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良治实现研究论文

2022-04-24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治理的概念、特征及所采用的治理机制，将政府治理与政府审计相结合，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进行分析。然后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部分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已导致或可能导致的危害。最后，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起到的具体作用展开论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政府审计良治实现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政府审计良治实现研究论文篇1：

政府审计对腐败治理的推进研究

摘要：腐败影响着国家治理，它影响政府服务职能发挥的效果，也给政府工作开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国政府审计在腐败治理中具有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并已经在揭露查处腐败行为、促进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机制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我国正开展严厉的腐败查处活动，但目前对于政府审计推动腐败治理的系统研究却不多。文章基于国家治理的角度，从政府审计出发，研究了政府审计在推进腐败治理方面的可优化措施。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府审计;腐败治理

一、引言

腐败，指政府公务人员凭借自身职务带来的便利而牟取个人利益或金钱、财产、服务的好处，腐败行为的结果损人利己，并会最终导致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病态改变。政府审计正是在遏制权力腐败方面发挥了有效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制度、体制还存在着漏洞，腐败蔓延。全球金融诚信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1～2010年中国内地非法资金外流规模逐年扩张，十年间流出金额约占纳入统计的150个发展中国家同期流出规模的一半;中国目前在全球处于腐败较为严重的位置，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度全球腐败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176个国家中腐败指数排名居第80位。我国如今正展开严厉的腐败惩处活动，自十八大以来腐败高官纷纷落马，无论是国内政府审计还是对于腐败人员的跨国合作逮捕，都显示了我国对于腐败的零容忍。如今，我国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渗透领域广、涉及领导层级高、金额大、手段隐秘等特征，社会影响消极，是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

二、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政府审计是由独立的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规范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经济监督、鉴证和评价活动。（尹平，2008）虽然各国的审计体制不尽相同，但是统治者利用审计干预经济、介入政治建设、维持公众利益的目标取向和基本做法却是相同的或相通的。政府审计是为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优化而存在的。

刘家义审计长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中论述国家治理，是指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控制和提供服务，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国家良治。而良治的标准主要包括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民生权益保障机制、经济社会发展机制。

蔡春、蔡利（2012）认为，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是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到依据：从审计历史层面而言，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具有浓厚的历史渊源;从理论层面而言，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石均为公共受托责任;从法律层面而言，政府审计依法建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而言，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可以促进国家治理的改善。

吴青川（2009）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要保证公共受托责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应当采取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政府审计实现治理功能的发展思路主要包括：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透明度，建立政府问责机制强化政府审计治理功能，运用政府审计治理功能优化公共政策评估机制，深化政府预算审计制度推动政府预算改革，构建审计质量控制机制保障政府审计治理功能。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和中国审计学会会议探讨认为，政府审计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从以下六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促进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二是揭示和反映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三是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风险;四是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五是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六是监督制约权力的运行。这对于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生发展、推进反腐倡廉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因此，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就是推动实现国家的良治。基于腐败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政府审计对腐败治理的优势地位和独特效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多层面、多角度地构建政府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体系，从而使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三、政府审计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政府审计制度，不同国家审计制度各有千秋，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略有差异。在我国，政府审计的问责对象是政府治理系统中的任务确定及资源配置子系统。政府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联合国腐败治理公约》中，审计被列为国家腐败治理的“四大支柱”之一。受托责任观点认为审计是为保证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一种经济控制，而无论是从广义来说还是狭义上来说，腐败都涉及到行为主体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借助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力出现的现象。腐败伴随着权力而产生，是权力的衍生物。腐败会因其偏离公共职责而妨碍受托经济责任的正常履行，因此审计的目标之一必然是治理腐败，保障公共服务。

透明国际明确指出，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一个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国家廉政体系。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审计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是最可能发现国家资产被直接或间接侵占的机构，最有条件发现大案要案线索，揭露和处理腐败。

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政府审计要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需对以下三方面功能加以完善。首先，充分发挥预防舞弊的功能，及时发现潜在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发出警报，将其源头扼杀;第二，充分发挥揭露舞弊的功能，查错纠弊，使腐败无处可藏;第三，充分发挥抵御功能，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从完善制度、规范机制、防范风险等方面加以入手，由表及里，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处理问题、完善机制以致增强免疫功能，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推动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政府审计对腐败治理的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屡审屡犯的问题，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加大了审计机关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重复的查处是一种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当前，政府审计在腐败治理中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五种，这五种方式在整个防治腐败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作用，包括源头上的威慑预防、揭露功能再到惩治、抵御腐败、建议完善功能以及建设宏观上的廉政文化氛围，五种方式统一并彼此促进。

