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联系的城市经济论文

摘要：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山东省17地市2005—2015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变化，并进一步对山东省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空间联系的城市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空间联系的城市经济论文 篇1：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摘要：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流；经济联系；产业分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城市功能与形态的发展逐渐突破了自身行政区划乃至国家边界的限制，具有了外向甚至是全球维度。一方面，包括资本、人才和技术在内的经济要素加速向特定区域集聚，以形成贸易和非贸易依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的灵活性，使企业得以更好地竞逐远距离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研发等高级功能的集聚，“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逐渐成为全球生产控制中心，全球性城市网络格局开始浮现。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经济版图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马赛克”非均质景观。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外联系与服务能力，不仅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也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等级的重要体现。然而，“全球城市”仅仅指明全球范围内诸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极少数、单个城市的属性特点。对于城市等级体系金字塔顶端以下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其集聚和辐射半径主要集中于国家以下的区域尺度内。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世界城市”概念的英国城市学者Peter Hall，也发现区域内部的城市间正通过新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的地理结构，并将城市群形容为“一种新的城市组织尺度”。[1]城市群通过中心城市的网络节点功能，以及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垂直或水平分工关系，构成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因此，在城市群这一区域背景下研究城市的集聚能力与外向功能，不仅能够揭示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等级结构，也有助于反映各个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对于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乃至对外开放程度，这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联系紧密程度、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尚且不高的城市群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现有研究大体主要是从理论模型和产业实证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源于G.K.Zipf[2]（1948）结合万有引力定律与城市相互空间作用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引力模型，主要从交通距离、人口、城市规模等传统因素出发对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分析。Haggett[3]（1965）在“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相互作用”等经验研究分析中大量应用了引力模型。周一星等[4]（1995）、王德忠等[5]（1996）国内学者利用引力模型考察分析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和联系现状。此后，许多研究对引力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如陈彦光、刘继生[6]（2002）从地理分形角度出发，修正并提出了引力模型的幂函数形式。李学鑫[7]（2009）、江进德等[8]（2012）利用克鲁格曼指数修正引力模型中系数项并分别对中原城市群和安徽省合肥、芜湖地区的对外联系量作了客观分析。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还采用可达性分析模型[9]、地缘经济关系分析[10]、中心职能强度指数[11]等相关模型对城市的等级体系，竞争互补特质等宏观经济联系进行了研究。关于城市间产业联系的研究，李一翔[12]（2002）定性分析了长江沿岸城市的金融联系，认为近代以来长江沿岸城市正在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枢纽的城市金融网络。魏丁、孙林岩、何哲[13]（2009）采用协整检验分析我国三大区域内各省市的制造业互动关系，得出除环渤海和珠三角外三大区域两两间的制造业发展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进一步分析后证明各省市制造业之间存在正向的促进关系。戴维·F·巴腾[14]（2009）认为：“以知识产业为导向，基于知识互换和科技创新手段建立紧密经济联系的创新型城市群正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形成中。”

总结现有关于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研究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往往基于抽象的引力模型，并以城市的经济总量为依据，不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与城市集聚效应相关的城市外向功能。相比之下，通过基于产业规模的区位商和城市流强度计算，城市流模型可以直接测度城市各产业部门的集聚程度和对外辐射能力，从而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经济联系聚焦于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因此近年来被广泛使用在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研究中。朱英明等[15]（2002）借助城市流模型对沪宁杭城市密集区的城市流强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划分区域内城市的等级体系。姜博等[16]（2008）利用1997年、2004年环渤海地区行业数据对区域内28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卢婧、吴开、夏鑫[17]（2010）以湖南“3+5”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了群内各大城市的城市流相关指标，探讨了其产业结构现状。叶磊[18]（2012）对我国国内的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进行了测算比较，总结分析了我国城市群城市流的空间分布特征。

目前，关于城市流的研究多以集聚大量高级服务业的一线城市及其腹地区域为研究对象，对正在迅速发展中的中西部城市及其所处区域所开展的研究还较少，而后者对于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本研究将通过城市流的方法，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分析其城市流强度与结构，从而揭示各个城市的辐射能力与联系程度，并提出进一步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方向和建议。

一、 城市流强度模型概述

城市流是指人员、商品、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市之间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是城市间发生经济互动关系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城市间要素流动状况反映了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地位。城市流强度进一步衡量城市的外向功能，即城市集聚作用大小，通常，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测量：

F=N*E ①

其中N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即城市与其他城市间发生的经济活动。二者的乘积为城市流强度。通常我们用城市各个行业从业人员为城市功能指标，城市外向功能量E受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影响。假设共有n个城市m个部门，定义区位商的计算公式如下：

Lij=（Zij/Zi）/（Zj/Z）（i=1，2…n；j=1，2…m） ②

式②中Zij表示i城市j部门的从业人员数，Zi表示i城市的所有从业人员数，Zj表示全国j部门从业人员数，Z表示全国从业人员数。若Lij≤1，表示i城市j部门不存在外向功能，则Eij=0；若Lij>1，表示i城市j部门具有外向功能，则Eij≠0。某部门外向功能量非零表明该部门具有为外界提供经济服务的能力，在全国来说为专业化部门。通常定义Eij的计算公式为：

