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提升服从行政论文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城市强制拆迁而出现的暴力、自焚等事件频频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人员的不正当的行政行为所致。实际上，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面临行政伦理上角色选择困境。对这种伦理困境的内容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行政执法人员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检举提升服从行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检举提升服从行政论文 篇1：

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的困境与超越

摘 要：贪腐行为具有隐秘性、狡猾性和高度的犯罪黑数等特质，唯有通过知情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检举，才可能真正有效反腐。但欲检举贪腐的公务人员面临外部社会评价和内部行政伦理的困境，外部社会认为检举是告密，内部行政伦理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忠诚；以及检举后检举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风险或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从培育新的检举文化、革新行政伦理、加强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方面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检举；行政伦理；激励机制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年）规划项目（10FX10）；江西省教育厅课题（FX1002）

作者简介：李志明(1972-)，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學法学系副教授。

徐晓晓(1988-)，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生。

近年来国内陆续审理了多起贪腐案件，而贪腐犯罪的隐秘性、狡猾性及高犯罪黑数使得公务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成为具有极大争议的行为。一方面，有人认为公务员作为组织内部成员对贪腐行为进行检举具有伦理的正当性，人们视他们为“英雄”、“圣人”,可以矫正政府的贪腐行为。另一方面，公务员检举行为被其所在组织视为“背叛”，违背了其对组织的忠实义务，检举行为的实施者就成为所谓的“叛徒”。检举行为的实施者面对如此尴尬的道德困境时该如何抉择呢？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完善我国防治贪腐的法律体系，使公务员的检举行为没有后顾之忧，使公务员的检举行为成为查处贪腐行为的利器？

一、公务人员检举的必要性

公务员的检举又称之为内部检举。内部检举（Whistleblowing）,这个词原本是用来描述球场中裁判对违规行为吹口哨，从而制止和处罚球员违规行为。至于将吹口哨或内部检举的行为运用到行政法学领域当中，学者间因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的差异对此有不同的看法。Miceli & Near 认为“内部检举是指组织内现职或离职成员将组织内非法、不道德或不当的行为，向有权限的组织或其成员揭发。”[1]（P1-16）

实践当中，我国各个层级的行政机关均设立了相应的防治贪腐的部门，专门从事机关内部的防治贪腐。在有专门机关进行查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入公务员检举制度呢？这是因为，在犯罪学理论上，贪污犯罪素有隐形犯罪之称，使得贪污犯罪的防治和侦查过程当中遇到很大的阻力。出于防治不法贪腐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并且根据贪腐案件的隐秘性、狡猾性和高犯罪黑数的特质，[2]使得贪污犯罪的侦查和防治过程当中阻力重重。此时，公务员检举制度就成为防治贪腐的重要手段。

二、检举中公务人员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行政检举困境的分析，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众多探讨。美国伦理学权威特里•库珀认为行政检举的困境就是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的冲突与矛盾。他提出：“客观责任并不是你自己考虑该如何做而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的产物，而是源于他人处于你这样的行政职位考虑该如何做出的决定。”[3]（P66）宋昭德认为行政机关公务员检举人的困境是角色冲突，具体为：机关角色与专业角色的冲突，专业角色与同事情谊角色的冲突。[4]（P65-7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检举的困境在于行政忠诚的异化。笔者认为其困境分别为：