（一）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

政府审计是对各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规范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经济监督、评价和鉴证活动。因其范围广泛，涉及到的人员众多，因而可以通过财政审计和对资金管理的审计，防患于未然，并且针对发现的问题在原有流程上增加控制，采用分散过于集中的权力的方法，将不相容岗位分离，政府审计因此能充分发挥预防的作用。同时，政府审计的内生性威慑作用还会使受到诱惑的干部坚定立场，计算自己的腐败成本和腐败被揭露的可能，有动机但尚未付诸行动的干部会有所收敛。

（二）政府审计的揭露功能

我国政府审计通过相应的审计程序，以经济监督职能为主，经济评价和鉴证职能为辅，对于审计中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进行揭露，尤其是妨碍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违规、浪费和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并且在揭露问题表象之外，政府审计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挖掘深层次的体制、流程的缺陷，对现象的揭露要和对根本的缺陷发现结合在一起，如此才能标本兼治。

（三）政府审计的处理功能

审计的处理功能基于审计发现的问题，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上缴财政收入、归还国有资产、退还违法所得。审计不能停留于发现问题的表面，否则其发挥的作用只会事倍功半，甚至浪费审计资源却不起作用。审计发现的问题只有得到处理，违规资产返还财政，同时这可以辅助提升审计的内生性威慑作用，在处理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根本原因，对不完善的体制、流程提出补充、改进建议，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防范权力带来的腐败风险。

（四）政府审计结果的运用

通过审计人员加工形成的信息往往有利于使用者做出决策，政府正是通过审计结果发现深层的制度性问题，在宏观决策时纳入对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考虑，以便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将权力在一定情况下分离;另外，检察机关能够依据政府审计的结果，依法提起诉讼，追究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组织部门也可以参考审计结果任命、提拔公务员;社会公众同时拓宽了参与国家事务的渠道，有利于对审计结果的监督。政府审计的最终目的不仅包含揭露腐败，更重要的是惩处腐败分子，改善政府运作体制及流程，提高公众参与度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高效治理腐败。

（五）政府审计对腐败的治理作用

廉政环境对腐败的影响毋庸置疑，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也能通过环境影响组织成员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在廉政环境好的机构内，即使腐败分子存在，也不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廉政环境好的组织内，腐败不容易侵蚀新成员的思想，一方面是腐败行为较少，成员受到的不良影响小，另一方面是腐败利益相关群体不容易产生，即使存在也不能造成大的影响。政府审计的腐败治理效果越好，越有助于政府部门廉政环境的建设。

（六）通过审计发现问题，提出完善制度的建议

政府审计部门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发现制度上的漏洞。一方面，实务操作与理论存在差距，难以避免出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问题的发现和惩治，更容易从制度着手，从根本上防微杜渐，斩断潜在人员的贪腐倾向。审计机关在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对已发现的问题提出制度上的建议并及时反馈给相关机构。

政府审计对腐败治理的路径并非相互孤立，反而彼此联系，协调促进。同时，腐败治理涉及内容复杂，政府审计牢固立足于国家治理，发挥着自己独特的监督职能，对于治理腐败是不可或缺的主力之一。正如刘家义审计长说：“如果我们就审计讲审计，就审计研究审计，就审计搞审计，是没法真正理解审计和把握审计的精髓所在，必须把审计放在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放在民主法治建设这个大范围中，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中去研究、去考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审计的本质，把握审计的规律，体现审计的价值，发挥审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尹平.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 [J].中国社会科学，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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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春，陈孝.现代审计功能拓展论（第1版）[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5]马志娟.腐败治理、政府问责与经济责任审计[J].审计研究，2013（06）.

[6]吴青川.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国家审计发展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J].财会通讯，2009（12）.

[7]张俊民，胡国强，张硕.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实践研究：基于18份审计工作报告的分析[J].审计研究，2013（05）.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作者：杨晓雯　张月婷

政府审计良治实现研究论文篇2：

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治理的概念、特征及所采用的治理机制，将政府治理与政府审计相结合，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进行分析。然后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部分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已导致或可能导致的危害。最后，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起到的具体作用展开论述。

关键词：政府审计政府治理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系统中的内生监督控制系统之一，政府治理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政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政府治理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审计的方向。2008年，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这一观点，对政府审计在推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深化，更加明确了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将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与论述，探索政府审计服务于政府治理的具体方向和主要途径。

