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集团信息披露研讨论文

三年前，华润电力（0836.HK）以百亿天价向前山西首富张新明收购的资产包，至今已连续三年亏损。随着张新明在2010年10月被曝因涉嫌骗取出入境证件遭悬赏通缉等一系列事件，华润电力收购的资产包疑云也随之进入人们视野。身兼国企与上市公司双重身份的华润电力，对这场价逾百亿的资产包收购和经营情况并未有详细披露，也始终未有正面回应。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上市集团信息披露研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上市集团信息披露研讨论文 篇1：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系统评估方法的新发展

内容摘要： 近年来，在中美等国上市公司监管部门不断完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情况下，一种较之传统评估方法更加全面新颖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估方法—控制自我评估逐渐引起了企业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本文全面介绍了控制自我评估最具特色的研讨会法，并以台湾光宝集团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实践过程中需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内部控制、控制自我评估（CSA）、CSA研讨会、引导者

2001年底到2002年发生的安然、世通事件等一系列财务丑闻，暴露了美国核查体系的严重缺陷，上述核查体系原本是用来保护公众公司的股东、养老金受益人和雇员的利益，并保护美国公众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公正的信心的，而安然、世通等一系列事件无疑严重动摇了公众对会计师行业的信心。针对上述事件，美国国会在2002年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为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创建了一个广泛的、新的监督体制，并将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作为关注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该法案的404条款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包括一个内部控制报告，在报告中需要说明管理层建立和维护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框架及流程的责任，并对内控系统的有效性做出评估。而且要求外部审计师证实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的准确性。

2004年末到2005年初，国内上市公司也相继出现了诸多内控失效的典型案例，如公司存款不翼而飞、子公司拒绝提交财务报告、套期交易出现巨额亏损等。这些涉案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内控制度形同虚设。因此，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四月推出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简称《内控指引》）不啻为一场及时雨。《内控指引》借鉴了萨奥法案，同时也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旨在帮助上市公司理解内控概念、搭建内控框架、提高内控水平，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内控指引》要求稽核部门每季度向专门委员会提交内控报告，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应对内控运行情况做出评价，从相对的外部来督促制度的良好运行。

中美两国适时推出的内控报告制度虽然给上市公司带来了成本的提高，同时增大了经营压力。但无疑，通过对内部控制的评估，继而不断改善的过程，上市公司得到的将是一个健全内部控制系统、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公司形象和投资者信心的契机。对公司自身而言，尽快找到一种适应经济发展的内控评估方法堪称当务之急。在当今企业发展条件下，传统的内部控制评估方法如内审人员检查单据、实施符合性测试程序等已不能满足公司治理的需求，内控评估方法应逐步转化为在内部稽核人员指引下由管理部门和员工共同参与研讨，提出最佳改进措施的“控制自我评估”。

一、 控制自我评估方法较之传统评估方法的优势

控制自我评估（Control Self Assessment,简称 CSA）是指企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自己的内部控制系统进行评估，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及其实施的效率效果，以期能更好地达成内部控制的目标。CSA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业务的过程和控制的成效；由管理部门和职员共同进行；用结构化的方法开展评估活动。CSA是为提高组织内部控制的自我意识所作的努力，这种评估方法经常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设计CSA的目的是使企业管理者了解内部控制哪里存有缺陷以及可能引至的后果，然后让他们自己采取行动改进这种状况，而不是坐等内部稽核人员站出来。研究表明，实施CSA的方法对于一个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内部稽核程序和业务经营程序以及控制风险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CSA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但其最主要的发展是在90年代，特别是在1992年美国COSO（美国国家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赞助机构研究小组）报告公布之后。COSO报告首次把内部控制从原来自上而下财务模式的平面结构发展为更具弹性的企业整体模式的立体框架。此后，一些国家发布的有关内部控制的报告，均以COSO报告为模本。

传统的内控评估是由内部审计部门来完成的，只能用来评价诸如财务报告，资产与记录的接触、使用与传递，授权授信，岗位分离，数据处理与信息传递等的“硬控制”。在新的内部控制模式下，迫切需要评价包括公司治理，高层经营理念与管理风格，职业道德，诚实品质，胜任能力，风险评估等的“软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既可以用来评价传统的硬控制，又可以用来评价非正式控制即软控制的机制，CSA得到了普遍的信赖和应用。CSA与内部审计的区别在于：内部审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客观性，CSA作为一种优良的管理实务，是在内部审计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控制流程和控制风险，在企业各个部门集思广益，从而取得一定成效的管理方法。

二、控制自我评估的方法

目前CSA有较多的使用方法，如：研讨会法、问卷调查法、管理结果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可由企业根据自身规模、环境等因素选择实施一种或多重交叉实施。其中研讨会法是CSA最具代表性的方法，且引起了企业界和监管部门较多的关注。

CSA研讨会是利用相互交流讨论的形式来评估整个企业的内部控制状况，包括确认目标、认识可影响目标的因素及正确控制这些因素的流程。研讨会的形式按照发展过程分为两类，即控制模型研讨会（又被称为控制设计研讨会）与控制评估研讨会。

