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服从命令研究论文

摘要：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可能会给社会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公务员法》对此类行为的归责、免责原则和条件作了规定，但《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衔接性规定。考察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阻却违法性；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的，可能属于犯罪行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公务员服从命令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务员服从命令研究论文 篇1：

现代官僚制的道德责任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摘 要：阿伦特在提出“极端的邪恶”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过程中，又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与集体在纳粹罪行或者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问题，揭示了现代官僚制的伦理问题，为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道德责任；现代官僚制

关于艾希曼审判中所产生的道德判断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在纳粹罪行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不仅为我们思考邪恶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也为我们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阿伦特的道德责任观

（一）提出的背景

对极权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恐怖与邪恶有着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无疑是那些亲历过二战的人们，尤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代，整个德国上层社会屈服于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高度集中的统治也是极权主义的最集中体现，甚至连社会的基本道德律令——“不能杀人”也已当然无存了。对于这场全人类的悲剧，每个人都应当反思，都要拷问自己对这场悲剧是否负有责任、负有怎样的责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许不用为自己在二战和大屠杀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但他却很有可能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艾希曼在审判中给出的回答是：他仅仅是在尽一个军人的职责，他做的只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作为大屠杀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不问这个机器的运转是不是应当的，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不作任何理性思考地参与了纳粹专制统治的“伟大事业”，并且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实践这个“伟大事业”的道德命令。于是，阿伦特在撰写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时提出“平庸的邪恶”的问题，认为能够辨别善恶、实施道德行为的少数人事实上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的，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是有选择的自由。个人行为一涉及到道德问题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道德首先是独立的、个体的。不论他是大齿轮或者小齿轮，也不管这个齿轮起的什么作用，问题只在于他为什么会同意成为这个机器的一个齿轮？这样的“我”是没有意志的自由，没有独立的决断，不能对自己的判断、选择与行动负任何责任。然而，当个人的判断与周围大多数人的道德或者价值标准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标准？或者说应该站在哪一边？阿伦特由此从对专制的邪恶的关注逐步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一个至今对我们仍然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将人异化、工具化的现代官僚制下，个人应该担负什么样的道德责任？集体责任又该如何追究？

（二）理论意义上的道德责任

阿伦特曾这样考察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人类行动的道德考察的中心是我们自己，行为的政治考察的中心是世界。如果将道德命令从宗教含义和起源中抽出，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命题“与产生不正当相比，蒙受不正当一方要好一点”。我们相信那些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好人在紧要关头会为了自己的道德或者价值信念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一个好公民，他的任务不仅仅在于不做不正当的事或者是做一个道德的圣人，更在于制止世界上发生的不正当。阿伦特所要指出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本质上就是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公民之间的区别，即好人仅仅是一个不作恶的人，但是一个好公民则意味着要承担公共领域的共同责任。

二战后，关于纳粹专制下犹太人的惨剧，人们总是听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样的声音。然而事实上，真正有罪的人大部分都被当作无罪释放或者根本没有人追究他们的罪和责。面对这种现象，阿伦特认为，“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它是被甄别、选拔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阿伦特明确反对共同罪责或共同无罪说，认为这些说法纯粹是一种空洞的套话：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罪，那就等于说没有人是有罪的，而集体认罪往往是真正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的最佳方法，就像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个人的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都是别人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的。

“集体责任”在合法性上遇到了质疑，我们只好重新将目光投向“个人责任”。不管法律、道德哪一方面的标准都常把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和涉及对方领域的人所实施的事情的相互关联的部分作为一个共同点。如果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卷入了有组织的犯罪场合的那种共同目标时，那么应该制裁的是这个人自身以及他参与的程度。他是这个集体成员这一事实所起的作用是：使他实施犯罪的罪行变得更加确实。而且，从这个原理来看，这作用和所谓名声、有前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三）齿轮理论

关于极权专制制度下的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责任问题，阿伦特提出著名的“齿轮理论”，即在一个运转中的大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并不是按照各自的意志来行事，只是作为齿轮链条中的一个小齿轮完成各自的部分以使机器运转起来。在艾希曼审判中，人们以此来批评阿伦特为他辩护、脱罪。但实际上，阿伦特从来都没有明确的提出支持“集体犯罪”这个概念。在阿伦特看来，罪和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罪在严格意义上是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的。阿伦特的“齿轮理论”并不能为个人的犯罪提供任何一种脱罪辩护，也就是说，即使运用这个理论也并不能使个体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得以免除。为了证明她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阿伦特提出，如果某个人被卷入有组织的犯罪中，那么法律审判他的标准只会是这个个体、他参与犯罪的程度、他在罪行中所起的作用等，而不是这个犯罪组织。即使我们相信并且理解他只是按组织命令去行事的一个小齿轮，别的人也会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当他出现在法庭接受审判时依然是作为“个人的人格”出现的，法律是根据他所做的事加以制裁的。极权专制制度把个人变成某种组织的成员，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个单纯的小齿轮，然而这种“齿轮理论”在法律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法律的伟大就在于能将组织中的一个小齿轮还原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而追究其作为个人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极其精确的时代，由于工作的不断细化，我们每个人因为在工作任务中完成的环节不同而被“细化”成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只需要对工作的熟练，并非不可替代。当这项工作在道德上存在怀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问，而是认为“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别的人来做”。这样一来，似乎我们自己就逃过了道德的问责。艾希曼企图让自己这样逃脱罪责的审判，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二、现代官僚制下的道德责任困境