（一）外部社会评价与内部行政伦理要求之间的困境

检举中的公务人员在组织内部同时要充当两种角色，一面是组织内部的一员，另一面则是拥有检举权的普通公民。当承受这两种不同且均须遵守的角色需求，就会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每个角色背后都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当主体有多个身份时，由于角色的不同，检举中的公务员往往将会出现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一种观点认为：检举中的公务员应当使其行为最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务人员检举人就被称为“英雄”、“圣人”。其原因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5]；尽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角色的特征，但是对人民大众的忠诚应该先于对任何行政组织或对官员个人的忠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符合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宗旨。基于此，保罗•阿普尔比将拥有双重角色特征的公务人员描述为，“政府主旨工作人员就是负有责任的公民。”[6]（P149）另一观点认为：公务员将组织内部贪腐的事件进行揭露时，其将被称为“叛徒”、“告密者”。出现与社会公共评价截然相反的评论是有其深刻理由的。一是，行政忠诚的异化是该负面评价出现的首要因素。追求和维护行政忠诚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诉求，而行政忠诚的界定不明。因此，在实践当中，行政机关一味盲目追求效率、目标和绩效，导致行政忠诚出现异化，出现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二是，违背行政伦理也是该不良评价出现的重要因素。一般在行政体系当中，为了维持组织的有效运作与目标的达成，在强调组织利益和效率的情况下，就会要求组织的成员绝对地服从。成员没有得到组织的同意是不得将组织的内部事务向社会外界公布，否则会被认为是告密者。

外部社会评价的嘉奖性与内部行政伦理的负面性评价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从检举文化的视角考虑是检举中的公务人员对“单位本位”的突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孕育了“家本位”的文化传统，且“家本位”的传统思维方式衍生了“单位本位”。过去是绝对效忠于某个家族，现在单位成为了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样对于某个家族的效忠，也就成了对某个单位的效忠。在这样的局面下，公务人员仍然在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对单位内部的贪腐行为进行检举，以及不畏惧组织的打击报复的态度就得到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来考虑是对党和国家、人们、组织遵循负责任、守纪律的伦理规则。本着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公务员，往往会将组织内部领导人个人或集体的某些不法行为公之于众或进行检举揭发。最后，从人性的视角来分析，检举中的公务人员是基于发展需要。休谟指出“所有各种科学或多或少地于人类本性有关……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因为它们都潜在的受制于关于人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7]同样，面对形势险峻的情形，公务人员之所以进行检举揭发也是出于人性的需求。单纯从利他的角度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内部的贪腐行为进行揭发是违背人性基本理论,所以适当满足公务员的需求是公务员检举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当公务人员在组织内部发现了贪腐行为时，基于对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就应当做出相应的举动，即检举贪腐。

（二）日后风险考量

面对组织的绝对权威，检举者在检举内部贪腐之后，即将面临以下三大风险：

1组织的报复。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务员检举行为面临的最凸显的障碍就是组织的报复。检举贪腐情况之后，公务员检举人极易受到被检举组织或被检举人的打击报复，这也是检举人员最担心的事情。因检举揭发贪腐行为而受斥责和打击报复的情况屡见不鲜，因为组织通过对公务员检举人进行报复，一方面组织可以对公务员检举人自身起到威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组织内部的其他公务人员起到杀鸡儆猴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公务员检举人的检举组织内部贪腐行为的积极性受到重创，对防治贪腐的工作造成严重阻碍。有学者认为：“当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发挥作用，对上级的命令就会感到质疑或拒绝执行的时候，上级和组织就会认为权威被破坏，便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并依托国家的强制力量，对质疑权威和命令的下级进行打击报复。”[8]基于此，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不论是出于组织的权威还是其个人私利的立场，都可能对公务人员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迫使其放弃检举揭发组织内部贪腐的行为。

2检举案件的处理的不确定性。在实践当中，公务人员顶着巨大的压力揭露了组织的贪腐行为，往往由于证据不足、情节显著轻微等原因而使得案件的未来发展充满变数。不仅如此，在现有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公务员检举人有可能变成“诬告者”或“诽谤人”。组织内部的不法贪腐者便以国家的名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不法途径，置宪法法律于不顾，达到使公务人员检举人检举的案件得不到公正审判的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单纯地依靠公务员检举人自身的努力去揭露贪腐行为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促进行政检举的实现，抑制组织的贪腐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就要求在制度设计层面能够解决公务人员检举人的后顾之忧。