（一）控制模型研讨会

控制模型研讨会主要是通过设计控制模型，使参与研讨的员工进行知识交流，使他们在评价、管理和报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认识和能力有所提高。控制模型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会议引导人员须将必要的内控方面的知识传达给与会者，以保证参与研讨会的人员能够完成评估控制与风险的工作。这种方法要达到的目标是：建立评估知识、设计控制系统和评估风险。因此，该方法涉及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学习相关知识与内部控制设计。通过研讨，引导人员将解释控制的目的及其与企业营运活动的关系，与会人员通过讨论控制流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控制流程，进而使得流程得到改善，提高工作效率。

控制模型研讨会最大的功能是启发教育的作用，通过把所有与企业营运活动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起探讨评估整个营运控制流程，使每位参与者了解了个人、部门在企业整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了解到他人、其他部门对企业的作用及贡献。更重要的是，与会者在这种条件下可共同探讨现行的程序是否适当。由于企业性质、环境、科技的改变而造成的落伍、不适用的流程，都可在研讨会中或会后得到废除和改善。另外，每位与会者在参与研讨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认同感，使这些部门主管能够认真执行他们的职责以及与其他部门主管合作。CSA也为内部稽核人员与企业其他部门的管理人员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使得主要控制流程能够得到全体人员的仔细审查和汇总，从而更有效、更恰当的运用有限的审计资源。此外，在研讨过程中，员工的正直性、品德及相互信任程度等“软控制”指标也能得到反映。

（二）控制评估研讨会

控制评估研讨会主要是通过管理层和员工对内部控制的状况进行讨论，从而发现问题，并使之得到改善。控制评估研讨会的重要前提是公司具备相应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管理层希望通过控制评估研讨会来发现控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与控制模型研讨会的区别在于：

1.控制评估研讨会对引导技巧的要求更高一些，尤其是有关控制流程的讨论；

2.控制评估研讨会的时间较控制模型研讨会短，因其不再需要进行培训与学习；

3.如果说控制模型研讨会是传统内审的替代，那么控制评估研讨会则是传统内审的补充。

一般情况下，研讨会由两名稽核工作人员担任引导者，通常是内部稽核部门经理和一名稽核部门员工。准备工作包括：创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使参加讨论者能够坦率、自由地进行交流；促进对CSA 目标的共同理解。研讨内容包括对内控系统的优缺点的分析及如何帮助相关部门进行改进，以取得预期目标。

由于研讨形式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引导者所具有的素质和引导技巧成为CSA成功的关键要素。为使研讨会顺利有效进行，引导人必须熟悉公司的营运作业流程，且对控制评估概念有深厚的知识，因此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内部稽核部门的人员。此外，引导人一方面要能够引导与会人员踊跃发言，知道如何鼓励较沉默的参与者发言，且避免让较多话者垄断整个局面。另一方面，引导人要确保有系统的讨论并能深入问题的核心，且定时综合所有的论点。

（三）研讨会的实施过程

CSA研讨会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下列五个阶段：

1.获取企业管理层的支持。CSA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如果不能够得到企业管理层的支持，CSA的实施者就会陷入被动；

2.适当的规划。CSA的实施者应与企业的管理层共同制定企业的主要目标及为实现主要目标的支持性目标。规划应尽量的细致，包括准备研讨的问题、参与人员、实施日期、所需场所、资料等；

3.进行研讨会。研讨会的时间不宜过长，必须使与会人员能够相互信任、畅所欲言、坦诚地彼此交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4.汇总研讨成果。CSA研讨会结束后，内审部门应根据讨论的工作底稿尽快进行分析汇总，送参与人员复核，提出报告初稿，送管理层审阅。

5.拟定改善方案。CSA的最后阶段是针对研讨会提出的问题，与最高管理层再开会讨论改善方案。由管理层决定优先顺序、改善方案。待正式报告出台后，分送所有的部门与CSA参与人员。

三、控制自我评估在实践中的运用

CSA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台湾光宝集团在公司治理中加强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管理的经验就是最好的例证。台湾光宝集团是台湾第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作为一家私人企业，其资金的取得来自大众的投资，因此，公司治理受到空前关注。光宝集团提出公司最大的责任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诚信为本是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世界上许多跨国公司一样，光宝集团的内部审计也经历了五个阶段的转变：从传统的审核交易、单独稽核、与管理层互动、以流程为重点，发展到支持管理层自我评估。因而，内部稽核的角色也从公司的警察向管理的顾问转变。尤其是他们提出的“预防胜于治疗”的工作方针，适应了公司发展的需要。光宝集团在实践中运用CSA的主要经验有：

（一）内部稽核部门成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具有较高的地位

光宝集团的内部稽核部门设立的层次在董事会之下，总裁之上。在公司对外年报的主要部门组织职能披露中，内部稽核部门排列在所有部门的首位，内部稽核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评估及查核公司内控制度的设计与执行所能达到的运营上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及相关法令遵守情况，并适时提供改进建议。