一、政府治理特征与机制

（一）政府治理的特征

纵观西方各国，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所选择的模式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却都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及竞争力，推动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从政府治理这一概念入手，可以得出政府治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治理主体不只限于政府。政府虽然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国家唯一的权利行使者，更不意味着只有政府可以治理公民、机构及社会组织等。政府治理应该是来源于政府，但不仅限于政府的治理。

第二，治理过程中的互动性。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概念中，权利的运行大都是由上而下的，即政府利用权威和相关的政策，对全社会实施管理。但在现代的政府治理概念中，政府的治理应是双向的，即政府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同时，社会也对政府进行监督，双方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概念主要是通过政府治理的第一个特征，即治理主体不只限于政府而得出的。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了治理的范围也不只限于传统的治理范围，从而所涉及的治理对象也要宽泛许多。第四，治理结果的有效性。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强调治理的成本及绩效，将提高效率与控制成本进行结合，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

（二）政府治理的机制

政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而，政府治理的目的是解决政府公共事务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当这类问题转化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时，应寻求恰当有效的治理手段并建立合理的机制来解决问题。在目前，政府常用到的机制主要包括：（1）问责机制。问责机制说到底就是向谁问责、谁来负责问责的问题，很显然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是由人民负责问责，而政府部门有义务向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民来解释并接受质询。（2）公开机制。信息的透明有利于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也是公众对政府实施监督的一个重要的来源。（3）参与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因此为了扩大民众、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参与机制，拓宽参与的渠道，提高民众的参与热情，实现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4）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在一个企业的治理中至关重要，同理，在政府的治理机制中，监督机制是否有效的实施，对政府治理的效果影响深远。监督主要包括对主体、对治理过程及治理结果的监督，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是一种专门的监督手段。因此，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更是直接推动了政府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二、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要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政府治理的基础是受托责任观，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也是审计产生的首要前提。受托关系的存在实质上是一方关系人对另一方或其他关系人负有的履行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关系也恰是审计产生的目的。

政府，是一个机构复杂且分工细化的组织。基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的特殊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促使了政府受托责任的产生，为了更好地促使受托人履行责任，必须要制定一种恰当的方法对受托人进行约束，并协调双方的矛盾，这也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目的。换言之，公民与政府的委托-受托关系决定了政府审计存在的必要性，奠定了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对政府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履行情况和对其提供的责任履行报告的独立评价的工作，是由政府审计来完成的。在我国现行的治理机制中，应将“政府—市场—社会”三个部分综合分析，并分类进行治理，即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企业单位分别遵循各自的法律与规则进行治理。其中，政府治理措施的实施也必须考虑到社会与市场的因素，这也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因此，目前的政府审计除了要对政府进行监督与控制，还应解决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问题与矛盾，如：公民与社会的权利保护矛盾，资源在市场中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问题等。

政府审计具有独立、客观、专业的特性，在政府治理中，审计还担任着信息公开、公共预算监督及行政绩效考核与评价的工作，是政府治理的重要保障。政府审计部门在实施审计工作时也具备专业性和强制性的优势，在进行行政绩效审计、责任审计时，也可以提供充分的依据。在政府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部门除了要对政府的财政报告、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外，也要对政府受托的行为和结果进行审计。而政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也可以简单分为经济责任与非经济责任，如政府稳定、社会公平等就属于受托非经济责任，这些责任也会随着政府治理的发展逐步纳入政府审计的范围中。见下图。

三、我国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政府治理进程中，随着治理阶段的不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阻碍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的交流，还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率。目前，我国政府治理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

（一）信息不透明

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中，因为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息不透明，社会各阶层及公民无法及时地获取政府的信息，导致了信息的滞后，无法对政府治理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的作用也不能得以很好的体现，更严重的则会滋生贪污、腐败等不良后果。

（二）成本与效率的不一致

在我国，对政府的治理实质上是一种高成本的活动，但政府资金的大量投入所产生的效果却无法与其投入的成本成正比，即政府在投入大量成本的同时，所产生的收益不尽如人意。在政府治理中，政府对治理成本的盲目性导致对治理成本计量、预算及配置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政府在提供某项服务时，无法准确地计算出这期间包括间接成本、资本成本、管理费用在内的所有成本等，由于成本的盲目计算，也导致了治理的效率不高。

（三）权力滥用

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治理的方向往往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治理，这就产生了政府官员权力的集中，社会民众的“顺从”，有悖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因此，这一社会现象也恰恰说明了我国的政府治理缺乏很好的参与机制。事实上政府的作用有限，如果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加入社会的力量，也就有效地抑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膨胀”，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力。