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作战”，成千上万人在服从组织或上级名义之下，集体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是一种极端的事例。这样极端的不道德行为已成为历史。但是，类似的不道德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却依然大量存在。如，普通的执法人员根据某种上级命令，甚至无视他人生命的尊严的行为就是如此。他们也许认为这种服从是一种义务，作为组织的普通成员，自己的行为不过是邪恶行为链锁中的一环，在远离行为最终结果的时候，心理上对于行为责任容易心安理得。艾希曼去集中营视察时也几乎要作呕，但坐在办公桌前围绕一大堆文件就没有这种反应。同样，实际把毒气发生器送到煤气杀人室去的男子，以上级命令的理由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根据不同人在对杀人行为进行具体分工之后，单个的个人并不一定直接面临行为结果。这样对整个行为的负责人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组织中最一般特征。

个人的道德状况与社会结构是互为对照的。一方面，由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推断他所处的社会结构的状况；反过来，由既定的社会结构可以推知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同样，我们可以从现代官僚制这样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制度中隐约窥见现代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

现代官僚制通过一个庞大的工程将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化的社会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一样，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了产品的生产，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见到最终的成品。“集体是责任的主体”的观念往往对个人责任有消解作用，其危险性在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存在被分解成各种琐细的职能，而分工过于细化或者超出一定的范围后，人们在劳动、生活和行动中就失去了个性甚至是完整的人性。现代官僚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的只是一些数据、表格、材料，他们所要完成的只是确认这些数字是否准确，表格是否规范，材料是否属实，至于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表格、材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和事，则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职责所在。每个人只是在完成一项项工作任务，只是作为现代官僚制这个机器运转的工具存在，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去个性化的特点，才为大屠杀提供了可能。为避免主观和感情用事，现代官僚制所信仰与奉行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始终是工具理性。韦怕认为，现代官僚制是完全按照工具合理性的要求建立的，是纯技术的，行政人在官僚制中只追求技术合理性。工具化、技术化在官僚制的运行中把整个社会都推向了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与正义、排斥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自觉的状态。人的责任心、义务感以及一切属于人的道德良知等道德责任被这种技术合理性所代替。换句话说，现代官僚制企图以工具理性摒弃完整的人性，道德良知无法进入组织体系之内，使得官僚组织中的道德责任分离于技术合理性，从而使二者皆陷入困境。另外，道德责任主要是来自于一股内在的约束力量，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量，这些都将导致对技术合理性的倾向。因此，道德责任的实现相对于技术合理性的实现存在着更大的挑战。

现代官僚制度中的个人只为他的顶头上司负责。就像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那样，作为一个下属，他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他不会想这项工作任务产生的后果，更不会站在职责范围之外的立场去想这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每个人都只是在认真地工作，也都只是对他的上司、部门、单位负责。然而，一旦超出职责链条的上下级范围，便没有人对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负责。

如韦伯所言，官僚制中的公务员的美德就是运用自己的工作能力有意识地执行上级权威的命令，就好像自己也举手投票赞成这个命令一样。即使自己认为这个命令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上级坚持该命令，你必须执行。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个人可能完全放弃了内部秉性与自主的道德判断，不会对组织的命令做出任何自主的道德评价，从而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的道德责任感也随之不复存在。因为是上级或组织下达命令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行为方式，所以责任追根究底该由上级或组织来承担。由此一来，结果必定是个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个体在执行错误的命令后，由于能够有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来逃避责任寻而暂时免受良心的谴责。现代官僚制的服从特征导致行政人个性化乃至责任化，使得官僚制中没有最终责任人，因为组织承担最终责任。官僚制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人质问要承担责任时都会说他是服从命令，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