光宝集团有30名稽核人员，全部是专职，并有较丰富的专业背景。内部稽核部门在公司的地位保证了他们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从而有效避免了传统内审中得不到被审部门配合与支持情况的发生，十分有利于CSA在公司内部的组织与开展。内部稽核部门与高层保持着畅通的信息通道。从制定计划到讨论改善经营的各种方案，都会请稽核主管参加会议，听取稽核发现的问题及建议。每季度的董事会，稽核部门都进行业务汇报。

（二）内部稽核计划与风险管理相结合

内部稽核部门每年都要申报全年的稽核计划。计划的重点围绕公司关注的风险。计划执行大致体现以下特征：①注重项目的知识积累，实现资源共享；②考虑由点带面的机动性，以节约稽核成本；③体现全面性，注意稽核的覆盖面；④事先预警，防患于未然；⑤加强通力合作，实现互动；⑥编制书面化的教学手册，加强自身的教育和训练，以提高稽核人员的素质；⑦注意对稽核对象的培训和沟通，以减少内耗、冲突，降低稽核风险；⑧回归自主管理，发挥系统的整体效益。通过详细的计划工作，光宝集团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稽核资源，又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

（三）内部控制从被动监管到自我评估，由组织整体对管理控制和治理负责

CSA是组织监督和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主要工具，它将运行和维持内部控制的主要责任赋予公司管理层，同时使员工和内部审计与管理层共同承担对内部控制评估的责任。这使以往由内部审计对控制的充足性及有效性进行独立验证发展到全新的阶段，即通过设计、规划和运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程序，由组织整体对管理控制和治理负责。

光宝集团的稽核人员在对项目稽核之前，往往对被稽核部门做一些告知。主管去现场之前，也要做一些沟通，认真听取被稽核单位的意见。有时被稽核单位主管还会指点稽核部门应该关注的重点事项，这样的互动为双方都带来了益处，被稽核部门对工作中的控制和风险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稽核部门的工作也常常得到受审单位的配合，保证了稽核工作的全面有效性。在日常工作中、在稽核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受审单位该提供哪些自检表，都有一定的程序规定。稽核结束之后，常常举行一个通报会。当地的主管要求中层干部参加，听取稽核人员的问题发现，然后陈述改进方案的时间表，由稽核部门进行跟踪，以达到最终完善目的。

四、实施控制自我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CSA在西方已经广受欢迎，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同样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对CSA的引导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成功的CSA不是简单的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问题，而是要求大量的策划、组织、宣传、总结以及一些后续的实施工作等，如在会议前和与会者进行简单交流能够帮助引导者了解部门的工作目标、关键控制因素以及与会者的个性特征等信息，这样更有利于研讨会的顺利进行。

第二，选择合适的与会者。如果不能合理地选择与会者，CSA的成效将大打折扣。因为缺少了企业关键控制流程的人员的参与，就会影响对控制风险和控制环境的理解，进而影响重要控制的改善。

第三，必要时引入专家。CSA的引导者应该提前考虑是否需要某方面的专家来解决部分争议，有时引导会也需要请人来做笔录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工作。

第四，记录会议要点并尽快出台报告。对研讨会讨论的问题做详细的记录，及时总结，尽快形成报告。

第五，仅仅评估是不够的。CSA仅仅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评估是不够的，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带来控制环境的改善。许多可能产生的风险根源于同一问题，因此适当改善某一控制或许能够替代几项成本更高的控制。

第六，关注参与者对控制的改进。研讨的参与者不仅能要能够对识别的风险提出改进计划，并且要在规定的日期实施完善计划。CSA的引导者要对其进行关注，以保证CSA后续工作的成功完成。

第七，选择恰当的引导者。这是CSA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一名合格的引导者来说，除了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具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具有突出的审计能力和知识背景，还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如：良好的面谈技巧、善于与人合作、善于担任一个良好的听众以及较好的分析总结能力等。

参考文献：

1 Larry Hubbard, “Control Self Assesment: A Practical Guide”,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2000

2 Risk Management & Internal Control www.treasury.nsw.gov.au

3 林柄沧，《内部稽核理论与实务》[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

4 唐予华、林朝华，《内部控制系统评价的新观念与新方法》，卡博网，2005.2

5 张菱、陈继瑾，《内部控制特别报告》[J]，北京：《财务总监》，2005.5

6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2005.4

7 谭丽丽，“台湾光宝集团内审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中的经验”,中内协网

(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文　燕　杜　佳

上市集团信息披露研讨论文 篇2：

华润百亿收购迷团

三年前，华润电力（0836.HK）以百亿天价向前山西首富张新明收购的资产包，至今已连续三年亏损。

随着张新明在2010年10月被曝因涉嫌骗取出入境证件遭悬赏通缉等一系列事件，华润电力收购的资产包疑云也随之进入人们视野。身兼国企与上市公司双重身份的华润电力，对这场价逾百亿的资产包收购和经营情况并未有详细披露，也始终未有正面回应。

