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要素影响下对外贸易论文

摘要：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不仅由该国的要素结构、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受制度安排的制约。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对于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阻力，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有其制度性的诱因。我国当前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围绕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着，如何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是重中之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知识要素影响下对外贸易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知识要素影响下对外贸易论文 篇1：

浅谈地区经济对外经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山东凭借政策、省内资源以及地理位置等优势，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近年来的“一带一路”、“中韩自贸协定”等贸易战略的实施，又为山东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这一系列国家贸易战略为山东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只有有效应对挑战，才能切实抓住发展机遇，助力对外经贸发展。文章以近年来山东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作为切入点，分析其中存在的挑战性问题，并针对挑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地区经济 山东省 对外贸易 机遇 挑战

目前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经济危机其影响不断减弱，全球经济复苏，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全球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在近年来“中韩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一带一路”政策以及跨境电商，这都进一步刺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长期以来，山东凭借资源优势、沿海优势、地域优势、政策优势，实现了高速的对外贸易增长。相信借助近年来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东风，山东对外贸易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一、山东省对外经贸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山东积极响应“引进来、走出去”的国家号召，始终将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打开国门的必经之路。自加入世贸以后，我国对外贸易打开了新的局面，山东省也借助这一契机，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此外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以及跨境电商的繁荣，都进一步刺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增长，仅2016年上半年山东进出口贸易总值就超过7000亿人民币，同期增长2.4%，虽然进出口贸易总量仅次于广东、上海、江苏，位列全国第四，但在增幅方面，却明显高于上述两省及一直辖市，增幅位列全国首位。总体来看。山东省对外经贸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

二、山东对外经贸迎来的发展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山东外贸的机遇

“一带一路”是我国近年来重要的对外发展战略，山东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拓宽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并争取到了总额超500亿元的沿線国家承包工程项目。从国内方面来看，“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均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虽然山东并没有划入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的范围内，但却同时毗邻，同时受到南北双重辐射刺激的作用，以及沿海优势、资源优势的推动下，使得山东更具发展后劲，加之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对外开发，必将迎来亘古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自贸协定助力对外贸易发展

近年来我国为拓宽市场。积极与多国争取自由贸易协定，如2015年签订的中澳自贸与2016年生效的中韩自贸协定，都对我国对外贸易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以中韩自贸协定为例，这是目前我国对外签署的涵盖最广、涉及额度最高的自贸协定。山东与韩国一衣带水，凭借沿海优势、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中韩贸易最密切的地区。据山东商务厅相关数据显示，山东与韩国的双边贸易占中韩贸易总量的1/4，这其中不乏LG、三星等大吨位级韩国企业，随着自贸协定的生效，以及双边贸易的深入，都使山东对外贸易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为对外贸易增添新动力

近年来山东省强化了与京东、淘宝等电子商务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造了商务示范县、示范企业、基地等，以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重点，并于2016年分别建立了近百家京东、淘宝服务站；同时，菏泽市也获批国家商务示范地区。在2016年，山东全程的电商贸易总额较2015年快速上涨31.1%。同时，山东在淘宝上的电商平台，目前已超过40万家，网络购物、网络销售额都得到了飞速提升。总体来看，山东电子商务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

三、地区经济对外经贸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入世十余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受到的全球大环境影响也愈加深刻，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政治关系也日趋复杂。此种背景下各国间的势力制衡、对抗，以及政治因素都为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程度影响。比如中韩自贸协议生效初期成果显著。但近段期间受到萨德入韩、中韩政治摩擦的影响，使双边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一带一路”上的一些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局势动荡，贸易环境不稳定，存在一定风险，这都为山东省乃至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挑战。

（二）进出口贸易领域竞争激烈

在全球市场的环境下，各国不仅是合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关系。一些国家兴起了地方保护主义，在贸易中设置壁垒，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限制。比如山东重点出口产业——纺织品出口。仅在2014年一年时间里就受到了来自美、欧、日、韩等国高达50余次的反垄断影响。

（三）山东省的进出口外贸竞争优势不突出

山东曾是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以及第三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劳动密集型经济已不具备优势。同时包括山东在内的全国范围，劳动力成本都在近年来快速攀升，以山东为例，仅2010-2015年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山东省劳动成本上涨10%，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山东乃至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产业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使山东省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快速流失，这一严峻的形势也迫使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结构转型。

