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

【摘要】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已存在百余年。冷战结束以来，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的签订以及日本的率先探讨和实践为标志，亚洲区域合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冷战思维的延续，使得“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波三折，走向“军事大国”的日本在对华战略的制定上自乱方寸。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 篇1：

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区域合作

如果我们能够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遵循正确的原则,那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不仅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近期发展,也会有利于该地区的长远发展

如今,亚洲的区域合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的广泛发展；另一个是亚洲的迅速崛起成为了全球区域合作浪潮中一个新兴力量。在研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时候,我们只有把它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才能够就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认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亚洲各国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首先应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只有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与其他地区的经济组织和经济体进行平等的竞争和有效的合作。大家知道,早期经济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一个地区的国家或经济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一个个小舢板捆绑在一起,变成一艘大船,在全球化的大风浪中,和其他地区进行竞争,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变成区域和区域之间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开拓一个全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亚洲地区的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经济总量做大。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以来,亚洲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地区。无论如何,亚洲地区的国家必须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邓小平先生讲过一句有名的话,叫“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只有基于亚洲经济大发展这样一个基础上,才能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进行互利的竞争。所以,我认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植根于亚洲自身的大发展。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依靠企业在区域内加强跨国贸易、跨国投资以及跨国生产来进行。企业应该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因为只有加强区域内企业的合作,形成区域内跨国的生产链与供应链,区域内的合作才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比如,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它的零部件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那么,这个生产链和供应链就把那些国家在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把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企业的共同利益。如果亚洲能形成几十条、几百条横跨亚洲各个国家的生产链和供应链,那么亚洲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动力。所以,我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并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第三,在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并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同时,我们不该忽视政府之间进行体制性安排的重要性。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并且存在历史、文化的差异,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形成一些体制性的安排,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体制性的安排可以从自由贸易区入手,可以搞自由贸易区的安排,可以通过一个双边自由贸易的安排,来形成一个区域内的、多层次的安排,使得企业组成的供应链合作更加高效,更加低成本。但是我必须强调,贸易的体制性安排不是惟一的选择,区域内政府间体制性的安排应该超越贸易的安排,应扩展到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共同开发,甚至区域内财政、货币等体制性的安排。只有这样,区域内的政府间的体制性安排才是全面的。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谈到政府间的体制性安排,就是自由贸易区。其实,如果多边贸易自由贸易协定泛滥的话,那将威胁全球的贸易体制,那不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合作。恰恰相反,它违背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区域合作这个重要的方向。

第四,我想强调,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合作。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如果亚洲经济合作仅仅局限于区域内的合作,那么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国际分工的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功利的区域经济合作,只能是弊大于利。当前,我们在进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时候应注意到,我们必须坚定地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加强,特别是要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比如农业问题,靠区域贸易安排,靠多边贸易协定,是解决不了的。农业问题由于它的敏感性,常常排斥于区域贸易安排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框架之外。农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40％的就业靠农业来解决,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农产品的出口。所以,解决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解决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是目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只有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达成协议,才可能促进在像农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议。因此,我们要学习APEC在1993年西雅图会议上对当时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在1994年达成了乌拉圭谈判协议,结束了长达8年的艰苦谈判。今天,作为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全盘之一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应该大力支持多哈回合的谈判,尽快达成一个均衡的,有利于发达国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贸易安排。

总之,我们在谈到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时候,我想强调四点:第一是强调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一个经济总量比较大,经济比较发达的亚洲,才有可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和其他地区进行合作。第二,我们强调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区域经济合作。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跨国企业,正是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生产,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不可能违背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第三,强调全面的政府之间的体制性安排,而不仅仅是贸易,更不是FTA体制性安排。第四,我们强调一个向全球开放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遵循以上四个原则,那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不仅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近期发展,也会有利于该地区的长远发展,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以上为龙永图在“经济全球化与亚洲地区的选择·上海论坛2005”上的讲话,由陈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龙永图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 篇2：