2013年3月27日，华润电力小股东召开了研讨会，筹划集体维权，质疑这宗收购存在的资产虚假、评估价值虚高等问题。“香港联交所已经对此立案”，案件举报人李建军告诉记者，他已前往香港提供证据。

资产黑洞

时间回溯到2010年。当时，华润电力发布2009年度业绩，净利润翻倍至53.17亿港元。而在山西，当地首富张明新的金业煤焦化集团（下称金业集团），在经营困境中越陷越深，已经开始筹划变卖资产。

悲喜两重天的企业因煤炭走到了一起。华润电力在2010年3月公布业绩时即称，“拟掷70亿元收购山西煤矿”。

2010年2月9日，华润电力通过旗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联盛）与金业集团签订企业重组协议，华润联盛、中信信托、金业集团分别以49%、31%、20%的比例出资共同组建“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下称太原华润）。三方出资额度分别为19.6亿元、12.4亿元和8亿元，其中金业集团以实物入股（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其他两家则以货币入股形式，三方资金在同一年4月底全部到位。

2010年5月，太原华润同金业集团旗下“资产包”签订转让协议。“资产包”包括3个可采储量达2.55亿吨的煤矿、两家焦化厂、一家洗煤厂、一家煤矸石发电厂、一家运输公司、一个铁路发运站和一个化工厂共计10个项目。

其中，“3个可采储量达2.55亿吨的煤矿”埋下了如今的火药桶。

近期，举报人李建军在网上向华润集团发出公开信，其中指出，3个煤矿中的原相煤矿采矿权已经过期，中社井田、红崖头井田这两个煤田已经收归国有，直指华润电力收购时所购资产虚假。

4月8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联系到李建军本人，他目前正在香港准备向香港联交所提供相应的证据。

2002年，金业集团取得位于山西古交市的原相煤矿探矿权，2004年申请探矿权转采矿权，获得采矿许可证。2008年6月，金业集团成立金业煤焦集团有限公司古交原相煤矿，作为金业的一个分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矿建设相关服务并注明“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收购之时，山西博瑞矿业评估公司出具了原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在其评估中年产量被假设为150万吨，并假定其在2011年即可正常生产。

也就是说，2010年作为资产包中“重头戏”参与重组时，原相煤矿仍处于基建期，不属于持证生产煤矿。

据华润电力官网披露的信息，直到2012年5月，原相煤矿才等来获批开锁复工。

记者得到的一份2013年2月《原相煤矿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显示，目前原相煤矿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原相煤矿生产能力为90万吨/年。因为沉陷区影响较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与此同时，还存在矿区绿化率较低、矿区有裸露边坡未治理等问题。

“在煤矿投产前，必须向当地国土部门提交矿山建设环评报告及环境治理缴纳金，谁开发，谁治理。上述问题已经对生产影响比较严重。环评报告，对矿区的绿化，地质灾害的预防，很重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位不愿署名的矿业研究人士向记者介绍。

《方案》要求原相煤矿在2013年至2015年治理，仅重点治理工程投资估算就达1400多万元。

中社井田、红崖头井田两项资产更被华润电力中小股东指责为“莫须有”。2003年，金业集团分别取得上述两项井田探矿权。2009年11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关于中社红崖头井田探矿权延续转让及划定矿区范围意见的函》显示，两个探矿权“均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办理延长探矿权保留期限，目前均已超过有效期限，其勘查许可证成为无效证件。”根据国家矿产法规定，该井田收归国有，金业集团并无权处置。

张新明套现

2010年是上述煤矿实质性交易的年份，山西博瑞矿业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评估原相煤矿、中社井田和红崖头井田采矿权价值分别为41.69亿元、36.8亿元和4.89亿元，合计超过80亿元。

中社、红崖头的探矿证至今尚无批复，彼时山西博瑞出具的关于红崖头井田矿业权的报告中，已经表明勘查许可证为无效证件，不能作为评估对象，但最终仍然给予数十亿的估价。

上述中科院研究人士指出，“在煤炭行业投融资、并购和质押项目中，通过会计操作，与评估机构合作虚抬评估价格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与非矿业资本起初并不了解矿产资源的特点有关。”

太原华润购买资产包的对价是79亿收购金业集团的80%的股份。

“去年之前太原华润分三次向金业支付了共计70亿元收购款，以什么理由支付，现在整个并购过程在华润是高度机密。”华润电力内部人士透露，太原华润今年原计划又要支付张新明剩余的收购款。

“尽管以太原华润为运作平台，但整个资金出口在华润内部是很混乱的。”李建军告诉记者，“太原华润方面害怕承担过多责任，但每次都有董事长宋林的批条。”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太原华润与金业之间还存在着“诚意金”和风险担保协议，为完成收购，太原华润需向金业支付20亿元的“诚意金”。

据知情人介绍，金业集团原股东要将其所持有的太原华润20%股权及股权项下所对应之收益权质押给华润联盛及第三方股东（中信信托），作为对原金业集团之税务承诺和债务承诺的担保，太原华润将20亿元“诚意金”支付给金业公司。