（四）政府逐利导致地方保护问题

2013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观点的提出将经济利益与环境的保护联系到一起，指明了在我国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因过高的重视利益而导致的地方环境问题的现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性，也更加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

四、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基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受托关系具有广义的范畴，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内涵与实质，政府治理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在政府审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间的紧密关系。善治是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和最高要求，其中所包括的内容有行为透明，效率与效果，责任性，合法性等。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绩效目标，加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观念以及对法律政策的遵守，都将成为政府治理的善治目标实现所依托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四点。

（一）提高政务的透明度，增强对信息的监查监管力度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务透明度是决定政府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基本要求。政务的透明要求能够可靠、完整、及时地向民众提供政府活动的信息，以反映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和政府活动真实的受益与成本。政务透明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度的透明，会计信息的透明及指标数据的透明，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对政务透明度及相关政策执行的监查，促进内部控制的完善，防范规避财政风险。

政府审计也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有效减少了贪污腐败的行为。如果政务的公开仅仅是满足公民对信息量的需求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容易对公民产生误导。因此，在信息的筛选与监查过程中，必须保证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与信息的真实性。

（二）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政府的绩效审计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政府治理中，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责任方，在社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同样，政府的“低效率、少作为”会对政府治理的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绩效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成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鉴于政府治理的目标，应当全力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必须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政府绩效审计。具体的流程为：首先，应建立绩效目标，并以此为导向，为绩效审计评价确立正确的方向与合理的依据。其次，应设计绩效评价体系，对所提供的经济指标与数据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并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应构建绩效监督系统，在进行政府审计的同时，调动社会审计与内部审计的相关资源，完善政府绩效监督系统。最后，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并逐步形成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

（三）建立责任政府，深化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是现代审计理论与我国实际所联系的审计制度的创新，完善对政府的监管，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反腐倡廉和党风建设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推动建立责任政府、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的治理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作用。

深化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应确立经济责任目标，并与经济责任报告相联系。以经济责任目标为导向，以经济责任报告为依据，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明确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分工及责任，对经济责任进行分别划分。有效利用经济责任的审计结果公告，使全社会对政府的经济责任进行有效监督，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政府的责任观念，建立责任政府。

（四）推动社会公平，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认可

促进社会公平，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具备发展的机会，也是政府进行善治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其中民生民本的审计，包括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住房公积金等专项资金的审计，也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公平。公众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的认可，也会减少政府治理的障碍，反之，公众对政府活动的不满，也会阻碍政策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对于缓解政府与公众的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深远。

五、结论

政府审计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更直接推动了政府治理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实现政府的目标，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及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政府机关要正确面对政府审计过程中的问题，坚定反腐，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问责机制、促进良治善治，从而实现政府的治理目标。Z

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2.蔡春，朱荣，蔡利.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J]审计研究，2012，（1）：6-11.

3.吴勋.绩效审计实施瓶颈、技术支撑与治理机制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3）： 26-2.

4.李坤.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审计的三大方向[J].审计研究，2012，（4）.

5.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

6.尹平.“免疫系统”论的理论贡献和对审计事业的创新引领[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2）：9-13

7.秦荣生.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与我国政府审计改革[J].审计研究，2004，（6）.

8.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3-9.

9.Barzel Y.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measurement costs[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2005，161（3）：357-375.

10.Danneels E.Trying to Become a Different Type of Company：Dynamic Capability at Smith Coron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2（1）：1-31.

作者：刘成立纪艺

政府审计良治实现研究论文篇3：

精准产业扶贫政绩工程的审计治理研究

【摘要】精准产业扶贫是“脱贫不返贫”的基础性工程，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2020年必须全面脱贫的扶贫考核压力可能驱使扶贫干部因经济人本性而实施“政绩工程”化安排，以实现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功能短期最大化，而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审计能对产业扶贫政绩工程发挥抑制作用。文章构建自回归模型，通过脱贫成效可持续性度量产业扶贫政绩工程，以H省2014—2017年的县级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加大政府审计规模对实现产业扶贫脱贫长效性有促进作用，但政府审计的监督功能和咨询建议功能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此，提出要完善政府审计对产业扶贫政绩工程的治理功能，考核指标设计要统筹考虑利益相关者诉求，以及降低产业扶贫“增产不增收”风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精准产业扶贫; 政绩工程; 政府审计; 脱贫成效; 可持续性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动员了全社会力量，构建了全方位的扶贫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精准扶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贫困群体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庄严承诺。中国的精准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13—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5 564万人，每年减少1 391万人①。但经过多年快速减贫，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乏力，并增加了返贫压力②。如何啃下脱贫的“硬骨头”，保证脱贫的可持续性，尤其令人关注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五个一批”精准帮扶措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贫困人口长期稳定脱贫的根本之举。一方面，产业扶贫是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措施的重要基础，其他扶贫措施都需要通过发展产业来巩固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中央部署以产业扶贫来带动3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③，产业扶贫成为贫困人口受益规模和程度均最大的措施。