三、现代官僚制下道德责任困境的解决路径

作为一个个性完整的人，公务员不应当仅仅作为一件工具而存在，他应该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服从权威和自主履行责任是统一的。一方面，作为组织中的个体，必须遵守服从权威、对权威忠诚等基本的行政道德规范，个人道德的自主性应融入到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和组织目标的忠诚中；另一方面，在履行上级和组织的指示和命令所发生的具体行为时，公务员是以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身份存在，其必须承担决策者的职责，独立地选择行为，履行行政责任。由于职业身份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所以公务人员的行为不能由特殊利益来判定，他必须经常地思考：何种行为才是正确的？在面对权力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像艾希曼一样，仅仅服从所谓的上级或者组织权威，还是通过自主的道德判断再作决定？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责任，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行动。这时，我们的道德价值标准或者说良知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上级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就要服从不合法的命令，拥有完整个性以及自主性的公务员有责任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试图阻止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公之于众，有责任试图减轻不合法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现代官僚制中的个人将责任推诿给组织或者集体之后，集体责任又将如何解决和追究呢？有学者将集体责任表述为多手的道德责任问题。所谓多手或众多人手，是指一个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中的许多单位不能就其行动负起个别责任，只是将自己视为整体运作的一小部分，是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由于涉及决策的部门不只一个单位，那么由谁来承担政策运作成败的责任，就会变成行政伦理的另一项主题。由于政府的政策是由许多不同的官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究竟谁要对政治的后果负道德上的责任，原则上很难辨认。即使我们能确定某项政策在道德上是错的，可能也无法找出谁是真正的决策者，因为政策制定的本质妨碍了责任的追究。当人民找寻要为政策负责的官员，他们很难找到任何独自制定政策的人。在集体的决策结果中，他们通常甚至无法找到任何一位看来够份量的人，可独揽功劳或接受指责。

汤姆森指出，要从众多人手中解决责任的问题，传统政治伦理无论从层级组织模式与集体模式出发，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最后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只有从个人的责任出发，才比较能够追究个别官员的责任。个别官员只有在下列两种条件下才能够为某项决策的结果负责：第一，他的作为或不作为是造成这项结果的原因；第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并非在无知中或在强制之下完成的。前者指的是因果的责任，后者指的是自愿承担的责任。因果模式的责任判准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除非是因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结果就不会产生，他才够格作为原因。如要根据因果的判准将组织决策的结果归咎于个别官员，通常不太能够成立。第二项是自愿承担责任的判准，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只要一个人还有其他行动或做法的可能，他就要为行动负责。因果的判准只为责任设定门槛，不同的是，自愿的判准却同时能决定负责任的程度。譬如，出于无知的行为与出自强制的行为，在责任的负担上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库珀提出在官僚体制中保证负责任的行为有两种方法：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表现为以伦理决策技巧、作为品性特征或内在道德品质的德性以及职业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个人道德品质；外部控制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法律（即伦理立法）和道德规范。库珀认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之间应当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并达成和解。这种平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足够的外部控制才能防止个体陷于自私自利；还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内部控制来鼓励更多的社会性建构、利他主义以及以成功为导向的创新精神理念。这种平衡对于一个公务人员的所有负责任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代官僚制背景下，要找到道德责任困境的出路既有赖于法律程序制度建设的改善，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的来自于伦理自主性的负责任的行为。伦理自主性对公务员进行独立的道德判断有关键的作用，个体应依次独立自主地行动，最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公务员充分运用伦理自主性，发挥其道德责任感指导、制衡的作用，依照行政道德规范的要求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能确保公共权力合理公正的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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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藿.政治伦理的基本课题[J].哲学与文化，2009，（01）.

[5] 涂文娟.邪恶的两张面孔：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的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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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琼

公务员服从命令研究论文 篇2：

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摘 要：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可能会给社会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公务员法》对此类行为的归责、免责原则和条件作了规定，但《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衔接性规定。考察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阻却违法性；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的，可能属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应当将执行命令行为的非犯罪性明文化。

关键词：公务员；执行命令；阻却违法；刑法规制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这部法律规定了许多崭新的内容，如其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内容是以往我国任何法律都没有涉及的。从刑法角度观察，该条规定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刑法实务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给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时，在刑法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现行刑法典并无任何规定。在外国刑法中，一般将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为叙述方便，下文简称“执行命令行为”）规定为阻却违法事由或排除违法性的正当化行为。本文拟结合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对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和论证。

一、国外关于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定及其比较

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依照法律应当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由于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公共利益或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害。既然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是在履行法定的义务，那么，能否认为上级命令无论是否合法公务员都必须执行呢？既然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是依据《公务员法》进行的，那么，对其执行过程中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且在刑法上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能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呢？对执行命令行为追究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相关行政法律要界定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是否违法，刑法也要区别其是否有罪。