3对举报贪腐行为的公务人员的保障机制的缺失。对公务员检举人保障机制的缺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前保障机制的缺失。我国现行不少法律法规对检举人员的权益保障問题进行了规范，但是主要在公务员检举的贪腐案件查证属实之后，着手追究公务员检举受理机关的责任和制裁打击报复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公务人员做出检举行为到查证属实之前的权利保障机制却存在缺失。因此，要持久、有效地发挥公务员检举人在防治贪腐方面的关键作用，建立健全对公务员检举人员的保障机制，将公务员检举制度体系化、制度化就迫在眉睫。二是现行行政监管法保障公务员检举人合法权益的程序性规定不完善。我国行政监管法虽然有此原则性规定，但是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来保障公务员检举人在案件揭发之后查证属实之前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这种缺失，可能会导致公务员检举人遭受生命安全的威胁，甚至累及家人。

三、超越困境的途径

如何完善我国的公务员检举内部贪腐机制，依法保护公务员的检举权利，鼓励公务人员同组织内部的各种腐败行为做斗争，已经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由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规范：

（一）培育新的检举文化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转型的风险时期要想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要以防止权力滥用、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止利益冲突为着重点，着力探索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办法，努力实现有效预防腐败的目标就必须培育新的检举文化。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公务员并不因职务关系而成为行政机关可以任意驱策和处置的‘家臣’……而是有着自己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人。”[9]因此，公务人员检举人应当突破“单位本位”思想，培育新型的检举文化。一方面强化公务员公仆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将新型检举文化内化为公务人员的价值观、信仰，从而使其成为真正承担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受托者。另一方面适度的满足公务人员检举人的精神需求，肯定其社会价值。检举者的社会价值得到应有的肯定，检举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大大提升。

（二）革新行政伦理

行政体系为了维持体系内部的高效运行，就会要求组织内部成员必须对组织绝对的忠诚和服从，成员在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将内部的具体事务泄露的。然而，当组织的行为是非法的或者是危害公益时，作为行政机关的一员是否必须还仍需对组织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呢？笔者认为，基于道义、职业伦理和法律，公务员应当将组织领导个人或组织集体的违法违规行为公之于众，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此时，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受托者就应当革新行政伦理，强化公务员的“公共服务伦理”观念，突破传统单一的对组织的忠诚和服从观念。随着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冲突趋势还会加强，所以要解决伦理冲突，就不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资源（法律、组织制度和规章等），还要求行政人员积极运用自己的伦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这种伦理自治性的获得要需要通过行政人员个体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个人的价值观、信仰等）。[3]（P2）因此，行政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组织制度建设，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基于新型行政伦理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三）完善行政检举人的保障机制

要实现行政检举的关键在于完善相关制度，因此建立一整套具体完备的、可操作性强的公务员检举人权益保障机制势在必行。一是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把公务人员检举贪腐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虽然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制定了相关的规章、条例，但就全国而言，目前还没有完备统一的举报法。实践表明，单纯依靠部门和个别地区制定的的规定和办法将导致公务员检举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二是建立检举受理机构，完善检举程序。针对前述的组织的报复和检举案件的不确定性的情形，健全检举的受理机构，完善检举程序至关重要。在对检举案件的受理、审查，以及移送环节中，对检举人的身份要绝对保密，这是维护检举人的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三是提高检举机关的独立性。要有效地保护公务员检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完善行政检举人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切实提高检举机关的独立性。目前，我国受理公务员检举人的检举单位主要是纪委和监察局，并且是合署办公。由于受到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加上纪委的成员主要还是与被检举人同级或者上级的关系，实质上是缺乏独立性的。因此，要从实质上保护公务员检举人的合法权益，防治贪腐，就必须加强检举机构的独立性。