“三个煤矿权证都无法合法地变更到太原华润旗下，金业集团应该归还20亿诚意金，但华润方面从来没有任何追讨的表示。另外，太原华润还为金业集团偿还了13亿元的贷款。”上述知情人士指出。

华润入局之前，张新明曾前后几次意欲将相关资产沽售，价格只有数十亿元，均尚未达成。

依靠山西煤炭资源，张新明从矿工发迹成为山西首富。早年间，金业集团曾数次与大通燃气（000593.SZ）、泰复实业（000409.SZ）等上市公司谈判，以期借力资本市场上市。

2008年，泰复实业定增预案显示，其购买金业集团旗下煤焦化及相关产业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其中包括上述三个煤矿，资产价值不超过63亿元。

也是在这一年，炼焦行业产能过剩，全线亏损，张新明梦断金融危机。2009年，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中，金业集团也滑向了被整合的命运。

2009年9月，山西大型国有煤企大同煤业集团（下称“同煤集团”）与金业集团签订《企业重组合作协议书》，同煤集团给金业集团资产包定价为52亿元。

该重组随后以失败告终，华润电力成为新的重组方。“同煤集团付出10亿元的定金后，有人揭发同煤董事长腐败，同煤被迫停止。”和君创业咨询总裁李肃介绍。

华润电力的高价接盘使张新明成功套现退出。原本估价52亿元的资产，数月间溢价一倍出手。

2010年9月，媒体根据全国在逃人员资料库信息，纷纷报道张新明被河南省公安厅通缉，这笔交易也成为被通缉前的最后大宗交易。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通缉期间，张新明又再度通过二次质押套现。

根据重组协议，金业集团重组后在合资公司中保留20%的股权，该股权已质押给太原华润，以保证所有资产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作为一种保证性的标的物。然而，2011年3月2日，金业集团又将此20%股权质押给华润旗下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换得26.27亿元真金白银贷款，形成二次质押。

股东维权

这笔百亿元的交易资产带给华润电力的是三年亏损。

华润电力2010、2011、2012连续三年全年业绩公报，收购金业集团的项目都以“应占亏损”的角色，部分抵销了华润电力在别的项目上的盈利。

华润电力是红筹股国企华润集团的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力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1994年，借力电力体制改革，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的华润集团将触角伸向了电力。2001年华润电力正式组建，三年间，华润投资了多家电厂，投资上百亿元。受益于外资电力公司纷纷退出中国电力市场，华润电力得以将跨国公司在国内的电厂低价购入，实现了资产规模的爆发。

2004年，华润电力又开始向上游煤炭板块进军。不过，这一步似乎走得却没有那么顺利。华润电力在内蒙古的五间房及辽宁锦州港的“煤-电-陆-港一体化”项目、山西华润联盛在吕梁的一些煤矿收购项目未能达成既定目标。

2010年，因看好煤电联动效应，华润电力活跃于山西省的煤矿业整合，不断物色煤矿资产及资源进行收购，以期确保获得长期的低成本燃料供应。不料，收购金业集团却带来了麻烦。

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华润电力，对于并购金业集团煤业资产这起重要事项，仅在2010年中报、年报中进行了极其简略的表述。

“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香港上市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公众公司。第二个，他的大股东是华润集团，可以说它是一个国有公司。”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陈若剑律师告诉记者，华润电力的身份，使他的收购既关系到小股东权益，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是否违规问题。

华润电力对此表示，子公司在太原华润持有股份为49%，按照规定不必进行披露。面对媒体报道和中小股东质疑，华润始终未有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指出，“虽然不是控股股东，没有超过50%一般情况下不并表，49%假如财务不并表，只要对母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它的运行财务状况和业绩带来实质性影响，它还是要披露”。

“华润电力说它不是实际控制人，它只有49%的股份，有31%委托中信信托投资，就是它的，实际上它是80%的股份。张新明的20%股份还抵押给太原华润，事实上百分之百股权都属于华润电力。”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这样认为。

华润电力的年报为中信信托代持提供了线索。2010年中报中，华润电力特别载明，其全资附属公司深圳南国能源有限公司有权选择购入中信信托所持31%权益。

华润电力2012年中报显示，中信信托所持31%期权在第一份协议期满向华润电力授出后，又订立了新协议，新协议约定“中信信托以零代价向本集团授出认购期权，以于2013年4月16日按预定代价收购其太原华润31%股权”。

“事件已经造成影响，上市公司不披露也不做解释是不应该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呼吁华润满足中小股东的要求，“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灵魂和生命。”

作者：赵君

上市集团信息披露研讨论文 篇3：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企业集团立法模式选择

由政府主导组建的企业集团与民营经济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企业集团是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的两种主要类型。企业集团中股权分散型公司的治理焦点已由“所有与控制分离下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的防治”转变为“大股东与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防治”。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已很难适应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的需要。在当前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股权结构下，亟须摸索出适应我国国情的企业集团立法模式。在对各国立法例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比较后可以认为，德国《股份法》（AktG）框架下的康采恩法已对现代企业结构变迁做出积极应对，并依据不同指导原则对合同型康采恩与适格的事实型康采恩进行有区别地规范，与我国大力发展企业集团的现实追求相契合，可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集团；比较法；立法模式选择