为确保能在2020年我国农村按既定标准实现全面脱贫，中办、国办在2016年10月颁布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下文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规定“贫困县党政正职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不难推测，这一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一方面强化了贫困县党政干部（特别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扶贫责任和扶贫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强化扶贫干部的经济人特性，他们会“对标”脱贫标准，想方设法在使贫困户尽快脱贫的同时，也释放自己的扶贫压力，增加自己的诸如“调离贫困县或升职”等福利效应。同时，2020年全面脱贫是党中央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精准产业扶贫又是通过“发展生产”使建档立卡户按现行标准在2020年前全部脱贫的“造血工程”，是关乎能否持续脱贫的基础性关键工程。如果贫困县扶贫干部因扶贫压力而充分博弈“实施办法”，将会忽视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从而使得精准产业扶贫异化成为“政绩工程”，虽然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但如果此后出现贫困户大量异常返贫，那将严重损害党和干部的形象。

政府审计是确保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精准扶贫提出以来，扶贫审计的力度大大增加。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财政收支、经济责任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等各类审计中，都将扶贫审计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目前精准产业扶贫的主要审计方式为政策措施落實情况跟踪审计，是跟踪审计、政策评价和绩效审计相结合的产物。政策落实审计与国家战略精准对接，不仅对精准扶贫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适时评价、及时反馈、全动态监督，还要关注政策执行中资源利用的经济性、运用的效率性以及目标实现的效果性。相较于其他政府审计方式，政策落实审计具有宏观性、复杂性、执行性和及时性等特点。政府审计具有监督和咨询建议的功能，一方面，政府审计基于法定的权威性发挥震慑的作用，减少公共部门工作中的渎职和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审计成果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公共部门工作效率和科学性的提升。因此，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政绩工程有抑制作用，能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功能。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产业扶贫政绩工程与脱贫成效可持续性

政绩工程又称“面子工程”“亮点工程”，其本质是注重“显绩”而轻视“潜绩”。在形式上，政绩工程主要体现为兴建“大亭子、大牌坊、大公园、大广场”和“垒大户、堆盆景”等各种为博得媒体与公众关注的工程项目。在本质上，政绩工程是地方扶贫干部利用产业扶贫中的自由裁量权获得的无法与公众分享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产业扶贫若只关注短期成效而忽视可持续性的发展，则极易沦为政绩工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追求政绩，在产业项目的选择上没有立足于市场需求和地方资源优势，使用行政手段推进一些“短平快”的产业扶贫项目，注重以项目数量取胜、典型项目打造和简化产业链的培育[1]，忽视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这将导致产业扶贫缺乏长久性和全局规划，如果后期管理和维护不到位，必将导致这些产业扶贫项目失败，损害农户原本相对稳定的生计系统。一方面，“短平快”的项目安排，是追求政绩工程的行政选择，一般在项目选择上的前期论证不充分、科学决策机制不健全，选择的产业扶贫项目与当地资源禀赋不符合，无法给贫困户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后期的产业调整导致扶贫资金的浪费。即政绩工程化产业扶贫项目安排与贫困户利益脱嵌[2]。另一方面，政绩工程化产业扶贫，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大包大揽，采取“保姆式”扶贫模式，以行政逻辑代替市场逻辑，扶贫企业未与贫困户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产业帮扶成了简单的现金分红，“造血式”扶贫演变为“输血式”扶贫。一定程度的亮点工程通过资源集中分配确实可以发挥政策学习和资源带动作用，但当其完全脱离对“面”的带动责任时，则彻底沦陷为政绩工程。显然，精准产业扶贫中的政绩工程化安排，完全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地方扶贫干部的政绩和个人形象，从而有利于该扶贫官员实现升迁、调离，但从长期看将会严重损害产业扶贫脱贫效果的持续性[2]，迟延贫困地区通路、用水、住房等脱贫基础设施建设，并破坏当地生态环境[3]。

产业扶贫是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性工程，理想的产业扶贫模式是以政府扶持贫困户自发地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合作社为载体，以发展当地特色产业项目为基础，合作社与建档立卡户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地方政府提供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以促进农户实现可持续增收。产业扶贫主要通过直接带动模式、就业创收模式和资产收益模式等，以提高农户的各项收入[4]。