（四）内贸流通方面带来的挑战

供给体系不够完善，农村流通网络滞后，城市社区商务功能单一，业态布局不合理，部分社区便利店、菜市场等生活必备业态缺失，便利店的饱和度普遍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健康、养老、家政、休闲、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产品供给不足，服务消费、品质消费质量水平有待提高；供给效率不够高，传统经营模式流通环节多、成本高，冷链物流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较低。供给环节降本增效仍有很大空间。

四、深化山东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路

（一）推动出口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1.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积极转型.将高技术含量产业出口作为未来对外贸易的重点，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企业，鼓励研发，开发自主核心技术，提升技术水平，并扩大此类产业规模，适当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形成产业集群。

2.扩大市场出口。一方面要巩固传统的对外贸易市场，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强化山东对沿线市场的双边贸易力度，积极参加境外展会。在区域格局上，对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不局限于欧美，强化和亚太区域的周边地区合作，深化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中韩产业园建设。对内更好地发挥各地资源禀赋优势，形成多极带动、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創新开发区管理机制

自贸试验平台要取得显著成果。首先，山东应以此为契机，深化开发区的发展力度，积极打造国际合作的贸易平台、工业平台。其次，要鼓励创业推动自贸区建设，并提高海关监管力度，增添自贸的动力活力。第三，创新考核内容，将项目引入的规模、数量以及质量作为考核重点，加快高质量产业集群建设。招商引资注重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发挥高层推动机制作用，有效配置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大对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强项目对接服务平台建设，精准招商、精准服务，助推中小企业吸纳全球资源。第四，要加快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加强国际化社区、学校、医院、国际航线、国际商务酒店建设，研究制定更加积极地利用外资政策，完善境内外要素聚集的“生态圈”。第五，要深化与央企合作机制，鼓励企业提升对外工程劳务层次，培育特色鲜明的高端外派劳务基地，提升“走出去”的服务保障水平。

（三）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山东有许多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品牌，如海尔、青岛啤酒、海信、鲁能、重汽等，甚至一些品牌，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席位。但与发达国家同行业横向比较的话，仍较为弱势，对外推广存在一定难度。为在对外贸易中提高市场竞争力，除提升技术含量外，品牌效应所带来的附加值也同样不容忽视。结合山东实际情况，为在对外贸易中实施品牌战略，企业应做到以下几点：（1）山东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从知识产权保护、广告宣传推广、研发、信息服务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本省品牌的创设，鼓励省内各地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实际情况，进行结合实际的品牌建设。（2）强化品牌宣传，省内相关部门积极宣传自主品牌，在国内外打响品牌的知名度。（3）增强品牌保护意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4）从资金扶持、质量监管等方面，对出口企业从设计、研发、制造、外销、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大重视与投入，助力本省品牌打响国内外市场。

（四）紧扣时代发展，借力电子商务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各地都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经济创收。山东也应顺应发展潮流，在当前电子商务发展成果的基础上，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发展力度。如发挥青岛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5个省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推动商城建立健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配套政策，带动机械装备和工程物资出口等。其次，要在电子商务发展建设中，强化品牌建设，借助电商平台推动外贸产品内销品牌、传统产品知名品牌的塑造。第三，要为流通提供便利。引导物流配送企业对接终端，打通制约电商上行的关键环节。加大数据建设，加快建设电子商务大数据平台。抓住发展重点，开展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培训，推进电商龙头企业扶贫项目。第四，要利用聚集化效应，持续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县、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引导淘宝村、淘宝镇、电商园区向电商特色小镇转变。按照上述原则，有条不紊地发展山东电子商务，助力经济发展。

五、结束语

长期以来，山东凭借资源优势、沿海优势、地域优势、政策优势，实现了高速的对外贸易增长。相信在近年来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下，山东对外贸易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会存在一定的国际贸易摩擦，市场竞争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国内市场。这些都将对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挑战。

作者：刘翔宇

知识要素影响下对外贸易论文 篇2：

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制度分析

摘要：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不仅由该国的要素结构、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受制度安排的制约。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对于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阻力，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有其制度性的诱因。我国当前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围绕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着，如何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贸易增长方式 转型 制度创新

一、制度安排制约外贸增长方式

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不仅由该国的要素结构、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受制度安排的制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诺斯、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兴起，他们通过把制度因素作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考察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基于科斯所确立的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以及诺斯强调制度因素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本文将制度分析法引入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研究中。