在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中，都是在刑法典总则中将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作为正当化行为或合法行为予以规定的。如1994年法国新刑法典规定，“完成合法当局指挥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此种行为明显非法者，不在此限”；瑞士刑法典第32条规定，公务员依照法律执行上级命令是在履行职务，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均属于刑法规定的合法行为；西班牙刑法典第20条第七项也有类似规定。法令行为（包括基于上级命令的职务行为）不受处罚是日本刑法的一般原则，“下级根据上级的违法命令实施的行为是否阻却违法性？应该认为，虽然阻却责任， 但不阻却违法性”①。意大利刑法典对执行命令行为是否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从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两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是履行公共权力机关合法命令的义务，理论上将其作为正当化原因的一种，但执行命令行为要具有排除犯罪的效力，“不论形式或实质，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执行不合法命令不是正当化原因，但可能影响执行人的主观罪过”②。泰国刑法典第70条确立了处理执行命令行为的三个层次的原则：对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一律不予刑事评价；上级命令在客观上违法，但执行者在主观上阻却责任的，不予刑事处罚；执行者明知命令是违法的而予执行，应当负刑事责任。韩国刑法典规定：“依照上级命令执行职务的行为同样阻却违法性……。但是对于没有拘束力的违法命令的服从行为，违法性和责任都不能阻却。”③俄罗斯刑法典将执行命令的行为与正当防卫等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情节，规定执行命令者有以下情形的可以排除其行为的犯罪性：执行合法命令而造成损害的；没有意识到命令的非法性质或者主观上因错误认识而有过失的；明知命令显然非法而不执行的。据此，只有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显然非法，并且其行为按照刑法规定构成故意犯罪的，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俄罗斯刑法典虽然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不同于上述欧陆刑法，但其与后者一样，都是将执行命令行为视为正当化行为的一种予以规制的。

综观上述各国刑法的规定，对于执行命令行为在以下方面的规制是基本相同的：（1）都在刑法典总则中规定，执行上级合法命令的行为即使对刑法保护的利益造成损害，也属于刑法中的阻却违法事由，是不可罚的正当化行为，或者属于排除犯罪性的行为。（2）上级命令非法而执行者在主观上对此不明知，没有意识到该命令的非法性质或者欠缺期待可能性的，一般应视为阻却责任事由，也不予刑事处罚。下级公务员因不明知命令非法而执行，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由发布非法命令的人承担刑事责任。（3）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明显违法而予以执行的，与发布命令者同样负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4）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命令不是必须绝对服从，其对明显违法的上级命令不执行的，不负刑事责任。

虽然各国刑法都规定执行上级合法命令的行为是正当化行为，但下级公务员执行违法或非法命令的行为是否一律属于刑法上的不可罚行为呢？负刑事责任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对此，各国刑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别：（1）规定的详尽程度不同。日本、韩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刑法只对执行命令的行为作了很笼统的规定，似乎表明公务员在主观上无论是否明知命令违法，也不论其执行行为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均属于刑法上的不可罚行为，而在刑法理论上一般又将此不可罚行为归类为阻却责任的无罪行为而非阻却违法事由。意大利、俄罗斯和泰国的刑法对执行命令行为规定的较为清晰，公务员如果明知命令违法而执行，构成故意犯罪的，要追究执行者的刑事责任。（2）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不同。泰国和意大利的刑法规定，只要公务员明知命令违法而执行，就要对其行为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该两国刑法还同时强调，如果行为人对上级命令的非法性质产生错误认识、善意地认为必须服从或者法律不允许对命令进行审查的，则对执行人不予处罚。俄罗斯和法国的刑法不但要求执行人明知命令违法，而且要求执行人必须明知其明显或显然违法，同时构成刑法中的故意犯罪时，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吉尔吉斯斯坦刑法典第39条还对此特别规定，“只有行为含有其他犯罪构成时才负刑事责任”。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也使用了“明显违法”的限制。

以上规定的相同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执行命令行为的正当化条件提供了参考，不同点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执行命令行为在性质上是阻却违法事由还是阻却责任事由。

二、执行命令行为的性质

执行命令行为是下级公务员依照上级命令或指令履行职务的行为，上级命令的内容一般应当是合法的，但也不排除违法或非法命令的存在。因此，对于执行命令行为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属于阻却违法事由；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可能属于犯罪行为。