可见，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损害是产业扶贫政绩工程最严重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5]。维护产业扶贫长效性的艰巨性和扶贫考核的巨大压力，使得地方扶贫干部容易在任期内强化自利化政绩观，而选择短视化的产业扶贫项目选择，将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异化为在政绩锦标赛中的政绩工程。为验证精准产业扶贫在实践中是否存在“政绩工程”安排，本文提出竞争性研究假设1。

H1a：精准产业扶贫促进了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H1b：精准产业扶贫抑制了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二）政府审计与产业扶贫政绩工程

审计是降低代理成本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外部监督机制。刘家义[6]提出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免疫系统”，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政府审计监督财政资金收支变化、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方面的法律上的绝对权威，自然的，对与扶贫相关部门的财政资金收支和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等具有法定监督的权力和责任。在产业扶贫中，作为代理人的扶贫干部，拥有较大的信息优势和自由裁量权，在巨大的扶贫考核压力下有动机和能力选择自利性的政绩工程化安排，即产业扶贫存在一定的代理问题。已有文献对政府审计在扶贫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审计监督问责的惩罚机制、咨询建议作用和提高政府治理信息透明度等方面。

首先，政府审计是防范违法违纪、减少公共部门权力寻租和资源浪费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政府审计通过监督问责、咨询建议和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承担了权力制衡职能，保证了公共部门权力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因此，政府审计通过对扶贫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进行问责，可以促进扶贫资金及相关经济活动监管的有效性[7]。

其次，政府审计通过充分揭示查出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提供咨询服务，达到国家治理的良治状态。政府审计人员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既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又能提出专业性、综合性的建设建议，促进法治水平和资源配置绩效，促成国家战略的分步实现，增厚人民福祉。政府审计是一种专职和专业化的监督行为[6]。

最后，政府审计有效地提高了国家治理信息的透明度。政府审计通过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资金使用绩效、扶贫政策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信息披露[8]，降低扶贫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事实上，随着精准产业扶贫的推进，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越来越多，部分地区扶贫部门和人员也发生了对扶贫资金的挤占、挪用和贪污情况，出现了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此时尤其需要政府审计这一能独立地“解释、解除受托责任者”为公众提供客观公正信息，肯定成绩，揭露错弊，同时也为精准产业扶贫提供“免疫系统”防护，否则，精准产业扶贫会受到“病毒”侵蚀，进而严重损害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效果。科学合理的政府审计可以优化配置精准产业扶贫资源，在肯定精准产业扶贫成就的同时，揭露精准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处罚和整改建议。为此，政府审计必须加大审计力度，而政府审计力度可以细化为三个维度的指标：审计投入规模、审计监督功能和咨询建议功能[9]。因此，本文从这三个维度考察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的治理效应，以期更深入地分析政府审计对产业扶贫政绩工程的治理功能。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政府审计力度越大，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越强。

H2a：政府审计规模越大，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越强。

H2b：政府审计监督越强，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越强。

H2c：政府审计咨询建议越强，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越强。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确定与数据来源

作为特困地区的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贫困范围广、程度深，是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湖南省89个县为样本，其中包括51个贫困县、38个非贫困县。样本期间为2014—2017年，数据来源为《中国审计年鉴2017》，包含的数据为2016年的审计结果数据。其中，政府审计變量数据滞后一年，数据期间为2013—2016年，其他变量的数据期间为2014—2017年。产业扶贫投入、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和贫困发生率等相关数据由湖南省扶贫办、湖南省财政厅协助提供，其他数据源自《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审计年鉴》、各县政府门户网站和EPS全球统计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在政绩工程的衡量指标上，相关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主要从官员的政治晋升诉求的角度分析可能存在的政绩工程问题[10-12]。本文选择脱贫成效可持续性来衡量“政绩工程”安排的程度，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损害是产业扶贫政绩工程最核心的经济后果，违背了开展产业扶贫的初衷，将对稳固脱贫成果造成破坏性的冲击。具体到对于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的研究上，本文主要采取了经济可持续性的指标来度量脱贫成效可持续性。本文沿用自回归的思路对持续性进行测度[13]，以滞后项系数来测度脱贫成效可持续性，即当期对下一期的贡献程度。借鉴孙光国等[14]的研究，本文从自回归的角度定义脱贫持续性，具体见模型1。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农村居民纯收入越高，当期的人均收入能更好地概括未来时期人民收入水平，用当期人均收入估计未来收入水平的误差越小。关于采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来衡量脱贫成效（Income），以体现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主要原因如下：（1）居民纯收入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考核指标，人均纯收入超过2 300元（2010年不变价）也是度量贫困发生率时最首要的标准。可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作为脱贫工作绩效的体现。（2）已有学者基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贫困情况的代理指标，并得到了可信的经验证据结果。