Eij=Zij-Zi*（Zj/Z）=Zij*（1-1/Lij）③

同时，我们采用单个部门单位从业人员GDP表示该部门的功能效益。即：

Nij=GDPij/Zij④

因此，i城市j部门的城市流强度值表示为：

Fij=Eij* Nij= GDPij* Eij/Zij=GDPij*Kij⑤

上式中Kij表示i城市j部门外向功能量占整个j部门从业人数的比例，反映了i城市j部门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一般称为城市流倾向度[19]，可以表征一个城市的对外辐射带动功能。

由各部门城市流强度值汇总之和可得该城市整体城市流强度值为：

Fi=∑EijNij⑥

二、数据指标的选取及说明

由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与外界经济活动频繁互动的服务性特点，学术界在研究城市流强度时多选取其相关部门作为考察对象。鉴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并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将其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也纳入城市流分析，总共选取了第二、三产业范围内的十三个部门进行考察。关于城市功能效益指标的选取标准上，现有大多文献直接引用城市单位人均从业GDP来衡量所有部门的城市功能效益，难以客观反映不同产业间的生产规模和劳动效率的差距，因而本文在计算各部门的城市流强度时，分别采用第二、三产业的人均GDP以减小误差。

由于湖北省将宜昌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本文的研究主体包括宜昌在内的34个城市。其中，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天门、潜江、仙桃三个城市暂不包括在内，以安徽省巢湖市未合并时的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年鉴2011》、《湖北省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及《安徽省统计年鉴》。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流强度与结构分析

（一）长江中游城市主要部门外向功能量分析

通过公式②-③，并利用《中国城市年鉴2011》中全国从业人数与分部门从业人数，以及各城市全部从业人数与分部门从业人数，计算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34个城市主要产业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34个城市中武汉市的外向功能量居于首位，达到34.31万人，说明武汉市处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中的最高地位，在区域内发挥着较大的经济集聚与辐射作用。长沙、南昌、合肥分别次居于群内第二至第四的位置。这四市的建筑业对外服务能力都十分突出，其中武汉的建筑业外向功能量甚至达到了18.97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孝感的外向功能量达到11.89万人，制造业、建筑业部门的外向功能优势明显，这可能与孝感系武汉城市圈内距离省会最近的城市，有利于承接来自武汉相关产业的转移，进而与省会产生比较频繁的经济互动有关。然而，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依然有24个城市的总体外向功能量小于5万人，其绝大部分产业部门的外向功能量都比较薄弱，说明现阶段群内城市集聚功能不足，辐射能力较弱，城市间经济联系互动有限。

（二）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流强度与集聚功能分析

通过公式④-⑤，参考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年鉴2011》中各市分产业GDP、单位从业人员等相关数据，计算各市分产业部门城市流强度值和结构比例汇总如表2所示：

由表2所反映的各市的城市流强度绝对值，将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等级划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武汉市作为群内唯一一个城市流强度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贡献巨大，是整个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中心城市。排名紧跟在后位于第二层次的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分别是城市流强度在300亿元以上的长沙、合肥、南昌三市。城市流强度在150亿元至200亿元左右处在第三层次的地方中心城市有宜昌、株洲、衡阳、常德、芜湖五市。马鞍山、铜陵市、安庆市、九江市、新余市、孝感市、湘潭市、岳阳市这八个城市列于群内城市等级中的第四行列，其城市流强度在100亿元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十七个城市处于城市等级体系的末端，城市流强度不足100亿元，这也进一步表明群内大部分城市的经济聚集辐射作用发挥十分有限，经济实力和城市间联系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同时，对比四省内各市城市流水平发现，湖北省发展较不均衡。武汉市与省内其他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除宜昌、孝感外，湖北省没有任何其他一市的城市流强度高于100亿元。其与位于第二位的宜昌市城市流强度比值接近于5。由此表明武汉市在现有阶段的经济活动互动中发挥了较强的聚集作用，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吸管效应，但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相比之下，湖南、安徽、江西三省发展比较均衡，省会城市与省内城市流强度第二位城市的比值在1.9到3.2之间。株洲、常德、衡阳、芜湖、九江等市都展现出较高的集聚水平。但无论是省会城市还是省域副中心城市，江西省各市的集聚能力都弱于其他三省相应城市。

在产业层面，进一步比较各市第二、三产业城市流的结构比例，归类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34个城市的产业集聚功能分类，主要包括四种：第一，集聚功能集中在第二产业，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新余、鹰潭、黄石、鄂州、株洲、湘潭、岳阳。这十个城市第二产业城市流所占比重保持在90%以上，其主要为工业城市或者资源型城市，地区产业发展倚重于第二产业，产业间发展失衡。第二，集聚功能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包括合肥、巢湖、南昌、景德镇、九江、宜昌、孝感、黄冈、衡阳、常德、娄底十一个城市。这类城市的建筑业部门均保持了较高的集聚效应，同时第三产业内也具备一些专业化部门。例如，合肥和宜昌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房地产业均吸引了一定的“流”流入，但其第三产业城市流整体规模较小，大多数部门发展实力不足。第三，集聚功能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滁州、池州、宣城、宜春、上饶、萍乡、咸宁。这类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和建筑业城市流均为0，但其教育部门的城市流结构比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主要由于这些地区集聚了较多师范类、职业技术类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周边人才资源的流入。第四，第二、三产业集聚功能较为均衡，包括安庆、吉安、抚州、武汉、长沙、益阳。这几市产业间城市流结构比重较为接近，但产业内各部门发展水平不一。除武汉，长沙第三产业内各部门城市流均匀分布外，其余各市第三产业对外聚集服务能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仅依靠于单一部门。由此可见，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绝大部分城市还处在依靠第二产业规模聚集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阶段，少数城市第三产业具备一定集聚度，但基本限于传统生活性部门，产业发展高端化不足。