（一）制约外贸增长方式的制度层面

诺斯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正式约束制度、非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特征的制度。基于诺斯对于制度的理解，即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可以把影响贸易的制度因素分为三类：正式约束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制度、法律规范程度等；经济制度，包括贸易制度、货币制度、外资政策、金融政策等；企业运行制度，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企业研发机制、政府干预程度和工资政策等。另外，鉴于企业是国际贸易活动及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将制约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制度因素分为两个层面，即内生动力制度层面和外部督导制度层面。

1、内生动力制度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国家作为贸易主体，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这对于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研究是偏颇的，企业才是参与国际贸易并形成竞争优势的主体。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是外贸企业的行为，是投资者对经济利益的具体追求，涉及到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可以说，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即是企业内生制度。内生动力机制反映了企业潜在的能量与现实行为之间的转换过程和转换效应，机制越完善，企业成功和发展的希望就越大。

企业内生动力制度涉及到政府干预程度、市场透明度、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企业研发投入机制和企业工资政策等。政府干预，一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无形中加大企业的运行费用和交易商之间的交易费用。因此，政府干预越小，贸易额越大。另外，政府干预会扭曲企业内生动力机制，对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会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市场透明度来说，如果一国市场透明度越低，获取其市场信息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越大，促成交易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至于工资政策，如果一国的工资水平由市场决定，则企业的交易费用就小，促成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就越大。

2、外部督导制度

外部督导制度主要涉及到正式约束制度和经济制度。

正式约束制度主要是指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程度。权责明确、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公允、规范的法律体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国际投资及国际贸易的基本要求。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它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能帮助降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对于国际贸易来说，一国对财产保护的程度越高，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对贸易的健康发展就越有促进作用。同样，一国法律体系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交易和贸易的实现。建立健全约束制度体系，是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及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保障。

经济制度包括货币制度、贸易制度、外资政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等。经济制度的功能在于约束人的选择、引导人的预期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其中，货币制度对外贸影响的主要变量是汇率，货币制度通过对外贸易传导的机制也称为汇率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虽然是深刻的，但是对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推动性却是间接的，作用有限。贸易制度是指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表现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其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措施的总和，是一国政府在其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外贸活动的方向，数量，规模，结构和效益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干预和调节行为。外资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短缺，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推动本土企业提高竞争力等。

（二）制度制约外贸增长方式的一般性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劳动力、资本、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但制度因素却无法转移。制度安排作为重要的制约内因，与其他因素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安排是通过作用于其他内因，从而对一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产生作用的。

1、制度启动对外贸易

国际贸易遵循的是差价套利原则。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的市场差价越来越小，几乎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然而，世界贸易却仍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究其原因是各国制度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用来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的效率。在他看来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作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即如果交易费用等于零，那么，一国的贸易发展并不受制度因素的影响。但是正的交易费用是常态，那么一国的制度结构就成为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诺斯在科斯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命题。他通过调查得出制度与贸易产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制度越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贸易产生的可能性越大。他将制度经济学真正引入到对贸易的研究中，并提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交易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制度环境，从而贸易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改善。

2、制度影响外贸增长方式的机理

企业内生动力机制通过要素的积累和开发、技术创新程度等来影响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比较优势理论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资源要素结构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一国的要素结构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方式的基础。要素结构是指某一时点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一国在国际贸易中体现出的最初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

外部督导制度包括的一国的正式约束制度和经济制度，也会通过对一国的贸易指导思想、要素结构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作用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外部督导制度更是寓于一国的贸易理论指导中，并直接表现为一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货币政策等。

3、不同层面的制度对外贸增长方式的作用关系

内生动力机制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外部督导制度通过企业内生动力起作用。如前所述，外贸企业是国际贸易行为的主体，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企业行为，取决于企业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方式。比如，企业的科研投入与应用、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经济的形成等都是微观主体的内生机制的直接结果，而无法仅仅通过外部宏观制度的创新来实现。

外部督导制度安排深刻的影响着企业的内生动力机制，为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提供保障。一国的制度安排可以深刻的影响该国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政府干预程度、市场透明度等。只有在有效的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下，才能促使外贸企业正确的制定发展战略，积极的投入到国际竞争中，获得国际比较优势，带动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企业的行为在未来会面临相当的风险或低社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投入就不会达到最优水平。拿资源、环境投入为例，企业的内生动力决定了为追求短期收益，企业会选择以低廉的资源粗放投入来代替昂贵的科技创新，长此以往，资源的利用率得不到提高，企业乃至行业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自然无法实现向集约型的转变。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政府的外部督导制度的跟进，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工具等正式或非正式约束来影响企业的内生动力机制，以避免微观主体行为的偏颇。

