天人合一的目的系指向生生不息的大方向，重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其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中国传统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这正是其辩证法的特点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便是突破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局限，并吸收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价值，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对二者辩证法的比较与会通，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共性与特性，深入了解二者哲学的精髓，促进二者的会通，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晓芬，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

[2]牟宗三.中国哲學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306.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471-

493.

[5]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

作者简介：万星伟（1995—），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

作者：万星伟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2：

反思与推进: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摘要：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是解读马克思的前提性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学术界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各部门哲学隐含的独特理解、生存论解读、现代性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出场路径解读，以及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等诸种争论。实际上，在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哲学现实化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潮，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马克思哲学革命问题的前提性与根本性。在总结与反思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的诸种争论的基础上，探寻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对于我们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缘起：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进展，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程度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之路：一方面，我们坚持“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文本，在文本语境中解读经典作家的原初思想，一定意义上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我们坚持联系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开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马克思无疑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80年代末，有些学者就提出重读马克思。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呈勃兴之势。2001年，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召开，迄今已举办九届。这一高规格的开放式的学术论坛，既顺应了国内学术界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又不断地推动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对象、功能与当代价值的根本性问题。对于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领域的革命，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这一哲学革命的实质，则存在着诸多争论。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入探讨，无疑为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探寻哲学发展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学者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要求中，自觉地开启了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课题。

二、述评：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

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是时代课题也是理论难题。马克思不像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散见于一系列著作之中；马克思进行理论创作的时代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生活阅历、理论背景与知识结构。这些都是造成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进行多维解读以及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总结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不同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具有科学性、革命性与阶级性的特征。这是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观点。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徐长福认为，马克思学说发展的本质是从哲学到科学(而且是实证科学)的知识类型转换，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1]。这种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没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界定为从哲学到科学的知识类型转换，那么如何说明价值问题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中难道不蕴涵一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吗？

2．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就是唯物史观。为了更完全地囊括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有的学者通过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把马克思哲学革命归结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包括整个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叶汝贤就把马克思哲学革命概括为“以分析现实社会矛盾为任务的新唯物主义”，具体来讲，“这种新唯物主义在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并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2]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教科书，把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自觉地放在了“后黑格尔”而不是“前康德”的框架之内。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合适，只用来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显然还不够精确。

3．实践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①、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这种观点把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所完成的实践转向，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生存论转向等，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内容。但是，在如何理解实践哲学上，出现了不同的争论。对此，王南湜指出，“实践哲学”一语至少被人们在三种极为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即以实践为研究对象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将人的实践活动视为第一活动或最基本活动方式、亦即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以及最为根本的作为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3]。实际上，基于对实践概念以及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所占地位的不同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等不同的争论，一定程度上是在实践哲学框架内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不同解读。需要指出的是，把实践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不能忽视对亚里士多德、康德、赫斯等的实践理论的对话研究，需要进一步在比较中探寻马克思实践观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地位。

4．各部门哲学中隐含的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独特理解。在时代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人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部门哲学。这些部门哲学研究大都在一定的哲学观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围、理论框架与发展逻辑；同时也大都隐含着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独特理解。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马克思对现存社会的价值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所建构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4]各个部门哲学从自己的研究范式出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解读，虽然深入挖掘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却难免有失偏颇。

5．生存论解读。在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研究中，有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生存论解读。这些解读认为，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开启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比如邹诗鹏就指出，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生存论这一思想，但“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问题，从马克思哲学中解读出来的并且也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5]。张曙光也明确地指出，如果把“生存哲学”的产生理解为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产物的话，那么，马克思无疑是这一“转向”的重要启动者或开创者之一[6]。与对马克思哲学作生存论解读相近的是，有的学者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生活哲学的解读，认为“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基础意蕴，源于生活、理解生活、批判生活、创造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点与使命[7]。对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解读与生活哲学解读，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意蕴与面向生活世界的要求，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马克思哲学所蕴涵的某一方面的内容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6．出场路径：现代性批判与本体论批判。有的学者基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断裂，从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的角度，探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任平就认为，“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是哲学革命出场的现实路径，而哲学革命则是现代性批判彻底化的哲学结论。”[8] 杨学功也指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革命变革，就在于它通过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中，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奠定了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基础。本体论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9]显然，从出场路径角度探寻马克思哲学革命，抓住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蕴。然而，这些解读并没有由此出发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做出实质性的概括，显得批判有余建构不足。