（三）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流倾向度与辐射功能分析

参考各市分产业外向功能量和总外向功能量，结合各市分产业部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和总从业人数数值，综合计算各部门城市流倾向度汇总如表3所示：

通过纵向比较34个城市的整体城市流倾向度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流倾向度的结构并不合理，城市经济地位与综合对外辐射能力未形成相应匹配。武汉市作为群内城市流绝对规模最大的城市，其整体城市流倾向度低于鄂州、铜陵、孝感、芜湖四市，仅居第五位，说明其现阶段对外辐射功能发挥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城市的经济互动联系。鄂州，铜陵，孝感在城市流倾向度上表现出色，但其整体城市流强度值均未及武汉的二成，表明这四市目前经济实力不足，制约了其整体城市流规模的扩大。其他省会城市南昌，合肥，长沙分别占据总体城市流倾向度的第七位，第十位，第十五位，虽然较大的就业人口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城市流倾向度的整体水平，但作为各省的龙头城市，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城市流倾向度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各市间城市流强度绝对值差距较大，显示出现阶段城市经济实力不足是影响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分产业比较城市流倾向度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首位城市流倾向度集中在第二产业部门的城市有19个，其中大部分城市相应部门的倾向度都在0.5以上，对外辐射能力较强；15个城市的首位城市流倾向度集中在第三产业部门，但除长沙，南昌，池州外，其他城市相关部门城市流倾向度水平整体不高，辐射效应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大部分城市第二产业对外辐射功能强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需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加快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基于城市流的分析表明，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与现有的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城市流规模偏小，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早在2006年，北京、天津两市城市流强度就已分别达到3069亿元和697亿元，而武汉现今尚未达北京4年前城市流强度的三分之一，副中心城市长沙，南昌，合肥也不及天津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呈现出“中心不强，副城乏力”的势态。因此，加快发展，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发展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长时间的主要任务。第二，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与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城市流倾向度与辐射带动功能不足，造成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距较大。其中，湖北省最为突出，其他三省相对均衡。因此，在加快中心城市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城市间联系，使当前点轴式空间发展格局向网络化格局转变。第三，集聚与辐射功能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这一方面限制了城市乃至区域功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进一步扩大消费，和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实现中部崛起。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鉴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不强、辐射作用不明显、第三产业欠发达的现实，该区域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和对内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一体化市场，来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效应。具体而言，一是要推动区域内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吸引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资本和人才的聚集；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综合交通网络；三是要构建区域间合作与补偿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四是要充分利用地区内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优势，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通过更大范围的集聚和更大强度的带动，使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为优势突出、协同一体、竞争力强的区域经济体，从而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转型升级，这将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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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组.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299-315.

（责任编辑 秋 妍）

作者：王磊 吴也

空间联系的城市经济论文 篇2：

山东省旅游经济网络时空变化特征与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山东省17地市2005—2015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变化，并进一步对山东省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山东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联系总量均有显著提升，各节点城市间联系更为频繁;整体网络呈现中东部密集、南北稀疏的不均衡格局，结构发育不均，邻近城市组团发展;核心-边缘区节点城市差距进一步缩小，但经济孤岛仍然存在;省域内旅游空间发展大致呈“两核带动，双轴发展”模式。最后针对其旅游网络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为山东省进一步的旅游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 键 词：旅游经济联系;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DOI：10.16315/j.stm.2019.04.003

文献标志码： A

Study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ourism economic network in Shandong province

ZHANG Ke， YE Chi-yue， YU Q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 China）

收稿日期： 2019-04-19

基金項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D010002）

作者简介： 张 珂（1991—），女，硕士研究生;

叶持跃（1960—），男，副教授，硕士;

喻 琦（1993—），男，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国内国际旅游全面繁荣发展，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后，旅游发展趋势由“点-面”模式加速转变。而旅游业作为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入境客流、劳务商品等在城市间的流动，无形中联系了省域内各节点城市，节点城市内旅游经济网络构成，经济网络的构成又反映了经济联系。旅游经济联系是旅游要素流动的综合体现，是城市旅游地之间主要的联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特征[1]。国外学者对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研究较多，如弗里德曼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另外还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增长极理论”“增长中心理论”等[2-3]。其对于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多集中旅游目的地演变[4-5]、旅游空间系统的划分[6]以及目的地空间结构模式的区分[7]，对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的研究较为稀缺。国内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现采用较广的一种经济模型方法为引力模型，学者们或多或少根据自己的研究区域特点对模型加以修正来研究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在研究内容上，多趋于省域间、传统经济区和新型经济区。如海南省[8]、新疆省[9]、长江三角区[10]和京津冀雄经济区[11]。在研究视角上，多趋于空间变化研究，如交通因子[12]、政策偏好[13]、地域位置[14]等相关因素。

此外，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部分学者也对山东地区旅游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于谨凯等[15]基于产业互补性、综合经济质量、经济距离等多角度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王新越等[16]运用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模型、旅游交通优势度模型、旅游经济重力度量模型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资源、交通、经济等旅游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王娟等[17]对山东省4大经济区域的旅游空间联系能力进行了研究。

上述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旅游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或是截取山东部分经济区研究，或是选择相应旅游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其对山东省整体省域经济网络分析不足，同时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十三五”规划的提出，节点间的联系要素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将山东省看做一个整体网络，网络中的节点城市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且借助万有引力模型，以旅游经济联系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山东旅游网络整体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得出其相应发展模式，为山东省进一步的旅游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提出科学建议。