日本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政策与角色演变

【摘要】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已存在百余年。冷战结束以来，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的签订以及日本的率先探讨和实践为标志，亚洲区域合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冷战思维的延续，使得“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波三折，走向“军事大国”的日本在对华战略的制定上自乱方寸。

【关键词】互联互通    亚太发展命运共同体    区域主义    繁荣共生    新秩序

日本亚洲区域合作思想的历史轨迹

“亚洲一体”思想。日本不乏亚洲区域合作思想，不论其影响好坏，可以说，日本的区域合作思想，在近代亚洲政治外交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留给后人众多的思考与反思。日本亚洲区域合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日本的亚洲观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决定其亚洲观的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的失败使日本人陷入极度的恐慌，对华失望之感有之，唇亡齿寒之感有之。于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界与思想界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做出抉择。说到底，是个“西化”还是“兴亚”问题。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民间就有兴亚组织诞生。①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思想影响深远。

冈仓天心认为，“喜玛拉雅山虽然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是，跃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来说都具有的‘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都未受到阻隔，这一思想被所有的亚洲民族共同继承。②“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都分别述说着单一的古代亚洲的和平以及在这种共同的和平生活中所孕育和发展着的东方文化。不同的区域开放着不同的有特色的文化花朵，但在任何地方你又找不到明确固定的分界线。”③冈仓天心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思想不论对日本民间的“仁人志士”还是对政府的“亚洲派”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3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④近代日本民间理想主义的亚洲观最终让位于政府的现实主义亚洲战略，近代日本既未真正兴亚，亦未真正入欧，正如今天的日本仍然徘徊于欧亚之间一样。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欧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日本作为欧亚“桥梁”的地位也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

“区域主义”思想。蜡山政道是日本国际政治学奠基人和行政学创始人，他认为，“国家中心”与“国家本位”是国家观的两个支柱。但是，基于国家中心与国家本位思想而形成的外交政策充其量也只能产生一种“协调主义”，而无法“协同”地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此，他开始构筑自己的新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1928年蜡山政道出版了《国际政治与国际行政》一书，完成了其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过程。他认为20世纪将是国民主义的时代，他将构筑亚洲及东亚区域秩序的设想建立在对亚洲各国国民主义趋势的展望之上，并对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依存寄予希望。蜡山政道设想把经过国民革命后独立的中国编入区域合作的网络之中，并以此来构筑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他对区域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建议在亚太地区成立一个区域性的和平机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这是有关区域合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化表述。但是，当时日本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绪使得亚太区域和平组织的建立成为画饼。蜡山政道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与亚洲人民反对欧美以及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具有无法弥合的裂痕。”⑤

蜡山政道是倡导“东亚协同体论”的代表性人物，“区域主义”是其协同体理论的核心。他构筑“区域主义”理论体系的目的是想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寻找一种新理论和新制度。蜡山认为，日本殖民海外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不同。英国当年向外扩张是以个人为中心，国家意识并不浓，他们所发扬的是一种“海盗精神”。而日本向海外扩张则是以家族、集团出动为特征。因此，它需要一种“协同精神”。⑥蜡山的“区域主义”似乎有些“区域命运共同体”色彩，但它与“古典亚细亚主义”者所追求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目标有本质上的不同。蜡山区域主义理论是在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观指导下形成的，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因素，并非考虑亚洲各国的民族利益。严格讲，他的区域主义不属于亚细亚主义范畴。因为在蜡山区域主义理论中“日本盟主论”观念并未消失，同时，他把克服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区域主义追求的目标。他无法清楚地解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因果关系，他在否定帝国主义的同时却将日本向亚洲扩张的“防卫与开发”概念合理化，并为日本政府富于侵略性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⑦