（一）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属于阻却违法事由

行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而法益是刑法保护的、被社会所认可的、有价值的利益和共同生活状态。尽管在论证阻却违法性事由的原理时，存在着法益均衡说、目的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等不同的主张，但就实质违法性而言，社会相当性应成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根据。社会相当性说认为，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相当性的标准，是要看其目的是否符合社会生活的一般伦理秩序，实现正当目的的手段是否符合社会伦理观念，保护的法益与损害的法益是否均衡。公务员执行上级合法命令，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也是部属应尽的职责，是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同时，执行命令行为是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的，其手段是正当的，虽然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也可能在客观上给社会和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但由于这种行为是为了更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其质量优于或大于刑法保护的其他合法利益，所以其在法益比较上也是均衡的。另外，对于执行合法命令行为造成的损害，受害方可以通过行政救济渠道得到应有的补偿，发布命令的上级机关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即使这种必要的损失没有最终得到补偿，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公务员依法执行合法命令行为的适法性。

（二）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属于阻却责任事由

违法性判断的是抽象的行为，对具体行为人的特点是不予考虑的。到了责任领域，具体行为人的特殊情况就成了刑法的评价对象。在有责性的判断过程中，可能由于法律的规定或授权或者根据期待可能性，使得已经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行为欠缺或部分欠缺自然要素，从而在性质上或程度上阻却责任。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须以命令合法为要件，执行上级违法命令则要考虑执行者是否具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下属虽然明知上级命令违法，但该命令具有绝对的拘束力（如下级男警员在紧急案发现场依照上司命令必须立即对女嫌疑犯实施搜身行为）时，无法期待其此时必须作出适法行为，故应当阻却执行人的责任。正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1条所规定：“执行不合法命令的人，在法律不允许他审查命令的合法性时，不应受罚。”④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犯罪。明知执行的命令不合法，又不具有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则既不阻却执行者行为的违法性，也不阻却其责任，执行者应按照一般根据承担刑事责任。但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看，追究执行违法命令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有区别的。有些国家规定只要“明知命令违法”即可；有的规定要“明知命令明显违法”；有的要求行为构成故意犯罪。一般来讲，如果下属出于善意而认为对明知违法的命令应当服从、执行的，应将其视为不可罚情节。

三、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的条件

公务员依法执行上级合法命令并造成损害的行为，根据其是否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理论上可将其分为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并可将其视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可罚的正当行为。从实质的违法性理论出发，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首先要符合所有正当化行为都必须具备的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法益均衡性及行为补充性四大要件。其次，根据执行命令行为的具体特点，其阻却违法性还须具备以下特别条件：

1.发布命令者与执行命令者均具有公务员身份，并且二者对涉及的具体命令都有法定的发布权限和执行权限。至于公务员身份的取得和权限的确定，应依据有关法令。只有公务员才有义务在法定权限内执行上级命令，命令的内容应当在上下级公务员的职权范围之内，即上级机关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是属于其权限范围内的、其能够管理的事项；同时，该命令的内容也是下级公务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应当执行的事项。如人事局领导命令下属长期拘禁他人，该命令显然超出了上下级公务员的职权范围，公务员执行这样的命令当然不能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

2.发布命令者与执行命令者在职务上须有监管指挥关系，下级公务员对具体命令负有必须执行的法定义务。这种上下级之间的监管指挥关系主要表现为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如局长对其本单位下属科长的监督管理关系。有时，该监管指挥关系还表现为本无行政隶属关系，但双方的职务在法律上具有指挥关系，如公安人员依法执行检察机关决定的逮捕措施时。在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有时下级公务员无法准确地认定应执行哪一级的上级命令，尤其在几个上级同时下达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命令时，更令负有执行义务的下级公务员无所适从。我们认为，基于保证公务员体制的良性健康运行和行政执法效率的需要，对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应确定以下原则：(1）通常情况下，公务员应执行本系统内具有直接领导关系的上级的命令。（2）虽无直接的领导关系，但属于本系统内具有垂直领导、指挥、监督权的上级的命令的，下级公务员也应执行。（3）虽无直接或系统内的隶属关系，但属于在法律上具有直接监督、指挥权的上级或同级的命令的，公务员依法也应执行，如公安局局长执行上级或同级监察局的决定。两个以上的垂直上级同时发布命令时，公务员应执行较高上级的命令；在平行的两个以上具有主管或兼管关系的上级命令中，应执行主管上级的命令。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务员服务法》第三条规定：“公务员对于两级长官同时所发命令，以上级长官之命令为准；主管长官与兼管长官同时所发命令，以主管长官之命令为准。”

3.上级命令应符合发布的程序和形式。对下级公务员发布命令是法律赋予上级的一项职权，行使这项职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程序合法是内容合法的保障。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及其负责人在实施行政许可、决定行政事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发布行政命令或决定时，只有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才能保证相关行政命令的内容合法，体现行政活动的公正与效率。公务员也只有对程序合法的命令，才负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时，其执行行为不能阻却违法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可见，如果上级发布的命令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将导致该命令无效，对之当然就失去了执行的必要，公务员也就没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