1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三角洲经济区，共有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17地市（2019年1月，莱芜市并入济南市，山东省由17地市转变为16地市。基于本文数据的可研究性和时效性，本文暂用2016年行政区划17地市进行研究）。本文选取山东17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于2006年，2011年和2016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以及各节点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道路数据来源于“中国公路网”和“中国交通信息统计网”。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经济联系模型

2个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存在一定的旅游经济联系，地理学家塔费认为2地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人口数量成正比，与两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本文选取与旅游联系度、旅游经济联系量、旅游经济隶属度[18]创建相应模型进行分析。因旅游经济模型的构建较为完善，不再进行赘述。如表1所示。

1.2.2 社会网络分析模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一般包括整体网络特征、个体网络特征以及块模型分析3大部分。本文着重选取相关性较强的方法进行研究。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省域间实际的关系数与整个网络最大可能关系数之比，反映了省域间旅游经济空间关联关系的疏密程度。网络的中心性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网络的中心性主要体现在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度上等[19]。节点的中心性越强，表明其与网络其他节点的联系、交流越频繁。基于上述分析，选取了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度进行测算[20]。公式如表1所示。

1.2.3 核心-边缘模型

核心一边缘模型可以测量出核心区城市之间联系的密度和边缘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密度。反映某一城市旅游地在整个旅游网络中的位置或重要程度，判断哪些处于核心位置。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分析

2.1.1 旅游经济联系度分析

根据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得到2005—2015年山东省17地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如表2所示。从关联度上来看，山东省各地市关联度逐渐加强，2005年联系度较为密切的城市为[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日照-青岛]、[青岛-烟台]、[济南-泰安]、[烟台-威海]，各地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均在5以上。最高值为16.93属[济南-泰安]，最低值仅为0.02属[滨州-菏泽];2010年联系度较为密切的城市为[济南-淄博]、[济南-潍坊]、[济南-济宁]、[济南-泰安]、[青岛-潍坊]、[青岛-烟台]、[青岛-日照]、[青岛-临沂]、[淄博-潍坊]等地区，各地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均在20以上，最高值为168属[烟台-威海]，[济南-泰安]以140仅次之，最低值仅为0.12属[菏泽-东营];2015年联系度较为密切的城市为[济南-青岛]、[济南-淄博]、[济南-潍坊]、[济南-济宁]、[济南-泰安]、[济南-莱芜]、[济南-德州]、[济南-聊城]、[青岛-淄博]、[青岛-泰安]、[青岛-潍坊]、[青岛-烟台]、[青岛-日照]等地区，各地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均在50以上。最高值为605属[济南-泰安]，[煙台-威海]以603仅次之。最低值仅为0.8属[菏泽-东营]。研究表明：2005—2015年间，从山东省各地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的变化趋势分析，旅游经济联系度位序靠前的联系城市[济南-泰安]、[烟台-威海]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同时新的节点城市也在增加。如[青岛-烟台]旅游经济联系度从2005年的7.9增长到148，增长趋势迅猛。[泰安-莱芜]的增长量从3增长到132.9，约增长了44倍。

2.1.2 旅游经济联系量分析

由旅游联系度推及到各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山东省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值和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如表3所示。2005年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总量为348.33;2010年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总量

为2 666.08;2015年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总量为11 052.82。2015年比2005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增长了约32倍，表明山东省在10年中，旅游经济联系量增长十分迅速，各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量不断增长。旅游经济联系量首位城市一直为济南市。青岛和泰安一直维持在前4位，烟台、潍坊、临沂、淄博在前6位波动。2010年，济南市旅游经济联系量占比虽有小幅下降，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各地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差距较大，且鲁东和鲁中地区明显高于鲁西和鲁南地区。此外，旅游经济联系量保持较高水平的城市近年来所占比重仅有少数城市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占比较低水平的城市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各节点城市间的差异也有小幅缩小。究其原因，山东省近年来的旅游政策的调整大幅度的刺激了区域间旅游联系的加强，加上“山东10大旅游品牌”的提出，为整个旅游区域发展起了较大的拉力。

2.1.3 旅游经济隶属度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选取山东省主要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隶属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淄博、泰安对济南的隶属度均达到30%以上，具有相对明显的隶属关系，尤其是泰安达到了43.7%，威海（1.48%）为最低值，烟台（2.43%）紧随其后。烟台、潍坊、临沂、日照对青岛的隶属度均达到了10%以上，其中日照（45.02%）居于一位，潍坊（22.23%）位于其后，其次为烟台（15.64%）、临沂（14.49%），最低值为济南（3.32%）。以济南和青岛2个副省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的形成，体现的是高级别城市对较低级别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组团城市的发展，节点城市间“抱团取暖”，以威海-烟台（80.42%）为典型城市，威海位于山东省最东端，仅烟台为临界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域条件，再加上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使其与烟台联系紧密。其次为日照-青岛45.02%，日照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和旅游经济联系量都处于中等位置，但受青岛旅游经济辐射力影响强度更大。尤其是位于旅游经济联系度末端的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滨州-淄博（10.3%）、菏泽-济宁（6.09%）、济南-德州（4.83%）、济宁-聊城（4.04%）抱团现象更为明显，这一方面也体现出旅游发展给地区经济带来了相应活力，同外界的联系也日趋紧密。