因此，本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Income）的一阶自回归系数α1度量脱贫成效可持续性，这种方法应用广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控制了地区特征以缓解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

Incomei，t=α0+α1Incomei，t-1+αkContrilsi，t+εi，t （1）

为检验H1，考察精准产业扶贫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了产业扶贫投入（SCFZ）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滞后项（Incomet-1）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β1表示产业扶贫投入SCFZ对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滞后项（Incomet-1）系数的增量影响，即产业扶贫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影响。此外，滞后项系数β2反映了连续两期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即脱贫成效可持续性。根据竞争性H1，暂不对β1的符号做出预期。据此构建模型2：

Incomei，t=β0+β1Incomei，t-1×SCFZi，t+β2Incomei，t-1+

β3SCFZi，t+βkContrilsi，t+εi，t （2）

如何衡量政府审计对产业扶贫的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影响是本文的关键。政府审计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衡量政府审计的指标很多，主要包括被审计单位数，审计出具的报告和建议，查处的问题资金数，移交司法数等。但单一的指标难以综合衡量政府审计发挥的治理效应，因此从审计投入和审计产出角度来综合考量，以衡量不同政府审计力度发挥的治理效应。本文借鉴谢柳芳等[9]对政府审计功能的研究，并采用三个维度的比率法指标来衡量政府审计力度（Audit），使得主要变量的衡量更具客观性。本文将政府审计数据滞后一年，原因在于政府审计主要针对预算执行过程与结果进行监督。

为消除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将表1中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Income）的均值为9.23，标准差为0.40，还原为具体金额为10 229.18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的滞后项（Incomet-1）的均值為9.13，标准差为0.41，还原为具体金额为9 218.80元。这说明精准扶贫阶段即2014—2017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且高于贫困线即以2011年不变价为基准的2 300元。产业扶贫投入占财政扶贫资金支出之比（SCFZ）的均值为0.25，可见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在扶贫资金总投入中占重要比重。政府审计规模（Audit1）的均值为4.61，标准差为6.70;政府审计监督（Audit2）的均值为5.46，标准差为6.81;政府审计咨询建议Audit3的均值为6.68，标准差为4.34，说明在平均水平上对湖南省各县保证了一定的政府审计强度，但各个县之间的审计规模、审计监督功能和审计咨询建议功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二）多元回归分析

1.精准产业扶贫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精准产业扶贫对脱贫成效可持续性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自回归模型，并加入了产业扶贫投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滞后项的交乘项Incomet-1×SCFZ，回归结果见表3。从（1）列可知，交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为0.12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产业扶贫对脱贫持续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自回归项（Incomet-1）的系数为0.734，并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精准扶贫时期对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善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性;然而，产业扶贫投入（SCFZ）的系数为-1.105，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短期内产业扶贫并未发挥应有的增收效应，而是损害了脱贫成效。本文认为，这是产业扶贫项目本身特征所导致的。为保证地方产业项目持续运行且产生较好的扶贫效益，需要充分的前期论证和科学决策，期间需要设计科学的扶持措施、与市场对接机制、防范风险机制，以及龙头企业和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并需要政府部门的后期帮扶[15]。也就是说，产业项目在申报立项期间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因此产业扶贫具有建设时间长、见效慢等特征。（2）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交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为0.031，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模型2的实证检验结果在加入对地区特征因素的控制后仍成立。H1a在经验证据上成立，即精准产业扶贫促进了脱贫成效可持续性。

2.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持续性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针对H2，本文选用三个维度的政府审计力度变量Audit均值将样本分为强政府审计力度和弱政府审计力度地区，以检验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持续性的影响。

表4是政府审计对精准产业扶贫持续性影响的回归结果。从（1）列可知，在强政府审计力度规模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自回归项与产业扶贫投入的交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为0.043，并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对比，从（2）列可知，在弱政府审计地区，交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为-0.002，且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审计规模较大的地区，产业扶贫的脱贫可持续性显著大于审计规模小的地区，即政府审计规模对产业扶贫可持续脱贫有正向作用。