二、我国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的制度顽疾

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是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一直以粗放型为主，我国的对外贸易转型就是指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我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然而，九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又重新提出，说明主要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转变，那就是制度。

（一）制度顽疾的核心内容

1、贸易推动制度

我国对外贸易的两个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一是出口创汇（1994年前），我国政府对外贸企业的要求是“奖出限入”和增加外汇收入；二是拉动经济增长（1997年后）。改革开放后，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依赖和追求，我国加快了纺织、轻工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也一直是我国外贸领域里的行动指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外需、增加出口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的价值观念必然是出口越多、创汇越大、经济增长越高，即顺差越大越好，增长速度越快越好。

2、贸易评价制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评价指标受传统“重商主义”的影响，即重储蓄，轻消费，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赚取更多的外汇。在这样的思路影响下，国内媒体大肆宣传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外贸形势大好。体现在制度层面上，我国对外贸易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规模上，而与效益相关的制度安排少之又少。长期以来，我国对贸易的宏观统计指标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价格变动、出口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等规模指标上。而与出口效益相关的制度安排如外贸企业的竞争力指数，进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指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3、贸易管理体制

从对外贸易组织制度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架构主要是以商务部—外贸厅—外贸局—企业来管理运行的，但由于相关职能部门交叉的职责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在贸易工作中出现了责权不明、职能不清、越位缺位的现象。从对外贸易调节体制来看，我国宏观上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对外贸易的职能还没有完善，而仍然过多的依赖行政调节，结果导致国家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失效。另外，行业协会的监督和调节职能还十分有限，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外贸环境，从而导致众多的外贸企业的无序竞争，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企业效率降低，对外贸易的集约型增长便难以实现，相关政策也难以奏效。

（二）制度顽疾的深层缘由

1、追求数量扩张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后长期坚持“出口创汇”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样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价值观念是出口越多、创汇越大、经济增长越高，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迷失于数量型和规模型增长的根本原因。

2、数量型增长的路径依赖

“政绩经济”为我国对外贸易数量、规模型增长提供了路径依赖。“政绩经济”观念是把数量增长作为衡量各级领导政绩最主要的标准，政绩考核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起着导向作用，这是造成我国外贸粗放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对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等制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只有大力发展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造成了我国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同时也阻碍了我国外贸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在粗放型增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过度强调比较优势

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理论与政策长期强调利用劳动力数量巨大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问题在于，比较优势理论中的机会成本原则，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成本原则。这就导致了理论在实践中的偏颇，即获取出口比较优势的途径只能从压低成本上来。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的恶性循环。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数量大质量低，使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失衡，出现了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的特征。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比较优势会随着一国要素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可惜无论是静态比较优势还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都没有对这一转化机制给出逻辑清晰的论述。因此，运用现有比较优势理论指导我国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存在严重缺陷。

三、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制度创新

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认为：利益诱惑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然而，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常态，因此，制度也就处于生生不息的变迁之中。外贸增长方式究竟应如何转变的问题，目前被议论最多的莫过于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提高外贸企业管理水平等。事实上，这些转变只是具体发展方向和策略工具的转变，还不是根本性的转变。若想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应该是创造一种能够使对外贸易自发转型的制度环境，即制度创新。

（一）经济制度的创新

首先，外贸调控机制应鼓励与限制并举。应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环保、行政等手段，鼓励并推动高效益、高附加值的产业，并限制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加大对新产品的科研，品牌培养、营销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精深加工程度。对于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的产业，应发展相关替代产业，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其进行引导和限制。

其次，我国应建立并完善贸易促进网络。我国外贸促进体制的改革应考虑的思路是：商务部负责制定贸易促进政策，但不承担具体贸易促进事务，改革的方向是由“直接促进”为主的体制转为“间接促进”为主的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进一步严格对外贸易政策的统一制定及对外贸易管理的统一实施，地方各级政府外经贸部门无权制定涉及外贸管理包括鼓励本地外贸发展的政策。

另外，建立一套完善的对外贸易评价制度。贸易评估机制的完善不仅可以促进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为地方政府、企业及中介机构的贸易行为定调，也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对外贸易促进制度的风向标。