2.2 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分析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构建2005、2010和2015年山东省各节点城市之间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更好的反映数据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利用Netdraw绘制2005—2015年的山东省各地市旅游网络空间结构，并对其进行中心性处理。2005—2015年间，山东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大体呈现出中东部比较密集，西部和南部相对稀疏的格局，如图1所示。特别是在2005年，青岛市“一家独大”，烟台和济南在其后位，而其他地市几乎处于“经济孤岛”状态。2010年，各地市间旅游网络空间结构联系增长迅增。济南成为新的中心城市，潍坊、泰安、济宁和淄博跃入新的中心城市范围区，青岛的中心性因其他节点城市的崛起而下降，同时德州、菏泽、东营、聊城仍然位于金字塔的底部。2015年，山东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转变为济南、泰安、临沂为中心城市，青岛、潍坊、济宁、淄博为中心区城市的模式。2005—2015年间，山东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经历了“单级”-“双级”-“双极多增长点”的发展模式。究其原因是因為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和区域经济量的增加，旅游经济联系更加频繁，“经济孤点”开始消退。

2.2.1 网络密度分析

利用网络密度公式，经过Ucinet软件计算得出山东省2005—2015年网络密度，如表5所示。山东省共计17个节点城市，理论上的关系数为289条，2005年旅游经济网络密度为0.04，密度非常低，网络节点联系数为6条，与理论最大的关系数289条相比，节点城市之间的联系十分稀疏，说明山东省各地市间的经济联系呈弱联系状态;从时空角度分析，节点网络的密度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2010年网络密度为0.38，较2005年相比有巨大的提升，增长率为750.34%，究其原因是山东省政府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加大力度调整区域不均状态;2015年网络密度为0.71，网络密度的增长率是88.24%，可见网络密度虽较2010年有大幅下降，但山东省整体旅游经济网络的密度不断提升，节点城市的联系也越发紧密，区域向均衡发展趋势转变。

2.2.2 个体网络指标分析

运用表1中的选取指标及公式，在Ucinet6软件中计算得出山东省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心度，如表6所示。

1）程度中心度分析。程度中心度直接体现的是直接对节点的控制和影响。由表5可知，2005—2015年间，山东省各地市的程度中心度均处于增加态势，这表明，山东省各地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在不断增加，旅游吸引力在不断增强。这与近年来山东省全面部署旅游发展工作，集中打造以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四颗明珠为主体的“仙境海岸”;以临沂、潍坊为主题的“沂蒙人家”;同时“文化济宁”“泉城济南”以“好客山东”等旅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着明显关系。2005年，网络中节点城市程度中心性普遍较低，其中只有8个节点城市存在旅游经济联结，其余节点城市程度中心性为0，网络结构简单。青岛市的程度中心性为18.75，为济南、烟台等较强程度中心性城市的1.5倍，为淄博、潍坊、泰安、日照、威海等一般程度中心性城市的3倍，表明青岛的首位度十分明显，是网络中心节点城市，竞争力极强，这也与前文旅游经济规模首位度分析相吻合。2010年，前5位城市与2005年基本相同，分别为济南、青岛、淄博、潍坊、泰安，其他节点城市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节点城市之间程度中心性差异在逐渐缩小。济南成为新的中心城市。2015年，山东省节点城市程度中心性均有较大幅度增长，部分城市表现尤为突出，如威海、烟台等，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的菏泽、聊城、德州地区均有亮眼表现。且各节点城市之间差异持续缩小，区域发展趋向均衡。

2）接近中心度分析。接近中心度体现的是节点能否独立生存，摆脱其他节点对其控制的能力。由表6可得，2005年、2010年、2015年，济南、青岛、淄博、潍坊、泰安接近中心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表明其独立性好，周围城市对其控制能力较弱，处于网络核心，网络权力较强。济宁、临沂、日照、东营等初期中心度较弱的节点排序不断升高，表明节点城市独立性趋高，受其他城市的控制力减弱。济宁因其位于济南经济辐射圈，加上其独有的“孔子文化”，表现尤为突出。临沂、日照和东营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加上近年来对旅游产业力度加大，也使其独立性变强。

3）中介中心度分析。中介中心度反映了该节点能间接的影响和控制多少节点，体现了其间接控制资源的权力，也是沟通网络的“桥梁”，起到联系网络的“中介”作用。由表6可知，山东省旅游经济网络的中介中心度在逐步增强，同程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类似，2005年绝大部分节点城市中介中心性处于极低水平，2010年与2015年，部分城市中介中心性开始增长。2005年，充当旅游“桥梁”次数最多为济南、青岛、烟台，其中青岛首位度最高，“桥梁”作用最明显，对网络的绝对控制程度高，此时的网络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一旦中心节点崩塌，整体网络则会混乱不堪。2010年青岛中介中心性指数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济南成为首位，泰安、济宁、淄博和威海为网络中主要的“中介”和“桥梁”。2015年，济南、泰安、临沂、青岛、济宁中介中心度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担任“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其他城市接近中心度指数均有提高，各节点城市间中心度差距变小，核心城市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网络结构由初期的失衡状态趋向于均衡状态。但枣庄、东营、威海、莱芜和菏泽均处于被控制的状态，独立性较差，这也与当地经济条件有巨大的联系。