7．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从哲学与现实的角度看，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马克思没有从某个哲学理念出发构建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直面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中终结了旧哲学，从而实现哲学观的革命变革。韩庆祥就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是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实现的哲学观变革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的“批判哲学”；关注生活世界的“生活哲学”；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人的哲学”；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哲学”；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哲学；善于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开放哲学[10]。

三、问题：返回马克思哲学的出场地

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多重解读，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涉及思想、文本与解读者的理解间距问题；术语混乱、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文本误读、偏读的问题；过度诠释的问题；解读者的“前理解”与主观目的的影响等。实际上，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解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返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出场基地。具体来讲，我们有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往往对西方哲学的理论挑战关注不够，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放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予以考察。如果不厘清在西方哲学史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的理论支撑与动力。实际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主要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对这一变革的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研究都必须置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进行考察。同时，判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在所在、估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价值，必须对照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批判。

对学术界影响深远的传统教科书观点认为，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这种解读模式，具有一定的文本依据，揭示了马克思曾有的哲学“信仰”，合理的解释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方面，并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然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解读模式，明显受到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结构框架划分的影响。这种解读，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以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和概念辩证法对传统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及其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而这些思想资源都对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从总体上看，这种解读模式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西方近代哲学式的解读，忽视了马克思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这种解读模式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有的哲学研究在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时没有返回到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场地的西方哲学那里。

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归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存在着忽视西方哲学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济决定论”与“宏大叙事”等理论挑战；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解读为生存论转向的观点，虽然是找到了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契合点，但却没有挖掘出它们的差异所在；各部门哲学隐含的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独特理解，大都是从马克思哲学那里“各取所需”，而且也相对忽视西方哲学的有关研究；现代性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解读模式，则是在探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却没有继续追问马克思哲学革命在批判旧哲学之后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新哲学；实践哲学的解读模式，以实践转向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中开启的新哲学道路，然而，需要继续追问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究竟是实践内在于理论之中，还是理论内在于实践之中？如果是后者，那么以实践哲学概括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否恰当，究竟如何概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四、推进：追寻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

合理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不能脱离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视野，必须挖掘马克思哲学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双重超越之处。实际上，在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马克思的哲学现实化理论，不是哲学的实证化，而是对实践基础上的现实世界及其理论前提的反思、批判、超越；不是哲学的非理论化，而是把哲学的目光由抽象的思辨王国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是哲学的平面化，而是由特定的思维方式、表述逻辑与概念系统组成的理论体系；不是哲学的庸俗化、肤浅化、碎片化，而是提升哲学理念，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为人们提供对现实进行具体精确的分析与综合的知识系统；也不是非学术化，而是反对逃避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以目光关注时代、以声音传递时代、以理论支撑时代；更不是非哲学化，而是哲学观的根本变革，是在批判旧哲学中对新哲学的前瞻与建构。马克思主要从批判旧哲学的思辨化、神秘化；哲学应否现实化；哲学能否现实化；哲学如何现实化等方面阐述了哲学现实化[11]。

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在其后继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2]列宁也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13]，实际上，“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4]。毛泽东则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在对自己哲学的称呼上，他们也遵循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恩格斯称自己的哲学为“现实哲学”，列宁称自己的哲学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哲学”，毛泽东称自己的哲学为“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邓小平称自己的哲学为“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1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些学者也坚持遵循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如韩庆祥提出的“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就是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探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面向“中国问题”的理论成果；孙正聿曾把哲学概括为“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并提出哲学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依据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把哲学的工作方式概括为“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并力图以这种工作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7]；陶德麟也指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18]