“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一百多年来，影响日本政府亚洲战略决策的思想理论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瑜吉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日本的决策者发挥了重要影响。1878年福泽瑜吉在《通俗国权论》中指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及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大炮弹药不仅能申张已有的道理并且还能成为制造新道理的机器”。众所周知，“文明论”是福泽瑜吉思想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但是，福泽的文明箩筐中既装着民主，也装着战争。他视甲午战争为“文野之争”，即“文明”的日本与“半野蛮”的大清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福泽主张过“联合亚洲”，也倡导过“改造亚洲”，但是，最终他对大清国与韩国失去信心。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他的一句“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宣告了他与“古典亚细亚主义”分道扬镳，从此走上了“全盘西化”之路。他反对“和魂洋才”，鼓吹“洋魂洋才”，尤其推崇“洋魂”。

近代日本的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大陆政策”、“协调外交”以及“大东亚共荣圈”都与日本的东亚战略息息相关。大东亚共荣圈是大陆政策的自然延伸，而非亚细亚主义的必然结果。不论是主张亚洲国家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还是主张扩张国权的“大亚细亚主义”都是日本民间的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与行动，从来都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是藩阀政治的体现，“协调外交”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是政党政治的体现，“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军阀政治的体现。不论哪一种战略，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均遭受日本的鄙视与侵略，所不同的是，由日本一家统治还是由日本与西方共同来掠夺亚洲国家。

在上述三种国家发展战略中，“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尤其具有欺骗性。看似亚细亚主义，其实，它是打着亚细亚主义旗号的侵略主义。“解放亚洲”是假，“侵略亚洲”是真。1938年11月3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亦称“帝国不动方针”。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零五个月。声明指出，日本帝国的目标“在于建设确保东亚永久稳定的新秩序”，所谓“新秩序”，即：“为了达到日满支三国的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连环关系，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到共同防共之目的，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联合”。⑧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社会已经无法容忍日本独霸亚洲。为了顺利实施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一批文人墨客纷纷专研区域合作理论，为政府的政策与战略寻找理论根据。

有关“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范围，日本政府在1940年9月6日的四相会议及9月16日的政府联络会议上才做出具体明示。即，“作为皇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应考虑的范围是作为基础的日满支、旧德属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其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英属文莱、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等”。⑨1942年2月2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做了确切的划分：即“日满支及从东经90度到东经180度之间的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诸地区”。⑩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这是以“大日本帝国”为家长的“家族会议”。出席会议的6国均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会议所通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共有五条主张，前四条“共存共荣”、“自主独立”、“相互尊重”、“紧密提携”均为冠冕堂皇之语，最后一条的“开放资源，以此为进军世界做贡献”才是宣言的实质内容。但是，日本以侵略作为手段，以“一荣”作为目的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最终破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战后日本对亚洲区域合作的重新摸索

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无所谓外交，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恢复，日本国内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再起。1957年日本政府的“外交三原则”出台，在强调与西方和联合国外交之外，日本也强调了“作为亚洲一员”的愿望。但是，时值冷战时期，日本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没有改变。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并提出“福田主义”，近代以来日本第一次放下身段，表达了与亚洲国家平等相处的意愿。

1980年5月19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智囊团提出了一个《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报告书，对环太平洋国家合作的理念与课题以及合作的方法进行了论证与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交通与信息的不断发达，太平洋已演化成“内海”，太平洋沿线国家形成一个“区域社会”的条件已经形成。随着区域内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展开，该面向21世纪构想必将为太平洋地区以及人类社会的幸福与繁荣作出贡献。报告还认为，该构想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三个特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了多项课题，如国际文化交流、促进旅游观光、加强区域研究、开展技术合作与资源开发、完善交通设施、疏通金融渠道等。在该构想的基础上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前身。

1992年12月5日，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智囊团—“思考21世纪的亚太与日本垦谈会”提出报告书《21世纪的亚太与日本—推动开放性尊重多元性》。该报告书首先对亚太区域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首先，报告书将从南亚到南北美的大片区域以及东南亚划归亚太范围。其次，考虑到亚太地区的“安保”环境，将俄罗斯与印度划进来，中国的名字只是在谈到印度的重要性时顺带提了一下。显然，这是从日本外交战略发展的角度来划分的，虽然报告书也谈到距离与密切关系是考虑因素之一，但是，南亚受到日本的特别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确立，日本由“经济外交”转向争做“国际贡献”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报告书认为，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存在多个不稳定因素，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软着陆、朝鲜半岛能否实现和平共处、南亚的核问题、俄罗斯的不透明性、东盟的发展前景等，总之，冷战刚刚结束时的日本处于焦虑与不安之中，迷茫中的日本希望美国能保持在亚洲的存在。“宫泽构想”倡导“共同繁荣”，表示“日本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在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的同时，日本也表示了要为“和平与繁荣”积极做贡献的强烈愿望。