4.下级公务员须基于执行命令的意思，在命令内容要求的范围内执行该命令，不得逾越。我国《公务员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时，应严格按照命令限定的内容和要求的期限执行，不得逾越命令的内容和期限擅自行事。如果下级公务员擅自扩大命令许可的内容或者越权篡改命令授权的事项，则纵有上级公务员的合法命令，下级公务员逾越行使的部分也不能阻却违法性，应由其自担责任。

5.公务员对所执行的命令不知其具有违法性质。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公务员必须非明知命令违法，其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才能阻却违法性；若下级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违法，仍以此违法命令而行事，则其行为不能阻却违法性。下级明知上级命令违法而仍予实施的，根据当时情形综合判断，若下级公务员有不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的话，则其行为实系阿谀上级而违法适从，其可能与上级公务员成立共同正犯或帮助犯关系，其行为自然无阻却违法性的可能。如果依当时情形，下级没有作出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则其行为虽不能阻却违法性，但可阻却责任，而由上级承担违法命令导致的法律责任。关于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命令是否具有违法性审查义务或权利的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1）绝对服从说。公务员应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2）绝对不服从说。下级公务员一旦发现上级命令在形式上不合法或者怀疑上级命令的内容违法，均有权拒绝执行。（3）形式审查说。若上级命令在程式上完备，下级公务员即必须服从执行。（4）实质审查说。下级公务员对怀疑内容违法且确实违法的命令不加审查而仍服从执行的，不得阻却违法性。（5）形式违法审查兼明显重大违法审查说。公务员原则上应执行程式要件完备的命令，但对形式要件齐备而在实质内容上明显且重大违法的上级命令可拒绝执行。（6）意见陈述说。公务员对上级命令有服从的义务，如有正当理由认为该命令违法，应当随时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上级更正。上级执意要求下级执行该命令或再次书面下达该命令时，除涉及刑事犯罪的，下级公务员应即服从，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归咎于上级公务员。⑤从各国刑法的规定及判例看，以上第五种见解似为通说。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规定则是对以上第五、第六种学说的综合。

以上五个方面的条件，共同构成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的有机统一体，也是阻却其违法性的全部要件，缺一不可。

四、执行命令行为在我国《刑法》中的定位

执行命令行为属于正当化行为的一种。在整个法秩序中，既有禁止性规范，也有容许规范，后者根据社会的整体需要和法的价值追求，在一定情况下会允许某种已经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或违法性的行为的存在并认可其合理性。法律上的正当化行为，指的就是那些表面上看与一般禁止性规范发生了冲突并给法益造成了损害的行为在具体情况下却是可以被社会所容许和接受的，由于它总是为了保护更大的法益而存在，所以其背后隐藏的正当目的也就不会受到否定性的评价。正当化行为以法秩序整体为基础，承载了现代法秩序对人的自由的尊重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体现了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符合法秩序的整体要求，在刑法上与正当防卫等正当化行为的社会价值具有相当性。正当化行为在刑法理论中一般被称为阻却违法事由。以刑法是否有明文规定为标准，阻却违法事由分为法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和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多数国家刑法都把执行命令行为（或称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法令行为等）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一起规定为阻却违法事由，而我国现行《刑法》只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规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即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因此，在我国，对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的执行命令行为只能视为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

我国《刑法》应当将执行命令行为的非犯罪性明文化。无论立法者多么富有远见、知识多么渊博，都难以避免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的脱节，都无法避免法律漏洞的出现。“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能够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海滩？”⑥而且，社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观念变动不定，瞬息万变的种种因素都对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变革形成冲击，都会使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滞后于社会现实。因此，在实定法之外承认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对于弥补实定法的不足十分重要。但是，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毕竟有着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如其既缺乏规范性也不易形成统一的认识，实践中易导致法官的司法擅断，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公正等。所以，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弥补实定法不足的权宜之计。当某种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已被公众广泛接受，而且已被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制度时，为衔接刑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构筑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全有理由将其纳入到刑法的明文规定之中。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既是公务员执行命令的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它在该部法律中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且其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它理应成为我国刑法中不可回避也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欧陆刑法在三要件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中将违法性作为犯罪的一个成立条件而不同于我国刑法平面耦合式的定罪模式，但对正当防卫等正当化行为基本上都是从实质违法性角度考虑的，其实质都是排除此类行为在形式上的犯罪性。欧陆刑法将执行命令行为与正当防卫等同等对待，一并加以规定，我国刑法也应将执行命令行为同样规定在与正当防卫一致的“排除犯罪性行为”中。这不但有助于建立我国行政法与刑法的沟通、衔接、互补关系，也有利于健全刑事立法，避免司法擅断，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