相反的，从（3）列和（4）列可知，交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在政府审计监督较强和较弱地区分别为0.040和0.038，且分别在10%和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5）列和（6）列可知，乘项Incomet-1×SCFZ的系数在政府审计咨询建议较强和较弱地区均为0.024且不显著。换言之，在政府审计监督和咨询建议强度不同的地区，精准产业扶贫对脱贫持续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政府审计监督功能和咨询建议功能目前没有在产业扶贫领域发挥显著的治理效应。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目前扶贫审计对发现的问题涉及的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制度还不完善[16]，以至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够。第二，面对2020年全面脱贫的扶贫考核压力，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如何帮助贫困户短期脱贫，以降低地方的贫困发生率。因此，地方政府对审计人员提出的审计建议没有很好地落实，以至于政府审计的咨询建议功能并未发挥其作用。

综上可知，H2在经验证据上部分成立，且仅有H2a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即政府审计规模越大，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持续性越强。而政府审计监督功能和咨询建议功能对精准产业扶贫的脱贫持续性没有显著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于政府审计的衡量，选取三个维度的指标利用绝对值法进行替代，对H2进行重新回归。表5列示了用绝对值法指标更换原有政府审计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见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0年贫困地区全面脱贫，既是党的宣言书和基本初心，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不仅是必须实现的任务，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目标。但在2020年以后脱贫成效能否持续，总体上，根基还在产业扶贫的精准性，因为在实施易地搬迁扶贫、职业教育扶贫后，精准产业扶贫是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基础性关键工程。从以上实证结论看，目前精准产业扶贫对脱贫持续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如果产业扶贫沦为政绩工程，则会伤害脱贫的持久性。本文实证结果还说明，政府审计目前对精准产业扶贫的持续性脱贫有部分正向效应，可见产业扶贫成效持续性的实现离不开健全外部监督机制，但扶贫审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而产业扶贫政绩工程化安排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扶贫考核压力，扶贫考核压力又是扶贫干部经济人本性、考核指标不甚科学合理、贫困户“贫困依赖”等因素的外化结果。最后，要有效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作用，还应从产业项目的科学决策、对接市场和发挥金融扶贫作用等方面来降低产业扶贫“增产不增收”的风险，并完善地方政府在产业扶贫资金投入上的灵活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审计对产业扶贫政绩工程的治理功能。面对“小而散”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及较为复杂多样的产业扶贫项目，一要加大扶贫审计的投入，增加审计人员以提高被审计单位数，实现扶贫审计的“全覆盖”。二要强化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责任，追究扶贫干部的违法违规、损他性自利等相应责任，以加强政府审计的震慑作用。三要强化政府审计的全面性，尤其是事前咨询、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等方面特殊审计作用，在产业扶贫项目立项时，要发挥事前咨询审计作用[17]。在产业扶贫项目申报时，为避免地方政府打造“政绩工程”而申请不符合当地资源禀赋、难以长期发展的产业项目，审计部门应协助有关管理机构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调查分析和论证，在事前审计机制中建立“产业扶贫项目的咨询审计机制”，以加强咨询建议功能发挥实效，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配置效率。四要建立扶贫政策评价的“三维视角”，在事实评价、形式评价的基础上，注重价值评价，综合提升精准产业扶贫长效性。

第二，考核指标设计要统筹考虑利益相关者诉求。引导扶贫干部处理好产业扶贫见效快慢与脱贫攻坚时效紧的关系，化解脱贫成效可持续与见效慢的矛盾。考核指標是引导扶贫干部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关系的“指挥棒”。为充分发挥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的积极性并使脱贫成效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实事求是地缓解扶贫干部的考核压力，降低扶贫领域的代理成本，应该把如下指标纳入考核体系：（1）产业扶贫项目安排的是否因地制宜、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是否可以使贫困户持续增收;（2）社会环境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修护与利用情况;（3）变贫困户“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的工作措施与成效。当然，考核的目的在于促进扶贫工作，把考核结果与扶贫干部、贫困户的诉求合理地对接起来也非常重要。

第三，降低产业扶贫“增产不增收”风险。重视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禀赋依赖和特色优势[5]，并进一步地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价值，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进而增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建立可以增产增收的供销服务平台、技术保障[3]和建立并维护保价收购、保底分红等匡正扶弱的保护机制，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拓展产业多种功能，提升贫困户的产业参与度、收益度，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从而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发挥小额贷款对产业扶贫的杠杆效应和农业保险的减灾增效作用[18]，同时完善风险补偿、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等优惠政策组合，加强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的增收功能。

由于扶贫研究，尤其是精准产业扶贫在数据来源方面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后续可以在获取了更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从产业扶贫模式增收路径、构建产业扶贫政绩工程的综合度量指标和政府审计治理的多维指标等方面，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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