作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1997年10月30日，在东京召开了首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Japan-SPF Summit Meeting），简称PALM。这是日本首相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之间的峰会，每三年举办一次，举办地点在日本各个城市。到目前为止共举办6次，分别在东京、北海道、冲绳和宫崎县召开（第7次会议将于2015年在福岛县举办）。有关峰会召开的目的，日本外交当局曾表示，这是为了构建“亲日国家群”，使其成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支持母体”。日本希望通过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支援，换取在日本“入常”和介入“南海”问题上的支持。

2006年4月5日，“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斐济召开，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主旨讲话。为支持太平洋岛国发展民族经济，温家宝宣布免去该地区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到2005年底之前所欠债务，并对其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实施零关税。同时，决定向太平洋岛国提供3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并开展在技术、医疗、抗灾以及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会上还签署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及30项政府间协议。

2006年5月25～26日，第四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在冲绳召开，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广泛议题与太平洋岛国首脑展开议论，并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了45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2009年的第5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日本又宣布今后3年内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500亿日元（约合5.3亿美元）的援助。与中国竞争的意图明显。2012年5月25～26日，第六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在冲绳召开。会议强调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提出要“确保公海航行自由在内的海洋秩序”等，日美联手拉拢太平洋岛国以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

本来民主党刚上台时，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积极主张构建“东亚共同体”。2009年11月15日，出席APEC会议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新加坡就日本的亚洲政策做了讲演，宣示日本新政府重视亚洲外交，并指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日本亚洲外交支柱。鸠山将“友爱”（博爱）以及“自立与共生”作为“东亚共同体构想”思想基础，强调自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遵循“开放的区域合作”原则。他用“共同繁荣”、“绿色亚洲”“保护生命”和“友爱之海”几个关键词来描绘自己的“亚洲梦”，同时指出，东亚共同体构想能否实现，关键因素在于“人”。

日本对中国搭建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反应矛盾

日本既不缺少区域合作的理论，更不缺少区域合作的实践，问题的关键是日本的态度与目的。不同的政党，或者说相同政党而不同的领导人之间，其亚洲观以及推行的亚洲战略与政策有明显差异。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所限，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上似乎晚日本一步。但是，中国在脱贫奔小康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尽管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富裕，中国政府还是为了振兴亚洲拿出四百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亚太“互联互通”的完备环境，使亚太地区的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正是东方“无穷普遍”博爱精神的体现，作为率先探讨区域合作的东方大国日本，对此，理当感到欣慰才对。

然而，现实却令人费解。日美两国不仅不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还阻挠其他国家加入。日美两国国内部分人认为，中国成立亚投行是“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议论说，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之间分工不够明确。当然，日本更担心亚投行会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行”）之间形成竞争。亚行成立于1966年，这是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亚行主要以贫困救助、社会开发、环境保护等项目为主，条件严格获取资金很难。目前，亚行主要由日美两国掌控，二者各出资15.65%。而亚投行则主要以交通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空间跨度大，与相关国家的现实经济建设需要紧密相连。相信亚投行未来的路不会平坦，但该举措不失为“大手笔”。

2014年11月26日，亚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愿意与中国提议新建的亚投行合作。中尾表示，亚行是个有经验的大银行，不会感到威胁。由于亚洲现实发展的需要，他对亚投行的成立表示理解。其实，不论是亚行还是亚投行，都能在亚洲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双方不仅不矛盾，还会发挥互补效应，有时双方还可以共同合作或有效分工。亚投行还应向亚行学习运营经验，并加强双方的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相信两大银行都会为亚洲梦的实现建立丰功伟绩。