（四）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

建立起一套具体完备、操作性强的激励机制，这对于保护公务员检举人合法权益和倡导与贪腐犯罪做斗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的必然需求。目前，公务员检举机制中激励措施的缺失，削弱了公务员检举组织内部贪腐的动机强度，同时公务员检举制度中检举措施的缺失与公务人员检举人所遭受的巨大风险不相匹配。笔者认为，在严厉打击诬告、陷害的同时，应当建立一套体系严密、可操作性强的激励机制，做到有法可依，给检举人的合法权益以有力保障。激励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设立。一方面从精神鼓励视角出发，建立一种表彰鼓励制度，根据公务员检举人的检举价值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如授予荣誉称号，晋级等。检举者的社会评价得以提升，社会价值得以应有的肯定，这对于检举的积极性自然就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从物质激励角度出发，对公务人员检举人的检举行为提供奖金。国家可以建立相应的社会检举基金，对于公务员检举人检举贪腐行为专门给予一定数额的奖金，这对于公务员队伍检举贪腐的行为会有积极的引导效果，同时也是对公务员检举人对来自贪腐组织的巨大风险的一种补偿。但是，不能过于强调奖金的吸引作用，只是给予相应的鼓励。完善一个统一的、机构严密的公务员检举内部贪腐的激励机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就主体权限、适用范围、奖金额度高低和奖金申领手续问题进行参考。

参考文献：

[1] Near,J.P.& Miceli,M.P.,1985,“Organizational Dissidence: The Case of Whistle-blowing.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4.

[2] 顾慕晴,公务人员贪污检举制度研究：台湾经验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07(5).

[3] [美]特里•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 宋昭德.二元权威组织独立性之研究：台湾政风机构之分析[D].台北大学，2003.

[5] 牛磊，李建华.国内外行政检举问题研究评析[J].江海学刊，2008(2).

[6] R.Se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

[7] 陳远华.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J].河北法学，2002(3).

[8] 牛磊，李建华.国内外行政检举问题研究评析[J].江海学刊，2008(2).

[9] 湛中乐，朱秀梅.论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法律救济[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5).

(责任编辑：彭介忠)

Dilemma of Impeachment for Corruption of Public Serva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 Zhi-ming1,XU Xiao-xiao2

(1.Department of Law,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ang,Jiangxi 330033,China;2.School of Law,Jiangxi University of Fiance and Economics,Nancang,Jiangxi 330031,China)

Key words: whistleblower;administrative ethics;incentive system

作者：李志明,徐晓晓

检举提升服从行政论文 篇2：

基于政府强拆事件的行政伦理困境分析

摘 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城市强制拆迁而出现的暴力、自焚等事件频频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人员的不正当的行政行为所致。实际上，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面临行政伦理上角色选择困境。对这种伦理困境的内容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行政执法人员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

强拆；伦理困境；出路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出现因政府强拆而引发的暴力和自焚等事件。因强制拆迁而引发的悲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目前的拆迁法制不规范、立法不到位；相关的拆迁赔付方案不合理，被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在拆迁安置补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被拆迁户的利益得不到正当诉求等等。在这些暴力拆迁事件中，甚至出现了部分行政人员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完成拆迁任务而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对所谓的“钉子户”停水断电，甚至威胁、恐吓，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责任归结为行政人员的道德缺失，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人员在客观上确实也存在一种伦理选择上的角色冲突。本文将从行政人员角色伦理冲突的内容、原因及如何走出这种伦理困境做一初步的探讨。

1 行政人员在强拆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

我们不能把强拆事件中的行政执法人员都看成是完全丧失良心的人，完全缺乏基本道德素质的人，在多数情况下，行政人员实际上是面临着一种选择的，内心是存在着一种伦理选择困境的。行政人员在强拆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困境是由于自身扮演的多种角色，这种角色冲突往往又引发一系列的具体冲突，如利益冲突、责任冲突权力冲突责等，正是这些冲突客观上又导致了行政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出现伦理选择上的两难的局面。