2.2.3 核心边缘分析

利用核心-边缘模型分析，运用Arcgis进行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2005年，青岛、济南、烟台为核心区;2010年，核心区新增了济宁、泰安、淄博、临沂、枣庄、日照等7个城市;2015年，边缘区仅有菏泽一个节点城市，其他为核心区。区域发展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和缓”的割裂状态。从变化视角分析，核心区由传统的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向周边城市辐射，由鲁东沿海地区逐步向鲁中和鲁西扩散。这也反映出山东省近年来省域经济发展逐渐均衡，由原来的区域差异过大，开始自我调节，逐渐走向均衡。但尤为突出的是菏泽地区一直位于边缘区，究其原因是菏泽区位条件不佳，远离核心区域，难以接收核心区的辐射效应，且自身旅游资源缺乏，地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其一直位于边缘区域。

3 山东省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探讨

1）山东省旅游空间结构等级划分。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可以有效反应起空间定位属性，本文基于2005—2015年山东各地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旅游经济联系量、旅游经济隶属度、中心性和核心-边缘分析，同时结合山东省旅游资源禀赋及相应政策（《山东省精品旅游发展专项规划（2018—2022年）》）的提出，进一步探讨山东省旅游空间结构等级变化。现阶段，山东省旅游建设目标定位为全域旅游示范省，力求全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数据和材料分析，对山东省旅游地进行分级，如图3所示。总体分为4级，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边缘旅游地。2个核心旅游地为济南、青岛;其中济南和青岛为副省级城市。6个重要旅游地烟台、淄博、临沂、济宁、潍坊、泰安、威海;5个一般旅游地、日照、莱芜、枣庄、德州、滨州;3个边缘旅游地菏泽、聊城、东营。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文化政治中心;青岛作为山东省唯二副省级城市，2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常年居于前列，且中心性和核心密度较高。重要旅游地通过多个指标衡量划分，均属于综合得分较高城市。一般旅游地则是通过旅游联系和中心性进行判别划分，边缘旅游地则是一直位于旅游经济末端的城市。

2）旅游空间结构发展趋势。旅游主轴线为传统的经济发達地区，线路经过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济南-泰安-济宁：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到泰安的泰山再到儒家文化发源地济宁，线路依托便利的交通，“一泉一山一圣人”。威海-烟台-青岛-潍坊则是各有其地方旅游品牌，由“仙境海岸”到“世界风筝之都”。其中威海、烟台、青岛3地又各有其海滨城市特色，特别是地理位置临近、潍坊又弥补了其旅游资源的重复性，更凸显出旅游发展轴线的珍贵性;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的潜在轴线则是依托济南和青岛两大核心城市，是山东省有固有的纵向旅游路线向横向旅游发展，同时带动旅游沿线城市的发展。德州-聊城-济宁-菏泽位于末端的是城市更应组团发展，增加对外的旅游联系度，同时紧密依托济宁的旅游文化沉淀，同时该线路节点城市为交通枢纽交（京九铁路、京杭大运河），均可作为其旅游经济发展的旅游资源;济南和青岛作为核心圈主城市和增长极点，发挥这强力的经济带动作用;旅游经济核心圈则为以济南为中心包括（泰安、淄博-济宁）圈和以青岛为中心包括（烟台、潍坊、临沂）圈。以上模式特征凸显出山东省的旅游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大致呈“两核带动，双轴发展”模式。两核为济南和青岛，双轴为“一中一东”。增长点和核心圈为中部和东部，由中东两极点向周围城市扩散，如图4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山东省2005—2015年省域旅游经济网络的时空变化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如下：

1）山东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联系总量均有显著提升，各节点城市间联系更为频繁，但整体区域呈东西不均衡态势。青岛和济南的经济联系量和占比虽有下降，垄断趋势暂缓，但马太效应显著。

2）山东省域旅游经济网络呈现中东部密集、南北稀疏的不均衡格局。网络联系仍待加强，区域结构发育不均，经济孤岛状态虽逐渐消退，但是差异较为明显。排名较高的城市虽然中心度下降，但是其中介和桥梁作用显著。区域内旅游空间合作具有邻近效应，临近城市因其地理位置临近，旅游经济联系更加频繁，往往组团发展，如烟台-威海、青岛-潍坊、济南-泰安。

3）核心-边缘区节点城市差距进一步缩小，核心区由传统的双核带动向全域扩展，但是经济孤岛仍然存在。核心区的带动作用加强的同时，仍有区域未被推动，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孤岛效应尤为突出，发展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和缓”的割裂状态。

4）基于旅游联系及网络结构特征将山东省划分为4类旅游地：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边缘旅游地。2个核心旅游区：济南-泰安、烟台-青岛;2条旅游主轴线：济南-泰安-济宁，青岛-烟台-潍坊-威海;2条潜在发展轴线：威海-烟台-青岛-潍坊和德州-聊城-济宁-菏泽。山东省的旅游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大致呈“两核带动，双轴发展”。两核为济南和青岛，双轴为“一中一东”。增长点和核心圈为中部和东部，由中东两极点向周围城市扩散。

基于以上结论，山东省旅游省域发展应重视区域旅游合作，发挥“点-轴”空间结构，推动旅游增长极，重视以济南和青岛的核心带动作用，划分经济辐射圈层，推动区域线路的联合。注重山东整体品牌的宣传同时，打造相应的地方品牌，尤其是山东特有的山水文化和孔子文化。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山东省地市间旅游网络的时空变化，由于时间尺度和数据量限制，对于山东省省域旅游发展仅提供基础性的发展建议，具体发展道路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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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 婷]