注释

①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②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③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④此处条文参见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此处条文翻译与黄风翻译的法典内容不同，根据条文内部结构及逻辑，此处译文应是正确的。⑤参见黄树力：《刑法总则比较研究（欧陆法部分）》，三民书局，1995年，第109—112页。⑥［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责任编辑：邓 林

作者：刘德法　孔德琴

公务员服从命令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公务员抵抗权制度及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完善

摘 要：公务员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机关的决定和服从法律是其法定的职责，是保证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践中，上级机关的决定不一定完全正确，可能会发生命令与法律的冲突，这就需要寻求一种解决的途径。有关具体如何操作等深层次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可以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发展。

关键词：公务员；公务员法；抵抗权

一、我国公务员抵抗权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界定上级的范围

我国行政管理关系的特性决定了下级公务员的上级不只是一个，通常都是有很多个，在外部行政关系的直接隶属的上级，指导关系的上级，直接上级的上级即间接上级，以及内部单位的上级领导等等。针对这样的现象，应把我国“上级”的范围界定为，首先发布命令的上级与执行其命令的下级之间必须要有职务上的直接隶属关系，上级不能以自己的级别高于下级为由任意向与其不具有直接隶属关系的下级发布命令，而且要求发布命令的上级必须具有发布该项命令的合法权限，否则公务员都有权抵抗。另外，当直接上级与间接上级同时发布命令时，下级公务员应该以直接上级发布的命令为准，同时有两个上级发布命令的，应当以最高级别的上级发布的命令为准，同时也要规定，作为上级的主管部门或领导也要尊重下级公务员，在发布命令或作出决定之前要先审查自己是否有权发布此项命令，所发布的命令内容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乎规定，所针对的执行职务的下级是否正确。

（二）对“明显违法”的范围作出界定

“明显违法”是依靠公务员主观认识来判断的，那么如何判断该公务员应当知道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明显违法”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应以一般公务员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作为标准，即以一般标准来衡量，不能以法律专家的标准来要求。众所周知，人的智力、认知力和判断力是有差异的，不顾差异而盲目提高标准，势必导致处罚面的扩大化，最终将挫伤公务员行政的积极性。

第二，应结合公务员的业务范围来判断。“术业有专攻”，不同领域的公务员，对自身领域的知识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应当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公务员执行的上级命令或决定，也多与其自身领域相关。因此，以公务员的业务范围进行判断，更加的科学。

第三，对于“明显违法”范围的界定不宜过宽，应当作出比较严格的限制。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违法，，主要包括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将导致犯罪。如某县为了招商引资，负责该工作的副县长命令公务员给外资企业老板送钱、送物，该公务员有权拒绝执行。因为，行贿是我国《刑法》明令禁止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该副县长的行政命令是无效行政行为，下级公务员有权抵制而不予执行。其次，虽然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不构成犯罪，但违背行业规则，可能导致执行命令的公务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如税务机关的上级命令下级税务员挪用数额不大的涉税罚没收入，归该上级在短期内进行使用，下级可以拒绝执行。虽然挪用数额不大的涉税罚没款，短期使用并归还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违反了“税务机关的涉税罚没收入，应当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上缴国库”的法律规定，是要承担降级或者撤职等行政处分责任的。作为税务部门的公务员，理应熟知本行业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上级的命令或决定，作出正确的判断。

（三）具体规定公务员抵抗权的行使程序

正当程序原则是贯穿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公务员抵抗权的有效行使也离不开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保障。

首先，上级向下级发布命令或指示，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作出书面形式的，可以以口头形式发布，但是要进行登记，在紧急情况结束后，必须在相应的期限内作出书面形式，这个期限可以根据实践情况由立法者进行规定。

其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发布的命令或指示有错误或者是违法的，如果向上级提出异议也必须要在法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上级无论改正与否，也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如果上级在法定期限内未回复的，可以参照国外的规定，视为对命令的撤回；如果在法定期限内上级做出了否定的回复，但是公务员有合理理由仍然认为该命令是违法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再上一级机关提出异议，由该机关进行裁决，该上级机关作出的回复也必须是书面形式，也要有合理的期限限制，如果该上级机关肯定发布命令的机关的做法的，下级公务员就必须立即执行命令，但是该公务员对执行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其已经尽到了其该尽的注意义务。

最后，对于在紧急情况下所发布的命令，下级公务员认为有错误的，提出意见时，也可以先以口头形式提出，但是要进行登记，在紧急情况解除后，下级必须在合理期限内把口头意见用书面形式予以补充，作为上级发布错误命令，下级免责的一个根据，否则，公务员可能会因此承担不利后果。