（二）企业运行制度的创新

首先，需要进一步对国有外贸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改造的核心内容是对产权结构、产权关系、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型或特大型国有外贸企业，组成由国家控股，吸收具有国有性质的法人股，并以产权关系为纽带，集贸易、金融、投资、信息、产业组织、科研开发、综合服务为一体的外贸企业集团。对于中小型外贸企业，组成由国家参股但不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制公司，吸收外资、企业法人股、内部职工和社会个人股。

其次，需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离，这是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客观要求。产权明晰后，政府部门只能以投资者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收益权、股东监控权。政企分开不等于政府放弃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而是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不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不参与企业事务性工作。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主体。企业直接面向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因此，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要建立面向市场的自主创新机制。

（三）正式约束制度的创新

法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约束制度体系对构建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及发展国际贸易都至关重要。

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需要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建立良好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度环境，设立专门政府管理部门，成立标准的行业协会，且投入相对充足的资金，制定相应的支持举措，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推广、推荐优质品牌产品，在全行业和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生和发展。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者凭借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管理水平、经验、熟练程度、健康等能力和素质而建立的产权。人力资本产权应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权，企业应将这种产权定量化、制度化。为了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需要建立以下约束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在建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前提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建立分享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模式，两者共同享有企业产权权利。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新的收益分配制度，物质资本主体和人力资本主体共同分享剩余收益，实现自我增值。建立人力资本市场，这样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有利于人力资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并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四、结论

制度创新不仅可以削减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交易费用，启动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是促进我国外贸发展的有利因素，比如要素结构的升级、科技发展的进步及企业内生动力的提高等。这些都会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向更加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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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盛洪. 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4—321

⑥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4—71

（吕哲，辽宁沈阳人，经济学硕士，社会学硕士，鲁迅美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作者：吕哲 程玉林

知识要素影响下对外贸易论文 篇3：

“稳中求进”与中国对外贸易基本面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 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在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和外部市场挑战严峻的背景下，对外贸易稳中向好发展既是实现中央提出的“六稳”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应对和化解外部风险的有效手段。为实现外贸助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应从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扩大自由贸易协定、释放政策性红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实施保护知识产权战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等方面促进对外贸易的平稳与持续发展。

【关键词】对外贸易  中国外贸波动  稳外贸  促外贸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04

2018年7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外贸易是经济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外贸易净差额的增长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并带动就业增长。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增长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出口贸易不但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国内附加值和外汇收入，而且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测算结果看，中国每千美元货物出口可以拉动国内增加值621美元。进口贸易不仅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与供给不足，而且可使依附于产品中的国外先进技术得以扩散，有力推动技术提升和生产率提高。

对外贸易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突破口。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规制加强以及资源约束的日益严峻，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高质量发展转变迫在眉睫。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及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口市场的竞争将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进而促使资源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提高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参与出口，企业还将能够获得更多机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发挥“干中学效应”和“外溢效应”。

对外贸易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动态的产业升级是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在当前新型国际生产体系中，出口贸易将促进中国经济的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和产业升级，实现由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向高端迈进的突破;另一方面，国外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将通过进口货物的渠道传导与扩散至国内产业，为产业技术与模式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我国的许多制造业（如中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都是通过对外贸易逐步适应国际市场与标准、实现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并最终跻身国际领先水平的。

对外贸易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保障。“稳就业”是“六稳”之首，就业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制成品对外贸易将通过企业成长和产出扩张引致劳动力需求的上升。服务贸易对劳动力有更强的吸纳能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能够有效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外贸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就业人数高达1.8亿，即每四个就业人口中就有一个从事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对外贸易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保障。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还可以显著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中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对外贸易是应对外部风险的有利武器。一国的对外经济风险集中体现在汇率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冲击两个方面，而防范与应对风险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它通过对外支付、稳定汇率和信心支撑等职能有效地发挥重要的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基础性作用。而扩大净出口则是一国积累外汇储备的主要途径。受益于长期的货物贸易顺差，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8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727亿美元，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成为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屏障和有利武器。