1.1 责任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责任伦理的核心就是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要求运用公共权力的行政人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他们深思熟虑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要求他们对外在事物和人际关系做出冷静的判断。美国著名行政伦理学家库珀在《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伦理责任困境：面对不道德组织和不负责任的上级我们是服从还是检举？行政人员担负着对上级负责和对公众负责的两种行政责任，他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的指示和工作安排，他同时还要向公众负责，运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为公民谋利益。行政人员如果认为上级的决定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当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向上级机关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对民众负责是行政伦理的最高准则，不管是哪个上级的指示和命令都应该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公民负责是行政人员责任伦理的首要标准。

在因暴力强拆而引发自焚等悲剧事件中，部分行政人员由于自身的伦理意识的不足或模糊不清，在对上级负责和对民众负责的两难伦理选择困境出现时，没有正确的层次清晰的责任伦理意识来指导自身的行政行为，在责任伦理困境下，把对上级负责和对本单位负责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对公民负责放在首位，忽视了对公众负责的最高伦理准则，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要担负的责任，忽略了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损失和恶劣影响。

1.2 利益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实际上担任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在行政过程中，因角色的不同而面临着公利与私利的两难选择。作为政府组织，代表的是首先应该是公共利益，其目标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才是作为本组织本单位的群体利益，而组织内部人员的利益应该是放在末位的。但实际上，在许多的行政活动中，政府部门往往会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参与民间利益交往，直接成为一方利益主体，在行政过程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当公众权益和私人利益或本组织利益发生冲突时，在伦理选择上会出现偏向私利而不是公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制拆迁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行政人员为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采取暴力强拆对被拆迁对象来说却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是对人权的漠视，是公权力的滥用，是对私有财产无所顾忌的侵犯，受损的是公众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

1.3 权力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行政人员手中掌握的权力，是由多个不同的的权力主体赋予的，这个主体可能是法律制度，也可能是上级部门，而不同权力主体可能在利益上的冲突，这些权力主体对其行为的要求也会出现不同，甚至是不相容的，这就会产生权力冲突，当行政人员作为政府部门权力的代表者的角色和作为普通公民代表的角色发生冲突时，这就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面临伦理道德选择困境，出现两难。权力困境的本质在于“权力”和“权利”的内在联系，即在面临两种权力的选择时，是运用权力为人民谋福利还是运用权力为本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谋利益。

2 行政伦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2.1 行政伦理规范不健全，层次不清，宣传不力

行政伦理规范是对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所提出的道德要求的体现，是专门用来规范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标准。

行政伦理规范建设不健全，首先是在观念上，没有体现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行政人员极易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谋求私利，在行政过程中缺乏民主意识。其次是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层次不清，行政人员的道德判断标准不明确，模糊不清，无所适从。第三是行政伦理规范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内化为行政人员的伦理信念，行政伦理规则没有取得行政人员的广泛认同，致使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伦理失范行为。

2.2 行政人员个人道德素养的影响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过去在旧的体制下所形成的行政伦理道德不断地被新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所取代，在商品经济的价值观的诱导下，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动机日益扩大，再加上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冲击，种种的利益动机抑制了道德自律的力量，从而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践踏公共利益，导致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的出现，给行政伦理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挑战和影响。道德素养不高主要是对自己的二重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作为根据宪法赋予公务人员的道德责任认识和重视不够充分。只考虑个人和本单位利益，对上级负责，不从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一般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2.3 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不健全

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由于缺乏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以及民主监督深度不够，没有充分发挥公民、媒体舆论的作用，同时，受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伦理期望值过高，偏重行政人员自身的内在约束，而忽视了外在的监督和制约，造就了行政人员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机会。

3 走出行政伦理困境之路

行政人员如何走出在行政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外部控制，也就是通过加强伦理规范建设、伦理立法建设以及伦理监督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工作，制造有利于行政人员行政行为选择的规范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行培养政人员个人自身的伦理道德素养，强化其伦理意识和观念，从而使其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选择。具体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建设。