按理说，有作为的日本政治家，血液中都有亚洲区域合作的DNA。“本来，自公元10世纪起日本便与亚洲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进入幕末明初的日本社会，在经历了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震撼后，其社会结构与国民意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日本的一切内外活动似乎都与亚洲有着‘不解之缘’。日本人的“亚洲情结”也是从此时开始结成。其后的日本，不论是‘兴亚’还是‘侵亚’，都离不开与亚洲的交织与互动。”一百年前北一辉就曾说过，“日支提携，天人共舞”。但是，中日两国似乎都不习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赛跑。19世纪70年代末，当日本人倡导“兴亚”时，大清朝的官员不屑地说，“小小日本，何谈兴亚？”。而日本从西方学到了功利主义世界观后，就与西方列强一起践踏亚洲。战后日本绝处逢生，成为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立起直追。两千年来，中日两国终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日本似乎并不高兴。究其因有三：

首先，日本并没有从美国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日本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不愿意放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借船出海”。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东亚战略，日本正好借机鼓吹“中国威胁论”，发展军工企业，实现走向“军事大国”的战后第三个国家战略目标。可以说，亚洲区域合作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军事问题。说到底还是个战略定向问题。以日美“TPP谈判”为例，日本明知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协定”（TPP）不会给日本带来太多的好处，甚至会使日本的农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日本却为了在政治军事上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特别是能在亚洲显示自己的存在而硬着头皮与美国周旋。TPP与FTA（自由贸易协定）不同，它是一个范围广泛甚至要求政府出面斡旋的新经济合作模式，其自由化程度更高。对此，日本国内形成两派。“TPP推进派”认为这是构筑亚太自由经济圈的趋势所向，而“TPP反对派”则担心这会导致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发生变化。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废除关税后日本农业的生存问题。结果，“TPP谈判”至今没有着落。

其次，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感到“威胁”，倒不如说是“心态不正”。在日本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只有近代的几十年日本在亚洲率先发展，实行了现代化，并制定了亚洲第一部宪法。同时，近代日本既侵略了亚洲也为亚洲培养了革命家。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虽然在近代落伍了，但不会永远沉睡，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才是亚洲复兴的真正标志。中国的GDP虽然超过日本，日本有些失落，但中国的人均GDP远不及日本。近代日本的古典亚细亚主义者尚且希望中国强大，难道今天的日本如此心胸狭窄？日本应当适应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再次，日本对华战略的制定出现偏差。日本人做事认真，危机感强，容易成事，但是，日本人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见小不见大，只顾拉车不愿抬头看路。中日两国的民族性从学术论文的写作就可见一斑。中国学者大气磅礴，布局高远。日本学者细致入微，论证缜密。曾有一位日本著名学者说，“把日本学者详实的资料放到中国学者的论文框架之中正好”。也就是说，中国更多地注重战略问题，而日本则更多地注重战术问题。中国偏好长远，日本更重视眼前。中国人思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日本人考虑问题从现实主义出发。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目前，正处在第四次大变迁的过程之中。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现在，日本之所以不愿与中国共同谋事，说明中国还不够强大。

“互联互通”的不可逆转与日本的应对

亚太地区的冷战思维阻碍着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日美同盟使日本在“脱亚”与“入亚”中进行苦涩选择。但是，正如习近平所言，“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亚洲不会永远贫穷，“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连西方自己都在反思。美国“重返亚洲”要由正当理由，日美联手“遏制”中国只是一厢情愿。