近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波动情况

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至第四季度，我国进出口规模分别为6.76万亿、7.36万亿、8.18万亿和8.21万亿元，呈逐季提升态势。但受季节因素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8年一季度我国出口贸易额持续下滑，2018年1月我国出口贸易额为1.32万亿元，而到了2018年3月我国出口贸易额下跌到1.11万亿元，甚至低于当月的贸易进口额，使得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呈逆差状态。此后，我國对外贸易呈现复苏迹象，但到了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又开始显露出颓势。2019年1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73万亿元，其中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分别为1.23万亿元和1.5万亿元。2月末进出口总值为1.81万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0.3%，增速较上月回落3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为0.92万亿元，同比下降20%，增速较上月大幅回落38.6个百分点，进口0.89万亿元，同比下降0.4%，增速较上月大幅回落27.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342亿元，较上月大幅减少2414亿元。

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情况来看，波动幅度较大的时间主要处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3月，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差额波动剧烈，表现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2月的1364.67亿元下降到3月的981.4609亿元，降幅为28%;对欧盟的贸易顺差由888.25亿元下降到227.34亿元，降幅高达74.2%;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由40亿元增加到300亿元，增长6.5倍。到2019年2月，我国对不同国家的出口又出现明显的回落态势，当月对美国出口贸易同比下降32.9%，较上月下降39.6个百分点;对欧盟和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分别为-9.28%和-4.9%，较上月分别回落33.38和29.47个百分点。

从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2018年发生较大波动的是机电产品，第一至第四季度的环比增速分别为-17%、9.4%、9%、9.1%，其中汽车出口的环比增速分别为-0.27%、43.2%、1.2%、-0.16%，手机的环比增速分别为-34.9%、-8.7%、18.9%、40.1%，波动较剧烈。2018年，从进口贸易的商品角度来看，除农产品外总体上持平稳增长态势。

从贸易的地区结构来看，2018年，西部12省份外贸增速为16.1%，超过全国增速6.4个百分点;中部6省份外贸增速为11.4%，超过全国增速1.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外贸增速为14.8%，超过全国增速5.1个百分点;东部10省市外贸增速为8.8%，低于全国增速0.9个百分点。从省份统计来看，2018年进出口总额增速排在前五位的是黑龙江、陕西、四川、湖南、云南，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影响，中西部省份的对外贸易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中国对外贸易波动的原因分析

季节因素。从201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看，我国贸易波动幅度较大的月份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原因之一在于受春节的影响。很多企业春节前抢先突击出口，春节期间则停工休息，春节后企业大量进口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使我国外贸在这一期间出现较大的波动。历史上与2019年春节近似的年份分别是2000年、2003年、2005年、2011年和2016年，这些年份2月的出口额环比1月均出现大幅度回落。从贸易的地区结构来看，2月份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贸易额均环比低于1月的贸易额。

全球经济形势。从全球经济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性低迷的状态没有根本性好转，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济持续放缓。近期，主要国际组织已经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如世界银行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作出下调，从2.9%下调至2.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比之前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也由去年的3.5%下调至3.3%。而全球贸易的前景似乎更为悲观，世界贸易组织（WTO）近日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下调1.1个百分点，至2.6%，这是过去三年来的新低。受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中国对外经济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包括：新的关税和报复性措施、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财政刺激效应消退、货币紧缩政策效应显现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外贸形势的不确定性。

国内经济形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正处于转换阶段，新兴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显示出良好的增势，但依然不牢固。金融和债务去杠杆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成，流动性放宽并未带来信贷增长的回升，对实体经济（尤其中小企业）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股价和人民币汇率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在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和调控政策收紧的双重压力下，国内投资增长持续下滑，企业债务风险时有发生，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增长的下行压力凸显，这些使得出口前景不容乐观。

汇率波动。201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累计贬值约5.2%，双向波动更加明显，全年振幅创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最高纪录。一方面，汇率的剧烈波动会使得国际贸易交易变得更加不可预期;另一方面汇率的变动会影响与贸易有关的生产与需求。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将通过影响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影响PPI和企业成本。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因人民币升值受損较大，而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因人民币贬值受损较大。

全球价值链重组。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格局正经历地理、产业与价值链的重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传统地位正受到发达国家的“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人工智能、3D打印、新材料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使发达国家重新获得制造业的新优势，不但恢复了工业竞争力，而且可能会减少对进口贸易的依赖。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更优惠的开放政策迎头赶上。中国也正在强化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强力整治环境生态、鼓励研发创新活动、促进产业调整转移，这一过程也必然对外贸产生重要影响。

稳外贸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在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因外部需求低迷和内部成本升高等不利影响而日益严峻之时，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支持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等政策，通过多举措、多途径缓解进出口企业的困难，收到良好的政策效果。