作者：张珂　叶持跃　喻琦

空间联系的城市经济论文 篇3：

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及其空间结构分析

摘 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了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创新联系网络的网络密度、中心性和网络拓扑结构，在改进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确定了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的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网络整体密度较低，中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拓扑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成为创新联系中心城市的大多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并形成了以它们为核心的创新联系板块，板块间的内部联系和辐射范围差异显著。

关键词：创新联系；空间结构；长江经济带

0 引言

随着世界技术变革的深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識和创新正逐步取代传统物质资本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1，2]。同时，全球劳动地域分工的深化使得区域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以往关注区位因子分析的研究范式正逐步转变，学者们开始关注世界各产业区、创新极之间的联系，不断推动经济地理学研究从传统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的关系转向。实践层面，各地政府也积极推动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产业联系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其中流域经济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河流域开发也已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增长极。流域内城市间彼此开放、相互分工、紧密联系，建立更大空间范围内对技术、知识、信息等关键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体系，提升城市间创新联系水平，进而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

长江经济带的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长江产业密集带”，它承东启西，与沿海经济带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20世纪90年代，依托浦东开发开放战略、 “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等战略构想，长江经济带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的提出，长江经济带逐渐淡出人们视野[3]。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强，中央和国务院密集行动并出台政策加以应对，由此长江经济带再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重回人们的视野[4]。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旨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东中西互动合作、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2014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4.8%，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为51%，研发投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5%和7.0%，区域整体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较好。但是，作为一个包含9省2市的巨型区域，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区域发展一体化格局远未形成，内部碎片化、非均衡化的发展痕迹仍十分明显[5]。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之间、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创新发展，事关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事关长江经济带能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因此需要加强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的研究，深化城市网络中各节点在创新等领域的相互开放和合作，促进创新成为城镇化的内生经济动力。有鉴于此，本文利用学界普遍认可的引力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之间的创新联系及其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实现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便基于信息流、技术流、技术扩散等来研究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取得了一系列有益成果。维持以知识基础为导向的核心竞争优势离不开持续的创新，然而由于个体创新往往不足以弥补资源匮乏的缺陷，因此主体或区域间的合作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6]。Morrill基于对发达国家城市创新联系的研究提出了创新三阶段扩散模型，即创新首先在首要城市采用，然后传播到次要中心城市，再传播至更次要的中心城市，最后扩散过程结束[7]。Poul对发展中国家智利的研究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创新在城市体系中的扩散过程、联系方式和空间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其方向并不是按照城市体系等级扩散，而更多地依赖于距离[8]。Matthiessen等选择伦敦、旧金山等40个全球最大城市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SCI合作发表论文数为数据库对全球知识网络的节点、网络和中心进行研究，发现国籍、距离是影响全球知识合作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9]。Lau等运用智能网络方法对企业间合作创新，发现欧洲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会随着持续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从创新到生产的转变会改变原有的空间结构和产业链条[10]。

我国学者对于城市联系的文献大多集中于经济联系方面，学者们从产业[11]、交通[12]、旅游[13]、人口流动[14]、城市流[15]等方面表征城市联系，最近又多从基于大数据支撑下的信息流视角切入研究[16]，同时还对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做了研究[3]。在城市创新方面，国内学者局限于区位分析，较多关注城市间的创新特征和创新绩效差异，对城市层面的创新联系分析较欠缺[17]，蒋天颖运用引力模型对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做了分析[18]，但其关注单元较小，对于长江经济带这一中观尺度区域，其内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子区域间的特征会存在显著差异[19，20]。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巨型流域经济带，其发展条件的复杂性、内部差异的悬殊性需要更多的研究关注。在长江经济带流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内部各子网络和群落间的关系还有待明晰。因此，本研究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城市间创新联系的研究当中，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创新网络及空间特征，为国家制定区域创新合作战略及空间布局规划提供切实的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案例区与数据来源

2.1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常被用来分析两地区的空间联系[21]。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模型可被定义为：

式中，Pij表示两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Dij为两城市间的最短交通距离；Pi和Pj为城市i和城市j的创新能力，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17，18]，通过专利授权数、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数来反映；修正指数kij表征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从已有研究来看[22]，区域创新受本区域GDP、研发人员和资金投入的正面影响，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市GDP来计算修正指数kij。其表达式为：

2.2 断裂点判定

断裂点理论是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康弗斯基于赖利的“零售引力规律”加以发展而得。其空间内涵在于：假设城市i与城市j之间存在一点，使得两城市对该点的吸引力相等，那么该点即为城市i与j的断裂点。断裂点理论认为，某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城市本身的规模成正比，与距断裂点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数学表达式为：

2.3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刻画创新合作网络结构的常用方法，本文利用Ucinet6.0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并作可视化表达。

1）网络密度。反映网络中城市之间创新联系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表明节点间联系越密切。数学表达式为：

2）网络中心性。中心性反映各城市节点在创新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本文选用度数中心度作为主要计算指标。数学表达式为：

2.4 案例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根据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9省2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经济带是兼顾了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脉络、经济区的整体功能和行政区的完整性等诸多因素的经济区，它以流域为基础、河流为纽带、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的宏观协作经济带[23]。考虑到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等地区经济社会活动的特殊性，本研究只选择长江经济带内110个地级市为案例对象，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创新联系及其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文中表征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的指标——专利授权数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分析服务系统，在“国省代码”、“地址”、“公开日”等检索项中填入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进行检索而得。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最短交通距离，本文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两城市间最短高速公路里程得到。其他指标如从事科研活动人员数、GDP、城市人口规模等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