安倍上台以来，东奔西跑，南来北往，目的是想拉帮结伙，孤立中国，以图在霸占钓鱼群岛上得到国际支持并顺便推销军工产品，为获取经济界对其政权的支持创造条件。但是，军工企业必定是少数，选民手中的票决定安倍政权的去留。诚然，中日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各异，但亚洲文化的内涵却有众多相似之处。能解日本经济燃眉之急的不是TPP，而是FTA。“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个大国，GDP总量已超过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超过了欧盟，但三国之间的贸易量只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足20%。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将逐步实现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来往，促进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的风采，处于滞涨中的日本经济似乎除了采取放松银根通货膨胀的手法之外再无有效途径。但是，日元贬值又使日本处理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时陷入困境，如何重建日本经济确实是日本应当举国思考的问题，“目前看来，日本除了现实地与东亚地区构筑多元多重的合作框架外，别无它途。”

1992年东盟自贸区协定签署（AFTA），继而构建“东亚共同体”和“中日韩自贸区”的呼声在东亚兴起。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亚洲经济环境共同体”主张，想在自己擅长的环境领域大显身手。可见，日本对周边国家潜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抱有期待。但是，2011年日本无理“购买”钓鱼群岛事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2012年年底，安倍上台后，不仅在历史认识上倒行逆施，还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作对，使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毁灭性打击。中国政府从亚太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出台各项新政策，构筑亚太经济发展新平台，建立亚洲“互联互通”新渠道，为亚太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进行顶层设计。

结语

当然，亚洲复兴之路不会平坦，中国的崛起还会遭遇来自各方的阻遏。但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洪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亚太军备竞赛只能给亚太人民带来不幸，繁荣共生才是亚太的美好未来。复兴亚洲的大业，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够完成的。中、日、印作为亚洲的三个大国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义务。日本应该将自己的经验与教训传给亚洲，中国应脚踏实地完善自己，学好本领再贡献给亚洲，印度也应振奋精神，不忘责任。作为亚洲的大国不仅要为亚洲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更要为亚洲提供高尚的公共精神。亚洲不仅是亚洲人的亚洲，也是全人类的亚洲。如果说西方能为世界文明提供尺度，那么，几大文明并存的亚洲更能为世界文明提供新的价值衡量标准。

【注释】

①④⑤⑥⑦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57页，第15页，第242页，第245页，第247页，第333～334页。

②③[日]冈仓天心著：《東洋の理想》，岩波书店（1984）第21页，第24页。

⑧[日]山田郎编：《近代日本の膨張と侵略》，新日本出版社（1997）第272页。

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第440页。

⑩[日]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史料集）南方的军政》，朝云新闻社（1985），第41页。

大平首相智囊团“政策研究会”報告書-4《環太平洋連帯の構想》（1980）。

宫泽首相智囊团“21世紀のアジア·太平洋と日本を考える懇談会”報告書《21世紀のアジア·太平洋と日本-開放性の推進と多様性の尊重》（1992）。

王屏：“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参考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何茂春：“东亚自贸区建成是迟早的事”，《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14年12月3日。

[日]原洋之介著：《新东亚论》，NTT出版株式会社（2002）第111页。

责编 / 张晓

作者：王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 篇3：

试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战略意义

摘 要：在世界经济疲软和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为了推进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化发展，我国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并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这对于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世界金融格局的优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将在阐述亚投行目标宗旨及成立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其成立对我国、对亚洲区域发展、对世界多极化趋势而言的多方战略意义。

关键词：亚投行；战略意义；世界多极化；对外贸易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关阐述

（一）亚投行的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总部设立在北京。亚投行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2日提倡筹建，并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与由美国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由中国倡导，利用成员国投入的资金，通过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形式，来推动区域交通、能源、电信等各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快区域内资本流动。截至2018年5月2日，亚投行已有86个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39个亚洲国家，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5个欧洲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8个大洋洲国家，巴西、阿根廷在内的7个南美洲国家，埃及、南非在内的6个非洲国家以及加拿大1个北美洲国家，成员国遍布五大洲，亚投行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二）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1.经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突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界线，通过对外贸易等方式来推动国际间的商品、服务、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经济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这四大层面。在新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削弱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完善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入了对外开放新阶段，开始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发展加工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大背景推动着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出现，也推动着亚洲各国放下争端，共谋发展。