D922.291.91A011007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目前存在着由政府主导组建的企业集团（“国有企业集团”）与民营经济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企业集团（“私营企业集团”）两种企业集团类型。截至2015年10月底，根据非公开的统计数字，①全国存续企业集团共计33279户，占同期全国企业存续总数（即2103.8万户）的0.16%，其中非私营企业集团（即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集团）是15739户，私营企业集团是17540户。按照企业集团数量多少排序，前五位的省市分别是浙江4037户、山东2690户、江苏2670户、广东2370户、上海市1991户。从总体上讲，企业集团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与传统的股权集中型公司不同，企业集团结构下的股权分散型公司的治理焦点已由“所有与控制分离下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的防治”转变为“大股东与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防治”。②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下几乎完全失灵。特别是在当前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的现实下，为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摸索出适应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已迫在眉睫。

二、 我国企业集团和相关立法概览

1.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现状

如前所述，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目前我国企业集团可分为政府主导组建的企业集团与民营经济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企业集团两种基本类型。

就前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推进企业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之前是为了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进而积极促进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横向经济联合；而从90年代至今，则是为了确立企业集团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跨国兼并战略”）。不难看出，无论在哪个阶段，政府主导组建的企业集团均先天地带有明显的“行政性”，即借助政府措施和行政管制将若干企业“捏合”在一起。最典型的实例就是中国石化集团的组建，它是由中央政府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12家国家油田、14家国有炼油厂、数千家加油站以及石化厂和石油销售公司组合形成。

与依据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企业集团相比，以行政方式捏合而成的企业集团虽拥有成型快的速度优势，但也有其固有缺陷。此类企业集团须以国家战略或行政指令为导向进行运作，若无持续财政支持则大多难免“做大容易做强难”的尴尬。通过对其运作模式的细致观察，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集团内部并未形成有效的统一管理制度，集团各成员之间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其他企业集团却因管理权过度集中而使成员企业丧失应有的自主权，只能“得过且过混日子”。罗新宇：《国资新思维》，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以下。

相反，民营型企业集团只能在无行政特权支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运作，以股权、产权为纽带自然扩张形成。此种形成方式虽可保证其具有较高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又经常因拿捏不好发展的尺度而表现得激进毛躁而又好大喜功。最典型的实例当属曾辉煌一时的德隆集团。唐氏家族依靠其在德隆国际中33.10%的股份，在1998到2001年控股参股包括五家上市公司在内的177家企业，横跨水泥、电动工具、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重型卡车、精细化工、金融、保险、信托、租赁、农业、畜牧业、文化、体育等众多行业，总资产号称400亿，唐氏家族自有资金其实不到2.2亿。“利用资本的杠杆效用以小博大”是此类企业集团形成的显著特色，其运作模式往往极不规范，通常是集团利用千丝万缕的企业间关系，通过关联交易、过度融资、股利政策和管理者安排等集团内部进行大规模资金运作，使公司风险极度扩大。一旦融资不及，资金链断裂，整个集团就土崩瓦解，给其所控股的公司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带来巨大风险。并极易导致对从属企业（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重大风险甚至严重侵害。可见，民营型企业集团存在的问题集中于利用控制权对局外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掠夺。

2. 我国企业集团相关立法梳理

“企业集团”一词在我国最早见诸1986年“关于推进横向经济联合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3月31日国家工商局关于横向经济联合登记经济管理的规定以及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分别发布的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配套措施。，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翌年发布的《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则首次对企业集团的组织关系和作用做出规定。施天涛：《中国企业集团的公司化改造》，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第102页以下。时隔两年，国家体改委又在《企业集团组织与管理座谈会纪要》中简要描述了企业集团的基本“特征”。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企业集团方面的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针对企业集团登记中出现的“双重法人”这一奇怪现象未出台任何专门规定。直到1998年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当年4月6日印发的《关于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企业集团不具备法人资格（第5条3款），不得以集团名义对外缔结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第14条3款），同时进一步严格了企业集团的登记条件。参见吴越：《德国康采恩法与我国企业集团法之比较》，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2期，第114页。

我国现行商事法律规范中尚无针对企业集团的专门立法，只有零星规定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最高院司法解释及证监会规章中，例如《公司法》第15、16条对公司转投资由硬性限制改为由公司章程自主决定，为企业集团的形成创造更有利的法律环境；第16、21条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责任做出规定；《证券法》第四章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做出程序性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规定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和清算中的诚信义务及民事责任；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则含有控股公司的行为规范。