改善外贸环境。一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主要包括“减单证”“优流程”“提时效”。在“减单证”方面，按照“能取消就取消、能合并就合并、能退出口岸验核的就退出口岸验核”的原则，大幅减少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在“优流程”方面，借助深化通关一体化改革，推进海关、边检、海事等部门的联合检查，提高口岸改革效率;在“提时效”方面，利用口岸物流信息电子化以及查验智能化，提高口岸物流服务效能和查验工作效率。二是减轻企业税负，一方面通过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的收费，建立相应环节的收费“正面清单”，形成对外贸易松绑减负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免收出口商品法检费用、实施分类检验等手段直接减免企业费用。

强化政策保障。为降低汇率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根据外汇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另外，为缓解进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央行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相关企业的融资服务以及加强对有订单、有效益的进出口企业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信贷支持，并且扩大对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支持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融资等方式，拓宽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进出口企业的融资渠道。

加快推进改革。在出口退税政策上，为与国际接轨，按照结构调整的原则对现行的货物出口税率进行调整，并进一步简化税制，将退税率由七档并为五档。调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扩大优惠利率进口信贷的覆盖面。完善消费品进口的相关政策，对部分国内需求较大的日用消费品开展降低进口关税试点，适度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合理扩大免税品种。深化“双随机”改革，在进出口查验环节，查谁和谁查都由计算机系统随机确定，确保了公平、廉洁和高效。

突出创新驱动。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与新模式，稳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为鼓励支持市场采购模式试点，海关总署出台了相应的市场采购贸易监管办法来配合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范围的扩大。制定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扩大相关试点范围和推广外贸新型商业模式方案。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以及自由贸易账户改革，使之成为降低贸易成本、扩大投资与服务业准入开放的新制度高地。

巩固和培育竞争优势。首先，在传统外贸优势的巩固上，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来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腾退用地则可供高新技术制造、研发、商贸、旅游、专业服务、创新创业之用，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加工贸易的审批。其次，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上，支持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体系和境外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培育外贸自主品牌，培育一批重点行业专业性境外品牌，对外贸企业收购境外品牌、建立营销体系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

在贯彻落实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措施和妥善应对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后，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平稳运行、稳中有进的局面，有效遏制了对外贸易的下滑势头。2018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0.5万亿元，增长9.7%;贸易结构更趋平衡，服务贸易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二，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增长20.7%;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占比升至15.8%;商品结构持续升级，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升至58.7%;各经营主体共同发展，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升至48%，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的地位;贸易方式不断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占比升至56.3%，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贸易业态实现了快速增长。

促进对外贸易进一步增长的政策建议

当前，在国内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和前期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发挥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实现了较快增长，对外贸易发展动力和结构得到持续提升，高质量贸易发展取得成效，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势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动荡加剧以及国际贸易规则面临重塑等方面。为积极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促进对外贸易稳步向前，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要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沿线大通关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大平台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培育新兴出口市场。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达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贸格局中的地位还将不断上升，多元化国际市场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推动中国中西部从开放边缘走向开放前沿，贸易潜力持续释放，为外贸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要加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和环境。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12个自贸协定谈判或者升级谈判。这些互惠协定将为中国出口创造更稳定的制度保障和降低贸易保护的不确定性，也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作出中国的贡献。

要进一步创造政策红利，在降成本、促便利、供保障方面进行创新改革，不断优化我国进出口企业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的基础上，优化出口退税流程、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对于诚信企业可实行先退后审，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降低成本。要通过推广无纸化通关、缩短货物通关时间以及简化进出口监管文件等措施优化口岸通关服务，提高通关效率，促使贸易便利化水平再上新台阶。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要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造成的产品竞争力下降。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加大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

通过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实施保护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对外贸易向高质量、高层次迈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出现的不利局面除了受到外部需求低迷以及贸易摩擦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国贸易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进而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的。科技创新不仅是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优化我国贸易品结构、转变对外贸易方式的强有力方式。因此要通过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克服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壁垒，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对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努力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以前我国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依赖性较强，并且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损害。在国内资源约束日益严峻、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目标下，这种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难以获得持续增长。而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具有能耗低、污染少、高附加值等优点，这既是经济新常态下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拉动就业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商务部综合司，2018，《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8年秋季）》。

世界銀行，2018，《中国经济简报》。

责 编/周于琬

作者：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