2.世界多极化

世界多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朝着形成最终多极化格局发展的一种趋势，从当今世界的“一超多强”到真正的多极化格局有着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世界正在形成若干个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的力量中心，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备着一定的国际话语权。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格局推动着多极国家和地区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并通过区域化多边金融机构的发展来寻求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过剩产能的国际流动。

3.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亚洲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人口和GDP总量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当今世界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但由于亚洲大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政状况不稳定以及建设资金的有限导致了很多亚洲国家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严重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的对外发展和经济贸易的开展。因而，亚洲各国对这类投入资金大，建设周期长，资本回收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推动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出现。

4.我国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

2013年前，我国年均GDP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而2013年后，我国年均GDP增速逐渐回落并稳定在6%-7%的范围。我们将其称作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它不只着眼于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以此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化发展。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要求我国在加强国内经济改革，去除过剩产能的同时，积极开展区域经贸合作，推动国际间的资本融通，从而取得更为高效的可持续化经济增长点。

二、亚投行成立的战略意义

（一）对中国而言的意义

1.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

对我国而言，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发展我国与亚洲区域其他国家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增强区域间的投资合作。一方面，由于亚投行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亚洲各国吸引更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资金，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着飞速的發展，在公路、铁路、桥梁、高铁等多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着世界前沿的技术水平和建造经验，所以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亚洲各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逐渐富足，消费力水平随之提高，对外贸易的需求也逐渐增大。而作为制造业大国，对外贸易需求的提升有利于为我国提供更为广阔的商品交易市场。总的来看，亚投行的成立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是长远而持久的。

2.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我国应对经济新常态，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亚投行的成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与外部资金。一方面，有利于各国整合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贸合作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区域睦邻友好关系，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贡献。总的来说，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各国之间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一带一路”的深入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3.其他意义

一方面，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由于亚投行的成员国多分布在亚洲，中国又是亚投行的发起国，所以亚投行在进行资金融通或其他金融投资时会更倾向使用人民币。人民币的大量交易使其使用率提高，在亚洲区域的流通次数更多，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另一方面，亚投行的成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亚投行成立前，世界上的大多数金融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实际上都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控。亚投行的成立打破了这一局面，使中国登上国际金融舞台，从而有机会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定，中国也在亚投行的建设完善中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对亚洲其他国家而言的意义

1.推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洲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而亚洲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都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基础设施落后正成为许多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处于经济发展初中期阶段，许多国家政府短时期内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资金需求量大、成本回收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投行的成立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与资金来源。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经济贸易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与推动。

2.有利于亚太自贸区建设

亚投行通过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渠道为成员国提供支持，加快了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资本流动。亚投行也通过融资等方法为亚太地区吸引资金，促进该区域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太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亚太其他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三）对世界而言的意义

1.打破了“世界银行控制世界金融，美日掌控的亚洲银行控制亚洲金融”的格局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倚仗其大国身份妄图控制国际组织使之成为其推行强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工具。在经济方面，美元霸权便是突出表现。美元霸权在为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时，往往可能给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各种负面影响。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首先打破了美日掌控的亚洲银行对亚洲金融的垄断。在经济方面中国一直主张互利合作，呼吁构建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亚洲经济新秩序。随着亚投行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国正在引导着世界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在慢慢打破世界银行控制世界金融的格局。

2.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

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亚投行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的地位，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其他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力量，例如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及联盟也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加入了亚投行。通过亚投行的资本融通，欧盟能够通过投资、借贷、参与工程建设等方法缓解本国的债务危机，减少财政赤字；同时，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也能够进一步拓宽本国的能源销售渠道，增加石油、天然气出口，利于外贸稳定。除美国外的世界多极化力量正通过亚投行的成立获得更多的经济貿易发展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亚洲基础设施建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2012.

[2]黄志勇，谭春枝，雷小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建议[J].东南亚纵横，2013，（10）.

[3]海超.亚洲开发银行中的美日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2）.

[4]于欣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战略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7，（05）.

作者简介：

顾希雯，江苏省江都中学。

作者：顾希雯