总体上看，上述有关企业集团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不足：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吴越教授于2015年12月在东莞举行的“企业集团的公司法制建设研讨会”上所做报告总结得出。首先，对企业集团语境下关联企业的若干基本概念，如“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等，界定不够清晰，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缺乏具备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导致无法预防隐藏性关联企业的形成。其次，未创设囊括所有公司类型的关联企业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少数股东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在公司控制权间接转移过程中无法得到保障。再者，由于未建立年内补偿平衡机制，致使从属公司利润被盘剥和不当转移的情况屡有发生，从属公司的小股东要么只能“逆来顺受”，要么无奈选择退出公司或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另外，《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虽已引入“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制度，但同样由于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的缺失，司法裁判仍困难重重；详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9页以下；邓峰：《普通公司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以下；高旭军：《论〈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要件》，载《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3期，第102107页；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三版，上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62页以下。关联企业债权的“衡平居次”规则（又称“深石原则”，DeepRock Doctrine）该规则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9年Taylor v .Standard Gas & Electric Co.乙案[306 U. S. 307 （1939）]所确立，本质上是“揭穿公司面纱原则”之延伸，一般是指在公司重整或破产时，如控制公司有诈欺、不当经营从属公司或从属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时，应否认（disallow）或劣后（subordinate）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之债权，参见王志诚：《关系企业之法律规范》，《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期，第474页脚注29；同时可参阅孙向齐：《我国破产法引入衡平居次原则的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第8页以下；王泽禹：《衡平居次原则对关联企业不当行为的规制》，载《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第81页以下；许德风：《论破产债权的顺序》，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第81页。同样尚未确立。最后，对公司间日益增多的相互持股现象限制不力，未引入持股比例最高限制和适度限制表决权等制度。

三、 国际上现行相关立法例评析

关于企业集团，目前国际上有两种立法例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是在传统公司法范围内，坚守单个公司的独立人格；二是从企业集团角度立法，在公司法规范中设关系企业专章，在承认附属企业从属性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集团类型实施区别规制。

1. 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立法例

以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大多数公司法均采用第一种立法例，即将集团内各公司均视为独立法律实体。在子公司利益与母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子公司董事不得为母公司利益而牺牲本公司利益。对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同样适用独立公司间的交易原则，不允许牺牲子公司利益。这一立法方式最大的问题是法律和现实的严重脱节。因为“实际上，处于一个集团内的公司的事务，经常根据集团的总体利益来运行。母公司对子公司董事会构成的控制以及交叉董事的存在，意味着集团内部公司之间的交易可能，并且经常是建立在并非常规交易的基础上”。子公司董事在事实上须依母公司指令行事，否则即有遭解雇之虞。因此，在企业集团中，子公司的所谓独立仅仅是“纸上谈兵”、“镜花水月”。

同时，为避免因追求规模经济而导致垄断，上述立法例对企业集团的发展持消极和限制态度，进而采取附属立法模式，即通过由公司法、反垄断法、税法、会计法以及破产法等对若干特殊问题进行分别规范的方式，实现对企业集团的间接调整。同时，英美等国的判例法传统导致其在处理关联企业法律关系时大量援引判例，并已积累相当成熟的经验。上文提及的“刺破公司面纱原则”、“衡平居次”规则（深石原则）以及“控制股东的诚实信用原则（fiduciary du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即为司法机关处理关联企业间关系时（尤其是对外债务关系）最常适用的三大原则，并被广泛用于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和少数股东的利益。具体来讲，刺破公司面纱原则是英美判断控制公司是否对从属公司承担债务的首要法律规则。如前所述，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原则上被视为彼此独立的法律主体，各自以自有财产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控制公司作为从属公司的大股东对后者的债务不承担出资之外的额外责任。然而，在控制公司几乎完全剥夺从属公司经营自主权，使之实质丧失独立法人资格时，法律将毫不犹豫地通过刺破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的“面纱”，责令前者对后者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依据“衡平居次”规则（深石原则），在从属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为保护其他债权人利益，控制公司的分配顺序在特定情况下从属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控制公司行使对从属公司的控制权，违反受任人应有的标准；控制公司不遵守独立公司应遵循的规范；资产混同或利益输送。将被置于其他债权人之后，甚至完全无法与之共同参与分配。该规则对解决目前我国母公司利用债权方式攫取子公司资产、损害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问题有极高借鉴意义。上述原则的适用，有效地预防了控制公司转嫁投资者风险、逃避债务责任等现象的发生，为从属公司债权人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2. 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例

第二种立法例以德国为代表。与前述英、美等国立法例截然不同，德国更注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和相对集中的生产安排，对企业集团化经营持积极扶持态度，因此通过专门立法——《股份法》，即所谓的“集中立法模式”，调整企业集团的相关问题。详见[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第三版），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6页以下。该法除在总则第15至20条对关联企业做出原则性规定外，还在第三部分（第291至337条）分别对支配合同的缔结、集团的管理权力、支配企业对附属企业的责任以及相互持股等做出具体规定，因而被视为规范企业集团的成文法典范。