3 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联系的强度及结构分析

运用引力模型对2013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之间的创新联系强度做了分析，排名前5位的城市是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创新联系占比分别为30.3%、15.8%、10.5%、4.7%和2.9%，五者总和超过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总量的60%，空间创新联系前10位的城市几乎均位于长三角，空间集聚和极化现象较为显著。从度数中心度来看，上海一枝独秀，度数中心度达到了0.629，紧随其后的是苏锡常，南京、杭州、长沙、武汉、成都的度数中心度分别为0.061、0.043、0.041、0.032和0.023，表明这些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也是重要的节点城市，在创新网络结构占据中心地位。此外，宁波、贵阳、昆明、达州、徐州等城市的度数中心度也相对较高，成为长江经济带内的次级节点城市。

网络密度体现了创新联系网络中各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程度，密度越大，表明网络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越密切。Mayhew 等通过随机选择模型得出现实网络中可能发现的最大网络密度值为0.5[24]，本文通过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密度值为0.2495，与结构同样松散的经济联系网络的密度值（0.1947）差距不大[20]。可见，长江经济带城市间整体创新联系还不够紧密。为了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联系的情况，运用Ucinet6.0软件，取所有城市间创新联系强度的中位数作为阈值，绘制了2013年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网络的拓扑图（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城市创新联系强度逐渐减弱，一些创新能级高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心度较高，在创新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而其他小城市则处于创新网络的边缘。此外，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联系的板块化现象显著，城市创新联系形成以某一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增长极拓展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凝聚子群分析方法明确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小团体现象，小团体内部的创新联系会更加紧密和频繁，这种现象反映了经济带创新联系存在内部差异性（图2）。表1也列出了“核心-边缘”网络结构中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基本情况。

4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的确定

本文采用最大引力线来描绘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最大联系强度，同时结合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创新空间联系总量来确定节点城市。一般来说，最大引力线图中，某一城市被连接的次数越多，表明该城市引力越大，中心地位越高。

参考之前学者的算法[18，19]并考虑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最大引力线数量（Nmax）和城市间的创新联系总量（Ri）相结合，以此来判断城市等级，从而确定节点城市。具体分类如下：（Nmax≥10）或者（Nmax≥6且Ri>M+3S）为一级节点城市；（Nmax≥4）或者（Nmax≥2且Ri>M+2S）为二级节点城市，其中M与S分别为Ri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由图3可知，2013年长江经济带内占据创新联系主导的一级节点城市有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武汉、城市、成都、贵阳、昆明，基本上都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可见长江经济带城市联系的行政区划色彩还是较为浓厚。创新联系二级节点城市有宁波、徐州和达州，这些城市都是各省内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与一级节点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相当，因此也能成为区域性的二级节点城市。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由于自身创新联系总量一般且和成都相距较近，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辐射被成都稀释和影响；其次，重庆本身作为直辖市其覆盖的地域范围也较广，长地理距离削弱了重庆与其他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因此，重庆并未成为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未形成有效的空间辐射和作用区域。

运用断裂点公式计算一级节点城市的断裂点距离，结合ArcGIS软件得到2013年长江经济带一级节点城市的创新辐射范围（图4）。由图3可以看出，西部的成都与周边城市距离较近且又没有创新能级较高的城市，其创新联系数量最多，但受二级节点城市达州的影响，其辐射范围有所受限。西部的昆明、贵阳和中部的长沙在各自省内形成了较为强力的辐射带动效应，但创新联系较为独立，而武汉、南昌、合肥則分别受省内其他高能级城市和长三角带动效应的影响，辐射范围比较局限；东部地区的上海创新能级最强，联系数量多，辐射范围可达苏南地区。南京稍有辐射苏北地区，同时也牵引了如马鞍山、滁州等非本省城市。宁波创新能级较高，因此杭州的辐射范围并未延展至浙东南和浙东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改进的引力模型基础上计算了2013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联系网络的结构（网络密度、中心性）进行描述和刻画，并通过对创新联系网络的节点城市和辐射范围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城市间并未形成较为紧密的创新联系。分区域而言，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城市的创新联系强度逐渐减弱，度数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空间集聚和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此外，长江经济带内占据创新联系主导的中心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城市创新联系形成以某一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增长极拓展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创新联系的板块化现象显著。

第二，结合最大引力线数量与创新联系强度确定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武汉、城市、成都、贵阳、昆明为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网络的一级节点城市，宁波、徐州和达州为创新联系二级节点城市。运用断裂点公式得到2013年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创新辐射范围：西部成都创新联系数量最多，但辐射范围一般。昆明、贵阳自身创新能级较低，辐射效应不显著；中部湖南较为独立，武汉、南昌、合肥受其他地区的影响较大，范围有限；东部上海创新能级最强，极化效应显著，南京辐射外省部分城市，杭州辐射范围并未延展至浙东部和南部地区。

第三，针对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城市间的创新空间联系取决于各城市的创新能级以及城市间的距离，因此，加大创新投入并优化创新环境，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创新能级和城市间通勤水平。此外，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联系的核心节点城市大多为省会城市，辐射带动效应也大多局限于省内范围。因此，建设体现创新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创新要素跨界流动、创新主体跨越本地互动合作、创新绩效跨区域整体提升的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合作、健康发展理念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新方向，针对行政区之间过度竞争的现实，从“以邻为壑”向“以邻为伴”的转变，构建对外对内双向开放新格局，从而推动区域创新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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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双 曾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