3.1 加强伦理规范及其制度化建设，理清行政伦理层次

一个好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应该使政府公务员有明确的道德行为标准，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在遇到两难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免他们无意中公私不分，做出违背伦理道德要求的行为。由于公共行政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层次化，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冲突也不断的扩大，进而使得行政伦理规范应该有层次的划分。因此，加强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就要理清行政伦理选择层次，使行政人员在作出伦理选择时能遵守一定的顺序，从而提升伦理道德判断能力，使他们在面临伦理选择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首先一个是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通过行政伦理立法，把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最普遍的、最基础的一些道德准则用法律条文形式确立下来，使行政伦理具有法律效力，让行政伦理通过法律手段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约束作用，使之对行政人员具有更大、更实际的约束力。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就难以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短视行为从而损害到公共利益。

3.2 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

行政伦理监督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所进行的监察与督导。行政伦理监督是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行政伦理道德的原则与规范要想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监督机制。因此，加强伦理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体制。

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有利于及时揭露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失范现象，促进行政人员坚持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要求。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体制，可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方面进行。外部监督最主要的是指社会团体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大众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一般监督、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内部监督有利于加强行政人员廉洁自律，克服行政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失范行为。

监督机制是对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一种外部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和内部体系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是以他律性的手段引导行政成员按伦理道德规范行使手中的公权。

3.3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培养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建设的手段，主要是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的教育培训，强化他们的伦理意识和观念，使其道德素养得到提升。

行政伦理观是行政伦理体系的核心，要加强对国家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意识教育，结合行政人员个人自身的伦理道德水平，开展广泛而多样化的形式的教育，使这种伦理意识成为所有公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的自觉，提升行政人员的“自律”意识，在出现行政行为选择时能够从容对待，避免出现伦理失范现象。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建设，还要注意加强行政人员的角色意识，重视行政人员伦理品德的养成。要督促行政人员常怀律己之心，重视行政伦理良心调控机制，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同时，要加强行政伦理习惯的养成，是行政人员在面临行政伦理选择和伦理判断时，能从容地完成符合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伯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董建新，胡辉华.行政伦理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4］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潘冬荣

检举提升服从行政论文 篇3：

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摘要]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足；缺失公民社会的大环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政府行政效率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此必须通过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积极营造公民社会等途径来解决。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作者简介]万玲华，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23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一)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冷漠心理和依附顺从态度上。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强调官吏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受下属和人民的制约。权威型行政文化导致了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管理与决策被看作只是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内的事，普通行政人员及广大社会公众实际上被排除于管理、决策过程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保证政令统一，强调上下级之间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对社会公众发号施令，作为管理对象的公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及行政官员们居高临下的姿态，破坏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了消极的服从政府权办，忽视自身的权力，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至今为止，一些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还不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宏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很难真正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的效果不理想，導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权威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命运要求寄托在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部分“清官”身上，而不能依法对其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政策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贫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相对较少，素质和能力偏低，这些都导致了公民参与不足。

无论是公众还是一般行政人员，甚至是一些行政领导，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来看，很少真正撤销或改变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公民参与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全

1．监督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监督的合力

目前，我国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外部行政监督体制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但是，现在的行政监督体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不足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黑洞。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大权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在涉及

财务开支、计划立项、物资分配、土地征管、房产管理等方面的不廉洁问题时，也无从干涉。

2．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监督不够，监督行为缺乏精细的标准，随意性大；监督有名无实、不到位，不到出现大问题就不予以处理。

3．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

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

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4．缺乏公民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官考官”，就形成了公务员“唯上”的工作思维方法，一个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方向常常随领导人的变动或兴趣转移而变动。其次，传统的考核标准具有零散性、随机性特点，人为因素很大。再者，传统考核缺乏延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考官”没有得到重视，很少吸收公众的意见。

(三)参与渠道不完善

选举制度、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与人大代表接触这些能够引起广泛参与的方式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其具体功效还有待提高。而那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渠道又大多是官方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四)公民社会大环境的缺失

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公民社会到近代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公民社会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公民社会完备的制度设计；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还带有官方色彩；社会普遍的平等观念没有确立，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成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权威服从甚于对法律的敬威等等。