二、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现有的公务员权利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第九十条规定“公务员对于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务员非经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和处分。”第一百条第四款规定“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根据以上规定，我国现有的保障公务员行使抵抗权而免受不公正待遇的救济途径有申诉、控告和人事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提起诉讼。

（二）借鉴域外经验对我国现有救济途径的完善

1.增强内部救济方式的公正性

这里以日本为例介绍内部救济的先进经验。日本认为公务员应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其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确立了作为行政的自省和监督的行政申诉制度，对处分不服的可向人事院请求审查或申诉。但日本的国家人事院由内阁管辖，地位很高，不受行政组织法的约束，独立性很强，因此是可以保证内部救济方式的公正性的。我认为，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最大程度的发挥内部救济方式的作用，增强内部救济方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同时，我们应当扩大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适用范围，允许非聘用制公务员也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人事争议以体现救济制度的公平公正。

2.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

我国目前不允许公务员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我通过分析借鉴国外立法，发现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因此，这里我着重探讨这一救济方式。上面提到的日本，虽然国家人事院在处理纠纷时有很高的信誉度，但当公务员对其处理不满意时，仍然可以走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美国的文官制度规定，雇员要被保护，免受专横行动或个人好恶之害，或被迫为政党的政治目的而从事活动。1978年美国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改革，设立了功绩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关于公务员争议等问题的解决。公务员对功绩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可依照《美国法典》第七千七百零三条的规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司法审查。在英国，设有公务员上诉委员会和实业法庭。当公务员受到不利处分时，如有不服可向公务员上诉委员会提出申诉并可向实业法庭提出上诉。实业法庭对上诉案件的裁决对于原处分机关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德国，除了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指定的行政机关申诉外，还可以向联邦纪律法院申诉，如果官员不服，还可以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由联邦行政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在法国，有议会内部管理行为及法院内部行政处分行为，如不涉及权力、政治因素，也可上行政法院要求审查。

综上，这些国家的救济制度都体现了重视权利救济的宪政思想，基本上都确立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途径，而且把司法程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这既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自主管理与监督的权力，同时又能保证其公正性，切实保护公务员的权益。

3.处分及奖励制度

我认为，把行政诉讼作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一条途径固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当充分发挥对发布违法命令的上级和执行违法命令的下级的处分机制的作用。行政处分制度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四点，其一，可以警示公务员依法行政，即为公务员的行为指明正确的方向，引导公务员自觉遵纪守法，在纪律规范限定的范围内活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其二，具有约束作用，即在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能用纪律来约束和判断自己的言行，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其三，具有调节作用，即评价和纠正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其四，具有强制作用，即通过对违纪的公务员及时给予行政处分，纠正不当行为，使违纪的公务员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务员行政处分制度的意义在于，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政风建设，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同时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相对人的利益，从而实现依法行政以及维护公务员的个人合法权益。如果不对公务员的失职、读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行为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制裁，就会造成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办事扯皮、工作拖拉等官僚主义问题的频繁发生。通过及时惩处国家公务员的违法违纪的行为，使违纪违法的国家公务员付出沉重的代价，不敢重蹈覆辙。

其实，对于一些特定主体，单行法律中已有关于处分问题的规定。例如，我国《统计法》、《会计法》等单行法律在赋予公务员抵抗权的同时，还对向下级下达违法指令的上级规定了处分措施，对参与违法的下级公务员也规定了必要的处分措施。《统计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或者强令、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批评。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或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数据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统计人员参与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批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建议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会计法》第四十五条中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第四十六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因此，我认为，《公务员法》也应该增加类似的规定，对违法下达命令的上级及明知上级命令违法还参与执行的下级采取一定的处分措施。

公务员抵抗权制度的设立标志着政治文明的进步，是公务员权利的法律化，是对“绝对服从”观念的突破。这种新的行政理念，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贡献。强调公务员要把执行上级的决定、命令和承担法律责任统一起来，这客观上弱化了权力的绝对性，强化了权力的相对性，减少了下级对上级命令的盲目服从、绝对服从，能从根本上淡化行政机关的等级观念，也将使行政系统更加开放，更加富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力，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公务员对社会实质正义的关怀和追求。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我深信，该制度必将会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夏育宏.论国家公务员的抵抗权.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10月

[2]刘金荣.公务员不服从的行为研究.理论研究，2006.2

[3]刘福元.公务员行为规范中抵抗权困境的成因与出路.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总第92期）

[4]杨雅婷.浅论公务员的“不服从”权利.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12月.第29 卷第12期

作者简介：

高晗之（1991～），女，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法学院201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高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