注释：

①高清海在1988年出版的《哲学和主体自我意识》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创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陈晏清也指出，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变革实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它旨在主张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对于精神活动的决定作用，并坚持立足于物质实践去说明全部人类生活（见陈晏清《关于实践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地位的再思考》，《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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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汝贤,王晓升.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J].现代哲学,2007(4):1．

[3] 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55．

[4] 孙伟平.作为价值哲学的马克思哲学[J].学术研究,2007(1):19．

[5] 邹诗鹏.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J].江海学刊,2001(2):101．

[6] 张曙光.生存哲学的命意及其当代旨趣[J].哲学动态,2001(1):3．

[7] 陈忠.马克思生活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15．

[8] 任平．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160周年后的新解读[J].江海学刊,2005(3):29．

[9] 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J]．现代哲学，2002(1):25．

[10] 韩庆祥,张艳涛.马克思是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解读现实问题的[J].江海学刊,2008(1):24．

[11] 王海滨.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及其当代性[J].天津社会科学,2010(4):33．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13]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96．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67-468．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6] 唐志龙.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哲学思想[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2-6．

[17] 孙正聿.以哲学的工作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J].学术月刊,2007(5):57．

[18] 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

责任编辑 任浩明

Reflection and Forward: The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WANG Hai-bi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Key words: Marx; the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essence, actualization of philosophy

作者：王海滨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3：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之比较

摘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比较，大都局限于对他们具体哲学观点方面的比较，往往忽视了他们哲学观方面的比较，而哲学观作为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本体论承诺，如果不深入比较他们的哲学观，就很难深化他们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就是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比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方面的共同点及其差异。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比较

文献标识码：A

自从恩格斯逝世以后。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二人的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就开始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动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中心课题。中国学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少比较马克恩与恩格斯的哲学观，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界的关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致的，都反对思辨哲学，反对体系哲学，但由于家庭、学术背景、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哲学观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厘清他们有哲学观方面的同异，是比较研究他们具体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共同点

1．都反对体系哲学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就表现出反哲学体系的萌芽：“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在谈到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局限性时写道：“他们(指青年黑格尔派，引者注)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也就是说。对黑格尔的批判，如果不对黑格尔体系进行整休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不能取得成功，反而使黑格尔哲学更加片面化，还会歪曲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批判了思辨哲学体系建构的虚妄性：“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这种体系完全是思辨的结果。这种哲学思考与写作的方式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

恩格斯也是反对体系哲学的：“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在恩格斯看来。体系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终结了，任何想重建体系哲学的企图都是倒退。晚年恩格斯批评当时德国的一些年轻学者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的做法：“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反对将他和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化的做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体系哲学这一点在后来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忽视了，总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苏俄教科书理论体系就是明证，如果说仅仅是作为一种教科书，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并没有可指责的，因为作为教科书应该是一种体系化的东西，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认为等同于教科书体系本身，那就值得怀疑了，因为马克恩哲学从根本上是反对建立体系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的，那么，我们姑且不沦这种体系中的内容，但就这种建构起来的体系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

2．都反对思辨哲学

马克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宣布：“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恩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而鲍威尔批判中含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以漫画的形式再现的思辨。因此，该书的目的，就是揭露这种“思辨哲学的幻想”。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俨然要给当代一切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袭用黑格尔的思辨戏法：把问题“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恩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正是对于思辨哲学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然，对这种恩辨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表面上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实质都是思辨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类经院哲学式思维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他在晚年(1879年)的—个读书笔记中写道：“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实践的即通过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嘲

同样，恩格斯也对恩辨哲学进行了批判，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后，合著了《神圣家族》，在恩格斯撰写的该书第四章第一节中，他以不同往常的口吻描述了黑格尔哲学：“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脂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姻者。”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学观念时写道：“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正好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显而易见，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恩辨的人学观念的