就基本立法理念来看，德国立法者首先承认企业集团的产生确实导致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并可能产生不利后果，但同时亦积极寻找化解之道，即努力在承认支配企业的统一管理权与保护局外股东与债权人利益之间实现平衡。而在具体立法技术层面，立法者以是否存在支配合同支配合同的本质在于合法地将一个（从属的）股份公司的领导权置于另一（支配）企业之下。为准，将企业集团分为合同型康采恩（又称契约型关联企业）与适格的事实型康采恩（又称事实型关联企业）。对前者，在保障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前提下，赋予支配企业全面的领导权，同时规定了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在向附属企业下达指令时的注意义务以及违反时的责任（《股份法》第309条）。对后者，支配企业原则上无权指示从属企业从事于己不利的交易或者采取特定措施，除非这些不利后果已得到补偿（《股份法》第311条1款）。另外，由于局外人保护存在于企业集中化的整个过程中，因此德国立法者明确赋予局外股东全面的知情权及参与决策权。以此为契机，德国学界提出“从属性及康采恩形成过程控制”理论，并被喻为德国康采恩法的“阿基米德点”。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康采恩法属于保护法，尤其适用于防范企业从属性与康采恩状态给局外股东及债权人带来的风险。因此，要考察德国有关企业集团的立法与实践，必须对《股份法》框架内的康采恩法进行简要梳理和评介。

德国首部《股份法》于1931年颁布并于1937年修订，但当时并未对康采恩法作详尽规定，仅有零星条款简要涉及，其中第15和256条值得关注。前者对康采恩进行定义，而后者允许企业之间经各自股东大会多数同意后缔结利润分配契约，合同型康采恩已现雏形。不过，对于康采恩的其他重要事项仍然付之阙如。在此背景下，德国于1965年重修《股份法》时专门确立了企业集团法的基本框架并沿用至今。

1994年10月28日颁布的《企业转型法》从程序上对企业转变其法律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转换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合并分立做出详细规定；与之相配套，同年颁布的《企业转型税法》系统规定了上述过程中的税务处理。《股份法》框架内的康采恩法也相应发生变化，例如第293条第1至7项即明确要求企业在缔结支配合同或者发生兼并时履行报告及审查义务。

德国康采恩法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股份法》第15条对关联企业的定义是建立在企业间支配与从属关系之上的。按照这一关系的紧密程度，可将关联企业分为以下四类（第15至22条）：（1）具备最低层次关联关系的关联企业。主要指企业间因多数持股而形成的从属关系，企业对另一企业的持股由其直接持股和通过其附属企业间接持股组成。（2）已形成支配关系的关联企业。此类企业被法律直接推定为内部已形成统一管理关系的企业集团。德国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体现在对企业联属关系和康采恩企业合同的规定中，其中大量使用法律推定，如对支配关系的推定、对企业合同存在的推定以及对康采恩存在的推定等，参见《股份法》第17、18、291以及319条。不过，被推定为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仍可提出反证，证明不存在支配关系，从而推翻这一推定。（3）康采恩层级的企业。此类企业中各成员已处于支配企业统一管理之下，即这些表面上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企业在事实上已形成“统一体”。只要成员企业间已订立支配合同或者某一企业已被归附于另一企业从而符合《股份法》的规定，这两者就将被终局地视为康采恩企业，且无法通过反证予以推翻。（4）相互持股企业。若企业间相互持股分别已达四分之一以上，即被视为相互持股企业。依《股份法》，无论相互持股数量多少，其表决权的行使都不得超过对方企业全部表决权的四分之一。但此规定亦有例外，如德国企业与在国外注册的企业所形成的相互持股关系，就不受德国股份法调整。

其次，为加强对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股份法》对康采恩企业成员间缔结的企业合同内容提出若干硬性要求，与之相违背的企业合同将被视为自始无效。⑤⑥⑦《股份法》第304条3款；第302、303；304、305；312至315条。例如：合同中应约定支配企业须承担其附属企业的亏损；⑤应约定对附属企业的少数股东之利益进行适当补偿；⑥支配企业在行使其统一管理权时，也应以企业合同为依据；对于事实型康采恩，母公司不得发出违背附属企业利益的指令。⑦这意味着，上述法定内容将平等地适用于合同型和事实型康采恩。

最后，康采恩法在严格区分非全资与全资子公司基础上，分别对两者做出规定。就前者而言，为兼顾对少数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康采恩法主要通过上文提及的《股份法》总则对关联企业的定义、康采恩企业合同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大量法律推定来规范非全资母子公司关系。而就后者而言，在母公司是子公司唯一股东时，已不涉及对少数股东的保护问题。此时，如何保护子公司和母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成为首要难题，因为母公司可将子公司经营管理层控制于股掌之间，并在两者间随意地转移公司资产或利润，债权人所期待的利益极易受损。是故，《股份法》又创造性地引入当今各国公司法上极为独特的归附制度。《股份法》第319至327条。详见[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第三版），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80页以下。与英美法中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归附制度要求母公司必须对被其归附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履行责任，对附属企业债权人的保护由此得到显著增强。

作者：杨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