三、转型期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参与的路径选择

針对目前中国行政监督方面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转换和优化行政监督机制。

(一)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民主建设过程包括公民参与的发展缓慢，从领导阶层到一般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公民参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加强，公民越来越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断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对公民的这种思想意识要积极引导。其次，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自身素质。“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通过培育，使公民具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观念。

(二)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1．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第一，注意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协调的弱点，应该建立简化的行政监督体制统一的领导机制。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完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要进一步调整监督体系，对监督主体功能重组协调，依法建立立体的社会监督网络。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的监督这些主要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种监督主体形成合力。要明确每一种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以及具体规范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民主监督时借用了毛泽东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句话：我们要自觉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经常地听取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听取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听取民间的意见。

只有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为此，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要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至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第二，加强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是指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公民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举报、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侵权等行为，公民还可以通过信

访等渠道实行监督。从我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实践看，监察机关办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举报。这说明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常的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同步监督，就会使行政机关人员心无旁鹜地投入本职工作中，无暇顾及不必要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

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其置身于事外而具有公正性。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足见其重要作用。

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及搞不正之风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让社会各界的群众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誤，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

2．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要保证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科学，避免和减少重大的失误，就应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公共政策过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健全法规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行政监督工作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统一立法，尽快制定一系列互相配套、覆盖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法规体系。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加强决策层和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倾听社会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就没有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的落实；而没有知情权的落实，参政议政的权利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在不危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近年来，我国在政务公开上开始进行探索，并取得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采取相应对策加以解决，要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优势，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义务主体范围，提升信息公开的广度。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公民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让公民行使权利，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情民意被尊重和重视，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公众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强调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而且还要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即公民参与后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参与的作用。要确保公民参与有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代表的选择应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理性参与。既明确参与代表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又明确其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三是有序参与，规范公民参与程序。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办法，使公民参与有章可循。四是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以往的行政监督体制偏重于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而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相当薄弱。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督，无法彻底解决政府及职能部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且事后监督只能应付既成事实。要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由目前的事后检查；惩戒为主的监督，转向注重行为因果、事件始终的全过程监督，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机制。不仅要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可行性的监督，而且也要注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做好事前的防范性监督、事中控制性监督和事后的查处性监督，真正实现把问题禁于未萌，把恶果止于未果的最佳监督功效。

4．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在对行政官员绩效考核时，要吸纳群众的意见，要把群众意见、“公民满意度”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砝码。一个地方的民众，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最有发言权，以多数人的立场对被评定者予以观察评价的话，可获得对被考评人更客观、真实的评价。对官员的评估一旦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度，就会使政府公务员变“唯上”为“唯民众”。

当然，让民意成为导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民意表达的程度与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形成压力的要求，显然还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威不可犯”之类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意的评价将越来越重要。公众声音的充分表达，不仅有助于纠正行政决策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强化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因此，必须重视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干部考察工作要注重运用民主这个武器，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

近年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还有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也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很大程度上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这些活动只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塑造党的形象而开设的。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还需要拓宽，已经形成公民参政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就是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结合、主动监察和被动监察并举。特别要拓宽自下而上监察的途径，加强主动监察。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仅可以加强监察官的权威，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防止腐败蔓延。通过派员巡察的方式，主动获取监察情报，及时发现行政偏差和失误，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有利于克服坐镇接受检举的被动监察局面。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工作主动性，尤其应该建立常规的主动监察制度。实行常规主动监察可以促进廉政，同时也可以促进勤政。

(四)积极营造公民社会

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躁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培育公民社会向着理性、自主、自治、自律的方向发展。

还要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民参与在许多方面培育了更积极的政府，同时现代民主也造就了更积极的公民和公民组织，政府与公民共同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开辟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尊重民意，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让公众尽可能地参与重大决策，并使之制度化、程序化、常规化，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以真正落实，既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及其贯彻实施，也有利于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万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