批判和马克思的观点大致是接近的。

3．都强调哲学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与费尔巴哈这种直观的、静态的“感性世界”概念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世界”概念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动态的“感性世界”：“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对于感性世界的这种理解。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不能看到感性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对人的生成，不能看到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反思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而在对象化的世界中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只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一种自在的、直观的对象，而在马克思这里，作为感性世界基础的是人的感性活动，这个感性世界不仅仅是以知觉和表象为基础而形成的可能经验的世界或现象界．而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创造物所构成的生活世界。

恩格斯也具有与马克思相同的思想倾向。这在反对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时表现得最为充分：“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这种历史观(指唯物史观一引者)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在恩格斯看来，只要我们返回到唯物主义立场，即面向事实，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就能克服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克服唯心主义的臆想。

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扬弃以往一切旧哲学并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因此，只有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感性世界的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能够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在毕生合作的过程中。有很多思想通过相互的交流取得了共识，但我们通过阅读他们的文本发现，两人的哲学思想还是存在差异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造成他们哲学思想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观的差异，现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的差异进行简单的梳理。

1．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本体论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有否同一性的问题(认识论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写进了哲学教科书里。已广为人所接受。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联系，即马克思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这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首先是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然后马克思再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使之具体化，而是就这两种表述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言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针对不同的实情提出来的，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基于哲学史的实情做出的，是为了梳理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做出的，如果据此认为恩格斯回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中去了，坚持的是物质本体论，这种对恩格斯的批驳是有失公允的。而马客思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形成主要是针对当时哲学的缺陷(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并且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提出的，虽然马克恩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作为他关注的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存在的，这一点论者将另文做详细阐述。

2．在强调他们所创建的哲学的侧重点上的差异

马克恩着重强调的是实践论的方面。而恩格斯着重强调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马克思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在反恩辨哲学的过程中，突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这已成为共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条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大都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引申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实践是一切认识活动的源泉和基础；第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也就是往往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理解，对于这种理解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但马克思在强调哲学的“实践论”方面是不容质疑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恩格斯主要强调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

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恩格斯所说的“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他明确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显而易见，恩格斯所说的“世界观”以及“自然观”、“历史观”，只是研究自然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自然和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历史。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3．在辩证法理解上的差异

虽然对“辩证法”本身的看法不属于“哲学观”方面内容。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间接地反映了他们哲学观的差异。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主要是历史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而恩格斯所理解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清算黑格尔的辩证法时。马克思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一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显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积极意义，并认为这种原则体现在黑格尔对人的劳动的把握上。就此而言，辩证法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原始意义，即生成性质的反思形式。正是这种创生性特征，才使得辩证法表现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时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瞄越正是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在，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辩证法后所保留下来的也正是这方面的内容。并运用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中。

恩格斯主要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可以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几段经典表述中看出来：“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显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马克思主要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的批判的、革命的方面，而恩格斯主要强调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一面。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曾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有学者指出：“我进一步认为，应该把科学的辩证法和哲学的辩证法、科学的认识论和哲学的批判论界划开来，研究、解释、表述自然、社会、历史及思维的辩证方法均是科学的方法，只有批判实践及现存的方法才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他区分了哲学的辩证法与科学的辩证法，但没有标明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理解的不同。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理解的不同有关，马克恿是把形而上学理解为—种哲学形态，而恩格斯主要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思维方法。这种差异被后来的继承者加以放大。一方面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证据，另一方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立的注脚。

恩格斯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批评最多的地方。其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并不象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辩证法，这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应是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既然是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显然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而是人们借助自然科学的中介所获得的对自然界之间联系、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的主观辩证法。这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实践的辩证法还是有一致之处的。

三、几点启示

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同异，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正是由于马克恩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具有共同点。所以在他们长期合作中能够一致地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共同创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就是明证。

第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哲学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应该对这种差异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使他们的思想形成一种互补性，同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从而推动马克恩主义哲学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在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理解上，要反对两种片面的绝对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恩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完全一致，这就片面夸大了他们的相同的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完全异质。这就片面夸大了他们不同的方面。这两种观点本身都是违背辩证法的，也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实际。

作者：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